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资本论有感

21世纪资本论有感（共6篇）

篇1：21世纪资本论有感

《21世纪资本论》读后感

历史如镜，兴替之后总会留下痕迹，顺着那些斑斑点点，我们去追寻那个时代的记忆，并憧憬着今天的真理。——题记

如果将历史比作一幅画，那经济可以看作是描绘这幅画卷最神奇的画笔，它沾着资本、土地和劳动等不同的颜料，渗透到画卷的每一个角落，让历史的每一处都精彩纷呈。每个时代都有那么些执着的人们，他们以逻辑为舟，热情为桨，不断地探求这幅画卷的秘密，发出时代最智慧的声音，如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凯恩斯等等。他们仿佛都能从这色彩斑斓的世界中找到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他们像对待孩子一样给他们起着各种有意思的名字。“财富”、“看不见的手”、“资本”和“经济增长曲线”等等，而我们这篇文章要讲的是一个叫做托马斯•皮凯蒂的经济学家，他从这些孩子中领养了一个叫做“资本”的家伙，细心地观察着他几百年来的成长，耐心的感悟着它对整个世界带来的影响，谨慎的思考着如何从他那里获得让世界更加幸福的力量。他为它在新时代写了一本传记，名为《21世纪资本论》，许多的经济学家对其大加赞扬，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连续发表评论，称其为“最近十年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该书主要的理论贡献是使用丰富详实的数据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标进行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存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事实，并提出收入差距会继续增大。显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矛盾与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挑战具有本质差异，然而，本书在给资本主义寻找药方的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思路和思考，原因很简单：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当前也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其次，本书的理论分析对象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对于发达国家面临经济问题的思考有益于我们规避未来经济中可能会遇到困境。

19世纪以来，马尔萨斯、李嘉图和马克思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他们都对贫富分化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给与了充分关注，直到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库兹涅茨曲线”，该理论认为不平等的程度会随着经济增长自动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实证方面，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之后的30年里也的确出现了不公平程度下降的现象，似乎事实已经给该理论提供了支撑，这个观点似乎也让资本主义国家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竞争的过程中找到一根“救命稻草”，学术界对于财富和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似乎以“经济增长会自动解决分配问题”的观点为定论，对财富分配问题的研究逐渐沦为枝节。

然而，托马斯•皮凯蒂认为之前的理论支撑只是一段时期的特例，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好转并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加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使得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出现了大规模的再分配调整。依靠数据工具，皮凯蒂分析了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典型国家收入与分配的变动趋势，他指出收入不平等并非倒 u 形曲线，而是 u 形曲线。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21 世纪将回到 19 世纪状态：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尖锐，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战争。

从历史的眼光看，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是极为缓慢的，平均增速仅仅为2‰，与之相伴的是财富资本的高度集中。皮凯蒂以资本（存量）/国民收入（流量）为指标，发现历史上存量资本普遍是当年国民收入的6-7倍，而社会上1%的人占据了存量资本的绝大部分。在人类历史上这种资本的高度集中只有一次例外，1930-1950年，这段时间由于两次世界大战，资本重新分配；两次工业革命导致经济增长率大幅提高；同时国家职能扩张，使得20世纪中期资本分配集中趋缓。但是到了20世纪末，资本再次有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的趋势。那么，资本高度集中的根源是什么？这个值得我们深思！

有人说，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掌握了数据就掌握了发言权，我们必须意识到，数据如水，分析若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拥有详实的数据只是向真理的灯塔迈进的必要条件，数据和正确的分析思路与方法的结合，才是通往真理制高点的充分条件。我们可以看到，大规模详实的数据为作者提出关于收入差距理论提供了可靠的现实支撑，然而，任何一种经济现象的背后必然有其内在的作用机理，洞察这种机理不仅对于我们研究经济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具有导向作用，更是我们解决和规避问题的有效手段。作者为了找出只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内因，进行了三个层次问题的分析。

首先，资本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的缘由是什么？为分析这个问题，作者提出了两个资本主义定律，资本主义第一定律：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α=r*β，（α是资本创造收入的比重，r是资本收益率，β是资本/国民收入）；资本主义第二定律：β=s/g，（s是储蓄率，g是经济增长率）。推导如下：第一，资本收益率始终大于经济增长率，r＞g。这确实挑战了传统观点“资本收益率是实体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作者认为，如果资本收益率小于经济增长率，持有人倾向于及时消费而不是投资，消费的增长继而刺激产业对资本的需求，需求大于供给，刺激资本收益率的提高。即r＞g。第二，资本收入比β=s/g（储蓄率/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g历史上一直呈现极低的增长，3%-5%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新兴国家一旦赶超发达国家后，也会进入低增长的“新常态”，而老龄化的社会将激发储蓄率的提高，由此导致资本收入比β的提高。第三，由于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即资本的收益率增长远远高于工资收入的增长，这会进一步提高资本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这从更本上否定了依靠劳动缩小收入差距的可能性！

资本收入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的根源是什么？以上分析了导致资本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超高比重的原因，为了分析导致资本收入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的根源，作者又提出收益率不平等的概念。第一，更高的资本能够占有更多资源，比如聘用高质量的投资机构；第二，大资本抗风险能力强，在风险中的生存能力和获利能力使得大资本对小资本进行排挤、兼并和取代；第三，当前各国税收体系对于大资本更有利：资本利得的税率远远小于实体经济税率；富人的边际税率小于中产阶级承担的税率。

最后，资本集中到被少数人手中的事实能否有所改善？作者指出，基于以上原因，资本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现行的继承体系，使得资本代代传续，持续的高收益使得继承人成为超级“食利者”。于此同时，作者还发现，美国出现超级经理人，他们的劳动收入毫无理性的远远高于普通劳动收入。超级经理人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淡化了教育、技术扩散带来的收入平等。作者在开篇就提出，有一种强大的机制在交替性推动收入与财富趋同分化，而这力量不会自动减弱或消失。趋同的力主要是知识与技能扩散，而分化要在于 r>g,即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如此看来，现实条件告诉我们分化的力量要远远大于趋同的力量。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作者提出了解决资本高度集中的根本途径：推行累进制的资本利得税。作者回顾了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历程，详尽分析了资本无限积累和自我增值的内在特性，指出，仅仅依靠市场力量，在低增长的新常态社会，资本必然高度集中在垄断财阀手中。解决之道就是利用政治强制力量，推行累进制的资本利得税，对极少数垄断财阀征收合理税金，促进教育、医疗、扶贫等公共事业发展。作者的理由是市场力量必然导致资本集中，资本集中导致“食利”，长期以往损害经济活力、阻碍创新。国家进行财富分配的途径主要是以上分析的利用通胀再分配和税收。通胀很难控制，通过税收调节收入是国家应有责任。考虑到欧洲大陆发达国家每年投资于教育的金钱仅仅占国民收入的1%，对垄断财阀、超级富豪7-8倍国民收入的存量资本征税，将有效推动各项公共事业进展。但征税的政策手段需要满足的条件过多，可谓困难重重！

许多人认为该书所描绘的许多现象在当今的中国有所印证，作者本人也在中国版的绪论中提出：“因为眼下在中国，公共资本似乎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据估算约占30%-50%。如果公共资本能够保证更均等地分配资本所创造的财富及其赋予的经济权力，这样高的公共资本比例可以促进中国模式的构想——结构上更加平等、面对私人利益更加注重保护公共福利的模式。中国可能在21世纪初的现在最终找到了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良好妥协与平衡，实现真正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经济，免于整个20世纪期间其他国家所经历的种种波折、朝令夕改和从众效应。”笔者认为，我们在分析《21世纪资本论》对于中国问题的启示时，应该把握的是这本书提供的分析方法，这样才能排除数据误差和对中国实际问题错误理解带来的错误观点。

正如作者所说：这本书的唯一目的是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一些通向未来的钥匙，我只是将这些历史呈现给读者，但历史总是能够创造自己的路径，这些过去的经验教训的实际用处还有待考证。

篇2：21世纪资本论有感

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索罗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分别称赞该书：“今年甚至未来十年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一部“及时而重要的作品”，“对一个旧主题提出新颖而有力的贡献”。哈佛大学Lawrence Summers认为其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历史演变的统计描述就值得一座诺贝尔奖。

在这本书中提出，近几十年来，世界的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而且据预测将会继续恶化下去。当前在美国，前10%的人掌握了50%的财富，而前1%的人更掌握了20%财富。现有制度只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皮凯蒂认为，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也就是说未来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拼爹时代”。该书用大量历史数据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极大的疑问。Piketty通过详实的数据工作发现，在近2的资本主义历史上，1)收入和财富差距并没有比封建时代改善多少，收入和财富差距仍然主要由继承财富的差异引起;2)绝大多数历史时期，资本积累的速度都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使得资本占比和收入分配恶化。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Piketty相信如果能够有效地推进累进收入税，资本税，将其用于社会支出，收入和财富差距的问题就可以解决，资本主义也可以实现长治久安。

《21世纪资本论》之所以争论如此巨大，可以归结为对下面两个基础性问题的不同认识：一是资本主义是否会导致不平等，二是是否应该(通过资本税)干预不平等、调节收入分配。Piketty的对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这一论断挑战了冷战结束以来，自由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

篇3：21世纪资本论有感

一、关于财富分配平等问题的讨论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1955年发表名为“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著名演说, 即“倒U曲线”, 主旨就是收入分配在达到一个顶点后会慢慢趋于缓和, 矛盾越来越小, 这一理论受到广泛关注。 他认为任何情形下的不平等都可以用“U形曲线”来解释, 第一阶段收入不平等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有联系, 紧随其后是不平等大幅减少的阶段。 不平等的自然增长阶段也就是马克思当时所说的历史阶段, 资本主义“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 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3]然而“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 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 可知当时分配严重不平等, 主要是私有制的存在给广大无产阶级带来沉重包袱。 资本主义发展表明, 只要少数人控制着生产资料, 人人自由平等就是空话。 对生产资料的专制的、 不受限制的私人占有导致企业内部无财产的雇佣劳动者丧失权利和受到剥削[5]。 马克思认为需要剥夺剥夺者, 消灭私有制, 使每个人得到自由发展。

库兹涅茨关于第二阶段的论述, 有合理因素。 但皮凯蒂针对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 提出关于经济发展的U型发展理论, 认为经济发展在最初阶段存在差距, 不平等也存在, 随着经济的发展, 不公平问题因为经济发展得到减轻, 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不公平问题再次引发人们的思考。 对于这两种理论, 我感觉后者更加具有确定性。 皮凯蒂认为, 二战前30 年的经验在资本主义史上是个特例, 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随着撒切尔和里根等保守势力的上台, 新自由主义再次重申自由而忽视平等问题就是一个证明。

二、中国应对不平等问题的制度优势

《21 世纪资本论 》 告诉我们, 单纯经济发展不能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如环境问题, 这都是社会问题, 市场经济不会自动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政府的作用。 如何解决社会问题, 要求发挥政府的作用。 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者来说,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 他们解决不了。 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 政府作用也越发强大, 福利制度趋于完善。 这些措施表明西方国家开始把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起来, 重视不平等问题, 而这对于我国来说可以说是本身就具有的制度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开始重视市场的作用, 经过30多年的发展, 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中国模式”引起世界各国政治家和理论家的重视, 但也存在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 这告诫我们,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充分发挥制度优势, 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 “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精神, 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居民收入, 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同时, 要加大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改革的力度, 把深化改革,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实施扩大内需、调整结构、科技创新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等战略措施, 与巩固公有制紧密结合, 这样才能做到标本兼治, 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促进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创新, 它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 社会主义从平等出发, 市场经济主要强调效率的作用, 把平等和效率结合起来, 既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又体现市场经济的重要性。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再分配注重公平, 客观上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主客观的结合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因此,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 要让市场起基础性作用, 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 这是我国优越于西方的地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任何个人无法与资本抗衡。 要使大多数人共同富裕, 必须通过国家驾驭资本, 在市场经济中, 真正的关系是资本、 人民与国家三者间的关系。国家是站在资本立场还是站在人民立场, 决定社会性质, 决定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 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场经济, 而在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 以什么作为指导国家的最高原则, 以资本为最高原则的是资本主义, 以社会或人民为最高原则的才是社会主义[6]。 因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只能是社会而不是资本。

三、对私有化的一点思考

《21世纪资本论 》告诉我们, 单纯搞市场经济不能解决公平问题。因此, 对于我们来说, 始终要把“三个有利于”的准则作为我们发展的要求。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要积极倡导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同时保证国有企业的活力, 这是促进我国共同富裕的体制保证, 要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常态化。对于这个制度优势, 我们要大力发扬。 同时也要注重私有制的发展, 因为它对促进我国就业、消费等起着重要作用。

摘要：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上市就风靡全球, 为我们重新认识和发现西方国家存在的不足提供了重要证据,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也印证了马克思在共产党中所预示的“两个必然”的重要性。文章主要通过对本书的介绍来说明私有化存在的问题, 以及对我国私有化改革所具有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21世纪资本论,平等,私有化改革

参考文献

[1] (法)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2.

[2]蔡万焕.《21世纪资本论》风靡西方的启示[J].红旗文稿, 2014 (16) :34.

[3]马恩选集 (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403.

[4]马恩选集 (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297.

[5] (德) 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19.

篇4：《21世纪资本论》是《资本论》

关键词：资本/收入比；私有制；数量；次序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69-03

一、资本/收入比的运动趋势以及劳动价值论下的理解

“资本/收入比”在《21世纪资本论》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皮凯蒂认为“估算资本存量价值可能比估算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流量更为准确”，通过资本主义第一定律：？琢=r×？茁这个会计恒等式，可以通过中间变量资本/收入比来测量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之间的比例而不用直接衡量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之间的比例不平等。

首先，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结构和数量上的演变情况（以资本/收入比的形式表现）。大量的数据向我们展示一个事实：从“二战”——资本遭受了巨大的物理性毁坏以来，资本/收入比保持上升态势并且有可能回到“承袭资本主义”资本/收入比的状态。

仅管作者向我们展示了资本的不同形态，不过在资本/收入比范畴中，皮凯蒂将资本与财富混为一谈，资本/收入比也就存在着计算口径不一致的问题。比如，作者将“土地、建筑、企业、股票、债券、专利权、牲畜、黄金和自然资源等”都划入资本的行列，他将凝结了人类劳动的产物与没有凝结人类劳动的自然资源看作是相同的，都归为资本；将国民收入归为劳动产物这一类。皮凯蒂定义的资本范畴存在着劳动产物与非劳动产物的区别，国民收入属于劳动产物这一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经用“1夸特小麦=a英担铁”的例子中说到：“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夸特小麦和a英担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就表明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之上才能够进行数量的比较。有些学者认为效用，即物对人的满足感也是共有的，米饭可以充饥，水可以解渴等等——这些都是对人的效用，并且效用是一样的；如果照此理解，资本/收入比就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这些学者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产品的效用替代不是没有限制的，比如：米饭无法解渴，水也无法从根本上充饥。满足不同生活需要的产品并非像无差异曲线那样能够在实际生活中实现相互替代。这个“共同的东西”只能是劳动产品中凝结的人类劳动。

以产业资本（资本品都是劳动产品）的视角看待《21世纪资本论》的“资本”范畴比以广泛的财富的视角更贴近整书的逻辑。之所以以产业资本的视角理解资本/收入比“资本”，那是因为皮凯蒂在书中强调“一切取决于能够把资本和劳动结合起来，生产出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又引入“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证明资本收入比重的运动变化。与笔者持类似观点的论述有“皮凯蒂在解释资本/GDP比值上升但资本收入比重不会下降时指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资本与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这就意味着，资本必定是以生产性资本的形式存在……资本收益率也是生产性资本的收益率”[1]。我们可以说，用产业资本的视角理解资本/收入比是正确的。至于皮凯蒂将“资本”等价于“财富”，则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现有技术水平下无法作为生产资本发挥作用的财富在未来可能会成为生产资本。

由此，资本/收入比就可以理解为不变资本的价值量与活劳动创造的价值量之比，它表示在一定技术水平下，一个既定的劳动时间内劳动者能够推动的（即资本与劳动力能够实现结合）不变资本的价值，即？茁=c/（m+v），那么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净投入的资本品的价值量与它所吸收的活劳动量就等于由技术决定的资本/收入比，用公式表示就是：？茁=？驻c/？驻（m+v）=c/（m+v），从较长时期来看？茁=s/g，即资本主义第二定律。当资本量到达临界点之后，由于技术并不能将资本与劳动结合起来，多余的资本品就不能够吸收活劳动，如果继续增加资本，资本/收入比也不会表现为c/（m+v）的增大。当存在技术进步时，推动既定价值量的不变资本只需用更少的劳动量或者相同的劳动消耗能够与更大量的不变资本结合，资本/收入比c/（m+v）才会变大。尽管我们认为资本/收入比计算口径有误，但是资本/收入比上升这一基本论断是正确的。

二、资本收入比重？琢变化趋势的阐述及分析、判断

皮凯蒂认为随着资本品的净投入，一方面资本存量增加会导致资本/收入比增加，同时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又是递减的，对？琢=r×？茁而言“其中有两个是自变量，而有一个是因变量”。那么资本收入比重？琢的变动方向就是数量效应和价格效应相互较量的结果：数量效应或积累效应——资本/收入比？茁上升作为统计已知。皮凯蒂“假设资本和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那么资本收益率应该完全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通过“边际生产率”递减论证资本收益率递减（皮凯蒂将资本收益率递减看作是价格效应）。随后引入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并判断如果替代弹性“大于1，资本收入比重？琢递增”，即资本收益率降低幅度小于资本/收入比上升的幅度；或者说是价格效应不足积累效应。反之，价格效应超过数量效应，？琢减少。

综合原文“如果替代弹性在0和1之间，那么资本/收入比？茁递增的幅度小于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的幅度，从而使资本/收入比重？琢递减。如果弹性大于1，资本/收入比？茁递增的幅度将大于资本边际生产率下降的幅度，于是资本收入比重？琢递增”，“根据历史经验，最可能的结果是数量效应会超过价格效应，也就是积累效应会超过资本收益率的下降”和“对任何一种资本形式来说，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价格效应会超过数量效应”，我们可以推知：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小于1与一种资本形式超过临界点等价；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与一种资本形式不超过临界点等价；现有技术能够实现资本与劳动的结合与一种资本形式不超过临界点等价；那么，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就等价于现有技术能够实现资本与劳动的结合。命题：替代弹性大1数量效应超过价格效应等价于只要资本存量不超过技术要求的临界点（能够实现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数量效应就会超过价格效应。随后，皮凯蒂计算出21世纪的资本劳动弹性大于1，从而资本收入比重？琢会变大。在這里皮凯蒂从技术角度考虑资本能否与劳动力结合：只要能够实现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数量效应就会超过价格效应；反之，价格效应就会超过数量效应。（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价格效应超过数量效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根本不存在的。）

但是皮凯蒂并没有具体说明当替代弹性大于1（即资本存量不超过临界点）时数量效应超过价格效应的机理，他只是将这个结论直接运用。对此，不少学者对数量效应超过价格效应的观点持不赞成态度。比如：克鲁格曼从理论层面对替代弹性大于1（技术能够实现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数量效应超过价格效应抱有怀疑态度，“皮凯蒂肯定地指出，r变小的速度慢于g变小的速度。或许，他的这一观点不一定正确但如果假设用机器来取代人力足够容易的话，或者，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那么，增长肯定会放慢”[2]，克鲁格曼认为即使替代弹性大于1，数量效应超过价格效应仍然是值得商榷的。另有经济学者则试图通过数据来驳斥皮凯蒂替代弹性大于1这个观点从而证明价格效应超过数量效应而不是数量效应超过价格效应，“皮凯蒂引用了其他学者估算的替代弹性为1.3来支持其论点，但这是从总值意义上的生产函数推算得来的，如从净值来看，替代弹性应为0.6，不能支持皮凯蒂的？琢将随？茁增加而增加的核心观点”[3]。从净值看，替代弹性为0.6，按照皮凯蒂的说法，技术无法实现资本与劳动的结合，那么价格效应就会超过数量效应。尽管前者从理论层面对皮凯蒂的解释进行否定，后者顺沿着皮凯蒂的“第一定律”分析范式进行分析，但是他们共同之处都认为价格效应超过数量效应是可能的，都是不假思索地将价格效应超过数量效应作为真命题。虽然皮凯蒂列举出“第一定律”存在着价格效应超过数量效应的可能性（当技术无法实现资本与劳动的结合时），但是“第一定律”实际上只能够解释数量效应超过价格效应这一种状态，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产品分配次序所以在“第一定律”中价格效应超过数量效应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替代弹性只是一个从技术层面判断资本与劳动能否有效结合的前提条件：当替代弹性大于1时，c/（m+v）才等于？茁才能带入“第一定律”？琢=r×？茁，当替代弹性小于1时，如果c变小为c*或者（m+v）变大为（m+v）*——总之要使得？茁变小直到能够保证技术能够实现资本与劳动的结合，那么c*/（m+v）或c/（m+v）*才等于？茁带入“第一定律”？琢=r×？茁。皮凯蒂错误地解释了替代弹性与资本收入比重？琢的关系，积累效应超过价格效应的程度减小与资本收入比重？琢降低其实是同步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不存在价格效应超过积累效应。

皮凯蒂认为资本收入比重是数量效应与价格效应相互较量的结果，因而将“第一定律”写为？琢=r×？茁。这种表达方式使人误解为先存在资本收益率然后才有资本收入比重，资本收益率决定着资本收入比重。事实上资本收益率r是资本收入比重？琢和资本/收入比？茁共同推动的结果。在皮凯蒂看来“资本收益率r好像平缓了资本数量？茁的演变过程”；皮凯蒂将因果倒置了，与其说“平缓”倒不如说资本家为了阻碍资本收益率的下降使得？琢要跟随着？茁的变动而变化，那么“第一定律”应该表现为r=？琢/？茁或r=？琢×g/s。当资本/收入比上升时，如果？琢增大，r下降的幅度小于？茁上升的幅度；如果？琢减小，r下降的幅度仍然小于？茁上升的幅度，不过此时下降的幅度变大了，而不是像“第一定律”那样颠倒了资本收益率r和资本收入比重？琢的因果关系的论述，也不是价格效应超过数量效应导致。总之，？琢是自变量不是因变量。

三、资本收入比重？琢背后的所有制因素——“中心矛盾”r>g的根源

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首先分析了资本收入比重？琢的变化趋势，然后再转入分析？琢存在的原因，他认为分化的核心是r>g，“在某种意义上，它囊括了我所有结论的整体逻辑。”因为缺少理论支撑，皮凯蒂对r>g的结论存在着摇摆不定的态度：他既承认“完全可以设想一个社会，那里经济增长率大于资本收益率”同时又认为“资本收益跌至经济增长率之下，资本的长期份额低于储蓄率。从社会角度看这是荒谬的”。从而导致他一方面要我们“说服自己相信r>g确实是历史事实”，同时也承认r>g“并非作为逻辑上的必然”，“我的所有结论本质上都略显牵强”。有学者进而指出，r>g不能作为分化的根本力量的依据，它只算是统计事实。导致皮凯蒂“中心矛盾”缺乏理论支撑的原因是新古典仅仅从科技技术层面而不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层面考虑资本与劳动的结合，“从新古典理论来看，储蓄率取决于原子化个人为了最大化效用所做出的选择，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技术进步和储蓄率，而资本收益率取决于生产函数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在皮凯蒂看来，资本与劳动之间通过结合发生作用，实际上是资本能够吸收多少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劳动者不是一无所有就是缺少足够的生产资料维持自身的生活，只有在劳动者获得资本所有者允许的条件下才能够与资本结合。当劳动者以雇佣劳动力的形式出现在资本家面前的时候，产品的分配先后次序就已经决定了。马克思分析道“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4]因为生产资料归于私人所有，财产的处置权力也就归属于所有者，劳动者能否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也取决于所有者。这就为所有者占有他人劳动成果提供了可能，尤其当某种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垄断所有时尤为如此。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社会产品的分配是按照社会等级的高低按次序分配的。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净产品的分配首先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划分即资本收入？琢与劳动收入1-？琢，即使在资本家阶级内部也存在着高低之分，在资本收入中然后再细分为对不变资本的净投资和资本家本人的生活基金，这就必须保证？琢>s。通过“第一定律”我们就可以通过对资本收益率r和经济增长率g的测量，可以大致估算出食利者收入占据国民收入的比重，但是“中心矛盾”r>g的内在动力是？琢>s，r>g只是？琢>s的外部表现，并非如皮凯蒂本末颠倒阐述的那样“只要r>g，资本的长期收入份额就会大于储蓄率：？琢>s”。有些学者质疑r>g的逻辑，也只是因为没有考虑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产品数量是由参与收入分配的次序决定的，加之皮凯蒂又没有从所有制层面分析导致不少学者对r>g存在着误解。至此我们就可以理解？琢/s>1，g减小的幅度一定是大于r减小的幅度的逻辑——价格效应超过数量效应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根本就无法存在。

四、新古典理论下缩减贫富差距的政策建议及分析

假如不考虑私有制，技术进步使得更大的资本量与劳动结合从而导致资本/收入比增加，贫富差距就会增加，这在“第一定律”中已经反映出来了。皮凯蒂将技术进步看作是整个社会的外在因素，那么就说明收入差距与社会制度并没有联系。通过减少一部分资本用于再生产就能达到降低资本收入比重的目的，这便是皮凯蒂政策建议的理论基石。在此理论的指导下，缩小贫富差距的一切措施、規则都是围绕在降低资本/收入比这个中心点展开。皮凯蒂对此开出的药方是“……对全球财富的年度累进税。最大的财富将被征收更重的税，并且所有形式的资产都将被包括在内：不动产、金融资产和商业资产……”“其目标是终止无限增加的财富不平等”[6]。皮凯蒂思考的是如何“缓解”资本主义社会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转变这一历史进程。但这种“站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的立场批评体制”[6]具有乌托邦式的风格。

历史已经证明，私有制经济一定会导致贫富差距。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是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还不能实现正真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社会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会显现出来，甚至在有些部门、地区还会有激化的可能。如何调动社会积极性，将公有企业的红利还于社会缓解贫富差距，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得统筹兼顾，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借鉴先进理论经验，又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参考文献：

〔1〕何帆，罗知.围绕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争论[J].国际经济评论，2014，（6）.

〔2〕保罗·克鲁格曼.为什么说我们正处于新“镀金时代”[J].国外理论动态，2014，（9）.

〔3〕崔之元.《21世纪资本论》：经济学的“统一场论”？[J].新知，2014，（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C].人民出版社，200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C].人民出版社，2006.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C].人民出版社，2006.

篇5：21世纪资本论读后感5000字

一开始想谈谈如何与《21世纪资本论》的实体书结缘的。其实我本人是不爱买实体书的，因为当今大多数书籍都可以在网上找到pdf文件，虽然阅读起来不一定比纸质书舒适，但到底是可以节约下一大笔费用的。在我20岁生日之际，一位友人定要以货币形式表示他的祝福，被我果断拒绝了。因为在我看来，这顿“免费的晚餐”无非是一笔社会资本投资，有来必有往，既然厌恶风险不如分文不取。尽管道理往往是心照不宣的，但不给人台阶下也不是做人之道，于是我建议他赠我一本书，书籍自选。怎奈我平日里对自己读书范围只字不提，他只明了我是学理论经济学的学生，于是在畅销书中选中了这一本书。

书上有一行来自保罗.克鲁格曼的书评，他称这本书为近十年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并提到这本书破除了许多保守派关于自由竞争的信条，还声称“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我曾涉猎过一些所谓“承袭制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作品，这类著作的集中阅读会让人对道德失去信心——因为在那个年代财产(遗产)是高于一切的。所以“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这段话，激起了我对这本书的兴趣——因为要把现代和“承袭制资本主义”时代联系起来的确有难度。

在正式进入这本书之前，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作者，托马斯.皮凯蒂。作者的头衔有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创始人之一、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本科数学经济学双学位，22岁获博士学位并在麻省理工经济学院任副教授两年。主要研究财富与收入不平等。

本书除了导言和序言部分，共分为四个部分——收入和资本、资本/收入比的动态变化、不平等的结构以及21世纪的资本监管。

第一部分主要是阐明一些基本概念。首先，作者在本书中对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资本)账户进行了国内外、劳动与资本两种划分：国民收入=国内产值+国外净收入=资本收入+劳动收入;国民财富=国民资本=私人财富(资本)+公共财富(资本)=国内资本+净国外资本。并将资本定义为一国某时间点居民与政府所拥有的全部物品的市场价值之和，但不包含“人力资本”。

接着，作者给出了资本/收入比这一指标以衡量各国资本的相对充盈程度，记作β。在有了以上的铺垫之后，所谓的“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就建立起来了：α=r-β。α是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的比重，r则是指资本收益率。

然后，作者抛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历史记录表明，推动穷国和富国经济发展水平趋同的主要因素并非是全球资本自由流动，而是来自知识的传播与扩散——这就动摇了读者对全球化理念中的资本自由流动对收入差距缩小的贡献，也为后文论证资本自由流动是扩大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做了铺垫。

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章，作者给出了公元0年到的全球实际产出增长水平，并预计发达国家平均实际产出增长率将在21世纪后半叶降到1.2%。这一章与前文所述看似逻辑关联不强，但都是在为后文的论证做准备。

第二部分一开始对英、法、德、美等发达国家自18世纪(不同国家因为财产登记制度时间起点不同)至的资本收入比情况做了个案分析。这几国虽然资本收入比和资本结构的变化趋势因制度、历史因素存在差别，但也存在显著共同点。例如一战开始到20各国资本/收入比的时间序列几乎都为两边高中间低的U型态势(美国是自大萧条开始到年呈现U型态势)——意味着各国资本/收入比在2010年已接近一战前的历史最高水平，且公共资本占收入比重都相当低，几乎处于0%的水平(公共资产=公共债务)。

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只能解释静态的资本收入占比，却无法解释资本收入比在长期中的变化，于是作者给出了“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β=s/g，其中s为储蓄率(扣除折旧后的净储蓄，并包含企业净储蓄)，g为经济增长率。但作者强调，这个公式只能揭示长期中的资本/收入比均衡，通过对发达国家长期中的平均储蓄率和平均增长率的考察，这个公式得出了与现实基本相符的结果。那么未来资本/收入比的变化趋势是什么?作者认为，由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且由于资本相对劳动议价能力一直在持续上升，β将持续上升。有趣的是，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还可以解释马克思的“资本家自掘坟墓”的经济观点：当一国储蓄率s为正数，且由于缺乏结构性增长使g逼近于0时，β将会无限扩大并使得资本收益率r下降，最终就会出现所谓“资本主义的末日”。在过去，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仿佛并没有解释力，但如今低增长率正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特征，资本的无限累积可能会卷土重来。但令人感到震惊的是，由于r在长期中一直保持高度稳定，所以现实的资本无限累积很可能是无限制的。

第三部分主要介绍全球收入的分配情况。这似乎是老调重弹，但作者创新的地方在于细致地考察了资本、劳动收入各自的内部分配情况，以及富人群体内部的收入分配情况。尽管受过经济学教育的人都对发达国家收入结构有基本的认识：即最富的10%通常占有一国半数以上的财富，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在这10%的人之中，财富分配不公的程度更是远远大于用10%—90%划分方法所得到的不平等程度——越是缩小最富有的人群范围，财富分配不公程度越是加速扩大(长期中前1%的财富始终占到前10%的财富总量中的一半)。更超出我们一般认识范围的是，与一战前的“食利者社会”不同，10%的最富人群中，劳动收入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美国，只有在0.1%的最富人群中，资本收入才占主导地位)。观察历史数据可以得到，一战后发达国家富人资本收入的断崖式下滑，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但劳动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其实一直都相当稳定。而正是这种贫富差距中期内缩小，为库兹涅茨提供了有误导性的数据，才有了财富分配的“库兹涅茨曲线”——近几十年来的收入差距扩大实际上已经推翻了这一理论。值得一提的是，近三十多年来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主要原因是高工资收入的迅速提高——这是教育和技术赛跑理论以及边际生产率定价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作者给出的解释是，由于高管的边际生产率很难确定，再加上盎格鲁撒克逊的公司模式中，高管工资由高管自己和薪酬委员会共同确定，所以自1970年公司逐渐接受高薪酬方案后，高管的薪酬得到迅速提高。

描述了静态的收入不平等后，皮凯蒂想要论证的最终结论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动态中财富分化将会愈演愈烈。因为历史数据证实了，在长期中r始终大于g，即资本收益率始终大于人均收入增长率。那么在逻辑上如何解释这一点呢?皮凯蒂的解释是：“如果rg)。”当然，这种解释有些极端，而且皮凯蒂本人也强调，r>g是“依赖多重机制的历史事实”，不应去寻找单一因素做解释。

可能是嫌这个抽象的解释不足以支撑起论点，作者又对遗产继承情况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一个等式：by=μ×m×β。β与前文意义一致，是指资本收入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可继承的私人财富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公共财富不可继承)，m则是死亡率，μ为逝者离世时拥有平均财富与在世者平均财富的比率，by则是年度遗产和馈赠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观察我们可以得到，β是在逐年上升的，但可喜的是m是在逐渐下降的。那么这样就抵消了继承财富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上升吗?并不。m的下降意味着人均寿命的增长，也就意味着μ的上升，即by很有可能是上升的——这一点得到了实证检验。

在总结了全球财富差距进行了未来展望后，全书进入了最后一部分——“21世纪的资本监管”。作者很清楚，财富集中度的提高意味着民主制度的失效。政治的原则是合法性——即为公平正义，而经济的原则是效率。两者可以达成一致，但在财富集中度越来越高的背景下，这种一致还能否保持下去?作者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企图建立一种全球资本税，但它并不做为一个税种存在于现实之中，而是做为收入累进税的一部分发挥功能。很多人会问，收入累进税不是普遍存在的税种吗?答案是否定的。主要原因有两点：1.各国为吸引资本，争相给出优惠税率。2.资本收入相对劳动收入更容易避税。这就导致了收入累进制的再分配功能发挥有限。作者认为，要遏制资本所谓“无限积累”的态势，只有靠真正建立起涵盖一切所得的累进所得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提到了为什么说财富高度集中会威胁到中下层的生存境况。学经济学的学生，特别是只学了初级经济学的学生，很容易对财富集中产生认同，心说帕累托改进不是好事一桩吗?可是财富集中后它的避税能力会比过去更强，而同时却在享受与其纳税不匹配的公共服务，反而可能由于社会财富整体的增加(尽管这种增加并不均匀)而扩大。反映在现实中，就是公共财政收不抵支，公共财富拥有量(公共资产-公共负债)接近0甚至为负数——这就是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那么要增收怎么办?如果缺少一种“全球税”，那么只能变相对中下层加税——而这种做法只会加深社会矛盾。单从中国五千年王朝更替的经验来看，如果连续两次遏止财富集中都失败了，那么王朝只能等死——底层民众会起来(或者在其他集团的挑动下)将社会财富以暴力方式重新分配。

要实现全球累进所得税，必须先实现全球收入信息的收集。作者的建议是各国政府协作，迫使全球的银行公开关键信心。可这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乌托邦”。

关于收集收入信息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先不管，至少比作者的手段更温和，也更具有可行性——利用比特币。我们都知道，比特币除了是一种电子货币，由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它本身还是一个“行走的账本”。因为离开了准确的交易信息记录，比特币本身的币值也就不保了，所以当比特币或者说类似比特币的货币真正成为一种重要的支付手段后，除了能够提高商业效率，如果能够以强制力获取(不是篡改)这种货币背后的交易信息，那么通过分析处理，收入信息的收集就可以完成了。不过由于这种货币容易被金融界盯上，所以其币值的大幅波动似乎是在所难免的，那么在短期内它也很难真正进入商业流通领域。但从长期来看，我认为这种记账与流通职能相结合的货币一定会在某一个节点被迅速推广，但不一定就是现在的比特币。既然它最终能够流行开来，利用它收集交易信息从而估计收入情况也不是不现实的——我认为这至少比作者的“乌托邦”更现实。

我想再谈一谈皮凯蒂对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认识。皮凯蒂在导言中说道：“坦率地说，目前的经济学科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这种幼稚的做法应该被摒弃了。经济学家们往往沉浸于琐碎的、只有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中。这种对数学的痴迷是获取科学性表象的一个捷径，因为这样不需要回答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那些更复杂的问题。在法国做一个理论经济学家有个很大的优势：在这里，经济学家并没有收到学术界以及政界、金融界精英的高度重视，因此他们必须撇开对其他学科的轻视以及对于科学和理性的荒谬要求，尽管事实是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一无所知。无论如何，这正是这一门学科和所有社会科学的魅力所在：从零开始更有希望获得重大进步。”皮凯蒂又说，他在美国工作期间“我发现美国经济学家的工作并不是那么有说服力。诚然，他们都非常聪明我在那个时期也结交了许多好友。但有些事情很奇怪：我清楚地认识到，我对世界经济问题一无所知。我的论文都是由一些相对抽象的数学定理组成，但同行们都喜欢我的工作。我迅速认识到，自库兹尼茨之后，再也没有同行花精力去收集不平等的动态变化的历史数据，反而实在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大量生产纯理论的成果，并期望我也这么做。”

当然，皮凯蒂是站在这个高度上做出这么一种评价，做为经济学的初学者，我并没有资格借着皮凯蒂的话来发挥什么，我想要说明的是，我跟皮凯蒂一样，坚决认为社会科学是不能彻彻底底分家的。记得有一次对印度经济发展状况好奇，我就去查了一些论文来看，它们的共同点是模型很漂亮、理论没问题、关键经济数据都有，但问题在于，好像这套分析放在任何十亿级的人口大国都没问题。后来我想了想，这大概是因为理论是具有普适性的，但各国具体情况分明存在许多不同，如果不考虑各国各异的社会结构、文化要素，那么从理论出发进行真正接地气、到位的分析就是异想天开。

作者皮凯蒂是非常坦诚的，因为他承认自己当年“对世界经济问题一无所知”。再结合他的教育经历和书里的一些内容，我推测作者的社科综合素养其实并不高——他在对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法国人口情况、各国黑奴制度进行分析时犯了一些历史常识性的错误，当然这些并不影响他最后结论的得出，但确实暴露了这位哪怕是早就开始关注自己社科综合素养的顶级经济学者，也存在着许多知识盲区。

可能是因为我个人对经济学有偏爱，我将经济学视为“屠龙刀”。屠龙刀一旦挥舞起来，确实可以横扫千军。但是光是要把这把屠龙刀拿起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和咱们财大的一位数学老师做过一些交流，他也欣赏经济学，并且他认为经济学一定需要悟性，如果没有这层悟性，那么学四年经济学还不如学四年技术。按我的话来说，这个所谓的“悟性”，就是提起屠龙刀的那股劲道。但这位老师认为这股劲道是外生的，靠天生的悟性，但我可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股劲道就是内生的。源源不断地向我们的肌肉输送能量的综合视野，加上自身不断训练和强化的“思维肌肉”，就是决定我们能否提得动这把刀的劲道。我想在这里引用一段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演讲内容：“如果你是一个除自己专业外一无所知的优秀的化学家或者生物学家，你还可能是一个社会里有用的人，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除了经济学或者政治学科外一无所知的人，你将百无一用。除非你受过相当好的教育，而且，特别地，拥有一些社会科学知识和一些历史哲学知识，否则你不能成功地使用你的技术知识。……除非你真正了解你的经济学或者其他别的什么特殊领域，否则你就仅仅只是一个骗子。但是，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只知道经济学而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祸害。”

虽然我读书很杂，但我很清楚自己读书的最终归属是什么，就是回归到经济学上来。我感到大多数学科——特别是基础学科的教学，理论和经验都是严重脱节的。理论跑得太快，经验跟不上，就会产生对理论的曲解或者根本无法理解理论。这本《21世纪资本论》做得比较好，或许这就是它比较厚的原因。这本书也是我在我阅读的一个回归——并不是指我开始重新读一本经济学专著了，而是自己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对正义、公平、财富分配等社会合法性来源的阅读和思考的经济学上的回归。

想讲一个有趣的例子。去年10月的时候我在自习室自习的时候，人还不算太多，让我一度以为南湖校区自习室是供给过剩的。但到了11月特别是12月要考研的时候，人就越来越多了。刚开始大家还是尽量早点到自习室去占座位，但是突然不知谁带了个头，头天晚上就把书放好了，第二天用不着早起也有座位。然后大家开始纷纷效仿，第二天大家都用不着早起就有座位了。看到这个现象我开始思考，大家都得了便宜了，那谁吃亏呢?吃亏的当然是那些没有提前占座位，却又每天早起的学生了。这些学生刚开始每天早起能够占到座位，但是当大家开始提前占座之后，他们起得再早也没用了——我也是这些学生之一。

我的心理状态变化过程是：刚开始是能接受占座行为，后来有一些排斥，到最后每天找不着地方自习了心里就开始有愤怒了。不过很快考研就结束了，考生一离场，座位又空出来了，所以这个愤怒也没在心里沉淀多久。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如果把一开始的自习室座位视为公有制下的产出，再把占座行为视为私有化进程，把我这类学生理解为没有获得私有化好处的普通人，那么理解皮凯蒂所描绘的世界就轻松多了。当一个教室里座位有限(财富增量少)，而继承财富(头天占的座位)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时，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像我一样没有地方自习的人)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从容忍到排斥再到仇恨，如果没有考研结束考生离开自习室这么一出，那长期看来最有可能的就是学生组织起来否认占座的合理性。

尽管这个例子不那么恰当，但它多少反映了财富分配或者说公平问题远不只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还是社会学问题、政治学问题甚至是哲学问题和心理学问题。这也更加印证了建立综合学科知识体系的重要性。

我们再回到书中提到的不平等问题上来。作者提出的方案除了著名的“全球资本税”，还有一点是“老生常谈”的教育机会的平等。我不太同意教育机会的平等真能使收入差距缩小，或者说作用可以如作者所说的那样明显。这也许是一种“歪理邪说”，但我有我的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说，教育的实质是一个筛选机制(我也认同教育的本质本应当是激发人的能力)，或者说是一种信号投资。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承认无论怎样，总有人或者总有家庭会帮助孩子发出独特的信号——无论是以怎样的形式。而这种信号发送所要耗费的资源，本身也是一种筛选机制。

简而言之，如果削弱正规教育发信号的功能，那么总有其他发信号的方式存在，而那样的方式或许会造成更严重的不平等。

关键不在于削弱教育的筛选功能，而在阻止除个人才能以外的任何禀赋进入筛选机制。而这很难做到，中国的高考可能很接近——但为排除其他禀赋使学生重复训练、模式化思维、机械记忆却又败坏了学生学习的胃口，是否又得不偿失呢?

最后我们回顾一下皮凯蒂的一些重要结论。由于资本收益率r在长期中始终保持在4%~5%的水平，所以对任何国家而言，r>g的趋势不可避免;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意味着一个孩子将会继承更多上一辈的财富，所以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将会加速财富两极分化。低人口出生率、较低经济增长率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特征，所以皮凯蒂指出发达国家的财富分配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我想有人会好奇，发达国家资本存量很大，难道不会造成资本收益率过低的情况吗?书中给出了对这一质疑回应：确实出现过，是在建国后近百余年的美国——因为地广人稀，形成了土地资本的相对过剩压低了资本收益率(地租)。但作者强调这是一个个案，现代资本不仅可以迅速流动，而且由于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始终大于1，故资本收益率不可能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

篇6：21世纪资本论有感

《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是The Belknap Press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该书中文版现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巴曙松担纲翻译。

该书用大量历史数据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极大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