并列式议论文道德绑架

并列式议论文道德绑架（精选3篇）

篇1：并列式议论文道德绑架

论道德绑架

徐建琴

（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安徽淮北 235000）

摘 要：随着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在实践中地不断延伸，很多都涉及道德这个视域。本篇文章就是从伦理学的角度，探究式的去分析这个课题；从生活实践中提取案例，去分析“道德绑架”这一现象的实质和原因，以及其在社会中所映射出的轰动，带来的恶性循环。

关键词：道德；绑架；道德绑架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795（2013）11-0034-01

一、道德的内涵

道德一直被大家挂在嘴边，但道德的具体概念是什么以及人类作为社会的全体到底要不要为道德去买单？道德是个名词，我们通常讲的道德是指人们行为应该遵循的原则和标准。道德产生的两个条件可以总结如下：第一，在主观条件上，人必须有自我意识的出现；第二，在客观条件上，必须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关系，使得自我意识能够分化，从而个体自我认识到自我的独特利益。就此道德的定义可以概括为：道德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向人们提出的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

有了道德这把标尺来度量人与人所体现出来的不同修养和内涵，那么是否所有人都会来自觉维护道德，提高自身的道德品质呢？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绝对地适用与一切情况，必须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切从实践出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教训。所以并不是所有个体都能自觉为道德做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引路人，往往由道德引发的纠纷，在法律面前又是无法解决的，这就引起了我们深思，为何我们自行树立的道德要被我们践踏，为此我们却还要想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去克制利用道德的行为？道德的出现本身是为弥补法律的不足，现在社会的现象反向倒戈，却想着怎样利用法律去制裁“道德的衍生品”。难得说是“法律”不想亏欠“道德”这么多年来的照顾？

二、对道德绑架的理解

对于“道德绑架”的理解：“道德”一词的存在目的在于个人的修身养性与精神发展，并进而形成群体性的“宽容”、“理解”以及“尊重”。其存在不同于并高于法律，没有任何强制性和规范性，是一种对模糊的“善”与“美”的渴望与追求，扎根于人的本性之中。且不论社会对“道德底线”和“道德临界点”的所在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定性——“道德底线” 一词本身概念极其模糊，哪怕一个人跨越了“道德底线”，但凡他的行为还在法律范畴允许之内，其行为就可以被接纳和理解。仅有对逾越法律底线的行为，社会才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其行为为“错误”。但在一般情况下用“个人道德标准”或是毫无明确定性的所谓的“社会道德标准（公共善）”。

三、支撑：热点案例

2012年8月23日，在杭州K192路公交车上发生的一名年轻小伙因没有给抱孩子的女人让座而被其丈夫打耳光事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大家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不让座行为和打人耳光孰是孰非上。大多数人觉得，应该把打人和让座区分开来看。一名自称是小伙朋友的网友说，小伙回家后跟他说了自己的遭遇，哭得很伤心，“实际上他是一个残疾人，腿脚不方便，而且性格内向。那天他看到那个妇女抱着小孩，内心是很想让座的，可是他自己腿脚又不好，又没有其他人让座，于是他很无奈地看了那对夫妻两眼，不想竟挨了几耳光。”[1]

此事在微博和网络上持续发酵，引来关注目光无数。本来乘车是一个民事行为，只要他买票就有了坐座的权利，只要当时有空位在，这是合法的民事权利。让座是一个人的品德修养，不是他的义务。好的品德修养有益他人，值得提倡，但道德毕竟是一种自律而不是他律，“当事人不能用暴力去要求别人遵守道德啊。”有法律界人士说，不让座，没有侵犯他人的权益，而打人，则是对他人权利的直接伤害。这是简单的是非和常识。不能因“道德”剥夺他的合法权益，这是“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是民主社会的退步，是危险的，道德的裁判是一个的公心，这是一个人治社会的体现，一个社会怎么可只依靠一个的人道德判断来规范别人的行为呢？一个社会一旦失去对法律的尊重，也就不会有对人权的尊重。人们的情绪在短时间内几度波折，当小伙子面对怀抱婴儿的妇女没有让座，人们心怀不满，但是当小伙子遭遇暴打，人们的情绪变成愤慨和同情。当小伙子被曝腿不太好，事情就变得刺痛人心了。我们这个社会有多少案例说明了，对法律的尊重，才能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力。

所以我们必须用法律来监督道德，不能让到道德衍化成反常态的绑架行为。自律的行为也需要他律来作为引导，以防自律不严，滋生事端。那对打人的夫妇，就是带着正义的幻觉去侵犯他人权利，往往更加残暴。

四、道德绑架产生的实质和原因

道德绑架的实质是以道德为砝码，要挟个人或众人不得不做某些事情，结果一般是做了的也少有自豪感，不做的则会在一段时间内感到忐忑不安。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社会是经常发生的。比如半强迫性的捐款、本不该进行的道歉等等。道德绑架之所以容易得手，是因为在强调群体和统一价值观的社会中，舆论具有足以杀人的功能。因而就出现了不自愿的捐款和满含委屈的道歉。中国是一个道德社会，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对道德力量的恐惧有时候甚于对法的力量的恐惧。我们每一个人的确会经常遭遇并难以承受许多道德的绑架，然而，这也不是说道德社会就一无是处，如果你适应了，还会去依靠它。而具体到某一事件，比如范美忠事件，又不能说公众对他或对教师群体进行了道德绑架。在任何时候，教师保护学生的利益，都属于公众正常的期待，也属于相关法规的正常要求。[1]陈梦源,周俊娟.不让座被连扇5个耳光续：有网友称小伙腿脚残疾[J].长江日报,2012(6).参考文献：

On moral kidnapping Xu Jian-qin(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235000, China)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actice to continue to extend, many of them involving moral.This article is from the angle of ethics, to analyze this topic;extract cases from the practice, analyzes the essence and the reason of “moral kidnapping” this phenomenon, and the sensation in the society in mapping out the vicious spiral.Key words: moral;kidnapping;moral kidnapping

［责任编辑：董 维］

收稿日期：2013-10-15 作者简介：徐建琴（1988-），女，江苏泰州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方向的研究。

道德绑架内涵探析

覃青必

内容提要:道德绑架是指人们以行善的名义，通过舆论压力胁迫他人履行一定行为或中止与道德相冲突的行为。道德绑架具有道德性、公开性、胁迫性、软约束性等特征。道德绑架不同于道德劝说的地方在于它的强制性；不同于道德强制的地方在于它强制的软约束性；不同于道德欺骗的地方在于它的意图是善的。道德绑架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我们应当有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 道德绑架 社会舆论 意志自由

覃青必，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530006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在我国的发展与普及，原来主要通过传统媒体发挥作用的社会舆论，现通过网络平台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其消极表现之一就是导致近年来不断出现的道德绑架问题。道德绑架自道德产生起就一直存在，而在当今的网络时代才被人们广泛、深刻地感受到。目前关于道德绑架的表述多体现在媒体、记者的报道以及网民的言论中，学术界至今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相关的著作和论文几近于无，这跟道德绑架事件受热议的现状是不相称的。有感于此，本文将尝试对道德绑架的内涵进行探析，探析的内容包括道德绑架的定义、道德绑架的结构与特征、道德绑架与相关概念的辨析等方面，以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学界对这方面研究的重视。

一、道德绑架概念的日常使用

在伦理学中，有不少概念首先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然后再经由学者较为严谨、系统的研究与分析，最后进入规范的学术语境，成为伦理学的专业术语。道德绑架概念也一样。目前学界对道德绑架尚无一个权威的定义，《伦理学大辞典》 中亦没有收录有这一词条，道德绑架概念的使用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随着网络舆论监督的不断增强以及社会上道德绑架现象的增多，道德绑架概念已成为目前人们使用得最频繁的概念之一。对一个概念来说，日常生活的使用代表人们对它最初、最直觉的理解与把握，这是学术分析的源头，也是任何学者所必须尊重的，因此我们的分析将从道德绑架概念的日常使用开始。我们先来看以下几个通常被认为是道德绑架的事例：

事例 1：广东电白县有个 18 岁的女孩，患有尿毒症，为治病家里已是负债累累，如今要彻底康复就必须换肾，手术费高达 20 万元。有个叫 “冰尘” 的网友建议： “我们找出买彩票中了奖的彩民，让其捐献25万，挽救一条生命„„”。巧的是电白县就有一名彩民中了双色球两注头奖，奖金高达 1200 多万元。于是众多网友戴着口罩和鸭舌帽来到投注站，拉出条幅，呼吁刚中了1200 万元的得主捐资救人，从而把中奖者的道德选择推向了公众面前。

事例 2：吉林有个贫困农民叫刘福成，有个11 个月大的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为了治病他花光了所有的家产，在向所有亲戚朋友求助无果的情况下，他向施正荣、刘永行、黄光裕、陈天桥、鲁冠球、丁磊等国内六名富翁发去求助信，希望他们捐钱给女儿治病。随后，沈阳 《华商晨报》 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并刊发多篇文章对愿意救助的富翁热情报道，而对不表态或不愿救助的富翁颇有微词。

事例 3：每逢社会遭遇重大灾害时，明星的捐款成为媒体争先报道的对象，媒体甚至会公布明星的捐款排行榜，对捐款数额大的明星赞誉有加，而对没有捐款或捐款数额较少的明星冷嘲热讽甚至横加指责。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一些明星为维护自己的社会形象，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捐款。

在以上事例中，如果我们为被求助者辩护，则不难认为这是道德绑架行为，由此我们发现道德绑架的一个日常表现是：某些个人或群体陷入困难后，向认为有能力救助的他人求助，然后媒体对此事进行大量的报道，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从而把被求助者的道德选择推到了舆论和公众的面前。被求助者之所以认为这是道德绑架，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原本应该是基于意志自由的救助行为，现在被媒体和公众以道德的名义强制并绑架了。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道德绑架。然而我们发现，有时人们对道德绑架概念的使用并不限于以上情况，请看以下事例：

事例 4：近年来，网络舆论干预司法工作的现象时有发生。有司法工作者反映，网民直觉式的道德判断与高涨的道德义愤，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舆论压力，已干扰到了他们正常的司法活动，导致他们原本应该基于法律精神的司法活动，严重受制于网民的道德判断与舆论压力，“在干预中，网民的反应过度表现为对事件本身、当事人缺乏应有的‘置入’和理解，陷入某种‘正义幻觉’引导的质疑迷恋，从而导致‘舆论审判’、‘道德绑架’„„”[1]。这些司法工作者认为，他们的工作被道德绑架了。

事例5：汶川地震后，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汶川县启动了“汶川映秀 ‘5·12’ 震中纪念地” 争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工作。消息一传出，遭到了众多网民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在震中遗址上建 5A 景区会伤害灾区人民的感情。对此汶川县县长张通荣回应说： “许多网民没到过汶川，对这里的实际情况不了解，因为信息不对称，将 ‘道德洁癖’ 强加给我们„„”，他认为自己致力于发展汶川经济的行为遭到了道德绑架。

事例 6：中国男孩洪战辉在一次接受了记者李小萌的专访时谈了自己的烦恼。自从被评为2005年感动中国人物后，他先后在全国各地做了近150场报告，而这些报告全部是免费的，洪战辉说他想过要收出场费，是又不敢收，因为人们觉得作为道德楷模要有自己的道德形象，而不应该计较经济上的利益。

在这些事例中，我们看到了道德绑架概念指称的另一种情况。在这些事例中，道德绑架涉及的人不再是求助者与被求助者，而是基于某一行为的阻止者与被阻止者；胁迫做的事也不再是救助行为，而是放弃某一正在从事的与公众的道德判断相冲突的行为。被胁迫的人之所以认为这是道德绑架，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从事的原本应该是正当的行为，如今却被公众以道德的名义绑架和阻止了。

二、道德绑架的语义分析及界定

名与实是相互限定的关系，在相互限定中名与实才得到一个确切的表达。如果说本文第一部分是对道德绑架 “实” 的描述，那么这里我们将进入道德绑架 “名” 的分析，即从语义上分析道德绑架的基本含义。

道德绑架由 “道德” 和 “绑架” 构成，这两个词相互修饰和限制，从而构成道德绑架的基本含义。道德指的是 “以善恶评价为形式，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用以调节人际关系的心理意识、原则规划、行为活动的总和” [2]。道德的基本特征是以善恶评价为形式，并依靠具有软约束特征的社会舆论来维系，从而区别于以正义为形式的依靠国家强制力来维系的法律。以 “道德” 来修饰绑架，意味着这种绑架带有道德的特性，即含有善恶评价和软约束的特点。首先，这种绑架含有善恶评价的特点，以善而非其他名义进行，同时要求他人履行的行为也是与道德相关的行为，从而区别于以其他名义进行的、不包含道德内容的其他形式的绑架。其次，这种绑架具有软约束的特点，以社会舆论压力的方式进行，社会舆论的软约束性决定了道德绑架的软约束性，从而使它区别于以暴力为后盾的其他形式的绑架。

我们再来看 “绑架” 的意思。在 《现代汉语词典》中，绑架指的是 “用强力把人劫走” [3]。绑架的目的是以被绑架者的性命为砝码，通过胁迫被绑架者或其亲属，来达到获取钱财等目的，当胁迫不成时，绑架有可能导致 “撕票”，即 “绑票的匪徒把掳去的人杀死” [4]。绑架带有强迫性与要挟性，以 “绑架” 来修饰道德，意味着这种道德行为带有强迫性和要挟性的双重特点。首先，这种道德行为带有强迫性，是不尊重他人的意志自由和道德选择的，因此它与道德自由相对立，也不同于道德规劝。当然，诚如上文所分析的，这种强迫由社会舆论施加，是软约束意义上而不是暴力意义上的强迫。其次，这种道德行为带有要挟性，而不是直接的强迫，要挟是 “利用对方的弱点，强迫对方答应自己的要求” [5]，它意味着道德绑架是在要挟下完成的，被要挟的东西乃是他人爱惜、顾虑其社会道德形象的这么一个弱点，他人若不按要求完成道德行为，就得付出丧失或大大降低其社会道德形象的代价。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把 “道德绑架” 定义为：人们以行善的名义，通过舆论压力胁迫他人履行一定行为或中止与道德相冲突的行为。这个定义容纳了前面所例举的事例，并反映道德绑架基于语义分析体现出来的特征。在这个定义中，关键点有三个，一是 “以行善的名义”，以其他名义进行的绑架可以是其他种类的绑架，但不能称为 “道德” 绑架，因此 “以行善的名义”是道德绑架概念区别于其他绑架概念的关键点；二是 “通过舆论压力”，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压力——比如国家强制力、暴力强制、威逼等——来迫使他人履行一定行为，但这不能称为道德绑架，而毋宁说是道德强迫，因此 “通过舆论压力” 也是道德绑架概念的关键点；三是 “履行道德或中止与道德相冲突的行为”，道德绑架要求完成的行为，只能是与道德相关的行为——要么是履行，要么是中止与道德相冲突的行为——而不是其他与道德无关的行为，这也是道德绑架概念的一个关键点。关于道德绑架概念的这些特点，我们将在下文 “道德绑架的基本结构与特征” 中进一步展开论述。

三、道德绑架的基本结构与特征

道德绑架的结构是指道德绑架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由三部分构成，即道德绑架的主体、道德绑架的对象、道德绑架要求的行为。第一，道德绑架的主体。道德绑架的主体即道德绑架行为中绑架的实施者。它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针对某一救助事件，由陷入困难的个人、众人，以及后来经媒体发动后支持救助行为的公众构成；二是针对某一与道德判断相冲突的行为，由反对该行为的公众及媒体构成。前者如事例 1 至事例 3，后者如事例 4 至事例 6。能否成为有效的道德绑架主体，关键在于是否拥有足以胁迫他人的道德影响力（这里指的是一种能掌控社会舆论，能对他人进行道德施压的能力），道德影响力越大就越有可能进行道德绑架。因此能控制、发动社会舆论的媒体、新闻工作者最容易成为道德绑架的主体，道德模范也比一般人容易成为道德绑架的主体。在道德绑架中，媒体的作用是至关紧要的，几乎所有的道德绑架事件都是在媒体的主导下产生，这种主导作用有时甚至会违背、扭曲求助者原初的意愿，使原本是私人间的救助行为演变成公众的道德绑架，并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因此如果道德绑架是应该谴责的，那么最应该受谴责的应当是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第二，道德绑架的对象。道德绑架的对象即道德绑架行为中被绑架的人。在媒体已成为 “第四种权力” 甚至 “第五种权力” 的时代[6]，任何人、任何团体都有可能成为道德绑架的对象。当然明星、有钱人、公众人物更容易成为道德绑架的对象，因为他们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而且被认为是有能力救助的人。而一般人更多在从事 “与道德相冲突的行为” 时，有可能成为道德绑架的对象。由于道德绑架利用的是他人爱惜、顾虑其社会道德形象的这么一个弱点，因此对道德绑架对象来说，越是在乎自己的社会道德形象，就越有可能被道德绑架，反之，越不在乎自己的社会道德形象，就越不可能被道德绑架。所谓 “君子可欺以其方” [7]，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三，道德绑架要求的行为。道德绑架要求的行为是指道德绑架中绑架者要求被绑架者从事的行为。在道德绑架中，要求从事的行为首先是履行道德的行为（只不过这种道德行为因强迫性而失去道德的意蕴），典型的如救助行为，这在道德绑架中最为常见。其次要求从事的行为还有可能是中止与公众的道德判断相冲突的非道德行为[8]（而不是不道德的行为），这种非道德行为在一般情况下是允许人们从事的，既不能说它是道德的，也不能说它是不道德的，只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这种非道德行为与公众的道德判断相冲突了，从而成为道德绑架要求中止的对象。在道德绑架要求履行和中止的行为中，要求履行的一般是道德行为，而不可能是不道德行为，要求中止的一般是特殊情况下与公众道德判断相冲突的非道德行为，而不可能是道德行为，因为在逻辑上，我们既不可能 “以行善的名义” 要求他人履行不道德的行为，也不可能 “以行善的名义” 要求他人中止道德的行为。

我们再来看道德绑架的基本特征。道德绑架的基本特征是指道德绑架特有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基本性质与特点。总的来说，道德绑架有四个基本特征，即它的道德性、公开性、胁迫性、软约束性。第一，道德绑架的道德性。这里所指的道德性，并不是说道德绑架是符合道德的，而是说道德绑架以道德为理由和基本目标展开。道德绑架的道德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以道德的理由而非其他理由进行，二是它要求完成的行为是道德行为而不是不道德行为。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以其他理由进行绑架——比如以获取金钱为理由进行绑架，也可以胁迫他人完成与道德无关的行为，但这些都因缺乏道德的理由和目标而不能称为道德绑架。当然道德绑架以道德为理由和基本目标展开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符合道德的，而只能说明它的初衷和目的是善的，而由于手段的强制性与不道德性，道德绑架最终沦为一种不道德。第二，道德绑架的公开性。道德绑架具有公开性的特点，它不是私人间的救助行为，尽管它往往由私人间的救助行为引起。比如在事例2 中，开始刘福成向国内六名富翁求助时，还只是私人间的救助行为，而只有在 《华商晨报》 对此事公开报道并引起社会舆论关注后，才演变成道德绑架。因此公开是道德绑架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而这种公开一般通过媒体的报道来实现。公开是道德绑架形成舆论压力、进而胁迫他人履行道德的前提，没有公开这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公开性成为道德绑架必不可少的一个特性，没有公开性的救助行为，只能是私人间的救助行为，而不会演变成道德绑架。第三，道德绑架的胁迫性。道德绑架的胁迫性意味着道德绑架具有要挟性和强迫性的双重特征。要挟性意思是道德绑架并不是直接的强迫，而是利用被绑架者爱惜、顾虑其社会道德形象的这么一个弱点进行强迫，被绑架者之所以受制于媒体的道德绑架，也并不是因为害怕媒体本身，而是因为害怕自己的社会道德形象被媒体毁坏了。强迫性意思是道德绑架并不是通过尊重他人的意志自由、以劝导的方式要求他人履行道德行为，而是通过强制的不由分说的方式要求他人履行，当然这种强制不是暴力强制，而是由社会舆论施加的具有软约束特征的强制。要挟性与强迫性相辅相成，共同构成道德绑架的基本特征，无要挟的道德绑架更像道德强制，而无强迫的道德绑架更像道德劝说。第四，道德绑架的软约束性。道德绑架不是靠直接的赤裸裸的暴力来维系，它一般会通过施加社会舆论压力这种相对温和的方式来迫使他人履行一定行为，社会舆论的软约束性决定了道德绑架的软约束性。现实生活中，有时我们会直接以暴力的方式来迫使他人履行道德，比如曾有报道称，杭州有一小伙子因没有给怀抱婴儿的妇女让座，从而被该妇女的丈夫扇耳光扇到鼻血直流[9]，但这种靠暴力维系的道德行为与其说是道德绑架，毋宁说是道德强制。因此道德绑架必须是以施加社会舆论压力这种软约束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以其他暴力的方式进行，这就是道德绑架的软约束特点。

四、道德绑架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从以上分析我们发现，道德绑架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颇为相近，而且它们之间还很容易混淆，因此要正确理解和把握道德绑架概念，还必须辨析它与这些相关概念的关系。在这里我们主要辨析道德绑架概念与道德劝说、道德强制、道德欺骗等概念之间的关系。

第一，道德绑架与道德劝说。道德绑架与道德劝说相同的地方在于，它们都以善的名义要求他人履行道德。但道德绑架不同于道德劝说的地方在于它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由广泛而强大的社会舆论施加，从而迫使被绑架者不得不屈从众人的意志去履行道德。因此在道德绑架中，被绑架者的道德选择、意志自由是得不到尊重的。而道德劝说恰恰相反，它是以尊重对象的意志自由为前提的，而且道德劝说很多是私人间的道德互动，即使上升到社会舆论层面也是小范围的，而不至于利用广泛的社会舆论对劝说对象进行强制，否则道德劝说也有可能演变成道德绑架。因此平时生活中我们在道德上对他人进行的批评、教育与劝导，应该属于道德劝说的范围而不是道德绑架的范围。尽管道德绑架与道德劝说都以善的名义要求他人履行一定行为，但有无强制却是区分它们的重要标准，无强制的道德绑架更像道德劝说，而增加了强制性的道德劝说则更像道德绑架。

第二，道德绑架与道德强制。如果说道德绑架与道德劝说的区分在于强制性的有无，那么道德绑架与道德强制的区分就在于强制性质的不同。道德绑架与道德强制相似的地方在于它们的强制性，即它们都通过强制的手段迫使他人履行道德。但强制是有不同的性质的，道德强制意义上的强制与道德绑架意义上的强制不可同日而语。道德强制利用暴力的方式——比如利用国家强制力、暴力打击、个人威逼——来迫使他人履行道德行为，这完全不同于利用舆论压力迫使他人履行道德，在这种暴力强制下他人可以说没有任何道德选择。但道德绑架主要利用舆论压力这种相对温和的方式迫使他人履行道德，这跟通过暴力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暴力方式超出了道德的范围，那么舆论压力的方式尚在道德的范围内，它体现的强制性依然具有软约束的特点，在这种压力下被绑架者至少相对于道德强制来说是有道德选择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发现，道德绑架并非可以绑架得了任何人，而道德强制却几乎可以强制所有人。因此像我们平时讨论的 “见死不救入刑”、“公交车上不让座要罚款”、“领导指令下属捐款” 等现象，应该属于道德强制的范围，而不是道德绑架的范围。可见尽管道德绑架与道德强制都以强制的方式要求他人履行道德，但强制性质与手段的不同是区分它们的重要标准。

第三，道德绑架与道德欺骗。道德绑架具有道德性的特征，尽管手段上道德绑架有失道德性，但至少在意图上它是善的，即绑架者都很真诚地认为自己在履行道德，他们的道德感还很强烈，这点即使是被绑架者也不会否认，这是道德绑架的一个突出特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人会利用公众的同情心与道德感，有预谋地实施道德绑架，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比如一位母亲谎称自己的孩子得了重病，然后利用社会舆论压力要求甚至胁迫他人进行救助。这其实属于道德欺骗行为而不是道德绑架行为。尽管道德欺骗表面上也像道德绑架一样要求或胁迫他人进行救助，它甚至也会通过舆论压力的方式来实现，但道德欺骗区别于道德绑架的地方在于它的欺骗性，即利用公众的同情心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而在道德绑架中，这种欺骗的意图是不存在，绑架者丝毫不怀疑自己在履行道德，他们的意图是善的，尽管导致的结果未必道德。也正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发现，在道德绑架中一旦绑架者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道德性，他就有可能中止道德绑架行为；而在道德欺骗中，即使欺骗者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不道德，他仍然会继续他的道德欺骗行为，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有预谋地选择这样做。因此尽管道德欺骗表面上可以以道德绑架的形式与内容出现，但它区别于道德绑架的地方正在于其意图是否是善的，而如果道德绑架失去了原初善的意图，或被人别有用心地利用，就有可能沦为道德欺骗。

注释

[1] 郑智斌、吴昊：《网络干预的动机及影响》，〔乌鲁木齐〕《当代传播》 2009 年第 3 期。[2]朱贻庭主编：《伦理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 页。

[3][4][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40 页，第1231 页，第 1511 页。

[6] “第四种权力” 是指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新闻监督权； “第五种权力” 是指有别于传统新闻监督权的网络监督权，是人们最新提出的概念。[7]出自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孟子·万章上》），意思是君子可以用合乎情理的方法（比如道义的方法）去欺骗他。

[8]非道德的事：既不是道德的事，也不是不道德的事，而是不涉及善恶评价的无关乎道德的事。

[9] 新浪新闻中心：《杭州小伙不让座被连扇 5 耳光》，http:// news.sina.com.cn/o/2012-08-25/091925034793.shtml。

〔责任编辑：钱继秋〕

篇2：并列式议论文道德绑架

一、新闻传播中舆论“道德绑架”的含义

舆论“道德绑架”的现象始于互联网新闻的传播过程,后渐渐影响到传统媒体电视、报刊等其他媒介的新闻传播。近年来,随着网络平台的普及,网络空间成为新闻舆论发酵的主场地,道德评判被媒体或受众唯一化甚至绝对化,致使社会新闻舆论“道德绑架”的现象越演越烈,舆论导向单一化、极端化。国内最早一起网络舆论“道德绑架”案例发生在2005年,为重庆女孩陈易的“卖身救母”事件。陈易与深圳网友八分斋对峙,八分斋在整个事件中由“网络英雄”向“刽子手”身份转换,这正是网络舆论失控所致。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期间,网友纷纷通过微博、朋友圈等社交网络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范玮琪因在微博发布了孩子的照片,引来许多网民的不满,网友评论其“不发阅兵照片不爱国”,迫使其删除微博并道歉。同样被指责的还有大陆明星赵薇,因在大阅兵时没有发微博,她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再如,2015年天津爆炸事件发生之后,网友纷纷通过舆论压力逼迫马云捐款。几位名人遭遇的情况不禁让人感叹网络舆论中“道德绑架”的可怕。此类“舆论绑架”的案例在国内互联网平台的传播中非常普遍,酿制了一系列影响极为不好的网络暴力事件。

所谓新闻“道德绑架”,是指以道德为砝码,用美德来要求道德义务,以高标准姿态来评论新闻事件中的人或事物,特别是在新闻事件的舆论导向性上单一极端化,从而导致道德的评判被媒体或网民唯一化或绝对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教授认为,“舆论绑架”现象是由媒体逼视所形成的:“媒体逼视是对私人领域过度公开报道的行为,这种行为报道给被报道者带来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同时也造成了大众传媒的功能失调,是新闻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造成“舆论绑架”的新闻事件,往往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有一个认识度的问题。新闻传播者通过新闻内容所要形成的舆论传播导向,在实际的网络平台的传播空间里,往往是“抓住一个热点和话题,或者抓住对方的一句话、一个词,按照自己的理解,大肆渲染、炒作、批判,全然不顾及事实的真相、舆论的影响”。这样的行为通过自由的互联网网络平台的发酵,常常会给新闻当事人带来严重且不良的社会舆论压力,从而成为一种影响极为不好的网络暴力。换句话说,这既是对个体(网民或新闻接受者)实施了“绑架”,又最终“绑架”了媒体自身。

纵观上述观点,新闻舆论“道德绑架”现象可归为大众媒体抓住新闻事件具有争议性的言行,诱导受众卷入新闻报道之中,通过舆论导向大肆渲染、炒作、批判,变相地以舆论导向来控制新闻报道进程,向被报道者进行舆论施压,以实现利益需求的新闻舆论行为。

二、新闻传播中舆论“道德绑架”现象的主体

新闻事件的传播一般有传播者、传播媒介、传播内容、接受者几个环节。一般,新闻事件形成舆论“道德绑架”是传播者发布新闻内容在传播媒介上,以导向性的言辞诱导受众参与新闻报道事件,通过网络舆论向被报道者施加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达到新闻策划或报道的目的。合理利用新闻舆论“道德绑架”,可起到有效树立榜样或正确引导价值观的作用;一旦有目的不良的使用,常常会造成网络暴力现象。

梅罗维茨曾指出,与物理场地类似,媒体同样可以展示或隐藏某些东西,从而创造出新的信息场景。一方面,新闻媒体迅速而广泛的“传通”能力使得媒体新情境可以轻易聚集起海量观众,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公开;另一方面,新闻媒体有限的关注容量和对社会生活“探照灯”式的反映方式本身就使媒体新情境具有“舞台化”的效果,而媒体越是刻意渲染,媒体新情境的“舞台化”效果就越强烈,给被报道对象赋予的象征意义也就越明显。

例如,2016年4月15日,“广州花都42秒火灾视频”事件中,一段拍摄男子大火中被困防盗网的视频在网上引起讨论,15日下午,广州消防发微博怒斥视频发布者。各大新闻媒体对这一事件的后续报道以谴责拍摄者行为或者谱及消防救援知识为舆论导向,引起了广大网民的热烈争论。媒体的关注和众多网友、市民的舆论谴责把视频拍摄者和广州消防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有人谴责拍摄者的冷漠,有人指责消防的不作为或推卸责任、转移公众舆论视线。针对这则新闻事件,不能简单地说拍摄者与消防之间孰对孰错。拍摄者的行为有所不妥,引起了社会公众的迁怒。这一视频信息已经超出了公众对悲剧事件的心理承受范围,公众需要发泄情绪。视频拍摄者的不妥行为成了这一情绪的排泄口,自然也就成了社会大众舆论的焦点。正确的媒体舆论导向能够降低新闻事件本身的不良影响,而后续的新闻报道主要集中于防火防灾救援的引向和对不妥行为的谴责,新闻媒体在这一事件中承担起了警示和普及正确价值导向的作用。

媒体的新闻传播活动原本是现代社会环境监测和职能协调的重要承担者。然而,“舆论绑架”却转移了公众对事件的视线,破坏了协调的社会关系,从而妨碍了大众传媒履行社会功能。在给个体带来巨大压力的同时,媒体自己也陷入怪圈之中。特别是网络时代,媒体人的任何言行都容易引起公共关注,很轻易地被拉到公众面前赤裸裸地示人,并迅速传播。网络无限放大的功能会直接导致公众对传媒的本身不信任和产生逆反心理,进而影响媒体的声誉。例如,2015年天津爆炸后的马云被逼捐事件,当媒体把这个私人事件公开化以后,无疑是把舆论的目光引向媒体点名的报道者,被报道者被看作“他者”,媒体和受众一起成为正义的一方,被点名者成了被舆论逼迫的对象。媒体在一次次以道义、正义为名的“舆论绑架”中,使被报道者感受到众多公众的压力。大多数的网民只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事实上,真正的道义反而被忽视,这是新闻伦理规范意识的缺失。长此以往,公众会对媒体的公信力感到失望,对新闻传播的内容和功用产生怀疑。对于当下的互联网新闻媒体及其内容来说,失去公众的信任成为最严重的问题,它们失去了本身的公信力。

三、如何规避新闻传播中的舆论“道德绑架”现象

互联网只是新闻媒体中的一环,它是社会环境的“瞭望者”,职责是面向整个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新闻。如果互联网媒介越过了其角色定位,成为舆论导向的绑架者或审判者,必然会造成社会生活的无序化。在网络平台,舆论的参与广度、传播速度空前增强,对塑形社会道德有前所未有的作用。要规避互联网新闻传播中的舆论“道德绑架”现象,相关部门、媒体人、公众都应积极应对。

新闻传播过程中最基础的是新闻内容本身,客观准确的新闻报道是评论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新闻报道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导向,要善于从全局分析新闻事件,善于从表面现象找到事件的本质原因,避免片面的、不实的性报道。新闻写作的逻辑层次和评论除了要观点鲜明之外,更要做到以理服人,把握分寸,避免过激用词用语。

作为新闻传播过程中基本的执行者即媒体传播者,媒体人要自觉恪守道德底线,坚守传媒人的职业道德规范,积极担当起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除了具备各种知识之外,还应具备一种关怀精神,关怀国家、社会以及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

互联网平台本身的自由性,使其缺少相关部门的监管。而加强相关新闻媒体的监管,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新闻内容接受者的大众,要理性对待新闻事件,分析事件的前因后果,不能一味成为网络暴民。

总之,互联网是当下传播范围最广、时效性短、民众参与度高的新闻媒体平台。媒体作为社会环境的观察者,职责是面向整个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新闻。互联网新闻传播过程中的舆论“道德绑架”现象应得到重视,媒体人、媒介部门、监管部门、网民公众都应自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媒体环境。

摘要：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传统的文本信息在人们手中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随着媒介传播的日益多元化,新闻传播中所形成的舆论现象在互联网媒介平台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本文意在论述我国新闻传播中较常出现的舆论“道德绑架”现象,从新闻内容、舆论导向、传播者和接受者多个维度来深层次剖析出现这一现象的本质原因。

关键词：新闻传播,舆论导向,“道德绑架”

参考文献

[1]陈力丹,王辰瑶.“舆论绑架”与媒体逼视——论公共媒体对私人领域的僭越[J].新闻界,2006(02):24-26+1.

篇3：当慈善遭遇道德绑架

孔子知道后，并没有表扬子贡的“仁义”行为，而是说，因为有子贡这样的先例，以后赎回奴仆的人也不好意思到国库领取赎金。照这样下去，恐怕再也不会有人愿意为鲁国赎回奴仆了。

孔子另一个弟子子路，有一次奋不顾身救了一个落水的人。被救者家人无以为谢，把家里仅有的一头牛送给子路作为回报，子路高兴地接受了。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认为儒家弟子满口仁义道德，做了一件善事，为何要接受如此重的回报呢?对此，孔子却大加赞赏：好，好，好，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恐怕会有更多的人施以援手了。

如果孔子的慈善观能成为公众的普遍价值观，富人们也许就会不为慈善而如此尴尬了。

形形色色慈善门

对于企业家来说，慈善是一个很难回避的痛。

陈发树和他的新华都，一个月来深陷的“慈善拷问”仅仅是近几年来“慈善企业家”们遭遇的一个缩影。

翟韶均，曾因巨额慈善捐款和亿万身家数年名列胡润百富榜和胡润慈善排行榜。2005年，他的力联集团进入到最鼎盛的时期，资产评估结果达到10亿元左右。这年，也是他进行慈善捐助最多的一年，有媒体报道称：“翟韶均向社会公益事业的累计捐款额达4000多万元。”因为这4000万，胡润中国内地慈善家排行榜上，翟韶均由第38位上升到第23位，而个人身价更高达16亿人民币。

然而时隔不久，“集团银行欠债达到7亿元，翟总高调慈善是为了更多地拿项目”的传闻首先从集团内部传出。2006年2月，他被检察院因涉嫌行贿进行调查，进而被爆38万人民币捐款并未到位的传闻。这位身家上亿、以“江苏首善”名号行走江湖的老总一旦被扯进“慈善门”便一发不可收拾，数家媒体同时挤出了慈善捐款里的另外一些水分——对南京大学2000万元捐款存疑、江苏慈善总会认捐的500万元捐款实际只有100万元……

38万元使翟韶均苦心经营的慈善光环骤然缩水，变成紧箍咒，让这位“江苏首善”被慈善门狠狠地撞了一下腰。而同样被撞腰的还有他“江苏首善”称谓的继任者陈光标。尽管这位不顾金钱、身体和生命，几近疯狂地冲锋在慈善第一线的“慈善狂人”获得了无论民间还是官方的一致认同，但围绕他慈善动机的微词始终不绝于耳。接受《商界时尚》记者采访时，陈光标无奈地表示，为了表达他慈善行为的纯洁性，他不得不放弃在捐助地的所有公司业务。

今年第一起闯入公众视野的慈善风波，始于3月份营德旺计划将家族持有的公司股份的60％用来成立慈善基金。但是由于其身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股权变更需要证监会的批准，不但至今未能成事，还惹来“作秀”的质疑。更“高深”的解读是，曹德旺通过基金会进行资本运作，用说不清道不明的方式把股份变成了小金库。

10月26日，安踏体育的控股股东丁世忠及其家族也模仿营德旺的构想，宣布募资做慈善，拟配股8009万股借以募资8亿港元用于建立慈善基金。由于当时正处于“陈发树事件”风口浪尖，“丁世患版慈善”一经公开，便被舆论与“吸令”、“避税”、“作秀”绑架在一起。丁世忠最终不得不采取慎言的态度，让所有试图寻找突破口的好奇者都只是得到了“现在还在筹备阶段”的答复。

在中国，企业家不做慈善就会被贴上“为富不仁”的标签。但若是企业家捐了一笔的善款，人们便开始怀疑他捐助背后的商业意图，而善款的多少必定决定了接下来引发的公众道德争论的规模。关于企业家慈善的各种恶毒的揣测层出不穷。

“这样的反应是非常古怪的!”在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看来，这是公共舆论对富人进行慈善事业的偏见，而在笔者看来这种偏见几近恶俗。

慈善伪外衣

企业家从事慈善，在国外会被视为义举，而在中国为何如此艰难?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慈善事业”的释义却多少有些苦涩：“慈善事业是从同情、怜悯或宗教信仰出发对贫弱者以金钱或物品相助，或者提供其他一些实际援助的社会事业……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色彩，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慈善者通常把慈善事业看做是一种施舍…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它的社会效果存有争议。”

单纯从语义的角度讲，“慈善”竟然并非一个褒义词。

有“中国慈善事业的教父”之誉的民政部原部长、中华慈善总会创办者和第一任会长崔乃夫显然不会乐意于“慈善”被给予这样的定义。在他看来，父母对子女的爱为慈，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为善，慈善即是有同情心的人们之间的互助行为。

秉承这样的理念，中华慈善总会依靠微薄的政府拨款和民间捐赠自1994年4月开始艰难运作。因为缺乏鲜明的个性和足够的善款，在中国红十字会、宋庆龄基金会和青年志愿者协会等公益性政府组织的齐头并进中，中华慈善总会很难有所建树，日渐边缘化。

如果不是企业家对慈善事业的倾囊相助，也许公众对这一名词会更加陌生。

中国慈善事业的普及得益于“两个榜”和“一个事件”。2004年5月，胡润推出了国内第一份慈善家排行榜。这份侧重考察企业家个人慈善捐款记录的榜单与稍后公布的以考察民营企业捐款记录为主的《福布斯》(中文版)2004中国慈善榜一起，掀起了国内舆论关注慈善行为的热潮。而2008年的汶川地震之后，更多的企业家将自己的捐助解读为“慈善”。相比于以往的历次赈灾中，他们更习惯用“献爱心”来表达自己的公益情结，虽然表面上看只是用了一个更加时髦的词汇，但也证明了“慈善”作为独立的价值观植入一个群体。

无论是“两个榜”，还是“一个事件”，企业家都是施助者的主角。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慈善”这个名词从普及进公众视野的那一天起，就与“企业家”天然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商人一直是“唯利是图”的代表；西谚亦日，让富人行善，有如让骆驼穿过针眼，这在揭示商人“视钱为命”上可谓入木三分。“世上的好人虽多，可没有多少傻子愿意在银钱上做好人。”张爱玲这句稍显刻薄的话，似乎正是多数人判断富人慈善动机的思维起点。

在这种逻辑下，一个“唯利是图”又“视钱为命”的人，能主动掏钱，一定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于是当“企业家”热衷“慈善”，这种“慈善”便很自然地披上了“伪”的外衣。

慈善何须道德绑架

即便我们用最具恶意的眼光去考量当代中国企业家的种种“劣迹”，给他们统统戴上“恶人”和“唯利益论”的帽子，也不妨碍我们去考察慈善的本质。因为我们认为，当一种不损害不特定第三人的观念意识指导下的行为，的确能惠及需要受帮助的第三人时，我们应该鼓励，而不是去苛求实施这项行为的动机，以及行为人因此获得怎样的收益，更不应该去考察实施这样行为的人曾经有过怎样的

过错——除非他现在的行为是以损坏第三人的利益而达到的——无论是翟韶均、曹德旺，还是陈光标，他们的慈善显然不具有这样的危害。

正如如今正在热议的“陈发树慈善避税说”。尽管陈发树的慈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年9月爆出的陈在上市公司大小非减持中存在的逃税问题，尽管乾隆时期和王申就提出了花钱抵罪，但毕竟“花钱抵罪”在当下的中国尚未成为纸写笔在的“免死金条”。如果陈发树真的有逃税前科，且奉命调查之人果真会因为陈匆忙之中抬出的慈善基金，而终止调查，或“念及其慈善之心而将功抵过”，岂不成了“依法治国”最大的笑话?

或者说，如果慈善真有“花钱抵罪”的功效，岂不是对牟其中、仰融、唐万里和黄光裕之流智商的最大讽刺?陈发树多次对媒体强调自己是个“极端单纯的人”，而前述各位的精明却总是外露无遗。当东窗事发前，这些聪明绝顶的商人们有所察觉时，为何不统统设立“慈善基金”而散财免灾?以他们在当时的财富，不用说83亿元，即便是183亿元也不在话下。比较财富和自由，孰轻孰重，我想这不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此时笔者无意为陈发树的脸上贴金，也不想去探究“逃税”一事的真伪，只是想说“慈善”与“抵罪”实为风马牛不相及。即便“逃税”一事为真，按照中国的法律，逃税罪的初犯是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坊间流传的“陈发树涉案10亿元”的传闻，又源于“企业家都是唯利是图”的逻辑，陈发树应该做的，也是必须做的是退还10亿元，而何以多此一举地“捐款83亿元”来围魏救赵?

而牛根生深陷的是另外一类道德绑架。成立老牛基金，曾经是一片叫好的善举，但“毒牛奶事件”后，老牛被沾染上了“污点”，注定无法摆脱以道德之名的攻讦，其慈善动机也将遭到道德枷锁的全盘抹杀。

有爱心、讲信用、重承诺、生产毒奶……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牛根生?“从有到无，回馈社会，我觉得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大的快乐。”老牛的慈善语录还在回响，而如今在公众眼里，除了惋惜，谩骂之声依然铺天盖地袭来。一些民众认为，这不过是老牛“借”慈善包装自己的惯用伎俩：“我们很难相信他的话，他根本不配做慈善。”更多的民众认为，“公众无法指望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能将慈善进行到底”。当曾经的“最有担当的企业家”脸上忽然刻上“道德有罪”的刺青，所做的慈善似乎也全部成为猜想质疑的“行为艺术”。

难道有“缺点”的企业家就不允许做慈善吗?或者说做慈善人物不能有任何瑕疵?牛根生“制毒”，和可能的陈发树“逃税”，作为承担了比常人更多社会责任的企业家，理应受到舆论的谴责。但无论是先慈善，还是先“作恶”，其慈善行为本身最起码有从一个局部彰显“道德底线”的作用，这种道德底线应该让大家接受。

社会对慈善事业予以更多关注，并借助道德来表达对慈善的纠偏，是一种积极信号，说明慈善正成为社会常态。但是，有时候我们眼睛看不清东西，也可能不是因为世界浑浊，而是我们眼里揉进了沙子。

如果仅单纯地把慈善看做一种“道德符号”，成为对慈善行为全部肯定、全部否定的量化标准，慈善事业最终将沦为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如果公众连企业家做善事的机会都不给，那么公众的“慈善”又从何谈起?慈善理由被误读，这是善施者的尴尬，而一个善施者听有的慈善动机被百日地与龌龊庸俗画E等号，又会是谁的尴尬?

企业家是一个不应该苛求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社会存在价值就是运用其资本、智慧和管理才能重新配置闲置的社会和自然资源，并将其重构成公众更能普遍接受的新产品和新服务。生产和服务，以及由此产生的税收和就业已经是这一群体对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苛求企业家从事慈善本就是本末倒置的道德绑架，而苛求从事慈善事业的企业家一定是所有道德的楷模，更是对慈善事业最致命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