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吃的女人》女性主义解读

2024-06-20

《可以吃的女人》女性主义解读（通用8篇）

篇1：《可以吃的女人》女性主义解读

生态女性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女权运动第三次浪潮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而这一术语是由法国女性主义者佛朗索瓦·德· 奥博尼在《女性与死亡》中首次提出。女性主义者斯普瑞特耐克曾说,“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一方面,女性、自然以及动物之间存在着极其强烈的亲近关系,自然往往被“女性化”,而女性也往往被“自然化”。另一方面,生态女性主义反对父权制度和二元式思维方式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它将自然、文学、性别以及文化紧密相连,唤醒现代女性平等自由的主体意识,同时也激发了人类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和重新思考。

1.女性与自然的密切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相较于男性对自然有着更强烈的亲近感。女性的生理结构特征,孕育生命的能力都和自然的变化规律有着必不可分的关系。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苏珊·格里芬在其代表作《妇女与自然 :女人心底的怒号》中强调 :“我们知道自己是由大地构成的,大地本身也是由我们的身体构成的,因为我们了解自己。我们就是自然。我们是了解自然的自然。我们是有着自然观的自然。自然在哭泣,自然对自然言说自己。”由此可见,自然与女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自然在人类文化的定义中,经常被描绘成给予万物生命的母亲。这一女性与自然的关联,主要表现在小说中女性角色对于“母亲”身份的认同感。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克拉拉表面上厌烦孩子,但实际上,她非常享受这一过程,并从中找到了幸福感。生育后的她说 :“哦,真是妙极了……我等着看它,等得兴奋得不得了,这就像你小时候拿到圣诞礼物时,你心痒难熬地急着想打开它一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克拉拉强大的母性。而具有鲜明个性和超前女性主体意识的恩斯丽,将婚姻视为一种错误的男女组合方式,她深信男人是破会婚姻的罪魁祸首。作为一个不婚主义者,她不需要男人来充当家庭中的任何角色。然而,她却始终坚守自己的“母性”。她说 : “每个女人至少应该生一个孩子。”“这甚至比性生活更为重要,它会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恩斯丽始终将生育孩子当成自己的崇高目标,在她的观念中,女性得以完整关键就在于孕育生命。

小说主人公玛丽安,在和彼得订婚后,陷入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迷茫。她虽然在彼得和邓肯之间摇摆不定,但对于孕育生命却怀有极大的热忱,对儿童的教育也展现了感性和较于男性更宽容的一面。玛丽安从高中起就计划着生两个或四个孩子,在与彼得交谈时,就曾明确地表示过 :“在不该教训的时候却有人狠狠地教训了他们,要知道,小孩子对不公正的待遇是非常敏感的。”由此可见,生儿育女的观念早已根植于玛丽安的内心。另一方面,在玛丽安身上我们也会发现女性与动物的密切联系。在彼得炫耀自己猎杀过兔子时,玛丽安潜意识地将自己当成那只兔子。而订婚后,玛丽安逐渐厌食,并称自己为“只吃蔬菜的兔子”,她对各种肉类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反应,将食肉行为看做是一种杀戮和暴力。这也充分展现了女性保护动物,亲近自然,将自然、动物及整个生态与自身处境相并列的特点。

2.男性对女性的压迫

阿特伍德将小说的时空界定在20世纪60年代的加拿大,那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男性无论在生活,工作还是感情生活上均处于支配地位。小说的标题“可以吃的女人”,寥寥数语却隐含着作者深刻的思想内涵,首先作者将“女人”置于被动的“他者”地位,如同猎物一般被吞食。而动作的发出者就是两性关系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男性,他们是凶残的“猎手”,在不断侵害女性的身体与灵魂。

小说中,作者用显性和隐性的方式表达了这一观点。彼得作为一名前途无量的律师,长相帅气,接受过高等的教育。但这些只是表面上的风平浪静,他的控制欲和大男子主义才是他的“内核”。首先,他结婚的目的并不是以平等和关爱为基础的,他曾说 :“要是结婚的话第一条件就是找个通情达理的女人。”由此可见,他婚姻对象的选择充满“利己主义”色彩,他将自己置于中心,以自身体验为衡量尺度。另一方面,无论是点菜还是发型的选择,都是以彼得做主导。当工作应酬与玛丽安做权衡时,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玛丽安永远是那个“第二选择”。除了作为显性压迫行为的生活细节,隐性的压迫和控制则体现在食物方面。当玛丽安厌食症日益明显时,对于牛排她已无法下咽,可彼得却表现出惊人的旺盛食欲,“彼得把牛排整整齐齐地切成一个个小方块……他嘴里还在不停地咀嚼着,很得意自己有这么好的胃口。”作者用食物影射玛丽安,她的身心不断地遭受着男性的侵害,她逐渐失去真正的自我,而彼得对于玛丽安的控制与压迫就如同熟练地切割牛排,驾轻就熟,习以为常。

除了玛丽安,小说中多处体现了男性与女性二元对立关系,比如玛丽安的办公室里鲜明的等级,主管人员被称之为“楼上先生”。“办公室处女”极力反对婚前同居,认为会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还有和恩斯丽发生关系的伦,得知其怀孕后,逃避责任劝其堕胎……这些女性的处境与经历,都是以男权社会价值观为标准的,女性如同“猎物”般被压迫被侵害,而真正的凶手则是男权制度下的社会标准。

3.自然与动物所受的侵害

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观点认为,对女性仇恨的情绪会延续成为对自然的迫害,这也是父权文化社会的基本运行机制。小说中,对于自然的侵害主要表现在邓肯对于家乡环境的描述。那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地区,到处充满着化学制品散发的烟尘,万物失去了生机,河流里尽是污染,天地间是一片死寂。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现代工业的畸形化发展不仅污染了人类原本美丽的环境,更无时不刻不再侵蚀人类的心灵。正是这样的环境,才孕育出了玩世不恭,性情怪异,具有现代“犬儒主义”特征的邓肯。另一方面,除了自然环境,人类对于动物的残害也尤为突出。其中,邓肯和伦一同谈论了对兔子疯狂猎杀的场面。“我抽出刀子,那是呱呱叫的德国刀,把肚子破开……老天,周围的树上弄得一片血红。”他们甚至将血腥的场面用相机记录下来留作纪念。对于残害动物,他们没有一丝愧疚,有的只是对于“杀戮”的胜利狂欢。男权社会下,男性占有绝对领导地位,作为征服者,男性在不断压迫同处于“他者”地位的女性和自然。作者关注自然危机的同时,更是在关注女性的生存困境,她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成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关系,揭示压迫根源的同时更是在呼唤男人、女人以及自然之间共建和谐的结构关系。

4.结语

阿特伍德作为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小说《可以吃的女人》中展现了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同情,同时也表现了对于自然生态的关注。作者鼓励女性摆脱男性的压迫,大胆追求平等与自由,同时也在呼唤人类保护自然,这对于当今社会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摘要：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代表作《可以吃的女人》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剖析小说中女性角色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揭示男权社会下,女性和自然所受到的压迫,从而进一步挖掘作者深刻的思想内涵。

篇2：《可以吃的女人》女性主义解读

【关键词】多丽丝·莱辛《另外那个女人》心理成长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11-0084-02

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以其独特敏感的女性视角和大胆犀利的批判精神，对不同群体女性的生存状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索，并对当代西方女性的独立自由问题表达了鲜明独特的观点，由此被不少学者冠以“女权主义者”的称号。她的作品备受各国专家学者关注。在以往对《另外那个女人》的研究中，有王丽婧，陈可培从女权主义观点的《超越女权》；张晓敏以女性主义观点的《<另外那个女人>的女性主义叙事研究》和《莱辛小说<另外那个女人>中柔丝的圆型人物构建》；黄春燕的《莱辛的现实主义人文关怀和技巧——以<另外那个女人>为例》；刘雪琪的《两性生命位置的价值对立——<另外那个女人>中男女主人公形象解读》；万丽君的《寻找自我与远离“被他者化”——读多丽丝·莱辛<另外那个女人>》等。而笔者认为多丽丝·莱辛的《另外那个女人》，其实还是一篇完善自我，实现自我心理成长超越的成长小说。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柔斯在各种遭遇和经历过后，主人公的思想和性格得到发展，在克服挫折中成熟了起来。本文拟从成长小说的心理角度，通过柔斯的自我心理成长历程，探讨她如何实现自我心理完善的成长图景。

多丽丝·莱辛撰写有大量的不同群体女性的文学作品，《另外那个女人》描述的是一个教育程度不高、收入水平低的中下阶层女性。小说中的主人公柔斯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下，一边与生活的艰辛和战争的恐惧作斗争，同时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与悲戚。她继承了莱辛笔下女性独立坚强，冷静睿智的性格特征：面对母亲的事故，她镇定沉着；与相恋三年的男友乔治分手，她低调潇洒。面对战争疑云以及人们的恐惧，她隐忍持家。最后父亲在空袭中的逝世，这给神经紧绷她又一次沉重的打击，此时，虽然吉米以拯救者的身份出现，将柔斯从摇摇欲坠的地下室救出，并希望她能从悲痛欲绝的心灵桎梏中走出来。然而，在与吉米的交往中，尽管得知自己成为破坏别人家庭的一个女人而生活在不安中，但是，她依然处处以一个勇敢者的身份面对生活。对于过去几年的种种不幸，她对社会，对人生的态度不仅没有低落，反而在认识上有了飞跃，心理状态也步入了成熟。当最后她发现吉米早在三年前已与前妻离婚，她根本不是第三者时，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虚伪，软弱，不负责的吉米，勇敢地与吉米的前妻皮尔逊太太一到踏入了属于她们的崭新的生活天地。

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成长也是成长小说的重要层面。主人公的心理成长也和身体成长一样，也具有鲜明的“生成”意味。成长的心理要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

首先是镜像阶段，这是拉康主体构建过程理论中的第一个功能性阶段，又称“前语言期”，是主体“自我”形成一个重要时期。这期间成长主题的心理构建面临着作为‘小他者’的母亲的情感干扰和心理压力。无论是‘母亲的儿子’还是‘母亲的女儿’都因对母亲镜像既抗争又认同的两难而陷入心理成长的焦虑，甚至表现出神经质的心理症候。不可否认，母亲镜像对于成长主人公的心理成长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心理成长对母亲镜像的辨识与想象性认同共有三个方面：一是抗争式的母亲镜像认同；二是精神同盟式的母亲镜像认同；三是仰望式母亲镜像认同。而《另外那个女人》中主人公柔斯的心理成长的镜像阶段属于抗争式的母亲镜像认同。抗争式的母亲镜像认同就是成长主人公把对母亲的抗争和叛逆作为寻找自我的起点。在小说的一开始，柔斯在得知她母亲去世的消息，她不仅没有表现出悲痛与伤感，而且是如此的冷静，这使的那位警察都觉得不可思议。柔斯想到的不是马上通知她父亲和男友，而是想到今后照顾父亲的责任就要全部落在自己的肩上。她就要履行母亲在时的职责。为此表现出，她再一次注视挂在墙上一副画时，她心理想：“现在我可以把这幅画摘下来了。她人已经走了，我现在爱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了。”她马上就把画摘了下来，挂上了一张带黄蔷薇图案的月份牌。对于其它的物件，柔斯也在第三天按照她的想法进行了调整。在此之前，母女俩可总是争论不休。到此，在母亲镜像中，阻碍她确立自我的第一块绊脚石被踢开了。自此，主人公柔斯不仅在家里而且在对社会各个方面都充分表现出了母亲的身份职责。这是她心理成长，也是她走向成熟的第一步。

其次，心理成长进入了第二阶段及后镜像阶段。后镜像阶段是对父亲镜像的拆解和审视。此时，父亲介入了母子（母女）的二元关系。父亲镜像的闯入是成长个体自我构建过程中遇到的第二个重要的“小他者”。这位“小他者”与母亲不同，往往以威严专制的男权主义的面容出现在成长主人公的心理之镜上，试图赋予他以秩序和“法”。对父亲镜像的拆解，审视和反抗是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在后镜像阶段的又一次独特心理冒险和自我拯救。这使成长主体的心理生成增加了更为复杂、更难处理的问题和困难。尤其是在西方男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性是被放逐到社会文化的边缘地带，沉积于历史地心默默无语，长期不具备主体地位。为了获得自身的主体地位，莱辛在《另外那个女人》中充分刻画了主人公柔斯为此而进行的抗争。柔斯在她母亲出事后，担当起了母亲的职责。面对父亲的种种要求她都表现出她自己的想法，不再顺从。比如：操掌着家庭一切事情大权的父亲在母亲去世时要求她电话通知她的男友乔治，她却装作没有听见。只是在晚饭后才动笔用写信的方式通知乔治。他父亲建议她不要外出工作，她表示不屑一顾，总是坚持认为“女人就应该独立生活”，表示“我喜欢独立生活”。同时也不喜欢父亲在她面前老说女人女人的话语，并争辩说“我不懂得女人，我就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想的。”再者，以前柔斯对政治不发表意见，而现在他父亲每每谈到时事政治时，柔斯都能积极地表示她的观点和态度。有时对父亲的观点还表现出轻蔑的态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成长中的女性摆脱了“前语言期”的无语状态，用在社会空间学习到的语言和男权主义代表的父亲争夺话语权。这是主人公心理成长的不可抗拒的法则，也是不可回避的心理成长法则。尤其是在她父亲腰摔伤之后，柔斯不但继续承担社会和家庭的事物，而且还承担起了家庭的经济负担。这样她的远见卓识再次体现出她高于她的父辈。这之后，她的父亲与她的角色进行了换位，每天父亲承担起了家务劳动。到此，作者莱辛已经把柔斯刻画成如她父亲对她所下的评定所说，对于柔斯他感到女儿就好像一堵墙似的，那样无法撼动。因此，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柔斯在莱辛的笔下已经完全具备了几乎所有的精神质素和心理构造：个性独立，冷静睿智，稳重干练，有积极的行动意志，敢于颠覆父亲镜像的心理压制。父亲镜像到此也就推出离开了。

成长小说的心理成长主人公在完成了对父亲镜像的拆解和反抗之后，必然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及后镜像阶段——“象征之父”的想象介入和象征性认同。也就是说，主人公送走了血缘父亲，迎来了崭新的“象征之父”。主人公心理成长主体的心理版图上一旦父亲之位虚位以待，“大他者——象征之父”必须乘虚而入。成长主体在心理上接受秉承“象征之父”律法的启蒙者的面像介入与话语引导，就意味着他们接受和认同了“象征之父”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心理。在《另外那个女人》中，这个启蒙者就是吉尔的前妻皮尔逊太太。因为到此时，柔斯在成长之路上再次遭遇困惑，动摇和阻碍。通观整篇文章，莱辛把柔斯安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残酷的背景之下，让她不仅遭受社会的磨难，在她人生道路上也让她遭受失去父母，失去恋人，失去朋友的悲惨境地。这样的心理历程一般人是难以度过的。当然，磨难越大，锻炼越多。这使成长小说的主人公更能完善自我的成长。尤其是在小说最后，当柔斯从吉尔的前妻皮尔逊太太口中了解到吉尔一直在欺骗她时，在皮尔逊的指引下，尤其是在皮尔逊的话语感召下：归根结底，男人们正经事做不了，就会给人添麻烦。今天的世界，妇女必须自己照顾自己了；她们要是不这样，别人是不会管她们的。柔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虚伪，软弱，自私，不负责的吉米，勇敢地与皮尔逊太太一道踏入了属于她们的崭新的生活天地。从而，完成了柔斯这位成长主人公的自我建构。到此，成长主体心理成长的三个阶段已经完成。

总之，成长小说结尾，主人公在接受了教育之后，在面对严酷的现实，经历过多次考验，经过反思吸取经验教训之后，主人公已趋成熟，准备迎接新的生活，但未来的命运却不得而知。作者一般不预先安排主人公的未来，因此成长小说体现出开放式的特点。莱辛的《另外那个女人》同样描写了主人公柔斯和皮尔逊太太一到离家的开放式结尾。柔斯的未来如何就留给了读者。

参考文献：

[1]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8

[2]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6

[3]顾广梅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1.12

篇3：《可以吃的女人》女性主义解读

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于1965年完成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以吃的女人》。女主人公玛丽安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 从表面上看, 她的工作和爱情生活都很顺利, 但是, 她的内心深处却始终存在着自己是从属于未婚夫的这么一种感觉, 这种心理上的压力越来越严重, 弄得她甚至渐渐地无法正常进食, 精神上日趋崩溃;最后, 她烤了一个女人形状的蛋糕, 将这个“可以吃的女人”作为自己的替身献给她的未婚夫, 从而与过去一刀两断, 去争取独立的人格, 去把握自己的将来。本文将从作者的创作手法入手分析其如何揭示突出小说的女性主义主题。

阿特伍德对哥特风格甚为着迷, 她习惯性的采用这种风格作为一种手段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使之看到现代生活骇人听闻的荒谬性。《可以吃的女人》借鉴了哥特小说的创作风格, 与之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与此同时却又有许多的不同。这正是对其的戏仿。戏仿作为互文性的一种手法, 或是漫画式地反映原文, 或是挪用原文, 表现出与原作的直接关系。尽管过去人们对于戏仿大都不以为然, 认为它总是低于原作, 但在阿特伍德笔下, 戏仿这种手法却得到了极好的运用。

二、与哥特小说的相似之处

哥特小说是一种恐怖和鬼怪小说, 多以中世纪的城堡、修道院、废墟或荒野为背景, 描写由于满足个人情欲或争夺财产而引起的迫害、谋杀等笼罩着神秘恐怖气氛、具有怪诞紧张的情节的不寻常的故事。它源于18世纪后半期的英国, 流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 有着固定的叙述模式, 充满了超自然现象和迷宫的意象, 对人物刻画多二元对立的模式。安德鲁·桑德斯在其著作《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中对“哥特小说”特点有一个最简明的概括:“它成功的手段是借助于峭壁和深渊, 折磨与恐怖、巫术、恋尸癖以及心神不定。它沉浸于个鬼魂出没、突然死亡、地牢、梦境、妖术、幻觉和预言之中。”’可以说哥特小说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特殊流派。而阿特伍德的《可以吃的女人》的创作手法与这些哥特小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1、恐怖

恐惧是哥特小说的一大特点, 是人们对超自然现象以及陌生领域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心理特点, 它充满了许多恐怖的场景, 总是将人们带入一个地下世界, 如墓园、地牢、死尸等。而阿特伍德的小说对读者所具有的吸引力之一与哥特式小说一样, 也是基于人类的一种古老情感, 即心灵上的恐惧感。在她笔下, 也经常出现镜子、水中淹死、谷涧、地底下 (包括床底下) 、博物馆中的木乃伊尸体等较为恐怖的意象。比如在小说《可以吃的女人》中, 第一章女主人公玛丽安早晨遇到房东太太, 描述她“带着副一尘不染的园艺手套, 提着一把小铲子, 真不知道她是不是在花园里忙着买什么死人呢”。第六章, 玛丽安想象在其未婚夫的浴池里有个死尸“肉体冰冷, 只有两只眼睛朝你瞪得大大的, 这个浴盆成了她的棺材”。第二十一章, 她躲在黑暗的床底, 与研究生邓肯一起看博物馆内存放的骼骸婴儿。

2、非理性力量

阿尼克斯特在《英国文学史纲》中对哥特小说作者持这样的看法, “这个新流派的小说家拒绝描写他们自己时代的日常生活。吸引着他们的是笼罩着神秘之光的不平常事件。”并指出“文学上这样一种特别形式反映了生活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变得无比复杂的这一事实, 英国哥特式小说是对这一社会意识形态价值理性的否定和对非理性世界的张扬。它虽然采取不合理的怪诞形式, 还是企图反映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纠缠不清的复杂现实。”这些小说展现了极端事件与场景, 探索了神秘体验, 强调了人身上的非理性因素。

阿特伍德的小说也十分强调人身上的非理性因素, 从她笔下主人公的职业可见一斑。在《可以吃的女人》中, 男主人公彼德是一名前途无量的律师, 而玛丽安则是经常面对家庭主妇的市场调研员。

3、非主流

哥特小说和阿特伍德的小说采用的都是非主流的话语。哥特小说起源于英国, 当时一些进步人士对这些鬼怪类的小说持否定态度, 这类小说通常都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 而阿特伍德采用的女性主义批评方式显然也是站在边缘人群的角度上与男性中心话语进行对峙。在这部小说中, 作者从女主人公的视角去观察周围发生的一切, 对男性的直接描绘并不多, 这些男性人物在书中所占篇幅也不大, 在读者的印象中, 他们的性格并不鲜明, 是模糊的, 像影子一般, 不占主导地位。

三、与哥特小说的不同之处

尽管《可以吃的女人》与哥特小说有着许多相似的特点, 但与此同时, 它们又有着许多不同之处。

1、男性人物

在哥特小说中, 男性人物主要是两类, 暴君和恶棍。暴君总是专横残暴, 冷酷无情,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在阿特伍德笔下, 男性人物虽然也具有暴力和侵害的特点, 但是这种暴力和侵害通常以一种较为隐蔽而模糊的形式呈现。《可以吃的女人》中的律师彼得, 对书中的女主人公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但是这种威胁不是传统哥特小说中的囚禁、幽闭和暴力行为, 而是一种即将到来的心理威胁。尽管男友彼得仪表堂堂又前途无量, 但玛丽安却一直害怕自己被丈夫变成和其他女人一样的家庭主妇。因此, 男性人物虽然都是女性人物的威胁来源, 但这种威胁从哥特小说中的外在暴力转向了阿特伍德笔下的内在威胁, 因此也就显得更为隐蔽, 对于女主人公的影响也就更为深远。而且, 由于彼得对于女性的不平等观念是逐渐显露出来的, 因此, 对于彼得到底是英雄还是恶棍, 就很难判断。

2、女性人物

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与传统的哥特小说也截然不同。在哥特小说中, 女性人物通常是一种柔弱的少女形象, 她们柔弱且不幸, 无力自救, 面对强大的旧式父权制度代表的男性社会, 她们只能期待一个恋人的出现, 与其说是有情感基础的恋人, 不如说是一个强悍有力的拯救者。在这些小说中, 女性人物较少地有自我意识。但在阿特伍德笔下, 通常这些女性人物的心理都有一个变化过程。女性通常是逐步意识到男性对她们的威胁和侵害, 从最初的寄希望于男性拯救到逐渐意识到无法从男性世界获得保护后, 转而求助于自己的内心世界, 试图获得自疗和自救。

无论在哥特小说中, 还是在阿特伍德笔下, 女性都很少有发出声音的机会, 但是, 所不同的是哥特小说中的女性完全处于被动等待的状态, 她们不幸而柔弱。而《可以吃的女人》中的玛丽安经济上比较独立, 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 她的反抗就如同彼得对她的伤害一样, 是隐蔽的, 她不想因为反抗而失去婚姻, 然而, 她的婚姻最终却是失败的。这种失败并不仅仅是因为她在这个男性个体身上的失败, 更重要的是, 她一开始就对整个婚姻有着一种恐惧心理, 们害怕失去自己的世界, 害怕被成年男性世界所吞噬掉, 害怕自己被像一件商品一样地被丈夫消费掉。这种恐惧心理意味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觉醒了的女性意识遭遇无所改变的男性观点时所产生的矛盾。

3、结局

传统哥特小说在男女主人公历经磨难之后, 通常能够走向幸福美满的婚姻, 而阿特伍德的小说的结局却往往是开放型的, 思考型的。在哥特式小说中, 童话般的结尾使男女主人公在击败了歹徒后最终总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在小说《可以吃的女人》中, 女主角玛丽安最终没有同彼得结婚, 小说以她象征性地吃掉了自己做的一个女人型蛋糕结束。虽然玛丽安看似从与彼得的婚约下解脱了出来, 厌食症也痊愈了, 但那是因为她在婚姻与自我中选择了后者, 而并没能在两者之间达成和谐, 她今后的婚姻生活仍然充满未知。

四、结语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著名的女性文学家, 其作品大多以一个女性的敏锐和洞察力探讨着女性“被历史和性别双重殖民化”的种种精神压力, 女性的自省及为追求精神上的“生存”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可以吃的女人》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被看成是阿特伍德表现“女性成长主题”的开山之作。阿特伍德在小说创作手法方面对哥特小说进行了戏仿, 小说很多方面与哥特风格相似, 但又有许多不同之处。这种手法颠覆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 将女主人公的困惑及其无力还手又不愿归顺的心态表现的淋漓尽致, 突出了小说女性主义的主题。

摘要：《可以吃的女人》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小说塑造了一位具有主体性意识的年轻女性。阿特伍德对哥特风格甚为着迷, 习惯性的采用这种风格作为一种手段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使之看到现代生活骇人听闻的荒谬性。在这部小说中, 阿特伍德借鉴了哥特小说的创作风格, 对其进行戏仿, 突出小说的女性主义主题。

关键词：《可以吃的女人》,哥特小说,戏仿

参考文献

[1]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 刘凯芳译:《可以吃的女人》, 译文出版社, 1999年。

[2]李伟防:《黑色经典:英国哥特小说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

[3]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

[4]丁林鹏:《阿特伍德小说中“潜入地下”主题的反复出现》, 《国外文学》 (季刊) , 2002 (1) 。

[5]王丽莉:《用自己的方式讲故事——加拿大后现代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外国文学》, 2005 (5) 。

篇4：可以吃的幸福

后来就有了很多80后蓝小C和70后老公D的故事。

蓝小C:“和D感情一直很好,我觉得主要是沟通比较及时吧,我们的沟通方式有很多,我想关心他的时候就会让他知道,他想对我表达的时候,通常会送一份小小的礼物。有一次,我在上班,他电话里说中午要送我一份肯德基外卖,但收到的时候却被晾干到了……”

肯德基果蔬花束

准备好竹签(在超市可以买到,我买的3.9元一大把。当然也可以跟卖羊肉串的要几根啦～)、鲜花儿,西兰花、橘子瓣也是必不可少的。还有肯德基的上校鸡块。

两兰花用水焯到翠绿(水里加点油、盐),立刻捞出来放进凉开水里过凉和鸡块、橘瓣一起作为花束的点缀。

准备工作完成,要开始制作啦～首先将鲜花儿放在一起,可以在花店让店家包好,做成花束的样子,花不宜太多,以防加上鸡块后显得拥挤。

然后将鸡块、西兰花和橘瓣一个个插到竹签顶端,再把竹签插到花束中间,尽量零散一些,看上去比较随意,点缀的数量。以根据花束的大小来定,如果花束太少,可以少插一些。

啰嗦:

食品花束可以有很多主题

还可以做成小食品花束,膨化食品之类的小零食都可以用来做装点;橘子、小红果,山楂、栗子,就能做成水果花束了!其实,开动脑筋,选择可以很多。

爱是最好的礼物

D的这一举动,着实把小C感动了,“D其实不是那种很懂浪漫的人,但他做事很用心,他知道我喜欢画画,在纸上、电脑上到处涂鸦,每次画好的东西都不及时整理,过几天就不见了。其实我也没什么绘画功底,但就是喜欢自娱自乐,D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个月刚发了工资就把我拽到一间数码店,让我挑款自己喜欢的数位板,就像用铅笔在纸上画画一样,数位板是由一块电子板和一支压感笔组成的,还可以直接输进电脑,这样以后我再画完画就不怕资料丢失了!”

其实D每天都有礼物送给蓝小C,但这礼物不一定是要看得见、摸得着的,那就是每天上班前的一个goodbye kiss,“有天我还在睡觉,突然听到他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还以为是忘了拿东西,结果亲了我一下又马上跑了,晚上回来才知道他当时都上地铁了,突然想起忘了亲我,所以又跑回来……”

篇5：《可以吃的女人》女性主义解读

西蒙·德·波伏娃在其女性主义著作《第二性》中提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 与其说是‘天生’的, 不如说是‘形成’的。 (西蒙·德·波伏娃23) 。这一点就适用于爱米丽, 她从小就受到旧南方社会风俗和清教思想的深刻影响, 受到男权社会的压抑。有论者认为, 这是一个妇女在父权制传统社会和清教思想的压抑下致疯的实例。 (杨艳8) 笔者认为, 爱米丽的悲剧根源主要存在于父权制和清教主义两个方面。

“父权制”源于社会学, 指父亲就是家长的社会结构, 它以各种表现形式渗透于社会生活。女性主义认为性别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 体现出社会对性别的安顿和权力分配, 在父权制社会中, 这种安顿和分配是不平等的。因此, 当女性主义在学术界兴起, 其首要任务便是颠覆各门学科中的“父权制”结构。在“父权制”结构中, 处于中心地位的是男性, 女性则处于边缘地位;男性是主体, 女性是客体;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层面, 男性都完全控制女性的一切, 女性完全依靠男性。是否遵守上述社会习俗和道德标准便成为了区分好女人和坏女人的道德准绳。

“父权制”的枷锁直接导致了爱米丽悲剧。爱米丽先后受到父亲和恋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控制。格里尔生先生, 作为父权制化身之一, 对爱米丽完全控制, 剥夺了她作为一个正常女人的所有权利。父亲与爱米丽之间这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可以由一幅画生动体现出来:“身段苗条, 身穿白衣的爱米丽小姐立在背后, 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 背对着爱米丽, 手执一根马鞭, 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不难看出, 爱米丽小姐站在父亲的背后, 柔弱顺从的她同霸道强势的父亲形成了鲜明对照。父亲过世后, 爱米丽试图走出父亲的阴影, 走向独立, 开始新的生活。可是她爱上了荷摩·伯隆, 一个玩世不恭的北方佬。他同爱米丽之间的交往不是因为爱情, 而是出于虚荣心。他对爱米丽的满不在乎, 对爱情婚姻的满腹鄙夷, 手握马鞭的神气, 这些都象征着一种“男权中心”, 扼杀了爱米丽作为女性的基本生存欲望和权利, 致使她人性扭曲, 杀死恋人并常年拥尸入眠。

受清教思想的影响, 南方社会普遍把女人看成是一切罪恶的中心。桎梏人性的清教文化压抑了南方妇女的需求, “于是, 在种种非人性的清规戒律之中, 女性的自我意识则不可避免的与南方传统的妇道观和价值观发生激烈冲突和对抗。但斗争结果总是女性遭致更大的摧残和毁灭” (高意90) 。

在《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中, 作为格里尔生家族最后一位继承人的爱米丽是“一个青年姑娘, 怀着一个青年姑娘所怀有的那种得到爱和一个丈夫和一个家庭的正常愿望”。然而, 杰弗逊镇的居民却把爱米丽看作是一座“纪念碑”, “传统的化身, 义务的象征”, 从未将其视作一个有血有肉、渴望过上普通的正常生活的女人。相反, 他们竭力把爱米丽塑造成他们眼中的“淑女”。爱米丽代表了南方妇女的状况:丧失了独立身份, 失去了自我, 主体性被剥夺。父亲在世时, 上门求婚者全部被赶走, 爱米丽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父亲死后, 爱米丽“头发已经剪短, 看上去象个姑娘”, 她要开始新生活, 不顾一切地爱上了北方佬荷默·伯隆, 想以此彻底摆脱“南方淑女”形象, 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但当她背离南方传统道德, 公开驾车与荷默出行时, 镇上人愕然失色, 先是背后议论, 进而认为她是“全镇的耻辱, 也是青年的坏榜样”。于是, 爱米丽渴望过上普通女人生活的权利被剥夺了, 她的身心受到极度压抑, 她变得怪癖、乖张甚至疯癫, 从此走上了一条人性异化的道路, 心理极度扭曲。可见“美国南方的道德亦如鲁迅笔下的礼教一样会疯狂“吃人”。正如福克纳研究专家肖明翰先生曾经指出的那样, 南方妇道观是爱米丽悲剧的真正原因。

虽然威廉·福克纳并非女性主义作家, 但他对女性在旧南方社会传统、父权制文化语境下女性在感情上、心灵上的扭曲和痛苦的却十分关注。《献给爱米丽的玫瑰》带我们进入人物内心深处, 那可畏又可怜的灵魂栖居之所, 进而感受到她们的压抑、孤独及痛苦。福克纳成功地塑造了爱米丽这一“疯女人”形象, 作为女性对男权中心的一种反抗。通过探讨爱米丽悲剧的深层原因, 揭示出社会、历史及文化痼疾对女性群体的压迫与残害, 同时也为深化对女性问题的认识与研究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Robert, Crosman.“How Readers Make Meaning.”In Shirley F.Station.ed.Literary Theory into Praxis.Philadelphia: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7

[2]高意:《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05 (2) 。

[3]西蒙·德·波伏娃, 桑竹影、南珊译:《第二性》,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年。

篇6：可以吃的细菌

到了医院，医生给东东验血后，判断他是细菌感染引起的拉肚子，并给东东开了药，叮嘱说——

等东东好些后，妈妈开始动手做酸奶。她把鲜奶倒进酸奶机，接着又倒进一包乳酸菌粉。

东东想到医生说细菌会引起拉肚子，觉得很奇怪，难道这个乳酸菌不会引起拉肚子吗？妈妈好像看出了他的疑惑，自顾自地解释起来。

到了周末，爸爸妈妈带着东东去看望爷爷奶奶，奶奶正在做东东最喜欢吃的肉包子。

这时东东看到桌子上也有一小包东西，跑过去一看，上面写着酵母菌，这次东东明白了，酵母菌一定也是细菌。

爸爸看到东东最近对细菌特别感兴趣，就想了个有趣的游戏——

东东在厨房翻看了一些瓶瓶罐罐，一会儿就提着豆腐乳和豆瓣儿酱的瓶子出来了。

东东想起发霉的面包都变绿了，老师也说发霉的东西是不能吃的，就问爸爸：“霉菌怎么可以吃呢？”

这时候，妈妈端来热气腾腾的肉包子给大家吃，东东高兴极了。

细菌有的对人体有益，有的会危害人体，你知道怎么做才能让身体棒棒的吗？

生活小贴士：

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饭前便后要洗手，不能用脏兮兮的手拿东西吃，避免把有害细菌吃进肚子里。

篇7：《可以吃的女人》女性主义解读

关键词：爱丽丝·门罗,女性意识,家庭,男性社会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便是女性地位的不断变化。这一点在文学作品之中充分地表现出来:

在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西欧中世纪的史诗《罗兰之歌》中,女性毫无疑问是没有地位的,无论是海伦,还是穆斯林王后,她们都是男人的附属品、勋章,是私产,是等同于物的存在。她们可以被随便的赠予和交换。

而到了近代,女性的地位有所改观,她们有了自己的人格,甚至有了自我意识。我们很欣喜地看到在两部小说之中,这样的变化的发生——乔治•桑的《瓦朗蒂娜》和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在乔治•桑的《瓦朗蒂娜》中,女人们不再是男人的附庸,她们有了更多自己的思想,在其间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再是像古老史诗中的一个没有价值的物。然而和勃朗特的《简•爱》中的简•爱相比,她们又更多地受制于家庭、社会地位等因素,相比之下,简•爱的反抗无疑是一次女性的觉醒。

那么在现代社会,特别是随着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女权运动发展的今天,女性又是一种怎样的生存状态呢?这些在文学作品中又是怎么表现的?艾丽丝•门罗似乎在她的作品之中给了我们答案。

艾丽丝•门罗,加拿大女作家,当代短篇小说大师,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为一名主妇作家,其用平淡的笔调,精准地再现了现代女性的生存。在她的小说中,她写着各式各样的女人和她们的生活。她们的家庭和她们的婚姻。而作为女性对立面,男性在整个作品中却成了陪衬的地位。在她的小说中女性毫无疑问的是故事的中心,而男性只是次要的地位。

在艾丽丝•门罗的作品中她造了这样一些女性人物,她们或是受着男性话语权的控制,或是受着来自社会的其他成员的压力,生活在一种被支配的地位上。传统的力量要求她们顺从,然而在这顺从之下,隐藏的却是女性的牺牲。在这些人物中,女性是受男性摆布的一件物品,生活在男性暴力之下,没有作为女性当有的自由,她们在两性生活中,即使受到伤害,也只能压抑着自己,处处隐忍;有的甚至在反抗男权的之后,女性意识便遭到了男性的残忍扼杀。在这些女性人物中,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女性。

(一)对女性生命的绝对控制

在传统的观念中男性是家庭中的主导力量,妇女应属于从属地位。长期的传统使女性在家庭中自然而然地受到了男性的支配,男性气质之一的控制力在家庭中的表现便是对女性的支配。

在这些给女性以控制的力量之中,男性话语权的力量又尤为突出,从这点而言,《阿尔巴尼亚圣女》中,那个故事中的故事似乎是个很好的隐喻。

作为一名游客的洛尔塔不慎进入了一个地方部落之中。而在这个近乎野蛮的部落中,唯一一个可以与之交流的并为她提供帮助的是一个白人牧师,其命运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入到了这个牧师手中。之后的岁月里,无论她成为圣女,摆脱了被嫁给蛮邦男人的命运,还是她最后离开那个部落,回到自己的世界中,这些关系重大的转变,没有一项是洛尔塔自己做出的,都是牧师对她的安排。在这个她近乎失语的环境中,她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洛尔塔将要被英国领事馆接回去的时候,她望着黑影中的牧师,用土著语喊出了“首领!首领!”这仿佛是一个巨大的象征,表现出在特定的强权环境下,男性对女性的控制,以及女性无权选择的境遇。

也正因为这种古老的传统沿袭,我们会发现,即使在现代社会,女性在家庭的两性关系中依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在艾丽丝•门罗的小说中,我们会发现有许多女性,她们在社会上获得了足以使自己独立的力量,但在普遍的家庭中女性仍然还是在配合着男性,受到男性的控制有时候甚至是暴君式的统治。她们处处受制于男性的权威,甚至小到身上一些装饰,都要迎合男性的目光。

艾丽丝•门罗小说《多维的世界》讲述的就是一个在极度控制欲的夫权体系下,女性人物所遭受的苦难与救赎的故事。

在传统的男权意识形态下,一些丈夫往往把自己对妻子在各个方面的控制力的强弱,作为自己男性气质的象征。小说主人公劳埃德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在与自己的妻子结婚之后,他一反自己在护理院中幽默、可亲的一面,时时控制自己妻子的一举一动,并对她的行为做出种种评判。于他而言,妻子的意义越来越简化为生育的工具,于是争吵和暴力便频频发生。然而,出于这种环境下的女人,除了隐忍,便再无作为,即使是在邻居玛吉的关怀之下,女主人公多丽出于维护丈夫劳埃德的考虑,也仅仅是轻描淡写地说句“又吵架了。”

然而多丽的退让并没有带来丈夫的尊重,反而变本加厉。终于暴力升级,劳埃德在一次吵架,多丽逃到玛吉家之后,杀害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并声称这是报复多丽,称自己这么做是因为多丽抛弃了孩子,所以他要杀死他们,以免他们面临失去母亲的悲剧。整个过程看来荒谬绝伦。

《多维的世界》主题虽然是两性(特别是女性)在创伤之后的救赎,然而我们不妨把它亦看成在男性主导的社会背景之下,男性对女性控制的极端案例。人的任何欲望,走向极端终将是毁灭的结局,小说中主人公的创伤,无论是多丽的还是劳埃德的,都是来源于劳埃德对男权极端的推崇,以及对妻子控制欲的极端表现。多丽在其间犹如笼中的机械鸟,任何有意识的行为都有可能被视为对劳埃德男权的挑战。传统女性婚姻生活中所提倡的美德,在极端的环境下彻底崩溃,这在小说的开头以一种十分细致的对比展现出来:对于以前照片中的形象,“与其说是她本人,不如说是他想见到的她”。女性完全沦为男性的布偶。

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许极少会遇见这样极端的例子,但是就像是小说中所表现的那样,过于极端的男性支配欲最终造成的只会是家庭的扭曲,在这里,艾丽丝•门罗用一个疯狂的故事,抨击着这种极端盲目的男性控制,她呼唤着一种更加独立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就像是小说中最后安排的那样,最终拯救女性的只有女性自己。

(二)在面对伤害时,隐忍的女性形象

在传统观念里,女性的隐忍一直是一种美德,也正因为这种美德的提倡,使男性在社会舆论上要比女性更占优势,特别是在两性关系这个话题上,男性在其间占的优势使男性可以任意妄为,并且不受到谴责,而同样的事情置换到女性身上则变成了天大的罪过。在艾丽丝的女性世界中,我们便可以看到这样的女性,当男性们凭借自身的舆论特权,做出了伤害女性的事情的时候,女性几乎是一种失声的状态,当男性不负责任,以另有所爱或者其他名义抛弃女性的时候,女性唯一能做的便是选择逃避。就像小说《发作》中所刻画的女主人公那样,虽然先遭受抛弃,后有嫁给曾经的花花公子,但她始终没有言说的途径,唯一能做的便是沉默。

相对于《多维的世界》这种极端的生活,小说《发作》中的生活显得不那么激烈,在一场针对邻居的谋杀之后,男主人公罗伯特多方打听关于案件的细节,并最终复原了真相。而在其间他发现,平日温柔顺从的妻子佩格对他撒了一个谎:作为第一个见到现场的人,佩格说她第一个看到的是男主人的脚。而事实上被杀的男主人因为头部挨枪的原因,其头颅滚落到了门口。这是第一次罗伯特发现,自己身边的妻子对自己有所隐瞒:作为被前夫抛弃的女人,当她嫁给曾经专门勾引有夫之妇的罗伯特的时候,佩格“一直在深深地压抑、埋葬自己的真实情感,一直在掩藏着两性关系给自己带来的创伤与痛苦”,于是“当她看到凶杀的一幕时,自己内心近乎有些病态的好奇心和对两性关系丑恶一面的复仇感”“被激发出来了”。这是一个在男性主导生活下的,一个受到伤害又深深压抑自己的女人,比多丽幸运的是,罗伯特最终顿悟,并没有像劳埃德那样走向极端。

《发作》似乎是艾丽丝•门罗对家庭中女性的一种警示,就像是结尾所安排的,在罗伯特眼中看似奇怪的东西,走进一看不过是平常之物。这仿佛是一种暗示,艾丽丝•门罗用这样一个例子仿佛在告诉世人,那个在你身边近在咫尺的,你再熟悉不过的女人们,实际上男性离她们的世界还很遥远,那些被表象所掩盖的,也许是一副可怕的图景。

(三)在反抗之后,受到男性打击的女性形象

作为一种统治力量,压制所有敢于反抗其权威的力量似乎是所有权力的共性,这在两性关系中也不例外。特别是作为男性气质的最基本特征的对女性的控制力,因为其是男性证明自己力量的最起码的象征,故而这种权威是更不允许被挑战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艾丽丝•门罗的女性们生活在一种牢不可破的男性话语体系下,当她们面临着来自男性的压迫时候,他们一点点的反抗都会遭到男性疯狂的报复行动。

对于当代男性话语权下,女性的生存状态这个主题。在艾丽丝•门罗的诸多作品中,《逃离》无疑是最受大家欢迎和议论的作品,作品中提出的逃离主题,吸引着各方关注。

女性逃离这个主题,在文学中似乎并不是新鲜事物,易卜生的娜拉出走可以说也当是另一种逃离。只是同为出走,和娜拉相比,卡拉的逃离似乎更具有一种压迫性。就如同出走和逃离两个词,虽然在字面上的动作是一样的,但是背后所隐藏的情感却大有不同。如果说娜拉的出走是与男性虚伪欺骗的彻底的、毫不留情的决裂的话,那么卡拉的逃离从某种意义上说则是一种回避,她并没有明确表现出对丈夫克拉克的恨意,而是简简单单地表现出一种对克拉克对待自己时的恶劣态度的厌倦。女性在这样一场与男性较量的过程中,似乎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来做一场坚决的、旷日持久的竞赛。这样我们也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卡拉会在逃离的中途,竟对往日的生活有所怀恋,直至中途放弃,回到丈夫身边。

从父亲的身边逃离,直到从丈夫身边逃离,卡拉作为一个女性,似乎一直在从男性的话语权下逃离。然而,最终卡拉无疑是一个失败者,最终她依然没有逃出樊笼,依然在男性的权威下生活,而那种崛起的女性意识,就仿佛小说中那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山羊弗洛拉一样,被男性扼杀。

从这些形象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名主妇作家,艾丽丝•门罗精准而深入地揭示了在现代社会中,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在家庭这个两性生活中最主要的舞台上,女性是弱势的,男性以其传统所赋予的权利,在家庭中毋庸置疑地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艾丽丝•门罗对这种控制大加讽刺,男性的控制在她看来无疑都是暴力和黑暗的,正因为暴力和黑暗,才会使女性的意识变得扭曲。

在艾丽丝•门罗的小说之中,我们看到了丰富的家庭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然而这些形象尚不是艾丽丝•门罗笔下的全部,作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她作为女性的呼唤将会为我们带来无限的思考。

参考文献

[1]张磊.崛起的女性声音:爱丽丝·门罗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4-8.

[2]汤美林.“逃离怪圈”与女性意识成长——以《可以吃的女人》和《逃离》为例[J].青春岁月,2014(14):31.

[3]纪郁蕾.《多维的世界》中的自我救赎[J].华章2014(17):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