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机构相互掣肘 中国怎样反腐才有效

反腐机构相互掣肘 中国怎样反腐才有效（共4篇）

篇1：反腐机构相互掣肘 中国怎样反腐才有效

01广为接受的官场文化：中国陷入“腐败陷阱”？

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人们所说的“腐败陷阱”了呢？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确进入了“腐败陷阱”。腐败已经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官场文化。尽管很多官员也痛恨腐败，但一旦身处官场，就必然腐败，无论是主动的腐败还是被动的腐败。有人说，官员不腐败，就不能展开工作。如果是这样，情况就真是很糟糕。的确，执政党领导层每天都在强调反腐败，并且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但腐败仍然每况愈下。越反越腐败，这是人们所深刻担忧的，也使得很多人趋于悲观。

但如果从中国以往的历史经验和国际比较来看，担忧是必需的，悲观主义则没有必要。很多国家也经历过很长的腐败历史，甚至更为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的出现不足为奇。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发生腐败。人类历史上，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腐败状况。问题是如何应对腐败？一些国家因为没有有效的应付腐败措施，陷入腐败陷阱。在这些社会，腐败俨然已经成为其文化和制度的一部分。专制时期腐败，民主化了之后也同样腐败。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社会就是这样。但更多的国家，通过各方面的改制，遏制了腐败，建立了清廉政府。西方很多国家是这样，香港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如此看来，中国也同样面临两种不同的命运。如果能够制定有效的举措，遏制腐败，国家有可能变成清廉；反之，如果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腐败一直横行下去，也就会像一些社会那样陷入“腐败陷阱”。

也就是说，清廉国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人们争取来的。这里要强调的是，大多清廉政府是通过改革而来，而非革命而来。很多政权因为腐败而被推翻，但并不是说新建立的政府就是清廉政府了。革命就是要革掉腐败的政府，但革命之后的情况又会怎样呢？中国历史上一些农民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政权（哪怕是暂短的政权）也是极其腐败的。中产阶级的革命要好一些，但也不能保证新建立的政权是清廉的。

经验告诉我们，组织推翻旧政府的那个政治群体或者说革命者，都怀有革命理想，在建立政权之初能够做到清廉。如果这一代怀有革命理想的群体能够确立有效的制度，这一代之后，政权仍然可能保持清廉。但如果这一代不能建立有效的制度，一旦这一代过去，政府很容易转向腐败。但是，没有一个政权的清廉是一劳永逸的。人性本恶，一旦有机会，人们就会变得腐败。要保持一个政权的清廉，改革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政权的外在环境变化了，政权就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防止腐败和遏制腐败。

02反腐机构最多，腐败花样却层出不穷

在讨论如何通过改革来建设清廉政府之前，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有关腐败的几种主要看法。这些看法是对中国为什么变得那么腐败，以及如何变得不腐败的讨论和分析。

看法一是认为，执政党领导层对腐败的恶果认识不够、对反腐败不够重视，制度建设不够。从政策话语上看，执政党对腐败不是没有认识，执政党领导层已经把腐败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执政党也很重视反腐败。这些年来，执政党每年都会发动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官员因为腐败而下马、坐牢，甚至被杀头。不定期的反腐败运动，已经成为执政党整治腐败最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也经常招致社会批判，认为是超越了法制。也不能说执政党在反腐败方面没有制度建设。较之其他国家，中国反腐败的机构是最多的。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党的系统有一套，政府系统有一套。反腐败、预防腐败、廉政建设等等，名称和机构多得谁也记不住，搞不清楚。但也很显然，尽管有强烈的反腐败意识、反腐败运动和制度建设，但腐败还是在恶化。为什么？这是需要思考的。

看法二是惩罚不够。也有人认为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惩罚不够。这种说法，更不能成立。在腐败问题上，较之其他国家，中国官员面临更为严重的惩罚，即包括党纪方面，也包括国法方面。在法律方面，中国很多官员因为腐败而判死刑。今天社会上在讨论要不要取消经济犯罪的“死刑”问题，但政府不敢轻易取消。实际上，在中国，一旦官员涉及腐败，受到惩罚的不仅仅是官员本身，而且也往往包括其家庭和亲戚朋友。

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情况，就是官员的集体性腐败。在一些案例中，整个领导班子卷入腐败；而在另一些案例中，上下级官员卷入腐败。所以，一旦哪一位官员案发，就要承受另外官员的压力。很多官员选择自杀。因此，从各方面来说，中国官员还是面临很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但是，为什么官员在腐败问题上，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呢？如果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官员的腐败到底为了什么？知道案发就要杀头，家庭成员会受到牵连，为什么还要如此腐败？难道官员是为了腐败而腐败？难道他们仅仅是为了试探运气？

看法三是道德教育不够。道德在遏制腐败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清廉本身就是官员道德的内在部分。对官员的道德教育不足是很显然的，因为那么多官员腐败表明官德的缺失。但是，这里的问题也相当复杂。也不能说，中国对官员没有进行道德教育。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道德教育的空洞无物。人们往往把一大套非常抽象的意识形态作为道德教育内容。教育者本身就不理解道德教育为何物。这一套、那一套，无论哪一位官员都知道，都可以大谈特谈，但这些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对说的人毫无约束力，对听者也毫无约束力。说者和听者，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谁也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还有一种道德教育会回到中国从前的“德治”。“德治”是中国传统儒家的核心。但“德治”的有效性也是需要质疑的。“德治”传统上就没有能够有效惩治官员的腐败，拿到现代社会更成问题。

03私利观念：腐败性质超越道德想象

严酷的现实是，今天中国的腐败已经不是道德所能解释的。腐败是私利观念的结果，而一定的私利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官员通过腐败希望过上比别人好的生活。问题在于，现在的官员贪污的数量惊人，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上百亿。不用说一辈子，几辈子都花不完；一个人花不完，整个家庭花也都花不完。这样的数量不是道德所能解释的。这种腐败是人类理性难以解释的。所以，从道德教育方面，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道德教育没有效果。第二，官员的腐败已经远远超出道德范畴。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超越道德领域，来寻找遏制腐败的机制。

看法四是没有民主化。海内外，持这种看法的人居多。这些人都是把清廉政府和民主政治联系起来，或者把民主政治等同于清廉政府。很简单，经验地看，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清廉政府都是民主政府，或者说，民主政治至少比专制政府要清廉得多。为什么民主政治导致清廉政府？这里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民主政治强调政府内部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其中，三权分立是一种制度机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普世现象。要遏制腐败，就要限制政府权力。其次，民主政治提倡法治。一旦官员出现腐败现象，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这里当然最重要的是司法独立，保障法律的执行。其三，民主政治是透明政治，官员必须生活在阳光下。透明政治可以预防官员的腐败。其四，民主政治内还存在着社会对政府的制约。社会力量尤其是媒体，可以对官员产生很大的社会制约。

如果从民主政治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可以说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中国缺少民主：官员手中有太大的权力，既没有内部分权的制约，也没有外部社会的制约，同时中国法治不健全，大部分官员生活在修得严严实实的城堡里面，缺少阳光。

04太多反腐败机构相互掣肘：权利内耗 矛盾重重

内部多元主义产生了诸多弊端。首先，内部反腐败机构过多的逻辑结果，就是反腐败责

任极其不明确。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中典型的“和尚与水”的关系，即“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机构众多，又不互相协调或者协调得不好，导致了太多的权力内耗，各个机构之间矛盾重重。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不同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尽管各个机构名义上都是为了反腐败的，但实际运作的结果就是权力的争斗，反腐败反而演变成每一机构的“副业”。这是所有官僚机构运作的逻辑。因此，只有把众多的机构整合起来之后，它们的利益才能一致起来。

其次，机构众多会给腐败提供很多机会。为什么？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机构众多，反腐败不力；第二是，反腐败责任不明确，使得腐败有机可乘。其三，反腐败机构众多也导致了这些机构本身的腐败。因为所有这些反腐败的机构从属于不同的上级机构，因此，其他的机构有多腐败，反腐败的机构也必然有多腐败，甚至更腐败。反腐败机构往往掌握着有关腐败的信息，这些部门的领导人更有技术和手段不仅来进行腐败，而且能够逃避反腐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公检法系统，是最腐败的一个系统的主要原因。

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各个反腐败机构派大量的干部官员到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去考察，学习这两个政府的反腐败经验。也应当说他们学到了不少经验，但一旦放到中国的制度环境里，这些在新加坡和香港非常有效的举措便不再有效。所有到这两个社会考察的官员都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反贪局都很小。一个小小的反腐败机构就造就了一个清廉的政府。在这两个社会，除了人们一般所说的高薪养廉、政府透明等因素外，就反腐败制度本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权力高度集中，责任高度明确。反腐败机构又直属最高领导层。一旦发现腐败，应当承担责任者就非常明确。也因为责任明确，反腐败机构在预防腐败方面更是尽职。当然，另一个特点是，无论在新加坡还是香港，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也非常得力。

很显然，当内部多元主义导致着诸多负面效应的同时，外部多元主义缺失更进一步使得腐败不可收拾。外部多元主义并不是说，中国要像其他国家那样，设立反对力量或者反对党。反对党并非反腐败的有效机制。很多人相信，只有多党制才能反腐败。但从经验看，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世界上那些实现多党制的社会，也同样非常腐败，甚至更为腐败。从外部制约来看，社会的参与要比反对党的参与更为有效。反对党的参与就是要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也往往同样腐败。而社会的参与较少政治性，更多的是为了一个清廉政府，因此更能有效地反腐败。不过，在中国，社会并没有有效参与反腐败的管道。一些制度例如举报制度一直存在着，但往往是名不符实，在很多方面也会产生很多负面效果。应当指出的是，在互联网产生之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很快的变化。不过，社会对反腐败的参与总体上看，仍然是需要通过非正式的管道。

05改革迫在眉睫：给清廉一个生存空间

一句话，要大力减少内部多元主义，强化反腐败机构的权力。这方面，可以参照近年来大部制建设的经验，设立一个反腐败大部制，整合目前各个反腐败机构。当然，在这个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不同的反腐败部门。同时，这个结构应当直属最高领导机构。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要给清廉一个机会。中国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清廉者没有生存的空间。很多腐败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屁股指挥脑袋”，到了一个腐败的环境，就不得不腐败。在党内，也并不是每一个官员都想腐败，也有一些官员不想腐败，但在全面腐败的环境里，“清廉”就成为一个人的巨大负资产。因此，应当考量的是如何给清廉一个机会？这是有可能的。例如可以通过人事录用机制，在任命官员的时候，可以问其是否愿意公开财产。如果不愿意者，那么不被任用。这至少可以避免“带病上岗”的局面，就是那些已经腐败的官员不再被继续任用。这部分人肯定很大量，不可能人人都被查。但即使不去查他（她），至少可以中断其生涯。而那些愿意公开财产的官员，则可以被继续

任用。

从具体的制度设计来看，也有很大的空间来改进反腐败的制度能力。首先，反腐败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一个道德委员会。腐败既可以是狭义上的经济腐败，也可以是其他方方面面的，例如性贿赂、包二奶等等。这方面可以经过道德委员会来处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设立有针对官员操守的道德委员会。在中国，道德委员会可以强化党政官员的职业伦理。中国历来被视为是一个道德国度，对官员的道德压力不仅必要，而且也可以对官员产生巨大的道德压力。其次，反腐败不能是“左手”反“右手”。在一党制下，反腐败不力往往是因为“左手”反“右手”之故。大量的腐败都发生在“一把手”群体，也就是党的主要领导和其相关的官员。“党的领导”原则表明党的主要领导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反腐败？要通过制度设计。反腐败机构要错位设置，“下管一级”。和干部任命制度一样，对下一级官员的监督和检查要有上一级反腐败机构来做。也就是说，反腐败的权力不能由同一级官员来行使。同时，反腐败机构的工作人员的收入来源等等，都要和同一级政府割离，保证他们不受同一级政府的影响。

中国的腐败已经高度社会化，侵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各国经验来看，在如此广度和深度的腐败环境中，只有通过培养清廉官员，从精英开始，然后逐渐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最终才会有建设清廉政府和清廉社会的可能性。

篇2：反腐机构相互掣肘 中国怎样反腐才有效

刚刚过去的中共十八大把反腐败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新领导层一上任也即刻把反腐败提高到其最高的议事日程上来。反腐败方面的新发展对中国政治意味深远，具有多方面的含义。首先，把反腐败提高到执政党那么高的议事日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的腐败本身也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实际上，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国政治充满了腐败的丑闻，从基层一直延伸到顶层。十八大结束没有几天，就有多名高官被暴露出腐败案件。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很少见。其次，腐败的深度和广度，已经深刻影响了执政党的形象和合法性。很多年来，高层一直在警告全党，腐败会“亡党亡国”。现在，各方面都已经感觉到了，如果腐败不能得到整治，那么“亡党亡国”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其三，新领导层展示了反腐败的巨大政治决心，在最低程度上减少腐败对执政党所能产生的致命影响，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和巩固执政党的合法性。很简单，如果执政党继续腐败下去，哪有能力来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

不过，人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反腐败才有效？反腐败早已经不是新鲜事。改革开放以来，每一届新领导层和新政府都是反复强调反腐败的，反腐败运动也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同时，中国也一直在向世界所有清廉的国家和社会学习，学习它们如何有效反腐败。到今天，能学的，已经学了；能做的，也已经做了。但为什么腐败还是继续变本加厉呢？这才是需要人们深刻思考的。

一句话，中国并没有根据中国体制本身的特点，来设计反腐败体制或者机制。那么中国体制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如果说多党制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外部多元主义，中国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内部多元主义。本栏曾经多次强调，中国内部多元主义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内部多元主义过度。这种内部多元主义如何表现在反腐败方面的制度特征上呢？又如何对反腐败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呢？

概括地说，表现在反腐败方面，内部多元主义主要表现为反腐败机构过多，内部权力过于分散，不够集中。不仅党、政、人大、政协等等都设立了反腐败机构，主要组织和机构都有自己的反腐败机构。较之其他所有国家，中国的反腐败机构是最多的。

太多反腐败机构相互掣肘

内部多元主义产生了诸多弊端。首先，内部反腐败机构过多的逻辑结果，就是反腐败责任极其不明确。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中典型的“和尚与水”的关系，即“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机构众多，又不互相协调或者协调得不好，导致了太多的权力内耗，各个机构之间矛盾重重。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不同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尽管各个机构名义上都是为了反腐败的，但实际运作的结果就是权力的争斗，反腐败反而演变成每一机构的“副业”。这是所有官僚机构运作的逻辑。因此，只有把众多的机构整合起来之后，它们的利益才能一致起来。

其次，机构众多会给腐败提供很多机会。为什么？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机构众多，反腐败不力；第二是，反腐败责任不明确，使得腐败有机可乘。其三，反腐败机构众多也导致了这些机构本身的腐败。因为所有这些反腐败的机构从属于不同的上级机构，因此，其它的机构有多腐败，反腐败的机构也必然有多腐败，甚至更腐败。反腐败机构往往掌握着有关腐败的信息，这些部门的领导人更有技术和手段不仅来进行腐败，而且能够逃避反腐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公检法系统，是最腐败的一个系统的主要原因。

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各个反腐败机构派大量的干部官员到香港和新加坡去考察，学习这两个政府的反腐败经验。也应当说他们学到了不少经验，但一旦放到中国的制度环境里，这些在新加坡和香港非常有效的举措便不再有效。所有到这两个社会考察的官员都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反贪局都很小。一个小小的反腐败机构就造就了一个清廉的政府。在这两个社会，除了人们一般所说的高薪养廉、政府透明等因素外，就反腐败制度本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权力高度集中，责任高度明确。反腐败机构又直属最高领导层。一旦发现腐败，应当承担责任者就非常明确。也因为责任明确，反腐败机构在预防腐败方面更是尽职。当然，另一个特点是，无论在新加坡还是香港，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也非常得力。

很显然，当内部多元主义导致着诸多负面效应的同时，外部多元主义缺失更进一步使得腐败不可收拾。外部多元主义并不是说，中国要像其他国家那样，设立反对力量或者反对党。反对党并非反腐败的有效机制。很多人相信，只有多党制才能反腐败。但从经验看，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世界上那些实现多党制的社会，也同样非常腐败，甚至更为腐败。从外部制约来看，社会的参与要比反对党的参与更为有效。反对党的参与就是要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也往往同样腐败。而社会的参与较少政治性，更多的是为了一个清廉政府，因此更能有效地反腐败。不过，在中国，社会并没有有效的参与反腐败管道。一些制度例如举报制度一直存在着，但往往是名不符实，在很多方面也会产生很多负面效果。应当指出的是，在互联网产生之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很快的变化。不过，社会对反腐败的参与总体上看，仍然是需要通过非正式的管道。

那么，通过怎样的制度改革才能实现有效的反腐败呢？

一句话，要大力减少内部多元主义，强化反腐败机构的权力。这方面，可以参照近年来大部制建设的经验，设立一个反腐败大部制，整合目前各个反腐败机构。当然，在这个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不同的反腐败部门。同时，这个结构应当直属最高领导机构。

面对大面积的腐败，如何入手？在反腐败的手段和政策层面，人们需要一些新思维。除非发动毛泽东时代那样的大面积的群众运动，全面反腐败不仅不可能，也很难有成效，更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反弹。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群众运动也过去了。面对新时代，人们应当换一种思维。首先，反腐败要依靠已经开始出现的“竞争性政治”。近代意义上的政治已经在中国开始，那就是干部官员之间的“竞争”。目前的这种竞争，因为明文 规则的缺失，仍然很不规范，但最终逐渐会规范起来。各国政治经验表明，政治竞争本身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暴露官员的腐败。实际上，今天中国很多腐败案件的发生（包括那些在互联网上曝光的案件）与其说是反腐败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政治竞争”的结果。对执政党领导层来说，所需要的是要利用“政治竞争”这个大趋势，而不是阻止这个大趋势。

要给清廉一个机会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要给清廉一个机会。中国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于清廉者没有生存的空间。很多腐败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屁股指挥脑袋”，到了一个腐败的环境，就不得不腐败。在党内，也并不是每一个官员都想腐败，也有一些官员不想腐败，但在全面腐败的环境里，“清廉”就成为一个人的巨大负资产。因此，应当考量的是如何给清廉一个机会？这是有可能的。例如可以通过人事录用机制，在任命官员的时候，可以问其是否愿意公开财产。如果不愿意者，那么不被任用。这至少可以避免“带病上岗”的局面，就是那些已经腐败的官员不再被继续任用。这部分人肯定很大量，不可能人人都被查。但即使不去查他（她），至少可以中断其生涯。而那些愿意公开财产的官员，则可以被继续任用。

从具体的制度设计来看，也有很大的空间来改进反腐败的制度能力。首先，反腐败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一个道德委员会。腐败既可以是狭义上的经济腐败，也可以是其他方方面面的，例如性贿赂、包二奶等等。这方面可以经过道德委员会来处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设立有针对官员操守的道德委员会。在中国，道德委员会可以强化党政官员的职业伦理。中国历来被视为是一个道德国度，对官员的道德压力不仅必要，而且也可以对官员产生巨大的道德压力。

其次，反腐败不能是“左手”反“右手”。在一党制下，反腐败不力往往是因为“左手”反“右手”之故。大量的腐败都发生在“一把手”群体，也就是党的主要领导和其相关的官员。“党的领导”原则表明党的主要领导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反腐败？要通过制度设计。反腐败机构要错位设置，“下管一级”。和干部任命制度一样，对下一级官员的监督和检查要有上一级反腐败机构来做。也就是说，反腐败的权力不能由同一级官员来行使。同时，反腐败机构的工作人员的收入来源等等，都要和同一级政府割离，保证他们不受同一级政府的影响。

中国的腐败已经高度社会化，侵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各国经验来看，在如此广度和深度的腐败环境中，只有通过培养清廉官员，从精英开始，然后逐渐扩展大社会的各个领域，最终才会有建设清廉政府和清廉社会的可能性。

在减少内部多元主义的同时要增加外部多元主义，即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但外部力量反腐败也必须体现为制度行为。例如，社会审计制度很重要，很多方面可以让专业的审计组织，尤其是那些具有良好声誉的审计机构来参与反腐败。这样可以避免内部审计的弊端。 这应当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政府向社会收购服务。

再如，要有效利用媒体的力量，尤其是新媒体的力量。媒体至少能够为政治和行政的黑箱操作投入一些阳光。媒体不仅仅可以揭露腐败，更可以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腐败能够大行其道，能够招摇过市，主要是因为没有阳光。如上所说，中国的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已经开始在揭露腐败方面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但这方面需要提高其制度化的水平，而不能一直停留在偶然和自发的水平。如果没有有效的法制的支撑，社会自发反腐败所要承担的高成本和风险，会使得反腐败不可持续。

篇3：中国怎样反腐败才会有效？

推荐指数：★★★★★

作者：郑永年

出版：中信出版社

十八大后，一大批高官纷纷落马。新华网对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开信息统计发现，自2012年12月到今年6月，约30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接受组织调查。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永年认为，反腐败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人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反腐败才有效。改革开放以来，每一届新领导层和新政府都反复强调反腐败，反腐败运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同时，中国也一直在向世界上所有清廉的国家学习如何有效地反腐败。直到今天，能学的，已经学了；能做的，也已经做了。但为什么腐败还在变本加厉？这是需要人们深刻思考的问题。

郑永年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执教北大，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郑永年

为什么腐败还是继续变本加厉呢？

一句话，中國并没有根据中国体制本身的特点，来设计反腐败体制或者机制。那么中国体制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如果说多党制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外部多元主义，中国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内部多元主义。表现在反腐败方面，内部多元主义主要表现为反腐败机构过多，内部权力过于分散，不够集中。不仅党、政、人大、政协等等都设立了反腐败机构，主要组织和机构都有自己的反腐败机构。较之其他所有国家，中国的反腐败机构是最多的。

太多反腐败机构相互掣肘

内部多元主义产生了诸多弊端。首先，内部反腐败机构过多的逻辑结果，就是反腐败责任极其不明确。尽管各个机构名义上都是为了反腐败的，但实际运作的结果就是权力的争斗，反腐败反而演变成每一机构的“副业”。这是所有官僚机构运作的逻辑。因此，只有把众多的机构整合起来之后，它们的利益才能一致起来。

反腐败机构派大量的干部官员到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去考察，学习这两个地方的反腐败经验。应当说他们学到了不少经验，但一旦放到中国内地的制度环境里，这些在新加坡和香港非常有效的举措便不再有效。所有到这两个社会考察的官员都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反贪局都很小。一个小小的反腐败机构就造就了一个清廉的政府。在这两个社会，除了人们一般所说的高薪养廉、政府透明等因素外，就反腐败制度本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权力高度集中，责任高度明确。反腐败机构又直属最高领导层。一旦发现腐败，应当承担责任者就非常明确。也因为责任明确，反腐败机构在预防腐败方面更是尽职。当然，另一个特点是，无论在新加坡还是香港，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也非常得力。

很显然，当内部多元主义导致这诸多负面效应的同时，外部多元主义缺失更进一步使得腐败不可收拾。外部多元主义并不是说，中国要像其他国家那样，设立反对力量或者反对党。世界上那些实行多党制的社会，也同样非常腐败，甚至更为腐败。从外部制约来看，社会的参与要比反对党的参与更为有效。

那么，通过怎样的制度改革才能实现有效的反腐败呢？

一句话，要大力减少内部多元主义，强化反腐败机构的权力。这方面，可以参照近年来大部制建设的经验，设立一个反腐败大部制，整合目前各个反腐败机构。当然，在这个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不同的反腐败部门。同时，这个机构应当直属最高领导机构。

要给清廉一个机会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要给清廉一个机会。中国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清廉者没有生存的空间。很多腐败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屁股指挥脑袋”，到了一个腐败的环境，就不得不腐败。在党内，也并不是每一个官员都想腐败，也有一些官员不想腐败，但在全面腐败的环境里，“清廉”就成为一个人的巨大负资产。因此，应当考量的是如何给清廉一个机会？这是有可能的。例如，可以通过人事录用机制，在任命官员的时候，可以问其是否愿意公开财产。如果不愿意者，那么不被任用。这至少可以避免“带病上岗”的局面，就是那些已经腐败的官员不再被继续任用。这部分人肯定很大量，不可能人人都被查。但即使不去查他（她），至少可以中断其生涯。而那些愿意公开财产的官员，则可以被继续任用。

从具体的制度设计来看，也有很大的空间来改进反腐败的制度能力。首先，反腐败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一个道德委员会。腐败既可以是狭义上的经济腐败，也可以是其他方面的，例如性贿赂、包二奶等等。这些方面可以经过道德委员会来处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设立有针对官员操守的道德委员会。在中国，道德委员会可以强化党政官员的职业伦理。中国历来被视为是一个道德国度，对官员的道德压力不仅必要，而且也可以对官员产生巨大的道德压力。

中国的腐败已经高度社会化，侵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各国经验来看，在如此广度和深度的腐败环境中，只有通过培养清廉官员，从精英开始，然后逐渐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最终才会有建设清廉政府和清廉社会的可能性。

反腐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反腐这场战役，究竟应该怎么打？

《国有企业廉政风险管控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作者：张文学、裴华、李国等

出版：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本书深入剖析了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全面介绍企业风险管理理论、企业责任管理理论和权力运行监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廉政风险管理理论，进一步丰富了企业风险管理理论，构建了企业廉政风险管控模型。

《高官反腐录》

编者：罗昌平

出版：南方日报出版社

本书是罗昌平所能搜集到的包括起诉书、判决书等权威司法材料，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发布的官方消息的总集成。如编者所说：“这是一份沉重的报告，它汇集了23年（1987—2010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

《廉政：香港反腐风云》

作者：黄晓阳

出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篇4：中国怎样反腐败才会有效？

如何反腐败才有效？中国并没有根据体制本身的特点，来设计反腐败体制或者机制。中国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内部多元主义，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内部多元主义过度。在反腐败方面主要表现为反腐败机构过多，内部权力过于分散。不仅党、政、人大、政协等都设立了反腐败机构，主要组织和机构也都设有。中国的反腐败机构是最多的。

太多反腐败机构相互掣肘

内部多元主义产生了诸多弊端。首先，就是反腐败责任极其不明确。机构众多，又不互相协调或者协调得不好，导致了太多的权力内耗，各个机构之间矛盾重重。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不同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实际运作的结果就是权力争斗，反腐败反而演变成每一机构的“副业”。因此，只有把众多的机构整合起来之后，它们的利益才能一致起来。

其次，机构众多会给腐败提供很多机会。其一，机构众多，反腐败不力；第二，反腐败责任不明确，使得腐败有机可乘。其三，反腐败机构众多也导致了这些机构本身的腐败。因为所有这些反腐败的机构从属于不同的上级机构，因此，其他的机构有多腐败，反腐败的机构也必然有多腐败，甚至更腐败。反腐败机构往往掌握着有关腐败的信息，这些部门的领导人更有技术和手段来进行腐败，而且能够逃避反腐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公检法系统，是最腐败的一个系统的主要原因。

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各个反腐败机构派大量的干部官员到香港和新加坡去考察，学习反腐败经验。但一旦放到中国的制度环境里，这些在新加坡和香港非常有效的举措便不再有效。所有到这两个社会考察的官员都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反贪局都很小，一个小小的反腐败机构就造就了一个清廉的政府。在这两个社会，除了人们一般所说的高薪养廉、政府透明等因素外，就反腐败制度本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权力高度集中、责任高度明确且直属最高领导层。一旦发现腐败，因为责任明确，反腐败机构在预防腐败方面更是尽职。当然，另一个特点是，无论在新加坡还是香港，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也非常得力。

很显然，当内部多元主义导致着诸多负面效应的同时，外部多元主义缺失更进一步使得腐败不可收拾。外部多元主义并不是说，中国要像其他国家那样，设立反对力量或者反对党。反对党并非反腐败的有效机制。很多人相信，只有多党制才能反腐败。但从经验看，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世界上那些实现多党制的社会，也同样非常腐败，甚至更加腐败。从外部制约来看，社会的参与要比反对党的参与更为有效。反对党的参与就是要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也往往同样腐败。不过，在中国，社会并没有有效的参与反腐败渠道。举报制度一直存在，但往往名不符实。

制度改革实现有效反腐。要大力减少内部多元主义，强化反腐败机构的权力。这方面，可以参照近年来大部制建设的经验，设立一个反腐败大部制，整合目前各个反腐败机构。这个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不同的反腐败部门，应当直属最高领导机构。

在反腐败的手段和政策层面，人们需要一些新思维。除非发动毛泽东时代那样的大面积的群众运动，否则全面反腐败不仅不可能，也很难有成效，更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反弹。首先，反腐败要依靠已经开始出现的“竞争性政治”。各国政治经验表明，政治竞争本身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暴露官员的腐败。实际上，今天中国很多腐败案件的发生（包括那些在互联网上曝光的案件）与其说是反腐败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政治竞争”的结果。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要给清廉一个机会。很多腐败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到了腐败的环境，“清廉”就成为一个人的巨大负资产。如何给清廉一个机会？可以通过人事录用机制，在任命官员的时候，问其是否愿意公开财产。如果不愿意者，那么不被任用。这至少可以避免“带病上岗”的局面，使那些已经腐败的官员不再被继续任用。

从具体制度设计来看，也有很大的空间来改进反腐败的制度能力。首先，反腐败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一个道德委员会。性贿赂、包二奶等方面可以经过道德委员会处理。道德委员会可以强化党政官员的职业伦理，对官员产生巨大的道德压力。

再次，反腐败不能是“左手”反“右手”。大量的腐败都发生在“一把手”群体。为此，反腐败机构要错位设置，“下管一级”，和干部任命制度一样，对下一级官员的监督和检查要有上一级反腐败机构来做。也就是说，反腐败的权力不能由同一级官员来行使。同时，反腐败机构的工作人员的收入来源等，都要和同一级政府割离，保证他们不受同一级政府的影响。

中国的腐败已经高度社会化，侵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各国经验来看，在如此广度和深度的腐败环境中，只有通过培养清廉官员，从精英开始，然后逐渐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最终才会有建设清廉政府和清廉社会的可能性。

在减少内部多元主义的同时要增加外部多元主义，即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但外部力量反腐败也必须体现为制度行为。可以让那些具有良好声誉的审计机构来参与反腐败。这样可以避免内部审计的弊端。这应当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政府向社会收购服务。

再如，要有效利用媒体的力量，尤其是新媒体的力量。媒体不仅仅可以揭露腐败，更可以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中国的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已经开始在揭露腐败方面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但需要提高制度化水平，不能一直停留在偶然和自发的水平。如果没有有效的法制支撑，社会自发反腐败所要承担的高成本和风险，会使得反腐败不可持续。

总之，反腐败是一项综合政治工程。要找到重大的突破口，制度设计最为重要。如果继续依赖于传统运动式的反腐败运动，继续依靠超越法治的政治手段，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最终会导致更多的腐败。要遏制人性的腐败，一整套可以导致清廉行为的制度是根本。（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文章来自郑永年blog。略有删减）

徐昕@新浪微博

起源于1766年瑞典家庭财产收入申报制度，当时公民就有权查看从一般官员直到首相的纳税清单。1883年英国议会通过《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由于反腐效果极好，至1980年代后逐渐为大多数国家采用并完善。

剑佩箫@新浪微博

2013年第一季度评选2012年“中国法治人物”奖，一定要奖给2012年扳倒“表叔”杨达才的网民，或者网络反腐的网民群体。他们促进了中国法治文化的完善和发展，促进了中国反腐的推进和深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飞

纪检监察等有关机关对通过网络提出监督、批评意见，举报违法犯罪行为的群众予以切实保护，公民行使自己的权利包括利用网络，应当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还是要坚持依靠人民群众，通过各种形式来揭露腐败行为。

陈明逸@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