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反贪局人员名单

中央反贪局人员名单（精选6篇）

篇1：中央反贪局人员名单

中央批准成立新的反贪总局

2014年11月03日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新部署，对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要求。如何巩固和发展十八大以来铁腕反腐、“打虎拍蝇”的良好势头，将反腐败斗争继续推向深入，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记者日前专访了十八届中央纪委常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邱学强，深入了解检察机关反贪工作新动向和新部署。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 确保反腐败斗争正确方向

问：您认为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将对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有何影响？

答：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国作为主题，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历史的一个重大贡献，其政治影响和社会意义，都必将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充分扎实做好政治准备、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全面提升反腐败法治化、科学化水平，不断夺取反腐败斗争的新胜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保障。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根本一致的，那种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所谓“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紧紧抓住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根本，在全部工作中贯穿这个灵魂和主线。这个思想必须非常鲜明，这个原则必须牢牢把握，这个旗帜必须始终高举。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保持反腐败的战略定力

问：前不久您在学习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批评反腐败斗争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认识，引起了强烈反响。请您谈谈如何看待目前的反腐败问题。

答：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乃至世界发展变化全局的高度，以极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一手抓深化改革，推动发展；一手抓从严治党，严惩腐败。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撑，共同发展。这是一个充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行动纲领，是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进展的根本所在。但我也注意到，随着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一些人对反腐败的认识存在误读，一些似是而非、耸人听闻的悖论暗流涌动。客观地讲，这其中对大多数人来说主要是认识问题，而有的则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混淆视听和恶意炒作，有的可能他们本身就是腐败分子。如果对于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形成错误导向，严重影响反腐败斗争全局。对此，我们必须明辨是非，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保持反腐败的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反腐败斗争形势“四个空前” 必须持续加大治标力度

问：您是如何评价当前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

答：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明显成效。对于反腐败斗争形势，可以用“四个空前”来概括：一是当前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二是我们党和国家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是空前的；三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对我们党的信心和高度认同是空前的；四是反腐败面临的挑战和历史机遇也是空前的。所有这些，都激励我们进一步强化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敢于担当，不辱使命。必须非常明确，在现阶段，仍然要以治标为主，要把加大办案力度、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作为首要任务。这些年，我们查处了一批又一批大案要案，但是拿百姓的话说，现在不是打多了、打错了，而是打得还不够。我们要坚持有案必办、有腐必惩，进一步加大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就查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坚决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

积极应对职务犯罪群体化 打好反腐败整体战

问：近年来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成效明显，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

答：当前职务犯罪有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发展演变趋势，就是系统化、区域化、家族化、群体化等动向更加明显。从一起案件、一个犯罪嫌疑人入手，往往牵出一大批案件，有的波及一个单位乃至整个行业系统。在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组织查办的国家发改委系列案件中，我们查处了１１名局级干部，其中价格司原领导班子大多数涉嫌职务犯罪，出现塌方式腐败。这些案件涉及人多、面广，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严重危害经济社会发展，危及政权安全，对我们党的破坏力、冲击力很大。下一步，要积极应对职务犯罪群体化，统筹运用提办、交办、改变管辖和区域联动办案等多种方式，不断增强办案合力，提升协同作战能力，打好反腐败整体战。

中央批准成立新的反贪总局 打造中国检察特色反腐败专门机构

问：反贪局是检察机关的一块招牌，现在大家都比较关心，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如何把这块招牌叫得更响？

答：作为反腐败战线的一名老兵，我亲身经历了反贪局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全过程。自１９９５年设立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为推进反腐败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经过近２０年的发展，一些影响办案成效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机构设置不合理、力量分散、案多人少、统筹乏力、装备落后等问题日益凸显，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反腐败斗争新形势的需要，亟待改革。

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正式批准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提出的改革方案。这次改革的主要特点是整合力量、优化职能，从有利于最高人民检察院集中精力直接查办大案要案，有利于强化对下业务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指导，有利于破除制约办案工作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出发，成立新的反贪总局。新的反贪总局成立后，职能配置更加科学，办案力量进一步增加，领导班子进一步配强，局长由一名副部级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兼任。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努力把反贪局建设成为具有强大战斗力、威慑力、公信力、灵敏高效的中国检察特色反腐败专门机构，以反腐败的更大成效回报党和人民的重托和期待。

责任重于泰山 始终不敢有丝毫懈怠

问：作为连续两届中央纪委常委和最高检分管反贪工作的副检察长，您如何评价自己和自己的工作？

答：感谢媒体和记者朋友对我的关注。我长期分管反贪工作，并直接参与中央纪委常委会的工作，这是党中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对我的信任。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既有重于泰山之感，又有如履薄冰之虑，始终不敢有丝毫懈怠。可以说，这是一个庄严神圣的职业，同时又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无时无刻不在，要么我们打倒腐败，要么腐败打倒我们。我体会，要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必须紧紧依靠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必须敢于担当，坚持原则，不怕打击报复，必须清正廉洁，秉公执法。有了这三条，我们就能挺直脊梁、站稳脚跟、无所畏惧，在反腐败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篇2：中央反贪局人员名单

新华社消息，17日，习近平全票当选中央军委主席。18日，根据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提名，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六次全体会议经投票表决，决定许其亮、张又侠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决定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民为中央军委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委员集体进行了宪法宣誓。

许其亮简历许其亮，男，汉族，1950年3月生，山东临朐人，1966年7月入伍，196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空军第五航空学校毕业，大专学历。

1966－1966年 空军第一航空预备学校学员

1966－1967年 陆军第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三三五团当兵锻炼

1967－1968年 空军第八航空学校学员 1968－1969年 空军第五航空学校学员

1969－1970年 空军航空兵第二十六师七十七团飞行员 1970－1973年 空军航空兵第二十六师独立大队飞行员 1973－1976年 空军航空兵第二十六师独立大队副大队长 1976－1980年 空军航空兵第二十六师独立大队大队长 1980－1983年 空军航空兵第二十六师副师长（其间：1982.03－1982.10空军指挥学院军事高级班学习）1983－1984年 空军航空兵第二十六师师长 1984－1985年 空军第四军副军长 1985－1986年 空军上海指挥所参谋长 1986－1988年 国防大学基本系学员 1988－1989年 空军第八军代理副军长 1989－1990年 空军第八军参谋长 1990－1993年 空军第八军军长 1993－1994年 空军副参谋长

1994－1999年 空军参谋长（其间：1994.09－1994.11国防大学战役进修班学习；1998.07－1998.10国防大学国防研究系学习）

1999－2004年 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其间：2001.03－2001.07国防大学正军职以上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4－2007年 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007－2007年 空军司令员

2007－2008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空军司令员 2008－2012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空军司令员

2012－2013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2013－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十八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七届一中全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十七届七中全会增补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十八届一中全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十九届一中全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张又侠简历张又侠，男，汉族，1950年7月生，陕西渭南人，1968年12月入伍，196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军事学院基本系毕业，大专学历。

1968－1971年 陆军第十四军四十师一一九团六连战士 1971－1977年 陆军第十四军四十师一一九团司令部作训股参谋

1977－1979年 陆军第十四军四十师一一九团三营八连连长

1979－1979年 陆军第十四军四十师一一八团司令部作训股股长 1979－1981年 陆军第十四军四十师一一八团参谋长 1981－1983年 陆军第十四军四十师一一八团副团长 1983－1984 年 陆军第十四军四十师一一九团团长 1984－1987年 陆军第十四军四十师副师长（其间：1984.09－1986.07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

1987－1990年 陆军第十四集团军四十师副师长 1990－1994年 陆军第十四集团军四十师师长

1994－2000年 陆军第十三集团军副军长（其间：1996.03－1997.01国防大学合同战役指挥班学习）2000－2005年 陆军第十三集团军军长 2005－2007年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2007－2012年 沈阳军区司令员

2012－2013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

2013－2015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

2015－2017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

2017－2017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篇3：中央反贪局人员名单

充分发挥考核评价导向作用

中央高度重视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党的十六大后,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深化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和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 要“完善适合国有企业特点的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央企领导人员管理工作, 制定出台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规定。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尤其是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确立以来, 按照中央要求和现实需要, 中组部、国务院国资委等有关部门和各地各企业在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 出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制定《管理规定》, 及时将这些做法和经验上升为规章制度, 对于推进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进一步深化中央企业人事制度改革,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人事管理制度体系, 全面提高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工作水平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同时也将对各地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工作起到重要的带动作用。《管理规定》是经过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反复讨论修改完善形成的。

在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考核评价方面,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 各地各有关单位和各中央企业也进行了一些探索, 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综合考核评价办法。实践中, 对企业领导人员的考核没有充分体现企业特点, 干部考评与业绩考核“双轨运行”, 考核评价主体比较单一, 考核评价导向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 要“健全促进科学发展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因此, 出台《考评办法》也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引导企业注重提升“软实力”

制定《管理规定》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从中央企业实际出发, 着眼于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建设“政治素质好、经营业绩好、团结协作好、作风形象好”的领导班子, 以完善领导体制、健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为重点, 规范程序, 明确要求, 建立制度, 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中央企业领导人员队伍, 保证中央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在研究起草《管理规定》过程中, 我们按照“反映现实、大胆创新、留有余地、逐步完善”的总体思路, 力求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结合:一是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依法办事相结合。党管干部原则是党的干部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管理规定》始终贯穿了这一原则。同时, 注意把党管干部原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法规相衔接, 注意把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选聘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结合起来, 把组织选拔与竞争选聘结合起来, 使《管理规定》符合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二是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管理规定》注重把近年来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工作中形成的经验和做法, 加以归纳、总结和完善, 同时注重吸收借鉴党政干部管理工作的有益经验, 以及国外在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方面好的做法, 积极探索企业领导人员管理的新机制、新方法、新途径。三是坚持可操作性与指导性相结合。《管理规定》对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的主要环节从内容、程序到方式方法, 都尽可能作出较为详细的规定, 对尚处于探索中的一些做法, 从原则上提出要求, 为今后的实践和改革留有空间。

在制定《考评办法》过程中,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按照“树立导向、改革创新、体现特点、简便易行”的总体思路, 强调以业绩为基础, 全面考评领导班子及成员的能力素质、履职行为和履职结果, 引导企业更加注重班子团结、企业党建、科学管理等“软实力”提升, 与现行经营业绩考核制度互为补充, 形成了综合考评与培养使用挂钩、业绩考核与薪酬分配挂钩的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在考评方式上形成了多维度、全方位、开放式考评, 实现了考评制度的创新突破。

提出公开招聘、任期制等新举措

《管理规定》分为9章共66条。第一章总则, 主要明确了制定文件的目的、适用范围以及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必须坚持的原则;第二章资格条件, 规定了中央企业领导人员任职的基本条件和资格;第三章职数和任期, 主要对中央企业董事会、经理班子、党委 (党组) 班子的职数以及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的任期等作出了规定;第四章到第八章, 主要对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的选拔任用、考核评价、激励监督、职业发展、退出的内容、方式和程序等作出规定;第九章附则, 明确了参照执行的范围, 以及《管理规定》的解释权和实施时间等。

《考评办法》分为5章共35条。第一章总则, 主要明确了制定办法的目的、原则、主要方法, 并对考评对象进行了界定;第二章综合考核评价内容, 对考评内容、指标和要点作了具体说明;第三章综合考核评价方式, 确定了考核评价的组织实施方式和具体程序;第四章综合考核评价结果及运用, 提出了考评结果的确定方法、标准和奖惩措施;第五章附则, 主要明确了参照执行的范围, 以及《办法》的解释权和实施时间等。

这两个文件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管理规定》将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融入到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的资格条件、考核评价、问责之中。《考评办法》将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优化产业结构等科学发展内容作为考核要点及标准, 增加了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方面的考核指标或要点, 引导企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二是体现了改革创新精神。《管理规定》积极吸收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改革的新成果, 提出了公开招聘、任期制、任期考核、多维度测评等多项新举措。《考评办法》借鉴国际通用的企业考评方法, 吸收360度考核的理念, 形成了多维度的立体评价, 探索建立了综合考核评价的量化评分体系, 实现了定性分析与定量测评有机结合。三是体现了中央企业特点。《管理规定》对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原则、资格条件、职数、任期、选拔任用、考核评价、激励约束、职业发展、退出等方面都赋予了有别于党政干部管理的鲜明企业特点。《考评办法》突出业绩导向, 在考评内容中赋予业绩50%的权重, 将国资委经营业绩考核和财务绩效评价结果直接运用到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考评中。

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管理规定》和《考评办法》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了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要求:一是进一步扩大职工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管理规定》要求, 在本企业内部选拔领导人员应当经过民主推荐, 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民主推荐情况, 实行差额考察制度、任前公示制度、职工代表对领导人员的民主评议制度, 领导人员的职务消费要接受职工民主监督。《考评办法》强调, 要充分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 规定职代会测评结果作为考核评价的组成部分并赋予较高的权重;未成立职代会的, 参加企业内部民主测评的职工代表比例不小于10%。二是进一步强化竞争机制, 把公开招聘、竞争上岗作为选拔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的重要方式。去年, 中组部、国务院国资委首次面向全球公开招聘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总经理, 实现了中央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突破。《管理规定》明确提出, 对经理班子成员的选拔应逐步加大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的力度。三是全方位开展民主测评, 在更大范围听取群众意见。《考评办法》借鉴国际通用的企业考评方法, 吸收360度考核的理念, 建立了由企业领导班子、中层管理人员、职工代表、上级管理部门、监事会共同参与的多维度测评, 并结合个别谈话、听取意见、调查核实、综合分析等方法, 综合运用多维度测评、个别谈话、调查核实、综合分析等方法进行考核评价。

真正实现负责人“能上能下”

目前在一些企业, 确实存在能上不能下的现象。企业领导人员选拔上来后, 除了到达退休年龄或出现违纪违法问题等情况, 才能“下”来, 否则, 即使工作平庸, 业绩平平也不会“下”来。为解决这个问题, 《管理规定》和《考评办法》作了如下规定:一是实行任期制。《管理规定》对董事、总经理、党委的任期作了明确规定。二是强化考核评价结果的运用, 将考核评价与任免、奖惩挂钩。三是健全退出机制。《管理规定》提出, 完善中央企业领导人员免职 (解聘) 、辞职、退休制度, 并规定了免职 (解聘) 的五种情形和应对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的三种情形, 明确了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四种辞职形式。同时规定“中央企业领导人员达到任职年龄界限、不再担任企业领导职务的, 其在下属企业所兼任的其他职务也应当一并免除”。上述规定有助于建立企业领导人员的正常退出机制, 真正实现领导人员的“能上能下”。

职务消费接受职工监督

中央高度重视企业领导人员的薪酬管理问题, 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实践, 目前对中央企业领导人员已经形成了以业绩考核为基础, 薪酬水平与经营业绩相挂钩的薪酬制度。为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领导人员薪酬管理, 《管理规定》作出了以下规定:一是严格执行《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二是明确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的薪酬方案审核、批复的程序。中央企业领导人员不得在企业领取薪酬方案所列收入以外的其他任何收入, 不得在兼职单位领取薪酬、奖金等任何报酬。三是按照依法合规、从严从俭和公开透明的原则, 建立健全中央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制度。对中央企业领导人员公务用车配备及使用、通讯、业务招待、差旅、考察培训等与其履行职责相关的消费项目, 应当明确标准, 制订预算方案报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复后实施, 年终将情况报国务院国资委, 并接受职工民主监督。

造就优秀企业家队伍

篇4：中央反贪局人员名单

官方媒体指出“建立巡视制度并开展巡视工作，是实施党内监督的一项创举”，网络舆论中更有人认为巡视组是现代版的监察御史，视其为解决贪腐的灵丹妙药。

古代御史制度高度依附于中央权力，或者说皇帝的权力。但无论哪个朝代，那些来自监察院，被称为御史，或者在戏剧里被称为八府巡按的监察官员，都很难真正解决贪腐问题。

御史制度是中国五千年反贪史的精华所在

孔子的“中国梦”，是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社会，“为人君”要“止于仁”，“为人臣”要“止于敬”，这样才不会“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但，君臣相得只是理想状态，更多时候，皇帝只认为自己是仁君，却不相信臣子都会爱岗敬业、清正廉洁。汉代选拔官员以“孝廉”为标准，但乡间很快就有“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的民谣打孝廉的脸。

朱元璋严刑治贪，扬言“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官员贪污六十两就要剥皮实草，还是未能刹住明王朝驶上腐化的快车道。

历史学者吴晗曾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此话固然不假，但是五千年的贪污史也是五千年的反贪史，中国人还是发明了许多反腐惩贪的制度，监察御史制度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法制史学者张晋藩认为，“御史”原本源于史官，原本是从事记言记事、掌管法令图籍的秘书工作。从春秋时代开始，御史的监督职能逐渐强化，到战国时代，已经成为各国普遍设置的监察官员。秦灭六国后，更是建立起从中央的御史大夫到地方监郡御史全套监察系统。

汉武帝时代，为了监督各郡太守、诸侯国相等“二千石长吏”，将京畿之外的各郡、国分为十三个州部，设秩六百石的刺史来“周行郡国，省察治状”并“刺举不法”。这种以低级官员巡视监督高级官员的做法，两千多年来形式虽然多有变化，但内核精神薪火相传，成为中国监察制度的一大特色。

御史监察制度在明清两代达到成熟，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皇帝下令“遣御史分巡天下”，监察御史在都察院任职时为内差，外出巡视则称外差。以所巡事项命名的，分为清军御史、提学御史、巡盐御史、巡关御史等，类似今日的“专项巡视”。

专门巡视地方官员者，则称之为“巡按某处监察御史”，约略等同今日的“常规巡视”。明代全国巡按御史的分派是：“北直隶二人，南直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一人，甘肃一人，十三省各一人。”清朝制度沿袭明朝，没有太大变化。

周星驰在《九品芝麻官》里被封为八府巡按，貌似威风八面，实际上就是一省的巡按御史，像广东这样有十个府的省，御史还是“十府巡按”。但不管巡多少个府，御史官秩很低，仅为七品，跟知县同级，可说将汉代刺史制度“以卑察尊”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御史固然能查办贪官，但查谁、不查谁还得皇帝说了算

包公是市井百姓“青天大老爷”情结的现实折射，在传说中，他能智斩作歹国戚、刀铡负心郎君，却从没反过贪。

另一位以清廉著称的名人海瑞，倒是做过右佥都御史这样的监察官员，可惜反贪事迹依然乏善可陈。历史上是否真有敢于打老虎、办大案的监察御史？答案是肯定的，清代的钱沣便是一位。

钱沣的一生与乾隆一朝相始终。他生于乾隆五年（1740年），入仕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死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亲眼目睹了这个时代的繁华极盛，和隐藏在背后的腐败丛生。

作为监察御史的钱沣，出道第一案就弹劾了一位封疆大吏——陕甘总督毕沅。这个案子的源头还要追溯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钱沣刚刚从翰林院散馆（翰林院考试）的时候。

那年三月，时任陕甘总督的勒尔谨上奏朝廷，称甘肃前些年灾荒不断，各地粮仓都缺少存粮，近年粮食丰收，民众家有余粮，请求皇上准许该省实行“捐监”，也就是买“监生”的学历。但勒尔谨提出，这次甘肃捐监不用钱，而是用粮食来换，以充实粮仓，备不时之需。乾隆觉得这个建议好，很快准了。

谁想开“捐监”不久，甘肃又连年报告闹旱灾，开仓放粮了。这样折腾了七年，甘肃闹出民变了，朝廷连忙派大臣和珅、阿桂赴甘肃镇压。结果两人汇报当地雨水连绵不断，军队行动至为困难，才让皇帝起了疑。

派人一查，发现勒尔谨等人一边实收捐纳粮，一边虚放赈灾粮，把粮款全都吞到自己的口袋里。皇帝大怒之下，涉案官员自勒尔谨以下被处死刑者达56人，史称“甘肃捐监冒赈案”。

就在案件将结之时，新任监察御史钱沣挺身而出，上疏弹劾现任陕甘总督毕沅，指责他在任陕西巡抚时曾多次代理勒尔谨的总督之职，且陕甘两省接壤，对此事安能不知，而七八年来竟然隐瞒不报，实属欺君，要求“比照议处”。毕沅虽百般辩解，仍被处以降为三品顶戴和停俸的处罚。

钱沣虽然一战成名，其实只是捡了个尾巴。乾隆四十七年，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一案，才是他真正经手的大案。

此案源于当年二月钱沣上疏弹劾国泰、于易简二人“贪纵营私，遇有题升调补，勒索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州县仓库亏空”为开始。在乾隆皇帝准许立案之后，钱沣会同和珅、刘墉等大臣前往山东查办。

查案过程按部就班：讯问各级官员，盘查核对钱沣掌握到证据的历城、益都、东平、章丘等州县的钱粮账目，确定全省亏缺达200万两。而在民间传说中，国泰乃是和珅的同伙，钱沣查案中不仅要与涉案的山东官员斗智，还要与一同查案的和珅斗勇，甚至要微服出行，亲手截住为和珅与国泰送信的仆人以掌握证据，最后才堵住了和珅的嘴，使国泰、于易简得以绳之于法，双双送命。

只是，钱沣虽能连连查处封疆大吏，却对朝廷的大老虎和珅无可奈何。毕竟，上疏弹劾官员是御史的权利，但是否查处、谁去查办，又如何惩罚当事官员，全都取决于皇帝本人。钱沣不仅对圣眷正隆的和珅无可奈何，对曾被他弹劾过的毕沅很快被皇帝恢复了品级、俸禄，也不敢多说一句。endprint

民间传说，和珅因惧怕钱沣查到自己的头上，借后者升为军机章京的机会，屡以繁重公务相委派，终于将其活活累死。而钱沣死后，家人才发现他枕头底下藏有弹劾和珅的奏章草稿。

这与其说是百姓对惩治贪官的期待，不如说是对皇权之下御史对查处受宠贪官有心无力的同情。

官员拉帮结派，御史往往沦为党争工具

御史以“天子之耳目，朝廷之腹心”自居，原本该做的是“彰善瘅邪、整纲饬纪”的事，要“私惠勿酬、私仇勿报”，要“言出如山、心清似水”。但是在清末，当传统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候，御史也变了质。

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起事，一批军功官僚因而崛起，结成湘、淮等派系互相提携的集团。进士出身的御史言官阶层，对没有正经功名却盘踞总督、巡抚高位的军功官僚自然心怀怨念。在这种环境下，名为“清流”的御史言官群体逐渐形成壮大。

这个团体，以“李鸿藻为青牛头（青牛为清流谐音），张之洞、张佩纶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其余还有“四谏”“十朋”等种种分类，从同治到光绪年间，薪火相传，日益壮大。他们弹劾的范围上至军机大臣，下至知府知县，尤其认为“湘淮军帅、皆守重镇、政荒吏嬉，民滋不安”，特别予以“关照”。其中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淮系领袖李鸿章。

光绪五年（1879年），清朝全权大臣崇厚与俄国擅自签订《里瓦基亚条约》，丧权辱国，李鸿章认为俄国实力远胜清国，一旦废约势必变本加厉，从而主张对该条约隐忍接受、徐图补救。

此议一出，就遭到清流的阻击。后任右副都御史的黄体芳弹劾李鸿章“将帅之臣，恝国事如此，怯强敌如此，亦与白面书生何异”，还不忘补上一句“李鸿章以汉臣拜首揆，为五十年来所仅见”，提醒清朝皇族多加提防，实乃诛心之语。

六年之后，中法战争以议和告终，黄体芳继续攻击李鸿章“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乃至于“自办洋务以来，造机器，广招商，置兵轮，购枪炮，由李鸿章奏办者几十年，糜国帑以亿万计，百弊丛生，毫无成效”。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力主避战的李鸿章更成为清流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战事不利，翰林院35名翰林联名折参李鸿章，说他“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要求予以罢免，提出“故李鸿章一人之去留，实于宗社安危，民生休戚，大有关系”，后来的状元企业家张謇更是说“二十年来坏和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

当战局无法支持，清廷派人议和之时，监察御史安维竣上奏折称“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北洋以自重……日夜望倭寇之来”，直指李鸿章有叛国的野心，甚至说他“若能反，则早反耳。既不能反，而犹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复知有我皇上，并不知有皇太后”，甚至说“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

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御史言官在履行职责，甚至不只是派系斗争，而是界限分明的站队表态了。甲午战争战局危急时，清流领袖翁同龢跑去见李鸿章，问以兵舰等事，李鸿章怒目而视，说翁师傅您总理财政，平时我请求拨款买军舰，总被您驳回，这时候问军舰有什么用？

翁同龢回答自己是尽本分而已，事情这么急，为什么不多请几次款？李鸿章答道：“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可见，当御史但言无论的特权变成派系斗争的工具，他们的目标已经不是惩腐治贪、整纲饬纪，而是要治政敌于死地。天威难测，伴君如伴虎，皇权专断之下，即使得宠权臣如李鸿章，也对御史言官的交相弹奏心有余悸，更不用提普通大臣了。

监督他人的御史，自己贪腐又能如何？

御史作为皇帝反贪的防线，在某些时候的确能起到作用，但假如连御史都利用手中权力行贪腐之事，谁又能钳制他们？

明代对于御史出巡曾有明确的律法限制，《出巡事宜》规定，不得泄露机密、不得私自出界、不得擅自离职、不得买货物和铺张浪费、不得携带家属和枉道回家、不得因私受谒等等，其中伙食标准是日廪五升，一菜一鱼。交通工具先是骑驴，宣宗朝开始方可骑马。御史与地方官员如何相见、如何对拜作揖等都有细文，这些规定多为清朝所继承。

尤其是《大明律》和《大清律》都规定，风宪官贪赃，比其余官加二等治罪，并且受赃的类型十分广泛，包括受财、索财、借贷人财物、买卖多取价利、受赠送等。但是，你有你的严明律法，我有我的鲸吞之术。

天启年间，著名的阉党崔呈秀巡按淮扬，对大强盗，“每名得贿三千金辄放”；对地方大恶，“得贿千金辄放”。“不肖有司应劾者，反以贿得荐，不应荐者，多以贿荐。”他倒是明码实价，但当地士民民怨鼎沸：“淮扬士民无不谓自来巡按御史，未尝有呈秀之贪污者。”

按明代规定，巡抚与按察御史查获赃贿，都贮放州县作为公费。但万历时，都御史李采菲就打起了赃银的主意，“预灭其籍”，销毁起赃记录，然后中饱私囊；沈汝梁巡视下江，“赃贿数万”；祝大舟巡按江西，“临行票取多赃”；巡察云南御史苏酇也“贪肆赃盈巨万”。在这些被揭发的大案中，犯案御史分别遣戍卫所或免为庶民，处分远较嘉靖朝为重，却已难挽御史贪污的狂澜。

及至崇祯朝，御史贪赃纳贿已登峰造极。御史史范最为彪悍，巡按淮扬，把库中赃罚银十余万两都装入私囊；而后又兼摄巡盐课，他利用这份肥差又把前任贮库的二十余万两赃银收入囊中。他还为吏部尚书田唯嘉受贿八千金从中居间，自己向富人于承祖勒索万金。事发之后，首辅薛国观极力庇护，但证据确凿，无合法来源财产太多，实在说不清楚，最后下狱“瘐死”（因伤病死于狱中）。史范的“瘐死”是不是看上去非常眼熟？

到了清朝，监察官员的贪腐更加严重。如乾隆十三年，山东省遭受自然灾害，出使查办赈务的御史及其家人、吏役等却不顾“民食艰难”，借机勒索，加重了灾民的负担。嘉庆年间，御史广兴两次出使山东审案，“擅作威福，赃使累累，声名狼藉”，而与其一同前往的长官左都御史周延栋竟然听之任之，其本人也是每日所费白银十余两。于是有民谣说：“周全天下事，广聚世间财。”

篇5：中央反贪局人员名单

要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专业技术人员绩效考核体系,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要明确专业技术人员绩效考核的原则

绩效考核的目的不仅在于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奖罚,更重要地在于帮助和指导专业技术人员改善自己的绩效,达到改善整个单位绩效的目的。因此,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绩效考核应把握以下原则。

1.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这是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作为人民银行专业技术人员的绩效考核体系的设计,既要充分体现效率优先,又要考虑兼顾公平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激发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有利于构建和谐团队。

2. 客观公正,注重实绩。客观公正不仅是对整个考核体系在设计上的要求,而且是在操作层面上对考核程序的要求。只有体现了绩效考核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才能真正体现绩效考核的公平性与激励性。而注重实绩,就是要在坚持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基础上,注重定量考核,用工作业绩来判断和评价专业技术人员对单位的贡献度与价值。

3. 奖勤罚懒,鼓励竞争。

这是实行专业技术人员绩效考核的初衷与归宿,绩效考核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经济的手段,使差的变好,使好的变得更好,通过竞争全面和持续地改善个人绩效与单位绩效。

二、要健全完善内部考核机构与考核职责

要成立专业技术人员绩效考核领导小组,主管组织人事工作的行级领导应担任专业技术人员绩效考核领导小组组长,其他行领导担任副组长,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应设在组织人事部门。

专业技术人员绩效考核领导小组的职责是:负责研究制定考核办法,审定考核方案;组织实施、协调、监督绩效考核工作;研究解决绩效考核中出现的问题;对绩效考核结果的应用提出意见。

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是:负责日常考核资料的收集与汇总工作;月度考核奖励的发放;年度考核的安排及相关考核资料的收集与归案工作。

三、要合理设置专业技术人员绩效考核的内容

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绩效考核应侧重于专业技术工作,所以在考核内容的设计上应包括以下内容:

1. 专业技术岗位绩效。

主要看岗位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工作成绩,反映专业技术人员完成本岗位专业技术工作的能力。具体的工作内容表现在:草拟有关制度、规定、办法;解释本专业工作中的有关政策;解答和处理本专业工作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对本岗位工作进行调查研究、组织指导、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等。

2. 工作创新与开展新业务。

主要考核专业技术人员在本岗位能否积极的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提出新建议、新思路,并能适应新业务、新技能、新工具、新系统的需要,顺利有效地开展工作。

3. 临时性工作。主要是指能否按时按要求完成领导交办的临时性工作任务。

4. 工作失误。主要看有没有误时误事现象,有没有被上级通报批评或领导点名批评的事项。

四、要科学设计专业技术人员绩效考核计分与奖罚标准

考核应采取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定性考核是指部门对被考核的专业技术人员作出公正、正确评价,用分值来体现考核结果;定量考核是指部门根据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职责,对可量化的目标任务进行考核打分,用分值体现考核结果。

1. 考核的总分值设定为100分。

考核总分(100分)=专业技术岗位绩效(80分)+工作创新与开展新业务(10分)+临时性工作(10分)-工作失误(10分)。(1)专业技术岗位绩效(80分)=工作效率(20分)+工作质量(30分)+工作成绩(30分)。其中,工作效率(20分)应包括:能否按时完成岗位日常工作任务(10分);对上级布置的工作没有延误的现象(10分)。工作质量(30分)应包括:正确贯彻执行上级行有关政策规定(10分);上报的各种报表、公文、综合性报告或统计报表等无差错(10分);领导布置的工作执行得力,积极主动,成效显著(10分)。工作成绩(30分)应包括:按时完成周工作和月工作任务(25分);根据科室安排协助完成其他岗位工作(2分);完成岗位调研和信息工作任务(3分)。(2)工作创新与开展新业务(10分)=提出合理化建议和意见(5分)+开展新业务(5分)。(3)临时性工作(10分)。(4)工作失误(扣10分)=上级通报批评(扣5分)+行级领导点名批评(扣5分)。

2. 出现重大工作失误或事故,一票否决,总得分为零。

3. 各类专业技术职务的系数。

干部序列高级5.5,中级5,初级4.5,工人序列技师5,高级工4.5,中级工和初级工4。直接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资格未聘任人员和没有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其系数值可定为2。

4. 在见习期的新入行人员,不参加考核。

5. 月度绩效考核奖励(元)=(专业技术岗位绩效得分+工作创新与开展新任务得分+临时性工作得分-工作失误扣分)×专业技术职务系数。

6. 每个科室月度考核最多只能评一个满分人员,计分不保留小数。科室负责人由主管行领导考核打分。

五、要严格规范专业技术人员绩效考核的程序

1. 专业技术人员的月度考核,由各科室组织实施,月末最后一天各科室向人事部门提供本科室人员的绩效考核情况表(见附表)。

2. 人事部门根据各科室提供的绩效考核表,于次月5日之前将考核汇总表提交会计财务部门,由会计财务部门负责发放绩效考核奖励。

篇6：中央“第三梯队”名单建立始末

陈云建议成立青干局

上世纪80年代初，正值文革结束后，平反的老干部复归岗位，干部队伍老化，知识结构陈旧。当年，国家机关、党群、企事业各级领导干部81万人，其中大专文化程度只占6%，72%以上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提拔使用要“制度化”。 1981年5月，陈云在杭州写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分送邓小平、胡耀邦和中组部部长宋任穷，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他建议，在中组部成立青年干部局，负责选拔、培养青年干部。

1982年3月，中组部青年干部局成立，经陈云提名，原电力工业部副部长李锐出任局长。

十二大上的中央人事交替

1982年，“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被当作干部使用标准，写入了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

李锐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即参加十二大人事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是筹备中央的人事交替。最后选出十二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348人，60%是新进的，60岁以下的将近一半，其中包括江泽民、李鹏、李瑞环、胡启立、尉健行、王兆国、田纪云、朱厚泽等。最年轻的是胡锦涛，39岁。大学文化程度的占三分之一，其中专家、教授、总工程师有50人。

中央一级领导班子的调整完成后，开始了省级领导班子的调整。各地都先派了工作组，作预选工作。在上海，原领导人没动，另从370多人中选拔了18人，包括黄菊、吴邦国等人。

选择后备班子“四化八门”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建立“第三梯队”的任务明确地规定下来。

之后，中组部向中央直属机关及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党委和组织部门发出了上报后备班子名单的通知。

省部级后备班子的选择范围不限行业，不限出身，有“四化八门”之说。“四化”指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八门”泛指各个行业。硬条件有三：年龄一般不能超过50岁；原则上需要大学学历，但不唯学历论；一般是地厅级干部。更重要的是，文革表现好。所谓“表现好”，是指文革时期有抵制态度，或者干脆采取“逍遥”态度。

“第三梯队”开花结果

1983年12月，中组部召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全国省部级电话会议，会议要求，即刻成立第一批中央考察组，前往北京、黑龙江和江苏这三处试点。1984年元旦过后，三个中央考察组匆忙出发了。4月，第二批中央考察组分赴四川、广东和内蒙古等地。

内蒙古自治区常委提供了一份名单，但考察范围不仅限于这份名单。考察组召开了一场有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内蒙古日报》记者参与的座谈会，希望借助见多识广的记者们的宽阔视野。记者们推举了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党组成员、农牧组副组长刘云山。刘云山毕业于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师范学校，时年37岁，原本没能进入省里上报的名单。但记者们反映，他业务能力强、思路清楚，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之后，他调任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党组副书记。此后，担任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1993年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2002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2012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很长一段时期，“第三梯队”名单上的人都处于中央和中组部的注视之下。名单建立后，提拔干部原则上都要出自名单。提拔非名单上的，要有一个说法。1985年、1986年、1987年，在1984年“第三梯队”名单的基础上，分别推出了三个更新后的版本。

多年后，名单开花结果。第十七、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两位之外，皆是名单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