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案例风险（精选6篇）
篇1：法律案例风险
浅谈技术入股优势和相关法律问题
2010054040015 李旭
【内容提要】
技术入股是指技术持有人（或者技术出资人）以技术成果作为无形资产作价出资公司的行为。技术成果入股后，技术出资方取得股东地位，相应的技术成果财产权转归公司享有。将技术成果价值化有利于提高技术出资人的入股积极性，并能够有效调动技术出资人积极实现成果的转化。目前很多公司都以不同的方式实行技术入股，包括引进外来技术和员工技术入股等方式，目标明确合同协议符合共同利益和长远规划的技术或专利如果着实能促进企业发展，带来更多利润。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想要占领有利地位，技术是相当重要的武器，而且，如果将该技术在专利部分获得专利权，该企业将取得在全国垄断性的生产经营权，并且国家对于取得专利的企业还非常重要保护、支持，企业有理由对技术和会技术的人员厚待，或者引进外在先进技术。本文将为大家介绍目前中国技术入股的相关法律规定和一些注意事项。
【关键词】 技术入股 合同 协议 案例
引言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国家科委《关于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问题规定》）等法律、政策的出台，客观上已为技术成果的价值化提供了良好的前提，但是在实际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国内依然存在很多技术入股案例。如何有效的利用专利入股方式保证双方利益共同发展显得十分重要，至此我们有必要了解技术入股相关法律明文。
由于技术具有“无形”的特性，不同于货币出资或实物出资，在出资标的、出资义务及其履行问题上很容易发生争议。很多争议的产生，源于交易双方在谈判过程中急于求成，对许多关系到交易实质内容的合同条款未作仔细考虑就草草签约，埋下日后纠纷的隐患。那么，交易者在洽谈和签订以技术出资入股形式的高新技术交易合同时，要注意哪些法律问题呢？
一、应明确技术出资的标的按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技术入股的法律规定，技术方可以用专利权、商标权、非专利技术以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作为出资标的。在交易中，当事人首先必须明确：他们究竟是在对什么东西进行交易？是专利权还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以专利权出资的，是否还附带相关的技术诀窍？以非专利技术出资的，技术包括哪些具体内容？比如，它究竟是一种产品、一种工艺，还是一种设备，或者是几方面的内容都兼有？对此需要在合同中清晰、明确地界定交易标的内涵和外延。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事人都希望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名称来概括双方交易的技术，例如笼统地将其称为“XX技术”等，这恰恰为日后的争端埋下了伏笔。曾有这样的例子：某种汉字编码获得了一项方法专利权，再根据专利方法设计出该编码的输入软件（真正在市场上销售的是输入软件而不可能是输入方法）。发明人以这项专利技术与投资方成立合资公司。投资方的本意显然是想让合资公司能够销售装有输入软件的电脑、汉卡等产品。但是双方在技术出资协议书中只是简单地约定：“技术性质为中国国内独占性专利”、“技术内容包括：表形码汉字卡；表形码教材；表形码字典；表形码电脑”。这份协议书存在着两个重大缺陷：首先，没有明确是以专利权出资，还是以专利权的独-1-
占许可出资？从文字上看似乎更象是后者。其次，没有约定按取得专利的编码方法设计的输入软件著作权是否也作为出资标的？投资方认为发明人向合资公司移交了汉字编码的电脑、汉卡等物品，合资公司就可以合法地生产、销售它们了。这是一种误解，在法律上，技术的财产权与技术载体的财产权是完全不同的权利。结果，当事人在上述两个问题上都发生了纠纷，双方对出资标的各有不同的解释并先后三次对簿公堂，投资方为此吃尽了苦头。
二、弄清技术出资人是否拥有技术的处分权
技术出资人必须是有权处分该技术的人。即使是技术的发明人，也未必都拥有技术的处分权。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单位的职工执行本单位工作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开发出来的技术，其权利归职工的单位拥有。有些技术投资项目，投资方没有弄清对方是否拥有技术的处分权就盲目签约，结果不但投资收不回来，甚至还必须与技术方一起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所以，在与技术人员个人洽谈技术入股时，一定要注意审查对方的技术权属是否清晰。如果权属方面还存在未解决的纠纷，投资方就应慎重考虑自己的投资打算，以免“为他人做嫁衣裳”。
以专利技术出资的，必要时可请技术方出具专利证书及其他专利资料，很容易查明其是否真正的专利权人。但以非专利技术出资的，要查明其是否该技术的权利归属则必须费一番功夫了。当然，比起投资失误可能导致的数百万、上千万损失来说，在签约前多花一点时间和费用去核实被交易技术的权利归属，无疑还是非常必要的。
三、详细约定技术方的出资义务
作为投资方，其出资义务非常简单，就是把资金交给公司或汇入公司帐号就行了。对于技术出资的情形，出资人要做哪些事情才算履行了出资义务，则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法律没有做出统一规定。一般说来，技术方大致有三类义务：
1．办理权利转移手续。这种情况以专利入股居多，由于专利文献是可以公开查阅的，如果专利文献对发明内容披露得足够详细的话，就可能只需要技术方协助办理权利转移手续就行了，无须做更多的事情。我国《专利法》规定，专利权的转让必须经中国专利局登记和公告后才能生效。实践中当事人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虽签订了转让合同但未去办理登记和公告手续，结果专利权仍持在技术方手中。
任何技术转移都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知识转移，二是权利转移。前些年很多企业引进技术人才，人才带来技术并把它在企业中实施，企业往往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技术。但这仅仅是实现了知识转移，在法律上企业并没有获得使用技术的权利。如果以后该人才离开企业，就很可能在是否允许企业继续使用技术的问题上发生纠纷。实践中这样的例子不少。
2．提供有关的技术资料。根据技术的具体情况，如果通过阅读技术资料就可以了解技术的内容和实施技巧，从而生产出合格产品，那么，当事人就可以在合同中只约定由技术方提供与该技术有关的资料，技术方对所提供的技术并不承担技术指导的义务。若是这种情况，就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提供哪些技术资料以及如何提供等事项。
3．进行技术指导，传授技术诀窍。许多技术（特别是非专利技术）并不能充分体现在图纸资料中，往往还包括某些存在于发明者大脑之中的无形技艺、技巧或诀窍等。即使是专利技术，发明人也可能把实施发明的最佳方案秘而不宣。以这些技术投资入股的，就需要由技术方进行指导，传授有关的技术诀窍。有的还要由技术方作出样品或进行试机。
就某个具体项目而言，技术方可能承担以上一项或几项出资义务。究竟承担哪些义务，承担程度如何，都需要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约定不同，承担的义务和验收标准也就不同。
但是，如果合同约定由技术方承担一些与技术转移无关的工作（如生产管理或产品销售等），即使技术方未履行义务，也只是一般的违约，不影响技术出资到位与否的认定。
当前比较常见的问题，一是技术出资人不愿意转让技术权利。通常，只要投资方不要求，技术方很少会主动提出把有关的技术权利转移给对方。深圳有家企业接受北京某大学教授的技术投资，专利权是教授夫妻二人共有，但所有法律文件上自始至终都只有一个专利权人签字，事后另一专利权人否认同意专利权转让，使该项目至今骑虎难下，投资方受到很大损失。二是合同中普遍缺少提交技术资料的清单和进行技术指导的客观标准。在履约过程中，技术方愿意提供多少文件就提供多少文件，并且，技术指导的主观随意性也很大。不少企业反映：技术项目上马了很长时间，但下单配料等关键环节仍须由技术方亲自动手，一旦技术方离开或生病，生产就无法继续进行。这实际上就属于知识转移没有完全实现，换句话说，技术方只是以其劳务来出资，是不符合有限责任制度的。这样的交易与其说是技术出资关系，不如说是技术服务关系更为确切。
四、要重视技术出资的验收
对于货币出资和实物出资，一般以注册会计师的验资报告来确定出资到位与否。但技术出资义务履行与否、履行程度如何，则不能由会计师来判定。例如，《深圳经济特区技术成果入股管理办法》规定：出资期满，各方应当共同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应当共同签署验收征明文件，并报公司登记机关备案。验收不合格的，技术出资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问题往往出在验收标准上。多数当事人没有在合同中约定验收标准，而法律又没有规定统一的验收标准。结果往往是，技术方认为自己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投资方却认为技术方的出资不到位，由此发生法律纠纷。在一起著名的技术入股纠纷案中，由注册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中，就曾以技术方没有提供专利证书为由认定其没有出资。事实上，专利证书上既没有记载技术信息，掌握专利证书也不等于拥有专利权，提交专利证书毫无法律意义。现在多数技术投资项目都没有组织验收，一旦发生纠纷，技术出资是否到位经常是当事人争议的焦点。而且，技术方的出资行为没有通过验收加以固定，其技术指导义务没有完结，技术方的股权也就始终是不稳定的。
五、约定技术价值变动后的利益调整
目前，交易双方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技术入股的比例上，很少有人考虑入股后一旦技术价值变动如何进行利益调整。技术不同于其他财产，它的价值变化很大，资产评估只能给出一个相对参考值。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区，不同的配套条件下，同样的技术能够带来的利润是非常不同的。
绝大多数技术投资项目，投产后的实际收益都会与当初预计的情况有很大差别。归纳起来，造成技术价值变动的原因有：
1．市场发生变化；
2．生产条件发生变化；
3．新技术替代；
4．法律上存在瑕疵。
前两种原因一般与技术方无关，不应当由技术方承担后果。后两种原因则需要交易各方事先约定好处理的办法。特别是法律上的瑕疵，比如以实用新型专利权入股的，当前我国的实用新型专利被宣告无效的比例非常高，一旦被宣告无效以后，该技术信息就进人公有领域，任何人都可以无偿使用。这时候，技术方的股权如何处理？技术方已经分到的利润又如何处
理？这些都是需要在交易合同中事先约定的内容。
附1：技术入股的比例控制
《公司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国家对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国家科委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7年发布的《若干问题规定》规定：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出资的金额最高可达注册资本的35%。199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批转的《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规定》规定，以高新技术成果向有限公司或非公司制企业出资入股的，高新技术成果的作价金额可达到公司或企业注册资本的35%，另有约定的除外。可见，我国法律对于技术成果的规定是一般技术成果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20%，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出资的金额一般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35%。目前在实践操作过程中，许多地方都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如厦门市、四川省等。但是也有不少地方法规对该比例有突破性的规定，如《常州市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的暂行规定》(试行)第五条规定：出资者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经市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的，作价金额在企业注册资本中的比例，可以超过20%，但不得超过35%;经省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的可达60%，但需经全体股东认可。另外，有些学者甚至提出打破此比例限制，认为只要技术成果入股合理，无论占多少比例均可。如《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出台后，北京市工商局适时推出了新的企业登记注册管理办法，规定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设立公司和股份合作企业的，对其高新技术成果出资所占注册资本(金)和股权比例不作限制，由出资人在企业章程中约定，技术作价在50万元以下的，可以不经过评估，只须提交一份有全体股东签名的确认书即可。
附2：技术入股案例
伊利集团就给予了核心技术骨干大量的股份期权，稳定了技术队伍和整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哈工大以技术入股方式与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结成利益共同体。
湖北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大学化学化工研究所联营合同纠纷抗。
杭州理德机电技术研究所与高金海买卖合同纠纷案。
南京理工大学与常州市武进佳华化工有限公司技术合同纠纷案 宝特龙技术入股丸红株式会社合资成长为世界墨粉行业强者。
华为科技人员技术入股公司股份成功促使华为成为国际电信大企。
三星技术入股TCL促进tcl国内面板竞争力。
篇2：法律案例风险
一、电力设施产权
案例1：电表到底归谁所有 投诉案例：
消费者2002 年去供电公司，在原有普通电表的基础上申办了一块分时电表，花费了650 元。后来搬家到了附近的另一小区，申请把分时电表迁移到新居，可供电公司不给办理，称电表是属于供电公司的。武汉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主任柳平律师： 依据《电力法》和《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及《合同法》有关规定，该消费者花费650 元申办了一块分时电表，这650 元包括或者就是分时电表的商品价款，且供电单位提供的d格式合同文本经双方签署确认并无分时电表所有权不属用户的约定内容，因此，此分时电表已属用户即消费者所有。既然分时电表属用户所有且用户有“负责保护”的义务，其就有权在迁移新居时及之后继续占有、使用此电表。用户即消费者为了经济、合理地用电，有权主张供电单位提供迁移电表服务，用电单位不应拒绝。
案例2：辽宁东港铜丝代替保险丝发生火灾责自负
2008 年8 月25 日，辽宁省东港市前阳镇在前阳大市场内举办全民篮球赛。当天有风，东港市某礼仪公司为比赛提供的氢气球就摆放在比赛场地旁架空电线的两侧，氢气球随风摆动时触碰到电线，造成线路短路，致使前阳大市场暂时停电。停电后，丹东供电公司立即派员工前往现场抢修，迅速恢复送电。送电后不久，市场内商户孙某的仓库突然起火。后来，东港市消防部门认定，摆放在电线附近的氢气球因风摆动时，碰撞到架空线路，致使线路短路停电。经抢修重新送电后，因孙某仓库刀闸使用铜丝代替保险丝，致使线路过电压，导线绝缘被破坏发生短路，引发火灾。法院审理 火灾发生后，孙某向东港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丹东供电公司赔偿其损失178 万余元。经审理，东港市人民法院认为，《供电营业规则》第47 条规定：供电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范围，按产权归属确定。本次火灾事故着火点线路产权归孙某，孙某对自己所有的线路有维护管理的义务。《用电检查管理办法》第6 条规定：用户对其设备的安全负责，供电检查人员不承担因检查设备不安全 2 引起的任何直接损坏与损害的赔偿责任，供电企业无法定或约定的定期检查任务。综合以上情况，判决供电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后，孙某不服，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供电企业所有的架空线路短路停电后，供电员工没有彻底排查故障就重新送电，致使自家仓库发生火灾，供电企业应承担赔偿责任。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因。同时，根据《电力法》第60 条规定：电力运行事故是由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电力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不可抗力；
（二）用户自身过错。根据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认定书，火灾是因孙某的不当行为造成的，孙某也没有证据证明供电企业在此过程中存有过错，判决供电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法律分析 本案中，线路短路后，供电企业立即进行抢修，及时向客户送电，尽到了义务。供电企业没有等待所有用电人检查完毕自身电力设施无异常后再送电的义务，及时向客户送电是合法的行为，没有过错，不属于“强行送电”。丹东市质量检验部门出具的勘验报告也认为供电企业排除气球碰撞线路故障后，恢复正常供电符合规程要求。另外，丹东供电公司平常认真维护线路设备，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缺陷。线路发生短路时，变压器低压侧的保险丝熔断，起到了保护作用，这也可以说明该公司尽到了管理电力设施的责任，无疏于管理过错。着火地段不在该公司产权处，而在孙某的产权处，该公司不应承担任何损害赔偿责任。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从这起案件中，可以看出，丹东供电公司最终胜诉，是与其平时注重管理维护设备分不开的，只有将自己的工作做好，才能在事故发生时，免除责任。
案例3：产权分界点明晰供电企业胜诉
2008 年10 月30 日20 时许，村民赵某骑摩托车行驶至河南省禹州市一私立中学附近时,撞在府东路东侧非机动车道电线杆拉线上，造成全身多处骨折。住院治疗后,经鉴定为9 级伤残。后来，赵某以电线杆及拉线的所有人和管理者未设置任何警示标记，应对自己的摔伤承担民事责任为由，将私立中学和该市供电企业告上法庭，要求共同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费用共计 41192.76 元。法院审理 法院受理此案后，供电企业提交了与被告签订的高压供用电合同及事故现场照片，说明线路产权分界点位于城北线周玉香支线7 号杆。分界点电源侧供电设施属供电方，由供电方负责运行维护；分界点负荷侧供电设施属用电方，由用电方负责维护管理。作为分界点的7 号杆位于府东路西侧周 3 玉香支线上，而造成原告伤害的拉线位于府东路东侧，位于私立中学支线第一基电杆上，由用电方负责维护管理。2009 年2 月19 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此时，该私立中学另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其与供电企业签订的高压供电合同中第8 条第1 项及第5 项为无效条款。理由为：双方在签订供用电合同时，供电企业不仅没有明示加重其责任的条款，而且合同的约定也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应属无效条款，故提起确认之诉。依照法律规定，法院裁定中止前案的审理，先审理确认之诉。供电企业称，双方所签合同是依照《合同法》《电力法》《供电营业规则》所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同合法有效。并向法院出示了相关证据：供电合同一份及照片7 张，用以证明该合同是在双方协商一致情况下签订的，双方不仅以书面形式约定了产权分界点，并且以示意图的方式，对产权分界点作了进一步明确。双方也对线路的维护管理做出明确约定，且双方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法院审理后确认，高压供电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签订的，私立中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供电企业存在欺诈、胁迫等导致合同无效的行为，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据上述判决，法院在审理赵某诉私立中学和供电企业一案时认为，根据两被告签订的供用电合同，线路产权分界点明晰，应由电力设施产权人——私立中学承担赔偿责任，供电企业不承担任何责任。法律分析 《电力法》第60 条规定：电力运行事故由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电力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 ①不可抗力；②用户自身的过错。因用户或第三人的过错，给电力企业或者其他用户造成损害的，该用户或者第三人应当依法承担责任。《供电营业规则》第51 条规定：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于谁，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但产权所有者不承担受害者因违反安全或其他规章制度，擅自进入供电设施非安全区域内而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可见，电力设施产权归属是认定责任的重要依据，产权分界点是划清责任的关键。本案中，赵某因驾驶摩托车撞在府东路东侧非机动车道电线杆拉线上而摔伤，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私立中学和供电企业共同赔偿其损失。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私立中学另起诉讼，请求确认与供电企业签订的高压供电合同中部分条款无效，后经法院审理，驳回了私立中学的诉讼请求。依据高压供电合同约定，确认发生，孙某违规在刀闸上使用铜线代替保险丝，致使绝缘被破坏而连续短路，是火灾发生的主要事故的电力设施属私立中学所有，故应由私立中学承担责任，供电企业无责任。
4案例4：产权归属是认定触电案件责任的关键
2003 年8 月22 日，农妇曹某从外回家时，见邻居刘某家进户线耷拉下来挡住去路，便用手将电线挑起欲钻线而过，不料被裸露的线头击中，触电身亡。2004 年 4 月5 日，曹某丈夫刘某向所在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分别以县电业局在农网改造时没有更换裸露电线，该村农电工吴某没有尽到监督、检查职责以及线路产权人刘某对自家线路没有尽到维护管理义务为由，要求三被告共同赔偿其各项损失4 万余元。法庭审理 2004 年5 月14 日，该县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被告县电业局辩称：依据《电力法》《供电营业规则》规定，作为进户线产权人的刘某未尽维护管理的法定义务，又未向供电企业提出维修申请，致使隐患长期存在，造成曹某触电死亡。其存有明显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另外，曹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未采取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直接用手触碰电线，对存在的危险没有预见或轻信能够避免，也有明显过错，应对自身触电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依据《电力法》规定，客户自身的过错造成电力运行事故的，供电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县电业局既非线路产权人，又无维护管理该线路的法定或约定义务，故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被告吴某辩称：自己是县电业局聘用的农电工，对产权属于刘某的线路无维护管理的义务。同时，依据《用电检查管理办法》第6 条规定，用电检查人员不承担因被检查设备不安全引起的任何直接损坏或损害的赔偿责任，因此，他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被告刘某辩称：自家线路已进行过农网改造，家庭用电一直比较正常，电线的好坏他不知道，也不应承担责任。经审理，法院查明：原告与被告刘某系前后屋邻居，被告刘某家进户线从原告进出的路口上空经过。该线路曾被树砸断过，由于系非专业人员处理，接头处未进行绝缘包扎，线路也未按照规定架设，而是用一根竹竿支起，对地距离不足。2003 年8 月22 日下午，曹某回家时，发现支撑该电线的竹竿被猪撞倒在地，致使电线耷拉下来不足一人高，因其缺乏安全用电知识，便用手将电线举起欲钻过，不幸触电身亡。法庭判决 法庭审理后认为，线路产权人刘某对属自己所有的线路未尽维修和管理义务，致使曹某触电死亡，其应对曹某的死亡承担70%的责任；曹某自身也存在一定过错，应对自己的死亡承担30%的责任。被告县电业局及吴某不承担责任。判处刘某赔偿原告刘某各项费用30018 元；被告县电业局及 5 吴某不承担责任。法律启示 《电力法》第60 条规定，因客户或者第三人过错给供电企业或其他客户造成损害的，该客户或者第三人应当依法承担责任。《供电营业规则》第47 条规定，供电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范围，按产权归属确定。第51 条规定，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于谁，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用电检查管理办法》第 6 条规定，客户对其设备的安全负责。
二、报装时限
案例5：报装电表竟拖了一年
投诉案例：消费者2006 年申请办理报装电表，供电部门却一直以“很忙，派不出安装人员” 为由拖延，直至今天仍未予安装电表、不向其供电。武汉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主任柳平律师： 《电力法》明确规定：供电营业区内的供电营业机构，对本营业区内的用户有按照国家规定供电的义务。而《供电服务监管办法》具体规定：供电企业办理用电业务的期限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向用户提供供电方案的期限，自受理用户用电申请之日起，一般居民用户不超过 5 个工作日
（三）给用户装表接电的期限，自受电装置检验合格并办结相关手续之日起，一般居民用户不超过3 个工作日。据此，该供电单位有故意拖延的嫌疑，消费者可依法向电力监管机构投诉，由该部门责令供电单位改正。
三、钓鱼触电
案例6：垂钓者高压线下触电身亡
记者昨天下午从浙江省兰溪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一起因电击伤亡事件引发的激烈纷争历时近两年之后终于有了明确说法，该院近日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鱼塘经营者、电力设施产权人以及垂钓者各自根据引起人身损害发生的原因承担相应责任。两人被“电翻” 2005 年 9 月的一个周末，兰溪人陈某与人相约来到距离兰溪市区 4 公里处一示范园区内的水 6 产养殖场钓鱼。到达目的地后，他们在塘中立有一根高压线杆的5 号塘边开竿垂钓，几个人对横贯鱼塘上空的高压线都没十分在意。据现场目击者说，当时一位钓友失手将鱼竿碰到了上空的10kV 高压线，并立刻被击倒，一旁的陈某见了，赶忙快步上前询问伤情，后帮他从塘中捞上那根掉了的鱼竿，没想到鱼竿不慎又碰到了电线。霎时，陈某被高压电击中跌入鱼塘。后经兰溪市公安局对死者陈某尸表检验，认定陈某系被电击致死。为保全证据，事发次日，陈某家属请公证处对现场情况进行了摄像取证。四单位成被告 2006 年 3 月，陈某家属将当地的水产养殖场、供电局、园区管委会和某村经济合作社告上法院，要求四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经兰溪法院查明，2001 年 7 月，园区管委会从某村经济合作社租赁取得土地，双方约定该土地仅用于特种水产养殖和良种繁育。同年10 月，园区管委会又与汪某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由汪某承包园区内部分土地，并由园区管委会统一挖田改塘，协议同样限定了土地用途。之后汪某注册成立了水产养殖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水产养殖，但日常也经营垂钓业务。据查，高压线是2000 年架设的，产权属供电局；养殖场位于省道旁，有机耕路与省道相连，沿途设有“线路附近、禁止垂钓”警示牌。庭审中，养殖场辩称，死者钓鱼未经其允许。供电局称，在高压线附近，供电局设置了警示牌，死者在电力线路保护区内钓鱼，是法律禁止的行为；高压线架设早于养殖场开业，线路设置合法。此外，供电局对原告依据公证书举证的高压线离地高度———两条4.2 米，一条4.5 米，也提出异议，认为系土法测量，数据不准。法院遂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了现场勘测，经测出事地上空三条高压线离地距离分别为4.7 米、4.9 米、4.77 米。供电局据此认为，按照国家技术规程规定，交通困难地区架线离地4.5 米即符合标准，事发地属“交通困难地区”，且架线均在4.5 米以上，故要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其他二被告也提出了相应抗辩。一审判决“三七开” 兰溪法院审理后认为，因高压电造成人身损害的案件，责任承担主体是电力设施产权人，但对因高压电引起的人身损害是多个原因造成的，按照致害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原因来确定各自的责任。本案中，事发地点应属车辆、农业机械能到达的地区，即非居民区，高压线离地垂直距离应为5．5 米，现场三条高压线的高度均未达到此要求，供电局的线路架设不符合标准，故供电局对此损害结果的发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养殖场从事垂钓经营活动，理应给消费者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活动场所，但养殖场明知存在该事故隐患，却仍从事有偿垂钓经营，存在未尽安全防范义 7 务的过失，虽然沿路设有禁示标志，但该标志不足以制止垂钓人持鱼竿在该区域内走动，养殖场允许受害人进入电力设施保护区下的鱼塘钓鱼的过失行为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陈某明知鱼塘上方架有高压线路，在他人已触电倒地后仍疏忽大意持鱼竿走动，以致发生事故，自己存在一定过失，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园区管委会虽是示范园区的出租方，但按照合同约定，园区管委会将租赁土地改成塘出租是用于特种水产养殖和水产良种繁育，不是垂钓经营，养殖场超出了合同约定，因此，园区管委会对损害发生不承担责任。经济合作社既非电力设施产权人，又非园区的出租者和垂钓的经营者，仅仅是土地的出租方，与损害行为发生不存在因果关系，故不是承担责任主体。2006 年 12 月，兰溪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受害人陈某的死亡赔偿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合计 31 万元，由供电局赔偿 8.8 万元，由水产养殖场赔偿 13.2 万元；由供电局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 8000 元，由水产养殖场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12000 元。
二审维持原判 一审宣判后，水产养殖场和供电局均不服，并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7 月6 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院认为，养殖场从事垂钓经营活动，应对消费者安全娱乐提供保障，其在高压线下从事有偿垂钓经营，存在明显过错；在此仅设立警示标志，不足以制止大批垂钓人员持竿走动；出事当天养殖场有5 位工作人员在场管理，养殖场称受害人属“偷钓”不予采信。供电局作为电力设施产权人，对架设高压线应当严格遵守电力法规的规定，本案事发地距离兰溪市区仅4 公里左右，系非居民区，不属交通困难地区，其高压线离地垂直距离应为5．5 米，供电局的线路架设不符合标准，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供电局称园区管委会在高压线下非法挖塘，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采信，故园区管委会对损害不承担责任。
案例7：高压线下钓鱼触电责任自负
徐某至王某承包的鱼塘付费钓鱼，在拉起鱼杆时不慎触及上方高压线，触电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徐某家人认为：王某提供垂钓场所而未告知上有高压线的危险，应当承担责任；供电公司为高压线产权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遂向法院起诉，要求供电公司、王某赔偿损失。法院审理后判决认定，徐某之损害系其主动挥杆触及高压线致死，该行为具有向导线抛掷物体的特征，是《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四条禁止的行为，故供电公司不承担责任。王某与徐某之间是有偿服务关系，且明知鱼塘上方有高压线仍允许徐某在线下钓鱼，故应当承担责任。徐某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注意 8 到在高压线下方挥杆可能触及高压线，并危及人身安全，但徐某仍选择在高压线下方挥杆，对损害之发生具有明显过错，故其自身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遂判决徐某的损失由徐某自己和王某共同承担，供电公司不承担责任。解读： 即将于今年5 月1 日生效的《江苏省电力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不得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垂钓。可见，高压线下钓鱼属违法行为，不仅可能影响自身安全，还有可能造成大面积停电的恶性事故。因此请市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维护自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案例8：一起钓鱼引起的触电伤害案责任分析
【案情介绍】 2006 年12 月某日，张某之子张波在某县城西液化气公司东侧鱼塘钓鱼时，经过城西液化气公司10 千伏高压线路时触电，抢救无效死亡。事后张某将城西液化气公司和县供电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共同承担赔偿经济损失17.8 万元。
【法庭审理】 被告城西液化气公司辨称：受害人及供电公司均有过错。受害人在通过电力设施保护区时，未尽到注意事项，致使该事故的发生，其自身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供电公司未按规程规范要求架设高压线路，且未尽到其监督及维护职责，应对本事故负主要责任。被告供电公司辩称：一是该高压线路的产权人属城西液化气公司，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51 条规定，该高压线路的产权不属供电公司；二是根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17 条规定，供电公司未与城西液化气公司签订高压线路维护委托协议，不应承担线路维护义务；三是该高压线路的投入使用是经过有关部门验收合格，是符合电力线路架设规程的相关标准，故供电公司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之子触电，是与被告城西液化气公司拥有的高压线路不符合用电设施的强制性规定有因果关系，故被告城西液化气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在穿越电力线路时，由于疏忽大意，手握鱼杆穿行高压线路下方，从而导致事故发生，负有过错；被告供电公司不是高压线路产权所有人，故对本案不负赔偿责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0 条、《民法通则》第123 条、第 131 条、《供电营业规则》第51 条、《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17 条之规定，做出如下判决：被告城西液化气公司赔偿原告张某15.5 万元，供电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审判后，原告及城西液化气公司均未提出上诉。
【案例评析】
观点之一：本案是客户高压用电线路触电死亡所引起的损害赔偿案件，原告要求的赔偿额度较大。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社会舆论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此类案件的增加和触电伤害索赔数额的增大，使电力企业生产经营环境愈加困难。
观点之二：本案中法院对责任的认定是正确的。原告之子触电死亡的高压线路产权归属是本案审理的关键。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51 条之规定：“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于谁，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17 条之规定：“用电专用的供电设施建成投产后，由用户维护管理或委托供电企业维护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 条之规定：“因高压电造成人身损害的案件，由电力设施产权人仿照《民法通则》第123 条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本案在审理中首先确认高压线路的产权归属问题，其次确认高压线路的维护部门是否有委托维护协议。
观点之三：通过这案件的审理，对我们电力企业在高低设施运行维护管理中起到了警示作用。如何依法保护电力企业合法权益启示有两点：一是客户的用电设施安装必须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用电设施安装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用电设施建成后必须经有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应有签字完整的验收报告，各种验收资料齐全完整。二是客户在用电前必须依法签订《供用电协议》，明确产权分界点和维护管理权限。
案例9：男子因鱼竿碰高压线身亡供电公司被判赔20 万
钓鱼的人提着钓竿挪地方，钓竿碰到了高压线被电死。近日，南京溧水法院判决了这样一个奇案，供电公司被判承担无过错责任，赔偿20 万元。2007 年7 月29 日上午7 点多钟，高杰(化名)和一个同事在一个水塘边钓鱼，在钓鱼的过程中，他扛着钓竿到另一个地方钓鱼。他用的钓竿是长十几米的那种，刚走了几步，钓竿碰到了上方高 7.5 米的 10KV 高压线，高杰被电倒。同事急忙将他送到医院，但抢救无效死亡。高杰的家人起诉到法院，要求供电公司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赔偿各项费用近40 万元。供电公司认为，高压线的高度为7.5 米，远远超过规定的5.5 米，且事发现场并不处于公共场所，也不属于农田，是闲置待开发用地，四周已有围墙挡住，正常情况下行人不需要到该地。出事的水塘不是鱼塘，不需要架设警示标志。《电力设施保护条例》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向导线抛掷物体或其他危害电力线路设施的行为。相关单位联合下文也明令禁止在高压线路周围钓鱼。死者是在钓鱼挥竿、还是在换钓位过程中触及高压线，并没有本质区别，均是在钓鱼过程中触电。如果法院认定在高压线下钓鱼没有过错，那么也就是从法律上支持、怂恿这种高度危险行为合法，所 10 以死者在高压线下钓鱼触电应自担责任。庭审法官认为，根据最高院规定，因高压电造成人身损害的，由电力设施产权人承担民事责任，但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除外。但该条例并未规定在电力线路保护区内提着鱼竿移动钓鱼位置是危害电力线路设施的禁止性行为。因此，供电公司的辩解法院不采纳，供电公司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另外，高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钓鱼时应注意避开高压线路，对事故的发生也有一定过错，应适当减轻供电公司的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供电公司一次性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21 万元。供电公司不服，提出上诉，经二审法院调解，供电公司赔偿原告损失 20 万元。
案例 10：水库钓鱼触电死亡，死者、水库经营者、供电公司三方担责
征得水库管理者同意后，怀仁县的周东（化名）和朋友在水库上钓鱼，没想到遭到水库高压电线电击身亡。11 月23 日，怀仁县人民法院判决死者、水库经营者、供电公司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2007 年8 月17 日，原告周某、胡某之子周东和朋友来到怀仁县某水库，在征得承包人李某的管理水库人员胡某的同意后，在其水库上钓鱼，在此过程中，周东持鱼竿经过该水库10 千伏专用输电线下方时遭电击，周东的朋友及时将周东送往怀仁县人民医院，终因抢救无效死亡。法院审理认为，按照有关规定，高压线路在非居民区对地距离（弧垂）不应小于5.5 米，可见该高压输电线路的施工安装存在瑕疵，并具有潜在的安全隐患。被告李某作为事发水库（鱼塘）的经营者以及涉案高压线的产权人，应当知道作为水库重要设施的高压输电线路具有较大的危险性，从而应加强防范，但其疏于安全管理，对造成周东触电死亡存在明显过失，应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死者周东生前是具备认知能力的正常成年人，其在钓鱼过程中未能充分注意自身安全，麻痹大意，对造成本人死亡的后果存在明显过错，亦应承担相应责任。
依照相关规定，法院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某担赔偿总额的 30%，即给付二原告周某、胡某人民币 72618.75 元，被告山西省电力公司怀仁供电支公司承担赔偿总额的40%，即给付二原告96825 元。
二、原告自行承担赔偿总额的30%，即72618.75 元。
案例11：钓鱼遭电击至死
案情简介： 11 今年年初，郭某在鱼场钓鱼时，因鱼线甩到35kV 高压线路上被电击至死。事发后，郭某家属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我单位和鱼塘负责人共同赔偿损失。
经审理，法院认定我单位电力设施架设符合法律规定，与受害人的触电死亡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承担责任。一审判决后，原告及第二被告均提起上诉。今年六月，二审法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证据分析 收到起诉书后，我单位领导对本案十分重视，立即向云南电力集团公司汇报，同时组织相关人员对案件进行调查分析，收集了大量证据，其中一份由公证处出具的事故现场《勘测记录》，证明了我局导线到水面距离6.1 米，远远超过有关安全规程规定的3 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在查明案件事实阶段起到了重要作用。开庭时，原告及第二被告对我方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使我方在诉讼中取得主动，避免了庭审中各方在我单位是否有过错这一问题上纠缠。
分歧意见及焦点 本案在审理期间，因我方提供的证据确实充分地证明我单位没有过错，因此，我单位是否应承担无过错责任成为争议焦点。告方及第二被告均以《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之规定，认为我局作为电力设施产权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对此，我们进行了有力的反驳：第一，第二被告系鱼塘管理人，并对钓鱼者收取钓鱼费，但在明知鱼场上空架设有高压电线、在该区域内不得从事垂钓的情况下，疏于管理，也未设置任何危险警示，放任钓鱼者在危险区域钓鱼，应当对事故负主要责任。第二，受害人生前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知道高压线下禁止钓鱼，并且也知道在高压线下钓鱼的危险性及其后果，仍然在此进行垂钓，应对事故的发生承担相应责任。第三，《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条明确规定了电力设施保护区的范围，受害人在导线正下方钓鱼，是擅自进入电力设施保护区。同时，《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又规定禁止“向导线抛掷物体”。由于受害人郭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擅自进入电力设施保护区，并在保护区内从事法律、法规所禁止的活动，根据《解释》第三条第四款的规定，供电企业得免责。一审、二审法院在判决中，完全支持了我方观点。
四、其它触电
案例12：刘某爬电线杆被击身亡
刘某是一个十五岁的小男孩。一天雨过天晴，他跟几个小伙伴在村子里玩。刘某为了给大伙证明自己攀爬的能力，就爬上了附近的一根水泥电线杆。由于电线杆太湿，刘某不小心碰到了上面的高压线，当场被击身亡。
请问：刘某的死亡，电力局有没有责任呢？
答：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高压电致人损害属于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电力设施产权人应该承担无过错责任，唯一免责的条件是“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因高压电造成他人人身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力设施产权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一）不可抗力；
（二）受害人以触电方式自杀、自伤；
（三）受害人盗窃电能，盗窃、破坏电力设施或者因其他犯罪行为而引起触电事故；
（四）受害人在电力设施保护区从事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同时，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擅自爬电杆即属第四种情况。因此，本案应由刘某自担责任。（地平线律师事务所）
案例13：十岁娃跌入配电房惨遭电击截肢男孩获赔96 万
一年前，10 岁的杭杭补课后不慎掉进了省机研所的一个配电房惨遭电击，受到重创。虽经紧急治疗，孩子的性命保住了，但右上肢却被截肢。多次交涉未果后，杭杭的父母一纸诉状将教室的出租人省机研所以及合肥供电公司、新航英语培训学校三家单位告上法庭。回放 配电房内传出惨叫声
杭杭是科大附小的学生。去年9 月21 日下午，他到合肥市美的阳光大厦内的新航英语培训学校补习。16 时10 分课程结束后，小杭杭和部分同学留在学校向老师询问一些问题。当时，杭杭的母亲已经赶到学校，准备接孩子回家。杭杭问完问题后，告诉母亲他要去厕所，母亲便在培训学校里继续等着。可能是孩子天性好动，原本要上厕所的杭杭进入了学校所在小区内的一个配电房，又爬上了配电房中间的隔离墙，不幸的是，杭杭突然从墙头摔下来，跌到变压器上，随即夹在了变压器与隔离墙中间的狭小空间里。顿时，撕心裂肺的哭声从配电房内传出来。消防官兵闻讯赶到现场，切断电源，才将小杭杭抱出来，送到医院。“孩子当时口角流血，肚子附近的衣物已破碎，右小臂几乎成了黑炭，当时已一句话都不能说。” 杭杭母亲伤心地回忆。经过一段时间的住院治疗，杭杭虽脱离了危险，但整个右手臂却被截肢。13 庭审 被告三单位都称无责 原本活蹦乱跳的孩子，转眼成了重症病人，并落下三级伤残。杭杭的亲人觉得不理解，连接多条高压电线的变压器所在的房间不仅门窗损坏，而且连一处警示牌都没有。于是，他们将教室的出租人省机研所、合肥市供电公司、新航培训学校一并告到法院，索赔各种损失195 万余元。
月10 日，该案在蜀山区法院开庭。第一被告机研所辩称，配电房已做到与外界隔离，他们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事故主要原因是小杭杭玩耍攀爬配电房，次要原因系新航学校选址不当。被告合肥供电公司辩称，供电公司非肇事变压器的产权人和管理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新航学校辩称，原告是在该校补习结束后，不慎跌落配电房受伤的，新航学校并不知道该建筑系配电房，因而无法预见其高度危险性，新航学校在本案中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结果 三被告按责任来赔钱 法院审理认为，机研所作为配电房内电力设施的产权单位，负有对电力设施安全管理、设置警示标志、向公众明示危险性的义务，因此应对原告的损害结果承担50%的责任。新航学校选址时选择了高压架空输电线路附近这个不利于学生学习、身心健康甚至危及学生安全的场所，且未尽到对学生安全管理和教育的义务，因此应承担30%的责任。供电公司与机研所签订的《高压供用电合同》明文规定了其负有对机研所管理、维护用电设施的监督、指导义务，因此其应承担10%的责任。法院认为，杭杭的母亲在其放学后应对其履行监护责任，因怠于监护自行承担10%的责任。据此，法院依法审查原告的诉讼请求，认为其中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的金额总计96 万余元，遂判决机研所、新航学校、市供电公司分别按照50%、30%和1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驳回了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例14：偷高压线被电死索赔无效
一男子爬上高压电缆试图行窃，不料盗窃不成，反被电击死在电杆下。为此，其父母将供电局及使用该线路的某公司一起推上了被告席。昨（23）日，都江堰法院公开宣判了这起人身损害赔偿案，驳回了原告程廷富的诉讼请求。14 今年1 月，原告程廷富向法院诉称，当月3 日，其儿子程杨被人发现死在位于都江堰市石马村 4 组的高压电杆下，经都江堰市公安局法医鉴定，程杨系电击死亡。而该高压电线路系都江堰市某公司使用，由成都电业局都江堰供电局收取电费。后该公司搬迁，该高压电线周围无任何防护设施，也未设立警示标志。程廷富称，是由于被告疏于管理，才导致其儿子死亡。因此，要求两方被告共支付死亡补偿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11 万余元。被告都江堰供电局辩称，对程杨被电击死于高压电杆下，但从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笔录分析，其死亡是由于自身存在盗窃电力设施的行为以及法律、法规所禁止的擅自攀登电杆的行为造成的，因此，供电局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赔偿责任。都江堰法院认为，死者有擅自攀爬高压电杆和破坏电力设施的行为，根据相关规定，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程杨自己承担。
案例 15：翻斗碰到高压电致人身亡供电公司未设警示标志担责
因供电公司未设置高压线警示标志，一车主在运料途中因升起的翻斗碰到车辆上方的高压线，当场触电身亡。日前，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经调解，供电公司赔偿死者近亲属5 万余元。
去年6 月，李某乘坐由王某驾驶的翻斗车，到日照市东港区南湖镇附近的山场拉石子，因石料场正在放炮，王某遂将货车停靠在山场外路边等候。在等候之际，李某坐到驾驶员座位，并操作翻斗车，当翻斗升起时不慎触碰到路上方的万伏高压电线，李某当场触电身亡。事发后，李某家人认为高压电线使用者和管理者日照某供电公司未设置高压线警示标志，导致李某触电死亡，供电公司具有过错，遂将供电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各项损失14 万余元。
供电公司辩称，自己已尽到了充分的警示义务，是高压线架设后才在下面修的路；李某调试车辆使升起的翻斗接触到车辆上方的高压线的故意行为是导致其死亡的原因，因此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供电公司作为高压电线的使用者和管理者，对李某之死不能免责，但李某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可适当减轻供电公司的赔偿责任。法院经过多次耐心细致地调解，最终供电公司与李某的近亲属达成调解协议。法律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因高压电造 15 成人身损害的案件，由电力设施产权人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但对因高压电引起的人身损害是由多个原因造成的，按照致害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原因确定各自的责任。致害人的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致害人的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非主要原因，则承担相应的责任。”
案例16：鸡户私拉乱接触电身亡，供电公司缘何承担责任
一养鸡户未经正当渠道，擅自私拉乱接临时输电线路，导致自身触电身亡，法院却判决供电公司承担责任，一时让人感到难以理解。4 月9 日，随着被执行人某供电公司向三名申请执行人自觉履行赔偿款53349.45 元，这起争议较大的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终于画上句号。
合同约定责任分界点 陆宝春系一名农村养鸡户。陆宝春在其后邻的屋后建有大片鸡舍用于饲养蛋鸡。某供电公司在陆宝春门前架设了一条东西向的输电线路，向陆宝春住宅及东西一线农户提供生活用电，电压为 220 伏；在陆宝春鸡舍门前也设有一条东西向的输电线路，供给包括陆宝春鸡舍在内的生活生产用电，电压为380 伏。2004 年6 月30 日，供电公司与陆宝春签订供用电合同两份（陆宝春住宅供电合同及鸡舍供电合同各1 份）。根据前一合同第五条约定，电力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责任分界点（供电设施产权分界点）以电源线陆宝春住宅楼墙上最后支持物为分界点，支持物属于供电人；电表箱由供电人加封，电表属供电人。分界点电源侧设施属供电人，由供电人负责运行维护管理；分界点负荷侧电力设施属用电人，由用电人负责运行维护管理。在电力设施上发生的法律责任以电力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责任分界点划分。两份合同均约定，用电人必须安装合格的防触、漏电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即触电保安器），并做好运行维护工作。若因不安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用电人承担，供电人也不承担电力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责任分界点负荷侧的安全责任。
私拉乱接临时线路 2007 年7 月7 日，供电公司发出停电公告，于2007 年7 月14 日7 时至7 月18 日18 时对陆宝春鸡舍前的输电线路等线路进行停电整修（具体工作为将原先8 米高的电杆更换为10 米高的电杆）。2007 年7 月17 日，供电公司将陆宝春鸡舍前的输电线路停电施工。因陆宝春家饲养了大批蛋鸡，高温季节需要用扬谷扇及喷淋设备进行降温。事故当日，陆宝春曾要求供电公司电工陆某（负责该片）为其临时接电，陆某没有答应陆宝春的要求，但当陆某提出自己回去接电时，陆某没有劝阻。事故发生后，陆某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陆宝春所在地的农户电安全由我负责，我分工当地时，陆宝春的养鸡场已经办了一两年了。决定到当地整修线路后，提前一个星期发的停电通知。原先通知是十四日停电，因为那几天下大雨不好施工，才拖到十七日停电。谁也不知道十七日停电，七月十七日这天早上停电后，陆宝春到施工现场找我的。他讲：„我家养了五、六千只鸡怎么办？‟ 我对他讲：„你自己想办法。‟7 月17 日上午，陆宝春请过我，叫我帮他接电，但我没有去。陆宝春讲：„你不帮我接，我回去自己接。‟我还对他讲：„你自己接，安全你自己负责。‟陆宝春接电，我没有到场” 随后，陆宝春未通过正当渠道，即私自决定从其住宅楼至鸡舍之间（南北向）架设临时输电线路。该线路从住宅楼内电表下总控制开关处接通电源，由鸡舍内电源总控制板上220 伏照明线路控制闸刀的下缘（电源输出端）接通输入电源，绕过了漏电保护装置（触电保安器）。事故当日，陆某等多名电工在事故地段施工近一天，陆宝春架设的临时线路穿越了陆某等人的施工线路。陆某庭审作证时承认，那天有电工六个人，上午在陆宝春鸡舍东西两边活动，但没有坐在陆宝春鸡舍门口。提供陆宝春临时电源的线路在当日下午连续跳闸，并在跳闸后很快重新送电。按照规程，跳闸后应当经过检查再重新送电，并且应当有记录。事发后，对跳闸后迅速恢复供电问题，双方当事人解释不一。
“顶梁柱”触电身亡 当天中午，陆宝春和妻子王某到一亲戚家吃饭。中午一点钟左右，陆宝春吃完饭先回了家，当时约好傍晚再来吃晚饭。到了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王某向家里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有人接听。王某就吃了晚饭回家。事后王某陈述：“到家时，天黑了。大概七点多钟，当时家里没有灯光，我拉电灯开关，灯没有亮。我家鸡舍在北边，离我家房子有几十米远，中间隔了（后邻）陆俊德家的楼房。在家里没有发现陆宝春，我就去借矿灯。借了矿灯往回走时，在路上遇到负责本片的电工陆某。他就和我一起去了鸡舍，一进门，陆某说：„你看看家里有没有电？‟我就拉电灯开关，白炽灯只有一丝红光。陆某就将搭在闸刀上的线剪断了。之后，他就和我到处找。当找到北边东侧南北向的房子时，陆某站在门外，我提着灯进去，发现在房子中间过道北边一点，陆宝春伏在鸡笼上，身子已经硬了。”随着王某呼天抢地的啼哭，很快引来许多围观群众。不少人对陆宝春的突然去世十分同情，跟着流了不少眼泪。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后派员到场处理，拍摄了若干陆宝春尸体照片。根据照片显示，死者陆宝春胸部、腹部及上肢有横向大面积电灼伤，且大面积表皮剥脱。当地卫生所及派出所联合出具了死亡证明，证明陆宝春系触电身亡
篇3：越南经贸法律环境和法律风险研究
一、越南经贸法律环境
1. 越南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在对外贸易法律制度方面, 《越南贸易法》规范了越南的经济贸易活动, 对贸易主体、贸易中介与委托代理制度、商贸制裁、商业贸易国家管理制度等内容作出了规定, 允许外资在越南设立外贸代理机构。越南为了保护本国产业特别是优势产业的发展, 2004年1月开始实施《越南对进口商品反倾销法令》。根据该项法令, 越南把别国低于正常价格在越南销售的商品视为倾销商品, 并针对倾销商品征收反倾销税。2004年8月20日, 越南国会批准了《越南进口商品反补贴管理规定》, 规定了反补贴措施及其应用, 以及为应用反补贴措施开展调查的手续和内容。
2. 越南对外投资法律制度
新《越南投资法》于2006年7月1日生效。该法中值得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1) 出资比例方面。越南允许外国投资者对其在越南设立的企业投入100%资本, 但是对于有些行业, 外商投资比例有严格的限制。如在国内股份公司中, 外资最高持股比例为30%;在外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中, 外资比例不得超过49%;若设立合资银行, 外资比例不得超过50%;多方参加的合资企业, 越方在法定资本中的最低出资比例由越南政府决定。 (2) 出资方式方面。越南法律规定, 合资企业外方投入的法定资本可以是在越南投资所得的外币或越南盾;设备、机械、厂房和其他建筑工程;工业产权价值、专有技术、工艺规程和技术服务。 (3) 组织形式方面。越南允许外国投资者在越南设立外商独资、合资或合作企业, 允许外商实行合并、收购、重组、BOT、BT等合作方式。但是, 越南对限制投资领域的企业组织形式有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对于以下领域, 越南政府只允许外方以合作经营合同方式进行投资:提供电信业务服务;从事国内国际邮件收发业务经营;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经营;油气、稀缺矿产开采、加工;空运、铁路、海运;公共客车运输;港口、机场建设 (BOT、BTO、BT等投资项目不在此限) 。在钢铁、水泥、煤炭工业领域, 越南政府只允许外商以合资或者合作经营方式进行投资。一些重要和大型矿产开采项目, 只允许以合资方式进行合作, 并且必须由越方控股。如2005年10月, 越南政府做出规定, 对于年产100万吨氧化铝以上规模的项目, 以及2010年后设立的铝冶炼项目, 将与外商合资建设, 但必须由越方控股。 (4) 鼓励、限制和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越南鼓励外商投资的领域有:利用先进技术的加工制造业;科学研究与开发项目;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项目等。越南限制外商投资的领域有:电信业、邮电业;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经营;油气、稀贵矿产开采、加工;公共客车运输;港口、机场建设;包装品、货物商标印制;纺织服装、皮革印制;造林业 (外国投资者用间接方式以资金、种子、技术、化肥形式出资, 通过越南的单位和个人获政府批准交付、出租的生产林和防护林地并按合同包销产品的投资项目不在此限) ;工业炸药生产;旅游、咨询服务 (技术咨询不在此限) ;乳制品生产与加工;植物油、蔗糖生产;木材加工 (使用进口木材的项目不在此限) 进出口业务;国内营销业务及远海海产品捕捞。国家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有:对国家安全、国防及公共利益有害的投资项目;损害越南历史古迹、文化、传统、风俗的投资项目;损害生态环境的投资项目;处理从国外输入有毒废料投资项目;生产有毒化学品的投资项目, 或使用国际条约禁止的毒素的投资项目。
3. 越南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机制
越南政府与中国政府1992年12月签署了《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1994年11月签署了《关于成立经济、贸易合作委员会的协定》, 1995年5月签署了《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2006年11月签署了《关于扩大和深化双边经贸合作的协定》。这些重要协议的签署为中越双边经贸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云南作为中国与越南重要的接壤省份, 与越南建立了云南———越北合作机制。该机制包括了云南与越南北部四省经济协商会议制度, 以及“两廊一圈”合作协定。云南———越北合作机制的建立, 为昆河经济走廊建设提供了法律框架基础, 便于经济走廊区域内各省市主动开展双边合作。
4. 越南经贸法律环境存在的问题
越南自1986年实行革新开放政策以来, 政治和社会一直保持稳定, 国际和周边环境良好, 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外资政策比较宽松, 投资环境不断改善, 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较大, 贸易投资机会多。但外商在申请办理投资项目和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越南的法律体系尚待健全。在投资领域仍然存在着“投资规定”与投资事实的差异。二是吸引外资政策不够透明, 操作性不强。三是投资准入经营壁垒较多, 许可程序仍然是一个严格、费时的过程。办理投资项目申请手续繁琐, 审批周期长, 有的项目申请领照时间长达几个月, 甚至半年或更长。另根据规定, 企业聘用外国劳工也有比较严格的限制 (不得超过企业现有总人数的3%, 最多不能超过50人) 。
二、在越南的贸易、投资、合作的法律风险
1. 疏于审查买方信用的风险
在对外贸易中, 有的国内企业为抢订单、抓商机, 对于买方的资信情况往往疏于审查或来不及调查就签约、发货, 在货物交付后, 有的境外买方一方面以货物质量问题或卖方履行瑕疵为借口拒付货款, 另一方面通过转移资产, 让买方公司变成“空壳公司”, 达到逃避合同付款义务的目的。即便我国供应商获得法院胜诉判决, 境外买方已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还有的境外买方通过赊销方式, 在短时间内, 从供应商处大量采购, 之后, 将货物在当地市场低价倾销以获利, 对于应当支付给供应商的货款却找各种理由迟迟不付。
2. 信用证诈骗的风险
大量案例表明, 许多诈骗都与我们通常认为相对安全的信用证或跟单托收有关。因为如果没有貌似安全、可靠的支付形式, 诈骗者难以得到我国出口商的信任。信用证一旦开出, 便与基础贸易合同相分离, 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 只要出口商提交的单证相符、单单相符, 开证行就付款。常见的信用证诈骗方式是, 约定很短的信用证有效期, 买方与承运人串通, 迟迟不装货, 直至信用证过期后, 骗取卖方保证金。
实践中还有很多境外买方人为地设置“软条款”等陷阱以拒付货款。软条款信用证俗称“开口信用证”, 指进口商在银行申请开证明, 加列各种限制性条款。“开口信用证”一般要求受益人议付货款时, 除提供贸易合同规定的单据外, 还需要提供信用证加列的结汇单据, 而这些单据是受益人无法通过自己的履约行为获得的, 其有效性受到买方或第三方行为的制约, 买方或第三方有意不予配合, 导致受益人在交单时遭遇重重阻碍, 开证行最终以存在“不符点”为由, “合理”地拒付货款。
3. 商品品质瑕疵的风险
在国际贸易中, 货物品质的瑕疵担保义务是卖方应承担的基本合同义务, 因产品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 可能导致买方退货。出口企业只有严把质量关, 才能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006年, 云南省某公司与越南某公司签定了出口大葱的合同, 合同付款方式为付款交单。双方在合同中特别约定合同条件为:“产品质量必须符合越南食品法规”。该批货物到达越南后, 越南某公司即委托越南官方检验机构对该批货物进行农残检验, 发现该批货物所含杀虫剂甲胺磷明显过量, 不符合越南食品法规。越南某公司将该批货物退还给云南省某公司, 要求退还货款并赔偿损失。后云南省某公司在我国法院提起诉讼, 但最终败诉, 法院判决云南省某公司赔偿越南某公司20余万元。
4. 知识产权侵权的风险
近年来, 我国著名、驰名商标在国外纷纷遭遇抢注。云南省大部分企业没有进行境外知识产权注册, 知识产权保护、运用与管理的意识不强。
云南999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九牌系列电池凭借良好的质量行销东南亚市场。仅2001年到2003年期间, 从西双版纳勐腊口岸出口到老挝的三九牌电池就达到7251.42万只, 出口创汇达415.9万美元。但2004年, 老挝财政部海关司致电老挝南塔省、波乔省、乌多姆赛省和丰沙里省海关, 要求海关严格控制三九牌电池进入, 严禁零售商进口云南999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的三九牌电池产品。在维权过程中, 云南999电池股份有限公司才发现:原来是中国某企业到老挝对“999”商标进行了抢注, 并申请了知识产权备案。虽然此前云南999电池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商标注册马德里协定》对三九牌进行了国际注册, 但由于老挝不是《商标注册马德里协定》成员国, 故不受该协定约束。由于商标被抢注, 云南999电池股份公司成了知识产权的侵权人, 其出口老挝之路严重受阻, 之前在老挝市场的各项投入无法收回。
5. 疏于审查境外合作方信用的风险
有的企业在对外投资时缺乏科学合理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盲目、草率投资, 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2007年中国某化妆品公司与越南某化妆品公司签定了一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合同规定, 双方投资组成合作经营企业某化妆品公司, 合作期限为10年, 合作企业注册资本为100万元, 中方投资70万元, 越方投资30万元。中方按约定汇款35万元作为中方应承担的货币出资, 还将专用技术和先进设备移交越方, 而越方除寄过货物发票和装运提单外不再与中方联系。待中方察觉有问题时, 越方的所有人员均无法联系和查找到。事后经调查得知, 越南某化妆品公司只是一个拥有4万元注册资本的小公司, 完全无能力履行其在合作经营合同中所承诺的义务, 其所提供的购买设备的发票及装船提单均是伪造的。越方早已携款逃之夭夭, 再无音讯, 中方因为自己的不谨慎而吞食苦果。
6. 行政机关执法随意性大的风险
越南行政机关执法随意性大、办事效率低下的问题突出。
云南省某企业在越南投资兴建了一个化工厂, 工厂投产后效益良好, 但当地行政部门频繁地以检查偷漏税、走私、安全、劳工待遇等为名, 搜查该企业, 动辄处以高额罚款, 企业遭受了巨大损失。
7. 东道国政府违约导致的风险
越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市场运行缺乏规范, 加之银行资本金有限, 外汇储备水平低, 造成信用机制脆弱。目前越南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其对外资的需要是巨大的, 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 往往许诺给外商投资企业优惠的条件, 如便宜的土地价格、宽松的环保要求、减免或者返还税款等。然而, 这些“土政策”往往违反了其国家法律的规定, 或者超越了地方政府应有的权限, 如果我国企业盲目听信, 很容易步入陷阱。一旦投资到位, 开始产出效益, 当地政府往往以各种名义取消当初的优惠政策, 或是在政府领导变更后, 新官不理旧账, 以种种理由对上一届领导给出的承诺不予认可。优惠政策的取消使得我方投资效益减少, 但不少企业为了继续生存, 也只好忍气吞声。
8. 隐名投资的法律风险
遵守外资准入产业政策是外商投资的一项基本原则, 各国都有禁止或限制外资涉足的领域, 如越南将自然资源的考察、寻找、勘探、开采作为限制投资领域。在实践中, 有的中方企业为达到规避投资东道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限制, 往往采取隐名投资的方式进行投资, 即在东道国寻找代理人并与其签订协议, 约定资金、技术完全来源于中方实际投资人 (隐名股东) , 但以东道国代理人 (显名股东) 的名义进行公司注册。隐名投资风险是很大的, 主要体现在: (1) 由于东道国法律规定股东身份采取登记制, 故在实践中经常发生显名股东在公司盈利后见利忘义, 假戏真做, 使隐名股东失去对公司的实际控制。 (2) 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协议有可能因违反东道国强制性法律规定被司法机关认定无效。
9. 违反劳动力限制的风险
在对越南的工程承包中, 中方企业一般都认为东道国劳工比较懒惰, 故乐于使用中国劳工, 不愿意使用东道国劳工。但越南对在建工程中外籍劳工的雇佣比例是有限制的, 如果超过比例会被处以罚款。还有些中国企业在外派劳务时, 不遵守相关法律, 没有通过正规途径办理护照及签证手续, 由于无相关出入境手续, 不能在当地办理居留证等合法居留、就业的证件, 被东道国劳动、警察部门发现后, 往往面临被处罚和驱逐出境的风险。
2002年, 我国某公司中标越南的水利项目, 合同总金额1亿美元。由于我国某公司过多使用我国劳工, 使用当地雇工的数量达不到越南法律要求, 引发当地工会组织的不满, 该项目多次出现工人罢工事件, 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 使工程不能按时完工。越南工会的力量比较强大, 针对中资企业的罢工、停工事件曾有发生, 这不仅有中资企业内部管理、员工待遇的原因, 也与越南人对中国人的感情比较复杂有关, 更直接的原因是中国投资者没有严格执行越南的劳动法律制度。
综上所述, 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经贸、合作和投资前要通过实地考察、专家咨询等方式, 对越南的经济发展状况、政局稳定情况和优惠政策进行综合评估, 在投资过程中也应运用信用风险管理手段降低对外投资风险。由于外经贸风险的复杂性、多变性, 企业单纯依靠自身的风险管理措施进行风险防范, 效果是有限的, 在企业完善自身风险管理制度的同时, 需要政府和相关组织加大协调和支持力度, 多头并举, 共同预防外经贸法律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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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法律案例风险
2009年3月3日，中国A公司（采购方）与香港B公司签订了花生采购合同，约定A公司从B公司进口花生1万吨，价格术语为CIF宁波，装运期为2009年4月15日前，交货期为2009年5月20日前，付款方式为信用证。随后，香港B公司又与美国c公司（供货方）签订花生买卖合同，合同明确约定，货物由美国直接运到中国宁波，价格术语为CIF宁波，装运期为2009年4月15日前，交货期为2009年5月20日前，付款方式为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
A公司于4月1日向B公司开出信用证，B公司将所得信用证的部分金额转让给C公司，C公司收到B公司的转让信用证后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备货发运货物。4月22日，c公司以传真通知B公司：“装运给贵公司的1万吨花生与发运给广西北海港的5000吨花生同装在H船上。”B公司收到传真后与A公司取得联系，A公司要求先停靠宁波港，B公司立即通知c公司，这条船应先靠宁波港再驶往北海港。c公司回复传真表示，“我们已按贵公司要求传真通知船公司，请H船先靠宁波港”。但该船实际上先靠了北海港，并且在北海停留卸货与检修了近1个月后才驶往宁波港。这时国际市场花生价格已下降，A公司不但得不到预期利润，反而损失了人民币10余万元。于是，A公司以B公司违约迟延交货为由向B公司索赔，B公司认为在CIF价格术语下，作为卖方，其已经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在装运港把货物装上船，即已经完成了交货义务。至于货物何时抵达目的港，系船方所为，并非B公司所能控制的，B公司拒绝了A公司的要求。A公司遂将争议提交仲裁庭进行仲裁。
法律风险及防范
转口贸易货物涉及两次货物进出口，所以风险较一般贸易更大。尤其对中间商来说，货物不经过中间商所在地，中间商一般难以见到货物，对货物的情况并不知晓，风险也就更大。中间商面临的风险，主要有L2T四方面：
风险一：货物不符合合同约定
一般有下列几种情形：
1、数量不符，包括货物短少、短装、短卸：
2、品质不符，卖方以不良品质之货运交买方，卖方交货之规格、型号不符或货物因各种原因在运输途中变质等：
3、包装不符，如包装不善（BadPacking）、包装不固（LoosePacking）、唛头不符（DiffenentMark）、唛头遗漏（NOShlppingMark）等。
这些货物不符合合同的情形中有些是卖方的责任，有些是船公司的责任，有些是自然原因。但是货物运抵买方时，买方有可能以这些不符点向不了解情况的中间商索赔甚至退货。尤其是虽然货物不符合合同的约定，但是卖方却出具了表面上符合信用证的单据，比如将不清洁提单通过船公司改为清洁提单，致使中间商付款赎单，而货物运达买方遭索赔甚至拒付，造成很大的损失。
规避办法：
中间商在信用证上规定由卖方出具国际上的权威公证机构或政府机构签署的货物检验报告书或证明书：
对大宗货物的交易，中间商应派人到出口地验货，监督装船并出具中间商人员签署的检验证明书：
中间商尽量自己购买保险，对进口商以CIF价格成交，对出口商以CFR价格成交。这样如果发生不符合合同的情形，索赔在本地较为便利：
中间商应仔细审单，一旦发生单据瑕疵应及时补救或与卖方协商解决，严重时可以拒绝赎单；
为了避免买方以货物未经检验为由迟延付款，尽量避免在MasterL/C（主信用证）上出现“买方在验货后付款（Thepavmentw…beeffectedafterthebuvershaveinspectedtheqoods.）”的字样。
风险二：延迟交货
延迟交货可能是卖方不按照合同约定期限交货或者是货物装运后延迟交单致使中间商无法拿到提单，造成货到后单据迟迟未到，还有就是船公司周转船等原因延误了交货期。延迟交货有时候会给买方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该货物的国际市场价格波动时，如果卖方迟延交货的时候正好遇上价格猛跌，买方就可能遭受重大损失。还有如鲜活食品、冷藏仪器等不易长期处于运输状态，如果延迟交货可能造成货品的变质。这时受到损失的买方就会向中间商索赔甚至退货。案例中，由于船公司的原因延误了交货期，而延期交货正好遇上花生价格下跌，A公司遭受损失后便向B公司索赔，是典型的卖方延迟交货给中间商造成损失的案例。
规避办法：
中间商与卖方的交易合同应严格订明交货期限，并根据不同情况说明违约责任；
根据航程的远近，把握卖方交单提示的时间。航程远的交单期限可以订长一些，航程短的则要把交单期限订的短一些，尽量避免货到单不到的现象：
为避免船公司中途转运的延误，可以在信用证上规定“禁止转船（TranshipmentProhibned）”。同时如因船公司的延误可以向船公司要求赔偿；
防止卖方将提单倒签，这种条款可以在合同中列明，同时约定好违约方的违约责任。
风险三：信用证转让
中间商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合同履行的风险。尽管可转让信用证的权利可以转让，中间商通过转让信用证从实际供货方处取得了物权凭证，也得到了银行的付款保证，但并没有削减它与买卖双方签订的贸易合同所规定的任何权利和义务。中间商在贸易中承担了向买方交付货物和向卖方付款的双重责任，因此，无论是买方拒付货款，还是卖方没有按合同约定交货，中间商都需要对受害方承担违约责任。二是延迟换单的风险。根据UCP600第38条i款的规定，“如果第一受益人应提交其自己的发票和汇票（如有的话），但未能在第一次要求时照办，或第一受益人提交的发票号导致了第二受益人的交单中不存在的不符点，而其为未能在第一次要求时修正，转让行有权将从第二受益人处收到的单据照交开证行，并不再对第一受益人承担责任。”
因此，若第二受益人直接取得货款将使中间商丧失了提取买卖差价的机会并可能泄露商业秘密。所以，第一受益人在申请开立可转让信用证时通常将其空白的发票和汇票一并交给转让行，请转让行在收到第二受益人相符交单时代为替换，以免发生延误。
规避办法：
进行资信调查
中间商之所以要求开立可转让信用证，就是基于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例如不能使实际的供货商和进口商有实际的接触，还有就是自己的利润额度也要保密。这一切都要靠转让行来实现，如果转让行稍有不慎，甚至刻意的泄露，将使第一受益人遭受难以估计的损失。所以第一受益人对转让行的选择要极其慎重，对其进行严格的资信审查。
加强对信用风险的管理，重视资信调查。中间商应加强对供货商和进口商的资信管理，建立客户信息档案，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客户资信状况分析。在交易前，通过一些特定的咨询机构，例如银行、专门的资信调查公司等，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公司设备、经营作风、银行历史记录等给予详细的核实，选择资信良好的企业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
注意信用证转让的国家
有些国家的法律强制规定禁止信用证转让到其他一些特定的国家，如美国法律禁止信用证转让到朝鲜、古巴、利比亚等国家。作为中间商应该注意这一点，查看自己的供货商所在国是否属于上面所列国家的范围，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篇5：法律案例风险
随着物业管理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物业管理服务的领域逐渐由传统住宅物业、商业写字楼物业、政府办公楼物业延伸到会展中心、城市综合体、体育场馆、娱乐休闲、广场公园、各类园区等各类大型社会商业项目和公众项目的物业管理。与传统物业管理项目相比，商业物业管理服务有很多特殊之处，以下列出的是其最显著地几个特点：
1.服务功能更为强化：物业公司负责向顾客、游客、租户提供全方位的人性化、个性化、科技化的服务。
2.必走的经营之路：传统物业管理并不涉及过多的经营项目，而在商业物业管理服务中，由于商业物业自身的特殊性将带来很高的经营机会，既包括其自身配套的餐厅、咖啡厅、酒店、商场、会务等，也包括由于商业场所产生的聚合效应而带来的其他各种商机。
3.更复杂的工程设施设备：根据设计功能的需要，商业类物业的设施设备规模、种类、技术含量一般都与住宅和写字楼有非常大的不同。为了确保公众物业功能的实现，除了供电、给排水、空调、电梯等常规设备外，一般会根据商业物业自身的功能用途配置专门的智能化的中央控制系统、无线上网系统、广播扩音系统、照明系统、售票系统、检票系统、门禁系统、标识系统、监控系统等。
商业物业管理中的法律风险与规避分析
正是由于商业物业涉及的人员广泛，且由于其“公众”性，使得公众物业管理一旦出现瑕疵、甚至事故，其影响巨大。
1.造成人身损害的法律风险
2005年7月25日上午10时许，刘女士和女儿来到了某商场购物，当时商场内地上有积水，保洁员正在清理。等地面的积水清理完后，刘女士领着女儿从清理过的地方走过，但仍然滑倒，出来后经医生诊断为手部骨折。
商业物业由于其人流量大的同时对环境要求较高，特别是大型商场、会所、展览馆等几乎必须做到“窗明几净”才符合对物业的最初设计定位，因此地面清洁频率较高，由此也就造成了“人员滑倒”此类事故在商业物业管理服务中频繁发生。在商业物业管理服务中，造成人身损害的法律风险很大，且一般物业公司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一方面只有加强日常管理，排除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方可最大限度的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作为物业管理公司，亦应加强相关案例的学习，从已经发生的案例中吸取教训，以便于在日常工作中积极改进可能产生风险的服务行为。
2.造成财产损害的法律风险
2011年3月25日，张先生到一大型商场购物，将自己的汽车停放在商场提供的免费停车场内，当时汽车已经上锁，而且车前座没有放置任何贵重物品。不想购物回来取车时却发现车门锁被撬，放置在汽车后备厢内装有现金的公文包和两瓶贵重红酒丢失，其中公文包内装有现金1万元，两瓶红酒也价值近2000元。本案中，张先生将汽车停放在免费停车场内，物业服务企业并不负有保管义务。在公众物业管理中，由于人流量大，成员复杂，财产损害风险时有发生。
近年来，由于因宾馆、酒店、卡拉OK厅、银行等服务经营场所不安全导致消费者人身、财产权益受侵害的案件屡屡见诸于报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出台了《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立了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明确了安全保障义务人的义务范围和责任界限。《物业管理条例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物业管理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物业管理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四十七条规定：“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协助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防范工作。发生安全事故时，物业管理企业在采取应急措施的同时，应当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协助做好救助工作。”同时，许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对物业管理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作出了相应规定。如《上海市物业住宅管理规定》、《哈尔滨市物业管理规定》、《沈阳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均对物业管理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有所体现，作出明确规定。
物业服务企业，特别是公众物业的物业服务企业在日常物业管理服务中应更加重视安全保障义务的实施，以避免上述人身、财产损失的发生。
3.设备、设施故障的法律风险
北京时间2011年7月5日早9：36，北京地铁四号线动物园站A口上行电扶梯发生设备故障，正在搭乘电梯的部分乘客由于上行的电梯突然之间进行了倒转，原本是上行的电梯突然下滑，很多人防不胜防，人群纷纷跌落，事故已经造成1人死亡，2人重伤，26人轻伤。
物业本身及公共设备和设施的管理不善都可能造成业主或非业主使用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失，此项管理服务义务是物业管理单位主要的义务之一，同时因物业、公共设备的多样性和分布的分散性特点，随之而来产生了风险的频繁发生。物业服务企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接手物业时，做好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查验与交接工作，确定责任分界线。
（2）按照各项管理制度的规定对建筑物公共部位、共用设施和设备做好日常检查、维修、保养工作，考虑在台风等特殊天气时，是否可能发生损坏。
（3）对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的管理，对可能造成危害的设施要设置警示性的信息。
（4）将物业管理中涉及的电梯、绿化等专项管理，委托给专业的公司，分项发包也是物业管理单位防范风险的措施之一。
（5）在共用设施、设备的管理和养护过程中，如果发生事故和损害事件，应向有关部门报告，由相应的部门对事件进行调查，并作出调查报告，对事件和损害发生的原因进行认定；该原因就是日后各方，包括法院认定过错和责任的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唯一依据。
（6）日常巡查当中,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排除危险。
4.重大事件，包括大客流量等法律风险
2007年11月12日上午8：20左右，家乐福重庆沙坪坝区店在自行组织的10周年店庆促销活动中，其东门入口处因群众滑倒而引发踩踏安全事故。造成3人死亡，31人受伤，其中7人重伤。
针对突发应急事件，如大客流等，应提早制定多级应急预案，预备管制及预警措施，配备充足的设备及人力，确保不发生紧急事故。
为真正实现全面的公众物业风险防范，除了识别风险处置方法，还要进一步落实、实施和监督处置方案的执行情况。在实施与监控过程中，应该经常检查是否有被遗漏的风险因素，要不断识别、分析新出现的风险并对其进行处置。因此，只有形成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处置和实施与监控这几个环节连续反复不断循环的环形机制才能确保公众物业物业管理服务的良好运行。
最后，由于商业物业项目规模大、投资金额高、配套功能全等特点，几乎所有公众物业都在同时强化其配套服务功能，使其功能不断延伸，物业管理服务编
制相对庞大，面临的管理问题越来越复杂，其面临的法律风险较大，且一般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所以物业管理公司在提高服务意识的同意，应注意法律风险的防范，减少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
篇6：法律案例风险
内容摘要
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自该法律颁布后即对社会产生了重大而广泛的影响，对于广大的劳动者和众多的中小企业更是直接影响其权利义务。可以说《劳动合同法》的影响是空前的，其颠覆了中国以往中小企业的传统用工模式，加大了违法用工和不规范用工的惩罚力度，对于管理不规范的中小企业更是面临着种种法律陷阱，一旦劳动者索赔或主张权利，企业将面临着仲裁、诉讼中败诉的后果，同时若员工的维权行为一旦引起联络反映则极易导致群体性事件或群体性的仲裁或诉讼行为，中小企业的管理将处于被动的地位。本文从一家企业的行政部经理对公司进行劳动仲裁的案例谈起，旨在引起众多中小企业对企业管理的重视，对劳动法律风险的重视，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的重视，在日常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务必要以劳动法律法规为依据，结合企业的特点设计企业内部科学合理的管理方式，防止企业出现员工恶意索赔等行为，以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建立高效、合规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关键词：案例人力资源法律风险人力资源法律风险防控劳动法律法规
一、案例
基本案情：
某市某装饰设计公司为了提高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准备招聘一名具有管理经验的行政部经理并让这名经理设计公司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方案。2008年6月，公司通过某知名在线招聘网站招聘到邱某。邱某自称具有多年的行政工作经验，同时具有某市的管理专业的本科学历，公司高层领导经面试后对邱某的丰富的行政工作经验和耀眼的学历所认同，遂正式录用邱某为该公司的行政部经理，薪酬为每月5000元。邱某进入公司后设计了公司的组织机构、管理方案同时对公司的薪酬福利、加班考勤、安全生产等管理制度重新进行了修订，同时起草了员工劳动合同、各部门各岗位人员岗位职责、任职要求，其中邱某对自己的行政部岗位职责明确要求：“负责公司员工合同的签订、续订、解除、终止，负责公司所有员工的社会保险，负责公司行政管理制度的拟定和实施，负责公司员工的档案管理等”。后邱某又组织公司的所有员工对公司的各种制度和政策进行学习培训。
2010年8月邱某突然向公司总经理提出离职，理由是寻求更好的发展，公司总经理觉得非常突然但由于公司此时正处于经营旺季无暇顾及邱某的行政工作，遂答应了邱某的请求，邱某简单的向公司做了工作交接。2010年9月公司突然接到劳动仲裁委的通知，邱某已经将该公司告到仲裁委，仲裁请求是：要求公司支付2009年到2010年的双倍工资6万多元，理由是在邱某任职期间2009年到2010年公司没有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装饰公司辩称，邱某系单位的行政部经理。公司的劳动合同均由行政部负责与员工签订、续订，同时邱某的岗位职责就是公司的所有人事行政工作，并向仲裁委出示了邱某制定的行政部及行政经理岗位职责。邱某在公司时具有双重身份，一是员工，二是代表公司来行使行政职权。邱某系行政部经理，负责该项工作，理应知道本人应及时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且这也属于邱某工作岗位应尽职责。故，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责任在邱某而不在单位，用人单位不同意向邱某支付未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二倍工资。
公司还向仲裁委员会提供了该用人单位与其他员工订立的书面劳动合同，以证明用人单位已与其他员工订立了书面劳动合同。但无法提供与邱某订立的书面劳动合同。
邱某在庭审中进一步主张，虽然自己是行政部经理负责合同的签订及续订工作，但公司所有员工的劳动合同最后由总经理签字并有公司加盖公章，自己虽然负责具体的劳动合同签订及续订事务，但合同能否签订、续订以及最后签字、盖章还是公司具有决定权，并声称多次向公司总经理说要求续订自己的劳动合同但总经理都未同意，但未出示相关的证据。裁决：
仲裁委在庭审查明的基础上认为：邱某作为某装饰公司的行政部经理，负责公司的行政
人事工作，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属于其自身的职责范围，应履行工作职责，完成公司全体员工包括其本人劳动合同的签订及续订工作，现在全公司的人员都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惟独其作为行政部经理却没有签订合同，这显然是邱某本人的不作为。因此对邱某因未续订书面劳动合同要求单位支付二倍工资的请求，仲裁委最后作出了不予支持的裁决。案件评析：
本案的焦点是邱某作为行政部经理与公司于2009年到2010年期间未续订书面劳动合同，能否向装饰设计公司主张双倍工资？
2008年1月1日施行的《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工资”。第十四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在本案中，某装饰公司招用邱某作为行政部经理。邱某作为某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受企业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管理行政部门、行使企业法人的劳动人事管理活动。同时其代表公司起草行政部岗位职责其中包括起草、续订员工的劳动合同，在行政部门与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邱某具有用人单位代表的身份。同时，邱某系法定代表人招用，成为某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员工，具有劳动者的身份。
双重身份的存在，邱某完全可以依据其双重身份谋取不合理的利益。
邱某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从形式看，公司要求行政部门与公司所有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也就是邱某所代表行政部门代表公司与员工签订。实质来看，由于邱某系行政部经理，邱某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也即邱某负责自己劳动合同的签订及续订工作。这违背了合同由两个独立的主体订立的原则，也导致邱某利用自己的行政部经理的职务有机可乘，恶意谋取不当的利益。
本案中，邱某系用人单位行政部经理，用人单位行政部经理的主要职责就是代表用人单位行使劳动人事管理权，帮助用人单位依法适当的履行劳动法律规定，避免因违法行为而导致用人单位的利益受到损害。邱某之所以被公司录用就是因为公司为了避免自己不懂法、不会用法而依法管理企业、提高公司的劳动人事管理工作，邱某进入公司后自己的制定的行政部岗位职责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员工劳动合同的签订及续订工作，当然也包括其自己的劳动合同，当自己的劳动合同在2009年至2010年应当续订的时候自己既未向公司说明自己的劳动合同的续订工作由其本人负责不妥，也未履行自己应当履行的要求公司尽快与自己续订劳动合同的工作，反而采取突然离职利用公司的管理漏洞恶意索赔。对邱某的行为，从公正适用法律的角度理所当然不能得到支持。至于邱某提出的自己虽然负责劳动合同的续订工作，但劳动合同须由总经理签字和公司盖章，进而主张公司在劳动合同的续订上是具有决定权和责任的这一说法，从邱某的行政部经理职务和岗位职责包括续订的具体事务来看，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劳动合同的续订除行政部经理外的一般员工来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是应当首先发起续订要求的，因为一般员工就是与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相对应的独立主体。而邱某是行政部经理他不仅仅是公司的员工，在劳动合同的续订上是代表公司的，代表公司来行使劳动合同续订的发起工作，这是作为行政部经理的邱某的必要职责，从法律上来讲，如果其明知应当续订而不续订就是恶意的，如果确实因某种原因忘记了续订，那也是邱某的过失，是失职行为。
二、笔者建言：
这是一起典型的现代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公司赏识邱某的才华与能力委以重任并付以高薪，邱某不知感恩反陷公司于不利并反咬要求高额双倍工资，不过最终的结局还是让我们满意的。但还是值得我们重新回味“农夫与蛇”的这个传统故事。现代企业要走向市场经济，就意味着必须加强管理，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本时代的到来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员工、重视员工所创造的巨大的经济效益。《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及新实施的《社会保险法》也让更多的企业重视员工的劳动人事工作。在企业对员工进行劳动人事管理过程中往往对行政部授权进行管理，但对行政部进行授权却忽略了权力与制约的原则，导致行政部的工作人员无人监管、无人制约，更存在着滥用职权、恶意索赔、离职时利用公司漏洞“敲竹杠”等等。行政部经理向老东家恶意索赔的案件在国内层出不穷，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用人单位没有掌握好管理与法律的平衡点。
2008年颁发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已经明确将“人力资源风险”定为企业所面临的18个风险之一，并规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至少应当关注下列风险：
（一）人力资源缺乏或过剩、结构不合理、开发机制不健全，可能导致企业发展战略难以实现。
（二）人力资源激励约束制度不合理、关键岗位人员管理不完善，可能导致人才流失、经营效率低下或关键技术、商业秘密和国家机密泄露。
（三）人力资源退出机制不当，可能导致法律诉讼或企业声誉受损。
因此加强人力资源法律风险工作对于企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综上，笔者建议一些公司从这个案例中借取一些经验和教训：
1、从法律和人力资源管理的两个角度，进行人力资源规划、设臵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和法律风险防控体系。
2、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上升到公司战略的地位，从管理上应当高度重视。
3、从企业经营管理的实际和特点出发，设臵完善员工入职流程，在员工招聘阶段设臵背景调查机制，进入企业后设臵与岗位职责和绩效考核相适应的试用期管理制度，劳动合同管理制度，入职交接体系，员工岗位职责制度、绩效考核制度，员工岗位调整制度和推出机制与方案。
4、结合企业的用人特点，引入不同的用人机制，并科学的评析不同种类员工的法律风险；如对管理人员、行政人员、技术人员、营销人员、采购人员、财务人员、工勤人员、一线工人等进行法律评析，分别采用不同的用工方式，如劳动合同制、非全日制用工方式、劳务派遣方式、退休人员聘用制、技术或承揽合同制等，这样不仅法律风险明晰而且相应的用工成本科学合理，能够有效的发挥不同用工主体的作用，并促进企业的经济增长。
5、对于如管理类人员、技术类人员、营销类人员、财务类人员等涉及企业重大商业秘密、技术秘密、重大经营管理决策、重要财产安全的人员务必实行重点管理，因为此类人员一旦出现问题对企业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有时候甚至带来灭顶之灾，因此需要设臵商业秘密管理制度、关键岗位轮换制度等体系，防止出现问题后给企业带来重大不利。
6、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敢于使用外部服务资源如律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摈弃律师仅仅是“打官司”的观念，律师的主要工作应当是协助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因为律师事务所是独立于企业与员工的中介机构，其接受企业聘用后将代表企业的利益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律师事务所在参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防控方面将具有不可代替的优势，协助企业全面梳理企业人员管理漏洞、防控法律风险。
作者简介：
徐阳，律师，北京市杰澳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北京律师协会会员，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会员，北京青年创业示范园创业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