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散文集：西湖梦

余秋雨文化散文集：西湖梦（通用8篇）

篇1：余秋雨文化散文集：西湖梦

余秋雨散文：西湖梦

余秋雨凭藉着西湖山水的复杂性以探究中国文人的确人格结构构成的原因，揭示中国文化中的文人人格构成的深厚内涵，为读者打开了深层思考的空间。

作品原文

西湖的文章实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历代高手，再做下去连自己也觉得愚蠢。但是，虽经多次违避，最后笔头一抖，还是写下了这个俗不可耐的题目。也许是这汪湖水沉浸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我避不开它。

初识西湖，在一把劣质的摺扇上。那是一位到过杭州的长辈带到乡间来的。折扇上印着一幅西湖游览图，与现今常见的游览图不同，那上面清楚地画着各种景致，就像一个立体模型。图中一一标明各种景致的幽雅名称，凌驾画幅的总标题是“人间天堂”。乡间儿童很少有图画可看，于是逼视，竟烂熟于心。年长之后真到了西湖，如游故地，熟门熟路地踏访着一个陈旧的梦境。

明代正德年间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写过这样一首诗：

昔年曾见此湖图，

不信人间有此湖。

今日打从湖上过，

画工还欠费工夫。

可见对许多游客来说，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旧梦重温的味道。这简直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常用意象，摩挲中国文化一久，心头都会有这个湖。

奇怪的是，这个湖游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来。过于玄艳的造化，会产生了一种疏离，无法与它进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饮食不宜于排场，可让儿童偎依的奶妈不宜于盛妆，西湖排场太大，妆饰太精，难以叫人长久安驻。大凡风景绝佳处都不宜安家，人与美的关系，竟是如此之蹊跷。

西湖给人以疏离感，还有别一原因。它成名过早，遗迹过密，名位过重，山水亭舍与历史的牵连过多，结果，成了一个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游览可以，贴近去却未免吃力。为了摆脱这种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独个儿游了长长一程，算是与它有了触肤之亲。湖水并不凉快，湖底也不深，却软绒绒地不能蹬脚，提醒人们这里有千年的淤积。上岸后一想，我是从宋代的一处胜迹下水，游到一位清人的遗宅终止的，于是，刚刚弄过的水波就立即被历史所抽象，几乎有点不真实了。

它贮积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

二

西湖的盛大，归拢来说，在于它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

一切宗教都要到这里来参加展览，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这里的热闹;再苦寂的，也要分享这里的一角秀色。佛教胜迹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据了一座葛岭，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唤着繁密的脚印。作为儒将楷模的岳飞，也跻身于湖滨安息，世代张扬着治国平天下的教义。宁静淡泊的国学大师也会与荒诞奇瑰的神话传说相邻而居，各自变成一种可供观瞻的景致。

这就是真正中国化了的宗教。深奥的理义可以幻化成一种热闹的浏览方式，与感官玩乐溶成一体。这是真正的达观和“无执”，同时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随意。极大的认真伴和着极大的不认真，最后都皈依于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国的原始宗教始终没有像西方那样上升为完整严密的人为宗教，而后来的人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于自然界，与自然宗教遥相呼应。背着香袋来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并无多少教义的踪影，眼角却时时关注着桃红柳绿、莼菜醋鱼。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抑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归之于非常实际、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义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对者们在理性上的完整性的普及性;而中国宗教，不管从顺向还是逆向都激发不了这样的思维习惯。绿绿的西湖水，把来到岸边的各种思想都款款地摇碎，溶成一气，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闪，嫣然一笑，科学理性精神很难在它身边保持坚挺。也许，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是从西湖出发的游客，太少的是鲁迅笔下的那种过客。过客衣衫破碎，脚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赶路，也在寻找一个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边上，定会被万千悠闲的游客看成是乞丐。也许正是如此，鲁迅劝阻郁达夫把家搬至杭州。

钱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

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

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

**浩荡足行吟。

他对西湖的口头评语乃是：“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记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像袁子才，身上穿一件罗纱大褂，如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川岛：《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然而，多数中国文人的人格结构中，对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总有很大的向心力。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藏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华和郁愤，取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

景点，景点，总是景点，再也读不到传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龙飞风舞的楹联。

再也找不见慷慨的遗恨，只剩下几座既可凭吊也可休息的亭台。

再也不去期待历史的震颤，只有凛然安坐着的万古湖山。

修缮，修缮，再修缮，群塔入云，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着千年藻苔。

三

西湖胜迹中最能让中国文人扬眉吐气的，是白堤和苏堤。两位大诗人、大文豪，不是为了风雅，甚至不是为了文化上的目的，纯粹为了解除当地人民的疾苦，兴修水利，浚湖筑堤，终于在西湖中留下了两条长长的生命堤坝。

清人查容咏苏堤诗云：“苏公当日曾筑此，不为游观为民耳。”恰恰是最懂游观的艺术家不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游观物，于是，这样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间特别显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论，游西湖最畅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独个儿漫步于苏堤。也没有什么名句逼我吟诵，也没有后人的感慨来强加于我，也没有一尊庄严的塑像压抑我的松快，它始终只是一条自然功能上的长堤，树木也生得平适，鸟鸣也听得自如。这一切都不是东坡学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这里做了太守，办了一件尽职的好事，就这样，才让我看到一个在美的领域真正卓越到了从容的苏东坡。

但是，就白居易、苏东坡的整体情怀而言，这两道物化了的长堤还是太狭小的存在。他们有他们比较完整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他们有比较硬朗的主体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峰巅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却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极偶然地调配到了这个湖边，搞了一下别人也能搞的水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历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会实绩的极致。尽管美丽，也就是这么两条长堤而已。

也许正是对这类结果的大彻大悟，西湖边又悠悠然站出一个林和靖。他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隐居孤山二十年，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远避官场与市嚣。他的诗写得着实高明，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来咏梅，几乎成为千古绝唱。中国古代，隐士多的是，而林和靖凭着梅花、白鹤与诗句，把隐士真正做道地、做漂亮了。在后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苏东坡固然值得羡慕，却是难以追随的;能够偏偏到杭州西湖来做一太守，更是一种极偶然、极奇罕的.机遇。然而，要追随林和靖却不难，不管有没有他的才分。梅妻鹤子有点烦难，其实也很宽松，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那儿找不到几丛花树、几双飞禽呢?在现实社会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个林和靖是最容易不过的。

这种自卫，是中国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窑，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

结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画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四

与这种黯淡相对照，野泼泼的，另一种人格结构也调皮地挤在西湖岸边凑热闹。

首屈一指者，当然是名妓苏小小。

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位风尘女子的资格，要比上述几位名人都老，在后人咏西湖的诗作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苏东坡、岳飞放在这位姑娘后面：“苏小门前花满枝，苏公公堤上女当垆”“苏家弱柳犹含媚，岳墓乔松亦抱忠”……就是年代较早一点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写成是苏小小的钦仰者：“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

如此看来，诗人袁子才镌一小章曰：“钱墉苏小是乡亲”，虽为鲁迅所不悦，却也颇可理解的了。

历代吟咏和凭吊苏小小的，当然不乏轻薄文人，但内心厚实的饱学之士也多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一位风尘女子竞如此尊贵地长久安享景仰，原因是颇为深刻的。

苏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梦。她很重感情，写下一首《同心歌》曰“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朴朴素素地道尽了青年恋人约会的无限风光。美丽的车，美丽的马，一起飞驶疾驰，完成了一组气韵夺人的情感造像。又传说她在风景胜处偶遇一位穷困书生，便慷慨解囊，赠银百两，助其上京。但是，情人未归，书生已去，世界没能给她以情感的报偿。她不愿做姬做妾，勉强去完成一个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蔑视着精丽的高墙。她不守贞节只守美，直让一个男性的世界围着她无常的喜怒而旋转。最后，重病即将夺走她的生命，她却恬然适然，觉得死于青春华年，倒可给世界留下一个最美的形象。她甚至认为，死神在她十九岁时来访，乃是上天对她的最好成全。

难怪曹聚仁先生要把她说成是茶花女式的唯美主义者。依我看，她比蔡花女活得更为潇洒。在她面前，中国历史上其他有文学价值的名妓，都把自己搞得太逼仄了，为了个负心汉，或为了一个朝廷，颠簸得过于认真。只有她那种颇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为中国文人心头一幅秘藏的圣符。

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的主题。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与白鹤，则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贴着自己的本体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转捩，只是凭借自身，发散出生命意识的微波。

风尘女子生涯当然是不值得赞颂的，苏小小的意义在于，她构成了与正统人格结构的奇特对峙。再正经的鸿儒高士，在社会品格上可以无可指摘，却常常压抑着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本体的自然流程。这种结构是那样的宏大和强悍，使生命意识的激流不能不在崇山峻岭的围困中变得恣肆和怪异。这里又一次出现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论：社会污浊中也会隐伏着人性的大合理，而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又常常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反之，社会历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牺牲人本体的许多重要命题为代价。单向完满的理想状态，多是梦境。人类难以挣脱的一大悲哀，便在这里。

西湖所接纳的另一具可爱的生命是白娘娘。虽然只是传说，在世俗知名度上却远超许多真人，在中国人的精神疆域中早就成了种更宏大的切实存在。人们慷慨地把湖水、断桥、雷峰塔奉献给她。在这一点上，西湖毫无亏损，反而因此而增添了特别明亮的光色。

她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灿烂：只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个基础命题的提出，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中国传统思想历来有分割两界的习惯性功能。一个浑沌的人世间，利刃一划，或者成为圣、贤、忠、善、德、仁，或者成为奸、恶、邪、丑、逆、凶，前者举入天府，后者沦于地狱。有趣的是，这两者的转化又极为便利。白娘娘做妖做仙都非常容易，麻烦的是，她偏偏看到在天府与地狱之间，还有一快平实的大地，在妖魔和神仙之间，还有一种寻常的动物：人。她的全部炎难，便由此而生。

普通的、自然的、只具备人的意义而不加外饰的人，算得了什么呢?厚厚一堆二十五史并没有为它留出多少笔墨。于是，法海逼白娘娘回归于妖，天庭劝白娘娘上升为仙，而她却拚着生命大声呼喊：人!人!人!

她找上了许仙，许仙的木讷和萎顿无法与她的情感强度相对称，她深感失望。她陪伴着一个已经是人而不知人的尊贵的凡夫，不能不陷于寂寞。这种寂寞，是她的悲剧，更是她所向往的人世间的悲剧，可怜的白娘娘，在妖界仙界呼唤人而不能见容，在人间呼唤人也得不到回应，但是，她是决不会舍弃许仙的，是他，使她想做人的欲求变成了现实，她不愿去寻找一个超凡脱俗即已离异了普通状态的人。这是一种深刻的矛盾，她认了，甘愿为了他去万里迢迢盗仙草，甘愿为了他在水漫金山时殊死拚搏。一切都是为了卫护住她刚刚抓住一半的那个“人”字。

在我看来，白娘娘最大的伤心处正在这里，而不是最后被镇于雷峰塔下。她无惧于死，更何惧于镇?她莫大的遗憾，是终于没能成为一个普通人。雷峰塔只是一个归结性的造型，成为一个民族精神界的怆然象征。

一九二四年九月，雷峰塔终于倒掉，一批“五四”文化闯将都不禁由衷欢呼，鲁迅更是对之一论再论。这或许能证明，白娘娘和雷峰塔的较量，关系着中国精神文化的决裂和更新?为此，即使明智如鲁迅，也愿意在一个传说故事的象征意义上深深沉浸。

鲁迅的朋友中，有一个用脑袋撞击过雷峰塔的人，也是一位女性，吟罢“秋风秋雨愁煞人”，也在西湖边上安身。

我欠西湖的一笔宿债，是至今未到雷峰塔废墟去看看。据说很不好看，这是意料中的，但总要去看一次。

篇2：余秋雨文化散文集：西湖梦

曾经游西湖的感触还在心头。记得那时我迈着清脆的步伐，冉冉地走过苏堤、白堤这两大生命堤坝。踏着满地早已枯黄的残枝落叶，听着枝叶被踩折的声音，想着白居易、苏东坡这一世的成就与愤慨。“天大的才华和郁愤，最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是啊，在如今游客们来来往往的堤坝上，已无法深刻感受到这两大文豪心中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了，只是两条长堤，人们心目中的游览物罢了。

“西湖给人以疏离感”。的确，望着那弗如沧海阔廖，却无法一眼览尽的西湖，一种莫名的疏离感是抹不去的。思绪无法被脑海与湖水禁锢，初冬，跟着漫天飞舞的落叶节奏，随自己的影子在后方飘扬，并且感受着冷寂和萧索。

虽览的是同景，我却并没有他那样理解的深刻，一切在他心中和笔下变得充满象征性和抽象度。对于中国宗教的提出的见解，对于中国文化人的人格找出的不足，对于中国精神文化决裂的愤慨……

他说：“苏小小比茶花女活得更为潇洒。”，他说：“中国传统思想历来有分割两界的习惯性功能。一个浑沌的人世间，利刃一划，或者成为圣、贤、忠、善、德、仁，或者成为奸、恶、邪、丑、逆、凶，前者举入天府，后者沦于地狱。”

篇3：余秋雨散文的文化价值取向

关键词：散文,超越,文化人格,文明,价值

20世纪末期,余秋雨的散文,在海峡两岸刮起了一阵旋风,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余秋雨台湾演讲》《霜冷长河》,乃至于《千年一叹》等,篇篇动人,本本畅销,在出版业不甚景气的情况下,创造了书市的奇迹。余秋雨的散文,魅力无边,风靡广远,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引人入胜,风起云涌,使读者心驰神往,眉飞色舞,从而形成了余氏特有的历史、文化凝重的美学空间效果。

1 对传统散文的继承和超越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蜕去了解放初期的稚嫩步态,恢复了“五四”以来的精神,又包容了90年代特有的文化意蕴,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文坛上,这时成就最大的莫属余秋雨了,他以其冷峻的理性和充沛的人文意识关注着民族、历史、文化,着力构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品格,从而在作品中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生态和文化范式,完成了作者对当代散文的超越。

余秋雨散文对当代散文的超越,首先,表现在独特的思想文化境界上,也就是说,表现在对文化的深刻洞察上,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散文的“文以载道”的精神,但种种“载道”精神的继承,不是以文学的形式来传道和布道,而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以人类历史为价值坐标去对待各种文化现象”,“关注处于隐蔽状态的文化”。他的作品矫正了一些僵化死板的教化性文学观念,既审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政治形态,又拷问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形态;既考察正史所记载的正统话题,又剖析野史也很少触及的非主流问题,其目的就是为了以人文观念理性地反思“文化是民族精神”(本尼迪克语)这一主题,当我们读过余秋雨的散文作品后,不难发现他在文化精神上建立了独到的“道场”,而且这是一个丰富深邃、宁静淡远又透着无限生机的“精神道场”。例如对于苏州,游得人多了,理解也就多了,一般意义上只认为它园林雅致、庭院幽深,最大的文化探求也不过认为它只是吴越文化的核心地,是以景观的欣赏体会其中阴柔、温情、小家碧玉式的文化生态。而余秋雨则认为苏州这个温柔之乡也有理性的存在,作者透过文物景观的表象,将苏州默默忍受着、委曲着战争,甚至于时间久远,世事苍桑,仍保留着曾带给他们灾害者的足迹,最后将矛头对准了“九千岁”,作者的目光专注的是园林依旧、桃花依旧前后深藏的文化底蕴,这种文化洞察、文化审视和文化关怀是前所未有的。再如他认为海南岛由于和大陆隔着一道天然的海峡,所以两者的自然形态和意识形态都有很大区别,这一道海峡挡住了中原的燥热和严寒,也挡住了中原的传统和文化。因此它保持着自己独有的形态,而一旦与大陆发生关系,这种形态就具有一种反叛性和挑战性,对海峡对岸的激动和反常表现出一种漠然,对代代相传的价值观念表现出一种蔑视,这和当代散文中只是对政治的附会、对历史的谴责和企图表现“自我”而却往往使“生活”丧失、“自我”沉沦的散文不同,他的散文避开庸俗社会学、政治学的羁绊,试图从海南这一特殊的地理文化形态,直指民族心灵深处。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姿态指向未来。

其次,表现在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余秋雨散文之所以能吸引读者,其根本原因是作者在散文中保持了自己的个性,而这一个性中又包含了对一代文人的品味、关注和思考,作者把自己鲜活的文化生命融入笔端,而这个文化生命又是由深厚而沉重的现实历史积淀而成,现实历史的重压,使作者的文化生命和“万解源泉,不择地而出。”于是,一处处的人文景观,便成了历史的浓缩,再由历史显现文化,最终由文化展露民族的存在状态,摆脱了当代散文几十年来“小体会”“小摆设”的樊篱。在余秋雨的散文中,他的主体意识深深蕴含着对历史的洞察,对未来的执着,以及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感悟,余秋雨的散文抛开俗常生活、社会政治生活层面上的东西,从历史和现实进行极其深切的感悟,其中的欢愉、忧思、苦恼都与历史、现实、未来紧密契合,从而构成一个多维结构的立体化主体意识。

2 对健全文化人格的探寻

艺术的创作是具有个体性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有其特异的话语模式与语语形态。这些都被赋予了作家的思想和情感,成为我们解析作家作品的钥匙。在余秋雨的散文中这种钥匙便是“人格”。人格,是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的总和,也指人们的能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而文化人格则是作为文人或文化人所集中体现的品格。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作者重提了这一千古的话题,“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这显然是一个具有人类文化普遍性的问题,而余秋雨的散文正是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人格进行寻觅和推演,构建了一个健康的文化人格。在他的第二部散文集《文明的碎片》中,他呼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都应该来参与构建文明前提的事业”。他的散文不只是为情造文,而是着重为重建民族“健全而响亮的人格”写作。从这个意义上看来,可以说这是对“五四”文化的遥远回应。如果说“五四”先驱们自觉地把这项重建工作与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那么,余秋雨则企图从对历史的反思中在政治不到场的情况下,把这一项艰苦而伟大的使命直接托付于文化,余秋雨的逻辑是:民族/文化—文化人/精英—人格。余秋雨认为民族的强劲依赖于文化的发达,又维系于知识分子(文化人),因而知识分子(文化人)如苏东坡、朱熹等,他们人格的健全是至关重要的,他在散文中对重建民族健全而响亮人格所表现出来的虔诚和执着,为散文带来了不同凡响的超越。余秋雨在散文中着重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格进行了剖析,主要是针对当时历史的非主流非正统文化人格,如贬官文化人格、隐逸文化人格等的健全进行解构。

3 对文明的沉重思考

人类从蛮荒到今天已度过了数千年的历史,关于蒙昧、野蛮和文明一直是古今许多人关注的话题,而余秋雨对文明无休止地探索和思考,对文化的反思甚至达到了一种“准宗教式的狂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没有创造过什么宗教,或者说信仰上不皈依于某种宗教,宗教意味相对来说是淡的,但他们在观照、思考人间的事物时,却有一种类似宗教的道德情感和价值趋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自觉地承担起“拯救文明、普度众生”的使命。余秋雨作为一个现代的知识分子要求“拯救文明”的愿望尤其强烈,他心目中理想的文明是建立一个以真善美为核心的道德机制。如在《西湖梦》中,西湖是人间天堂,美景之最,余秋雨引用一位日本和尚虽不高明但极贴切的赞美表达了他对西湖的评价:“它积贮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真善美是人类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余秋雨的笔下,人格之真、风物之美,因为缺失了某些因素而成为有缺失的文明。在《文明的碎片》题叙中提到“不存在文明前提”时有三个例子:法西期屠杀婴儿、造反派烧毁古画、小学生推坐满大人的汽车,目标都指向了“恶”———蒙昧和野蛮的代名词,即善———文明的对立面,因为文明是善的。他认为要重建文明,首先文化人的品行必须是端庄的,余秋雨心中文明重建的核心结构,是以真善美的有机结合为基础的文化和人格。余秋雨在急切呼唤的同时,对文明也进行了沉重的思考。余秋雨的散文是以中国历史为经线,各个时期文化的横断面为纬线,将理性的思考寓于散文的载体中,并将“文明”这一主题贯穿融化于其间,以此表现数千年来中国文明和文化步履艰难的沉重。“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把并不存在的文明前提当作存在,文明的伤心处,不在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的伤痕累累,而在于把蒙昧和野蛮当成文明。”他的散文正是通过向读者展示的中国历史上一幕幕蒙昧、野蛮和文明相互搏杀的悲喜剧,提炼出许多令人叹息、发人深省的有关文明的沉重思考。作者在《苏东坡突圈》中叙述苏东坡贬谪黄州这段经历时,展现的是一幕幕文化史上的悲剧,甚至丑剧。在对苏东坡的“围剿”运动中不要说因妒忌而生害人之心的“倒苏”派代表李定、舒澶、王硅、李宜之等,甚至包括沈括这样的人也在“其中”,试问“东坡何罪”?独心名太“高”。于是苏东坡的贬谪,已不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置身于文化之中的野蛮和文明的“围剿”和“反围剿”。

余秋雨作为一个受传统文化浸染,同时又身居都市的现代人,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作家通过对祖国山川美景进行考察的漫溯中,对民族文明的脉胳进行了精心的梳理,深深地表达出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命运以及华夏文明的忧患和关怀。通过余秋雨的散文,不论是《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还是《山居笔记》,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不仅是一个学者、散文家,而且是一位洋溢着文化气质的哲人。读他的散文如同品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使我们思接古今,浮想联翩,感受到仿佛是源本于生命感悟的人生关怀,历史的沉重感,现实的紧迫感,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深深忧患意识和对拯救文明的强烈愿望。余秋雨站在文学的立场上,阐释了历史,反思了文明,这正是他的散文在文化方面的取向和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余秋雨.秋雨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

[2]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

[3]余秋雨.山居笔记[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

[4]韩石山.散文的热与冷---兼及余秋雨散文的缺失[J].当代作家评论,1996(1).

[5]赵桂宁.余秋雨散文研究综述[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

篇4：余秋雨文化散文的特色

余秋雨（1946—），浙江余姚人。学者，著名作家。荣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曾以散文集《文化苦旅》震动文坛，打出“文化散文”的旗帜。其代表作品《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畅销排行榜前列。被公认为是目前华人世界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

余秋雨的很多散文貌似记游，实则包含了对人文内涵的深刻思考，给喧嚣浮躁的浮世众生注入了一种静默、安详、理性和深沉的品质。近年来他的作品多次被选入中考语文试卷。

应当说，作为一名大文化散文的写作者，余秋雨的散文语言别有意味，令人耳目一新。他的语言言简意赅，字约意丰，并且非常注重语句之间的抑扬顿挫、音节上的铿锵悦耳，具有声音美、意象美以及句法美，从简单又简约的普通文字中发掘出他人无可比拟的独到品质，构造他特有的语言品位。可以说，语言运用是余秋雨散文的第一因素。他少有繁冗的词句、多余的赘言，也少有随心所欲的心绪流露。他的语言凝练，简约，并且深思与言情完美结合，其灵性的发挥，心志的醇美，抒情的律动以及结构的绵密，都达到了一种极致，并且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是书写得如此轻松与自如，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毫无做作穷尽之感。

（李瑞龙《论余秋雨的散文艺术》）

余秋雨这个名字，和当代的许多热点论争联系在一起。这可以从报刊、网站一波未平又起新浪的批评论战中感受到，也可以从一本又一本的论争文集中阅读到。如果当初他安心做一名史论学者，恐怕只在学术圈中享有知名度，但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他将学者的睿智灌注到了一篇又一篇的散文中，进而形成了一个系列，筑成了一种风格。

（秦晓帆《简析余秋雨文化散文的创作动机》）

余秋雨的散文以其优美的文笔、浓郁的抒情、丰富的联想、睿智的评点等等吸引着广大读者。他的文化散文，讲古论今，引介知识，描写景物，关注中外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命运，从尘封的历史遗址和人文山水中挖掘能够给人们带来启迪的精神内蕴。读余秋雨的散文，我会不自觉地惊叹余秋雨敏锐的洞察力，感慨自己何以不是那“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会不由自主地被余秋雨文中的激情与叹息所裹卷，却不能“吞吐千年”。

（王汉英《余秋雨文化散文的特质》）

篇5：秋雨、秋梦散文

秋风呢喃着来了!尽管天空湛蓝，高洁。可仍无法挽留黄叶飘向大地的身影。

于是，天空伤心的哭了。天空的泪水，化作千丝万缕的雨线。一丝丝、一声声、一滴滴地洒在宽大的梧桐叶上。就像一把六弦琴，如泣如诉，奏出多情而伤感的离歌。

曾经有过的梦痕，早已散落在这清冷的秋里。一树寂寞梧桐雨，人去楼空梦已终。在这若弦的秋雨里，终归，一切都会了无痕迹。是的，终归，一切都会了无痕迹。于是，胡乱涂下曾经走过的印迹。

暮秋风送断鸿鸣，残荷不忍听。

萧瑟的秋风里，偶尔传来几声时断时续的哀鸣。那是一只离群的孤雁，只在低空里慌乱的飞着。是不是这绵绵的秋雨，早已潮湿了它的翅膀?不然，它为什么飞不高呢?不然，为何总找不到归家的路?

在这苍凉的声响里，我的心始终无法温暖。梦在何方?路在何处?于我，或许更应该无痕的.忘却。就让它，掩埋在这薄薄的风里吧!

细细的雨线，在天与荷叶间拉扯。只在枯残的荷叶上，偶尔有几滴漏到池塘里发出清脆的声响，我才能记起，雨，是在一滴一滴的下。一滴，再一滴。雨音若弦，却只发出悲惋的哀鸣。终究，连残败的荷叶，也不忍再听。

路在何方?我不知道!此时，秋已深，人渐远。

蝶舞花飞叶正乱，试问落红离人何时见?

飘落的花瓣，卷着纷飞的黄叶，在空中翩然飞舞。犹如春光里的彩蝶。

裹紧衣服，独立于晚风之中，看着满地的落红发呆。花已落，香如故。我们在彼此的世界里走远，可曾真的会忘记了昔日的容颜?人可以远行，可记忆又如何抹得去?花开有期，春潮有汛，可你我，曾还有相见的日期?如若有，又会是何夕?

一弯新月柳梢头，清辉窥小楼

无眠的夜，一弯牙月，清冷的照在我的楼阁之上。我独坐窗前，我在时刻准备着，准备着你在某日，你突然的归来，不期而至。我呢喃的对月而语：“今夜，你会来吗?你会吗?你会来看我吗”?窗外，依旧是清冷的月光。几缕柳丝，在风雨里轻摇。我突然想起，我还不曾折柳相赠，也不曾送你西出阳关。是的，你我都还不曾道别，你就走了!不曾离别，又哪来的期许呢?

秋梦孤眠人易醒，竹影摇曳萧萧到天明

暮秋的夜，早已清寂绵长。独自拥着单薄的被，久久不能成寐。无数次，做着相同的梦。我就是一叶孤舟，在无边的海上漂啊，漂!永远也靠不到有你的岸边。于是，无数次在清冷的夜中醒来，再也无法入眠。听到窗外的秋雨打叶声，听秋雨里的风吹翠竹声。这真真切切的声响，也是一组绵长的梦。多少次，你就如同这秋风秋雨的翠竹一样，在我的梦里摇啊摇。摇落了满地的荒凉，摇到了梦醒来的地方。

梦已醒，雨未住。清凉的弦音，还在继续。只是它弹奏的，不再是我的心事。我的心音，早已随着昨日的琴音飘散，早已遗失在昨日的梦里。

梦若醒来，天亦会睛。终归，一切都会了无痕迹。

篇6：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倾向

纵观当代散文创作，余秋雨的作品可谓独具特色。他跋山涉水，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又从中国迈向了世界，走笔文化、历史、人生三大命题，以深邃独特的思想、博大丰厚的学养、纵横捭阖的心态、吞吐古今的气势、汪洋恣肆的文笔令读者折服。既提升了读者的欣赏品位，又扩展了读者的知识面;既开启了读者的心智，又陶冶了读者的情操。在此，以文化倾向的角度从三个方面对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进行解读。

一、理性的回归

恢复理性精神、弘扬理性精神是新时期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前发生的那场惊天动地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至今仍回响不休。余秋雨的系列文化散文对当代散文的超越，就是在继承传统散文“文以载道”的基础上，张扬起理性的大旗，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姿态直指未来，从而博得了众多读者的心理认同和回应，成为余秋雨笔下“精神道场”的第一乐章。

在《文化苦旅》专栏的序中，作者说：“这是一个极为苦涩的旅程。”这既指旅途中鞍马舟车的劳顿之苦，也有对传统文化清醒的理性认识的思索之苦。苦旅之苦，更多来源于作者“时时总想远离什么，又不知走向何处”的思索。于是，在余秋雨的笔下，从大西北的敦煌起步，转到大西南的柳侯祠、都江堰，再到东南的吴越春秋，最后的落脚点竟是南洋的垒垒丛冢。一番巡天入地的遥看和近观，一任唐朝的风沙宋朝的烟尘的扑打，一路探寻着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的苏生力量和文化更新的新鲜血脉，面对自然、山水、风物，面对一堆堆文化的断壁残垣，余秋雨生出了苍凉的人生浩叹。在《柳候祠》中，作者说他是梦中应柳宗元的邀请而去凭吊的。世人皆醉，唯余独醒，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走入散文世界，形成了对文化进行理性思索的特点。

《山居笔记》使余秋雨成为真正的余秋雨。《文化苦旅》已是卓尔不群，而更为高峰的是《山居笔记》诸篇。如果说《文化苦旅》诸篇的理性思考仍被文中的自然景观和游记色彩所掩抑的话，那么《山居笔记》诸篇中理性的思辨已形成不可阻遏之势，借着“散文表述”的载体，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地回到了文字叙述的空间。女作家王安忆准确地指出，余秋雨散文承载了同时代散文无法负担的“重大心灵情节”，[1]:162这一心灵情节的核心就是崇尚理性，并且以一种可贵的激情去护卫它，这正是余秋雨文化散文精神的重要层面。

我们且看《一个王朝的背影》，这篇散文一洗传统散文的格调，自创了长调式的散文风格，洋洋洒洒万言，写尽了对有清一代的复杂感情，作者开篇就是振聋发聩的议论：

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批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性，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义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批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观念延伸出来的，带有很多盲目性。

在这里，抛弃情绪化、张扬理性、护卫理性的观点已见端倪，这种新颖而又坚实的观念放射着一种光华和文明的魅力。呼唤人们(读者)的理性，让人们对世界、对历史、对人生进行冷峻思考和重新审度，这些正是余秋雨系列文化散文所引人入胜的地方。

又如《十万进士》，更是体现余秋雨散文中理性精神的典型之作，人们谈起古代科举制度，往往把它作为一堆文化垃圾来对待，往往想到可悲的范进和孔乙己，但是余秋雨以大量学者型的研究成果为出发点，对史实进行了全面而冷静的分析，给我们画出了一幅如此重大的影响了我们民族文化心理和古代知识分子道路、乃至历代王朝政治命运的科举制度新面貌，给予了富于创见的文化新结论，认为中国的科举选拔了百万名以上的举人，并且是用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是很温暖的事情。

如此种种崭新的叙述和文化认同，加上余秋雨以一种学者精神的激情融入其中，这种富于激情的理性精神就产生了一种美学上的张力。

二、传统的汰选

余秋雨先生在《山居笔记可怜的正本》一文中说：“其实我是在选择走路”，“这些年我还把较多的精力花费在促进中华文化不同方位的相互认同、相互理解上，这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的，这也是一个逐步明确的文化选择。”[2]13

民族文化的伟大精髓在于它的凝聚力，余秋雨的散文处处显示着对这种凝聚力的追询。《乡关何处》一篇从古人充满宇宙意识的超验之问起笔，落脚在散文的抒情主体对故乡――人生归途的探询。以吞古纳今之势，领殊启一之方对民族的“故乡情节”进行了一次充满感情的梳理。但这民族的“乡关”既不在那一重名山大川，更不在那一重城镇宫殿，而是落在了以河姆渡人、阳明、朱舜水、黄宗羲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人中，余秋雨笔下的这些文化大师们争相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人人欲想达到而人人无法完全达到，形成了那个既遥远又切近，既身在其中而又无法完全进入的“乡关”。《笔墨祭》《风雨天一阁》《千年庭院》等篇都明确涵示了这一观念。

对于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包容性、多样性，余秋雨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千年庭院》《狼山脚下》《寂寞天柱山》等篇什一起汇成了这样一个命题，在传统中国，真正富有活力的文化尤其是学术文化往往是非官方性的。中国的学术文化，似乎总是在轮回中发展，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文化产生于官方以外，官方先是压抑摧残，既而认识到其“实用价值”，便取来为己用，但不久便使其僵化乃至断气，只好再由其他官方的学术文化补充养分甚至取而代之，中国文化的这种运作机理给传统文人以中国式的悲剧定位，朱熹及其学生之死便是典型的例子，但这也正给传统文人提供了内在驱动力和广阔的历史舞台，并由此建构起他们真正的文人品格。余秋雨正是通过对朱熹类型传统文人的赞扬，肯定了这一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文化命运机理的合理成分，并进而为困惑的现代文人寻找心理支点。

余秋雨对传统文化的汰选，不仅是在可爱的传统中检示如此之多的可信之处，而且冷峻的理性告诉余秋雨，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暗昧色彩是阻障民族进步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夜航船》一篇中余秋雨作了理性的反思。余说中国文人“谈知识，无关眼下”，“谈历史，拒绝反思。十年寒窗，竟在相互争胜间消耗……”在《夜航船》的结尾，余把张岱百科全书式的《夜航船》和产生于同一时代的法国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进行了比较，这一比较是极具象征意味的，象征着对传统文化汰选的开放胸怀。正是余秋雨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反思和自我汰选，构筑了余秋雨笔下“精神道场”的第二乐章。

三、人格的重塑

余秋雨曾云：“改变文化就要从改变人格开始，而目的也是为塑造健康完备的`人格，因而起点和终点都是人格。”审视余秋雨系列文化散文，不乏对人类文明易碎的忧虑，对创造了精神文化的天才、精英人物命运的遭际的同情，以及珍视和爱护文化、重塑健康完备的现实文化人格的呼唤。

在余秋雨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集中体现是传统文人的品格，而传统文化的品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集结。在这个集结中，传统文人首先是作为知识集团所操纵的棋盘中的一粒棋子出现的。《十万进士》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科举时代文人的既定命运，但更为重要的是造就附庸人格的并不是附庸人格的实质。科举制度的文化本质是要求士子与统治者以“道”相结合。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本质，科举制度才能除附带造就一批屈服于“正统”的平庸官僚之外，更造就了一批以“道统”自任的文化名人，如《柳侯祠》中的柳宗元，《洞庭一角》的范仲淹，《西湖梦》和《苏东坡突围》中的白居易和苏东坡以及《十万进士》中特意列出的那些人。可惜的是，以“道统”自任的传统文化人往往不能与统治者的“道”相结合，成为统治者的“弃子”，由“弃子”而产生了中国独特的贬官文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品格的最常见也是最好的表现形式，传统文人的文化生命因贬官而受到了猛烈的挤压，由挤压而得到生命的激扬，在被贬的处境中，传统文人才能摆脱喧嚣与虚浮的生命状态，“才能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以探讨生命的底蕴。余秋雨的散文如《十万进士》《苏东坡突围》《西湖梦》《柳侯祠》《流放者的土地》等以深沉的理性之光照见了传统文人由入仕而致平庸的无奈和想象，照见了官格与文格的严重背离，同时也以无限的深情歌颂了那些因遭贬而创造出丰富的精神价值的文化名人。这种对传统文化人格的观照为当代文人走出迷乱的困境、实现人格的重构提供了范例。

同时，理性的余秋雨笔下又表达出一种沉重的文化状态，滋润着一种历史性的忧郁之情。《遥远的绝响》中晋魏文士们的心态为什么引起余秋雨那么强烈的探索兴趣?《苏东坡突围》中，苏东坡在“乌台诗案”中的人生遭际为什么使余秋雨那么激动不安?《千年庭院》中朱熹的讲学以及他们命运的浮沉为什么使余秋雨感叹万千?《流放者的土地》中东北的流放者的苦痛为什么使余秋雨如此痛心不已……因为他们是一种人类文化命运的象征，代表着一种文化人格的失落和沉沦。余秋雨在这里落笔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命脉，关心当代中国健全文化人格的重塑，因为余秋雨清晰地认识到“作为一个长时间攻读人类文化思想史的学人，我对文化批评所能产生的无序杀伤力，并不陌生”。[3]97余秋雨期待的是当代中国人文化人格的自我觉醒和自我重塑。

尤为可贵的是，在漫长的文化苦旅和山居冥思中，余秋雨找到了“响亮而健全”的人格。如苏东坡、柳宗元、朱熹、李冰，乃至朱耷、徐渭等人。但同时他又发现，完美意义上的自身健全是无法获得的，这不仅是因为知识的深邃与躯体的快逸永远处于互为异化的状态中，更重要的是缘于历史现实和历史现实中的人格必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篇7：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品格（推荐）

题 目

学 院

专 业

姓 名

班 级 08

学 号 K08260127

指导老师

探究余秋雨散文中体现的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化人格

文化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蒋锋 汉语言文学（1）班 周黎燕 二0一一年 五月

探究余秋雨散文中体现的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化人格

【摘 要】：余秋雨的散文作品习惯于深入地挖掘封存于自然山水和人文风物中的历史意蕴,探索中国文人的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亦多用灵动的比喻直击人性的美好与丑陋。在思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中反映了中国当代作家群追求脱俗又难免世俗的矛盾境地。【关键词】：文化散文，文化人格，历史情怀，求善寻真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坛一度落寞多时的散文界呈现出了异常的繁荣和活跃,一大群作家携带着各自的散文作品齐亮相文坛。在百家齐放，百花争艳的散文界,浙江文人余秋雨和他的文化散文独树一帜。他像一名朝圣者,又像一名苦行僧一样一路走来,思接千载,深入挖掘封存于广袤中华大地的文化内涵,探索着中国文人的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他的文章中充盈着浓重深厚的文化气息。他的文化苦旅系列作品,因其对中国历史、中国文人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的解读,对生命意识表现出的高度关注, 表明了我国当代散文已经超越了平庸,日趋成熟。

一，其历史文化散文对人格，对人生的哲思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把笔触直接指向古代文人的文化良知,展现了中国文人的艰难心理构成,并以严峻的理性和浓郁的人文意识,将历史文人一个个展现出来,不断思索和审查,企图在这个群体里找到新的起点,建立起一种健全的文化人格。

他的作品热情讴歌了肩挑起历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古代文人。他们无论是身为宠臣还是惨遭贬谪,都表现出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革弊兴利。《柳侯祠》中,柳宗元被贬永州,中国文化史上因此有了《永州八记》；而被贬柳州,修成政绩,“朝廷万未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柳宗元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经营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苏东坡从长安到雷州,再从雷州去海南,经历了无数的磨难挫折。然而,这种贬谪和摧残却使他坚定地保持了一种完整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 ,更坚强地执着着他那硬朗的主体精神,理性的思考,终于找到了精神突围的缺口,还原为真正的文人并找回一个真正的自我。余秋雨以柳宗元、苏东坡为镜子,映照了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并启示当代知识分子独立思考行世、超然不群的人格自觉。

在《都江堰》中,作者开门见山地说“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他对由李冰治水及其后人的代代延传,中国由此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感到欣慰,李冰他没有在哪里学习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拼死专研几载,他留下了硬扎扎的水坝一座 ,泽福后世。余秋雨认为,这就是知识分子健全人格的体现。遗憾的是,整个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健全人格的文人微乎其微,他们不是消极堕落,就是找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躲起来,秋雨否定了古代文人人格中这种安贫乐道思想和退隐思想。素有“梅妻鹤子”之称的诗人林和靖,他的咏梅诗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广为流传。他隐居孤山二十年,悠闲地养梅花喂白鹤,借秀美的山水自慰,隐士的确做得漂亮,但也失落得太多。中国文人似乎都喜欢这样,怀才不遇,就淡泊名利,寄情山水,隐居起来。余秋雨评曰: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时光流逝,梅凋鹤老,文化变成了一种漫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致了总体上的不道德。就在这个封闭的小天地里,中国文人群体文化人格日趋黯淡。对此,余秋雨极为心痛,他不厌其烦地讲述那些失落文人的故事,目的是为了提醒当代文人,这种安贫乐道和退隐思想是不可取的,他试图以此唤起世人对文化的深刻反省并最终重塑出积极的民族文化人格。

余秋雨散文中还有另一类重要的中国文人,他们远离庙堂之高, 或僧或道或穷居乡野山林,他们孤傲超然,生活清贫,但精神却极为富足。如白发苏州中的唐伯虎:“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余秋雨感叹:人品,艺品的平衡木实在让人走得太累,他有权利躲在桃花丛中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有几个才子型、浪子型的艺术家怕什么!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几分俏皮洒泼,才有活气,才有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在遥远的绝响中,余秋雨以极为赞赏甚至是敬仰的心情带我们走近了魏晋人物。他说:那是另外一个心灵世界和人格天地,即便仅仅是仰望一下,也会对比出我们所习惯的一切的平庸。怪异的阮籍轻慢礼教,给与官场的是一种游戏般的洒脱, 执意要在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上闹出一番新气象。对于自己追求什么反对什么,嵇康比阮籍更明确更透彻,他心中有一个使他心醉神迷的人生境界,那就是摆脱约束,回归自然,享受悠闲。遥远的绝响,我们追不回来了,但魏晋名士们的焦灼挣扎,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在而又自为的一方心灵秘土,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余秋雨也十分欣赏那些具有悲剧性的文化人物!《青云谱随想》中,他表示特别喜欢疯疯癫癫的徐渭、石涛、朱耷等,余秋雨对朱耷的佯狂与孤傲,强悍显现的人格色彩,生命的奔泻以及佯狂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激潮是欣赏的。在《西湖梦》中,余秋雨还为我们展现了另一种野泼泼的人格结构。来于民间作妓女的苏小小和是妖又是仙的白娘娘充分地显示了中国人的无知无畏,不带任何文化负累之苦的人性大胆泼辣,充满生气和魄力,坚定勇敢地执著于自主的生命信念。情人未归,书生已去,世界没能给她以情感的回报,苏小小并不因此而郁愤自戕,而是从情的执著大踏步地迈向对美的执著。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的主题。余秋雨认为,苏小小的意义在于,她构成了与正统人格结构的奇特对峙,而白娘娘执意要做一个普通人的愿望,则启示人们好好思考作为“人”的价值和意义。

余秋雨是一个有着极强人生意识的学者和作家, 他牢记荣格的那句“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因此,他对人生意识的构建文化人格, 投入了异常的热情。余秋雨坚韧执着地追求文化人格的完善,他心中有一群完善而崇高的人格形象:康熙年间那个竭尽全力救助流放老友的顾贞观《流放者的土地》；为民谋福修筑生命堤坝的白居易、苏东坡《西湖梦》;以人格魅力消灭反叛势力的冼夫人《天涯故事》 „„《千年庭院》，《风雨天一阁》。之所以值得他大书特书,就是因为他从中看出了文化人格上的惊人的坚韧。《千年庭院》中朱熹和他的学生面对磨难竟然能把教师和学生这两个看似普通的称呼背后所蕴藏的职责和使命表现得如此透彻如此漂亮;《风雨天一阁》中范钦身上那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超越时间的意志力,体现了中国文人的坚毅、执著,不为名利所动,勇于殉道的精神。从这种文化人格的完善中,他看到了文化的希望,亦即民族的希望。改变文化就应该从完善人格开始,目的是为了塑造完美的人生。余秋雨关注文化人格的完善,是要通过健全的文化人格的建立与达成,来实现人生的价值,并最终完成民族文化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升华。

二，追求文化的真实, 真理所在

余秋雨的散文具有极强的哲学思辨力,能够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去审视笔下的人物、事件和道理。他的散文寻的是“真”,求的是“善”,具有一种科学和伦理的人性美。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此乃谦下之德也。余秋雨的散文充满了人性关怀, 追求和善,讲求情感,在和风细雨中,诉说人性,感化人的心灵,使人向善趋美。这正是文学的审美作用所在。余秋雨在《文明的碎片》一书的题叙中直言:最强大的哲人也无力宣称,它可以从整体上营造一种文明。人们能做的极致,也就是为社会和历史提供一些约定俗成的起码前提。这些前提,是人性的公理,道义的基石,文化的共识,理性的入门,也就是世俗社会所谓的常情常理。没有这一切,社会无以构成,人类无以自存,因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人都应该来参与构建文明前提的事业。

在《道士塔》一文中,余秋雨对那个土布麻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既卑微,又渺小;既无知,又愚昧,稀里糊涂做了很多傻事的千古罪人莫高窟主持王圆渌给予了无情的谴责,同时,也抱以同情和无奈。是王圆渌在任莫高窟主持期间,好心而无知地将莫高窟的几洞珍贵壁画用石灰涂抹殆尽;是他找帮手用铁锤砸碎了窟中精美的佛像雕塑,而让村里的泥匠堆砌了几个不伦不类的天师和灵官;是他允许外国人运走了成批成车的珍贵文物;是他用莫高窟秘藏的无价之宝珍贵经卷,换了一点银元。他确实可恨可憎。但余秋雨能够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莫高窟文物丢失罪过的根源不在王圆渌,因为王圆渌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客观地说,他没有能力把持好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宝库，罪过的根源在当时的官府,官府腐败无能,官僚只知个人享乐,不管国家的文化遗产,任凭文物被掠国外和无端地损坏,他们更是千古罪人,这也是国家的悲剧和中华民族的悲哀。这里有对事件的哲理思考,也有对凡人的理性关怀。作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绘之以景,寓之以意,具有和谐委婉的审美内涵。苏州,本是江南一座文明古镇,柔婉的语言,娇好的面容,精雅的园林,幽深的街道,处处给人以感官上的宁静与慰藉。两千多年前,它就成为了吴国的都城。明代,苏州反对朝廷腐败统治最激烈,有苏州织工大暴动,有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戏曲家。有风流落拓,高高傲傲,蔑视官场的唐伯虎,有大名鼎鼎的金圣叹。近代有戴东原、王念孙、焦理堂、章太炎、胡适之从这里走出,成为历史的风云人物。就是这样一座人类最早的城邑之一,两千五百多年来却一直受着不公平的待遇。说苏州是亡国亡君之地,是玩物丧志之乡。为此,余秋雨给予了正本清源的矫正:苏州,是中国文化宁静的后院,它有超拔的文化品格,它不媚官,它不为上,它立足本真,它追求自然,政治上践行为而不为的理念,为人上力行诚信友善,追求学问,崇尚文化,淡泊名利,宽容大度,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找准了自己正确的人生坐标，白发苏州,像一位历尽沧桑的慈祥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语),冷静地面对世间万象,细心地呵护着自己的生命,把“中庸”、“人性”、“美好”等内涵,写进自己的生命史册。这就是余秋雨先生在《白发苏州》一文中,于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哲理评判。余秋雨在这里表面是写城,实际在写人,以寓托的手法,写人的文化品格,写人的善美情操。给人以启迪,引人以思考。对于“真”的探寻和礼赞,是余秋雨散文所一直追求的。也是中国当代文人所向往的境界。

三，在社会活动中展现自我，传递文化的同时被扭曲和污蔑

2010年的全国青年歌唱大奖赛，中央电视台又一次创造奇迹，借用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平台，吸引一亿多观众，邀请余秋雨来传播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各方面的统计和调查证明，全国观众中热心歌唱比赛的比例越来越小，而喜欢倾听余秋雨讲述的比例却越来越高。最终统计结果，专为听雨秋雨教授的听众人数，达到八千二百多万。这个现象，极为惊人，可惜传媒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件事在漫长历史和辽阔的世界中的空前意义。

余秋雨自己也创造了奇迹。他在讲述一些常识之外，居然把中外学术前沿最尖端、最艰深、最有价值的思想精华用简洁、生活的语言向全国观众进行阐述，不仅没有把广大观众吓退，反而让他们着迷。这一来，高层学术前沿和世俗传播前沿完全合成了一体，实在是大师手笔，常人莫为。

历来中国文化学术界有一个老毛病，就是喜欢以艰深晦涩来掩盖自己缺少见解的空洞。这已经养成习惯，因此，一听余秋雨用通俗简明的话在讲述，也以为是浅显的知识，不认真收看了。这一点，广大民众的接受心理远比文化学术界健康，他们以上亿人的放松心情，让当代最杰出文化智者的声音深入大地。

台湾出过一本书叫《倾听秋雨》，收录了余秋雨在马英九先生、胡志强先生主持下在台湾各地发表巡回演讲的空前盛况，可惜我没有读到。我也知道，余秋雨教授是接受联合国邀请在“世界文明论坛”发表演讲的唯一中国学者，也是至今唯一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的非官方中国学者。

有鲜花必然招来牛粪，在自古以来文人相轻尤甚的中国，这不仅仅是文坛的一种丑陋，而且演化成了一种民族的病态。作为当代中国成就瞩目，著作等身的余秋雨也难逃脱这个命运。我查阅中国知网的相关文选，其中不乏批判余秋雨的论文，洋洋洒洒上万字，全篇下来除了吹毛求疵就是无中生有，其中以80后所谓的青年学者居多。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我摘录了下来：“余秋雨的散文还有这么一个特点:在行文过程中经常提及自己文化名人的特殊身份。在余秋雨的散文中不难发现这样的语句: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风雨天一阁》正好余姚市政府聘请我担任文化顾问,一直好心陪着我的余姚乡土文化的研究者姚业鑫先生执意要我在进余姚城之前先去看看河姆渡博物馆,博物馆馆长邵九华先生为了等我,前一夜没有回家,在馆中过夜。正这么傻想着,列车员站到了我眼前,说我现在坐的是软席,乘坐需要有级别。《乡关何处》现在苏州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 ,我多次陪外国艺术家去参观。以上这些叙述带给我的只有这么一个信息: 余秋雨先生是文化名人。诚然,余秋雨先生是文化名人,但实在也没必要在散文中多次提及自己文化名人的特殊身份。这样,到底是什么意图呢,难免有矫情的嫌疑。这些都还勉强能够理解, 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余秋雨对待别人接待的意图。余秋雨想通过旅游来感悟中国文化,但又不愿去找旅行社,那种扬旗排队的旅游队伍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最好是单身孤旅,但眼下在我们这儿还难于实行。好在平日各地要我去讲课的邀请不少，何不利用讲课来游历呢?有了接待单位, 许多恼人的麻烦事也就由别人帮着解决了于是理出那些邀请书,打开地图,开始研究路线。《文化苦旅》自序中把自己的这些意图表述得这么赤裸裸, 我真佩服余秋雨的勇气。余秋雨文化名人似的矫情还有这么一个特点:借历史上的文化大师来暗示自己的文化名人身份。这让我迅速想到了《乡关何处》,余秋雨在这篇散文中,多次提到甚至花详细的笔墨叙述自己的故乡浙江余姚出现的历史文化名人,还以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而深感自豪。“ 我, 王阳明先生, 比你晚生五百多年的同乡学人。”在这里,余秋雨把自己和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化大师王阳明先生并列为同乡学人,还在文章中对同乡王阳明大肆褒扬: 身为文化大师而又善于领兵打仗的有谁呢?宋代的辛弃疾算得上一个。但总还不能说他是杰出的军事家。好像一切都要等到王阳明的出现, 才能让奇迹真正的产生。他又不是一般的文臣,而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因此他的特殊性就远不止在明代了。翻了几年史籍,发现在王阳明之后的中国文化史上最让我动心的很少几位大师中仍有两位是余姚人,他们就是黄宗羲和朱舜水。有了一个王阳明还不算,余秋雨还搬出了黄宗羲和朱舜水。看看这一个个名字吧,只要稍微有一点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几个人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而我们的余秋雨先生呢?则是他们的同乡学人。这是何等的荣耀与自豪。这些都还不过瘾,余秋雨还搬出了汉代名士严子陵。这使 我想起范仲淹的名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写下这十六个字后我不禁笑了,因为范仲淹的这几句话是在评述汉代名士严子陵时说的,而严子陵又是余姚人。对不起,让他出场实在不是我故意的安排。由此,我觉得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故乡。严子陵的出场不是故意的安排, 那意即其余名人的出场就是故意安排的了。用意何在? 从古到今, 余秋雨还提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朱端均教授,顾仲彝教授, 复旦大学的王水照教授。而无一例外,他们都是余秋雨的同乡学人。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而余秋雨不仅进了, 还是在雨天由文化局长陪着进的。在黄宗羲进天一阁看书之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10余名, 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风雨天一阁》写作此文, 与嵇康弹完广陵散而赴死的日子同样是炎热的八月,其间相隔一千七百三十二年。《遥远的绝响》以上这些话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已经再明显不过了。或许余秋雨在写文章时也根本没有什么言外之意,但就文本本身而言却透露出了这么一个矫情的信息。”

以上这段文字是摘自中国知网的一篇学术论文。我对照原文再去读了一篇，基本是断章取义，作者脱离了大的语境单独列出这些句子来充斥他的论点之处余秋雨的“矫情”，难以服众，甚至有污蔑之意。也难怪余秋雨在他的语录《余秋雨人生哲言》一书中收录了这样一段话“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惩罚那个在报刊上大肆污蔑你的年轻人？我说饥饿的二十岁，有权利胡言乱语的二十岁，让人心软。”社会的浮夸，塑造了一群人格缺失的年轻人，网络的普及及对自我言行的不负责，让学术场也成为不折手段来突显自己的平台，当代中国很多文化名人前辈都深受其害，对于余秋雨，很多人现在只会关注他现在徐家汇大股东的身份，然后把他上亿身价作为谈资。难得静下心来去关注他的文化思想，他细腻灵动的笔触了。这不得不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是中国文化界的悲哀。

篇8：余秋雨文化散文集：西湖梦

一、文化底蕴深厚、哲学性强

余秋雨文化散文的最大特点在于文章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性, 对历史文化的深思和探究。他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史知识, 独特的思维视角, 以宏大的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为背景, 以现实中的现象或事件为契合点, 引发世人在司空见惯中重新审视, 探究历史隧道中的尘埃。从谈山水的《文化苦旅》到谈历史的《山居笔记》, 从谈人生的《霜冷长河》到谈西方的《行者无疆》, 余秋雨用他那独特的视角, 丰富的想象, 将山水、人性、文化、哲学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追寻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 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无论是对已故历史的探究, 如《一个王朝的背影》、《苏东坡突围》, 还是对远古文明的追溯, 如《千年一叹》;无论是饱含乡土乡情的倾诉, 如《抱愧山西》、《乡关何处》, 还是对人生现象的折射, 如《历史的暗角》、《苦闷的解脱》, 他都做了一番历史与现实的比对和思考。

然而, 余秋雨先生的笔触并不仅局限于对历史文化的探究和拷问, 还倾力于对人性鞭辟入里的探讨。对在我们看来稀松平常的, 但又是造成社会种种弊端的人性弱点, 如“嫉妒、谣言”等并没有进行犀利的批评, 而是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发展过程, 以及如何解决。这使得余的散文不仅可读性高, 而且哲学性强, 比起那些晦涩难懂的哲学论著不仅使读者易于接受, 而且容易理解。这种散文要比那些写出来没有人看, 亦或看不懂的哲学论著来说更具有实际意义。

二、题材广泛、易引起共鸣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选材宽泛, 覆盖面广。在《山居笔记》和《霜冷长河》中, 作者的手笔触及四面八方, 北到塞外长城, 南及天涯故事, 西有皋兰山月, 东则从“宁古塔”到“上海人”, 既写牌坊、庭院, 又写古墓、庙宇;既做“西湖梦”, 又遥想阳关雪;既追忆已逝的“十万进士”, 又正视历史与现实中的“暗角”。在《千年一叹》中, 世界各大古文明更是遍布了作者的足迹:埃及的法老, 希腊的石柱, 巴基斯坦的儿童, 奇怪的巴比伦, 伊朗的黑袍, 恒河的晨浴, 无所不包。虽然散文的选材历来比较宽泛, 但余秋雨先生把这种散文的平常之处做了细致特殊的处理, 即“同中求异, 异中求同”。宽泛的题材容易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 但如何吸引广大的读者, 余秋雨正是做到了“同中求异”。他将大众化的主题与情感以不同寻常的状态展现出来。虽然他的文化散文以游记居多, 但又不是纯粹的游记, 不是单纯得记录自己所见所闻, 而是就某一点进行描述, 继而引发深思和拷问, 从大家司空见惯的人和物中, 抛弃惯有思维, 挖掘独特的想法。这也正是余秋雨的文章被大众读者所喜爱的原因之一。再具体观照每篇作品就会发现, 虽然选材涉及宽泛, 但表现手法又极其相似, 均是在历史、文化、人格、民族、政治、自然的变换交替中, 探寻文化灵魂和人格的真谛。这就是异中求同, 因此他的文章带有很明显的余式风格。

三、语言通俗、散文小说化

余秋雨因其深厚的戏剧文学的功底, 在行文时有意识得将散文和小说巧妙地结合起来, 追求一种小说化的艺术效果, 有利于不同层次的读者接受、理解、喜欢。这种艺术形态主要表现在通过丰富的艺术想象, 构建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 还原虚拟的历史现场, 把抽象的历史材料, 予以形象生动的艺术再现, 如同讲故事般娓娓道来。这一特点在《文化苦旅》的第一篇文章《道士塔》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典型。如“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 喜欢到洞窟里转转, 就像一个老农, 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 暗乎乎的, 看着有点眼花, 亮堂一点多好呢, 他找了两个帮手, 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上装上一个长把, 在石灰桶里醮一醮, 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 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 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 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 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 唐代的笑容, 宋代的衣冠, 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 顺便打听画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 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 就刷这几个吧, 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这基本上均为想象和虚构, 尤其对细节的描写不可能有史料记载。但正是这样戏剧化的想象和描写, 使得王道士这个人物个性丰满起来, 读者也仿佛看到王道士粉刷壁画的情景, 他对敦煌壁画的想法, 即“暗乎乎, 看着有点眼花”, 让人觉得可笑。就是这样可笑的想法使得王圆篆称为了敦煌石窟的罪人。如果靠单纯的记叙或议论是难以与读者产生共鸣的。

在叙事上余秋雨也有自己的特点, 作为一名文化导游, 他的文章不是枯燥的文化介绍, 而是将当地的故事与自己联系起来, 用第一人称来说自己, 用第二人称来说当地的山水、历史、文化, 仿佛自己可以穿越时空, 与历史对话, 如《年老的你》、《我的大河》等。这种叙事方式使历史复活, 使文化很自然得走进读者的心里。

四、对旅游文化的影响

余秋雨的作品涉及范围广, 文化底蕴深厚, 阅读他的作品对于大众来说可以视为一种“扫盲之旅”。如在《千年一叹》中, 从希腊这个与中国同样拥有灿烂悠久文明的古国开始, 一路驶向祖国。一路上带领读者边看边想。在爱琴海畔, 讲述苏格拉底、柏拉图所思考的问题, 同时又联想到了同时期的孔子、老子。走进迈锡尼, 讲述荷马的低声吟唱, 之后是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印度、尼泊尔等, 一路走过十个国家, 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 而这本书恰恰给了读者一个虚拟游览的机会, 一次心灵之旅, 恰似一堂世界文化普及课。

余的作品除了对世人文化的影响, 还带热了许多他曾走过的地方, 余秋雨本人也经常被各地邀请去考察当地的旅游文化与资源开发。如献计宜兴旅游, 被聘为江苏旅游高级顾问, 为临潼文化旅游“把脉”等, 充分展现了他对于旅游文化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余秋雨曾说“我是个文化人, 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 我活在世上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承文化”。正是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的文章对于大众而言更像是一种召唤、一种推动, 召唤人们重新审视自己、审视周围、审视现在和过去, 推动人们努力向前。

参考文献

[1]刘青云.析余秋雨散文的写作特色[J].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1, (12) .[1]刘青云.析余秋雨散文的写作特色[J].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1, (12) .

[2]李娟.试论余秋雨文化散文的特点[J].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2008, (11) .[2]李娟.试论余秋雨文化散文的特点[J].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2008,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