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共6篇）

篇1：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全力推进平安×××建设，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断创新思路，深入推进平安×××建设，扎实开展综治工作“品牌+亮点”建设工程，着力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努力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把我省建设成为全国最安全稳定、最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作出贡献。

“筑梦×××，幸福×××”促进外来工友融入项目是×××市首届“平安×××，和谐社区”服务项目入选项目之一，也是××××××区针对外来工友服务首个入选项目，该项目由区党工委×××、街道社区管理中心牵头，×××市大同社会服务中心承办的一项旨在为来到××××××区工作、生活、学习及发展的外来工友个人及其子女提供多元化的专业社工服务，促进外来工友及其子女更好地融入与适应当地生活，增进其幸福感与归属感的公益项目。项目依托××××××区工友之家，将宣传阵地由凝固的教材转变成生动的平安创建宣传课堂，让广大外来工友乐于接受，积极学习，打造具有×××区特色宣传阵地，务求让平安建设宣传深入人心，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氛围，为平安×××建设及社会基层治理作出有益贡献。

为营造共建共享的良好社会氛围，××××××区勇于创新，将平安宣传和法治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依托×××市民广场现有的地形地貌、环境绿化，打造“平安×××”主题广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律规范、贯穿法治实践，不断提高平安建设知晓率、参与度和满意率，努力使平安创建工作成为群众自觉行动，使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深入人心，使核心价值观成为日常的行为准则，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供价值领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一、主要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

××××××区高度重视综治综治“一中心一品牌、一年一亮点”建设工程，成立了以区党工委×××常务副书记为组长、区党工委×××专职副书记为常务副组长、各项目牵头单位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的建设工程领导小组，负责综治工作“品牌+亮点”建设工程的领导、指挥、协调，并明确了各项目建设牵头单位工作职责，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党工委×××综治×××科，负责建设工程的日常事务处理工作。

（二）完善工作机制，确保工程建设有序推进。

为更好的开展综治“品牌+亮点”工程实施工作，确保工作亮点更具有本地特色，我区按照“打造一批、培育一批”的工作思路，制定印发了《关于××××××区综治“品牌+亮点”项目培育的通知》。在各综治成员单位申报培育项目的基础上，结合×××区工作实际和综治工作重点，选取三个具有该区特色的项目作为重点项目进行培育打造，同时制定印发了《××××××区综治工作“一中心一品牌、一年一亮点”建设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任务、责任分工及方法步骤，确保各项目牵头单位按照时间节点有步骤的开展各项工作。

（三）部门协调联动，齐抓共管。

各综治成员单位根据工作要求，加大在本单位、本系统、本领域的宣传力度，发动党员群众积极参与，共创本地特色综治工作品牌和亮点项目；并及时总结推广本单位在项目培育工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通过报刊、电视、新媒体等途径广泛宣传，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如我区依托数字城市技术，实现城市管理信息化、科学化、精细化，8月27日×××头版头条刊登了我区“数字城管”点亮宜居城市项目。

二、项目取得初步成效

（一）“筑梦×××，幸福×××”促进外来工友融入项目。

目前设有社工办公室、“彩虹屋”430课堂、心理宣泄室、小组工作室等4个项目活动场所，完善了项目管理制度、项目宣传计划、督导制度，建立了“心理热线”和“心语信箱”，组建“阳光妈妈团”关爱女工义工队，共组织开展“彩虹屋”430课堂、“心灵手巧”关爱女工—插花公益培训等各类活动11场，服务人数达941人次。今年9月，我区与《人民法治》杂志社联合挂牌成立了“《××××××区防范邪教问题宣传教育》实践基地”，进一步扩展了项目内容，为广大外来工友及其子女提供知邪、识邪、防邪、拒邪、反邪的场所，组织务工人员及其家庭开展小飞雁学堂、组织观看反邪教微电影等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受到广大外来工友的一致好评。

（二）“平安×××”主题广场建设项目。

建设项目拟分三期开展，首期投入专款20余万元，以“人人参与平安建设、平安成果人人共享”为理念，结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标志性主题广场；二期发动区内综治成员单位结合自身职能，在广场不同区域安装不同风格的宣传栏，依托×××市民广场现有的地形地貌、环境绿化，合理布局，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广场；三期拟发动区内“优秀企业”、“平安示范企业”和“平安企业”73家参与宣传建设，加大“平安企业”宣传力度，真正发挥小阵地、大宣传的社会宣传效果。

据统计，目前已建成宣传栏74个，建设投入资金达70余万元。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情感的原则，用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形式系统宣传了内容丰富的法律常识和实用接地气的生活知识、科普知识，并定期更新内容。8月23日至24日，×××市委×××在我区召开全市×××宣传舆论工作推进会，组织与会人员现场参观了××××××区“平安×××”主题广场，主题广场的创建经验得到了参会领导的一致肯定。

篇2：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近年来，兴旺社区党支部按照康巴什区委“党建引领、精准服务”和街道党工委“构筑党建民生同心圆，绘就红色滨河新名片”要求，以“睦融邻里”社区党建品牌为统领，着力构建“大邻里”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主要做法是：

一、科学设置邻里，组建党建联盟，凝聚党组织合力，共同“管事”

社区牢固树立“全域党建”工作理念，有机联结单位、行业及各领域党组织，以社区党支部为核心，在搭建“1+n+x”跨区域组织架构的基础上，按照“地域相近、楼栋相连、资源相通”的原则设置4个邻里单元，吸纳区域内外12家市直结对共建单位党组织、驻区单位企业以及区级包联单位党组织，组建成立“大邻里党建联盟”，选举产生联盟书记、轮值副书记和委员。

二、完善工作机制，规范联盟运转，提升党组织能力，共同“办事”

为提升党建联盟运转实效，社区与联盟单位签订了《共驻共建协议书》，讨论并通过了党建联盟章程，明确联盟目标、联盟条件和职责任务，建立了联席会议、轮值共建、党员共管、党建互助、服务联抓、典型引领等6项工作机制，细化具体事项，推动共驻共建由“感情化”维系变为“契约化”管理。党建联盟每半年召开一次联盟大会，每半年推选一名轮值副书记牵头开展“六个一”共建活动，即：一次志愿服务活动、一次党建沙龙活动、一次主题党日活动、一场文化活动、解决一批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形成一批合理化建议。同时，今年向街道党工委、区委组织部成功申报3家“同心共建先锋”，有效促进了区域共融。

三、横向联动到边，纵向服务到底，激发党组织活力，共同“成事”

“大邻里党建联盟”在组织建起来、制度立起来的基础上，通过“三步走”吸纳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第一步是对服务大厅登记的群众需求、日常工作中收集的问题和联盟单位的共建意向进行梳理，形成“联盟资源清单”和“服务需求清单”；

第二步是根据需求清单研究制定红色教育、政策宣讲、关心关爱、社会治理等5个类别的“服务项目清单”；

第三步是联盟单位“点单”认领项目，开展“组团式”服务和“日常型”服务。目前，共有150名党员志愿者主动投入到社区服务行列，累计开展爱心捐赠、助力创城、邻里文化节等活动8场次，联盟单位共为小区出资建设电动车棚6个，慰问老党员、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30余人。

通过构建“大邻里”党建新格局，将隶属于不同系统、掌握不同资源以及联系较为松散的党组织整合在一起，逐步使城市基层党建由“社区抓”变为“大家抓”，实现了在融合中共赢，在共赢中发展，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有效提升了党组织的组织力、党员干部的整体素质，居民群众的获得感也得到明显增强。

篇3：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一、深刻理解“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涵义

1.社会治理格局。社会治理格局是社会治理秩序的一种结构性关系, 这个关系实际上就是:利益相关的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领域中所形成的权力、义务和制约关系, 它标志着相关各方、各主体可以怎样去实现治理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不一致、权力不平衡问题。这个治理格局对社会治理的效果、治理秩序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2.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的本属性。在全民共建共享机制中, 全民是社会治理的基础, 共建是社会治理的核心, 而共享是社会治理的保障和目标。

(1) “全民”。当前我们所要构建的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 作为一个囊括现代国家治理参与主体的广义概念, “全民”不是全体人民或者全体公民的简称, 更不是民间社会的代称, 而是体现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治理主体作为结构性力量的整合。

(2) “共建”。“共建”是多元参与和共治的集合体。如果只有单一主体或者单一中心, 则谈不上共建的过程。并且, 真正的治理是建立在各治理主体协商共治基础上的, 没有共同参与、相互协商就不可能形成治理, 也不是真正的治理。

(3) “共享”。共享, 是指在合理差别的基础上, 为人们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 要让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福祉尽可能地惠及每一个人。

共享, 不是均享, 不是平均主义、平均分配, 而是着眼于共同、公正的分享。

二、推行“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的重大意义

1.推行“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 就是要通过发展生产力,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但是目前,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不利于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因素。比如,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 我国的社会贫富差距在逐渐拉大。一方面2014年全国人均GDP 8700美元, 离中等发达国家10000美元的标准已经不远;另一方面我国还有超过7000万人生活水平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 还有数以亿计游走在城乡之间、享受不到市民待遇的农民工。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我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 也显示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没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 而是大部分被少数人享有, 这是最大的脱离群众。

如果新一轮社会治理不重视解决这些问题, 改革的成果就难以被全民共享, “共同富裕”的目标也就难以实现。

2.推行“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再次强调, 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什么是全面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演讲中, 曾经指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国梦, 就是要实现人民幸福。”

现在人们的幸福感不只是来自于他们自身已经有了什么, 还包括他们的邻居没有什么, 是一种和过去、和身边的人进行比较的一种满足感。

所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它的关键在于“全面”, 短板也在于“全面”, 十三五时期是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的决胜阶段和关键时期。中央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适时地提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 就是要让发展的成果借助“共享”机制惠及全体人民, 确保民生水平整体提升到“全面”小康的状态。

3.推行“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进一步深化改革, 必须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之一, 它更强调多元互动共治, 更强调“共识、合作共赢、良性互动”。只有树立共享发展理念, 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把发展与民生改善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增加群众的获得感, 才能消除人民对改革的疑虑, 获得人民对改革的认同与支持。

三、当前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面临的主要障碍

由于受传统思维方式、主体参与能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目前要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转换仍面临一系列现实障碍, 主要表现为:

1.思维转变的障碍。我们前面提到, 社会治理在本质上是共建共享的。但由于我国在社会领域上引进治理理念的时间还不长, 人们对治理的本质认识不到位, 尤其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只有政府才是治理主体的思维理念, 因此现实的社会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共建共享的。

2.公众的无序性参与。随着社交网络、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这些技术的成熟、普及, 公众表达诉求更加多元, 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更加便捷, 同时, 个人的表达意愿和诉求也更加自由, 但是这种自由也出现了无序和过度的现象, 这就给传统治理造成了极大的挑战。所以说, 公众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如何减少这种无序参与, 增强理性和创造性的参与是社会治理必须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3.社会治理责任分散。在“互联网+”时代下, 随着传统行业和互联网融合的不断深入, 新的社会服务领域不断产生, 需要多个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和治理, 需要齐抓共管,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容易出现缺位、越位乃至错位的问题, 导致了治理责任的分散, 加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因此, 我们说在“互联网+”时代条件下, 如何更好地来整合各方的治理责任, 提升治理的有效性, 是社会治理必须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四、加强社会治理创新, 激发全民“共建共享”

当前推进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仍面对诸多现实困难和障碍, 那到底怎样去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 以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呢?

1.要把转变治理思维作为社会治理共建共享的基础。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每年都实施一系列民生工程, 但反响却一般, 政府的苦心换不来老百姓的满意。究其原因, 就在于原来的民生实事都是政府“配菜”, 并非百姓“点菜”, 没有接地气, 缺乏老百姓的充分参与, 与老百姓的期盼脱节, 实施效果自然一般。所以, 我们转变治理思维也就是从“政府配菜”向“居民点菜定菜”转变。

2.以扩大社会参与作为社会治理共建共享的关键。在当前的社会治理体制中, 社会组织尤其是公众参与不足成为最大的“短板”所在。然而, 在社会治理大格局下, 没有广泛的公民参与, 就谈不上真正的合作治理。所以, 要破解群众参与难题, 必须优化社会治理格局, 形成政府、社会、公民良性互动, 切实保障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确保群众“愿参与、能参与、敢参与”。

3.以群众满意作为检验社会治理共建共享的标尺。社会治理共建共享的成效如何, 最终还要看群众满意不满意。因此, 民生实事要实现质和量的双提升, 还要有效理清各方责任, 形成社会共治的合力。这就需要加强社会治理的过程监督和结果监督, 提高社会监管的效率, 让所有的意愿都来自于百姓、所有的权力都用来实现百姓愿望、所有的效果都由百姓来点评, 把社会民生实事做实, 做到件件有着落, 事事有回音, 让群众看到变化, 得到实惠, 社会治理的民生本质也就体现出来了。

摘要：坚持共享发展, 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创新新课题。本文从“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的涵义入手, 在分析当前推行“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重大意义的基础上, 探寻破解当前社会治理难题,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 激发全民“共建共享”的新思路。

关键词：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

参考文献

[1]周红云.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理论基础与概念框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6 (03) .

[2]周晓艳.浅析我国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及应用[J].明日风尚, 2016 (13) .

[3]葛春先.经济新常态下社会治理创新研究[J].长江丛刊, 2016 (23) .

[4]李盛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研究综述[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 2016 (01) .

[5]张润枝, 苏晓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发展脉络[J].社会治理, 2016 (04) .

[6]薛澜.国家治理框架下的社会治理---问题、挑战与机遇[J].社会治理, 2015 (4) .

篇4：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如何动员民力，形成社会治安治理的新局面，是我国经济社会双重转型背景下公安基层组织长期面临的基本课题。本文基于对广东省M市M区实地调研，探索公安基层组织形成“以专业力量为主导、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社会治安治理新格局的关键环节——民力动员机制构成的内在逻辑。

一、转型视角与治理思路

改革开放是一个社会转型过程。我国社会转型选择的是渐进式的路径，即经济体制改革先行，社会体制、政治体制跟进。这实际上是一个目标明确而路径并不十分清晰的模式，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讲，即是“摸着石头过河”。河要过，问题在于如何过。渐进式路径选择即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渐进式路径选择的转型模式，给我国社会转型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社会治安治理是在独特的境遇和问题中进行的。如何治理社会治安，实现社会转型的稳定展开，是转型中特别重要的问题。

作为一个长期性的进程，并且在多重界面上展开，社会转型非常复杂。30多年来，我国经济已从计划经济体制成功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社会转型大大落后于经济转型，经济与社会之间的明显落差已经形成。由经济转型而导致的整个社会的结构变迁，打乱了人们原有的利益格局、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引起人们认识上的错位、心理上的失衡和道德上的失范。社会对人的约束效力减弱甚至丧失，各种社会矛盾突显，社会失范现象普遍。去年，国家维稳经费与军费开支构成倒挂，在世界范围内这是独一无二的。不难看出，维护社会持续稳定的压力是空前的。

社会稳定出现问题是必然的，面临挑战也是自然的。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1]这一观点作为涂尔干观点的现代版本，了无新意，但确实把现代社会转型的内在本质信息清晰地传达出来。这与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结论相一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犯罪率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着正相关，增长速度甚至超过经济增长速度[2]。社会转型与社会稳定之间的负相关已经成为规律性的现象，中西皆然。作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其内在逻辑在于，社会是一个由多种功能系统相互配置的结构体系。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通常被看作是一个社会系统的四大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的变化都需要其他子系统与之协调，否则就会出现社会系统的运转障碍。在此意义上，社会稳定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系统，如何使其构成子系统之间达到协调从而实现自我完善的问题。在我国这一问题的要害在于如何使社会建设跟上经济建设的速度。

如何解决社会变迁时期的社会稳定问题？亨廷顿提供了一个答案：制度化进程必须跟上社会变迁的进程。这个答案指出了在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进化对社会稳定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制度进化反映了政治变革的重要性。政治始终是现代社会据以展开的一个主轴。制度进化通过供给新的社会规制，使迅速变化了的经济变迁和社会变迁有相应的政治变迁与之相协调、相配置，从而使得变化了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在适宜的秩序中展开。我们可以将这一认识概括为“亨廷顿定律”。

对于这一定律，梯利曾经专门批判亨廷顿。他指出，在欧洲近代史上，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梯利强调组织力量和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和革命发起和发展中的作用[1]。但是，无论怎样批判，组织力量和政治机会均是社会自主性增强和政治体系变革，社会变迁是引起社会稳定问题的一个条件，而政治变革则是解决稳定问题的一个基本路径，这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如此，可以借鉴这一思路来处理中国当前稳定所面临的问题。

事实上，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进入大规模社会建设时代，其根本指向在于，使社会与经济之间的落差得到填平，从而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均衡发展成为可能。在社会建设时代，社会管理创新特别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所面临的基本课题。社会管理创新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在全能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解体后，在社会分化不断加速、日益显著的潮流中，在社会已经相对独立的条件下，政府应该以何种方式与社会之间开展有效合作，从而确定国家与社会的合理关系，以解决社会系统的有效运转问题。

决策层已经在基本理念、基本思路和管理格局上提出了一揽子构想。在社会整体层面上，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构想，它包括“以人为本”的理念、政府主导的思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管理格局。这包含着对国家与社会之间新型关系的定位。实际上，它把我国社会变迁进程中的制度化轨迹和方向作出了整体的把握。这与亨廷顿提供的思路有一致之处。但是，在具体社会管理领域，例如社会治安治理领域，社会管理创新还需要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技术路线。

在社会管理众多领域中，作为供给社会稳定的社会治安管理，是整个社会管理工作的有机构成部分，也是其基础构成部分，其体制创新不仅对我国社会建设极其重要，而且对社会转型成功与否都极其重要。在这个领域，决定性的因素同样是解决政府与社会的有效合作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可以归结为民力动员问题，即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方式，实现民力的有效动员。这仍然需要探索。

二、基于民力的现代治理体系中的民力动员机制

带着这样的问题，本文作者对广东省M市M区社会治安治理创新进行了实地考察。M市M区的经验非常值得总结。他们的经验实际上是通过民力动员，构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并依据这一新型关系，建立起与现代社会变迁相适合的治安治理的格局，不仅把中央决策层的构想具体化了，而且形成了模式化的现代警务运行机制。

nlc202309031912

大致说来，其民力动员机制主要体现为三个层面。

一是促成“治安促进会”的成立。

2009年11月，在M区委区政府和市公安局的大力支持下，M分局与市、区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热心社会治安的企业界人士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就当前社会治安问题的治理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在M分局倡议下，这些人士组织成立了M区治安促进会，通过这一组织平台，他们积极投身治安治理事业。他们募集资金，用于奖励举报、抓捕犯罪分子的有功市民。

治安促进会的成立有多方面的意义。第一，增进了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的社会共识，极大增强了群众参与维护社会治安的积极性，使群众从社会治安的“旁观者”逐渐转变为社会治安的“参与人”；第二，聚集了社会资源，使民力动员的激励机制可操作、能落实；第三，公安机关与治安促进会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社会协同成为可能。

M区治安促进会成立一年多以来，已先后17次举行见义勇为表彰仪式，对57名见义勇为市民进行了表彰，群众直接抓获扭送公安机关的犯罪嫌疑人多达79名，先后出现了父子俩、姐弟仨甚至300位村民合力抓贼等多起见义勇为事迹，也出现了九天八人见义勇为的“壮观”社会现象，越来越多的群众热情投身到社会治安建设中来。此外，借鉴市区经验，郊区的乡镇也相继成立了治安促进会，对维护郊区社会治安工作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是构建专业力量与社会力量相互配置、110报警系统与生活空间报警点相互结合的新警务机制。

具体做法是，通过整合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安保力量，布局报警服务点，搭建防控网络，重建适应现代社会特点的“全城响应、快速反应”警务机制。前者以公安机关专业治理力量为主导，社会力量与之相配合；后者将警情输入通道接入社会生活空间，扩展警情输入通道，使已有的110报警系统与空间报警系统相结合，消除报警盲点，提高处警速度。

2009年9月，分局将市政府替分局招募的300多名治安联防队员进行重新整编，在全市率先组建成立便衣警察大队和巡逻防控大队，为两支队伍配备对讲机及GPS定位系统，加强对治安重点部位的巡逻伏击和对路面无牌无证车辆、可疑人员的盘查力度。同时，设立起七个城市出入口关卡，建设起两个安保专用对讲机发射台，将辖区内的120多个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保安力量串联起来，整合为106个安保点，为各个安保点统一标识，分发对讲机282台，通过统一对讲频道使相邻的安保点成为互助组，与巡防、便衣两大队联勤联动。出现警情时，分局指挥中心根据GPS定位系统直接调度街面警力与社会保安力量进行搜索及围追堵截，打破了“路面—110—派出所—路面”的传统调警模式，从而实现了“110—路面”的扁平化指挥调警，将出警速度提高到极致。此外，安保点除了可由公安机关统一调度其安保力量外，更重要的是可以方便群众就近报警：当群众受到侵害时，或者群众目击侵害过程时，均可第一时间到距离现场最近的安保点报警、“调警”，真正体现了“警情就是命令”。群众可直接“调警”，这在公安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大大拉近了警民之间的距离，同时也让群众更能体会、理解进而支持公安工作。

据统计，新警务机制运行至今，共盘查可疑人员2.4348万人（次），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956人，其中刑事拘留433人，行政处罚 235人，行政拘留66人，强戒201人，网上逃犯21人，查扣被盗摩托车1457 辆，被抢摩托车85辆，被盗汽车9辆，套牌汽车65辆，无牌无证摩托车1.5549 万辆，套牌摩托车1026辆，磨码摩托车352 辆，协助交警查处交通违法机动车1.0716万辆，缴获自制枪支7支，气枪3支，子弹3发，管制刀具25把，毒品和制毒原料一批。而“全城响应、快速反应”系统启动一年多来，共破获或协助破获盗抢等刑事案件136宗，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221人，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1个，成员46人，追回被盗抢摩托车43辆，使市区刑事警情最高下降达五成，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提高。同时，也使分局实现了500名警察调动5000名安保力量的效果，使维护社会治安的力度成10倍放大，实现警力“零增长改善”。

三是发展信息员队伍，充分利用现代通讯工具，两相结合，扩展公安信息触角。

分局将市区所有出租车司机、环卫工人吸纳进情报信息员群体，并通过逐步建立起停车场、娱乐场所、网吧等场所从业人员的信息采集平台，协调医疗机构采用医患数据信息等一系列的措施，广泛收集情报信息，构建起“全民信息员”制度。又采购了I2和移动查询终端等工具进行实时信息比对，进一步加强对情报信息的研判。2011年3月，分局自主研发的“全民微博、QQ、手机短信举报违法犯罪信息管理系统”投入使用，使群众可以通过手机短信、腾讯QQ或微博等形式举报违法犯罪信息。

据统计，该举报系统开通以来，分局先后收到来自群众举报的各类违法犯罪线索533条，共破获各类案件188宗， 抓获犯罪嫌疑人73名，其中在逃犯6名，打掉持刀枪抢劫、盗窃摩托车系列犯罪团伙6个，追回被盗、抢摩托车35辆，缴获匕首、开山刀、液压钳等作案工具一大批。不但在打击违法犯罪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警民关系建设，在社会上进一步树立M区公安民警的良好形象。

三、现代治安治理的发展趋势：嵌入式治理

通过民力动员，M区公安分局构建了与动员起来的民力紧密结合的社会治安治理体系。分析这一治理体系，不仅发现，从结构上看，它是一个专业治理力量与社会力量相互配合的关系结构；从功能上看，这一体系的主要功能是打击与防范。在其体系功能构成上，社会组织发挥了共识功能、认知引导功能、资源聚集功能、精英示范功能；保安力量和其他社会力量发挥配合功能、情报供给功能。从体系构成的技术层面看，它通过便捷的报警点空间布局的技术安排，使之与传统的110报警系统相并列，优化了传统的报警机制，不仅提升了警务效率，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把警务运作扎根于现代社会生活；从体系构成的境遇看，它不仅编织了一个专业力量与社会力量相互配合的打防体系，而且通过契合于人们生活的特定的地理环境，使以情报信息为主导的警务机制得到有效运转，从而将这一体系嵌入到现代社会生活生态空间中，实现了专业力量与社会生活的对接。通过这一体系，M分局在维护M区政局稳定和社会治安安定方面取得较为明显成绩。

在社会变迁背景下，在刑事犯罪总体上升的社会条件下，统计数据表明，M区刑事犯罪得到有效控制，这说明，M区公安分局所搭建的治理体系在控制刑事警情方面非常成功。其成功之处何在？从其治理体系分析不难发现，这是一种扎根于现代社会生活的社会治安治理模式。我们可以将这一模式概括为“嵌入式”治理模式。“嵌入式”治理模式的关键在于两点：第一，它要契合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本性；第二，它是与民力动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些年来，科技强警、警务信息化、现代警务机制的构建是公安部门警务专业化、现代化进程中掀起的一波又一波浪潮，它们确实对公安部门提升能力、发挥职能作用、维护政局稳定、治理社会治安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无疑是现代社会变迁在深层推动的结果。问题在于，现代警务的专业化和现代化走一种什么样的路子呢？M区所提供的“嵌入式”治理模式给予我们的启示是：警务专业化和现代化必须与警务社会化相结合。当M区公安分局把专业化警务、现代化警务和社会化警务有机结合起来，编织出一张社会治安打击防控网络时，它也找到了一条现代警务在国家与社会合作中伸展的道路。

诚然，M区公安分局所提供的“嵌入式”治理模式是有不足的：第一，其功能主要是打击和防范刑事犯罪和治安案件，这未免单一；第二，治理体系网络覆盖面主要是城区，对农村尚未实现有效覆盖；第三，它向社会的扎根趋势是显著的，但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仍然不够。这种协作无疑可以帮助公安部门更好地深入社会之中，例如和民政部门的合作可以更好地掌握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动态，和土地管理部门的合作可以更好地了解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纠纷动态，和劳动人事部门的合作可以更好地了解劳资纠纷的状况；第四，媒体的作用尚未发挥。现代媒体在反映民意、引导社会认知中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社会治安治理中发挥其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作用仍然需要做很多工作。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现代治安治理进程中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会不断引起我们的深思。而现代治安治理功能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在国家与社会合作的方向上对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

篇5：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太仓坚持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为推进“两聚一高”实践的重要内容，全面深化“政社互动”实践，着力推动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治良性互动，社会治理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政社互动”项目获评“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

一、加快政府角色转变。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主动从政府大包大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共同治理转变。一是向基层放权，做到不越位。严格规范行政事项进入社区，通过制定自治组织依法协助政府管理事项、依法履行职责事项“两份清单”，让基层更加聚焦服务功能，更加专注自身事务。基层的社区书记感慨地说：“‘政社互动’真正使基层从忙于应付各种检查考核，到能够沉下心来办理社区事务，有更多的精力深入群众、贴近老百姓，为他们服务了”。二是管好该管的事，做到不缺位。政府集中精力发展好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公共安全等民生事业，真正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让社会治理根基扎实。我市建立“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参保群众在基本医保报销后，超额部分还可再享受补偿，实际补偿可达90%，形成了“普惠+特惠”的医保新模式，“大病医疗保险”被纳入国家医改新政。在大走访中了解到，有些群众因慢性病产生的门诊费用负担也较重，于是我们将门诊也纳入“大病医疗保险”，进一步拓展了“特惠”范围。三是鼓励社会参与，做到不错位。把适合由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来承担，我市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已拓展到包括人民调解、法律服务、养老助残等领域261个子项目。比如，太仓老龄化率近30%，机构养老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势在必行，我市将居家养老服务全部交由社会组织承接，去年近2万名老人享受了超过60万小时的专业居家养老服务。

二、发挥社区基础作用。坚持把优质资源下沉到社区，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推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一是优化社区服务供给。通过公益创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形式，精准配置各类公共服务资源，推动社区服务与居民多样化需求有效衔接。着力加强农村社区教育、卫生、文化、体育软硬件建设，促进城乡社区服务均衡、优质发展。创新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推行“全科社工”、一窗受理等制度，加快建设智慧社区，全力打造集社区政务、社区事务、社区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二是引导社区居民参与自治。坚持“社区的事情要让居民说了算”，组织开展社区听证会、社区评议会、居民议事会，通过居民议事协商，解决了小区物业、环境卫生及动迁安置等方面的治理难题。比如，我市城厢镇电站村在安置房建设过程中，村里召集做过木工、泥瓦匠的几位村民组成一支“泥腿子监工队”，全程监督安置房的建设和分房，消除了村民对安置房建设质量的担忧，村民们普遍表示，“自己看着砌房子，放心!”。三是强化社区文化引领能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居民公约、村规民约，制定出台“十不规范”等制度，引导广大居民群众自觉遵守道德规范，争当模范表率。像我市庆丰村设立的“公德评议团”，定期评选群众中的好人好事，评出来的先进典型对周边村民产生了积极影响，庆丰村的文明事越评越多，不良风气越评越少。举办“家在太仓”“文明太仓”市民大行动等主题活动，组织居民群众开展文明家庭创建、“邻里文化节”，发展“银色年华”、爱心服务社等社区志愿服务，营造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守望相助的良好社区氛围。

篇6：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重庆云阳县坚持以和为贵化解社会矛盾，以人为本创新社会管理，着力构建集社会维稳、矛盾化解、服务群众于一体的社会服务管理新格局，有效促进了社会和谐。

建立“三位一体”基层社会互助服务体系

云阳县着力探索“以社会服务中心为平台，以义工协会为载体，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村（社区）服务管理模式，呈现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局面。

（一）建立社会服务（管理）中心，搭建互助服务平台。一是在42个乡镇、街道建立了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分别由同级党组织负责人任主任，管理中心实行窗口受理、“一站式”运行，为辖区群众所涉及的行政审批、社会事务、公共服务等需求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二是在479个村（社区）建立了社会服务中心，由党支部书记任主任，主要承担社会服务和组织义工服务等职责。在社会服务职能方面，制发便民利民服务卡，代发行政审批服务指南等；在组织义工服务方面，负责义工的招募、管理、考核，统筹安排义工开展服务。通过规范化管理和运作，努力将村（社区）社会服务中心建设成为服务辖区群众的综合平台。

（二）成立义工协会，创新互助服务载体。在村（社区）社会服务中心成立义工协会，由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兼任会长。通过广泛调研，根据群众的服务需求，义工协会下设助教、助工、家政、关爱、维稳、公共安全、技能培训、红色经典、特殊群体教育服务等9个义工分会，每个义工分会下设2—5个服务队。按照协会章程，推选协会副会长、理事、秘书长、分会长等职务人员，负责带领、协调和管理协会会员履行义教辅导、技能培训、关爱特殊群体、家政服务、义诊、治安巡逻、环境保护、民情收集、纠纷调解、法制宣传、唱读讲传、社区帮教等28类50项具体工作职责。

（三）组建义工队伍，探索互助服务方式。在《村民公约》、《居民公约》中规定：凡居住（暂住）在辖区内的所有人，不分职业、职位、贫富，均是本村（社区）的一个普通居民，都应履行社会服务义务，享受社会服务权利。义工协会在辖区村（居）民中招募有一定专长又能满足服务需求的人员为义工，并根据其专长统筹安排在对应的义工分会进行义务服务。由社会服务中心根据居民的需求有针对性、有计划地安排、调度义工为辖区群众提供必要和必需的义务服务。积极探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复转军人等素质高、能力强、作风正、愿意为群众服务的优秀人才进入社区从事专职服务管理工作。目前，已在所有试点村建立了40人以上（社区100人以上）的义工队伍。同时，加强了义工队伍的管理，制定了《社会服务管理手册》、《村（社区）社会服务制度》《义工协会章程和各分会制度》、《村（社区）社会服务中心义工服务考核奖励制度》，让群众全面了解本村（社区）社会服务的相关内容，激励义工积极主动参与优质高效的义务服务。

（四）强化基层党建，夯实互助服务组织基础。注重发挥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强化社会服务的组织领导。一是加强村（社区）党组织建设。以“三有一化”（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处议事，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建设）、“三建四联”（建立服务体系、救助平台、防控网络，联系困难户、失业户、刑满释放户、创业户）党建格局为重点，积极推进村（社区）党组织建设。按照能建应建的原则，在村（社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建立了党组织。二是在社会服务中心建立党组织。在村（社区）社会服务中心组建了“社会服务中心党总支”，将辖区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党组织作为组织细胞共组共建，将辖区内所有党员纳入社会服务中心，实行登记管理。在各义工分会建立党支部，在专业服务队建立党小组，使党的领导融入到基层社会服务体系中。三是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和完善党员设岗定责、依岗承诺、志愿服务和帮扶结对等制度，拓宽党员服务群众渠道。广泛开展“综治平安党员示范岗”、“党员风采在村社”、“党员先锋巡防员”、“党员调解能手竞赛”等活动，激励和带动党员立足综治平安建设岗位“创先争优”，组织广大党员志愿者参与文明劝导、法律咨询、义务调解、治安巡防等社会公益活动，引导党员作好奉献社区、回报社会的表率。

三、实施“三大工程”，构建用“和文化”理念化解社会矛盾工作体系

（一）实施“和解工程”，构建用“和文化”理念化解社会矛盾调解体系

1.建立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工作站），深化运行机制。一是依托县信访办、县综治中心、县群众工作部，建立了县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二是依托乡镇、街道综治中心、群众工作站，在全县42个乡镇、街道建立了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三是依托村（社区）综治工作站、群众工作室，在全县479个村（社区）建立了社会矛盾调处工作站；四是对有条件的112个国有集体企业、“两新”组织建立了社会矛盾调处工作站；五是在矛盾纠纷多发、集中、突出的重点行业和部门建立了行业纠纷调处中心，主要在交通、卫生、城乡建委、规划、国土、劳动人事、农业、经信、安监、教育等部门和部分国有企业、社会组织、重点工程领域，分别建立了交通运输纠纷、医患纠纷、建筑纠纷、规划纠纷、征地拆迁纠纷、劳动人事争议、土地承包纠纷、企业改制纠纷、安全事故纠纷、涉校纠纷和重点工程纠纷等行业纠纷调处中心。

2.组建调解员队伍，严格规范管理

（1）分级组建民间调解员队伍。由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工作站）分级选聘民间调解员，将热心调解工作，为人公正，具有一定法律、政策水平和文化知识，具有一定的调解特长（如：擅长调解家庭纠纷、养老纠纷、地界纠纷、林木纠纷、丧葬纠纷、住宅纠纷、道路纠纷、经济纠纷、劳动纠纷、物业纠纷、医患纠纷、交通纠纷等）,年满十八周岁的辖区常住村（居）民选聘为民间调解员。其中，村（社区）两委成员、乡镇（街道）内设室所（站）负责人、人民调解员选聘为本级民间调解员。乡镇（街道）民间调解员从村（社区）调解员中择优选聘，县级民间调解员从乡镇（街道）民间调解员中择优选聘。调解员的选聘由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工作站）分级负责，集中培训后分级颁发聘书，持证调解。同时，加强了调解员队伍的管理，制定了调解员队伍招聘、辞退、培训、考核、管理、首调负责等制度。截止目前，全县现有各级民间调解组织552个7825人。1000人以下的村（社区）调解员已达10人，1000－3000人以上的村（社区）已达15人，3000人以上的村（社区）已达20人；一般乡镇、街道有调解员20人，较大乡镇、街道有调解员30人，特大乡镇、街道有调解员40人；县调处中心有调解员100人。

（2）组建行业调解员队伍。由各行业纠纷调处中心选聘一定数量的行业所涉部门的业务骨干或领导干部作为行业调解员。同时，将了解行业政策、法律法规、有一定调解经验和能力的退休职工和民间调解员选聘为行业调处中心调解员。各行业职能部门负责本行业调解员的选聘、培训、使用和管理。目前，全县行业调处中心调解员已达203名。同时，建立“调解能手”信息库。推行了大调解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努力造就一批调解能手、调解专家和首席调解员，提高调解成效。目前，全县共评出乡镇调解能手519名、首席调解员373名，县级调解能手49名、首席调解员27名、调解专家18名。2010年，县级调解能手、宝坪镇首席调解员黄发林被表彰为“全国模范调解员”。

3.创新调处方法，深入化解矛盾

一是直接调处与分流调处相结合。排查出的一般社会治安问题、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由村（社区）综治工作站、社会矛盾调处工作站直接调处，涉及到警务类和诉讼类的由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和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分流到警务室和法庭进行处理。二是归口调处与联动调处相结合。涉及专业性、法律性、政策性较强的矛盾纠纷归口到对应的行业纠纷调处中心进行处理，疑难杂症由县社会矛盾调处中心牵头，组织相关职能部门研究、协调，实行综合联动处理。三是属地调处与联合调处相结合。矛盾纠纷调处实行属地管理原则，原则上本村（社区）、乡镇、街道排查的矛盾纠纷在该村（社区）调处工作站和调处中心化解，涉及多个村（社区）、多个乡镇、街道的纠纷，申请上一级进行联合调处。

1-5月全县各村（社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排查各类矛盾纠纷4610件，调处4241件，调解率达92%；乡镇（街道）社会矛盾调处中心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750件，直接调处1662件，调解率达95%，分流65件重大治安事件、重大经济纠纷、涉法涉诉案件等疑难矛盾纠纷，落实稳控、疏导措施33件，有效阻止了25起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县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共受理群众信访总量619件次851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8.8%、12.3%，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485件，己化解1351件。成功化解了在云阳创“国卫”活动中对县城占道经营的500余人游摊商贩集访件，有效解决了北部新区100余户村民房屋撤迁和征地补偿等信访问题。基本实现了“大事不出乡镇、小事不出村组”，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4.完善调处制度，强化机制保障

（1）建立调处联席会议制度。将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民间调解、行业调解“五大调解”融合贯通。由县社会矛盾调处中心牵头、各司法、行政执法部门组成重大矛盾纠纷调处联席会议，制定了相关制度，定期召开会议，通报情况，研究工作。各成员单位关联组合、有分有合、大分小合，对矛盾纠纷进行联调联处。

（2）建立分级调处制度。村（社区）排查出的矛盾纠纷由社会矛盾调处工作站组织本级调解员进行调处；村（社区）调处不了的矛盾纠纷可申请乡镇（街道）社会矛盾调处中心调处；乡镇（街道）无法调处的矛盾纠纷可申请县矛盾调处中心进行调处。

（3）建立调解员跨区域、跨行业调处制度。对疑难矛盾纠纷先由乡镇（街道）社会矛盾调处中心或行业纠纷调处中心选调组织调解员进行调处；调处不了的由县社会矛盾调处中心统一选调调解能手进行调处；重大矛盾纠纷直接由县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受理并选调调解能手进行调处。

（4）建立调处对接制度。依托各级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工作站），大力推行了诉调对接、检调对接和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民间调解、行业调解的有效对接，坚持“调处也是执法”的理念，把调处优先原则贯穿于执法办案过程中，完善了“诉调”、“检调”、“警调”、“民调”等各项对接制度。1～5月诉调对接化解矛盾纠纷185件，检调对接化解22件。

（5）建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建立了第三方参与的调解机制，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出台了《云阳县人民法院关于司法确认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工作站）、行业纠纷调处中心调解协议的办法》，规定了民间调解、行业调解司法确认的原则、方法、步骤、程序等。制定了《云阳县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工作站）、行业纠纷调处中心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移送函》，健全完善了制式的民间调解文书，全面实现了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做到了案结、事了、人和。

（6）建立畅通的民意表达制度。一是县领导和县属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定期走进云阳电视台、广播电台“行风热线”栏目，现场接受群众反映问题，回答群众的咨询，听取群众的建议意见。二是县领导带领县属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走进村落院坝、街道社区，广泛开展了“民生面对面”，直接与群众面对面答疑解惑，带着问题下访，带着感情上门，主动化解矛盾纠纷。三是认真开展了政法系统“警民心连心，携手筑平安”和“千名干警进万家、便民利民入万户、为民服务助万件”主题活动，通过送法下乡、结对帮扶、开门评警、回访信访当事人、召开警民恳谈会、完善便民利民措施等方式，不断创新群众工作载体，进一步畅通了民意表达渠道。

（二）实施“传播工程”，构建用“和文化”理念化解社会矛盾传播体系

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广泛传播“和文化”，全方位、多角度营造了用“和文化”理念化解社会矛盾的浓厚氛围。一是媒体传播。将用“和文化”理念化解社会矛盾做成公益广告、编成具有云阳地方特色的方言故事剧等多种形式，在云阳电视台进行了定期展播。创办了“和文化”网站，及时上传了用“和文化”理念化解社会矛盾的典型案例和工作动态，刊载了“和文化”教育漫画、书画作品，畅通了群众参与“和文化”建设的渠道。在《云阳报》开辟了“和文化”化解社会矛盾专栏，刊载了“和文化”作品。二是窗口传播。在餐饮、金融、商贸、交通运输等窗口服务行业，创作了“和文化”行业文明用语，在餐厅、金融大厅、车站等人群聚集地张贴了“和文化”字画、名言警句。三是读物传播。编写《“和文化”系列丛书》，根据不同的读者对象，编印了幼儿读本、小学读本、中学读本、公民读本、“和文化”影集、“和文化”书画集、“和文化”论文集。四是街区传播。打造了“和文化”元素街道、元素广场、元素公园、元素墙和元素户外公益广告。

（三）实施“礼教工程”，构建用“和文化”理念化解社会矛盾教育体系

深入挖掘“和文化”内涵，开展“和文化”教育，将先进的传统的“和文化”渗透到广大群众的心中，让和谐理念深入人心，进一步提升群众的和谐意识和素质。

1.开展“和文化”六进行动。一是“和文化”进校园。开展“和文化”进课堂活动，通过主题班会、主题征文、主题板报、主题演讲等形式，促进校园和谐。二是“和文化”进社区。结合“唱读讲传”活动，将“和文化”编写成歌曲、故事、快板词、格言警句、顺口溜等多种体裁作品，引导社区群众广泛传唱和谐歌曲、讲传和谐故事、传递和谐箴言，诵读“和文化”经典，促进社区和谐。三是“和文化”进农村。结合“四千干部下基层”，组织“和文化”宣传队，送“和文化”下乡，引导群众理解“和文化”，与人为善、与邻为伴，促进农村和谐。四是“和文化”进家庭。结合“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千名干警进万家、便民利民入万户”等活动，引导群众树立“家和万事兴”理念，促进家庭和谐。五是“和文化”进机关。结合书香机关建设，增强干部职工对“和文化”的了解，使干部职工随时随地受到“和文化”的熏陶和教育，树立勤政、务实、和谐、高效的良好机关形象，促进机关和谐。六是“和文化”进企业。结合企业文化建设，引导企业树立“和气生财”的理念，营造和谐的生产环境，促进企业和谐。

2.开展“和文化”七大活动。一是结合云阳地方特色，组织策划“和为贵”主题演出。二是举办“和文化”讲座，邀请专门从事“和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讲授“和文化”。三是围绕社会矛盾化解的典型案例，组织开展主题演讲比赛。四是围绕“和文化”，组织主题征文，题材不限。五是举办“和文化”论坛，邀请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参加，研讨用“和文化”理念化解社会矛盾课题。六是围绕“和文化”，组织主题书画赛。七是努力创作一批“和文化”文艺作品进行集中展出。

四、编织“防护网”，构建社会维稳防控体系

（一）建立综治中心（工作站），把社会维稳防护网织密。一是依托县综治办、县维稳办，建立了县综治中心；二是依托乡镇、街道综治办，在全县42个乡镇、街道建立了综治中心；三是在全县479个村（社区）建立了综治工作站；四是对有条件的112个国有集体企业、“两新”组织建立了综治工作站。综治中心（工作站）由同级党组织负责人任主任，整合综治、信访、法庭、警务、司法、安监、民政、社保、教育、文化、卫生、建设、国土、劳动、流管等力量，实行“统一受理、集中分流、归口办理、依法调处、限期办结、定期督办、跟踪回访、结案存档”的“一条龙”运行方式，并深化运行机制，构建了“六位一体”、“七位一体”的大综治工作格局。

（二）强化特殊人群服务管理，把社会维稳防护网收紧

一是“1234”机制创新社区矫正。一评估。县法院审判前，委托县司法局进行调查，制定并落实了审判、裁决前的评估办法，把好社区矫正的进口关，共接受委托调查20例，法院采信20例，采信率达100%。二基地。以打造“劳动改造的平台，法制教育的园地，技能培训的通道”为目标，依托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建立了江南、江北两个社区矫正集中学习教育管理基地，按照“管理严格是执法，程序规范是基础，教育挽救是根本，公益劳动是手段，思想汇报是关键”的方针，实行矫正对象日常管理分散化，学习教育集中化的运作方式，有效地整合了工作力量，提高了矫正效率，社区矫正基地成立以来，已举办教育培训班6期，参训对象195人，对有心理障碍的5人进行心理辅导，解开了心结；对3名严管对象进行训诫，增强震慑力。三整合。建立了县综治中心、公、检、法季度联席会议制度，辖区综治中心、派出所、司法所每月例会制度和社区帮教员、监护人、社会志愿者每周例会制度，形成齐抓共管的社区矫正人员帮教模式；四考核。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平安云阳”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级综治中心日常工作、单项工作考核的内容之一，强化社区矫正工作责任。全县42个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开展社区矫正率达到100%，辖区矫正对象矫正措施落实率达到100%，现有矫正对象无一人重新犯罪，截止今年5月底，累计接收矫正对象490名，已按期解除180名，在册的有310名，其中缓刑81名，假释15名，监外执行4名，剥夺政治权利10名。全县社区矫正工作处于良好的发展趋势。

二是帮心扶困创新安置帮教。多方联动帮其心。确定帮教责任人，建立帮教小组，签订帮教协议，有针对性地解决思想问题，帮助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融入社会。坚持跟踪帮教，了解和掌握其家庭、就业生活、社会交往人员和活动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目前，登记在册的633名刑释解教人员无一人重新犯罪。倾情相助扶其困。以满腔热情帮扶刑释解教人员，帮助解决其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如养鹿乡综治中心将即将成为“流浪汉”的刑释人员李某置到乡幸福院；渠马镇综治中心为吃住无着落的刑释人员朱某解决临时住所，还为其7岁小孩解决读书上学问题。

三是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抓住“人、证、屋、业”四大要素，完善“以房管人、以业管人、以户定人”的管理模式，既提供优质服务，又依法加强管理，确保流动人口“底数清、情况明，行知去向、动知轨迹”，积极推广实有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实现流动人口、出租房屋等数据信息化、规范化，登记率均达100%，现流动人口在库数47069人，出租房屋在库数26811户。

四是加强重点人员服务管理。加强对全县涉稳、涉恐、涉毒、在逃、重大刑事犯罪前科、肇事肇祸精神病人、重点上访人员等七类重点人员管控，各级综治中心和公安机关派出所全面排查梳理，分类建立台帐，积极物建信息员、治安耳目，及时掌握动态，全力落实稳控措施，严防漏管失控，严格落实管理帮教措施。充分利用各信息采集系统，有效整合相关信息，完善重点人动态管控机制，及时掌握重点人的活动轨迹和异常情况，在控率、发现率、预警信息签收率和反置反馈率均在90%以上。

五是加强问题青少年服务管理。加强对社会闲散青少年、流浪乞讨未成年人、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留守儿童的服务管理及有严重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青少年的帮教管理。探索符合未成年人心理特点的审判方式，将心理咨询和社会调查纳入未成年犯罪案件审判过程，以人性化的司法教育、感化、挽救失足青少年。抓住容易发生治安问题的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等重点地区，中小旅馆、出租屋等重点部位，歌舞娱乐、洗浴按摩、美容美发等重点场所，规范娱乐场所未成年人禁入机制，严厉打击各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违法行为，为青少年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壮大群防群治力量，把社会维稳防护网编大。一是完善便民利民诉讼网络。依托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设立便民诉讼站7个，便民联系点27个，便民联络员167名，形成了庭、站、点、员四位一体的纵向便民诉讼网络，1～5月通过便民诉讼网络巡回审理案件316件。二是推进基层检务联络室建设。依托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开展信访接待，受理申诉举报，接受法律咨询，监督基层诉讼活动，进一步延伸法律监督触角。三是强化阳光警务查询监督。不断提高阳光警务查询监督系统的认知度、关注度和使用率，进一步方便群众报警、查询和投诉，全县终端机共接受群众运用查询突破38.8万余次。四是构建新型警务模式。推行交巡合一，有效整合交警、巡警、水上派出所等三个单位的警力，切实增强了打击、防控、服务、交通管理能力，第一时间接受群众报警求助，处置各类突发案（事）件，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见警率、安全感和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