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义的名人故事

公平正义的名人故事（共8篇）

篇1：公平正义的名人故事

法律的故事：教我们认识自己

有人讲过一个故事，说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和睦相处，猎杀的野兽都要平分。有一天，一个猎户生出私念，把打到的野兽偷偷藏了起来。后来，他的行为被发现，他因违反了部落的规矩受到处罚。讲故事的人说，这就是最早的法律。

这种说法其实不对，因为他把法律与刑罚等同起来了。法律要比这早得多，那就是公平与公正的原则，像猎杀的野兽要平分，这本身就是法律。法律是什么？是“公平、正义的行为习惯”，有了它，就可以保护弱者，对恃强凌弱的人进行约束制裁；有了它，才能建立平等公正的社会秩序，从而保障原始人逐步进化为现代人。所以，法律才被认为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因为别的发明仅仅让人类学会驾驭自然，而法律却能让人类学会如何驾驭自己。

所罗门与包青天

相传，３０００多年前，以色列出了一位伟大君主——所罗门王。有一天，两个妇女带着一个婴儿来找所罗门，她们都说这个孩子是自己的，让所罗门断案。两人在所罗门面前激烈争吵，所罗门也无法听出谁说的是真话。于是，他灵机一动，让人拿来一把宝剑：“你们别争了，我把孩子劈开，你们一人一半。”两个女人闻听大惊，一个女人急切地哀求道：“千万别杀孩子，我不要了。”另一个女人则说：“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杀就杀。”于是，所罗门认定孩子属于哀求他的那个女人，因为母亲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人伤害自己的孩子。就这样，真正的母亲得到了孩子，企图冒领婴儿的那个女人则受到所罗门的惩罚。

这个故事在西方流传了近３０００年，所罗门也成为正义、英明执法者的化身。与所罗门相似的是在中国流传千年的包青天的故事。包公断案，以充满智慧、不惧权贵著称，这两个特点为他赢得了“青天”的美称。

然而，无论是所罗门还是包青天，他们与现代法治的理念相去甚远。比如包公，他既是行政官员，又是侦探，既是检察官，又是法官。这种体制，只能依赖执法者的个人素养，素养高还好办，素养差就容易出冤假错案。

正义女神为什么蒙上眼睛

古罗马神话中有个正义女神——朱斯提提亚，她的形象是一手持天平，代表公正；一手持利剑，代表正义。可让人奇怪的是，她的眼睛却用布给蒙上了。

正义女神掌司法，看不见东西怎么行？原来，古罗马人认为，警察是警察，法官是法官，前者要睁大眼睛，而后者是裁判，闭上眼睛就不会先入为主，平心静气才能不偏不倚，准确判断是非。

说起古罗马，就不能不提律师，因为古罗马是律师制度的发源地，而普利尼则是古罗马最杰出的律师之一，许多看似很难打的官司，他都赢了。有一次，一个女人为一笔遗产打算起诉其继母。原来，她８０岁的老父取了新夫人，可两人结合没多久，老人就病死了。新夫人于是想利用老人的遗嘱发笔大财，可老人的女儿不干，她决定起诉继母，就找普利尼，让他帮忙。这是个棘手的案子，但普利尼接了下来，开庭那天，法庭上挤满了人，普利尼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精确的计算，滔滔雄辩几个小时，最终打赢了官司。

古罗马的法律制度是人类法治史上的一个高峰，在这里，出现了完备的法庭和一套程序、第一次将法律划分出公法和私法、诞生了在法治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查士丁尼法典》，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布鲁诺之死与宗教裁判所

１６００年２月１７日，罗马城内鲜花广场上警卫森严，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布鲁诺被绑在广场中央的火刑柱上，临刑前，他慷慨陈词：“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就要来临，真理终将战胜邪恶。”

布鲁诺因为宣传唯物主义哲学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而触怒了罗马宗教教庭，于１５９２年被捕。布鲁诺被关押在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８年，受尽折磨，但他的信仰始终未动摇。１６００年２月６日，宗教裁判所最高审判官马德留奇红衣主教宣判布鲁诺死刑。这是欧洲中世纪最黑暗的一页，古罗马那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被无情摧毁，取而代之的是宗教法庭和各封建领主自己设立的法庭。天主教的势力越来越大，罗马教廷最终成为西欧至高无上的宗教王朝，而宗教法庭也逐渐遍布西欧各地，凡是他们认为背离天主教信仰的人都要受到宗教法庭的审判，布鲁诺就是被宗教法庭杀害的无数人中的一个。

米兰达警告与沉默权

早在古罗马时代就流行一句格言：“正义从未呼唤任何人去揭露自己的犯罪”，也就是说，人在受审问时，有沉默的权利。

最早与沉默权有关的故事发生在１６３９年，几十年后，英国最早将沉默权写入宪法。然而，从那以后，人类为争取沉默权仍然努力了几百年。

看过美国警匪片的人一定会很熟悉一段“套话”：“你有权保持沉默，现在你所说的每句话都可能成为审判中不利于你的证据。你可以请律师在讯问时到场，若无力聘请，可以为你指派。”这是美国?包括西方国家?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说的话。

为什么美国警察要说这句话？这还有个故事呢。

１９６５年，美国亚利桑那州发生一起强奸案，犯罪嫌疑人是个２０多岁的青年，叫米兰达。在警察连续审问下，米兰达招了供，州法院根据他的供述判他５０年徒刑。在律师的指点下，米兰达提出上诉，他声称自己没有罪，所做的供述是违心的，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有沉默的权利，不知道自己的供述会成为法院判决的依据，更不知道自己有权请律师。最高法院认为，警察未通知米兰达有两个权利，因而违反了宪法的有关规定，据此，最高法院判决米兰达无罪。从此，美国警察多了一项工作：在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提醒他们拥有两项权利，即保持沉默的权利和请律师的权利。这就是著名的“米兰达警告”，美国警察衣袋里都装着印有这段话的小卡片。

米兰达规则对限制国家滥用权利、消除警察刑讯逼供、保护公民合法权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法无明文不处罚

十几年前，澳大利亚曾出现一件轰动全国的官司：悉尼北部的曼利海滩是个裸泳者的天堂，而曼利市政府觉得裸泳有碍观瞻，而且容易诱发犯罪。当地政府翻出１９１９年澳大利亚颁布的一个法案，发现里边有如果游泳着装不当，当地政府可以禁止的条款。于是，当地政府以此为依据，将裸泳者告上法庭。没想到，法庭驳回了政府的诉求，理由是那部法律只规定对各种“着装不当”行为进行处罚，而未规定对不着装的情况进行处罚，所以，法庭无权对裸泳者进行处罚！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就不能处罚，这是所有法治国家所遵循的理念。这样做可能会“放纵”某些行为不当的人，但它却从最大意义上保护了所有公民的权利。

篇2：公平正义的名人故事

确定要翻越的山，决定人生的一半

1980年3月，我结束美国留学生活返回日本。我把在当地经营的软件公司UnisonWorld交给了我的朋友兼创业伙伴的洪陆(音)，他后来创建了中国具有代表性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UTStarcom。在回国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什么也没做。不对，是看起来像什么都没有做。亲戚们都开始嘀咕了，正义在美国都学了什么啊?这在我的脑海里和心里掀起一阵风暴。我的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在父母要求下，因某种偶然的原因而滋生赚钱的欲望。一旦决定了要走的道路，再改变就非常困难了，反反复复是毫无效率的。确定想翻越的山。这将决定人生的一半。我以这个想法为桅杆，开始了反复思考。感恩励志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企业家。值得倾其一生的产业是什么呢?那必须是别人没有做的事情、能够改变世界的事情、对别人有所帮助的事情、能够成为第一的事情、同时又是保持高昂的热情和好奇心不断掀起技术革命的领域。结论就是电子信息革命。我想通过这一项事业将人类的智慧和知识实现共享，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是我出生的原因，也是一个24岁的青年最终找寻到的巨大的意义。

电子革命的工具，软件流通

或许有人会嘲笑我不现实。当然，从小的目标开始一点一点去实现固然好。世界上99%的人都是这么做的，同时也取得了小小的成功。但如果一个人有着一个大梦想，心里怀有一个远大抱负，那么首先从接近方法开始就会有所不同。首先在制定了一个巨大的规划之后，就会反着考虑从未来到现在的目标实现时间表。必须掌握未来的大趋势，用不输给大企业的胆量决一胜负，同时还要构筑于此相一致的透明性和经营系统。不管怎样，我都还有一份自信。我只能这么去做。我选择作为革命工具的是软件流通，而这是在我经过一番缜密的分析之后得出的结果。

在创业之前我有过40多个想法。80年代初，日本即将进入PC大众化时代。如果想把PC作为自由资财使用，就必须要有优秀的软件。未来必将成为软件的世界。我是不是也可以直接投入到软件的开发中来呢?但是获胜概率实在是太低了，操作系统(OS)领域已经被主导全世界标准的美国公司所先行占领。剩下的就是应用软件领域，但这就像不可能所有的新曲都会受欢迎一样，只有能够进入世界前十才能获得成功。所以我并没有选择个别商品，而是选择了基础设施。我并不知道这一事业的利润低不低，但我确信它的生命力将会非常长。同时一旦取得压倒性地位，也能够和业界增长呈成比例并实现产业的扩大。这一事业的成功率为70%。我在考虑了100多个经营点之后做出了这一决定。

电扇嗡嗡转，职员只有两名

1981年9月，我在离家很近的福冈县大野城市创立了软银公司。当时公司的地址位于一个连空调都没有的陈旧建筑的2层。我找来了两名职员。第一天，我在他们的面前，站在装橘子的箱子上面和他们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激烈讨论。旁边一台旧电扇在嗡嗡转着。

我们的公司将引领世界电子革命。30年后我们将像在豆腐店里数豆腐一样，销售也将以1万亿(日元)、2万亿(日元)来计算。对于要搞事业的人来说，以1000亿或5000亿作为销售目标难道不是太少了吗?

我之所以提到豆腐店，是因为在日本一块豆腐的发音就是1兆(1万亿)。但我这样在他们面前高谈阔论，他们两个完全听傻了。最终他们没干满两个月就都跑了。跑的时候还说那人精神正常吗?疯子!

就在这种苍蝇四处飞的情况下，夏普公司的佐佐木正专务给我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他说：软件产业必须在信息密度高的地方去做。他在3年前曾以高价购买了我发明的多国语言翻译器技术。我接受了他的忠告，于是在东京麹町4番街借用了(株)经营综合研究所的一间房间。接着，我去找了研究所的`会长野田一夫。我将名片递给他，并说：我是孙正义，是在日韩国人。创业  我在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放弃了日本式的假姓安本，而开始使用真姓孙。野田会长在听了我的构想之后表扬我说：很有未来发展性。他就是将经营学者皮特德鲁克(音，PeterDrucker)的名字介绍到日本的人。受到这样的大人物的表扬，我高兴得快要跳起来了。之后他和佐佐木专务一起成为了既缺乏经营经验又没有什么人际关系的我的导师。

怪物实业家诞生

在搬到东京不久，我进行了类似于似的冒险。我拿出创业资金1000万日元中的800万日元参加了电子展示会electronicshow。身边的人都非常吃惊，因为我的公司只有一个名号，连产品和业绩都没有。我装作没有听见，租用了展会上最大的展位。在进行了一番华丽的装潢之后，我向那些没有租到展位的软件公司免费提供。我当时认为一旦能够吸引到人们的注意，那么广告效果将会非常明显。我认真地传播着PC时代的软件非常重要。我孙正义就是卖这些软件的，后来我干脆不发简介，开始做起了杂志。在展示会结束之后，公司就陷入了濒临破产的境地。就这样持续了大概一周，电话铃响了。

我是朝新电子，我们对贵公司在电子展商的展位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在大阪建立了日本最大的电脑卖场，不知道您能不能为我们提供能够在那里使用的软件?

这是一家我从来没见过的企业。流通业最看重信用，他们竟然相信没有交易业绩的我并打来了电话。但我却并不能只顾得高兴。供货需要大笔资金，软银当时的情况是一分钱都没有。我去拜访了朝新电子的社长，向他介绍了我的计划和想法，并希望他能先把钱打给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意志、热情感染了他，最终他竟平白无故地承诺会支持我。当然佐佐木专务的帮助也是巨大的，他甚至用自己的房子为我担保。托他的福，我从第一劝业银行贷到了1亿日元的贷款。

之后我又更进了一步。当时我拿着5000万日元同日本最大的软件公司Hudson签订了独家销售合同。流通的力量在于产品的供求力量。虽然当时要拿出5000万日元这样的巨款，但我确信这种投资会带来更大的机会。最后和我的计算完全吻合。在第一个销售不到一年的时间，软银已经成为销售额达到35亿日元的中坚企业。1983年《朝日周刊》把我介绍为怪物实业家，靠电脑赚大钱的灰姑娘男孩。我非常激动，却做梦也没有想到即将面临巨大的不幸。

100Knocks

篇3：期待“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神州

总理此言一出, 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强烈共鸣。记得去年, 在国际金融危机横扫全球、愁云惨淡的时候, 总理一句“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成为鼓舞人心的最强声音;今年, 总理提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又成为两会最温暖人心的声音。

总理这简短的12个字, 饱含了一个大国总理对全体国民、对整个国家以及对民族未来的深切关心。公平正义,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根基和前提, 对公平正义的重申正与“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前人智慧不谋而合。

冉冉升起的中国早已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成为一颗璀璨的明星。“读史使人明智”, 历史用昨日和轮回告诫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避免什么、改正什么、追求什么。无论是对个人, 还是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 建设是一个漫长、艰难、曲折的过程, 而破坏却易如反掌。所以对我们来说, 正确的选择便是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建设成就, 用心地呵护一代代人为之付出心血和努力的岁月成果, 并且尽可能地避免和清除那些在国家建设路途中的障碍和不良因素。就目前的国家形势而言, 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维护便是这样一副良药、一剂猛针, 涤荡社会中的种种不公和腐败, 消除那些“不均”和“不安”。

我们和祖国一起从建国前的水深火热走到了现在的富裕小康, 推倒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正在向着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奔去。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建设共产主义, 实现共同富裕, 然而“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由于现今的一些政策、体制、法制、思想等方面的缺陷和不足, 导致我们的社会存在着贫富不均、差距不断扩大、贪污腐败盛行、权钱交易操纵法律等一些违背公平正义之神圣准则的现象和问题, 如果再不加以重视和管理, 可能会产生愈演愈烈的危险。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若把中国比作一个大湖, 那13亿多的人民就是这湖中的亿万颗“水滴”, 只有维护好他们之间的平等, 湖面才能波澜不惊。“无风不起浪”, 社会中的种种不公平、非正义就是那大风, 时刻有带起大浪掀翻行舟的危险。维持好“水”的安稳, 需要行舟者时刻保持清醒, 运用好自己的智慧。端正维护公平正义的意识是前提, 在这个基础上认真面对当今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和难题, 从思想觉悟、法制维护、监督惩处、借鉴古今中外等思路中寻求对策和措施, 力求减少和避免不公平、非正义现象的发生, 去真正建设一个“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大同社会, 让每一个人都品尝到社会主义的甘露, 都能过上幸福安乐的生活, 不仅是每个公民的美好追求, 更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和政府的铁肩道义。

篇4：公平正义的名人故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公平正义 实现

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社会，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揭露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形式上的公正和实质上的不公正，而且指出只有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公平正义。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统一，对实现我国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平正义思想的基本观点

第一，公平正义是历史的、具体的，具有阶级性。马克思指出，平等原则不是从来就有的永恒的东西，它产生于现实的经济生活。恩格斯明确指出：“这个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1]212 社会公平正义观念归根结底地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的观念表现，不存在永恒不变的、超越社会经济关系的公平。公平正义还具有阶级性，不同的阶级会根据自身的利益提出不同的关于公正的主张，也不存在超越阶级的抽象的公正。

第二，社会公正应是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统一。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公正下隐藏着实质的不公正。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认为资本获得利润是最公平不过的事情，而事实却是利润是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对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是不公正的。他说：“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马克思追求的不仅是形式公正，更是实质公正，是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一切领域内的公正。

第三，无产阶级追求的公平正义是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实行按需分配。建立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是消灭阶级差别，要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无产阶级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的内核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其实质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实现每一个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随着阶级差别的消失，一切由这些差别產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而“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样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随着条件的成熟逐步实现。

二、社会主义背景下我国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凸显

从总体上看，公正与和谐是我国社会的主流形态。但在一些领域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公平正义缺失。主要表现在：

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收入差距加大。目前，我国城乡居民之间、区域之间、不同阶层以及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依然存在。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社会成员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拉大是不可避免的。贫富差距存在，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否则就容易造成两极分化，不利于社会全体成员实现共同富裕，损害人们的公平正义感，从而导致社会心理失衡，引发各种社会矛盾，造成社会不稳定，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良性发展。

在法律、政治以及行政领域，司法腐败、权力腐败现象较为严重。我国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损害了法律的公正感。我国法律体系还有待健全，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奠定基础。政府本身首先必须是正义的，才能提供正义的服务。但依然有个别政府领导漠视群众的利益诉求，造成极坏影响，个别部门甚至出于私利侵害群众权利。这些行为我们必须坚决纠正，防止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的发生。

在社会与文化领域，政府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好各种媒体资源，倡导公平，弘扬正义，揭露和谴责各种社会不平、不公和丑恶现象。然而，事实却是：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出现不公正现象。比如，在文化教育方面，存在文化教育公平缺失现象。在就业方面，存在着性别等歧视导致就业结果不公平。社会保障方面则表现在城乡社会保障不平衡，增加了社会的不公平。在文化领域，文化发展中存在地域间、城乡间、阶层间的不均衡发展。此外，公民参与文化生活的缺位与不均衡并存，弱势群体文化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

三、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对实现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的启示

首先，在经济发展领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是协调各种利益矛盾、保障公平正义的前提条件。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为彻底消除贫困、维护公平正义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要确保经济制度的公平正义性。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努力推进市场化进程，建立一个主体之间自由、平等、竞争的经济秩序，保障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此外，要保证分配的公平正义，完善再分配功能，以缩小收入差距。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其次，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制度保障。民主法治建设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民主可以减轻、缓和社会矛盾和冲突，是解决社会不公正的有力手段。维护社会秩序离不开法律，社会秩序和社会公正需要法律的确认和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环境需要更加民主科学的决策制度和完善的法律制度。此外，当前公平正义问题的解决也要完善我们的法律制度，杜绝贪污腐败等违法乱纪行为对社会公正的影响。

再次，健全各项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状况直接反映社会公正的状况，因此要保障和改善民生，使社会公平正义实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统一。社会公共服务制度的健全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直接措施，人的全面发展、我国贫富差距的解决都依赖于社会公共服务。因此，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社会保障差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唐代兴.公正伦理与制度道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袁贵仁．论马克思主义公正观[J]．求索，1992．04．

[5]龚秀勇．马克思的公平正义思想及其当代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04．

[6]刘德定．论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正义思想的当代启示[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02．

篇5：公平正义的道德光芒

日期：2010-04-12 阅读次数：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金色的太阳，驱散阴霾，光照大地，泽被人间万物。而公平正义的道德，布满张力，摄人心魄，璀璨着彪炳千秋的人性光芒，比太阳还要和熙温暖、润彻人心，就像一位睿智的自然女神，在苍茫宇宙中，默默无私地照护着人类的和谐、安宁与幸福。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在与大师性灵相通、物我两忘中，通过与大师心贴心的跨时空交流，沿着他情操“旗杆”，穿越内心私欲“丛林”，深深领略到经典的震撼和不朽魅力，感悟到通贯古今的智慧力量和人性之美，发自内腑地钦佩大师的敏锐前瞻以及博学广识。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用同情的基本原理来阐释正义、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并对各种道德哲学学说进行了介绍和评价，进而揭示出人的行为应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在吸取前人理性认识的基础上，他构建了自己的道德情操“体系”，并由此引生出左右道德情操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从源头上把住了道德的精神内核。温总理对斯密的这本巨著十分喜爱，先后六次在不同场合向国人予以推荐，并在接受《爱尔兰时报》采访时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到社会的稳定。总理以辩证发展的深邃眼光，潜心研究、准确把握了人类道德发展的一般规律，深刻洞悉了公平正义的真谛，找出了精神层面影响人类和谐发展的这一隐形的“道德之手”。

合宜的“利他”精神是建构公平正义的思想基础，成为一条主线贯穿全书始终。仔细阅读该书，不难发现，斯密用了相当的篇幅，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地探讨了人的本性，指出人类都有感同身受的“同情心”，经济行为接受道德考量，合宜的道德情感形成“利他”精神。他认为人有“自利”与“同情”两种基本情感，“同情”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它存在着双重的“规定性”：一是主观个体美德，即“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应成为市场经济中个人所应具有的基本人文气质与道德精神；一是客观社会伦理关系及其主观情感体验，即彼此均是具有平等自由权利及其主观情感体验的存在者，这也是构建市场经济正义性的方法原则：契约自由、平等互惠、自利利人。而近年来，华尔街“金融家”的拙劣表演带来的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低迷，国内楼市、股市上“呼风唤雨”的黑手频频曝光，“黑煤窑事件”屡屡涂炭生灵，假药击倒了国家药监局的数名高官，“三鹿奶粉”事件几乎造成了中华民族奶业的巨大灾难，武汉大学生勇救落水儿童献身，可打捞公司却索要高价打捞学生遗体，这些事件、现象都在不断拷问着人类的灵魂。当下，我们重温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思想精髓，对于规范市场主体遵纪守法的营商行为，塑造人的利他精神，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都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因此，作为党政官员，必须清正廉洁，秉公用权，在履行创新服务型政府职能，倡导公平正义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作为代表社会良知与正义的知识分子，要履行好知识传承和创造的社会责任，杜绝浮躁和虚伪，耐得住寂寞，洒脱超然；作为经济发展组织者和经营风险承担者的工商英才，在照章纳税，依法经营，率先致富的同时，还要关爱员工，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比尔.盖茨功成名就后，把几百亿美元捐献给社会慈善事业，从容“转身”之际为全世界的企业家留下了一个美丽的身影，也是对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最好诠释。

良心自省及欲望管束是达成公平正义的关键路径，也是《道德情操论》的一个鲜明主题。在书中，斯密谈到，“在所有场合，良心的影响与权威仍然是很大的，而且也唯有向住在心里面的这位判官请教，我们才可能在我们自己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之间作出适当的比较判断”。他引用大量事例，非常详尽地阐述了个人由“自爱”进致“同情”的心理原理及过程，从而使个人与社会在情感行为中，基于理性（合宜性）自发达成一致。但是，受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牵制性影响，人类行为又太容易导致个体道德上的极端利己主义，最终将会导致社会公正秩序的瓦解，以致人类的伦理生活世界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巨大冲击下过于脆弱，甚至难以为继。而这一切，却早已在二百多年前斯密的预料之中。在他看来，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于是，在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在刚刚经历一场始料未及的金融风暴之后，要求进行道德投资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郭沫若曾经说过：“一个人最伤心的事情莫过于良心的死灭。”人人心中都有杆秤，道德是人的本性，是善恶、荣辱、是非的判断，更需要人们用好斯密授予的“思想锐器”，时常进行内心的关照和自省，及时清理内心深处那些不合宜、不正当的欲望，向常住在心中的这位公正的“道德法官”求教，寻求理性客观的判断，作出不偏不倚的正确选择，讲人品、有良心、守规矩，恪守遵纪守法、依法办事的道德底线。正如温总理曾反复强调的，“企业家的血管里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其实，我们每个普通公民又何尝不应该如此呢。

健全合理的法律制度及有效运行是营造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斯密非常重视“建立一套一般性的法律原理”，而且“这套原理应该贯穿所有国家的法律体系，并且应该是那些法律体系的基础”。他在书中多处强调，法律代表国家，代表市场的整体意志，规范市场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由国家的强制力进行外部约束，属于他律的范畴。法律规范惩恶扬善，体现市场的公平正义，保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追赶西方二、三百年工业化建设的道路上，更加需要法律制度的伦理性、合理性、健全性，即制度对市场经济中个人平等自由权利的保障，这是外部客观保证。当前，尤其需要通过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缩小贫富差距，谋求财富的合理分配，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不留下一个阴影、不轻视一个角落，不分男女老少，不论民族区域，让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到公平正义之光辉，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地生活着。具体来说，就是要为广大劳动者创造平等的就业机会和竞争机会，让每个劳动者拥有平等的就业权利，以保护劳动者生存权、发展权；要取消城乡二元结构的管理体制，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平等竞争，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要不断开辟新的途径扩大就业，促进中低收入者增加财富；要完善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制度，大力促进教育公平、使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教育权；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公共领域，特别是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困难地区转移投入，实现转移支付制度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以此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保证国家财富的公平分配；要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的国家标准，确定各地区公共服务可比性和平均水平，尽快实现城乡一致，让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共享社会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由此可见，国家的崛起仅在经济领域是相当不够的，也是不会持久的，一个民族的崛起只有对公平正义大力倡导和维护，才会从本质上崛起。这正如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必须把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持久动力，着眼维护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统一。

篇6：公平正义的名人故事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大家好！

 

我来自***市检察院，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点滴小事折射公平正义》。大家都知道，“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正在全国检察机关如火如荼的开展，抓学习提高知识，组织讨论提高思想境界、抓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抓服务树立执法形象，成为我们工作中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做为安国市检察院的一分子，我真实地感受到这场教育活动给我院带来的清徐之风。全体干警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三个代表”，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几件小事一一闪现在我眼前。

检察长有了压力感。我院检察长张建均同志今年45岁，自95年起先后在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工作到目前可算一位老政法了，在这次教育活动中，为提高干警素质，院里启动了“每周一课”工程，即“领导当老师，干警做学生”，每周五学习日，由班子成员轮流为干警讲课。张检选定的讲课内容是“侦查策略和技巧”。在全院干警会上，他深有感触地说：“虽然我从事政法工作多年，但真正站到三尺讲坛当老师，还真感觉到有些底气不足，我要加紧学习检察理论和实践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争取不光做你们合格的领导，更要做你们合格的老师”，几句质朴而实在的话赢得了干警们热烈掌声，而干警们从这几句话中也体味出这样一种含义：不学习，就跟不上形势发展；不学习，就不能做一名领导信任、群众满意的合格检察官；不学习，就会被社会所淘汰。学习也是工作，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胸怀这种信念，干警们投身学习，主动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大大增加。

危险面前显本色。镜头又拉到了5月12日，一条爆炸性新闻在整个安国迅速传开，我市光明街村民乔更新因发烧在中医院治疗无效后被先后转至河北省第二医院和河北省胸科医院诊治，最后被确诊为非典病例。而此前，由于我市中医院未按规定上报及采取必要防护措施，致使和乔直接接触被一代隔离者40余人，加上第二、第三代被隔离共达1000人，消息传来，整个安国陷入了恐慌之中。在此危急时刻，按市委指令，我院立即成立了以张建均检察长为组长的5人办案组，于5月12日上午对此案展开初期调查，深入到安国市中医院发热门诊隔离区、民兵训练基地隔离区及安国市中医院进行调查。张检亲自对主要涉案人赵志坤和李树通进行讯问，因为天热，身穿厚厚防护服，眼戴防护镜，隔离室又没有桌椅，讯问和记录都是站着进行，不一会儿，他们头上就滴下汗来，眼罩上也集满了湿气，但这丝毫没影响他们办案的情绪，为把案件办细，办好，办扎实，他们坚持进行了细致的询问，不放过每个细节。就这样，从上午8点一直到下午4点。结束后，又根据掌握的`新情况分头到中医院及防设站等处找有关人员调查核实固定有关证据。等他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单位办案点，已是晚上12点多。可是，特殊时期，他们劳累一天后吃上的不是丰盛可口的饭菜，而是一碗开水冲泡的方便面和一块面包，不能回家回单位在舒适的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而只能几个人蜷缩在办案的囚车上凑和一宿了事。第二天又投入到了紧张的调查取证工作中。在办案组干警夜以继日，不辞辛苦的工作下，仅用了2天时间就提取物证、书证50余份，讯问、询问相关人员27人，很快查清了此案，并于5月17日对安国市中医院原院长赵志坤，原副院长李树通以涉嫌玩忽职守罪，中医院护士乔小兰以涉嫌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决定逮捕，并在电视台予以通报，消息传出，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拍手称快。

制假贩假法不容。非典突袭，万民惶恐，急急寻求预防救护的办法，随着中央电视台防非典处方的公布，我市中草药价格一路飚升。然而，少数黑心商人不是抓住商机靠勤奋致富，却瞄准了制售假药这样一条黑路子，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违反了公平诚信的交易法则，同时也严重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对此，我们坚持八个字“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安国市观音堂村邵新民非法在自己家中生产中药材淡豆豉1600公斤，价值4.8万元，公安机关立案后我院就先行派出侦查监督科和公诉科负责人共同提前介入此案，事先掌握第一手情况，并适时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在公安移送我院批捕后，仅用一个小时就做出了批捕决定。5月3日移送我院审查起诉后，办案干警加班加点阅卷提审写起诉书，仅4小时就起诉到法院，最后被告人被从快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48000元。

服务大局保稳定。严格执法，加强办案本是检察机关为党的工作大局服务的题中之义。然而，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给我们注入了新的执法理念，要服务大局，不仅仅是严格执法，加强办案，而是把检察工作自觉地纳入到党的工作大局的目标之中，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通过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更好地体现公平与正义，让党和人民满意，检察事业才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院在市委领导下妥善解决上访老村郭北庄问题，使该村由乱而治的事实就是对这一理念的真实诠释。郭北庄村自95年起就没有班子，主要划分为四个较强的宗派势力，多年来，各派之间斗争不断，争战不止，成为上访告状的老村，也成为影响全市社会稳定的一个根源。为解决郭北庄村问题，八年间，我市曾先后派出四个工作组进驻该村，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今年四月中旬，在非典肆虐之际，我院正是用人之时，但为配合市委搞好村遗留问题清理工作，我院派出了副检察长张利民等5名同志分别参加市委的5个下乡工作组。其中，张利民同志带队带领法院、司法等部门7名同志进驻郭北庄村，立即着手开展工作。先是抓住主要矛盾，仅用8天时间查清了前四任原村支书记经济及违纪等问题，依法做出处理，平息了村民上访态势，比市委要求一个月的期限提前22天。紧接着在广泛走访，摸排情况，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确立了班子候选人，并严格按程序组织了选举，顺利产生了新一届村委班子。到此，他们并没有就此放手，而是坚持把新班子扶上马送一程。积极帮助新一届班子搞好舆论宣传工作，消除过去的村风不正，上访无序状况，使群众的思想逐步统一到发展经济上来；同时，积极妥善的解决涉及群众根本利益的农业税问题，支持党支部积极运作，促使承包该村土地的砖厂交纳承包费，由村从承包费中集体交纳农业税，减轻了群众在税赋方面的负担，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由于我们工作人员，服务党的工作大局意识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工作到位，终于使一个几年扶不起的烂摊子初步有了生气，使群争不止、一盘散沙的村民抱成了一团儿，为此，市委、市政府专门通报点名表扬我院工作组。而郭北庄村民和我院之间也建立了一种鱼水情，真正实现了党和人民双满意的目标.

以上是我们在“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活动中的几件小事，正是通过这些小事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公平正义的内涵。也是我院以实际行动对“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的真实诠释。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工作的本质追求，我们要以这次演讲活动为契机，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旺盛的斗志，更加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活动之中，公正执法，强化法律监督，服务大局，维护公平正义，创出更加出色的成绩，让党放心，人民满意！

篇7：为了法治国家的公平正义

2015年07月06日 09:02:32 来源：光明日报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引领社会公正。

“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总书记对政法机关提出的努力目标和明确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开局之年当有开创之举。今年以来，党中央审时度势，密集出台多项重大改革举措，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实施，使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司法体制改革呈现出蹄疾步稳、上下联动的态势。

“司法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战略的突破口，当前已进入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键阶段。”这是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的判断。

从北京到广东，从城市到乡村，司法体制改革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广度和深度蓬勃展开、深入推进，向着建设公正高效权威司法制度的宏伟目标扎实迈进，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顶层设计：

为改革定向 对顽疾开刀

公正司法是法治的生命线。长期以来，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司法不公、冤假错案、司法腐败以及金钱案、权力案、人情案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积累不少问题，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全面依法治国进程。

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司法体制改革的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坚持符合国情和遵循司法规律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勇于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要敢于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改革者要迎难而上，以辩证的思维、开放的胸怀，站在高起点，进行整体性考虑和系统性设计，破难题、固基础、谋长远。

今年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多次召开会议，为司法体制改革导航定向。从1月30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到6月5日召开的第十三次会议，每次会议都审议事关司法改革的文件，一批关乎法治建设全局的改革方案相继通过：

——为司法改革制定时间表、路线图。《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各项改革任务的政策取向、责任分工、时间进度、成果要求，确保改革任务相互协调、改革进程前后衔接、改革成果彼此配套。

——竖起防止干预司法的“防火墙”。《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划出“红线”，为司法机关排除干扰划出“隔离带”。

——让人民群众“告状有门”。《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通过改进法院立案工作机制，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立案难”问题，保障当事人诉权。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提出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打造法律援助服务“民生工程”。《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指出，要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积极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推进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进一步拓宽了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提升人民陪审员制度公信度和司法公信力，保障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关于招录人民法院法官助理、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一系列改革方案的出台，直面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及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认为：“此轮司法改革最大的亮点是党中央亲自部署，改革的每一个具体措施均由中央深改组批准实施，这既充分强调了改革的顶层设计，也足以说明此次改革是一个包含了全局性举措的战略任务，更是改革顺利进行和获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司法为民：

让改革成果更广泛更直接惠及人民

司法改革离老百姓有多近？一组数字或许可以说明问题。

2014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收案1421.7万件，作为最高审判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收案也达1.1万件，均创历史新高。案件“井喷”的背后，是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热切期待。

2015年1月28日上午，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36号院。随着五星红旗徐徐升起，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正式成立。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部署到挂牌运行，第一巡回法庭的筹建只用了3个月，又一次展示出“深圳速度”。

第一巡回法庭的巡回区包括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其设立使得最高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数据显示，从挂牌成立到5月中旬，第一巡回法庭共收案206件，接待来访4900多人。到过这里的人都亲切地把它称为“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

“巡回法庭的设立，是司法便民的一个重大举措，而且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司法行政化、地方化的问题。我们学术界期待过、讨论过，却没料到这么快变成现实，可见这一轮司法改革行动迅速，看准了就干。”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说。

长期以来，“立案难”是饱受诟病、多年未解的老大难问题。由于实行立案审查制，加上“案多人少”的矛盾和行政权力的干预，一部分应当受理的案件被拒之门外。

“狠抓立案登记制度改革落实，决不允许对当事人诉求相互推诿，决不允许让群众为立案来回奔波。”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的话语掷地有声。

5月4日一大早，北京市鹏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孙磊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大厅立案。取号、排队、导诉咨询、窗口办理、立案完毕。整个流程走下来，孙磊看了一下手表，从进门到出门才用了22分钟。与此前少则两小时多则半天相比，速度、效率大大提高。

改革为人民群众打开了一条通往公平正义的便捷之门，5月1日起，《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全面施行，法院仅对起诉的形式要件进行核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一律接收诉状，当场登记立案。改革举措受到广泛好评。

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晒出立案改革首月成绩单：全国法院5月份共登记立案113.27万件，同比增长近三成，当场登记立案率达90%。“立案难”归于历史，“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成为常态。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民生问题进入司法程序，广大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的法律需求日益增多。6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明确重点援助对象、建立多项机制、拓展法律援助咨询手段，切实保障经济困难公民和特殊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法治体系的进步，不但要重视大问题，也要重视小问题，特别是与保障公民权利相关的细节问题，要让老百姓在日常面临的最普通、最简单的案件中得到公正的解决。”中国法律问题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主任李本评价，“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及后续推出的一系列司法改革措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公正司法：

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捍卫法律尊严

“至公无私之心，方能行正大光明之事。”对于司法，老百姓最期待的是公平和正义，最不满的是腐败和不公。

“司法权是终局性的权力，社会中许多矛盾纠纷的是非对错，最终要由司法机关来作出定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慕平说，“由于司法职能的特殊性，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廉洁的关注度更高、期望值更高，对司法不公、不廉的反映也更强烈。”

浙江张氏叔侄案、福建念斌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机关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每一起冤假错案，都让人痛心。纠错，无疑是追求公平正义最具体的体现。

“冤假错案的发生往往有复杂的成因。除了刑讯逼供，个别领导干部以党委、上级领导之名对司法活动指手画脚、外行干预内行，也是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领导干部违法违规插手具体案件，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严重伤害了司法公信力，损害了公众对司法的信赖。”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指出。

改革，就是要敢于向问题动刀，啃硬骨头、过深水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用13个条文建立起3项制度：司法机关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制度；党委政法委对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通报制度；纪检监察机关对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以及司法人员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的责任追究制度。

与此配套，中央政法委印发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为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划定红线，明确责任追究，确保司法人员依法独立公正办案。

“两个规定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划定了领导干部和司法人员不可触碰的红线、不可逾越的底线，也向全社会表明了维护司法权威应当从领导干部做起的鲜明态度；它为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关系指明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以此为起点，一系列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举措可渐次展开，有利于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熊秋红说。

与领导干部违规干预案件一样，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的处置过程也常常存在“猫腻”，容易滋生司法不公甚至贪赃枉法。如何给涉案财物装上“安全锁”摆上了议事日程。

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要求进一步规范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程序，建立办案部门与保管部门、办案人员与保管人员相互制约制度，探索建立跨部门的地方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信息平台，完善涉案财物审前返还程序、先行处置程序等。

一个个改革项目相继启动，一件件制度规范公布施行。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的改革，提高了司法公信力，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人民心田。

制约公权：

大胆探索制度创新强化对行政权力监督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离不开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今年以来的一系列改革举动，让人眼前一亮。

国有资产流失了谁来追究监管机关责任？河流被污染了，谁能站出来维护受害群众利益？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内蒙古、吉林等13个省区市开展公益诉讼试点。

凡属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得到授权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外发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检察机关可以起诉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作为。

公益诉讼迎来“国家队”。专家指出，由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人”的身份，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维护公共利益，符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的要求。

改革总是不乏“探路者”。2014年10月，因“不满”贵州省金沙县环保局行政不作为“怠于处罚”污染企业，金沙县人民检察院将其告上法庭，诉请法院判决环保局履行对企业的处罚职责。这是我国首例由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案。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天宝认为，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由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人，成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身份合适，实践操作中也切实可行。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试点地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这既能激活公益诉讼的正能量，也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新的司法利器，让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功能发挥得更加充分。

5月4日上午，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李岩出现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代表区政府出庭应诉。这是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施行以来，北京首例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案件。

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部署。2014年11月1日完成大修、201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一方面是解决原告‘告官不见官’的问题，同时也是督促行政机关提高依法行政意识、实质化解矛盾的重要手段。”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表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围绕困扰行政审判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了创制性规定。可以预见，今后行政审判工作将迎来一个迅速发展的黄金期。

司法民主：

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司法监督司法

2月28日，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贪腐案在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人们从电视画面上看到，坐在审判席上的除了两位法官，还有一位身着正装的人民陪审员。

这位名叫马清彪的人民陪审员是胜利油田法律事务处处长，他被随机选中参审这起贪腐案件，开创了人民陪审员参审大要案的先河。马清彪告诉记者，自己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全程参审此案，并对定罪量刑充分发表意见，履行了人民陪审员的职责。

在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时代，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渠道，扩大司法民主，可谓正逢其时。

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试点方案、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十四次会议作出授权决定，2015年4月，北京、广西、重庆等10省区市共50家法院拉开了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的大幕。

改革主要内容包括：放宽人民陪审员选任条件；合理界定并适当扩大人民陪审员参审范围，涉及群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原则上实行陪审制审理；完善人民陪审员参审机制，重大案件由3名以上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机制等。改革后，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的广度、深度、透明度和公信力都将显著提高。

既要让人民群众更直接地参与司法，也要让人民群众更直接地监督司法。

《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将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的范围由7种扩大到11种，更大的变化是明确规定，人民监督员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选任。这意味着，作为被监督者的检察机关，将不再参与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摆脱了自己选人监督自己的尴尬。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表示：“人民监督员制度属于检察机关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人民监督员应当由检察机关之外的机构产生并独立于检察机关，实现从‘体制内’向‘体制外’的转变，拉开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距离，这样才能让监督更具权威和实效。”

总书记指出，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司法体制改革成效如何，说一千道一万，要由人民来评判，归根到底要看司法公信力是不是提高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深入了解一线司法实际情况、了解人民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把解决了多少问题、人民群众对问题解决的满意度作为评判改革成效的标准。

篇8：基于正义原则的教育公平分析

一、关于“正义”的理论

在伦理学中，正义通常指人们按一定道德标准所应当作的事。不同的社会或阶级对“正义”有着不同的解释：柏拉图认为，“各尽其职就是正义”[3];凯尔森认为，“正义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4];马克思认为，“正义与否的客观标准主要在于其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与广大群众的利益”[5]。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和论证。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6]。正义既是人类理想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调节人类社会各阶级利益与冲突的重要工具，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人类的社会活动既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治活动的限制和影响，也受到公民与生俱有的不平等社会地位和自然禀赋差异所带来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这种不平等因素是生来就有的，个人无法自我选择[6]。正义原则就是从全社会整体的角度来处理这种出发点方面的不平等，避免因为社会经济发展、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等个人无法选择的因素产生对人们各种社会活动的不利影响。因此，社会管理者在制定各项政策时，应通过调节分配制度，来解决这种个人无法选择的不公平问题。针对这种不公平问题，罗尔斯认为“所有社会价值：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等，都应平等地分配”[6]。在此认识上，罗尔斯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两个基本原则。

人类社会本身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罗尔斯认为不平等并不意味着不正义。只要它符合两个正义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即平等的自由原则。每一个人都有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第二原则，即差异原则。社会的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位向所有人开放。在罗尔斯看来，第一原则“确定与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也就是强调公民基本的权利保障。第二个原则“大致适用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也就是说对财富、收入及教育机会的分配必须同时满足平等公民的机会自由。

二、平等原则下的教育公平分析

罗尔斯关于正义的第一原则“平等的自由原则”，以“自由”为核心思想，认为公民的自由是压倒一切的优先权利。自由与平等是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与民族、性别、政治和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地位、财产、出生和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无关[6]。在教育领域，教育的机会平等是指保障受教育个体取得发展的条件平等。正义的第一原则体现了教育公平的基本精神、基本倾向，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这是教育公平的核心。

当前的教育法规基本上是以此教育理念为指导制定的。例如，《联合国人权宣言》宣告：“不论社会阶层，不论经济条件，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初级和基本阶段的教育属义务性质，应当免费。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我国现行《教育法》第九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意味着受教育机会将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平等地分配给所有社会成员，即平等地获得受教育机会是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另外，机会平等还意味着制度平等，教育政策、学校管理制度、教学规范等一切教育过程中的规章制度都应当平等地适用于全体学生，不存在基本制度之外的特殊条款，这是保证机会平等的基本前提。机会平等并非绝对平等，要充分估计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的平等。机会平等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全体公民完全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另一方面，非基本权利应该比例平等。非基本权利指的是在基本权利之外的、比较高级的、关系到人的生存质量高低的权利。基本权利和非基本权利随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水平而有所不同，如在我国享受九年义务教育是受教育者的基本权利，高等教育是受教育者的非基本权利。而在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享受高等教育也是受教育者的基本权利。

当前在我国教育制度中，存在许多机会不均等现象。以高等教育为例，我国的高考选拔制度是目前为止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但是这一制度的具体操作程序却是遭人诟病。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出现在“差距”上，教育公平问题也是如此，高考招生指标分配有地域差距、录取结果有地域差距及城乡差距等。教育部每年根据不同地域对招生人数做出不同的分配，高校录取名额分布主要集中在比较发达的地区。教育机会很明显地受到考生出生地这种社会偶然因素的影响，教育机会不但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政策方面也没有向不发达的地域及农村地区倾斜，反而偏重于发达城市，使得差距更加拉大。解决这些问题，笔者认为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向受教育者提供一定水平的免费教育，使得受教育者都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权利，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剥夺这种权利。同时还需保证免费教育的质量，避免因经济因素引起的受教育质量的不平等。

第二，享受非基本教育权利的机会平等。如当前引起普遍关注的加分政策，一些地方制定了众多的加分政策，如引进人才的子女可以加分，优秀三好学生可以加分等。我们认为政府在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应当慎重。

第三，获得提升发展能力的机会平等。各种教育资源不仅要有形式意义上的开放，而且所有人都有平等获得的机会，这是更高层次的要求。在关注公民竞争各项教育权利机会平等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公民能否获得提升其发展潜力的教育机会平等，这要求社会能提供多样性的教育服务模式。除建立高等教育机制外，还需向众多的求职者提供职业化教育，向身心有缺陷的儿童提供符合其能力特征的教育，即特殊教育。优化教育结构，让各种受教育群体都有可供选择的学习途径。

三、差别原则下的教育公平分析

差别原则指的是在满足了平等自由原则与机会平等原则的前提下，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有利于社会的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这一原则在平等自由原则的前提下，通过社会提供的不平等的机会来消除因为非社会因素产生的不平等，如家庭出身、种族差异、区域差异等。就是说，要加大对与教育相关的社会体制建设，努力构建一种动态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教育公平，从而实现符合平等自由价值理念的教育公平。因为受教育者个人的生活前景面临着各种偶然性，存在着“出身的社会阶层”“在人生过程中的幸与不幸、好运与坏运”等等[6]的偶然性，差别原则就是要通过社会提供的不平等的机会来消除这些偶然因素产生的不平等。通过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努力实现具有实际意义上的教育公平，从而符合平等自由原则的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研究中的差别原则指的是不同情况不同对待，这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正向差别，多以个体接受教育方面的能力为基准，对天赋较好的学生予以优先照顾。这种观点是教育工作者为加快社会发展而采取的效率优先原则，为普通大众所认同。二是反向差别，这是针对那些天生具有某些身体或心理障碍的特殊人群实施的善意差别。作为教育公平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通过观念调整、政策倾斜照顾到弱势群体的基本教育权利，将成为以后教育公平研究的重要内容。

当前，我国因为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化，产生了很多的教育不公平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城乡差距造成的教育不公平。2009年《求是》杂志调查了中国20个地市的农民人均收入，比较后发现，最多的是上海浦东和江苏昆山，人均收入12 000元，最贫穷的甘肃定西地区，人均收入仅1 800元，贫富悬殊达到了7倍多。在我国，义务教育是以县财政为主，因县财政困难，必然造成教育的困难。经济发达的地区，由于地方经费充足，校舍宽敞、环境优美、设施一流。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财政投入困难，造成学校教育设施破旧、甚至师资力量极度匮乏，从而导致教育的不公平。

第二，家庭收入造成的教育不公平。现在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家庭收入差距也比较大。目前有的家庭可能会给孩子的教育投入几万、几十万，初中、高中就送孩子到国外接受教育，但有的家庭甚至连义务教育的费用都无法承受。这种教育投入上的差距，会拉大社会上人和人的差距，造成严重的教育不公。

第三，特需教育的欠缺造成的不公。一些智障儿童、残疾儿童享受不到受教育的权利，很多被遗忘在社会的边缘。

第四，农民工子女教育资源欠缺引起的教育不公平。中国城市化进程较快，众多的农民工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进城的农民工并没有享受到城市化所带来的成果，即使在城市打工10年、20年，也享受不到公平的受教育权利，农民工的子女不能上当地的公办小学，只能选择一些办学条件很差的私立学校，教育质量得不到保证。

基于差别原则，要求针对基础教育阶段那些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群体，以是否最大限度满足这一不利阶层的利益为标准来确定教育资源的分配，这是一种基于机会平等前提下的补偿原则。在教育实践中，补偿制度的宗旨是对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群体给予必要的、适当的倾斜政策。

其一，实行全国统一的国家财政补贴。国家财政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予以倾斜，传统的靠县级财政支持的教育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在经济快速发展、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条件下，国家有必要统一地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予以补贴倾斜。同时加大对中低收入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补贴，使教育惠及更多的弱势群体。

其二，促进各种教育形式平衡发展。主要是针对那些在进入非基础教育阶段时，因在国家正规的评价考试中失利而失去非基础教育机会的受教育者而言。补偿原则呼吁政府通过一定的补偿措施使他们通过另外的渠道得到实际的发展，如加大对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网络教育的财政投入等等。

四、小结

教育公平应该是一种和谐的公平，一种互惠性与博爱的公平，应能针对那些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群体，最大限度满足其利益需求。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基于正义的教育公平，要求在平等的自由原则基础上，向受教育者提供一定水平的免费教育，使得受教育者都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给予每个受教育者非基本教育权利的机会平等，并获得提升其发展能力机会的平等。同时要求在差异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全国统一的国家财政补贴，补贴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促进各种教育形式的平衡发展，使得不同需求的受教育者都有其可供选择的教育机会。教育在正义天平的砝码上衡量，才能实现公平发展之路。

摘要：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教育的公平问题,其实质是一种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在配置时必须依托于一定的原则。罗尔斯关于正义的平等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站在超越阶级和社会的角度,对正义进行了详细论述,也对教育公平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对罗尔斯的平等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对教育公平的影响做了分析,并依据此原则对我国现在存在争议的一些教育公平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教育公平,正义,机会平等,差异原则

参考文献

[1]阮艺华,唐斌.教育公平新解[J].教学与管理,1999,(9):3-5.

[2]孙新.教育公平的社会学分析[J].教育探索,2006,(1):59-60.

[3]杨佳.柏拉图的正义观解析[J].人民论坛,2010,(23):242-244.

[4]张翀.试论凯尔森的纯粹法学理论[J].法制与社会,2007,(6):41-45.

[5]曹玉涛.论分配的正义[J].哲学动态,2010,(5):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