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政治生态规律

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政治生态规律（共6篇）

篇1：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政治生态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正反两个方面经验，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1](p.25)。政治生态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特定的政治主体，都构成一个由相应的次体系及外部环境组合而成的生态体系[2](p.124)。如果把当代中国民主政治作为研究对象，其体系内部各次体系之间及其与外部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通过有机互动相互联系共同组成的整体，就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生态体系。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生态体系的运转，不是任意的、杂乱无章的，而是存在着内在的规律性。这种规律就是贯穿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必然性、秩序性、常规性，就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生态体系中各内部体系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站在政治生态视角，探究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规律，对于推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科学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生态定位规律

民主政治体系及其各要素各安其位，发挥自身的位置功能，通过各自的相互作用实现自身结构和功能优化，就会促进民主政治体系整合为有机整体，进而成为民主政治体系发展的动力。当代中国民主政治要实现其自身发展，就必须把握好民主政治生态定位规律。

(一)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摆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首要位置

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争取人民当家作主、建立人民民主制度而奋斗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以建立民主政治制度为己任，始终不渝地为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而奋斗。在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广大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卓有成效地对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进行了长期和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完善民主政治制度，不断丰富民主政治形式，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框架。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离不开党的领导。民主政治建设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特别是在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实现广大人民利益是一项既复杂又艰巨的系统工程，这样就必然要求一个既能够集中体现人民群众意愿，又能团结、带领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政治核心。在当代中国，唯有中国共产党能担当这一重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民主政治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并且创造性地实现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科学的统一，制定并实施了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愿望的政策和法律制度，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国家各项政策和法律制度就无法真正得到落实，人民当家作主就不会得以实现。

必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党的领导的实质就是要支持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就要求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切实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要领导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保证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切实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领导人民实行基层民主，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领导人民严格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必须把民主政治建设的生态定位放在服务社会发展上

社会环境是民主政治体系运作的生态源。任何生态体系，都离不开其赖以产生的源头。在自然-社会生态关系中，自然生态乃是社会生态赖以产生的源泉，社会生态以自然生态为根基，没有自然生态的依托和奉献，社会生态就无以存在。同样，社会环境也是民主政治体系运作的生态源，社会生态就是民主政治生态的基础和氛围。民主政治体系绝不能跳出社会环境、脱离社会体系的制约。没有社会体系的规约，民主政治体系的生长就会漫无节制。民主政治体系寓于社会环境之中，同时民主政治体系也不可能拒绝社会环境的滋养。没有社会资源源源不断地输入，民主政治体系的运转就失去动能。离开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实际，任何政治文明、政治形式都将失去存在的意义。

服务社会发展是民主政治建设唯一合法性前提。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与之相适应。民主政治也是如此，它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不断向前发展。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政治与社会关系中，国家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强权专制政治使社会处于弱势状态，这种反生态的关系状态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的权利观念的强化以及社会民主运动的展开为前提，国家与社会有了明确的界分，民主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发展处于均衡状态，二者各自独立又相互合作，形成和谐相生的生态体系。而今，民主政治正向着更为高级和完美的、以社会为主体的生态和谐阶段发展，社会将处于主体性的强势地位，民主政治的社会工具性更加强烈，由社会领导者向社会服务者转变，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将成为民主政治体系的最大目标和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前提。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社会发展主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实际遵循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即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从中国民主建设的实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来看，紧紧围绕社会发展主题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变化的多元需求，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非常重要的一条成功经验。在20世纪50年代，党的八大就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这一需要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成为党和人民的共识，并写进我国新宪法，用更加明确的表述在党的基本路线中确定出来。

(三)必须把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及权利尊严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终极目标

人的自由与权利能否得到保障是检验民主政治合法性的试金石。当代英国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认为，民主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标准[3](p.324)。民主政治，是当代世界主权国家诸种政治治理形式中最为先进的政治实践形式。在政治生态理论看来，民主政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民主、权力具有无限膨胀的本性，因而不能离开对它的制约。政治生态理论认为，民主政治应当是以人类自由为价值追求的“有限民主政治”，即把民主、权力限定在人们——无论是民主多数还是民主少数均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这个范围不能超过的边界，就是人的自由与权利。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来源于它对人的自由与权利的制度保障，一旦失去对人的自由与权利的制度保障，民主政治就丧失了其赖以生存的合法性基础。

切实保障人民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处于当家做主的地位。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个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主权真正在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国家主人。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受宪法保障，集中体现在国家机关由人民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并接受其监督。也体现在人民有权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经济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

把坚持以人为本作为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就是要扩大人民对权利的享有和对于权利自由的保障。要通过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设，“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1](p.26)。要使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要加强党的执政制度法制化建设，加强人权保障法制体系建设，扩大和完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公民相关权利的法制保障，进而推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实现科学发展。

二、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生态平衡规律

民主政治体系生态平衡表现为民主政治体系内部各子系统之间以及民主政治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在结构上有机关联和互动，在信息和能量输入与输出上处于均衡、平稳与开放的状态。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要遵循政治生态平衡规律。

(一)必须坚持发展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

党内民主直接决定着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从而对人民民主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发展党内民主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与执政能力的重要前提。而要发展人民民主，首先必须发展党内民主。从党的地位看，党处于国家政治体系的核心，不少党员处在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上，这种情况决定了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必将对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产生制约并发挥主导作用。从党的任务看，党的中心工作也是国家和人民的大事，党内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能够按照民主化、科学化的程序进行，国家法律和各项具体政策的制定也就有了可靠的民主保障。

党内民主必然在全社会形成强烈的辐射和示范效应，带动并影响人民民主不断实现健康发展、科学发展。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都是全社会的表率。这种领导核心地位和模范表率作用，决定了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民主的发展有赖于党内民主的发展。党内的民主思想、民主制度和民主作风，对国家和社会的民主思想、民主制度和民主作风有着直接巨大的影响。党内民主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程度。发展党内民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和内在要求。

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互促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向前发展。经过新时期的实践探索，我们党明确提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4](p.236)，并以之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为了推动人民民主，通过对党的章程进行多次修订和一大批党内民主法规的先后颁行，初步确立了党内民主的制度框架。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在民主实践中很多新的创造和经验也为党内民主提供了源泉和很好的启示，正是在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互促进中，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向前发展。

(二)必须坚持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经济文化及生态建设协调发展

必须坚持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首先，民主政治建设作为上层建筑，归根结底决定于经济基础。也就是说，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政治也对经济基础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二者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需要民主政治的扩大，进而充分调动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其次，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民主经济，它要求资源配置和生产决策以价格为基础。市场经济还具有经营者的主体性、平等竞争、自由协约等特征，客观上为政治民主的发展奠定了相应的经济制度基础和思想观念基础。因此，坚持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相协调，才能使二者在相互促进中共同发展。

必须坚持民主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民主政治的发展离不开其所处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主要表现为社会的传统文化及其政治价值导向、当前社会文化意识主流、当前社会文化发展趋向、民众的文化素养及其政治意识等。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消极影响较为严重；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已成为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指导思想；而西方文化的渗入，需要去伪存真，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文化对于民主政治建设起到引领、指导以及深刻的影响作用，必须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民主政治建设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推动民主政治不断向前发展。

必须坚持民主政治建设与生态建设协调发展。民主政治建设体系存在于社会与自然的大环境中，与其生存环境之间既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时又相互制约、相互排斥。当人类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的时候，自然界就会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源源不断的滋润和供养。当人们无视自然界的生态化存在和主体性要求，破坏自然界生存规律的时候，自然界就会通过其惩罚性的反生态手段报复人类，给人类以警示和教训。如果人类有关与自然相处的民主政治活动(包括民主决策等)符合生态建设规律，就有利于人类自身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否则，在破坏自然生态的同时，必然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

(三)必须坚持民主政治建设与法制建设紧密结合

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是由民主自身的属性决定的。民主政治不仅是一种理念、一种文化，更重要的是一种制度，是约束、指导人们政治行为的政治制度。离开了制度，民主将失去自身应有的政治价值。民主制度就是以法律为支撑的政治制度体系。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5](p.168)要使社会主义民主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民主政治制度具有普遍约束力和相对稳定性，得到法律的保障而不受任何侵犯。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要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使民主法律化、制度化，获得其国家意志的属性，具有任何人不可侵犯的尊严和权威，克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破坏民主的现象[6]。在立法方面，要根据社会主义民主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司法方面，要保持司法机关应有的独立性，切实保证其独立行使权力，不受外力干涉。同时要在全体人民中反复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努力使每个公民知法守法，同违法和犯罪行为进行斗争。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民主是法制的基础和内容，法制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只有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赢得了民主，才能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也只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集中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制定出真正反映人民意志的法律，并保证法律的遵守和执行。只有人民认为是合法的规范，才能把它转化为内在的行为准则，并自觉地遵守和执行，法律的价值才能充分实现。同时，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又有赖于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同这种地位相适应的各项权利，行使这些权利应遵循的原则和程序，以及制裁侵犯人民民主权利行为的方式和途径，都需要通过法律来确认和规定，并通过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

三、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生态渐进规律

政治生态理论认为，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具有不同层次，每一层次都有各自的结构和功能。民主政治体系由低到高的发展，要遵循渐进规律，梯次发展，有序推进，分步实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也要遵循政治生态渐进规律。

(一)必须坚持民主政治建设梯次发展

质量互变规律要求民主政治建设应梯次发展。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一般是先通过量的积累，然后才能发展到质的变化，其中量的积累过程就是一个梯次发展的过程，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是如此。一方面，民主政治的自身发展和完善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民主政治理念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检验，民主政治形式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探索，民主政治制度也需要在实践中反复矫正，这就决定了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梯次渐进的过程。另一方面，人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接受也要经过一个从发现到认识到运用的过程，而且不同的人群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水平、要求程度和参与能力存在很大的不同，这种过程和差异决定了民主政治建设必然要梯次渐进地向前发展。

经济发展不平衡要求民主政治建设梯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严重。这主要体现在：东部沿海地区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地缘优势明显，经济发展较快，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自然条件较差，尽管享受大开发政策，经济发展依然缓慢；城市由于工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社会保障比较完善，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改善，而农村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整体经济状况与城市差距较大，一些老、少、边地区依然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另外，不同职业和不同行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等不同劳动性质的群体，经济差别也很大。不同经济基础必然要求不同的民主政治形式与之相适应。这也是民主政治梯次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知识文化素养差异较大要求民主政治建设梯次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化教育体系。教育事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主体资源。但是，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需要还存在很大差距。由于受教育水平存在差距，人们的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差距也很大，对民主政治的要求客观上形成了层次性。这也要求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一层一层地梯次向前发展。

人口结构的复杂性要求民主政治建设梯次发展。我国是人口大国，这种人口数量因素制约着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决定了我国目前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是基层民主政治。民主的较高形式是直接民主政治，但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实现直接民主政治，目前还不具备条件。另外，我国还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习俗和信仰，势必对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不同的影响，因而必须允许不同形式、不同进度地发展民主政治。

(二)必须坚持民主政治建设有序推进

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有领导、有组织地推进。在当代中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真正让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单靠个人自发产生民主意识、自觉形成民主行为是不可能的，只有把全体人民组织起来形成强有力的人民民主政权，才能使民主成为一种制度来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7](p.79)。因此，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坚持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在当代中国，领导人民享有民主政治权利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广大人民建立新型的民主政治制度，使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活更加完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合理协调不同利益关系，营造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使民主政治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形成最广大人民的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决定的。二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原则。共产党以宪法和法律为基本活动准则，通过对国家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来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三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相统一的原则。四是保障公民权利原则。我国的民主制度不仅要求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且要求国家切实保障公民在各方面的权利。五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国家立法机关充分发挥和行使其立法职能与执法监督职能，不仅要建构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体系，而且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

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按照程序规范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是一种理性、文明、有序的活动过程，其运行必须以法定的、可遵循的程序和时序为依据。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实现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如何用好自身手中的权力，必须通过相应的民主程序来加以规范。民主政治建设主要体现在民主政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同时包括各项民主政治制度的实施和运行，这些都要通过法定程序才能得以进行。民主政治建设还涉及各种政治资源的配置、各种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各种政治规范的形成等，都要通过法定程序有效进行[8]。民主政治建设如果不能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就一定出现无序和混乱，最终必然偏离正确的方向。

(三)必须坚持民主政治建设分步实施

民主政治建设不能急于求成、一蹴而就。当代中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开展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必然制约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民主建设要经历一个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当代中国是在经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社会基础上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尽管民主自由的理念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主流，但封建意识和剥削阶级腐朽思想还将长期存在，这也是民主政治建设要逐渐分步实施的因素之一。民主政治建设总要受到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敏感度极高的改革，风险和难度很大，必须采取积极而稳妥的步骤，从实际需要出发，与各项改革相协调，有步骤地向前推进。

民主政治建设要适应社会发展分阶段进行。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社会特征，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建设也要遵循阶段性发展规律。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大体经历三个阶段。一是争取主权民主阶段。这是中国人民权力实现的开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争得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主权。二是实现经济平等。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体现在将政治权利与自由权利置于经济平等的基础之上。通过实现经济平等，使最广大的人民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任务。三是在实现主权和经济平等的基础上，逐步扩大人民的个人权利与自由。这就是未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努力方向。

民主政治建设要立足国情有计划实施。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政治体制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经济增长较快但发展很不平衡，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呈多元发展，全球化、国际化趋势显著增强，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做长期准备和长远思考。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由低到高、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进程。必须立足本国国情，遵循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在要求，按照社会发展进程的总体安排，科学设计和制定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长远规划，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实施，不断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迈进。

四、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生态制约规律

政治生态理论认为，政治体系的内部各要素之间既相互关联、相互协调，同时也相互矛盾、相互制约。政治制度的制定充满科学的、合理的因素，都有其独到的优势，但必须进行不断地修正并加以制约，否则其优越性就难复存在[9]。民主政治尽管是当代世界主权国家诸种治理形式中最为先进的政治实践模式，但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其最大的局限就是民主权力——也是由民主权力转化而来的政治权力——具有无限膨胀的本性。民主权力的扩张和冲动，会给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带来极大伤害[2](p.343)。为此，必须采取措施，对民主政治进行必要的制约，弥补其不足，使其更臻完善。

(一)必须发挥法治国家的制约作用

坚持维护和树立宪法尊严。习近平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10]。宪法是全国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基础。我国宪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定的，是党的正确主张和全国人民共同意志的统一，集中体现了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宪法与民主政治在本质上的一致性，是宪法成为民主政治的前提。维护和遵守宪法，有效防止公共权力对社会利益的侵蚀，从而为公共权力的自主性设置最高限度，这体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政府。我们实施的依法治国是人民的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法执政。法治的根本意义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治权，必须通过法治使最易专断腐败的政治权力也能依法行事。在实施法治的过程中，必须规范行政权力。为了既保障公民权利，又使行政机关在管理国家公共事务中有章可循，必须加强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要通过法律规范政府权力，通过法律监督防止政府权力滥用。要发挥社会主义法治力量和监督力量，把权力彻底关进笼子里。

切实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我国已经建立比较完善的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在新形势下，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力度必须进一步加大，监督行为必须进一步规范。要形成工作机制，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行为。要大力推进执法公开，提高政府、司法机关工作的透明度，加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力度，改善和加强新闻舆论对执法机关的有效监督。要把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作为重点，确保监督到位、有力、有效。要加强责任追究，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确保执法权力正确行使。

(二)必须发挥社会组织的制约作用

社会组织通过分担一部分公共权力发挥制约作用。英国政治学家杰拉德·克拉克认为：“非政府组织是民间的、非营利的专业性组织，具有特殊的法律特征，与公共福利目标有关„„非政府组织包括慈善基金会、教会发展机构、学术思想库及其他有关诸如人权、性别、健康、农业发展、社会福利、环境等问题的组织”[11](p.296)。社会组织相对独立于国家及其政府，又是国家及其政府的合作者。因为它来自民间，不是官办组织，因而不受制于政府，而且由于其公益性价值追求和公共属性，它还是监督政府行为的制衡性社会力量。通过将一部分公共权力分给社会组织承担，不仅会对公共权力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同时也是基层民主得以充分实现的有效形式。

全面做好社会组织的完善和自我发展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组织的发展程度，表征着社会的民主化程度。因此，大力推进社会组织的完善和发展，政府要摆脱传统封建“家长制”作风，从自身是公共权力唯一拥有者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多元治理。政府要把原本属于社会组织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和权力归还给社会组织，鼓励社会组织积极独立地参与决策，增强社会管理效应。此外，还要不断完善政策法规，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切实加强基层组织的民主建设。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基本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支持广大人民在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对所在基层组织的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实行民主自治。基层民主制度充分调动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有效地分担了一部分社会管理职能，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发挥较大的作用。

(三)必须发挥民主政治体系自身的制约作用

充分发掘民主政治制度自身的制约功能，防止民主权力无限扩张。民主尤其是现代民主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在人民对民主制度的安排中已经预置了“民主防腐剂”，也就是说民主本身就内含自我约束和监督的制度因素。在此意义上说，对民主制度的制约，是民主的内在规定性，是民主的实质所在。但问题还在于，好的民主制度并不一定产生好的民主效果。同样的民主制度，在此国运转良好，在彼国可能一塌糊涂。民主制度要收到实效，除了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外，还取决于人民对其制约功能的发掘程度。把民主所具有的制约的内在规定性，转化为一种政治生态诉求，恰恰是政治生态理论的政治价值取向。

通过体制内部权力分解，使民主政治体系内部权力之间实现相互制约。宽泛地说，分权是指社会各阶级共享社会政治权力，以便利益均沾。狭义地看，分权是指政治体系内部的结构性权力分立。在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基础上，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家权力的配置上实行合理分工，贯彻制约和监督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在司法机关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既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在各国家权力内部，也要坚持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分离，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通过实施广泛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体系外部的制约。更广泛地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是对民主政治权力进行外部制约的有效途径。只有建立起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制度化沟通渠道和约束机制，才能限制其滥权冲动，民主政治才能够成为生态化的政治机制[12](p.55)。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优化代表成员素质。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要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强化权力监督，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和制约体系，凡涉及群众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篇2：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政治生态规律

通过学习当代中国民主政治，我深刻认识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党通过各种各样的民主体制、民主系统，极大的调动了人民群众积极性，推动了国家的发展，中华民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通过学习我得出了以下认识：

一、坚持三个有机统一

我们一定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它就是对我们建国以来，党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些规律性的内容，经过梳理、总结而得出的结论，它反映了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开展国家政治生活需要遵循的一些基本的准则，这些准则不是因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经过多少年我们不断的摸索、探索才把握到的一个客观规律。三个有机统一，首先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领导核心的地位，是需要通过制度、体制的形式加以保障、完善和巩固的，而且中国的历史，就是革命历史和建设的时间都说明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对于正确推进国家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推进国家政治生活，对于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包括对于整个国家机构、公共事务的效率都有很大的保障，很大的保障，党的领导在意志方面体现了人民的意志，那么党的领导在组织方面，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性的组织。

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党的领导，二者联系紧密，一个是基础，一个是对象，得有机结合起来，不能偏废。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目的就是我们要建设一个人民群众生机勃勃，群策群力，在党的领导下能够实现集思广益的政治生活、状态，人民当家作主的生活状态。

三、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活动方式或者说是它的存在方式，是一个有高度的纪律性要求，规范性要求，程序性要求的非常复杂的责任重大。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党的十六大以后，依法治国的法对人民当家作主，它的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人民是一个整体概念，它不是一个个体概念社会主义法制，所以说过去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认识这个道理，也是经过多年摸索，甚至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达成的，所以说党中央到新的世纪就提出了三个有机统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缺一不可。要把这三个要素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而不是什么呢？而不是以一个取代一个，那么对三个有机统一，它要有一套科学的、合理的这么一个组合形式，组合形式，比如说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它必须体现在，无论是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它对法律的良好和模范的执政上，而不是把法律放在一边，以损害法律的权威来实现你的领导，这不是三个有机统一里的那个领导，这不是。所以三个有机统一，它起的作用是缺一不可，相互支持，相互协调 的这么一个关系，这么一个关系。

篇3：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政治生态规律

一、世界政治民主化国际关系多极化及民主化进程表现

一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 当代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了封建主义制度, 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 封建专制纷纷土崩瓦解, 加快了全球民主化进程。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曲折的道路中发展前进, 并在一些国家实施各自的社会主义民主模式, 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逐步健全和发展, 初步凸显了新型民主政治的活力和潜力。三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继续改善和发展, 在改革中日趋完善。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制度对发达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制度进行了借鉴,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都在摸索适合本国实际需要和国情的民主制度, 并且都尝试实行符合本国实际的民主制度, 并相应地取得了一些成绩。四是尽管当代世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尚未实现, 但对话交流、和睦相处已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 国与国之间不分大小、强弱和制度差异, 各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将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五是世界各国呼吁的主旋律是和平, 人民希望永远都不要发生战争。国家之间也主张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遵守国际公认的国际法和维护基本人权,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益, 促进不同文明对话, 推动解决贫困落后、社会不公等问题。任何国家不得威胁他国, 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与对策

经济全球化过程无疑给中国带来深远的影响, 但又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后来者必须改变原有的面貌, 置身大潮之中, 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机遇。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面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因此要紧紧抓住这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机会, 大力推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改变了经济发展模式, 实行了对外开放, 加入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来, 在经济发展上制定优惠政策, 进而顺利地参与到国际化分工中来。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实现现代化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信息。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必须适应这个趋势。中国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 应采取如下对策。

1. 增强综合国力。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政治军事力量的较量更多地被综合国力的竞争所取代。从长远的眼光看, 一个国家只有重视其自身发展, 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才能保证国家的经济地位稳定。为此, 中国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迅速增强经济实力,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我国经济战略的重点仍是发展和稳定的大局, 在国际上加强加大外交联系, 尽量避免与他国发生冲突, 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要注意时序问题。

2. 要保持扩大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只是参与国际竞争的手段之一, 经济发展才是根本目的。应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不论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建设, 中国都应敞开大门, 适应这一趋势, 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优势, 把握其中机会, 面对各种挑战。事实证明, 那些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获得了较稳定和快速的增长。由此可见,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有利的。经济全球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最大程度得到了发展, 为相关企业和生产经营者提供了有利的地点和资源, 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和生产要素的流动。

3. 要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经济组织, 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 世界的全面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参与。所以, 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世界性经济组织和行动越来越多, 这也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各国经济协调发展、切实解决南北差距拉大等问题的强烈愿望。

篇4：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政治生态规律

关键词：政治生态；公共领域；舆论监督；政治权力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6）06-0196-05

政治生态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等政治环境的综合反映或存在样态。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政治发展追求的目标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党中央也开展了持续不断的反腐败斗争，一定程度上营造了廉洁从政的政治生态环境。当然，良好政治生态的塑造一方面需要制度性的持续规治，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公众“无孔不入”的舆论监督。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作为公众进行话语表达和舆论监督的政治参与平台，公共领域不仅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提升提供民意基础，而且也可以通过公众舆论的监督和批判来规范权力的合理化运行。因此，从公共领域的视角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

公共领域是公众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协商和交流辩论的公共舆论空间。它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公众参与的开放性和话语表达的自主性以及处于不同利益阶层的公众能就某一公共

性问题在协商对谈中得出大体一致的共同性认识。而这种基于公众讨论形成的“民意”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现实的政治权力运作和政府决策。因此，公共领域具有无所不在的政治监督性和批判性功能，并对一个国家政治生态的优化和完善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舆论监督是指公众通过某种媒介以话语表达的独特方式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务管理，并促使政府按照法律规定以及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方向进行决策的权利。虽然舆论监督不像法律一样具有政治强制力，但却拥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道德威慑力量。特别是当那些以分散交谈或个别讨论方式引起民众关注的社会公共问题在通过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并形成舆论共识时，它便代表着社会公众的意志和一种公共道德的力量，从而就会对政治权力、政党意志以及权力拥有者的政治决策和其他一切不符合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的行为产生重要的约束性影响。而公共领域就是公众以话语交流的方式开展权力监督和批判的公共性舆论场域。也即，公共领域就是舆论监督的有效载体和平台。它为党和政府的反腐败斗争凝集着越来越强大的民意基础，使权力拥有者时时处处有所敬畏。

在当代中国，党和政府特别强调民众公共参与的重要性，也不断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创设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方式。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八大，大会报告都强调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提到了“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各级政府也出台了多部关于鼓励公众舆论监督的规章制度、增设了一些平台。然而，公众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对参与公共事务不太积极。究其原因，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种意识。

一是“私民”意识。“私民”是和“公民”相对的概念，其直接表现就是民众的“行私”意识

李朝东、王金元曾经指出，“私民社会的实质在于一个‘私字：皇帝以天意行私，……官宦以皇帝的名义行私，草民则以孤苦无奈的方式行私——自私和以行贿的方式守私或扩私”。参见李朝东、王金元《教育启蒙与公民人格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14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公众的公共参与意识和话语表达意愿明显提高。但由于两千多年封建家长制传统的影响，一些民众只专注于个人的功名利禄和升迁得失，而很少参与涉及国家长远利益的公共事务的政策讨论。这种“私民性”心理的外在表现就是民众缺乏社会参与意识和公共责任意识，并最终造成了民众公共参与精神的萎缩，并形成某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习惯性认识。正如某学者所言，政治冷漠的“深层原因在于大部分民众仍然以个人狭隘利益为主导价值取向，本质上体现为公民意识的淡漠”[1]。因此，“私民”意识的根本特征就是民众公共精神的缺失。

二是“顺民”意识。“顺民”意识和“公民”意识有着本质的区别。“顺民”就是指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意志的人。然而，公共领域的本质却是公众基于公共利益考量而展开理性批判和舆论监督的公共性场域。其中，公众对自己所享有的权利有着充分的理性自觉，他们对公共事务充满怀疑和好奇。由于历史和现实多方面的原因，部分民众在面对权力“干预”或“不作为”时更多采取忍气吞声和委曲求全的态度。主要表现就是他们缺少独立自主意识和主观能动性，把自己看作是国家机器上一个毫不起眼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部分，认为自己并不能改变现实。其固有的处世原则使他们放弃了对政治权力进行监督和批判的权利，反而采取了一种随遇而安的“好好先生”的做人原则。而处于公共领域之中的公众与之恰恰相反。他们不仅对参与公共事务充满向往，而且对政治权力的不规范运行时刻保持警惕。因此，没有理性怀疑，就没有对政治权力的制衡，就不利于政治生态的优化。“顺民”意识体现了部分民众批判和监督精神的缺失。

三是“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意识就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念，并由此形成对权力、官位和官员的崇拜与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权力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的盛行。与之相反，参与公共领域的公众不仅不企求权力，也不崇拜权力，而且是权力的监督者和批判者。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公民意识，但很难消除植根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官本位”意识。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权力拥有者缺乏“被监督”意识。权力拥有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不愿意接受来自公众的民主监督。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来自上级而不是公众的授权。因此，“只唯上不唯下”成为权力拥有者的“为官之道”，“被监督”意识明显不足。二是民众缺乏民主监督意识。一些民众缺乏民主参与意识，不懂得通过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认为政治决策和社会管理是权力拥有者的职责，甚至政治监督也是权力拥有者内部的事情，权力监督与自己无关，自己只是一个被动的“局外人”。因此，“官本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治生态的恶化，也是阻碍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内在因素之一。

与此相应，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对国家权力的运转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现代政治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社会力量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权力的规制，同时，国家权力也不能脱离社会力量的制约。正如某学者所指出的：“没有社会体系的规束，政治体系的生长就会漫无节制；没有社会资源源源不断的输入，政治体系的运转就会失去动能。”[2]故当代中国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不利于政治生态建设的优化和改善。

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不仅强化了权力拥有者的权力意识，更为严重的是弱化了其对权力和民众的敬畏之心。舆论监督是权力拥有者正确行使权力的重要前提。强大的舆论监督能够有效制约权力的无限制延伸，而孱弱的舆论监督则会助长权力的肆无忌惮，进而使权力拥有者无视甚至蔑视民意。当前中国，有些官员只在意自己的权力大小、职级升迁和工作待遇，而对民众疾苦视而不见，对群众诉求置之不理，对公众利益不闻不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缺少了舆论监督对权力的制约。当然，权力拥有者之所以敢于忽视公众舆论，还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权力来源的问题。我们虽然讲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但官员的任命却更多取决于上级的意愿。如此一来，来自于公共领域的公众舆论对于权力拥有者的制约力量十分微弱，并使其失去了对民众的敬畏之心。

同时，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也诱发了权力的不规范运行。权力的运用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制度规定了权力的边界，而公共舆论则对权力拥有者的行为起着巨大的监督和约束作用。当公众积极参与公共领域、行使舆论监督权利时，权力拥有者必然对社会民意心存敬畏，而不敢越轨使用权力；相反，当公众远离公共领域，舆论监督形同虚设时，权力的违规使用、越轨使用也将在所难免。当前，公众舆论监督虽然在政治生态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还远远不够。因此，舆论监督的缺失不仅可能诱发权力的畸形裂变和不规范运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放任了权力拥有者的贪腐行为。

另外，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也不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合理化。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众意见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正处于向纵深发展的阶段，必然引起利益格局的变动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再加上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更容易滋生、诱发各种社会冲突，甚至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近年来发生在各地的群体性事件足以说明这一点。比如发生于2015年的厦门反PX项目事件及2012年四川什邡群体性事件等。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一方面需要参考专家学者的论证，另一方面也需要广泛征询公众的意见和要求。这样，不仅有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而且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否则，就有可能造成政府决策脱离实际、“不接地气”，进而损害政府公信力。

二

公共领域是指公众在摆脱其它外在控制的情况下，自由地表达自我对公共事务观点和意见的言说平台。它既可以展示自己对政治权力的信任和支持，也可以对政治权力展开监督与批判。可以说，公共领域是一种公众“在场”的参与型民主政治。它要求公众关注政治事务，鼓励公众在参与社会管理和政府决策过程中真实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是反对性的意见或建议。因此，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共领域必然成为约束政府和权力拥有者不当行为的重要力量。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发展就是要决策者接受公众的审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而优化政治生态环境。

第一，公共领域的存在有利于消解官员特权，规范权力拥有者的行政行为。事实表明，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不仅催生权力拥有者的腐败行为，而且极易导致权力对公民权益的入侵，造成权力拥有者“权力就是特权”的错觉。十八大以来，在高压反腐的态势下，我国的政治生态大有改善，但慵政懒政、滥用职权和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依然存在。在当代中国，权力拥有者的特权消解一方面需要制度的规范，另一方面也需要保持公众监督的舆论高压。现代政治是一种参与型的民主政治，向所有公众开放也是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作为公众话语表达的公共性空间，公共领域不仅是公众参政、议政的空间，而且是政府倾听公众意见和公民诉求的场域，更是公众监督和批判政治权力的平台。另外，它也是一个自主性的公共存在，不仅不受政治权力和资本势力的左右，而且是制约权力和资本的社会力量。在公共领域中，每一个公民都独立自主地就公共事务展开讨论，公开表达自己对政治权力或政府决策的看法和不满。面对公共领域权力批判的本性，权力拥有者必须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故公共领域的存在必然对权力拥有者形成舆论威慑的心理高压。2010年《人民论坛》在随机采访和问卷调查中发现，70%的中国官员害怕舆论监督，特别是网络监督，而且官员们最担心的是其不道德行为、违法违纪行为和灰色隐蔽行为被曝光[3]。因此，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舆论监督不仅可以限制官员的特权，而且可以促使权力拥有者更加勤政、廉政。

第二，公共领域的存在可以加强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公共领域的本质是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公共领域中的公众舆论不仅是检验政府决策和施政是否合理的试金石，而且也是反映政府公信力和支持度的晴雨表。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政治决策一方面需要超越地方利益或短期利益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更离不开来自相关公众的意见和想法。公共领域则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在公共领域中，公众可以就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独立而自由地表明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从而使政府决策能够在集中民智的基础上更加公正和科学。否则，如果缺少公众的参与，政府决策可能从表面或短期看似乎

非常理性与科学，但实践中则有可能脱离公众的需求和社会实际，最终遭致反对而使其“烂尾”，而这势必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严重损害。在当代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启蒙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他们希望在民主参与中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如若不能满足公众民主参与的要求，来自顶层设计的决策就很难获得较高程度的社会合法性，也不利于政治生态建设的推进。正如学者王长江所言：“民主是政治生态的要件，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归根结底要靠民主。但缺乏民主则可能导致合法性丧失。”[4]因此，公共领域中公众的政治参与不仅可以提升政府决策的合法性，而且也是政府赢得公众支持，加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环节。

第三，公共领域的存在有利于治理官场潜规则和重塑健康政治文化。作为制约政治行为的潜在心理因素，政治文化影响着社会成员对政治生活价值的认知取向和行为选择。健康的政治文化可以营造出廉洁的从政环境，而不健康的政治文化则必然使政治生态受制于某种政治潜规则的干扰。而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目标就是要通过消除政治潜规则而使人们形成健康的政治文化认知。政治潜规则的治理和健康政治文化的形成首先离不开制度和法律的规范，同时也需要来自公共领域的公众舆论监督的约束，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就当前我国的政治生态建设来说，就是要通过制度规范和舆论高压使全社会形成一种健康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意识。其主要内容包括：政府施政不仅要对党负责，对上级负责，而且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权力并不能垄断或打压社会舆论和公众话语表达，权力必须敬畏民意、敬畏法律；对权力拥有者的评价标准依据的不是其权力的大小和官阶的高低，而是来自公众的评判和民意以及社会贡献的多少和能力的高低。健康政治文化应该在公众的监督和评判中逐步形成，并真正消除长久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的社会认识。因此，政治生态建设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党和政府能够主动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实践证明，只要党和政府下决心治理，通过制度高压和舆论高压，健康政治文化重塑和官场潜规则治理的目标就完全可以达成。

三

从根本上说，作为公众就公共事务展开交流协商的平台，公共领域输入的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输出的是公众对其发表的意见和看法。经过公众舆论的监督和过滤，政府决策必然更加理性和实际，并进一步提升政府决策的民意基础；同时，权力拥有者也必将在强大的公众舆论压力之下减少腐败行为，并消除“懒政”“怠政”等行政不作为。因此，基于公共领域的舆论监督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中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党内监督和制度监督的重要补充，而且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

首先，应不断提升和优化公众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政治参与意识。公众是公共领域的参与主体，他们希望在公共领域的话语争锋和“舆论斗争”中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与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公众积极的政治参与是社会力量通过舆论监督来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前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公众公共参与意识逐渐增强，但由于文化传统影响和忙于经济建设，许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仍然相对不足。故提升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和完善公众的政治参与机制至关重要。其一，加强公众政治启蒙教育，提升公民政治主体意识和监督批判意识，逐步消除依附观念；其二，拓展和创新公众政治参与渠道与形式，并在经常性的参与实践中，提高话语表达能力，积累参与经验，体验公共参与效能和提升公共参与情怀；其三，公众要树立有序参与、理性言说的政治观念。理想公共领域要求公众能够以理性的思考、文明的言说来传达自己对公共事务和政治权力的看法和意见，甚至怀疑或批评。在公共领域的政治讨论中，公众的公开批判一方面需要“吹毛求疵”，另一方面更要“依赖理性”[5]（P32）。而且，唯有“理性”的正确使用才能形成有“威力”的公共舆论。当前中国，部分民众在公共参与过程中展露了大量“虚假性”“低俗性”和“非理性”的话语表达，这不仅扰乱了政治参与的秩序，更不利于政治生态建设的完善和优化。

其次，政府应该加大政务公开力度，主动接受来自公众的舆论监督。展开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和评判是公共领域的基本职能。“权力本身成为了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讨论对象”[5]（P92）。这种讨论不仅可能是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或批判，也可能是对政府决策的纠偏或纠错。然而，不同的权力拥有者对此的认识会有不同——有人认为是对政治权力的挑战和威胁，有人认为是政府赢得公众支持的机会[6]。但不管是监督还是批判，关键是如何把这种威胁化解为机会，把挑战转变为信任。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政务公开至关重要，也就是政府应该主动接受公众的舆论监督。国务院在《2016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中要求细化和分解政务公开工作任务，增大公开力度，强化政策解读反馈和回应，不断提升政务公开实效。政务公开的内容主要有：政府决策的公开；

政务信息的公开；行政权力运行的公开；行政审批的公开。当然，政务公开首要的是公开办事的制度，主要指行政部门公开行政事务，特别是公开其执法的依据、程序和结果。此外，政府工作内容也应该透明化和公开化，比如政府正在筹划或准备开展的项目，并对其工作进展应通过门户网站、政府公报或新闻发布会等方式进行公开、公示，接受公众的质询和监督。同时，政务公开应该树立便于公众知情、方便公众监督的原则，并拓宽公开的形式，丰富公开的内容，畅通社会和权力沟通与反馈的渠道；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原则，通过公众与政府的积极互动和对话，不断增强政府施政的民意基础，从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这也是公众舆论监督优化政治生态的基本目的。

最后，完善公众话语表达的保障制度，使社会舆论监督政治权力常态化。舆论监督是依法行政、从严执政的重要保障。中国的政治生态建设离不开公众舆论监督的支持，因为舆论对权力的监督更持久、更广泛，效果也更显著，是公民监督权力的有效手段。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完善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的长效机制，增强监督的合力和效果。在民主政治条件下，选举民主是制约政治权力的一种制度安排，但选举过程一旦结束，其监督的功效就相对弱化。而公共领域作为话语民主的空间则为公众通过舆论监督权力提供了长效机制。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话语民主是一个常态化的舆论监督机制，它随时随地可以揭露权力的不规范运行和官员的贪腐行为。另外，我们不仅需要公众的舆论监督，而且需要完善公众话语表达的制度保障机制和反馈机制。当前，某些政府部门把权力凌驾于公众舆论监督之上，公众的话语表达权利不得不屈从于政治强制的现象还部分存在。而且，如果权力拥有者打压公众舆论，舆论监督就将更加艰难。例如，2013年落马的四川雅安前市委书记徐孟加就曾对网络举报者打击报复。舆论监督之所以要看权力拥有者的“脸色”行事，官员之所以敢于抵制舆论监督，原因之一就是公众舆论监督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虽然当前也有一些关于舆论监督的法律规章和制度，但大都是一些相对宏观的管理规定，实际操作性并不强。此外，面对公众的舆论监督、质询或网络问政，权力机关必须做出及时有效的反馈，而不能久拖不决或给予敷衍了事的回应。因此，在当今中国要有效发挥公众舆论监督优化政治生态的作用，必须推进舆论监督保障工作的法治化建设。当然，法治社会中的公众舆论本身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参考文献：

[1]郭倩倩，秦龙. 政治冷漠与积极公民重塑[J].探索与争鸣，2016（3）：50-53.

[2]刘京希.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政治生态理论诉求[J].文史哲，2005（2）：150-155.

[3]李英华. 创造条件监督政府：网络先行一步[N].检察日报，2010- 10-19（5）.

[4]王长江. 民主是良好政治生态的要件[J]. 探索与争鸣，2015（6）：52-56.

[5]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

篇5：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政治生态规律

【摘要】 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现如今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极大丰富，基本上实现了小康社会。但这也是付出了代价的。我国的资源、环境和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突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迫在眉睫。

【关键词】 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 科学发展观 和谐社会

一、生态文明的现实意义

生态文明是改造生态环境的积极成果的总和，它表现为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们生态方面的意识、政治决策、法律法规、生态伦理、文学艺术等的提高和完善，以及经济发展促进生态环境改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就是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永续发展。生态文明关系到人类繁衍生息的根本问题，是和谐社会与文明建设的支撑点，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类改造生态环境的能力和范围不断扩大，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以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来换取一时经济繁荣的危害。人与自然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自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环境污染加重，自然灾害加剧，资源短缺，生态失衡。生态危机已经极为严重，已经影响到了人类生存、社会发展进步和国家兴盛。面对来自大自然的报复，生态文明是必须做出的理智选择。正是这种清醒，推动着人类文明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人们把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推上当今社会发展主旋律的位置，成为全球性的时代潮流。它预示着人类进人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生态文明时代。

随着环境恶化日益严重，生态文明成为新世纪人类文明的大趋势。在过去的数十年，基于环境问题的国际间合作愈加频繁，中国政府也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1993年，《中国21世纪议程》完成初稿；2007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发布，并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概念；2009年11月，政府宣布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的目标。在生态文明的引领下，中国坚持以保护环境为基点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

1、加强公民教育，培养生态文明意识

提升全体国民的生态文明意识是中国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制动。通过加强教育，让生态意识融入每个公民的思想深处，提高全社会的认知度和参与度，从而更好地支持生态文明发展。

2、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当前，我们要加快形成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使整个经济发展模式更加科学化、生态化。

一方面，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占48.7％，其中工业占43.1％，分别比1991年提高6.9和6个百分点，一些消耗资源多、污染大的行业发展过快，而消耗资源较少、污染较轻的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2006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5％，比1991年提高5.8个百分点。因此，当前要在继续发展商贸服务、社区服务、旅游文化、住宅产业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同时，加快发展综合运输、现代物流、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扩大企业、公共事业机构和政府的服务外包业务，提高服务业社会化和市场化水平。

同时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提升高技术产业，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工业，加快改造传统制造业，提升其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注重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促使农业向加工业、商业延伸，形成加工、科技、服务、销售的产业链，逐步走向现代化农业，使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农业形成统一，最终实现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

3、转变增长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发展

由于长期实行主要依赖投资和增加物质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仅过度消耗了我国的能源资源，也破坏了我国的生态和环境。当前，我们要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加大对自主创新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的主体。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大力发展循环工业、生态工业，依托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黄金是招远市的传统支柱产业，近几年，面对矿山品位下降、产品成本上升的形势，从黄金探测、开采、浮选、冶炼、加工等各个环节进行技术创新，先后完成了干式充填采矿法、直接氰化冶炼工艺、精炼金等10余项技术创新项目。其中，酸化还原炼金新工艺，变火法炼金为湿法炼金获国家发明专利，被誉为“黄金冶炼技术上的一次革命”，黄金、白银直收率分别提高了1.1和3.4个百分点，冶炼周期由原来的15天缩短为16个小时。

4、重塑消费模式，力行生态文明理念

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应当也不可能模仿发达国家以挥霍能源资源为特征的消费模式。而是要立足我国国情，正确引导消费结构升级，形成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科学合理绿色的消费模式。一方面，从改变生产模式入手，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促进能源资源循环式利用，从源头减少废物的产生，形成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运用多种教育手段和大众传媒工具，广泛宣传科学发展观，大力倡导节能环保、爱护生态、崇尚自然、适度消费、绿色消费，消除浪费性和污染性消费，形成“节约环保光荣、浪费污染可耻”的社会风尚，营造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氛围。提倡新的消费模式，能够帮助人们摆脱无止境的物质欲望追求，引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全面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从而切实地把党和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真正做到力行生态文明理念。

5、完善法律法规，保障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的实现，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当前，必须要加快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体系和法律体系。

一方面，建立综合决策体系，用宏观调控手段引导生态建设的积极性。逐步建立引导生态型项目开发的扶持性政策，防止和遏制破坏性经营的刚性约束政策，旨在快速恢复生态植被的资源补偿性政策，以及旨在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的科技投入政策等等。

另一方面，抓紧制定统一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法，构建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系列法律规范体系，将能源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问题统筹考虑，解决目前环保性法律和资源性法律相对分割、环境执法和资源管理相互脱节的问题，使能源资源与环境的保护得到法律上具体而切实的保障。此外，要依法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加大执法监督检查的力度，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从而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发展，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参考文献】

[1]孔德萍.《思想教育研究》[J].2008年1期

篇6：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探索和实践。尽管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出现过挫折和失误，但对民主的探索和实践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治建设的主线。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治找到了一条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相结合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中国人民将更多地享受到这种民主政治建设带来的政治文明的成果。实行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使我国完成了由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改变了人口发展的历史轨迹，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有效控制的两大奇迹，实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伟大转折。全国共少生4亿多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功不可没，贡献巨大。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问题，始终是制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始终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口众多、人均占有量少的国情，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沉重的局面，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未来十几年，我国人口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在人口问题上的任何失误，都将

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因此，必须坚持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不放松。

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贯彻落实《决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从控制数量解决生存发展，到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转变阶段，要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思路由单纯控制数量为主，向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工作方式由行政制约为主向依法管理、优质服务和综合治理转变。我们要着重抓好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五项任务，把农村作为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中之重，将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部署。

中共“以人为本”的一系列制度创新，把民主政治发展纳入到了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基本理念和执政方式中，从而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展现了光辉的前景，并取得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新的进展。

一是人民民主制度得到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经过近30年的改革和发展，得到了不断的完善。

二是基层民主建设成效显著。扩大基层民主，是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趋势和重要基础。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全国各地城乡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渠道增多，民主的实现形式日益丰富。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广大人民在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对所在基层组织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民主自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直接、最广泛的民主实践。

三是开辟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新篇章。2004年3月，中国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中国宪法全面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宪法为依据，中国制定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

四是民主执政成为中共执政的基本理念。在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关于民主执政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建立了民

主执政的制度体系，并正在积极探索民主执政的新途径和新方法。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党的各级干部民主作风明显改善。民主执政，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和发展人民民主。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将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一起，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加强民主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民主执政水平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