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上书”的基本条件

论公民“上书”的基本条件（精选5篇）

篇1：论公民“上书”的基本条件

论公民“上书”的基本条件

因孙志刚案[1]而引发俞江等三位博士[2]就国务院于1982年5月12日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合宪性，依据立法法第90条的规定，以公民个人的身份，[3]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法谚说：“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就不是权利”。宪法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当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宪法必须为公民提供相应的宪法救济。立法法根据宪法的精神，赋予公民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建议的资格，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巨大进步。但立法法的规定仍然存在简单化的倾向，此次俞江等三位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建议更直接反映了这种倾向。本文仅就公民个人启动违宪审查程序所涉及的基本条件作一探讨。

一、案件性

案件性即只有在因规范性文件的实施而发生具体案件时，公民成为实际的受害者后才得以向违宪审查机关提出进行违宪审查的请求。案件性的具体要求包括：

第一，在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不得提出违宪审查请求。规范性文件在制定过程中，围绕着是否应该制定该规范性文件和是否应该规定这些内容发生争议，是完全存在可能的。但由于该规范性文件并未生效，即并未对公民的宪法权利产生实际的影响，因而，公民不得将其作为违宪审查的对象。

第二，在规范性文件生效以后发生具体案件之前不得提出违宪审查请求。已经生效的规范性文件可能因违反宪法而侵害公民的宪法权利，但在发生具体案件之前，公民不得向违宪审查机关提出审查请求。其原因是：（1）这些规范性文件是一种普遍的规范，它并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个人而制定的，其作用于具体的个人、影响特定人的权利义务还需要通过一项具体的.行为而实现。在具体的行为之前，这种侵害仅仅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而存在，并没有现实地发生。[4]（2）英美法系国家也好，大陆法系国家也好，实施违宪审查的机关通常是以诉讼的方式进行违宪审查，这种方式被认为是最好的选择。而诉讼的基本前提是发生了实际案件，存在实际争议和争议的双方当事人。普通法院或者宪法法院在解决实际争议过程中，较为易于判断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反了宪法，[5]（3）在没有发生具体案件的情况下，任何公民都可能是某个规范性文件的受害者，假定没有案件性的限制，任何一个公民在某个规范性文件生效以后，都可以向违宪审查机关提出审查请求。那么，违宪审查机关必然会被违宪审查请求的潮水所淹没。

第三，公民必须在发生具体的案件之后才可以向违宪审查机关提出审查请求。所谓案件，必然地是规范性文件已经生效，规范性文件已经通过某个具体的行为实际作用于特定的公民个人，某个特定的公民个人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而发生纠纷，这种纠纷已经符合规定而成熟为案件为法院所受理。

在本案中，俞江等三位公民并未被作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收容遣送，因而他们的宪法权利并未受到国务院制定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侵害，他们即不具备以自己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请求的资格。[6]

二、穷尽法律救济

穷尽法律救济是世界各国违宪审查机关在处理公民提起违宪审查时，所共同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宪法所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被称之为“宪法权利”，而由法律所确认的公民的权利被称之为“法律权利”。基于宪法与法律的关系，法律权利只能是宪法权利的具体化，同时，法律权利必须与宪法权利相一致，法律权利不得与宪法权利相抵触。

当公民的法律权利受到侵

[1] [2]

篇2：论公民“上书”的基本条件

王悦，西南科技大学2012级法律硕士研究生。

摘 要：伴随社会主义经济日新月异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以适应城市物质生活需要与精神文化需要。旧城改造、道路拓宽、市容修饰、文化设施兴修，需要拆迁的房屋越来越多，拆迁问题也油然而生。在拆迁的过程中，公民基本权利如何得以维护；决定，执行，贯彻拆迁的机关和个人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却值得思考和探究。本文将以公平概念为基石，以拆迁问题为落脚点，论述国家与个人在维护基本权利的公平。

关键词：公平；公民权利；公民义务；拆迁

一、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

我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体现了广泛性、平等性、真实性以及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我国宪法 第三十三条 第四款 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隐含了公民在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时，公民在得到补偿后，配合国家履行职责的义务。其次，国家征用特别是征收土地时，涉及宪法的下位法《民法通则》中物的所有权转让，国家和公民间实质上是一个特殊的物权转让的合同法律关系，主体是国家和拥有房屋所有权的公民。在合同关系中，国家作为法律上特殊的人，此时，国家与公民在法律上的地位平等，在双方意思表示真实的条件下，房屋抑或是土地的转让使为有效。再次，在拆迁问题上，上述法律关系两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符合宪法中平等权的规定，而其中，国家既是法律关系的参与者，又是公民权利的保卫者，同时，公民不仅是法律关系的参与者也是国家义务的承担者。所以此时，国家如何公平的处理国家与公民的法律关系变得尤为重要。

二、公平

秩序，公平，个人自由，这是法律制度的三个基本价值。——斯坦.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这里的公平侧重于在社会层面以及法律意义上的涵义。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公平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征收土地给予公民补偿就是一种社会利益在全体成员之间的分配。而公平的标准什么？根据结果主义理论，即事情公平与否，取决于行为所产生的结果，结果主义中最著名的例子是由18世纪的英国政治哲学家Jeremy Bentham（边沁）提出的功利主义。它强调要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任何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做法都是公平的、合乎道德的。以此为标准，即使国家执行时采取暴力，胁迫，威逼利诱的方式，但只要是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而牺牲少数公民的房屋兴建社会服务设施，如医院，公园，学校等是公平合理的，此时，公平是土地效用的最大化。而行为主义，强调说世界上存在着绝对的普遍的道德准则，有明确的责任和权利，任何行为只要是违背了这些原则，无论结果怎么样，就算其最终取得的结果是好的，也是不公平的。即追求结果的行为要严格遵守法律和道德的准则。在某种程度上，拆迁中，“公权失当”与“最牛钉子户”也是结果主义与行为主义之间的对抗，在现实社会中，各种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公平的分配是结果主义与行为主义的统一，两者是相辅相成，而不应是对抗的关系。

三、拆迁问题现状分析

社会不断发展，城市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拆迁不可避免，拆迁引发的矛盾普遍存在，土地征用和拆迁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还是一项常态性工作，政府在拆迁过程中公权失当，少数公民勇争最牛钉子户的现象屡见不鲜。国家为了公共利益进行拆迁的出发点本是好的，在此过程中却造就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悲剧。2009年11月13日早晨，在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女主人唐福珍以死相争未能阻止政府组织的破拆队伍，最后“自焚”于楼顶天台， 被烧得面目全非。数人被拘，数人受伤住院，政府部门将其定性为暴力抗法，被拆户控诉政府暴力“拆迁”。11月29日晚，唐福珍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剖析唐福珍案件，在该事件中，唐福珍的前夫胡昌明（2004年与唐李欢并协议房屋归胡是所有）在1996年8月在金牛区回镇金华村签订《建房用地协议》，此后再未办理《规划建设许可证》及用地审批手续情况下，修建面积1600平方米的房屋用于企业经营，此后胡对所房屋也一直未办相关手续。2007年8月，因市政建设工程施工需要，金牛区有关方面与胡协调拆迁该建筑未果（根据了解金牛区的历史因素，只愿赔偿160万元，而胡要求赔偿800万元），即于2007年10月下达了《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胡不服提出了复议。市城管局维持了金牛区的决定，胡未提出诉讼；2009年4月金牛区城管局对该房实施强拆因遭唐福珍往自己身上傾倒汽油欲自杀而中止，2009年11月13日在金牛区城管局再次强拆时即发生了唐福珍自焚事件。根据以上客观事实的叙述，虽然行政机关因公权失当强制拆除房屋理应承担主要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公民借拆迁要求高额赔款，用自焚等极端的行为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也值得令人深思。在法律制定上，城市房屋拆迁原则所体现的相关立法精神很难保护被拆迁户的利益。尽管根据宪法第13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而宪法是法律体系的根本，是上位法，是对法律规则的宏观把控和指导，不可能事无巨细的规定各个法律法规。因市政建设工程需要进行拆迁是否符合宪法中“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的范畴有待相关法律规定的考证。另一方面，国家赔偿标准没有明确评估标准与估价体系和机构，仅从金牛区的历史因素评估房价是不全面的，这也是造成有关机关与当事人报价160万与800万如此差异而未达成合意的主要原因。在国家行政机关层面，首先当事人胡某在1996年即违反相关程序与规定的情况下建造了房屋，且此后并未办理手续，2007年下达《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时隔10年的时间，行政机关才对违法建筑做出强制处理是不合理的。除此之外，在此事件中执行强制拆除房屋的行为曾因唐福珍的自杀威胁中止了一次，而行政机关并未对此作出相应的对策并再一次实行强制拆迁行为。另外在实践中，行政机关既是拆迁的裁判者也是拆迁的执行者，并没有第三方的监督与制约，事实也并相应机关对行政机关人员者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是否存在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的情形进行审查。尽管唐福珍的案件让人发指执行机关暴力的执行行为，令手无缚鸡之力的市民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只能用自焚此等极端行为与公权人员进行对抗。客观上也反应，公民遇到公权失当并没有采取合法途径保护自己利益的意识，在现实生活中，少数公民为了获得更高的赔偿金，一哭，二闹，三上吊，最牛钉子户的现象何尝不是造成拆迁矛盾激化的另一方面因素。（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篇3：论公民“上书”的基本条件

一、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包括政治和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等。会计准则功效的发挥固然取决于会计准则本身的先进性，但协调的制度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协调的制度环境，再先进的会计准则也无法顺利地运作实施。

1.政治和法律环境

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稳定的政策、法规等，为会计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是制定先进会计准则的有力保障。会计准则是建立在会计法基础之上的，法律体系必然会深刻地影响会计准则的质量。会计准则属于经济规范体系，其功能和作用的发挥有赖于与配套经济法规的协调，尤其需要与其他会计法规相互协调和密切配合。会计准则与经济法规的协调包括会计准则与其他财务会计法规、税法、企业法和公司法、合同法、外汇管理法等方面的协调，其中会计准则与其他财务会计法规的协调主要是会计准则与财政法规等财务规定的关系处理。而且，主要表现为会计准则与财务制度关系的处理。

2.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是影响会计准则体系建设的根本因素，具体包括经济体制、经济模式、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财政能力和资本市场发达程度等。经济的发展是推动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发展的原动力，是会计准则发展和完善的促进因素；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会推动各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势必影响了会计准则的执行力。

二、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

会计准则的建设和执行不仅要注意到会计规范制定的现实适应性和远期前瞻性，而且还要充分考虑会计准则实施的土壤和环境。在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信息不对称和企业契约不完全的背景下，影响会计准则实施最为关键和重要的企业因素莫过于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

1.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利益相关者之间保证科学决策、权利界定和利益分配的制衡机制或制度安排，这套制度通过对利益相关者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全面界定，对会计准则在企业的实施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起到了强有力的监督、约束和保障作用。通常，人们将公司治理结构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通过市场机制形成的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被称为外部治理结构；一个是通过内部决策和执行机制形成的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被称为内部治理结构。处于外部治理结构中的利益相关者依赖会计准则生产的会计信息做出决策和选择，会计准则建设质量和执行效果影响着公司治理结构制度安排的效率和效用；反过来，外部治理结构的完善也必然会促进会计信息的需求，进而影响会计准则的实施效率和效果。内部治理结构中，通常遵循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的框架，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以及经理层权利、利益、职责和义务架构决定了企业生产经营运作模式，不同的架构模式对企业实施会计准则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各不相同，内部治理结构对于保证会计准则的实施和会计信息质量作用重大。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运行影响到会计准则在企业的实施，健全有效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为会计准则的正确执行提供了可靠保障。

2.内部控制制度

内部控制制度指企业管理当局为实现管理目标而建立和实施的一系列规则、政策和措施。如果说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实现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控制，那么，内部控制制度的主要目的则在于帮助经营者实现对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控制。内部控制在企业制度中担任着内部管理监控的重要角色，它为会计准则在企业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内部平台，有助于提高会计准则的实施效率和效果。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结构又是紧密联系的，一起构成了会计准则在企业运行的内部基础环境，从而也成为会计准则在企业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基石。规范、系统、科学的内部控制制度增强了会计准则的执行水平和监控力度，从源头上减少甚至避免了会计准则“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企业加强内部控制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加强会计准则在企业的严格执行过程和会计准则的信息生产过程。

三、会计人员素质

会计人员素质主要是指会计人员的数量、素质、知识结构以及工作积极性等问题。它一般包括职业道德素质、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管理素质等。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要求会计人员要爱岗敬业、熟悉法规；要依法办事、客观公正；要熟悉本单位的生产经营和业务管理情况，运用掌握的会计信息和会计方法，为改善单位内部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服务，同时还应当保守本单位的商业秘密。较高的政治素质包括认真自觉遵守国家法令、法规；自觉维护国家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廉洁奉公等。较好的业务技术素质要求会计人员做到善于涉猎各类学科，不断提高自身的阅历；要善于研究市场变化规律，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会计管理方法；善于总结会计实践经验，不断更新专业知识，有创新才能。较强的组织管理素质包括要有面向未来的预测能力，牢牢掌握会计工作主动权；要有多谋善断的决策能力，对各项经济业务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进行会计核算，客观、公正地办理会计事务，参与单位经营决策，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要有协调组织能力，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优化会计工作环境，使各方面都能保持和谐协调的工作状态。

因此，会计人员素质高则会计准则就会得到正确、有效的执行。相反，如果没有一支很好掌握会计准则的高素质的会计队伍，再高质量的会计准则的执行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四、外部会计监管

外部会计监管主要是指通过政府部门如财政部门、证券监督管理部门以及注册会计师协会、公众媒体等社会机构对企业财务报告的监督管理，达到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保证企业对会计准则的正确运用和遵循的目的。政府部门由于其权威性、独立性强，具有足够的强制力，实施监管权力较易于为社会公众和被监管单位接受，从而是会计准则得以正确执行的强有力的保证，因此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管能力也就提高了会计准则的执行能力。注册会计师等中介组织则有较强的专业知识优势，能迅速发现企业财务方面存在的问题，即能及时和有效地查明企业是否正确执行会计准则和相关财务制度，因此发挥好注册会计师等组织的监管职能有利于督促企业对会计准则的正确执行。另外，媒体或社会舆论监管也可以在外部会计监管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对会计准则的正确执行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此外，企业所有者、债权人、雇员、供应商和消费者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应是外部会计监管的组成部分。显然，外部会计监管得力是高质量会计准则得以有效执行并能真正落到实处的一个重要保障因素。

篇4：爱国：公民最基本的价值准则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这些道德规范和要求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如何在个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得到落实和践行？

爱国是人们对于祖国的一种深厚的依恋、爱护，以及与此相应的实际行动。爱国是每个公民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几千年来，中华儿女一直高举爱国旗帜，涌现出无数爱国英雄、仁人志士，传诵着数不清的爱国诗篇，爱国主义精神早已融入亿万人民的心里。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各民族、各阶层团结一致的强大动力，支撑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发展繁荣的伟大实践。

我们爱国，因为我们的祖国山河壮丽、地大物博，因为我们的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因为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祖国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我们的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虽历经磨难，但中国人民始终英勇不屈、艰苦奋斗，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经济、政治、文化成果。这一切在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铸造了中国心。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我们应当怎样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呢？

爱国就要热爱人民。我们要尊敬我们的先辈，是他们创造了中国的今天；爱同自己一样生长在中华大地上的父老乡亲、师长朋友，他们与我们血肉相连，共同支撑和发展着今天的社会。我们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为人民服务，努力回报祖国、回报社会、回报人民，让人民生活得更富裕、更美好。爱国爱民应从孝老爱亲做起，尤其要关心爱护鳏寡孤独等特殊社会群体，热心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之中的人。特别是当国家发生突发事件和巨大灾害之时，一定要高度关注，挺身而出，不畏艰险，不计报酬，尽力贡献；坚决反对国内外一切敌对势力对我们的分裂瓦解，同一切损害祖国利益和荣誉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

爱国就要热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爱惜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创新创造。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认识到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强调“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注意爱护生态；中华传统文化一直强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些远见卓识，已被今天世界的人口膨胀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危机、雾霾和水系污染所证实。保护环境再也不能等待，再也无法推托。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优良传统，立即行动起来，发扬中华民族朴素节俭的好传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让天蓝气清，推动和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爱国就要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丰富的宝库，既有文史哲学，又有科技艺术，尤其值得珍视的是蕴含其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精神，“崇德向善、团结友爱”精神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文化根基和思想支撑，对于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篇5：论公民“上书”的基本条件

關键词：公民基本权利；国际公民基本权利

0引言

我国的公民基本权利保护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促进了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催生了中国特有的公民基本权利保护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理论。公民基本权利是最基本的也是能够体现生命尊严的道德权利，近年来国际公民基本权利标准发展情况良好，但是我们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解释会随着世界的发展变得残缺和片面，把握基本原则，实现国际公民基本权利标准，是我国现阶段的重要工作之一。

1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现状

1.1自由权保障情况

人因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存在而成为人，自由是人类的本性，因此自由也是公民基本权利的核心和关键，自由权可以分为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等，人身自由权又包含住宅、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等权利。我国《宪法》的第37条到第40条针对人身自由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近年来发生的刑事案件却体现出我国在保障人身自由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缺陷，例如赵作海案、聂树斌案都是刑讯逼供的真实案例，这也说明我国的公民基本权利和国际公民基本权利标准仍然存在差距。

1.2平等权保障情况

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与自由权、生命权等一样都是不可剥夺的权力，按照平等的内容可以将平等划分为实质平等和形式平等，一般优先考虑形式平等，在对弱者有利的条件下可以追求实质平等，也就是违反形式的平等。考虑我国的平等权，就避不开我国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农民、残疾人、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等都是弱势群体，经济体制的影响造成贫富极端化情况愈加严重，随着我国逐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财力和人力来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力。

1.3财产权保障情况

西方领域普遍认为财产权也是人生来就有的权力，人通过劳动获取的财产可以由自己自由支配，可以说财产权是其他各种权力的基础和保障。但是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的环境下，因此并没有充分重视公民的财产权，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宪法》中使用“神圣”来修饰公用财产，但是却没有用于修饰公民私有财产。我国存在的与财产权有关的公民基本权利问题主要是房屋拆迁和征收征用私有财产两个方面，例如房屋拆迁，自2007年开始，房屋拆迁工作中就出现了很多钉子户，但是钉子户和其他户主一样都有平等的财产权，应当受到保护，但是政府部门干部和领导却认为钉子户阻碍了正常工作，并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财产权保护。虽然近年来我国的私有财产保障情况逐渐乐观，但是仍然需要采取措施向国际公民基本权利标准靠拢。

2我国实现国际公民基本权利标准的基本原则

2.1国情与公民基本权利相结合

公民基本权利兼具特殊性和普遍性，我国应以具体国情为基础，将其与公民基本权利普遍性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实现国际公民基本权利标准的重要原则之一。何为公民基本权利的普遍性，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即：主体普遍性、内容普遍性、作为人的理想和追求因而具有普遍性、价值普遍性。公民基本权利因为具备上述普遍性，才能与各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再加上要实现公民基本权利就必须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社会体制、历史条件、经济条件、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等要素。国家具体国情与公民基本权利普遍性的结合，实际上是在公民基本权利动态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加以完善。公民基本权利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是相对的，要真正贯彻公民基本权利普遍性原则，就必须考虑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世界具体情况。

2.2优先考虑生存权和发展权

生存权的含义不仅仅是活下来，还要是有尊严、有脸面的活下来，不仅是个人生命的延续，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延续的权力。生存权与健康权、基本生活权、住房权以及食物权等基本权力都有紧密的联系。在1986年的第41届联合国大会上确认发展权为人类的基本权利之一，发展权既具有群体性又具有个体性，对于个人主要是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发展发展的权力。发展权和生存权联系紧密、相辅相成，发展权需要以生存权为基础和保障，生存权经过延伸成为发展权。对于我国来说，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较少、整体生活水平不高是基本国情，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但是我国仍然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并且逐步实现小康生活，体现出我国将发展权和生存权放在首位，从这个方面来讲，我国对丰富国际公民基本权利标准做出了一定贡献。

2.3公民基本权利的全面发展

我国以基本国情为依据，选择了将发展权和生存权放在首位的做法，但是这并不是忽视其他权利的体现，而是要在促进发展权和生存权的基础上，以经济发展为依托，全面保护和发展其他公民基本权利，这点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强调尊重与保护政治权和公民权，对于我国来说，社会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等都需要循序渐进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因此不可能脱离基础谈公民基本权利。我国积极参与到制定核心公约的工作中，还签署了大量国际公民基本权利公约，对于国际义务严格履行，积极主动的开展公民基本权利保护工作，尤其是老弱病残以及儿童等的弱势群体的权力得到了充分保障，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

2.4权力和义务的统一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深远影响，人们一般会克制个公民基本权利力要求，重视个人的社会义务和责任，而西方社会则是强调个公民基本权利利。国际公民基本权利标准则规定了人们在享受权力的同时还要负担义务，我国宪法规定和国际公民基本权利标准相符，规定公民享有权力的同时还要履行法律和宪法规定的义务，宪法对于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都有详细规定，因此不能只讲权力不讲义务或者只讲义务不讲权力，必须做到权力和义务的统一与均衡，才能保证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落实公民基本权利保护工作。

3结束语

综上，公民基本权利事业是一项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发展情况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历史文化传统与国家经济基础，对于不同的国家应根据具体国情，优先选择不同的公民基本权利内容，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促进公民基本权利事业的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万才.当前国际公民基本权利法面临困境的原因[J].桂海论坛.1999，（02）：32.

[2]尹生.核心国际公民基本权利条约缔约国报告制度：困境与出路[J].中国法学.2015，（0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