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创业成功的案例

俞敏洪创业成功的案例（精选6篇）

篇1：俞敏洪创业成功的案例

创业成功者案例

——俞敏洪

个人简介

俞敏洪，男，汉族，1962年生，江苏江阴人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大学学历。1985年人北京大学外语系教师。1993年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

2003年成立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现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

创业动机

被迫辞去北京大学英语教师职务； 挣一笔学费，摆脱生活的窘境； 梦想能过赴美留学；

——在一个叫“东方大学”的民办学校办培训班

个性特征

不服输、坚忍不拔 有目标、有上进心 宽容度、坚持不懈 有原则、团队合作

创业历程

回首新东方的创业之路，俞敏洪把它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俞敏洪把它定义为个体户+夫妻店阶段。他至今忘不了在中关村刷电线杆广告的情景。1991年，俞敏洪从北大辞职，自己出来做英语培训 班。前两年的冬天，北京中关村二小的门房里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俞敏洪自己拎着糨糊桶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天气里贴广告，往往刚把糨糊刷在电线杆上，广 告还没贴上，就成冰了。后来，因为市政建设，来人要拆新东方外面的两根电线杆，俞敏洪急了，死活不让拆，最后花了7万元保住新东方门口这两根吃饭的家伙。“有人说我对电线杆特别有感情，这话说的，跟小狗似的，哈哈!”谈起这段创业经历时俞敏洪多次这样自嘲，“后来自己觉得找到了人生奋斗的道路，干得还不错，我妻子就辞职来帮我，新东方就从个体户变成了夫妻店。”

1996-2000年底，新东方进入了第二阶段，也就是朋友合伙，团队创业阶段。经常把《曾子》中的“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挂在嘴边 的俞敏洪深知伙伴和团队的重要性。俞敏洪想起了海外的“兄弟”徐小平、王强和包凡一。他不远万里，前去邀请他们回来一起建设新东方。他们怀着创业的激情和 对自由的憧憬来到新东方。靠着这种梁山聚义的草寇方式，借着当时英语学习热和出国热，新东方开始如野草般疯狂生长。

2001-2004年底，新东方迎来最痛苦的时刻，用俞敏洪自己的话说，就是打架阶段。这一阶段新东方要把合伙人变成股东，进行拆分改制，完成真正的股份改革。这其中最头疼的是利益问题，做大了，股份怎么分?新进入的市场怎么分?“创业之初的伙伴们在新东方日进斗金后，不再像以前一样安于自己的分成，逐渐产生了利益纠葛。由于以前没有一套机制来规定剩余利益的归属，大家开始了争执和吵闹。”王强、徐小平先后向俞敏洪递交辞职书，新东方三驾马车中的两驾要脱离组织。俞敏洪曾经的上铺兄弟包凡一也提出辞职，吵着要求退股。2004年，另外两大支柱胡敏、江博也相继出走。曾经的“盟友”纷纷“造反”，新东方快到土崩瓦解的边缘，俞敏洪到了创业最艰难的时刻。但新东方最终没有崩盘。“我比较像刘备，常常用眼泪来赚取其他管理者的同情，我的柔弱个性在新东方内部起到了黏合作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走向极端。这是新东方没有崩盘的重要原因。”俞敏洪这样总结当时的危机。

从2005初开始，俞敏洪认为度过危机的新东方进入了第四个发展阶段——国际融资阶段，经过成功的机构改造，俞敏洪带领新生的新东方团队完成了凤凰涅磐。成功的因素

在被问及俞敏洪成功的关键因素时，他说道性格决定命运，第一，应该说我个人的性格起了很大作用。比如，我性格中有些坚忍不拔的成分，做事情非要把事情做得相对好。比如我考大学，第一年没考上考第二年，第二年没考上考第三年；出国也是联系了4年，当然最后没有成功。后来做新东方做了十四五年，还在很认真地做；在北大当老师一当就当了6年半，今年是第七年。总体来说，性格里还是有一种坚韧性，不会随便放弃。

第二，要有上进心。不是说绝对要得第一名，而是自己有进步心态，比较善于学习。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他都没有得过全班的前20名，但还是坚持在学，而且大家大学毕业了工作了，他还是边工作边学。由于有这样的上进心，潜移默化的最后就做成事情了。

第三，有耐心和宽容度，这一点在做新东方后看出好处了，因为一帮子人在一起总有各种各样的摩擦、各种各样的斗争、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伤害。他能容得下的话，就不太容易把事情弄到极端，就很容易让大家重归于好。

第四，他觉得自己做事还是挺有原则的。凡是违反了他认为不该违反的道德准则，他是毫不留情的。所以新东方也有被他开除的(老师)。包括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如果吵架，(吵)到什么程度，哪个底线不能碰，他都能有个大概程度。

篇2：俞敏洪创业成功的案例

http://31.toocle.com/ 2009年06月19日11:01 来源：生意场 发表评论

新东方最近一季的财报显示，收入为4810万美元，同比增长46.9%；净利润为1160万美元，同比增长38.1%。下属的学校和学习中心达到了181家。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及产业升级，与此相关的教育已经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领域，当然新东方的创办人俞敏洪已经成为这一变化显著的受益人，过去17年一直如此。

“中国最富有的老师”俞敏洪创业史

俞敏洪这个名字，相信当今大多数年轻人都知道。在一些大学生、留学人员以及白领的心目中，俞敏洪的形象就像神一般，他们“崇拜”俞敏洪。记者的一位朋友曾经抱怨，俞敏洪的“粉丝”甚至不允许你用“中性的语言”来描述俞敏洪。有人估算，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中，有70%是新东方的学生。在国内，大学生要是没听过俞敏洪的演讲，更被看做是落伍。他究竟是一个不错的教师？还是一个偶然成功的商人？抑或是一个被逼无奈的“痞子”？俞敏洪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下海”潮中，有着标志性意义。2006年，新东方在美国上市，作为新东方的创始人和校董，俞敏洪的财富陡增，成为“中国最富有的老师”。在这个“神话”背后，俞敏洪究竟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一个真实的俞敏洪是怎样的？他究竟是一个不错的教师？还是一个偶然成功的商人？抑或一个被逼无奈的“痞子”？

被北大逼上梁山

“北大是一个令我百感交集的地方。”俞敏洪对北大的情感，可以用“五味杂陈，爱恨交织”来形容。北大给予了俞敏洪什么？老俞每每讲起北大，似乎都是苦大仇深。讲他当年如何被北大边缘化，如何被忽视。俞敏洪有一段精彩的自我控诉:“进了大学，没有一个女孩爱上过我，我是个Loser(失败者)；在北大教了七年书没有什么成就，我还是个Loser；在北大十年没参加过任何活动、加入过任何团体，我是个Loser……”当然，俞敏洪也承认北大对他的熏陶:“没有北大，就没有新东方。现在新东方的一些精神，或者是一些做事情的方法，坦率地说是融入了北大精神的。”很多时候，屈辱和压抑会使一个人爆发，俞敏洪的经历就是这样。据说，当年他常常一天背十几个小时的英语，因为英语老师当众说他讲的英语“只有俞敏洪三个字能让人听懂”。

俞敏洪在北大教书四年后，终于分到10平方米的房子，这让他决定要把一辈子献给北大。但后来，看到同学、朋友都相继出国，俞敏洪忍不住了。他也开始紧敲密锣地准备出国。在北大成绩并不优异的他，在努力了三年半后，留学梦断。为了生计，也为赚点钱继续他的出国梦，他在校外办起了托福班，为自己的出国学费快乐地忙碌着。上帝也常常戏弄那些刚刚燃起希望的人。这次，俞敏洪受到的打击可谓是毁灭性的:1990年的一个秋夜，细雨溅落在静谧的未名湖上，激起阵阵涟漪，在夜色中蔓延开去。俞敏洪和朋友高兴地喝着小酒，聊着家常，描绘着他渐渐清晰的出国梦。北大的高音喇叭，此时一如既往地放送着校园晚间广播。“你听你听。老俞，在说你呢！”同伴惊呼。原来，广播里正在播送对俞敏洪的处分决定。北大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宣布了对英语系教师俞敏洪的处分，其中说了四五条处分理由，最重要的是打着北大的旗号私自办学。这个处分决定被大喇叭连播三天，北大有线电视台连播半个月，处分布告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橱窗里锁了一个半月。处分突然袭来，方式和程度如此激烈，表明了校方的震怒。北大的这种“礼遇”，就是要让他没有面子在北大待下去。颜面扫地的俞敏洪，只得选择离开。“北大踹了我一脚。当时我充满了怨恨，现在却充满了感激。”俞敏洪如此解释:“如果一直混下去，我现在可能是北大英语系的一个副教授。”但当时，这个被赶出家门的北大教师，选择了做一个“个体户”。

俞敏洪同事、新东方的李杜讲得幽默而到位:“老俞被北大处分，作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体面，又缺乏一流文人的风骨，不敢自沉未名湖。于是退而求其次，唯有辞职，落草为寇。此谓置死地而后生。”但正是这“落草为寇”，激发出了他的痞子精神。被北大“逼上梁山”的俞敏洪，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痞子演绎新东方

离开北大后，俞敏洪首先面临的是如何进行自我调适，转变“眼睛朝下，鼻子朝上”的北大姿态。被逼到悬崖边的他，义无反顾地甩掉了北大这个包袱，开始相信商业的力量。他开始思考如何营销自己以及自己的培训班，学会与社会、政府的各色人等打交道。一介书生，就此迈进江湖。

在北京冬日的寒风中，俞敏洪是这样起家的:一间10平方米的破屋，一张破桌子，一把烂椅子，一堆用毛笔写的小广告，一个刷广告的胶水桶。北京寒风怒号的冬夜，俞敏洪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刷广告。手冻麻了，拿起二锅头喝两口暖暖身子。寒风中喝二锅头贴小广告，这时候的俞敏洪，显出了痞子的狠劲。新东方人都有一种电线杆情结，因为新东方是靠老俞在电线杆上一张一张贴广告贴出来的。曾经因为市政建设，来人要拆新东方外面的两根电线杆，老俞急了，死活不让拆，最后花了7万元才保下那两根电线杆。教师出身的俞敏洪渐渐显露出他的经商才能，只靠三招，就打下了自己的江山。一是价格战，当时基本收费都在300～400元，俞敏洪只要160元，而且还是在20次免费授课之后，不满意可以不交钱。二是推出核心产品，他赖以成名的“红宝书”——《GRE词汇精选》。三是情感营销，向学生讲人生哲理，进行成功学式的励志教育，再加上他幽默的授课方式，深深地吸引了学生。俞敏洪认为自己的成功与做过老师有关:“老师做企业家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因为我们理解人性，知道如何满足学生的要求。”确实，他对学生心理的理解是深刻的，并且充分利用了学生对老师的信任、崇拜心理，而获得别人的信任。

枪打出头鸟。很快，江湖的险恶就让俞敏洪有了深刻体会。俞敏洪的名声响了，招的学生越来越多，但也断了别人的财路。中国的培训市场一直是一个充满杀伐的江湖，地盘的争夺战蔓延到了贴广告的电线杆，先是俞敏洪的广告被对手覆盖，后来当场就给撕了，并把老俞的员工给一刀捅到了医院，对手情急之下使出了狠招。俞敏洪只能求助于公安，为了和公安兄弟拉上关系，俞敏洪豁了出去，一气喝下一斤多五粮液，直接被抬进了医院。创业路上几多艰辛。此时的俞敏洪，完全没有了北大的书生气。除了他那瘦瘦的身材和厚厚的眼镜，痞子精神附身了，一个企业家的身影渐次清晰。一个人创业是孤单的。俞敏洪想起了海外的“兄弟”徐小平、王强和包凡一。于是，他不远万里，前去邀请他们回来一起办新东方。他们来新东方，怀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和对自由的憧憬。靠着这种梁山聚义的草寇方式，借着当时英语学习热和出国热，新东方开始如野草般疯狂生长。

痞子精神的悖论

创业者成事，要有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痞子精神。但是，事业做大之后，痞子的自由放任必须向企业家的严谨转变。2000～2004年，是新东方最困难的时期，俞敏洪备受煎熬。他要完成从一个老师到一个企业家的转变，并将一班聚义兄弟变成一个管理团队。“这个过程很痛苦。从原来梁山聚义的做事方式，变成按部就班、层次分明的做事模式；从原本激情狂热的做事风格，变成冷静而有判断力的做事规则。这种改变，需要把自己个性中的一些东西丢掉。”这种改变对俞敏洪来说，并不轻松。此时，外部打击也接踵而至。先是“9·11”事件，赴美签证大幅减少，新东方的留学市场受到极大影响；接着是“非典”袭击，停课四个月，新东方损失过亿元。此外，还有ETS(美国教育考试中心)对新东方偷题的诉讼，新东方为此赔付了600多万元。

外患是暂时的，内忧则可能致命。“哥儿们义气一起做，做到最后就没有规矩了。”利益、情感、人性纠缠在一起，新东方上演了一出人性搏杀大戏，俞敏洪这个主角在其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表演才能。最主要的是利益问题，做大了，股份怎么分？新进入的市场怎么分？“创业之初的伙伴们在新东方日进斗金后，不再像以前一样安于自己的分成，逐渐产生了利益纠葛。由于以前没有一套机制来规定剩余利益的归属，大家开始了争执和吵闹。”新东方三驾马车中的两驾要脱离组织，王强、徐小平先后向俞敏洪递交辞职书。此外，俞敏洪曾经的上铺兄弟包凡一也提出辞职，要求退股。200

4年，另外两大支柱胡敏、江博也出走。曾经的“盟友”相继“造反”，眼见着新东方的核心团队就要瓦解。争斗的同时，这些知识分子型商人开始了对痞子精神的反思，开始了对商业规则的痛苦适应。俞敏洪说:“大家就惊慌失措了。因为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学过商业规则，从来没有学过股份制，连有限公司和无限公司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来拆分这种利益躯体。”王强回忆道:“大家一样痛苦。比如说利益问题，你要分股份，股份该怎么分？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在谈判桌上来谈这些，彼此间的情感确实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俞敏洪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兄弟们“造反”，还有来自老婆、老妈的压力。就像很多民营企业一样，新东方是俞敏洪和他老婆一起创办起来的。后来，老妈，老婆的姐姐，老婆的姐夫都在新东方工作。不仅俞敏洪这样，其他创业元老也如此。而且，俞敏洪的老妈对公司管理的指指点点，引起了海归们的不满。为此，俞敏洪制定了一个回避原则:直系亲属一律不能在公司工作。这个规定首先就没有获得他老妈的同意:“你这个对我不管用。”俞敏洪还是强势执行了。结果是，老妈生气，老婆半年不理他。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内争外斗中，俞敏洪扮演了一个“刘备”的角色。他自己也说:“我比较像刘备，常常用眼泪来赚取其他管理者的同情，我不擅长用严格的纪律来限制和管理人才。”俞敏洪用这种灵活的、甚至靠感觉的管理方式，在新东方内外上下腾挪。外界也因此评价俞敏洪不懂管理。“我这个人比较仁慈，容得下人。我的柔弱个性在新东方内部起到了黏合作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走向极端。这是新东方没有崩盘的重要原因。”这也正是“刘备”的高明之处，表面柔弱，悲悲戚戚，但每一次预谋都能达到目标。无论是新东方的股份制构建，还是企业家族色彩的淡化。

上市真是救赎？

新东方不缺钱，也无须圈钱。为什么还要上市？真实原因之一是上述问题的延续。俞敏洪希望用严厉的美国上市公司管理规则来规范内部，以制度说话，避免前面出现的人情和利益纠葛，从而实现自身的救赎，让企业顺利发展。俞敏洪坦言:“在新东方，骨干们很容易越过规矩谈感情。上市之后，外部规矩比内部规矩更强大、更有力。”上市一年多来，新东方改变了许多。新东方严格按照美国上市公司的要求进行内部管理，制度更加健全，比如建立了员工投诉信箱、客户投诉信箱等。然而，“做教育”和上市的冲突也凸显出来。“作为一家好的上市公司，你要做到收入增长多少，利润增长多少，以及人数增长多少。但对于一个教育机构来说，它最大的可持续性发展的保障，在于它的教学质量，并不在于每年学生增加了多少。”这就是矛盾，而且还难以平衡。“我本人比较喜欢悠闲地去做一件事。这点，被上市给破坏了。”其实，当初对于是否上市，俞敏洪一直都很矛盾。一方面，他想规范企业，变身“贵族”；另一方面，他也担忧自由散漫惯了的“痞子”们，怎么受得了约束。“上市之后，我的状态也一直不太对，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状态。我其实是个随心所欲的人，但现在为了别人的利益，必须要去做很多事情，自己的空间越来越小。”个人英雄主义是他舍不下的情结。新东方成长至今，靠的就是这些老师一张张敢说的大嘴。现在成了美国上市公司，成了正规军，学会闭嘴后的俞敏洪不再迷人。新东方的传奇色彩也逐渐淡化，变成了冷冰冰的上市公司。

采访中，老俞回答问题滴水不漏，谨慎小心，已不是那个曾经无所畏惧的“痞子”创业者。他身上那件写着“CUBA”字样的T恤，也许是他真性情的唯一流露。现在的俞敏洪，成了守业者。而且，他必须成为一个守业者。上市能否实现新东方的救赎？还有待时间检验。那个曾经富有痞子精神的俞敏洪已开始远去。也许这就是宿命。

点滴俞敏洪

信念高于信仰

谈及信念和信仰，俞敏洪自有一套说法。他认为信念是来自于内心的一种力量。当内心有足够的信念时，就不一定需要外在的信仰。就像你在摇晃的公交车上,需要一个扶手来支撑你站立而不摔倒。有信仰本身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如果我本身就具备站稳的毅力，完全可以不需要扶手，这就是信念。在他心里，信念高于信仰。他说:任何一个企业,如果具备这样坚定不移的信念,会走得更加有力而稳健。

俞敏洪的三条路

俞敏洪给自己制定了三条路:第一条路，一直留在新东方，打死也不走，一直干到80岁；第二条路，慢慢从这个位子退下来，然后过轻松逍遥的日子，到世界各地旅游，写写读书笔记或者旅游笔记，像徐霞客那样度过后半生；第三条路，为穷苦孩子办一所真正的私立大学。他常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树一样成长，即使现在什么也不是。但只要你是种子，即便被踩到泥里，十年、二十年之后，你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当你长成参天大树以后，你能给人带来一片绿色、一片荫凉。你能帮助别人，即使人们离开，回头一看，你依然是地平线上一道美丽的风景。

记者观察

俞敏洪是个擅长讲故事的人。记者以为，俞敏洪的成功不仅仅是一个传奇的个案，而是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挣扎与抗争。俞敏洪的“北大血统”，与他这个平民英雄形象形成的一种反差，也颇让人回味。

痞子精神与文人创业

新东方的成功，打造了俞敏洪神话。许多人称他为“留学教父”、“教师首富”。但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的一句话却颇有意味:“新东方的成长秘诀:三流文人+痞子精神”。特别是这个痞子精神，概括得尤为精到。冯仑写了一本书《野蛮成长》，最近卖得很火。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状态，他的描述是:“其实我更喜欢用疯长的野草来形容，我喜欢那种状态，如野草般强韧，疯狂的成长，恣意的蔓延，霸气的扩张，好不快慰！”其实，这种疯狂成长的背后，是被压抑的激情和喷涌的生命力。这种压抑之后的喷涌常常表现出一种痞子精神，一种无知无畏，不瞻前顾后，绝地求生的勇气和意志力；一种绝望后的放松，一无所有时的释然。俞敏洪的创业史，新东方的成长史，这种痞子精神充盈其间。但是，俞敏洪毕竟是北大高才生、北大教师，怎么也算个三流文人。所以，俞敏洪的“痞”不同于街头混混的低俗，不同于那种装着看透世界，自以为是的市井痞子，不同于那种没有是非原则的暴发户。他的“痞”是一种被逼无奈后显出的狠劲。我们姑且称之为“雅痞”。“京城名痞”王朔说，“痞子坦荡荡，老师常戚戚。”不管怎样，教师、痞子和商人，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词，就这样被搅和在了一起。一代“雅痞”真实地体现在俞敏洪，以及那一代下海的知识分子身上。

俞敏洪成功的反讽意义

俞敏洪对北大的感情是深厚的，更准确地说是复杂。俞敏洪曾经被北大边缘化，甚至被踢了出来，但他没有逃离，他把新东方这个当今中国最有名的私立教育机构办在了中国最优秀的公立大学旁边，两相对峙，相互提醒，隐隐地，让人感觉有些讽刺意味。如今，俞敏洪成功了，北大也经常请他去作演讲。

新东方的成功也是对时代的一种反讽。新东方的培训是靠非理性的出国热、英语学习热和应试教育(英语四、六级考试)发家的。徐小平自己都说，新东方上市意味着中国教育的失败。其实，反讽的还不仅仅是应试教育，而是国人在打开国门后对西方的非理性向往。来源：新财经

俞敏洪简介

篇3：俞敏洪:成功是“逼”出来的

所以,每次写卷首语之前,我都会在书桌边暗暗“仇恨”编辑部的人,恨他们总是在最后几天这样“逼”我交稿,让我本来可以轻松的几天变得心情沉重、食不甘味。然而,就是在这样一次次被“逼”之下,一篇篇卷首语被“逼”了出来,几年后居然结集出版了几本书。尽管出书多少有些自娱自乐的意味,也没指望多少人读,还常常免费送给学生,但每次见到装帧漂亮的书摆在自己眼前,我还是免不了产生一点成就感。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再丑的孩子父母都会爱,面对自己的作品,心里也总会感到欣喜。

我想起自己读书的年代。由于天资并不聪颖,我每次背课文都是被老师“逼”着背出来,每次数学题做不出来都被老师留下来“逼”着做完。凡是那些“逼”过我的老师,我到今天都记忆犹新,由小时候对他们的恨,转变为如今对他们的感激。而那些没有“逼”过我的老师,尤其是那些对我很纵容的老师,我现在一概记忆模糊,而且觉得这样的老师不值得尊敬。在大学里,老师一般不会“逼”学生学习,因为学生已经成年,理应学会自己约束自己。但人都是有惰性的,在青春飞扬、爱情萌动的大学时代,有多少人会“逼”着自己真正沉下心来学习呢?

对于现在的很多大学生来说,学习仅仅意味着为了成绩及格而在考试前被“逼”用功两个星期,考试一结束,教科书一扔,就万事大吉了。就我而言,对大学时代的很多老师,我已经印象有些模糊了,因为这些老师基本属于“宽大型”老师,不管学生听不听,到期末出张考卷,给个分数就完了。这样的老师通常仁慈,常常每个人都能及格。不过,有两个老师我到今天还记忆犹新,并心存感激。一位是我们的系主任李赋宁老师,一位是我们的英诗教授王世仁老师。李赋宁老师教我们《新概念英语》第四册,要求我们学一课背一课,常把我们“逼”得狼狈不堪,但却成就了我们扎实的英语功底。王世仁老师要求我们把他教过的英诗全都背出来,被“逼”无奈的我们只好立在西风中背诵雪莱的《西风颂》,但对于英语语言的美感也在背诵中领悟得越来越深刻。现在想来,如果所有老师都对我们要求这么严格,我们在大学里也许还会更有长进。

我最近在读《我在美国做妈妈》这本书,这是耶鲁大学华裔教授蔡美儿讲述自己育儿经验的一本书。她对两个女儿的要求十分严格,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她一开始就不给孩子选择“不努力”的机会,最终把两个女儿培养成了杰出的钢琴家和小提琴家,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至于这两个女儿未来是否会更加成功我们不妄加评论,但至少可以说正是蔡美儿用爱的心情“逼”两个女儿走向了成功。我自己小时候也被母亲“逼”过。我家祖辈种地,我母亲从小就念叨着要我长大当个“先生”(老师),所以尽管她自己都不识几个字,却每天要求我做作业、读书。我没有取得上高中的资格,她就满世界去求人;我高考失败,她就鼓励我再考。最终,我被母亲“逼”着连考三年,最后考上了北京大学。所以,如果没有母亲当时的严厉,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

中国正在变得日益强大,这强大也是被“逼”出来的。想一想清朝前期,清帝国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过着世界上最幸福的生活,眼中除了中国没有世界。结果,鸦片战争惨败,国人这才发现自己成了挨打的对象。人家把圆明园烧了,东西抢了,被抢走的东西到今天都没有还回来。一百多年,在羞辱和悲愤中,国人开始发奋图强。到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一点曙光,赢得了一点民族的尊严和别国的尊敬。也许,我们应该“感谢”那些曾经欺负过我们的国家和强盗,是他们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

篇4：俞敏洪:成功是“逼”出来的

所以，每次写卷首语之前，我都会在书桌边暗暗“仇恨”编辑部的人，恨他们总是在最后几天这样“逼”我交稿，让我本来可以轻松的几天变得心情沉重、食不甘味。然而，就是在这样一次次被“逼”之下，一篇篇卷首语被“逼”了出来，几年后居然结集出版了几本书。尽管出书多少有些自娱自乐的意味，也没指望多少人读，还常常免费送给学生，但每次见到装帧漂亮的书摆在自己眼前，我还是免不了产生一点成就感。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再丑的孩子父母都会爱，面对自己的作品，心里也总会感到欣喜。

我想起自己读书的年代。由于天资并不聪颖，我每次背课文都是被老师“逼”着背出来，每次数学题做不出来都被老师留下来“逼”着做完。凡是那些“逼”过我的老师，我到今天都记忆犹新，由小时候对他们的恨，转变为如今对他们的感激。而那些没有“逼”过我的老师，尤其是那些对我很纵容的老师，我现在一概记忆模糊，而且觉得这样的老师不值得尊敬。在大学里，老师一般不会“逼”学生学习，因为学生已经成年，理应学会自己约束自己。但人都是有惰性的，在青春飞扬、爱情萌动的大学时代，有多少人会“逼”着自己真正沉下心来学习呢？

对于现在的很多大学生来说，学习仅仅意味着为了成绩及格而在考试前被“逼”用功两个星期，考试一结束，教科书一扔，就万事大吉了。就我而言，对大学时代的很多老师，我已经印象有些模糊了，因为他们基本属于“宽大型”老师，不管学生听不听，到期末出张考卷，给个分数就完了。这样的老师通常仁慈，常常每个人都能及格。不过，有两个老师我到今天还记忆犹新，并心存感激。一位是我们的系主任李赋宁老师，一位是我们的英诗教授王世仁老师。李赋宁老师教我们《新概念英语》第四册，要求我们学一课背一课，常把我们“逼”得狼狈不堪，但却成就了我们扎实的英语功底。王世仁老师要求我们把他教过的英诗全都背出来，被“逼”无奈的我们只好立在西风中背诵雪莱的《西风颂》，但对于英语语言的美感也在背诵中领悟得越来越深刻。现在想来，如果所有老师都对我们要求这么严格，我们在大学里也许还会更有长进。

我最近在读《我在美国做妈妈》这本书，这是耶鲁大学华裔教授蔡美儿讲述自己育儿经验的一本書。她对两个女儿的要求十分严格，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她一开始就不给孩子选择“不努力”的机会，最终把两个女儿培养成了杰出的钢琴家和小提琴家，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至于这两个女儿未来是否会更加成功我们不妄加评论，但至少可以说正是蔡美儿用爱的心情“逼”两个女儿走向了成功。我自己小时候也被母亲“逼”过。我家祖辈种地，我母亲从小就念叨着要我长大当个“先生”（老师），所以尽管她自己都不识几个字，却每天要求我做作业、读书。我没有取得上高中的资格，她就满世界去求人；我高考失败，她就鼓励我再考。最终，我被母亲“逼”着连考3年，最后考上了北京大学。所以，如果没有母亲当时的严厉，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

中国正在变得日益强大，这强大也是被“逼”出来的。想一想清朝前期，清帝国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过着世界上最幸福的生活，眼中除了中国没有世界。结果，鸦片战争惨败，国人这才发现自己成了挨打的对象。人家把圆明园烧了，东西抢了，被抢走的东西到今天都没有还回来。100多年，在羞辱和悲愤中，国人开始发奋图强。到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一点曙光，赢得了一点民族的尊严和别国的尊敬。也许，我们应该“感谢”那些曾经欺负过我们的国家和强盗，是他们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

生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成功从来都不是唾手可得的。如果我们觉得在被“逼”着做某些事情时，不必为此感到无奈或懊恼，因为这些事情从长远来看也许不是坏事，比如被老师“逼”着背课文，被同学“逼”着参加活动，被老板“逼”着不断工作，被竞争“逼”着天天学习……也许，适当的逼迫能够把我们的惰性“逼”走，把我们的平庸“逼”走，把我们的勇气“逼”出来，把我们的前途“逼”出来，也把我们的成就感和幸福感“逼”出来。

（摘自《记者观察·上半月》）

篇5：成功人士俞敏洪的创业故事

失意的80年代

俞敏洪的授课风格被学生们总结为“激励型”，他常常用到的一个例子就是自己的经历。

1978年，俞敏洪高考失利后回到家里。由于知识基础薄弱等原因，俞敏洪第一次高考失败得很惨，英语才得了33分;第二年又考了一次，英语得了55分，依然是名落孙山。尽管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俞敏洪仍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坚持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80年，俞敏洪坚持考了三年后，最终考进了北京大学西语系。

1985年，俞敏洪毕业留在北大成了一名教师。接下来是两年平淡的生活。中国随后出现的留学热潮，让俞敏洪也萌生了出国的想法。1988年俞敏洪托福考了高分，但就在他全力以赴为出国而奋斗时，美国对中国紧缩留学政策。以后的两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大减，再加上他在北大学习成绩并不算优秀，赴美留学的梦想在努力了三年半后付诸东流，一起逝去的还有他所有的积蓄。

为了谋生，俞敏洪到北大外面去兼课教书，后来又约几个同学一块儿出去办托福班，挣出国的学费。1990年秋天，俞敏洪的如意算盘被打碎了：因为打着学校的名头私自办学，北京大学在校园广播、有线电视和著名的三角地橱窗里高调宣布了对俞敏洪的处分决定。对此，俞敏洪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被逼下海

1991年，俞敏洪被迫辞去了北京大学英语教师的职务，为了挽救颜面不得不离开北大，生命和前途似乎都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但正是这些折磨使他找到了新的机会。尽管留学失败，俞敏洪却对出国考试和出国流程了如指掌;尽管没有面子在北大呆下去，反而因此对培训行业越来越熟悉。

离开北大后，俞敏洪开始在一个叫东方大学的民办学校办培训班，学校出牌子，他上交15%的管理费。这一年他29岁，他的目标是挣一笔学费，摆脱生活的窘境，然后像他的同学和朋友一样到美国留学。

尽管困难重重，但拼死拼活干了一段时间后，俞敏洪的培训班渐渐有了起色。眼看着培训班越来越火，俞敏洪渐渐萌生了自己办班的念头。1993年，在一间10平米透风漏雨的小平房里，俞敏洪创办了北京新东方学校。

1995年底，积累了一小笔财富的俞敏洪飞到北美，这里曾是他心牵梦绕的地方，当年就是为了凑留学的费用，他丢掉了在北大的教师职位。在加拿大，曾经同为北大教师的徐小平听了俞敏洪的创业经历怦然心动，毅然决定回国和俞敏洪一起创业。在美国，看到那么多中国留学生碰到俞敏洪都会叫一声“俞老师”，已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的同学王强也深受刺激。，王强终于下定决心回国。

在俞敏洪的鼓动下，昔日好友徐小平、王强、包凡一、钱永强陆陆续续从海外赶回加盟了新东方。经过在海外多年的打拼，这些海归身上都积聚起了巨大的能量。这批从世界各地汇聚到新东方的个性桀骜不驯的人，把世界先进的理念、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教学方法带进了新东方。

俞敏洪笑言自己是“一只土鳖带着一群海龟奋斗”。如何将这些有个性的人团结到一起，并让每个人都保持活力和激情，是俞敏洪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俞敏洪说，在新东方，没有任何人把我当领导看，没有任何人会因为我犯了错误而放过我。在无数场合下，我都难堪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我无数次后悔把这些精英人物召集到新东方来，又无数次因为新东方有这么一大批出色的人才而骄傲。因为这些人的到来，我明显地进步了，新东方明显地进步了。没有他们，我到今天可能还是个目光短浅的个体户，没有他们，新东方到今天还可能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培训学校。

新东方精神

如今，新东方已经成为无数人梦想的发源地和实现梦想的场所。成千上万人通过在新东方艰苦的学习，圆了自己的留学梦。

与新东方的英语培训一同冲向全国各地的，还有新东方精神。一位同行在参加完新东方去年的梦想之旅后总结道，新东方最重要的就是告诉了我们，尽管生活沧海桑田，依然不要停止追求自己的梦和理想!

新东方精神到底是什么?俞敏洪说，“新东方精神对我而言，是我生命中一连串铭心刻骨的故事：是在被北大处分后无泪的痛苦，是在被美国大学拒收后无尽的绝望，是在被其他培训机构恐吓后浑身的颤抖，是在被医生抢救过来后撕心裂肺的哭喊;新东方精神对我而言，更是在痛苦之后决不回头的努力，在绝望之后坚韧不拔的追求，在颤抖之后不屈不饶的勇气，在哭喊之后重新积聚的力量。”

篇6：俞敏洪的成功秘诀

第三件事是我做新东方，目标明确：要做成中国最好的英语培训机构之一，然后我就开始给学生上课，平均每天给学生上六到十个小时的课，很多老师倒下了或放弃了，我没有放弃，十几年如一日。每上一次课我就感觉多捡了一块砖头，梦想着把新东方这栋房子建起来。到今天为止我还在努力着，并已经看到了新东方这座房子能够建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