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户福利影响理论研究综述

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户福利影响理论研究综述（精选4篇）

篇1：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户福利影响理论研究综述

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户福利影响理论研究综述

摘要：农户生活质量与福利状况是当前中国农村经济政策研究中最为基础、最为重要和最为突出的问题。我国学者在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户福利影响方面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但也存在不少欠缺之处。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从农户享受的社会公共服务状况、农户福利的内涵、特定种类公共物品供给对农户福利的影响以及研究方法几个角度展开综述。

关键词：公共服务；农户福利；评述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9)06-0122-03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公共物品作为农村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其供应的质量、数量与区域分布对农村发展与农户福利水平有着巨大的影响。农户生活质量与福利状况是当前中国经济政策分析中最为基础、最为重要和最为突出的问题。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户的福利效应研究，对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也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但现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对农户福利的界定和对农村地区公共物品福利影响的评估研究，导致在理论上难以明确农村公共投资最优方向与数量，这些方面应当为国内大多数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所重视。

一、农户享受公共服务现状

朱守银从农村公共物品产生的外部效应来划分，分为好的公共品(即符合公众利益，并对公众产生正的外部效应、提高农村福利水平的公共品)和坏的公共品(即不符合公众利益的制度等)。全国各地农村社区公共福利与公益服务事业发展状况千差万别，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社区公共福利与公益事业兴旺发达，在中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由于缺乏集体经济基础与多样化就业渠道，农村公共福利和公益事业普遍走向衰败，农民个人福利和家庭福利水平普遍偏低。部分学者研究指出，目前我国农村虽然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在农村仍有许多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缺位，许多农村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指标都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落后，大部分乡镇文化馆已经瘫痪。大量的农村居民不能饮用自来水，有些村公路状况很差，有些农村几乎没有任何电信基础设施，农村用电电压不稳、电价偏高，一些农村没有电视信号，文化设施落后，全国尚有两百多个县无公共图书馆，很多农户仍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农户享受的公共服务有待进一步优化，农户福利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贺雪峰认为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应从农民增收转移到农民福利上来，公共物品不足会影响农民生产与生活的正常进行，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提供越发达，农户从中得到的效用越大，但也要看到，村庄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完全由农户自己承担，而乡镇以上范围的水利设施等也要向农户摊派；农民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前提是要支付15元的费用；新农村建设中修建道路一半以上的费用和大部分劳务也是由农民负担的。同时，农民福利政策实施的绩效评估体系缺失，一般的乡村公共项目经过上级政府审批后，上级政府就会直接拨款或者提供其他支持，而对项目的评估、建设监督和建后验收不是很重视。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应对农户福利影响

(一)农户福利的内涵

农户福利是特指居住在农村的在乡镇政府行政区域内从事大农业的这些农户个体的福利。根据福利理论中个体福利的概念可知，农户福利主要包括：农户通过消费获得的效用，包括农户消费私人产品获得的效用和消费公共产品获得的效用；农户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异；国家制度赋予农户的自由、平等、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等等。

莎琳将主要的社会保障项目概括为社会救济和援助、社会福利、社会保险、优抚、医疗保险等。杨壬飞将衡量农户福利的指标分为两类：一类为有利于物质生活改进和提高的公共福利衡量指标，包括：生活用水的提供；生活用电及公共照明的提供；道路建设；村内及村周围的绿化建设；水道、水库等农业用水设施的修筑；村安全维护建设；市场的建设；本村所提供的工作岗位。另一类为反映精神生活的公共福利衡量指标，包括：有线电视广播的全面铺设；体育娱乐设施建设；对教育的投入；对老人赡养的安排；村里对纠纷调解的改进。

(二)特定类别公共物品对农户福利影响研究

总体来看，农村公共产品是消除贫困所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能增强农村人口的能力，增加发展机会，提高福利水平。樊胜根、张林秀和张小波研究指出公共投资对经济发展和降低收入分布差距的重要作用，公共产品在贫困地区具有显著的效率和公平含义。彭代彦对湖南省农户的调查问卷分析发现：政府通过增加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资、开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和加强农村道路建设加大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但总的来看，基础设施仍然很落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和村庄道路建设的不足影响了农民的生活满意度，灌溉困难降低了专业农户的生活满意度。

在借款对农户福利状况的影响方面，李锐将消费支出和非土地资产作为农户福利的量度，发现农户借款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增加其消费支出。农业保险对农户福利状况的影响研究方面，现有的文献对于农业保险的福利经济学分析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基本观点认为农业保险会带来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从而使整个社会福利增加。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研究方面，多数认为国家往往难以在农村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就需要由农民通过合作的办法来生产出这些公共物品。梁长来提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使得农民能够以较低的医疗价格享受到数量较多的医疗服务，无异于增加了农民用于医疗费用支付的收入水平，使得农民医疗卫生得到保障。农村合作医疗增大了农民的消费者剩余和医疗机构的生产者剩余，从而扩大了社会总福利。

三、农户福利的研究方法

国内关于农村公共物品影响的研究，在研究公共物品对缓解贫困的作用过程中，吴国宝对陕西省农村道路项目减缓贫困影响的研究采用Pr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贫困地区的贫困成因。2004年樊胜根和Connie Chan建立多元方程回归模型，分析了道路等基础设施及农业研发、教育方面的投资对经济发展和缓解贫困的作用，但政府投入的效应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投入类型之间具有显著差异。王小平通过对全体农民福利极大化的分析，得到全体农民福利与个体农民福利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试图用模型来证明农民追求个体效用贴现总和最大化时收入增长率与全体农民追求福利最大化时收入增长率存在差异。

对农地价值、农地流转的福利效应研究方面，任艳胜等采用c－D函数并分析了引致武汉市农地价值形成变化的各主体的主要投入，估算了应给予农户的农地福利补偿。胡初枝等使用Tobit模型对农户农地流转的福利经济效果进行实证分析，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6年8月对分

篇2：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户福利影响理论研究综述

一、价格理论研究

“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为价格下的定义。这无疑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有关于价格的定义。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价格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表现形式,人们对其的作用和影响力的探究并没有止步于此。早在古希腊时期,公平价格理论就已经崭露头角,随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提出过无限接近于价格的理论,但这都为托马斯·阿奎那的公平价格理论奠定了基础。阿奎那认为,公平价格问题的根本就是恪守同等性,他从“同等性原则”、“效用价值论”和“成本价值论”以及在“拒恶”中“行善”、在消除“不正义”和“不公平”现象中实现“正义”和“公平”的“辩证的实践观”的理论,尽管沾染封建色彩、阐述缺乏科学性,但有助于我们在明鉴的同时,为日后的理论研究提供参考。[2]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产生的西方古典经济学是价格理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一时期在英、法等国形成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主要代表物的古典经济学派,其以劳动价值为基础,对价值问题进行深度探讨。古典学派的价格理论可归纳如下:一是古典学派明确地区分了价值和价格并正确地认为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但从长期而言,价格和价值必然相等;二是古典学派初步科学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把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看作是价值的源泉,正确地把商品交换关系归结为等量劳动之间的交换关系,而劳动量可以通过劳动时间的长短予以衡量。[3]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将资本主义经济学转变为一个独立学科,尽管未能掌握科学的劳动二重性原理而存在许多混乱和矛盾,但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价值和价格理论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古典经济学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经济的转变提供了基本框架。

二、价格对农业的影响

从1982年中国出台“一号文件”开始,“三农”问题一直是阻碍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问题。养活着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农业大国如何处理农业问题,如何完善农业问题,如何将农业作为一把利剑与世界各国争锋则成为破解农业问题的关键。而这些年来,各种自然灾害特别是水旱灾害频繁发生,耕地数量不断减少,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生产成本持续攀升,农业国际竞争压力加大,由此引发的农产品价格波动,进一步使农业问题凸显,使国家解决农业问题的处境被动。

价格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它既能体现市场反映,又能反映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向。然而在农业化的进程中,价格无时无刻不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国内外的相当一部分学者无论是对于农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的探究,还是对价格机制的作用的分析,其结果都会显示二者之间的相关性。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刺激了许多行业的发展,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以农业为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进口农产品冲击国内市场。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son)在“21世纪中国农业经济与资本市场高级研讨会”上,就中国参加WTO对农业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建议政府应该放弃价格保证制度,在合理的农产品价格机制下促进粮食产量增加。[4]中国政府应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与效益,大力支持农业科研,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产品的价格已经成为制约农业生产的不可避免的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可以通过调节供给和需求,从而引导生产,但是如何利用价格这个经济杠杆进行调控,从而保持其稳定增长,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5]

毋庸置疑,价格与农业是相互影响的。价格通过市场影响农业产业,在假设预期收益的情况下直接影响农户的种植选择。将预期收益与市场价格进行对比,当市场价格高于预期收益时,农户获得利润,可能选择继续种植;当市场价格低于预期收益时,农户则可能选择其他农产品。农业同样影响市场价格,主要体现在:农业本身存在弱质性(郑大豪,1995[6];吴敌,2004[7)];传统农业对气候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自然灾害[8]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赵霞,2012)[9]。反之,产量和质量所带来的收益,又会再次影响农户的选择。洪斌(2014)通过对1978年以来我国价格制度的变迁进行系统的阐述,指出我国农产品价格存在的问题,最终得出价格制度在传导机制作用下,将会“逆流而上”,建立良好的价格制度有利于农业生产各要素在市场中合理流动,探讨价格机制对农业的影响不会止步于此的结论。[10]

价格对天然橡胶产业发展的影响是特别显著的。20世纪90年代,国际天然橡胶价格大幅下滑,国内传出“种胶不如买胶”的流言,掀起一波砍胶热潮,大批国有胶园被毁,对后期产业的发展造成巨大影响。而后,2010年前后天然橡胶成品价格从1万元/吨飙涨至4万元/吨上下,在巨大收益的冲击下,云南、海南地区涌出一波种胶热潮。由此可见,价格对天然橡胶产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通过影响收益对资本、人力、土地等生产资源进行配置,从而引导生产以影响产业的发展方向。

三、价格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

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户的种植选择和生产投入两个方面。当某一农产品价格高时,农民种植该农产品的积极性就高,生产投入就会相应扩大,反之就会缺乏积极性,生产投入就会相应缩小。蒋乃华(1988)通过对我国1978—1996年粮食价格、种植面积、生产资料价格和产量的变化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价格对农户粮食生产的影响,发现价格对种植户的种植选择和生产资料投入呈正相关关系,而种植选择和生产投入会影响产量,因此粮食价格会间接对产量造成影响。[11]方福平、李凤博(2010)对1978—2008年中国稻谷价格波动与水稻面积变化的动态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发现稻谷价格与水稻面积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稻谷价格波动对水稻面积的影响有较长的时滞,而水稻面积变化对稻谷价格的影响时滞较短且显著。[12]陈蓉(2012)通过对四川省资中县386个养猪户为应对价格波动对生猪产量调整的行为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相当一部分养殖户在价格波动时不改变生猪存栏量和出栏时间;在改变产量的养殖户中,大多数养殖户选择在价格高时增加存栏量和提前出栏,在价格低时减少存栏量和推迟出栏。[13]宋雨河、武拉平(2014)对山东省果类蔬菜(西红柿、黄瓜)价格变动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除去农户种植习惯的影响外,蔬菜价格对农户的生产决策具有决定性影响,农户的种植决策表现出明显的趋利现象。[14]冯朝阳(2014)对1980—2011年我国蔬菜价格波动与蔬菜面积变化的动态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蔬菜价格波动对菜农种菜行为的影响程度,发现蔬菜价格与蔬菜面积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但蔬菜价格波动对蔬菜面积的影响有较长的时滞,蔬菜面积变化对蔬菜价格的影响有较短的滞后期,说明菜农的种菜行为不完全依据上一期的蔬菜价格,而菜农的种菜行为则严重影响下一期的蔬菜价格。[15]由于土地资源要素的有限,种植户在选择种植时,会有明显的趋利行为(王勇,2007)[16],在种植作物选择时农户会按作物产量和价格对收益做预期估计。因此,价格因素会对农户的种植行为产生影响,在假设价格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农户可以通过增加产量以增加收益,而这需要增加劳动力[17]和资料方面的投入(陈汉圣,1997)。[18]谢玉佳(2005)以彭州市隆丰镇西北村30个农户从2002年9月至2003年4月的蔬菜生产情况为基础,运用农户行为理论对农户的蔬菜销售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种植面积受限的情况下,蔬菜种植没有形成规模化生产,仍需要以农户品种组合决策多样化来降低市场风险。由于受市场信息不对称,种植、栽培等技术落后的影响,农户注重短期利益,缺乏无公害蔬菜培养意识。[19]

在对天然橡胶种植户的跟踪调查分析中发现,天然橡胶的价格会影响农户的生产决策。从长期来看,会影响农户的种植选择,当一段时间价格持续较低时农户会选择更新以种植其他经济作物。从短期来看,会影响农户的生产投入,包括劳动力的投入和生产资料的投入。农户作为“经济人”,在农业生产中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当天然橡胶价格较高时农户会加大生产资料的投入,以提升橡胶树的产胶能力,也会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即提高割胶频率,以获得更多的产品。当价格较低时,农户为降低生产成本而减少生产资料的投入,而劳动力的投入则不确定,一方面可能为维持当前收入而提高割胶频率,这就需要增加劳动力投入,另一方面可能为保证总体产出而降低割胶频率或弃割,这就需要减少劳动力投入。

四、价格对农户销售行为的影响

“奶农倒奶”是经济学中一个经典案例,为什么奶农会将辛辛苦苦生产的奶倒掉而不是将其销售投入市场?从经济学角度进行解释,市场是由供给与需求产生,当奶农将过剩的牛奶投入市场后必然会打破现有的供求平衡,造成供过于求而导致牛奶价格下跌,奶农为维持现有收入就需要销售更多的牛奶,所以奶农选择倒掉牛奶以维持当前的供销平衡。这是价格影响销售行为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产品的销售中农户也会表现出趋利性。郭红东、方文豪(2004)对农产品的销售进行统计分析时发现农户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销售渠道呈现多样化,农贸市场和贩销是主要的销售渠道,从销售形式来看,以现货交易为主,而通过合同形式进行期货交易的比例很小。[20]因此,当农产品价格变动时农户会根据收益大小来选择销售渠道。

从农户角度分析,农产品销售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入,不同的营销主体会带来不同的收入,所以产品的价格必然会对农户的生产行为产生影响(杨宗锦、彭永胜,2005)[21]。农户经营规模、农产品价格、资本集约化水平对农户的销售结构和销售水平的变动产生直接及间接影响(吕涛,郑宏涛,1999)[22]。而农业专业化、农产品质量及安全性影响是农户选择销售渠道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农户经营规模方面,生产经营规模大的农户更愿意选择与合同类销售中介进行交易,而生产经营规模小的农户则更愿意选择与贩运户合作(郭锦墉等,2007)[23];在农产品价格方面,周海涛(2007)[24]指出蔬菜的价格及稳定的销售渠道是农户销售蔬菜时考虑的主要因素。除了以上因素,蔬菜类型和户主风险态度也是影响蔬菜种植户选择不同销售中介的核心因素(马勇,2008)[25]。从市场角度分析,价格具有很强的调节作用,通过对农户销售行为的调节以实现农产品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我国由于地域和环境的差异,各地农产品的种植种类存在很大差异,导致各地域农产品市场资源的不平衡,在价格调节下市场资源的流动性加强,应缩小各地同类产品的价格差,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

对于天然橡胶而言,其多样化的销售形式使得价格对农户销售行为的影响尤为明显。天然橡胶的销售形式有胶水、胶坨、胶块、胶片四种,胶水现收现卖,经过沉淀、蒸发、初加工可以形成胶坨、胶块、胶片,可以储存较长时间而不影响其质量。当价格较高时,农户会选择销售胶水,现收现卖以获得较高收益;当价格较低时,农户会选择将其初加工后储藏起来,当价格达到其认为的合适价位时在出售。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模式能够促进天然橡胶产品价格的稳定,调节市场资源的流动性,缩小不同地域的价格差异。

五、文献评述与相关建议

1、文献评述

近年来,国内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大宗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因此保存现有农产品供需格局,提高现代化农业的核心竞争力,保证农业健康稳定发展成为关键。农户在外部环境和市场特征的条件下,以理性人的角度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生产过程中,对生产品种、生产投入及销售方式作出最优选择。由于受地域环境和生产规模的影响,规模化程度低的农户不同程度出现了趋同性和盲目性,但农户作为理性人,能够通过正确分析市场信息、提高种植技术等方式完善生产行为。销售行为则直接与利润相关,合理的销售行为,不仅能够带来利润,也会对下一阶段种植和生产投入产生重要影响。在环境的作用下,理性小农的销售行为趋于对销售对象、销售方式及组织结构等方面做出选择,并受生产规模以及市场价格的影响,销售渠道更加多元化,其中以市场作为媒介销售给个体,或是大批量销售给相应的企业为主。若农产品价格上调,会直接影响农户的种植选择,在市场信息的调解下,农户一定程度上会增加生产投入,随后进行销售获取利润,将所得收益与预期利润进行对比,为下次决策提供依据,整个过程是正相关的;反之,在价格下跌时,少数农户由于种植习惯可能继续种植,其他农户极大可能会改变种植选择,相应地减少生产投入,以谋求利润的最大化。基于大量文献的研究可以得出结论:价格对农户生产、销售行为的影响绝非一成不变,包括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中农户的生产以及销售习惯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在天然橡胶产业中,由于其生产周期长和人力要素投入大,价格因素对农户的影响显得更为明显。从农户做出种植选择到获得收益的时间长达5—7年,在高价格因素的诱导下做出种植选择,其后的生长期需要持续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投入,也需面对频发的自然风险,而待其进入生产期时产品的价格水平早已变动,因此天然橡胶产业进入和退出的壁垒较大,市场对产业资源的配置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2、相关建议

(1)完善价格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均衡农产品产业及其加工产业市场供求,稳定农产品生产资料、销售价格;在不过多干预和引导市场行为的条件下,在农产品生产过程的诸多环节适时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和补贴;制定并完善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监督市场主体行为,规范交易过程,努力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2)加强市场信息化,避免炒作引发价格恶意竞争。农产品的市场信息具有公共物品性质,政府应推进市场信息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探索市场供给、需求的多种信息资源。近年来“蒜你狠、姜你军”等农产品价格畸形现象频频出现,导致大量的土地资源和生产要素资源配置不合理,极大地破坏了市场的稳定和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因此,更需要注重市场信息化的建设,避免价格不良竞争所引发的农产品产业危机。同时,以农户需求为基础,明确种植户对市场信息的需求倾向。

篇3：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户福利影响理论研究综述

摘 要 本文依据预防性储蓄理论，以长沙县为例，采用2003-2008年数据，检验了长沙县新农合政策对农民储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长沙县新农合对农民储蓄有显著的减少效应，且这种减少效应明显大于湖南省平均水平。

关键词 新农合 农户储蓄 减少效应

一、选题背景及已有研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是一项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资助三方筹资机制相结合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当收入不确定以及信贷市场不完全时，消费者会产生额外的储蓄动机[1]。而中国农户以前普遍缺乏医疗保险，所以疾病是造成未来收入不确定的重要因素。依此理论，当农户参投新农合后，就会降低其健康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预防性储蓄会相应下降。

根据高梦滔（2010）[2]研究，不同收入和地区的农户对储蓄的减少效应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湖南省农户参加新农合对于储蓄的边际影响为-0.123，而三湘第一县——长沙县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高于湖南其他地区，新农合参投率也一直争先，于2008年已实现了县域全员参与。因此根据上述研究，长沙县参加新农合对储蓄的减少效应应大于0.123。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检验长沙县的新农合对农民储蓄的影响。

二、数据介绍与描述

本文数据是2003-2008年6年的数据，价值指标都以2003年为基期，按照当年长沙县农村CPI进行了折算。本文使用的农户储蓄为农民人均银行存款余额，收入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湖南省以及湖南省长沙县农户参加新农合的比例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长沙县历年人民政府公报。

图1的参投率比较结果表明，自新农合试点推广以来，长沙县参投率远高于湖南省平均水平，2004年后参投率都在90%以上，且在2008年率先实现了县域全员参与。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长沙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计算得出。

由于缺乏农户微观数据，图2仅描绘了湖南省农户人均储蓄率与长沙县农户人均储蓄率的时序变化，比较结果显示：2003-2008年，湖南省农户储蓄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长沙县却逐年下降，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长沙县农户的人均储蓄率下降非常明显，那是否在2003-2008年间，新农合能够部分解释长沙县农户储蓄率的下降呢？如果是，新农合对农户储蓄的边际减少效应是多少呢？本文基于上述问题，建立计量模型进行估计。

三、模型建立与回归结果

由储蓄函数 ，其中 为自发性消费， 为边际消费倾向；此处令 ， ，则储蓄函数变型为： ，其中b为边际储蓄倾向。

依照储蓄函数本文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表1得到了农户储蓄对收入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不论是湖南省还是其长沙县，方程整体显著性水平都很高，农户收入能够在98~99%的程度上解释储蓄的变化，回归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值得注意的是：长沙县的边际储蓄倾向为0.54，远低于湖南省的边际储蓄倾向0.91。分析原因可能是：2003-2008年间，新农合是农村主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无论从覆盖广度和执行力度上来看），而长沙县的新农合参与率远高于湖南省平均水平，则长沙县农民面临的健康风险较低，因此用以预防风险的储蓄也更低，这正好验证了本文的预测结果，即长沙县新农合制度的广覆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其较低的边际储蓄倾向。

上述回归模型仅从宏观水平考察了边际储蓄倾向，但影响农户边际储蓄倾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接下来需要剔除其他因素，建立模型分解出参加新农合对储蓄的净影响。

根据Browing和Lusardi（1996）[3]的研究，储蓄函数计量模型如下：

式（2）中，引入变量参加新农合的概率（pro），因为缺乏农户微观数据，本文以新农合参合率表示农户参与新农合的概率；同时对储蓄和收入进行对数处理。式（2）中的关键变量为pro，主要考察其系数 ，如果长沙县新农合对储蓄的减少效应大于湖南省的平均水平，则 应该小于-0.123。运用计量经济软件stata10.0得到回归结果如下：

表2回归结果表明，长沙县新农合对储蓄的边际效应 =-0.148<湖南新农合对储蓄的边际效应-0.123，因此，本文研究假设得到验证。同时，与表1比较，方程整体性、其他解释变量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

结合表1、2的估计结果，长沙县新农合对储蓄较少效应的绝对值大于湖南整体平均水平，即认为在经济发达的长沙县，新农合政策效果较湖南省平均水平显著，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与新农合制度覆盖率和安排紧密相连，长沙县农民的疾病风险普遍得到了有效的保险，因此农民用于应付健康风险的预防性储蓄相应减少了更多。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湖南省数据以及长沙县数据，估计了农民参加新农合对于储蓄的影响。根据本文的估计结果：长沙县农民参加新农合对储蓄的减少效应为14.8%，大于湖南平均水平12.3%，長沙县每个农户平均的储蓄减少金额大约为764元。

本文的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段时期以来，长沙县采取了一些拉动内需的经济政策，如发放消费券、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这些经济刺激政策在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但是长期而言，并不能有效的拉动农户消费。而新农合制度的试点和推广，不仅对和谐社会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无论短期还是过期而言，通过对不确定性因素的管理，还能够有效拉动农民消费。根据本文的计算结果，按照长沙县人民政府公报长沙县2003-2008年间乡村人口数为67.65万人，则新农合拉动农户的消费金额大约为764×67.65≈5.17亿元。随着新农合制度安排合理性与紧凑型的提高，政策效果会贯穿于农民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

参考文献：

[1]Carrol, l C. Buffer-Stock Saving and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112(1):1-55.

[2]高梦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农户储蓄——基于8省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经济研究.2010(4).

篇4：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户福利影响理论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工业化、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农地非农化的数量和速度也日益增加，导致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根据阿玛蒂亚·森的福利理论，现阶段失地农民可行能力十分低下，政治自由、经济条件、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等各方面的权利得不到有力保障。较低的土地征用成本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农民的社会福利也因此受到了损失，使得失地农民逐渐成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因此，改革现有的土地征用制度，提高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让农民真正参与到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已成为重大政策课题。

1 征地对农民生活环境及生活条件的影响

根据陈莹、张安录（2006）对武汉城乡结合部农户的调查，征地后农村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的改善，农民出行也更方便。但是农村的社会治安、空气质量均有下降，环境污染和生态景观的破坏也成了农村的一大问题。农业一直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比例平均达到60%以上(王雅鹏，2005)。但从刘向南、曲福田、许丹艳（2006）对江宁、海安、沭阳三地农户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征地后，农民家庭年净收入中非农业收入占到50%以上的比例分别达到69.2%、83.2%和76.9%，农业生产在农民收入中的构成比例从总体上正在下降。同时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大多数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吴玲（2005）的研究发现，在失地农民中生活水平较征地前提高的不到10%，而60%的失地农民失去收入来源、生活水平降低。钱忠好（2007）等对江西省鹰潭市的实地调查发现，样本点亩均土地征用补偿费仅能维持农民不到6年的基本生活消费，仅相当于农民不到4年的纯收入，84.5%的失地农民认为其生活水平与征地前相比有所下降。

2 征地对农民就业及收入水平的影响

按照目前全国人均耕地水平和现阶段每征用1亩耕地大约导致1.4个农民失去土地的标准推算，2001到2010年这10年间将有近2600多万征地农民需要得到安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2942个失地农户的调查表明，这些失地农户共有7187名劳动力，其中征地时安置就业的仅约占劳动力总数2.7%；外出务工1784人，约占24.8%；经营二三产业1965人，约占27.3%；从事农业1807人，约占25.2%；赋闲在家1434人，约占20%。针对这一现象，吴小坚、唐晓莲（2005）指出国家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多采取一次性的货币补偿，目前全国还没有统一解决安置问题的相关规定，现行的法规对征地后农民安置问题也很少涉及，而这种重补偿轻安置的行为造成了一大批农民因失地而返贫。另外，陈莹、张安录（2006）通过调查发现，村和征地企业只安排了8.15%的农民就业，9.63%的农民自己找到了工作。大部分农民在家做点零工或季节性的打工，而且政府也没有对征地农民进行再就业培训，失地农民生活无法得到长久保障。徐美银（2009）则认为失地农民面临职业类型的极大转变，从原来的农业转向工业或服务业，因此无论从政策层面上还是自身的素质看，征地农民是一个比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更为弱势的群体。以江苏省为例，虽然其经济比较发达、教育水平也比较高，但是其针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也近乎空白。在家庭收支方面，征地后农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标准有了极大地提高，因此每月的基本消费支出有了很大提高，而征地后大多数农民没有固定的工作，收入往往只能维持基本生活，所以从总体来看，征地后农民的经济纯收益下降了（陈莹、张安录，2006）。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对2 942户的调查，耕地被占用前年人均纯收入平均为2 765元，耕地被占用后年人均纯收入平均为2 739元，约下降了1%。其中，年人均纯收入增加的有1 265户，约占调查总户数的43%；持平的有324户，约占l1%；下降的有1353户，约占46%。对于不同地区之间失地农民的收入比较，蒋礼文，文晓波（2007）利用16个省、市、自治区农调队对1921名失地农户生存状况抽样调查后公布数据，对东、中、西部失地农民失地前后收入、消费、就业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发现：(1)东、中部失地农民失地后收入增加，西部农民失地后收入减小；(2)东部失地农民非农业就业好于中、西部，但赋闲人员比例无地区差异。

3 征地对农民发展能力的影响

当前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发展能力不强的问题，农民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主体和主力。农民的自身发展能力不足直观表现在经济方面，而深层次则表现为政治参与能力不足、综合素质不高、思想观念落后等诸多方面。现阶段，我国失地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医疗保健水平不高，导致其人力资本较低，再就业能力低下，严重削弱了他们分享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机会的能力。在教育制度方面，钱忠好、张俊（2008）的研究表明，江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在于江苏农村教育投资结构不尽合理，农村职业培训投入不足。教育机会的缺失，使失地农民很难及时就业，有时即使勉强就业，也只是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失地农民收入水平低下。徐美银（2009）认为，各级政府对城镇劳动者，尤其是下岗职工的培训工作比较重视，而对失地农民的培训工作则相对漠然，真正针对失地农民的培训很少。失地农民的社会教育在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在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方面，在普遍实行货币补偿后，失地农民自行解决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待遇，从总体上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既没有得到与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相对应的经济补偿，又没有被正式纳入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各种社保计划中（中国土地政策综合改革课题组，2008），而与此同时，我国没有建立起针对失地农民的有效社会救助系统。陈莹、张安录（2006）的调查则发现，武汉市的城乡结合部大部分实现了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农民有养老保险的人数仅占到调查人数的22%左右，农民对社会养老及为关注，90%以上希望以后采取社会养老的方式。同时，从刘向南、曲福田、许丹艳（2006）对江宁、海安、沭阳三地农户的调查来看，农民全家或部分家庭成员办理了养老保险的比例只有22.1%，77.9%的家庭没有办理；医疗保险的情况略好，全家或部分家庭成员办理保险的比例为40.5%，但仍有半数以上的家庭没有办理。教育、保健等社会机会的不足以及防护性保障严重缺失，严重削弱了失地农民的可行能力，失地农民难以积累足够的人力资本去改变自己目前不利的处境，未来的发展前景十分暗淡。

4 征地对农民的其他影响

征地对农民的影响还表现在现行制度安排使我国失地农民缺乏反映自身利益诉求的制度性渠道，被征地主体的知情权、参与权以及申诉权得不到保证。就已有土地被建设征用的农民来说，对征用中的各项补偿，其满意程度是很低的，而针对这种对补偿的不满，失地农民中只有个别人采取了上访或向新闻媒介反映的方式，司法或者行政救济的手段基本上是没有的。农民保障利益诉求渠道的缺乏使得征地过程中社会关系激化（刘向南、曲福田、许丹艳，2006）。除此之外，RDI(2004）的实地调查也强有力地表明，征地过程中没有农民的参与，既带来农民的失望，也为集体干部滥用职权提供了机会。在17个发生过34次征地的村中，从未有过就征地目的或补偿标准征求村民意见的事情（李平、徐孝白，2004）。加之，现阶段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尚不完善，而农民虽然人数众多，但组织化程度较低，常常陷入奥尔森意义上的“集体行动的困境”（曼瑟尔·奥尔森，1995），农民谈判能力十分低下，不能借助自身力量保护其合法利益。

5 征地对农民影响的总体评价

不同征地制度的安排，意味着不同的利益组合或表达，也就会产生不同的激励机制，当前我国的征地制度是在被征地农民处于弱势地位的前提下，地方政府、用地企业和村委会利用自己的技术、信息与权力等比较优势，共同侵犯农民利益的结果（王标，2009），导致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就业得不到保证，发展能力受到限制以及利益诉求渠道严重缺乏。从韩俊、李果（2008）对农民对征地过程和结果的看法调查中也可以得出，在欠发达地区，征地补偿不够充分，工作机会更为有限，征地后的生活也更为脆弱艰难，对征地过程和结果的不满程度也较高。徐美银（2009）则结合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指出，现行征地制度由于被政府垄断而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农民的可行能力，侵害了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主要表现在经济条件恶化、社会机会不足和防护性保障缺失三个方面。

6 结语

始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征地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保证国家获得必须的非农产业建设用地、降低建设成本以及建立城市土地国有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集体的利益。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逐渐完善，我国进入了国家宏观经济战略发展和转型时期，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已迫在眉睫。这个阶段，征地制度改革的根本要求是在公平与效率的前提下明晰集体土地的产权内涵，完善其在经济上实现的具体形式。在此基础上，从公益性界定、补偿安置内容、征用补偿程序等方面加以完善构成了征地制度改革的具体需要。

摘要：本文结合阿玛蒂亚·森的福利理论,分析我国现行征地制度对农民可行能力的影响,以推进我国征地制度的改革。

关键词：征地制度,失地农民,征地补偿

参考文献

[1]陈莹,张安录.武汉市城乡结合部征地制度调查研究——基于农户与村级问卷调查[J].广东土地科学,2006,5(4):26-32.

[2]王雅鹏.对我国粮食安全路径选择的思考——基于农民增收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3]刘向南,曲福田,许丹艳.江苏省征地制度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调查[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4):49-54.

[4]吴玲.我国征地制度的制度悖论与创新路径[J].农业经济导刊,2006(2):39-44.

[5]钱忠好,肖屹,曲福田.农民土地产权认知、土地征用意愿与征地制度改革——基于江西省鹰潭市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7(1):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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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美银.农民可行能力视角下的我国征地制度改革[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8(1):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