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税制度的演变

我国财税制度的演变（精选6篇）

篇1：我国财税制度的演变

对我国当前财税制度改革的分析

摘 要：财税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创新包含税收制度在内的财税制度体系，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以便正确处理政府与非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政府系统内部各层级之间的关系，最终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造福广大人民。因此财税改革的根本落脚点是重塑资源配置力量，优化资源配置方式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财税制度是上层建筑的构成要素。财税改革既决定于财税关系的变化，也决定于上层建筑中的其他要素及其变化，因此财税改革与改革开放相辅相成。财税改革既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对改革开放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财税改革的实施又以改革开放为依据，其进程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它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时代烙印和改革重点。关键词：财税改革；改革开放；背景；重点；趋势

一、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回顾

（一）30多年中国财政管理体制变迁

政府财政管理体制是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一项基本制度，其核心是明确各级政府间职责划分和财力分配。适应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财政体制于1980年、1985年和1994年进行了重大调整

1.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从1980年起，国家下放财权，在预算管理体制上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俗称“分灶吃饭”体制。2.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体制。经过1983年、1984年两步“利改税”改革后，税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因此，中央决定从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

3.194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分一转一返还”来概括：以法规的形式明确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同时分设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筹集收入；明确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税收返还数额和过渡时期的转移支付办法。

（二）与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平行的税收体制改革

1978年以来，税收体制的改革主要集中于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复合税制体系，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作用。按改革的关键时间点划分，可分为以下三个改革时间段：

1.1978年至1982年的税制改革。1978年至1982年，成为我国税制建设的恢复时期和税制改革的准备时期。从1980年9月到1981年12月，五届人大先后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初步形成了一套涉外税收制度，适应了我国对外开放初期引进外资、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工作的需要。

2.1983年至1994年的税制改革。1983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试行国营企业利改税，即第一步利改税改革，将建国之后实行了30多年的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制度改为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一改革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突破了国营企业只能向国家缴纳利润、国家不能向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的禁区，成为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一个历史性转折。

3.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力度最强的税制改革。改革内容包括：全面改革流转税，以实行规范化的增值税为核心，相应设置消费税、营业税，建立新的流转税课税体系，对内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并统一个人所得税。改革之后的我国税制，税种设置由原来的37个减少为23个，初步实现了税制的简化、规范和高效的统一。

二、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与发展30年的基本经验总结

（一）财政职能转变必须与政府职责的转换同步进行 1944年分税制前的财政包干制，事先确定中央和地方各自的预算收支范围，以及地方预算收支包干基数，地方依照基数收支包干，在划定的范围内，自求平衡。政府职能未能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架，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划分含混不清。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改变了传统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在初步划分中央与地方各自事权的基础上，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尽管为了使改革顺利推进，不得不保持了地方的既得利益格局，在存量上依然存在包干制的痕迹，但在增量的安排上，则倾向于向新的体制过渡，这标志着财政体制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因此，在财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明确划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处理好财政职能转变与政府职责转换的协调性问题。

（二）财税体制改革必须与现实国情结合，走渐进式改革道路 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改革只能走渐进式的道路，以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减少改革的阻力与成本。在改革的探索期，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有利于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带给企业、农村、农民和地方政府的重重束缚，逐渐引入竞争和激励机制，塑造多元利益主体，增强微观经济主体和国民经济的活力。尤其是在改革初期，这对于打开改革的突破口至关重要。在利益激励之下，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压抑的创造力瞬间释放出来，创造了国民经济长足发展的奇迹。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后，则必须按照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内涵要求，明确政府放权让利的界限和度，走渐进式改革道路。

（三）财税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投资体制改革协调推进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财政单兵推进的改革，需要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领域改革的协调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推进，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时，必须以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步推进为前提，构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经营实体，国家以对国有企业的出资额享有经营管理权限。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财政体制改革并非否定财政的调控地位，强化金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财政职能的不健全和宏观调控的功能“缺位”，不仅极大地限制了财政政策的选择空间，同时又反过来对银行信用造成了畸形的依赖，对货币政策产生了“缠绕性”的干扰与冲击，必然使财政、货币政策各自作用的正常发挥及二者的协同配合出现困难。

三、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推动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进一步完善

推动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主要解决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财权划分的问题，而对于省以下各级政府之间财力划分的比例、规范等问题，却远未涉及。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省级政府多模仿中央与省级政府的财权划分比例，处理省级政府与地市级政府的财力划分。而中国长期以来的官场政治“潜规则”，也使得下级政府在与上一级政府在财力划分比例、税种归属等问题上，根本不可能有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被动地接受上级政府的财力分配，这样也就造成了财力不断上移，事权却不断下放，基层政府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建议财政部总结归纳各地省以下财政体制框架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制定出一个相对统一的省以下的财政体制改革思路与方案，供各地参考使用，具体做法则由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实施细则。改革的内容应包括省以下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财力分配、税种分配、转移支付的办法等内容。

进一步完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规范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对于均衡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性、实现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要建立起规范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必须从目标、机制、实施方法等方面来加以明确。进一步明确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导向，规范转移支付方式，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办法。

（二）适应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推动新一轮的税制改革 加大税制对自主创新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导力度。流转税方面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一方面可以与国际惯例接轨，减少重复课税，增强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增值税的链条机制，真正发挥增值税的中性作用。所得税方面，梳理现行的鼓励自主创新的所得税优惠，改变当前的园区型优惠为产业型优惠，改变当前的直接的税基减免式所得税优惠为间接的税额扣除式的所得税优惠，提高税制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效果。改分类所得税制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以充分反映纳税人的综合纳税能力。拓宽税基，合理确定费用扣除标准，使法定扣除标准与纳税人实际生活负担相接近，同时可以考虑家庭人员的不同构成以及基本生活需求的实际情况，增加专项扣除，使其更有利于低收入阶层的纳税人；统一累进税率，减少税率级次，降低名义税率。在税收征收管理上要提高征管水平，建立严格的双向申报和交叉稽核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和财产申报制度。

完善地方税体系，确定地方税主体税种。建立较为独立的地方税体系，就要科学地划分地方主体税种、辅助税种，我国地方税以营业税、所得税和财产税三税鼎立构成，以营业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以财产税类为辅助税种，一般说来，地方税主体税种的选择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税种的变化而有所变化，随着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地方税制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税收政策的变化，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地位也会有所改变。根据我国的税收经济实际，结合国外的经验，在建立健全地方税体系时，对营业税应本着“局部调整，扩大税源”的思路，仍维持其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地位。

（三）完善预算管理领域改革，综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尝试编制中长期预算，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传统的预算理念往往侧重于强调预算的年度性，然而，从增强政府承诺的可信度方面考虑，年度预算是不够的，需要中长期预算框架作为补充。因此，需要从国家和部门的长远目标着眼，构建中长期预算框架，实现真正的“滚动预算”。中长期预算框架的基本功能在于建立中期财政约束基准，具体包括了两年或两年以上的开支需求的预算决策。编制中长期预算，打破预算编制以一年为期限的局限，为政府全面掌握财政未来的走势提供了初步资料，为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提供了保证。提高预算的可预见性，减少测算的盲目性，避免部门预算忽高忽低的情况，也有利于细化预算管理。结合我国国情，在现有条件下，可以考虑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国家经济政策及发展目标、财政收支状况及发展趋势，分别政策性因素、经济性因素和管理性因素，对以后年度的收支预算进行分类分析预测，先试编两到三年的中长期部门预算框架，待时机进一步成熟后，再逐步延伸预测的前瞻性。参考文献：

[1]高培勇.奔向公共化的中国财税改革[J].财贸经济，2008.11.[2]林龙海.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考[J].今日财富，2011.09.

篇2：我国财税制度的演变

一、监狱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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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奴隶社会夏、商、周的监狱设置

•据《竹书纪年》载：“夏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所谓“圜土”，即用土构筑的圆形的围墙，夏代即以此为监狱，拘押囚犯。有人认为“夏台”为夏朝中央监狱的名称。

•商承夏，仍称监狱为“圜土”。商代还把监狱称之为“囹圄”。•西周时期，监狱仍称“圜土”或“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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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封建社会时期的监狱设置

•秦朝的监狱分中央与地方两类监狱：中央设廷尉狱；地方郡、县则分别设关押其所属管辖的一般案犯的监狱。

•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廷尉狱，武帝后又在中都洛阳设置二十六所中央监狱，汉朝地方普遍设狱，史称当时“天下狱二千余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监狱机构设置有所发展，其表现： –一是曹魏时在军中设狱。

–二是西晋在其都洛阳设两狱，从而开中央设两狱制度之先河。

•唐朝的监狱设置已成体系：在中央设大理寺狱；在京师设京兆狱和河南狱；在地方，“凡州县皆有狱”。

•宋朝初年，将大理寺狱移至御史台，称“台狱”。后又恢复大理寺狱，但仍保留台狱。

•元朝监狱设置与唐宋不同的是，首次在刑部设立监狱。当然这与元取消大理寺不无关系。另外，元实行司法机构多元化，因此其监狱机构也相应多元。

•明朝监狱设置可分为中央、地方和特务组织厂卫监狱三大类，厂卫监狱主要监禁政治犯。

•清代监狱设置与明代基本相同，但由于清朝司法机构多元，相应地设有一些专门监狱。

（三）清末及民国时期的监狱设

–清末仿资本主义国家监狱，改旧式为新式监狱，促进了中国监狱设施的现代化。–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继续清末进行监狱改良，并着手筹建各类“新式监狱”，但据记载，中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全国共设置监狱一千七百余所，直到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的统计，全国新式监狱也仅建六十三所，其余仍为旧式监狱。

–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监狱设置分几类： •第一，普通监狱。分新式与旧式两种。

•第二，军人监狱。关押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第三，少年监狱。用于监禁未满十八岁的刑事案犯。•第四，拘留所。拘留所是警察机关直辖的监狱设置。•第五，法院看守所。各级法院均有设置。

•南京政府还没有一些特殊监狱机构，主要有：反省院、集中营、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和“保安处分”执行场所。

二、监狱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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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建社会时期的监狱管理制度

•我国封建社会的监狱管理制度形成于秦汉，成熟于隋唐，以后历代又进行了一些完善。

•据史料记载，秦朝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监狱管理制度。主要从三个方面作了较具体的规定：

–一是在监押管理上，秦除专设狱吏，还以轻刑犯监管重刑犯。–二是在生活方面，保证了囚徒的基本生活。

–三是在劳动管理方面，有定额和质量要求，达不到者将受到处罚。

–两汉形成了一套基本完备的监狱管理制度。汉除继承秦的一些制度外，新的规定主要有：

•第一，在监押方面，–一是规定禁止囚徒与外界人员交往，违者治罪； –二是囚徒私自解脱刑具、囚衣者，罪加一等； –三是建立了“呼囚”即晚点名制度；

–四是建立了“颂系”制度，即老幼、孕妇、侏儒和老师等可不戴刑具的制度。•第二，在生活方面，一是规定囚徒有病官府给医药，若死于狱中或服役处所，无家归葬者，由官府埋葬；二是“纵囚归家”，即在年终或一些特殊情况下，允许犯人暂时归家并按期返狱的做法。

–晋代专立监狱法《狱官令》，其为中国最早的有关监狱管理的单行法规。其中对犯人衣、食、住、病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标志着中国古代监狱管理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隋初定《开皇律》，对监狱管理制度作了较详尽的规定。

•唐代的监狱管理制度相当详密：在监管上，实行贵贱有别、男女异狱，并据罪行等级分别囚禁；罪行轻重不同，所戴刑具亦相异，老、幼、疾、孕者免戴刑具。在生活待遇方面，狱囚衣粮家近者由家属提供，家远者由官府供给；居住上“诸狱皆厚铺席荐，夏月置浆水，其囚每月一沐”对于病囚，狱方负责请求医药救疗，病重时许家人探视。为使这些规定得以切实贯彻，唐对掌狱官吏严加规制，若狱官不兑现法规给予狱囚的应有待遇，要处罚，因此造成囚犯死亡者，要负刑事责任，重者绞。

–宋朝的狱制基本承唐制，而且宋朝已出现对一些犯罪官吏可保释的制度。–元朝监狱管理的最大特色是，实行“南北异制”方针：蒙古人囚犯可不戴刑具，汉人和南人为囚犯，不仅要戴刑具、服苦役，而且倍受狱官百般虐待，甚至折磨至死。另外，元朝规定，孕妇生产可取保在外。

–明朝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唐宋以来的监狱管理制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增加了矜恤老幼、废疾尤其是妇女的狱制规定。•第二，狱囚生活待遇规定更加具体、细致。

•第三，创立提牢点视制度。“指提牢官或司狱官定期巡视牢狱安全、查点狱囚人数的监狱管理制度。

–清代的狱制较明代更加完备，凡收监、出监、保外就医、囚衣、囚粮、囚病、每日点视、封监等事项，清律均有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并尤其强调狱官责任，狱官若未按律办事，尽其职责，造成后果要承担刑事责任。

（二）清末及民国时期的监狱管理制度 –

1、清末狱制改革

•1903年，清政府批准了改良狱制的新举措，建立了京师模范监狱，该监狱模仿西方标准，设施齐全，管理规范。此后，各省纷纷效仿，从而促进了中国狱制的近代化。1910年，《大清监狱律草案》完成，作为中国第一部监狱专律，尽管该草案未及颁行，但却成为民国定监狱法之蓝本。

2、中华民国时期监狱法制的建立与实施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于1913年修订《大清监狱律草案》，颁布了中国首部监狱法典《监狱规则》，该监狱法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监狱规则，在收监、监禁、戒护、劳役、教诲、给养、卫生、释放等诸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

–南京政府建立后，陆续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监狱法规法令，规定了收监、监禁、戒护、劳役、教诲教育、给养、赏罚、卫生与医疗、接见与书信、假释和释放等各项制度，条文大都抄自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监狱法律，属于相对先进的近代监狱管理制度。

三、狱具制度

–从商代甲骨文中记载可知，商代监狱已使用梏和拲等狱具。西周时狱具有桎、梏、拲。桎是束缚脚的；梏是束缚手的，并两手分别加戴；拲是戴在两手之上的，所谓“两手共一木”。都是木制的器械。

–秦朝时，囚犯一般要戴称作木械、黑索和胫钳的狱具。

–汉代一般囚犯都要戴狱具。但汉朝自景帝起始建“颂系”制度，即老、幼、残、疾、弱之人犯免戴狱具的制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狱具称谓：如西晋的“枷”，一种束颈的械具；南梁的“杻”，一种木制的手械；南陈的“锁”，一种脚镣。–唐朝在健全狱具制度方面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规范狱具尺寸，明确施用对象。•第二，仿汉制，建立“颂系”制度。•第三，严禁违反狱具施用制度

–宋代的狱具制度一如唐制，正规狱具主要也是枷、杻、钳、锁和盘枷。–明朝的狱具制度较唐宋更为完备，明律的卷首便列有刑具图，狱具有枷、杻、索（铁链）、镣等，尺寸均有明确规定。而且明朝对不依法严守狱具制度，对囚犯应械而不械者，不仅处罚直接责任人，相关管理官员亦同罪。

–清朝的狱具制度基本沿袭明制，清末的狱具制度一如前清，狱具主要有脖锁、手铐、脚镣和木杻等。

篇3：我国宪法中的财税制度及其改进

近几年, 财政宪法的概念开始进入我国宪法学的视野, 并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财政宪法是与政治宪法、军事宪法、劳动宪法、文化宪法、社会宪法等部门宪法并称的一种宪法专门制度, 是指有关国家公共财政收入、支出以及财政监督方面的宪法规范与宪法制度。

为什么财税宪法概念一经提出, 就迅速引起各方关注呢?一方面, 这与我国的宪政转型正处于关键时期, 同时也是相对迷茫时期有关, 在转型路径的选择上, 很多人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境地, 而财政立宪正是现代国家宪政建设的重要内容, 且较少意识形态色彩, 容易成为转型的突破口,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就国家对物质的极端依赖性做出过十分精辟的论述, 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资本就是财政物质基础, 这也正是财政立宪主义的立论基点, 具有不可置疑的科学性。

另外, 财税宪法概念受到重视, 也与我国财政税收制度极端不健全, 跟纳税人的权利呼声日益高涨明显脱节有关。世界上建立了成熟的财税法治的国家, 早就将税收法定主义、无代表不纳税等理念体现在该国的宪法之中, 而我国现行宪法第二章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这与“国家的税收必须受到全体公民的约束”这一所有国家宪法文本中最基本最共同的涵义或普世性价值是格格不入的。本文所称财税制度, 实际上即指财政制度, 惟因税收制度如此重要, 才专门把它拿出来加以分析。

一、财政立宪主义的意义

保证财政的公共性。包括财政收入的公共性和财政支出的公共性。

保证税收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税收作为一项国家对社会的调节制度, 从本质上来讲是对剩余产品强制、无偿分配所形成的一种特定的分配关系。因此这种分配关系是否正义, 或者说能否满足社会正义的要求, 关乎一个国家能否获取充足的财政收入, 获取的税收收入的路径是否符合最大多数纳税人的权利、义务分配, 税收收入的取得能否与社会经济、国家利益的思想协调一致等国计民生的大事。一个税收体制公正合理性的基础是平等课税、公平税负、效能化税收的真正体现。要满足税收正义的要求, 从宪法到财政、税收基本法的制订都要满足民主、公开、科学的立法要求, 而不仅仅是行政部门主导立法。

财政立宪主义也是宪政转型的重要一环。财产权问题历来就是法学领域的重要课题。财产权也是一种宪法权利, 体现了国家和私人之间公法上的财产关系。哈耶克认为:“对政府行为的控制, 至少在最初的时候, 主要是经由对岁入的控制 (control of revenue ) 来实现的。”遍观各宪政国家, 财政权无不由议会掌管, 它“在现代自由国家, 实为议会监察行政机关的最大利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是中国践行宪政道路的关键步骤, 而对财政和税收问题进行立法和审查恰恰需要人大代表的专业化和专职化。以财政为突破口, 强化人大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 对行政权进行限制, 也许正是建立法治政府和宪政国家的最佳契机。

财税立宪有助于纳税人权利观念和公共参与观念的成熟。纵观世界历史, 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皆与征税不当关系密切。1765年, 英国通过《糖税法》、《印花税法》和《茶叶税法》, 人民高喊着“要自由, 不要印花税”的口号爆发了人民起义, 随后召开的纽约议会会议宣称“人民由自己的代表来课税, 是每个自由国家的最重要的原则, 是人类天赋的人权”。1774年又因税收问题引发了“波士顿茶叶案”, 1776年的《独立宣言》中指出纳税而无代表权是暴政, 使得“无代议士不纳税”成为美国独立战争响亮的口号。

我国宪法中的税收条款遮蔽了纳税与公民权利的关系, 税收法律体系将间接税、价内税作为主税种, 不利于公民意识的培养, 甚至滋生国家征税与个人无关, 政府花钱我们无从过问等错误理念。

二、国外宪法上的财税制度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七款规定:一切征税议案应首先在众议院提出, 但参议院得以处理其他议案的方式, 表示赞同或提出修正案。这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体现, 也是议会主权原则的要求, 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规定和征收直接税、进口税、捐税和其他税, 以偿付国债、提供合众国共同防务和公共福利, 但一切进口税、捐税和其他税应全国统一。

《日本国宪法》第29条规定:财产权的内容应适合于公共福利, 由法律规定之。第30条规定:国民有按照法律规定纳税的义务。第84条规定:“课征新税及变更现行的税收, 必须依法律或依法律确定的条件”。明确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

法国,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34条规定“征税必须以法律规定"。

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专门设置“财政”一章, 详细规定了费用的分摊、财政援助、税收立法及分摊、财政平衡、财政管理、联邦和各州的财政关系等内容, 对预算收入及其支配作了严格规定, 但保障政府制定预算法案的特别权力。基本法第113条规定“联邦政府提议的, 或涉及新的支出或可能将会造成新的支出的增加预算支出的法律, 需经联邦政府的同意。这也适用于涉及收入降低或可能将来会造成收入降低的法律。”

比利时宪法第110条规定:“国税必须通过立法才能规定。省、城市、市镇联合体和市镇的地方税, 非经各自议会做出决议, 不得征收。”第112条规定:“在税收方面, 不得规定特权。免税或减税, 只能由法律规定。”《意大利宪法》第23条规定“不根据法律, 不得规定任何个人税或财产税”。在第一编“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第四章“政治关系”第53条规定:“所有人均须根据其纳税能力, 负担公共开支。税收制度应按累进税率原则制定。

马来西亚宪法在第七章“有关财政的规定”第一节“总则”第96条规定:“非经法律授权不得征税。非经联邦法律规定或授权, 联邦不得为联邦用途而征收任何国家税或地方税。”

希腊宪法第78条规定:“非经议会制定法律, 对征税对象和收入、财产类型、支出以及按何种税类处理等事宜做出规定, 不得征收任何税。”“有关征税对象、税率、减免税和给予补贴, 均须立法权力机关规定, 不得委托授权。”

西班牙宪法:“全体公民视经济能力并据以平等和渐进原则制定的公正的税收制度为维持公共开支做出贡献, 这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为查抄性质的。”第七章“经济与财政”第133条规定:“规定税赋之原始权力为国家所专有, 通过法律行使之。自治区和地方机关可根据宪法及法律规定和征收税赋。所有涉及国家税赋之财政收入, 均应根据法律规定予以规定。公共行政部门按照法律承担财政义务和进行开支。”这里涉及税收法定、税负公平、财政民主等多个法律原则。

本文不能对所有国家宪法条款均加以引用, 但检索可知, 除上述国家外, 还有大量的国家都在宪法中对财税制度的基本原则或基本制度做了规定。财税制度入宪是民主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相反, 在一些未明确规定税收法定原则的国家, 如古巴和朝鲜, 虽然宪法上规定了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很多福利政策, 但这些福利政策所需的支出, 最终还是要转嫁到公民头上 (以征税或国有等方式) , 而公民可能对此浑然不知, 它掩盖了公民与国家之间供养与被供养的关系, 不利于宪政国家的生成。

三、宪法应规定哪些财政税收内容

现代租税理念来自西方, 它跟社会契约理论, 人权理论, 宪政国家理论等是相伴而来的, 我国长期处于人治社会, 对宪法本就陌生, 对纳税人权利也不知如何行使, 而财政税收制度又如此重要, 我国又是成文宪法国家, 因此, 本文认为, 在宪法上规定较为详细的财税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既有宪法宣告和权利启蒙的作用, 也能起到刚性约束下位法的效果。

本文认为, 宪法中设“财政”专章规定较为适宜, 在财税基本原则中, 应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 财政民主原则, 财政议会主义原则规定在内, 而在财税基本制度中, 应将基本税种, 财政监督, 纳税人基本权利等规定在内。

所谓税收法定主义, 即“税收的事项, 均应由法律明文规定, 若无法律规定, 国家不得向人民课税, 人民亦不负纳税义务。”税收法定包括税种法定、课税要件法定、税收程序法定、课税平等等内容。税收收入归属政府, 政府为最终获益者。若税法由政府订立, “无疑会导致其征税权力的不合理扩大和提供公共服务义务的不合理缩小。”财税法定原则入宪, 应无疑问。所谓财政议会主义原则, 具体包括以下内容:1) 课税、发行公债等造成国民负担之政府行为, 应得到议会承认;2) 不得因身份特权而免除租税义务;3) 政府之岁入、岁出应计于预算书, 交由议会审议, 并以公开为原则, 其使用原则则以法律所定;4) 决算书应得到议会之承认。这里的议会, 在我国即为人大。

鉴于我国目前间接税、价内税为主体税种, 弊端较多, 宪法应加以矫正, 引导税收向所得税、价外税转变, 使纳税人能真切感受到税收跟每个人关系密切, 培养公民参与财政监督和公共事务的意识, 这对我们建设透明财政, 民主财政也有重要意义。

那么, 宪法上应如何体现财政税收制度?为什么本文建议设专章规定而不是修改既有条款呢?除了刚刚提到的几点理由,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我国宪法中既有的财税条款太过简陋, 也过于分散, 再加上宪法相关法如立法法等法律中的理性规定, 法条过于散乱, 不如在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之后专设一章规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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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试述我国书籍制度的演变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什么经济、文化就根本不存在。到了奴隶社会,生产力有一些提高,就出现了甲骨文、契刻等。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这时人们可以将竹、木之类制作成简牍来书写文字,其后又有了缣帛,图书出现了。书籍制度是指图书在一定历史时期所具有的特定物质形式。其物质形式由四个因素组成:文字、材料、形态和制作方法。我国古代的书籍制度,从竹木的简册制度开始,到纸写书的卷轴制度再到印本书的册页制度,演变到今天的计算机网络的非纸质的知识载体,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人民的需求而决定的。如从简牍到卷轴是由于发明了纸。再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写本书过渡到了印本书,书籍制度也过渡到了册页制度。

从卷轴到册页并不是一下就完成了的,而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人们感到卷轴形式有许多不便之处。如:制作手续复杂、麻烦,制作一部书要经过粘纸、加轴、装裱、系带等各种环节,费时费工。而且在阅读时需展卷、收卷,很不方便,查阅也很费力。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图书的内容范围比以前扩大了,数量也增多了。社会上读书、写书,收藏书籍的风气很盛,说明了社会文化的发展程度。

从敦煌遗书中可以看出我国文化、科技的发达。所藏的宗教文献中,不仅有佛教、道教文献,还有其他宗教文献。四部典籍,有经、史、子、集方面的文献。除此之外还有文书、帐册之类的文献。有印本、写本、拓本、纸本、绢本,有卷轴装、册页装、线装等,说明了制作工艺技术方面的成就。

信息技术的发明,改变了知识载体与传播方式,视听型、机读型的图书越来越多地使用了。

在卷轴时代的生产方式是抄写,而册页制度时的生产方式则是印刷,视听型时的生产方式变为缩摄等。这中间既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对书籍的大量需求,更有科学技术的发明。如果只有科学技术(纸的发明,印刷术的发明等),而社会不需要,那么人们就不会去利用这一技术,卷轴也不会过渡到册页了。如果经济、文化不发达,科技达不到这个程度,就是社会需求,也不可能出现册页制的。同理,其他形制的书籍,也不会出现。所以说我国书籍制度的演变同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书籍制度必定会演变到最适合人们需要的形式的。

二、我国古代书籍制度的演变

(一)从简牍制到卷轴制

文字产生后,首先出现了甲骨文,其次是铭文,再是刻石文字,但不论是甲骨文,铭文或是刻石文字,还都不能称它们为图书,它们只是一种档案。除甲骨、金石之外,记录文字的材料还有竹和木。我国最早的正式的图书就是写在用竹片和木版制作的简策和版牍上面的。这时我国书籍的主要形式是简牍。书籍制度为简牍制。

简:是写了文字的竹片;牍:是写了文字的木板。一部长篇的书,一根简容纳不下,需要多根简来书写。为了防止散乱,将多根简用绳编连起来就称作策。

简策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商殷时期。秦汉时,简策继续使用。如: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一批秦简,共1155枚。汉代的简最多,有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六号东汉墓发现木简五百零四枚。内容是儒家经典《仪礼》。1972年山东临沂县银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大部分是古代兵书。

经过三国、两晋,纸被广泛用作书写材料之后,简的使用才逐渐减少。直到东晋桓玄帝(公元四世纪)下令“以纸代简”,我国书籍制度的简牍制时期才告结束。

简牍一般经过刮削整治、编连、尺度、书写与字体、收卷等步骤来完成。

刮削整治:东汉王充在其《论衡》一书中介绍了简的制作方法:“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制作简牍须用笔、墨、刀、削等工具。

编连:写在多根简上的长篇著作,需用细绳予以编连,即编简成册。编绳一般是用丝、麻、皮做的。古代文献中所论之简牍,多用丝编。如:汉刘向《别录》载:“孙子书,杀青简,编以缥丝编。”现代发现的古简实物多用麻绳编连。如:居延汉简中的《永元兵物簿》、武威的《仪礼》等。

简策有先编后写的。像武威出土的《仪礼》木简,编绳编连处空白无字,是先编后写的。也有先写后编的,如:《永元兵物簿》。

尺度:简书长短大小与书写的内容有密切关系。先秦时期的长简三尺,一般用来书写国家的法律条文,故有“三尺法”之称。西汉以后儒家经典用最长简。汉尺比古尺大,二尺四寸相当于古尺三尺。从一些出土实物中,可以看出,简策的长短、大小并无定制。如《仪礼》、《汉元光元年历谱》等等。

书写与字体:每根简的字数不等,少的只有一、二字,多的则几、十几字。每根只写一行,比较宽的木简可写两行或多行。字体:先秦多用古文、篆字,后用隶书。汉代沿用隶书,汉简上的字体也多为隶体字。由于是用毛笔蘸墨书写,错了可用刀刮削后再重写,这就看出了刀、削的用处。

收卷:编连成策的简可以折叠,也可以卷起。出土实物多为卷起的。以最后一根尾简为中轴,向前舒卷,卷成一卷。《永元兵物簿》出土时,保持了原来卷简成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医简,有的已散乱,有的还保持形式。其中一尾简写有“右治百病方”,字迹清晰,保存完好,这正是因为卷成卷后,它在中心受到了外面简的保护。

竹木简虽价廉易得,制作方便,但它笨重、携带不便,而且每根简容纳的文字有限。编简成策的长篇著作一旦散乱,发生“错简”,会给读书、藏书带来很多困难,对图书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于是,在简牍盛行时期,又出现了写在缣帛上的书与之并行,称之为“帛书”。

帛书也称素书、缣书等。那么最早在帛上写字是何时呢?《晏子春秋》记述了齐景公对晏子讲的一段话:“昔吾先君桓公子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论语·卫灵公》记孔子弟子“子张书诸绅”,绅是古代丝织衣物的带子。齐桓公与管仲生活于公元前七世纪。孔子的时代是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由此可知,至少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在缣帛上书写文字了。战国秦汉时,帛书与简书并行于社会。由于它不易保存,容易腐烂,所以长期以来难以见到实物。由于历史文献上对帛书形制缺乏记载,一般多从后世有关纸的卷轴形制记载来推测帛书形制。都认为卷起始于帛书。其实,大量的简策实物出土后,已证实了卷的形制实始于简策。缣帛轻软,舒卷起来比竹木简更为方便,所以卷的形式被沿袭了下来。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第一次出土了大批帛书,共20多种,约10余万字。字体为小篆和隶书。其中有《老子》两种写本,内容顺序都与今本不同。在马王堆帛书中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写在高48cm的整幅帛上,(是多数),先对折为双幅,再对折为四幅,八幅,呈长方形放置在漆奁(古代妇女用的镜匣)的下层;另一种是写在高24cm的相当于半幅帛上,卷在一根长条形木片上(轴),压在两卷竹简的下面。这足以说明帛书形制不仅有卷轴形,还有折叠形。简帛的卷轴形制一直沿袭到纸发明后,到东晋桓玄帝下令“以纸代简”才结束。直到唐代后期纸成为书写的主要材料,书籍制度就变为卷轴制。生产方式为抄写,所以从东汉至唐后期一般称为纸写本书时期。1957年发现的西汉武帝时期的灞桥纸,被证实确实是纸,说明我国西汉就发明了纸。到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那么最早写有文字的纸是什么时候呢?1947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又发现了一些古纸片,上写有隶体字。这是现存最早的写有文字的纸。

最早的纸写本书的形式,完全是模仿帛书的。纸被大量应用后,从抄写到制卷,逐渐改进、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卷轴制度。所以把这个时期称为卷轴时代。

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接成一张长纸,写完的长纸,从左向右卷成一纸卷。为保护纸卷不折皱和损毁,在最后一纸上粘接一根木条作轴,轴的长度超过纸的宽度,卷好后两头露出轴头。为保护书的内容不受污损,在第一张纸前加粘空白纸,称作裱。加裱之后系上带,将卷子捆扎起来,再用帙包裹起来。卷轴是在书架上平放的。把轴的一端向外,取阅时抽出,归还时插入。为区别书的内容和取阅方便,在轴的一端系上书签,标明书名和卷次。写书用纸,一般经过染色。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美观;另一方面则是为纸不受虫蛀,防止腐朽。

书籍的卷轴形式到隋唐时代发展到最高峰。到唐后期发生了变化,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人们感到利用卷轴形式在阅读时,需展卷、收卷,很不便,查阅时也很费力。为了避免卷轴装的缺点,又发明了经折装。

这种方法是不再将长纸卷子卷成纸卷,而是将纸一反一正反复折叠,使之成为长方形的一叠,然后将这叠书的前后各加一硬纸,给予保护。从外型上看,它已具备现代书册的形式了。经折装又称梵夹装,又制作简便,可免加轴、接裱等劳,而且翻阅省时省力,便于保存等优点。但是,它很容易散开或撕裂,于是出现了旋风装。旋风装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经折装的书用一整张纸,一半把书的第一页粘起来,一半把书的最后一页粘起来,这样就避免了散开。另一种形式是把单张纸不再粘成长纸去折叠,而直接把一张一张写好了的书页按顺序先后错落粘到一面整纸上边。然后将整纸卷成卷子,外型上仍保留卷子的形式。经折装和旋风装都是由卷轴装发展演变过来的,它们比卷轴装有所改进,但仍保留着卷轴的某些特征。这就反映了书籍制度由旧形式向新形式的发展、过渡。

2、印本书时期的册页制

印刷术发明后,图书进入了印本书时期。书籍制度就由卷轴制过渡到了册页制,册页制就是将单张的书页装订成册的形式。最早的册页制度是蝴蝶装,它是由旋风装演变而来的。

蝴蝶装,又称“蝶装”,是先将每一印页由书口向内对折,然后将每一书页背面的中缝粘连在一张裹背纸上,再装上硬纸(有时用布或绫锦裱背)做封面,便成一册书。宋代主要就是采用蝴蝶装的。由于它的书页是单层的,纸较薄,印刷面容易粘连,阅读时往往是先见到纸背,而且读一页,必须连翻两页才能继续读下去,很不方便。于是出现了包背装。包背装,是把书页背对背地正折起来,使文字面向外,把版口做为书口,将书页的两边粘在脊上,再用纸捻穿订,外加书衣绕背包裹。这种形式,在元代比较盛行。明代著名的《永乐大典》也是包背装。包背装发明不久,就有人在空白书边上打孔,穿纸捻来合订书页,再装封面,来装订图书。为线装开避了道路。

线装:是明代中叶出现的,把包背装的整封面换为两张半页的软封面,分置书身前后,把它连同书身一起打孔穿线订的方法,就是线装。一般为四针眼装,也有六针眼装。直到现在,一些仿古铅印本和影印古书都还在应用这种装帧方法。清代中叶以后,我国逐渐采用了机械化的新式印刷术,隋着印刷术的变化和印刷用纸的西化,产生了单页两面印字的书籍,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图书的精、平装。

平装:也叫简装。它主要经过折页、配帖、订本、包封面和切书边。它一般采用纸质封面。

精装:通常是用于页数较多,需经常使用并长期保存和要求美观的图书。这种书的书芯一般采用锁线订,经过扒圆、起脊等工序,上书壳后再经压槽成型,封面、封底一般为硬质或半硬质的材料。现在书籍多采用平装、精装。以上几种形式都是册页制的。

三、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使图书形态多样化

新技术革命浪潮中兴起的信息、网络技术,正在改变着知识的载体及其传播的途径。非印刷品的出现说明了这一点。非印刷品,是不通过排版印刷而产生的知识载体,如:缩微胶卷、胶片、磁带、光盘等。这是随着电视机、录音机、照相机、电子计算机等机器的出现,相应地出现的。这些视听型、缩微型图书正在随着科技和工业水平的发展在迅速增加着。未来的图书形态是多样化的。以上这些是我国书籍制度产生及演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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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聂家昱,论报刊对现代书籍制度确立的作用[J]. 江苏图书馆学报,2002(1).

篇5：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的演变

我国现代学制的建立是从清末开始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和国内资本主义势力的兴起，迫使清朝政府不得不对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于是，“废科举、兴学校”，改革教育，制定现代学制。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这是我国正式颁布的第一个现代学制。这个学制未及实施，到1904年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这是我国正式实施的第一个现代学制。这个学制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宗旨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它以当时的日本学制为蓝本，并保留了尊孔读经等封建教育的残余。其突出特点是教育年限长，总共26年。如果6岁入学，中学毕业为20岁，读完通儒院则是32岁。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留美派主持的全国教育联合会，以美国的学制为蓝本，又提出了改革学制的方案，于1922年颁布了壬戌学制，即通称的“六三三学制”。这个学制受美国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强调适应社会进化的需要，发扬平民教育精神，谋求个性的发展，注重生活教育，在学校系统上，将全部学校教育分为3段5级：初等教育段为6年，分初小（4年）、高小（2年）2级；中等教育段6年，分初中（3年）、高中（3年）2级；高等教育段为4～6年，不分级。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个学制岁几经修改，但基本没有变动，影响深远。

篇6：我国历代土地制度演变

1.原始社会的土地氏族公社所有制

2.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井田制

3.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

(1)地主土地所有制

(2)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王田制，屯田制，均田制

(3)自耕农土地所有制

先秦时期土地属于国有。当时曾实行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在商代已经出现，到西周时期得到全面推广。因土地被划用“井”字形，故名。井田在法律上属于王属所有。周王按爵位高低赐封给诸侯及卿大夫相当差数的土地，受封者对于井田只有使用权而无私有权。土地不能转让或买卖，“田里不鬻”。井田的经营方式，是奴隶的集体劳动。

秦国在统一之后，实行爰田制，虽然承认土地私有，但保留了一定数量的休耕地，政府对土地的使用权干预较多，赋税的征收也比较繁琐。统一之后，这种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秦始皇在公元前216年“令黔首自实田”，即让老百姓如实上报自己的所有土地。在此基础上，废除爰田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私有制。两汉时期，土地原则上归国家所有，称作“公田”，由皇帝“假”给农民耕种。

曹魏建国后，实行屯田制。当时的屯田有民屯和军屯两种形式：民屯是把召募来的流民和收编的黄巾军家属按军事制度编制起来，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军屯是由军队进行的屯田，由大司农派度支校尉、度支都尉到军屯所在地管理军队屯田。屯田的实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门阀政治的需要，西晋王朝实行了占田制。国家准许个人占有的土地数量，并不是由国家授田。

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实行均田制。规定：男子15岁以上授露田40亩，桑田20亩；妇女授露田20亩。为备休耕，露田加倍授给。露田年满七十还官；桑田可作为私田，不必还官。露田和桑田均不得买卖，但原有桑田超过二十亩的可以买卖其超出的部分。地主可按其拥有奴婢和耕牛的情况另外获得土地。奴婢授田与农民相同，耕牛每只授田30亩，但仅限四牛。地方官按官职大小授给公田，刺史15顷，县令6顷。

均田制也是唐朝前期最主要的土地制度。它包括对百姓、贵族官僚受田的规定和对土地买卖的规定。唐代均田的办法，和前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①受田的对象跟前代有些不同。②关于官吏受田的规定比前代各朝更完备。③土地买卖的限制益形松驰。④优待府兵官兵。

唐代以后，土地私有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但国家和皇室仍保有大量土地，这些土地以“皇庄”、“官庄”的面目出现，经营方式与地主经营没有多少差别。明代清丈土地，绘制《鱼鳞图册》，确定土地的私有权。

到了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高度集中，中国社会贫富不均，阶级矛盾空前激化。针对土地兼并，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触及了当时社会的弊端，但解决的办法过于平均和理想化很快夭折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由于没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缺乏群众基础，革命也没有成功，只有共产党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历经土改、解放战争的《土地法大纲》，建国后的土地改革真正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解决了土地高度集中的问题，一步步建立了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