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的艺术特色（精选6篇）
篇1：明清小说的艺术特色
明清小说四大名著有哪些重要的艺术成就
1、《三国演义》故事开始于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结束于王浚平吴，描写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魏、蜀、吴三国之间的军事、政治斗争。文字浅显、人物形象刻画深刻、情节曲折、结构宏大。元末明初，我国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章回体小说步入日臻完善的阶段。中国的第一部章回体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即《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通过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杰出的小说大家——罗贯中的椽笔诞生并风行于世的。他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同时，为世界文学的宝库，也增添了灿烂的光彩。《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辩证的认识。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向，在罗贯中时代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
《三国演义》刻画了近2000个人物形象，其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人。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具有近世济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作者还赋予他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曹操是一位奸雄，他生活的信条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历史上是“宁我负人，休人负我。”，既有雄才大略，又残暴奸诈，是一个政治野心家阴谋家，这与历史上的真曹操是不可混同的。关羽“威猛刚毅”、“义重如山”。但他的义气是以个人恩怨为前提的，并非国家民族之大义。刘备被作者塑造成为仁民爱物、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君典型。
2、水浒传》是由作者在《宣和遗事》及相关话本、故事的基础上创作而成。全书以描写农民战争为主要题材，塑造了李逵、武松、林冲、鲁智深等梁山英雄，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故事曲折、语言生动、人物性格鲜明，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3、西游记以民间传说的唐僧取经的故事和有关话本及杂剧（元末明初杨讷作）基础上创作而成。西游记前七回叙述孙悟空出世，有大闹天宫等故事。此后写孙悟空随唐僧西天取经，沿途除妖降魔、战胜困难的故事。书中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等形象刻画生动，规模宏大，结构完整，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伟大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
4、红楼梦写于十八世纪中叶的清乾隆时代，内容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描写了封建官僚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特别是贾家的衰落过程，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说明了封建王朝必将衰落的历史命运。作品语言优美生动，善于刻画人物，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薛宝钗、尤三姐等个性鲜明的人物。本书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红楼梦》也被公认为四大名著的顶峰和中国最伟大的古典小说。
篇2：明清小说的艺术特色
课题名称: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
研究时间：2011年03月15日
班 级：高一五班
指导教师：胡润华 组 长：靳庆华
小组成员：杨少雄、王 蕊、石家驷、祝丽兵、范荣刚 学 校：临洮县第二中学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
靳庆华、杨少雄、王
蕊、石家驷、祝丽兵、范荣刚
[摘要]：鲁迅小说的题材反映了时代本质和精神特征，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采用了“画眼睛”“勾灵魂”等的手法而生动传神。小说结构形式以显示个性为准则，形式丰富多彩，同时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语言风格文约意深，简笔传神。
[关键词] ：鲁迅 小说 题材 结构 人物形象等。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原字豫山，后改豫才，浙江绍江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1881年9月25日诞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编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城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鲁迅的小说创作，先后结成《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个短篇小说集。中学语文教材选用过《社戏》、《一件小事》、《故乡》、《孔乙已》、《药》、《祝福》、《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节选)等八篇。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拨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弦，使青少年一代受到感染和教育，永远不能忘怀。
一、自觉选择反映时代风云的题材
鲁迅称自己的创作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先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遵奉的命令。”“五四”前后文坛上的作家描写男女恋爱、风花雪月的小说占绝大多数。鲁迅把他所见所闻的农村、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景况再现于笔下，“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
鲁迅主张“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深刻发掘题材的内在意义，突出一个或几个与社会和人民有关的问题。如《药》、《阿Q正传》、《**》、《头发的故事》等，是以辛刻革命、张勋复辟等政治事件为背景，反映这些政治事件的影响和后果，借以表现主题。《孔乙已》、《祝福》、《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明天》、《离婚》等，作者把人物的悲剧原因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揭示出这些人物的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社会制度。可以说《呐喊》和《彷徨》从不同侧面描写了从辛刻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本质和时代的精神。
鲁迅在回顾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说：“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又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福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小说中所写的农民或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有孔乙己受酒店里顾客和掌柜的嘲笑，后挨打伤残致死（《孔乙己》)；阿Q求爱被断了生计，进城当了小偷，最后要“革命”，被枪决了（《阿Q正传》）；祥林嫂一生勤劳，夫死，儿子被狼吃了，最后被赶出鲁四老爷家，沦为乞丐，死在除夕夜的街头（《祝福》）。这些人的死亡悲剧，是旧社会封建统治势力的迫害、封建迷信和礼教对人们的毒害所造成的。
鲁迅把短篇小说比作大宫殿中的雕栏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能够“借一斑略知全貌，以一目尽传精神”。《呐喊》和《彷徨》中的小说反映了人民在受苦和挣扎，中国要革命和解放，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时代精神。
《故事新编》中有八篇小说。鲁迅只是取神话、史实中的“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所以“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可见鲁迅着力于发掘神话、史实素材中与现实斗争有密切关系的东西，提炼出有“为现在抗争”的题材。《补天》、《奔月》、《铸剑》三篇取材于神话传说。《补天》歌颂了劳动和创造，对“古衣冠的小丈夫”这种封建卫道者作了辛辣的讽刺；《奔月》刻划了羿这个古代英雄在艰难环境中的挣扎，也揭露了以怨报德、趁火打劫的逢蒙一类人物的嘴脸；《铸剑》歌颂了眉间尺、黑衣人两个英雄的复仇精神。《理水》、《非攻》、《采薇》、《出关》、《起死》五篇，对大禹、墨子、伯夷和叔齐、老子、孔子和庄子等给予适当的评价，借历史上的人和事，对现实中的鬼怪现象进行了批判，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意义，使之为现实斗争服务。因为鲁迅当时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抨击反动派的杂文很难与读者见面。他就选择古代神话、传说和史实题材，也穿插进现代社会的内容，捎带给敌人一刀，为我们提供了借古讽今、古代今用的典范之作。
二、以典型化手法塑造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
鲁迅说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所说的“拼凑”，并非随意生拼硬凑，而是采取许多内在的神貌相同或近似的人物，突出其性格的本质的、主要的方面，塑造成为一个新的典型人物形象。
鲁迅采用“画眼睛”和“勾灵魂”的手法，仅用一个特征、一句话，就勾勒出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来。例如狂人、孔乙己、闰土、阿Q、祥林嫂、魏连殳、娟生„„等，还有《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中的赵七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等封建顽固派人物，成了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上第一流的艺术形象。请看：《阿Q正传》中的阿Q，头戴破毡帽，拖着黄辫子，长着癞疮疤，他遭打后不敢反抗，贴上酒钱后骂：“儿子打老子。”这就把一个落后的农民的“精神胜利法”的性格写得活灵活现。《孔乙己》中写孔乙己穿着又脏又破的长衫，满口“之乎者也”，偷书被打，申辩说：“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揭示了一个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悲剧的性格。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塑造人物形象也是采用“画眼睛”、“勾灵魂”的手法。例如《理水》中写禹及其治水的人们出场：“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破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写大禹不辞辛劳，长期治水，“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突出了大禹舍已为公、一心为人民治水的形象。
三、以显示个性为准则的小说结构形式
鲁迅小说不以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是以塑造栩栩如生的个性著称。他的小说结构以显示人物个性为准则，结构形式丰富多彩。
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主要有：
1、单一线索结构。以一个中心线索贯串整个故事情节。如《一件小事》分撞车前和撞车后来写，结构分明。《社戏》从看戏前写到看戏后，按时间顺序组织结构。《幸福的家庭》把青年作家的构思与现实的纷扰交叉起来写，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困难处境。《肥皂》围绕着“把皂”与孝女的关系展开故事情节，巧妙地揭穿了四铭的假道学面目。
2、两条线索结构。可以主线和副线出现，也可以明线和暗线出现。《故乡》主线写“我”，副线写闰土；同时又以对比的方法来组织故事情节。通过二十年前天真活泼的看西瓜的小闰土与二十年后凄苦的闰土形象的对比，反映了封建社会农民穷困的生活现实；二十年前闰土喊“我”为迅哥，亲密无间，二十年后闰土叫“我”为“老爷”，前后称呼的对比，突出了阶级的存在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还通过宏儿与水生的关系、儿时的“我”与少年闰土关系的对比，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药》有明线和暗线两条线索，明线是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小栓治痨病，暗线是革命者夏瑜被恶势力残杀，两条线索通过人血馒头贯串成一个故事情节。这样明暗线的情节结构是很巧妙的，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3、截取生活片断结构。这是通过几个典型事件来表现人物的写法。《孔乙己》属于纵向片断型结构，按先后顺序写孔乙己几次到咸亨酒店的情景。《阿Q正传》 4
从总体看是纵向片断型结构，但其局部写“优胜纪略”、“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从中兴到末路”、“革命”“不准革命”和“大团圆”，写阿Q生活的方方面面，又是横向片断型结构。
4、采用倒叙和补叙的笔法。先写结局，然后补叙、追忆人物的悲剧过程。如《祝福》，先写祥林嫂之死，然后补叙她悲剧的一生。《伤逝》从涓生搬回会馆、追悔子君之死写起，然后回忆他和子君认识、相爱、同居、分离、子君死亡的悲剧过程。
5、按事物的内在逻辑关系来组织情节结构。《狂人日记》通篇都是写狂人的病态心理，但可以从中理出一条线索。狂人从历史上研究，发现字缝里是“吃人”；而且看现实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看出吃人者的虚伪手法；最后，狂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呼吁大家都来推翻这人吃人的社会。这篇小说层次分明，逻辑性很强。
6、采取侧面烘托与正面描写相结合、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安排小说的结构。《理水》第一节写现实文化山上的学者议论到底有没有禹这个人；第二节写绅士和学者恭迎大禹；第三节写大禹治水的英雄形象。写文化山上的学者和水利考察大员的腐败，从反面烘托了大禹的一心为公，同时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组成浑然一体的结构。
茅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评价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时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家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四、思辨性更具诗化的特征
思辨，就是思中有辨，辨中求实、求真。思辨性是鲁迅小说的重要艺术特征。
思辨性不仅体现在鲁迅小说的叙述描写中，而且体现在对人物的刻画中。如《祝福》中的“我”与祥林嫂关于人死了有没有灵魂的对话之后，有一段描写“我”的心理思辨：“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别人在祝福的时候，感到自身寂寞了，然而会不会有别的意见呢?或者是有了什么预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仔细推敲，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何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了什么事，与我也毫无关系了。”这是一段思中有辩、辩中有思的心理描写。《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心理活动，体现了作者对“狂”与“非狂”的思辨。《阿Q正传》第一章关于“传”的辨析，关于阿Q的姓名、籍贯的“考据”，是思辨性的文字，第七章关于阿Q的“革命畅想曲”的描写，体现了鲁迅对私欲、成见、旧有的思 5
想意识与精神超越的矛盾性的思辨。
鲁迅小说中人物面对读者吐露心曲，让主观情感喷射出来，增强了小说的抒情性，更具有诗化的特征。如《故乡》的结尾写道：“我想，希望是本无所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富有深刻的哲理，使人们在迷茫中看到希望的路，具有散文诗的特征。《伤逝》中有一段触景伤怀的抒情：“经过许多回的思量和比较，也还只有会馆是还能相容的地方。依然是这样的破屋，这样的板床，这样的半枯的槐树和紫藤，但那时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小说中的“我”看到景物依旧而人已不在，运用排比和反复的句式倾吐胸中无限的悔恨和悲哀，具有感人的力量。《伤逝》通篇流荡着悲痛欲绝、感人的肺腑的情感，加以思辨性的抒情，可以说是一篇感情色彩最浓的散文诗体的小说。
五、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的成功结合鲁迅的小说不以奇巧的情节惊人，却以高度的真实感人。他说：“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他号召：“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创造“真的新文艺”。他的小说善用写实手法，生动地描写人物的富有特征的言语和行动，刻画人物的精神状态。
鲁迅主张真实，善用白描手法，但不排斥象征艺术。他采用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相结合，熔铸出丰富多彩的形象。他翻译《域外小说集》时期，鲁迅对安特来夫“调和象征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小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翻译的《谩》和《默》，写实带有了象征意味，大大强化了表现的力度和深度。鲁迅把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寻求写实中的超越和真实中的深刻，使作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
《狂人日记》就是写实与象征的产物。鲁迅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的信中谈到《狂人日记》的成因：“„„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吃人”是旧制度旧礼教本质的形象化身，狂人对周围目光(包括狗和死鱼的眼睛)是疑虑和紧张，对周围景物荒谬怪异的感受等，是狂人产生“吃人”臆想的心理图象。作者以写实手法为狂人展示了生动逼真的心理图象，它是真实的。但它对于常态而言，又是变异的、夸张的。而这真实性的变异、夸张又恰是象征手法的起点，是深入表达作者主观情感意念的有效途径。在小说中，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是狂人指称古老传统的陈腐习惯的象征符号；赵贵翁等众多的眼睛暗示着“吃人”的威胁。所以说，《狂人日记》是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的成功结合。
鲁迅小说的写实手法和象征艺术相结合，既使读者感到自然亲切和生动逼 6
真，又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六、“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笔法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高度评价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戚而能谐”，指在讽刺的笑声中包含着深沉的忧郁，表现了作者深厚的爱憎感情。“婉而多讽”，是指对讽刺对象不作公开的表态，把讽刺的锋芒隐藏在委婉曲折的真实描写之中。他在1935年写的《什么是“讽刺”?》一文中说：“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还对讽刺的真实性和艺术性作了强调和解释，最后对讽刺提出“善意”的要求。
鲁迅小说中的讽刺大都是含蓄而隐藏的，在人物和场面的叙述、描写中流露出来。《长明灯》中写吉光屯各类人物商议处置要熄灭长明灯的叛逆者——“他”。在其伯父、地主四爷家，郭老娃提出将“他”关在四爷府上。四爷想占有“他”的住房，又怕关在自己府上，于是慢腾腾地问道：“庙里就没有闲房?„„”有意地提示和点拨众人把“他”关到庙里，既能使自家清静，又可逃避责任，达到逐侄占房的卑鄙目的。作者在真实的叙述、描写中不加评议，却使读者看出四爷的贪财、奸险的面目。《肥皂》中对四铭再三复述孝女的行乞和光棍的买肥皂“咯吱咯吱”下流话，流露出念念不忘的光棍的话里所包含的猥亵心理。当他的太太戳穿他“都不是什么好心思”时，他立即脸红出汗了。四铭借着表彰封建伦理道德的名义，掩饰其内心肮脏的欲望，揭露他是假道学、真流氓。在《示众》中，描写看客围观示众的犯人的热狂，把讽刺的笔锋指向一群精神麻木的人群，含意深沉。
鲁迅小说讽刺艺术的另一个特点，是把喜剧同悲剧性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笑声里潜藏着深沉的忧伤。《阿Q正传》写阿Q自欺自慰的“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是异常可笑的：他向吴妈下跪求爱，结果被赶出未庄；他要革命，想象中的革命完全是满足自己的报复意愿和生活需求的大喜剧，结果是被枪杀的悲剧。《孔乙已》中的孔乙已的一生，同样是在引人哄笑和丁举人之类的折磨中结束的。在喜剧性描写和悲剧结局的交织里，人物的悲剧命运更加令人同情。这是一种有情的讽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讽刺。
在鲁迅小说的讽刺人物画廊中，还有《高老夫子》中的高老杆，常与黄三等流氓一起“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却改名“高尔础”去当历史教员，为了“去看看女学生”。小说揭露了这个下流无耻的恶棍。《**》中的赵七爷是茂源酒店的主人，他威胁说：“没有辫子，该当何罪？”“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7
“你能抵挡他么”?描写赵七爷色厉内荏、心虚胆怯的可笑形象，非常生动。《幸福的家庭》中的青年作家为了“捞几文稿费维持生活”，想写作《幸福的家庭》，但在妻子忙家务、孩子的吵闹下，无法安静写作，表现他追求幸福生活而不可得的虚荣心。这些讽刺人物形象表现了鲁迅“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笔法，寄托着他的爱和憎、同情和愤怒、希望和抗争的思想感情。
七、文约意深、简笔传神的语言风格
鲁迅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个用白话写小说的。他主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他的小说的语言具有文约意深、简笔传神的风格。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特色：
第一，锤炼字句，准确、精炼。例如《药》中写：“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这一段话用了“掏”、“掏出”、“交给”、“抖抖的”、“装入”、“按了两下”等动词和形容词，形象地描写勤劳俭朴的华老栓夫妇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血汗钱，要拿去买人血馒头治儿子的痨病时小心谨慎地沉重心情。
第二，联辞结采，出神入化。鲁迅运用比喻、借代、对比、排比和反复等修辞手法，使作品出神入化，耐人寻味。
1.比喻：如《药》中写：“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用提着颈子的鸭来比喻人们踮着脚伸着头，拥挤在刑场周围看斩首的情形，反映了他们愚昧、麻木。比喻新奇、贴切。
2.借代：如《孔乙已》中写：“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喝。”用“短衣帮”指代穷苦的人，用“穿长衫的”指代当时有钱的上层分子。用不同的衣衫代替不同的人们，发人深思。
3.对比：如《故乡》中写闰土少年形象是“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项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二十年后的闰土形象是“他头上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采用对比手法描写闰土的少年和二十年后变成一个“木偶”人，表现了鲁迅对闰土的无限同情。
4.反复：如《孔乙己》中第三、第四和第六节有：“才可以笑几声”、“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反复了三次，说明孔乙己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是一个笑料。还有掌柜讲：“还欠十九个钱呢!”“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等四次反复，说明掌柜不关心孔乙已的死活，只关心 8
孔乙己“欠十九个钱”，表现孔乙己的可悲命运。
5.排比：如《伤逝》中有几处排队比句式：五个“这样的”、二个“我憎恶”、三个“我要”，表现涓生倾吐对子君的思念和悲伤的心情，抒情色彩很浓。
第三，标题简洁，高度概括。例如《伤逝》可以理解为“伤悼死去的子君”，也可以解释为“伤怀流逝的时光和逝去的子君”。《药》，不是治病的药方，是由革命烈士的血染的馒头作“药”治痨病，含义深长。《故事新编》八篇的标题是《补天》、《奔月》、《铸剑》、《起死》、《非攻》、《理水》、《采薇》、《出关》，其中《补天》原名《不周山》，《铸剑》原名《眉间尺》，改后的标题更能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补天》寄托作者造就新人、补天救民的宏愿，《铸剑》表现作者铸剑报仇的战斗精神。
《呐喊》、《仿徨》、《故事新编》这三部短篇小说集的书名也很简洁，含义深刻。它具体体现了鲁迅思想发展的三个过程，由“遵命”为革命“纳喊”助威，到“荷戟独彷徨”，在彷徨中观察、探索、追求；因此在《故事新编》中翻故为新，古为今用，继续抗争。
鲁迅小说吸收了中外古今小说艺术的长处，加以溶化，在题材、人物、结构、思辨，写实与象征、讽刺和语言等方面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我们应该认真学习。
参考文献：
1、林贤治、鲁迅小说全编、陕西师大出版社 2006-03-01
篇3：沈从文小说的艺术特色
一、独特的创作风格
1.浓郁的地方色彩。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 他的小说具有深远意境, 他将写实、梦境、象征融于一体, 语言格调朴实, 句式简洁, 主干凸出, 单纯而又有质感, 朴素却又传神, 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多种文化因素的交织使沈从文的小说中有许多使人们感到诧异和难以置信的东西。如《萧萧》中, 萧萧在很小的时候就许配给了人家, 许配后即使自己和丈夫都很小, 萧萧也要在丈夫家生活, 带丈夫像带孩子一样。而到了自己追求爱情的年龄却没有追求爱情的权利, 而他们认为这就是该有的生活, 于是, 这种现象便一代又一代重复。沈从文有意突出湘西的地方特色, 仿佛要借湘西的原始神秘性、特异性来构成作品的特色。这些人生现象对于现代社会的普遍性而言, 它们是独特的, 但对于广大西南地区, 包括湘西在内, 这种现象又是普遍的。从独特见出普遍, 既带着特殊性, 又具有现实性, 这是沈从文小说的重要特点。
2.小说极富暗示性。
在场景的布置上, 沈从文的小说极富暗示性, 具有意象的多面性, 这是一种有意创造的“朦胧”。如《边城》中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 沈从文是这样交代的:女孩子的母亲, 老船夫的独生女, 十七年前同一个茶峒防军人, 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 结婚不成, 这屯戍军士便想约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但从逃走的行为上看来, 一个违背了军人的责任, 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番考虑后, 军人见她无远走勇气, 自己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 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 一同去死当无人可以阻拦, 首先服了毒。女的却关心腹中的一块肉, 不忍心, 拿不出主张。事情被作渡船夫的父亲知道, 父亲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 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 仍然把日子很平静的过下去。女儿一面怀了羞惭, 一面却怀了怜悯, 依旧守在父亲身边。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 却到溪边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就是这样几句, 没有更详细地阐述翠翠父母的整个爱情经历, 这一方面, 有时让人觉得难以理解, 但是另一方面却又留下了让人遐想的空间。
3.小说写意以水为背景。
沈从文的小说多写意, 总以河上、水边为背景, 他常说:“故事中我最满意的文章, 常用船上水上作背景。”水的颜色、声音、特性都渗透出作家的主观情感。《柏子》《丈夫》《三三》《八骏图》等, 在溪边、河上、海滨演绎了人物的悲欢离合。在沈从文的作品中, 把水的色调、声音融入了自己的灵性和情感, 将故事推向一种清澈亮丽的基调, 使他的作品有一种清新柔和的基调。如《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一文中, 沈从文写道:“孤独一点, 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 你就会发现, ‘原来还有个你自己’, 这是一句真话, 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 可以说皆从孤独得来的, 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 然而, 这点孤独, 与水不能分开。”可见, 沈从文对水之感悟, 与水的情感是不可分离的。
4.情感的自然流露。
沈从文同情下层劳动人民, 在作品中, 他把淡淡的忧伤、清远的愁绪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他善于克制自己的情感, 从不急于表露情感, 他让感情在作品中慢慢显露出来。他是在微笑里躲着哀痛, 微凉里渗着忧郁, 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抒情风格。将感情渗透在人物、景物、场面的描绘中, 在娓娓道来中自然流露, 清远平淡, 成为沈从文小说意境主观情意的另一个因素。为了增强情感的表达, 拓展情感的表现空间, 沈从文还刻意将自然景物人格化, 使之与人物的命运与情绪相契合, 形成一种浓浓的抒情笔调。
二、高超的语言技巧
沈从文对语言文字非常重视, 他的小说显露出高超的语言技巧:惜墨如金, 但字字珠玑。刻画人物形象时, 常不做客观描写, 而是主观叙述, 语言不多却很传神。如小说中的对话描写, 大部分对话中每个人单次说话只有短短一行, 但却能精妙地表达出人物的思想感情, 这些具有鲜明特点的语言往往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传神, 如《边城》中翠翠和二老第一次见面时的对话:
“是谁?”
“是翠翠!”
“翠翠又是谁?”
“是碧溪岨撑渡船的孙女。”
“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等我爷爷。我等他来好回家去。”
“等他来他可不会来。你爷爷一定到城里军营里喝了酒, 醉倒后被人抬回去了!”
“他不会。他答应来, 他就一定会来的。”
“这里等也不成, 到我家里去, 到那边点了灯的楼上去, 等爷爷来找你好不好?”
“你个悖时砍脑壳的!”
面对一个从不曾相识的陌生人的询问, 翠翠不是回答“是碧溪岨撑渡船的孙女”, 而是回答“是翠翠”, 对方怎么可能知道“翠翠”是谁, 再次询问翠翠的时候, 她才说出自己是谁, 简单的两句话就把翠翠的淳朴可爱充分地表现出来。翠翠等爷爷已经等了很久, 却仍然相信爷爷一定会来, 由此可看出祖孙俩的感情之深厚。二老看到一个陌生的女孩子一个人在码头上, 分明是很关心, 询问时却并未透出关心的语气, 二老是善良的, 但也是调皮的, 所以翠翠对二老邀她上楼会产生误会, 再加上焦急的等待, 于是说:“你个悖时砍脑壳的!”
三、精妙的人物刻画
在人物刻画中, 沈从文很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他的作品融入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各流派, 如印象主义、潜意识和变态心理描写等因素都融入到沈从文的作品中, 这也使他的部分作品具有心理小说的特点。如《萧萧》里对萧萧心理的描写:“她有时觉得害怕, 不许丈夫走开;有时又象有了花狗在身边, 打发丈夫走去反倒好一点。”这一句淡淡的描写, 说出这个糊糊涂涂的女孩子心里, 隐隐地有了害怕与快乐的争执, 这体现出了乡下人纯朴的心理。 抒情的作品是对人物内心的刻画, 以此表现出人们对外界的反应, 同时作家感悟到的某种人生情绪也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
四、文体的多样化
1.小说与散文杂糅。
沈从文是文体意识的作家, 早在30 年代即以迷人的文字和多变的体式赢得了“文体作家”的称誉。在描写过程中, 他善于将游记散文写入叙事的小说中, 如在小说《边城》中这样写道:“小溪流下去, 绕山岨流, 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 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 山路如弓弦, 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以游记的形式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点, 使小说有了游记散文的韵味。
2.小说的诗意化。
沈从文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小说体式, 可叫作文化小说、诗化小说或抒情小说。这是指小说的显著文化历史指向、浓厚的文化意蕴以及独特的人情风俗。这种小说不注重情节和人物, 强调叙事主体的感觉、情绪、意识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沈从文简洁地将其归纳为“情绪的体操”“情绪的散步”。如《边城》用水一般流动的抒情笔调, 通过描摹、暗示、象征甚至穿插议论来开拓叙事作品的情念、意念, 加深小说文化内涵的纵深度, 营造水乳交融的意境, 这种讲求诗的意境的小说特别具有民族风格。
3.质朴自然的乡土性。
沈从文的乡土小说质朴而自然, 描写都市生活的小说含蓄而幽默;以苗族传说为题材、以佛经故事为基础的小说华丽又夸张。如以苗族传说为题材的小说主要以《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为代表, 这些故事往往围绕着传说中的苗族英雄和传奇人物展开, 赞慕苗族狂放、野性的生活, 暗示人的神力。沈从文以夸张的手法将人物作神化处理, 呈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4.富有特色的开头和结尾。
篇4：明清小说的艺术特色
内容摘要：《聊斋志异》是明清小说的代表之作，书中经常运用特别的讽刺手法来达到作者表现社会人生的效果。本文将从极端对比下的讽刺教育、夸大手法下的可笑可鄙和寓言中深蕴的讽刺感三个方面来论述《聊斋志异》中讽刺的艺术表现手法。
关键词：聊斋志异 讽刺 对比 夸张 寓言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是蒲松龄一生见闻的结晶。他出身于地主家庭，71岁才考得贡生，生活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明末清初。“生平之诧徐失志，落落郁塞，俯仰时事，悲愤感慨，又有以激发其志气。”①
《聊斋志异》一书所形成的格调与内容基础，来自两方面原因。
其一，社会方面。三十多年的教书先生与南方一年的幕僚生涯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在乡下做教书匠的三十年里，他在东家毕际有的石隐园里修身养性，又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和机会去搜集民间传说。幕僚生涯让他接触到社会上各个阶层的社会人物，人物的万千姿态为他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其二，个人因素。多次应考使他对科考制度有了深刻理解，他把自己的满腹抑郁之情揉入到自己的写作中，屡试不中客观上使蒲松龄有更多时间去民间搜集奇异故事，为蒲松龄写出独具特色的“传奇”②小说奠定了基础。
《聊斋志异》反映了封建末期现实生活，提出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有些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面，具有极丰富且深刻的思想内涵，而用以表现思想内涵的讽刺的艺术表现手法更是多样。
一.极端对比下的讽刺教育
小说中经常把两类极为相反的人格、情感或行为糅杂在一起，只进行极为简洁明了的阐述与对比，却将一个人的善恶两面完全展露。
第六卷《考弊司》中讲述了故事主角闻人生与考弊司鬼王各自的人格与行为矛盾，并将其并列对比所阐述的一个荒诞的故事。原文中说：“闻人生，河南人。抱病经日，见一秀才入，伏谒床下，谦抑尽礼……生不归，潜入以观其变……秀才大嗥欲嗄。生少年负义，愤不自持，大呼曰：惨惨如此，成何世界！……王召讯已，立命诸鬼绾绁提锤而去。”这段话开头表明闻人生极为谦虚有礼，即使抱病在床，见到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也要下床拜见。中段的“状告鬼王”表明闻人生虽胆小，但遇不平之事却能不惧权威、仗义直言。在铺垫了这些优点后，后段又说：“挽送过市，见一户，垂朱帘，帘内一女子，露半面，容妆绝美。生问：‘谁家？秀才曰：‘此曲巷也。……生望秀才去远，急趋入帘内……酒阑，入帷，欢爱殊浓……妪入曰：‘薪水告竭，要耗郎君金赀，奈何！生顿念腰橐空虚，惶愧无声。”一个正人君子竟会因私会妓女没有钱而抵押掉自己的衣裳，这在前文对比之下是何等的讽刺，如此相左的行为做法又是何等的戏谑。此为其一。
其二是对于考弊司鬼王的描写。从原文可知鬼王乃是闻人生前世的孙子辈，所以鬼王对闻人生恭敬有加，看见他，竟忙从台阶上走下来，恭敬行礼，将闻人生请进大堂，问候他的日常起居。而当闻人生提出“不合理”要求时，断然拒绝推为“旧例”，似乎是一位 “好官模范”。但后来闻人生状告阎王才知，鬼王供职于阴间考弊司，对选拔人才毫不理会，只知巧立名目搜刮钱财，明明是监考机关，却滥施酷刑。因此阎王大怒：“怜尔夙世攻苦，暂委此任，候生贵家；今乃敢尔！其去若善筋，增若恶骨，罚今生生世世不得发迹也！”考官是虚肚鬼王，下属是妖兽山精，对于秀才的身遭厄运，作者明显是以现实的监考机关为蓝本构造阴曹地府，又以幻想的阴曹地府映射，象征监考机关的黑暗与丑恶。所有的一切描写既映射考弊司的冷酷又都为突出一个“弊”字。题目曰“考弊司”，尤具讽刺意味。③
不难发现，蒲松龄笔下的《聊斋》不似以往单纯使人唏嘘惊诧的“志异传奇”小说，而是更多地在讽刺中表现一些教育意义。闻人生仗义直言救下了秀才，却因色欲迷心导致抵押外服流落在外；因对秀才有恩，秀才知恩图报回头寻他，才把他带回人间。鬼王前生一生苦读攒下善缘，成为考弊司官员，却因贪图小利被剔去身上“善筋”，添上“恶骨”，被罚生生世世永不得做官。这些都在讽刺中体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循环的教育意义。
二.夸大手法下的可笑可鄙
现当代小说中习惯以一些极为夸张的手法来表现，将要表达的重点或引人惊诧处夸大来加以渲染。早在《聊斋》中，这种手法便已登峰造极。
第八卷《司文郎》中，盲目僧人因闻到臭不可闻的文章对着墙壁大呕大吐且放屁如雷，带着这样夸张诙谐的手法，借盲目僧人之口叹道：“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批评了“帘中人”不仅仅“盲于目”，而且“并鼻盲矣”。还在后文进一步解释说：“我所论者文耳，不谋与君论命”，说明了文章与命运根本就是两回事，能考上功名的不一定是好文章，而文章好的不一定就能考上，亦从侧面说明了余杭生行为的可笑可鄙。
第十卷《贾奉雉》中，继承了这样的观点，但其说法更加激进：“集其阘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俟其来而示之。”而郎生则对贾奉雉说：“得之矣”，这就好似告诉人们，真正的好文章是不可能考上科举的。凌厉而夸大的描写更突出了作者对当时科场污秽之风的唾弃与嘲讽。作者在《贾奉雉》中设置了两类人物：平常人贾奉雉与非凡人郎生。在整篇文章中，郎生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贾奉雉、让读者明白科举考试本身就是个荒唐事。对于科举考试考中的文章的鄙陋，作者不断以夸张的手法来表现。例如：郎生开始教导贾奉雉看的文章，贾奉雉只能“强读”，观后连续仿照写了两次都未能成功，到最后只能“集其阘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却没有想到自己唾弃的文章居然符合郎生的要求。而贾奉雉通过郎生帮助考上经魁后再次读到自己的文章，“一读一汗，读竟，重衣尽湿”，自认为“此文一出，何以见天下士矣”，着实是嘲讽之极。
类似于此类表现手法的还有《周克昌》中作者以“天上掉馅饼”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庸福人”被恶人拐卖至富商家，却有鬼怪顶替他考中举人的故事。蒲松龄本人在文章最后说：“古言庸福人，必鼻口眉目间具有少庸，而后福随之；其精光陆离者，鬼所弃也。庸之所在，桂籍可以不入闱而通，佳丽可以不亲迎而致；而况少有凭借，益之以钻窥者乎！”看似客观论述了观点，实则是借此嘲讽那些不劳而获者，以此来暗喻科举中的舞弊现象。
蒲松龄大部分带有讽刺寓意的文章中都带有轻喜剧的特点。然而，尽管他用了那么多浪漫夸张的笔法，只要想到落榜的噩耗对蒲松龄的周期性沉重打击，想到蒲松龄一生的痛楚，就不能不透过这些充满笑声的文字来体会作者痛苦的灵魂。
三.寓言中深蕴的讽刺感
用比喻性的故事来寄托意味深长的道理、给读者启示的手法在文学中并不少见，这种在春秋战国时代兴起的文学体裁被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以或诙谐幽默，或发人深省，亦或使人不寒而栗的寓言来讽刺人事。
在第三卷《五羖大夫》中畅体元做梦中被人称作“五羖大夫”④，他认为这是自己仕途显达的好兆头，而当流寇将他逮住关押时，恰巧找到五张羊皮裹住身体不至于冻死，他本人也认为是神灵在戏弄他。作者这样描述是想通过畅体元梦的内容、梦验经过和结果来讽刺畅体元热衷功名、希求显达的思想行为，表达出做官要勤勉踏实肯干，有真才实学而不是只是做梦空想，图求功名的内涵。
同样在《崂山道士》中，作者对于异想天开的人那样露骨的耻笑更体现了浓重的讽刺意味。一个姓王的书生，身为一个“官二代”从小羡慕仙术而去寻仙坊道，当开始学习法术后又受不了修行的苦累，放弃修仙向师傅辞行时求师傅教他了穿墙的法术，临行前师傅曾嘱托施法不可存歪念，而他因回家滥用法术使自己“道心不稳”法术失灵，遭到妻子的讥笑，却反来气骂老道士没安好心。蒲松龄在文章结尾自己说道：“闻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正复不少……初试未尝不小效，遂谓天下之大，举可以如是行矣，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不止也”，既讽刺了那些投机取巧、不做实事的人，又提出心浮气躁、急于求成的人无法成事，只会惹人讥笑。
更有甚者如《司札吏》中某游击官“最讳某小字”，如有人犯了忌讳便要发怒，某司札吏在禀报公事时，误犯了忌讳，游击官大发雷霆，飞过石砚来，将他砸死。三日后醉酒，竟有鬼卒递上全是犯忌字眼的名帖来揶揄嘲讽他，“可笑甚已！”而当我们笑着看这篇寓言时，是否也感受到蒲松龄的嘲讽与鄙夷呢？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猜想，《聊斋志异》既是对那残破的制度、黑白颠倒的科举的讽刺，更是蒲松龄深陷其中而无力改变的自讽。可能当他无法排遣自己的痛苦迷茫，只能铸就这样的一把“剑”，希望后人能够斩断这“讽刺的微笑”。
参考文献
[1]蒲松龄（清）著，《聊斋志异》文言文版，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
[2]张元（清）著，《柳泉蒲先生墓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梁绍壬（清）著，《两般秋雨庵随笔》，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杨海波，《论<聊斋志异>中的讽刺小说》，陇东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注 释
①张元（清）著，《柳泉蒲先生墓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②梁绍壬（清）著，《两般秋雨庵随笔》：“传奇者，裴铏著小说，多奇异而可传示，故号‘传奇。”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杨海波《论《聊斋志异》中的讽刺小说》陇东学院学报 2005年第2期。
④出自春秋战国时期百里奚的号。
篇5：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分析
读张爱玲的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意象了。她的意象充满了象征意味，有时一个意象象征了一个人物的一生，甚至整个作品的主题，一个个意象让人目不暇接。张爱玲用她那才华横溢的如神之笔，营造出了极为强烈的感性世界，在她丰富的意象间游刃有余，加强了作品的寓意。用意象暗示作品中的叙述视角，张爱玲以人物心理为依托创造出了独属于她的艺术风格。有时一个意象象征了一个人物的一生，甚至整个作品的主题。张爱玲用她那才华横溢的如神之笔，创造出了独属于她自己的艺术风格。
张爱玲，现代女作家，笔名梁京。199月30日出生于上海。其身世颇具传奇色彩，父张志昕为晚清名臣张佩纶第三子，祖母李菊耦系李鸿章之女。她七岁开始创作，熟读古典文学名著。父亲给了张爱玲古典文学方面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母亲教她英语并在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方面给了她西式的熏陶。贵族世家的没落、世事的沧桑，形成了她敏感、脆弱、悲观的心理气质。后来张爱玲又在中西文化交杂的香港接受了大学教育。因此，张爱玲的文化修养既有满清贵族的豪华，又有西洋文化的时尚，中与西、新与旧的冲突及互渗，自然而然地表露在她的作品之中。1943年张爱玲回到上海，成为职业作家。以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具有在那个衰颓的时代所特有的悲凉和深刻的苍凉感。这位天性内敛、不善与人交流的才女，在通俗与先锋、古典与现代之间，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张爱玲在她的小说里，站在女性的角度，用非凡的艺术表现力揭示那个时代背景下，女人生存困顿、无奈与苍凉。对笔下的女性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我愿意尝试分析张爱玲的一花一沙，并以此证明张爱玲的成功。
一、意象手法的巧妙运用
张爱玲钟爱的意象很多，即使那些已经包含了一些设定的象征意义的传统性较强的意象，不但营造出了极为强烈的感性世界，还加强了作品的寓意。张爱玲也能用她那超强的推陈出新能力，将这些意象营构得出神入化。同一意象的不同转换间接构成叙述中的不同层面;张爱玲的意象充满了象征意味，有时一个意象象征了一个人物的一生，甚至整个作品的主题。
1.太阳
太阳的意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也多有出现。
《金锁记》中对太阳意象的书写也不同，试看以下几段：
这是小说的开端，太阳的意象把我们拉入了历史的长河。正是人物命运的象征。
《金锁记》中七巧的女儿长安因不能忍受母亲的折磨，太阳的意象尤其多：
这时候出来一点太阳，照在房里，像纸烟的烟迷迷的蓝;下午的大太阳贴在光亮的，闪着钢锅铁灶白瓷砖的厨房里像一块滚烫的烙饼。
太阳黄烘烘照在三人脸上，后阳台的破竹帘子上飞来一只蝉，不知它怎么过了夏天还活着，趁热大叫：“抓!抓!抓!”响亮快乐地。
小说几次提到太阳，“正午的太阳”“下午的大太阳”，秋天里不该那么厉害的太阳，都给人生活的实在感。如果说《金锁记》和《茉莉香片》中的太阳还没有脱离开月亮的阴冷和清黑，那么在这里张爱玲是彻底地赶走了虚无，找到了生活的落脚之处。从乡下走进城市的阿小是这样，张爱玲也是这样。而女性生命意义的悲剧性也在这里达到了高峰，这样的意象旨在说明只有放弃所有对命运的努力，让心灵完全被琐事所占据的人生才是稳妥的。
2.鸟
张爱玲的意象充满了丰富的象征意味，张爱玲笔下鸟的`意象俯拾皆是。
她用如神之笔营造出众多鸟的意象。如，“屏风上的鸟”是聂传庆的母亲冯碧落命运的象征。
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频频以“鸟”为意象去描绘她笔下的女人。
假鸟为喻，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是很多见的。张爱玲将女人、命运、飘忽的鸟联系在了一起，描绘得凄美绝伦。
二、“有声有色”的语言
张爱玲的叙述语言主动追求音乐美、色彩美，形成了“有声有色”的独特风格。
1.音乐感
张爱玲凭借对音乐独特的体悟力，把对音乐的偏爱融入小说里，用语言直接描写音乐本身。如：
一到了晚上，在那死的城市里，没有灯，没有人声，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喔……呵……呜……”无穷无尽地叫唤着，这个歇了，那个又渐渐响了，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往前飞，龙身无限制地延长下去，看不见尾。“喔……呵……呜……”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
这里，作者营造了一个极具象征性的意象，将流苏的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
2.色彩感
张爱玲从小就有很高的绘画天赋和绘画能力，她在小说创作中巧妙地运用了色彩。
黑夜里，她看不出那红色，然而她直觉地知道它是红得不能再红了，红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窝在参天大树上，壁栗剥落燃烧着，一路烧过去，把那紫蓝色的天也熏红了。(《倾城之恋》)“野火花”是《倾城之恋》中最精彩的意象，野火花预示了红红火火的“谈”恋爱。火光一亮，在那凛冽的寒夜里，他(乔琪)的嘴上仿佛开了一朵橙红色的花。花立时谢了，又是寒冷与黑暗……《沉香屑第一炉香》，此处，“橙红色火花”的意象描写很简短，虽无细致的勾画和渲染，却生动而深刻地将葛薇龙的命运赋予了火花的象征意义。
三、通感运用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的举动、对话，甚至光线、背景都反映出心理的进程。张爱玲也最擅长以通感方式将声音、气味、色彩、触觉等感官印象调动起来，或贯通，或跳跃，或糅合，或剥离，使意象更为新奇，更富于弹性。她还善于运用不同感觉方式的变幻，将意象的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自由转换、穿插，将意象中极微妙的情感色彩表现得更为立体。看下面的例句：
她(七巧)到了窗前，揭开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色窗帘，季泽正从穿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褂裤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前者，是《金锁记》中七巧的爱情幻灭时作者所做的描写，七巧与姜季泽的“决裂”，同时也是她对自己埋藏已久的爱情的诀别。这里的时间从一点扩展到一百年，强调了悲剧的延续与永恒。另外，作为一种传统意象，本身就常常与“怨女”形象相关联。七巧的“怨”就这样一层一层鲜明生动地表达出来了。 后者，鸽子的意象是从七巧眼中出现的。迟来的爱情转眼又无望，被她赶走的“坏男人”季泽却被“白鸽子”这样温柔、美好的意象围绕着，这是七巧对季泽身体的渴望，也是她对自己那种温柔情感的既留恋不舍，又无法留住的惆怅。
以具体的意象写抽象情感的例子，如下面的关于鞋子的意象：
地板正中躺着烟鹂的一双绣花鞋，微带八字式，一只前些，一只后些，像有一个不敢现行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央求着。(《红玫瑰与白玫瑰》)
两段文字都出自《红玫瑰与白玫瑰》，前者是振保一方面感觉到来自王娇蕊(红玫瑰)的诱惑，一方面深深懂得“这世界上有那么许多人，可是他们不能陪着你回家”，因而感觉到“一阵凄惶”，落叶那“没人穿的破鞋”，是寂寞的、不健全的灵魂，只能踽踽独行;后者是振保在同他的妻子烟鹂大打后的内心感触，她的绣花鞋像一个怯生生的鬼魂，懦弱，毫无反抗力，然而既是“鬼”，就有着一种来自虚空，却作用于现实的压力。因此，第二天，“振保改过自新，又变成了好人”。
篇6：简析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
Analysis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ZhangAiLing novel
陈娜娜 ChenNaNa
目 录
一、在主题思想上，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2
二、在选材上，张爱玲的作品以言情为主；------------------4
三、张爱玲对人物塑造以及人物之间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也
把握得极为准确和深入。；----------------------------5
四、张爱玲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十分吸引人，总体结构独特，这
与她娴熟的写作技巧有关；----------------------------6
五、结束语；-------------7
六、参考文献；-----------9
内容摘要
【摘 要】 张爱玲的一生可谓是一段传奇，而她所写的小说更是一个个风格独特的“传奇”故事。张爱玲的成功，不止在她传奇的一生，也不止在她笔下的“传奇”故事，更在于她独特的小说艺术。她描写了一系列女性的生存悲剧，心理分析出神入化，同时还能巧妙地运用意象手法，展现给世人的是在那个衰颓的时代，所独有的悲凉和深刻的苍凉感。
[关键词] 张爱玲 小说 艺术 特色
简析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
我喜欢上张爱玲的小说，是非常偶然的。在读贾平凹的一篇文章时，里面引用了张爱玲这样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睡袍，里面爬满了虱子。”读到这句话时，我的灵魂被深深地震撼了，能说出如此精妙深刻的语句，一定是一个目光敏锐、智慧非凡的女子。这是她对生命的理解，透彻准确、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地道出生存的尴尬与矛盾。
后来认真读了她的作品，竟发现她的文字有一种冷漠、傲然、惨淡和苍凉，可感可触，彻底而坚决。她用云端里看厮杀的傲然与冷漠静观俗世的故事，用敏锐而又冷酷的笔触描写生活的真实。她笔下的不少人物陷在生活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而这恰是生活的真实。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甚至几乎病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弥漫着一种浓厚的悲剧色彩。
纵观她的小说，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金锁记》、《倾城之恋》、《传奇》、《流言》、《红玫瑰与白玫瑰》等。
我细读张爱玲的文字，不难看出张爱玲的小说风格非常独特，本人做以下几方面来剖析张爱玲小水的艺术风格特点有哪些：
一、在主题思想上，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内秀孤傲以及都市人的优越感与孤独感交织起来形成她对时代“荒凉”特色的心理感受。张爱玲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这与她的身世密不可分的，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张爱玲过早的成熟，并形成了她怪异顽强的性格和自立于世的人生态度。这对其创作心态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她悲凉的家庭经历和特定的生活环境，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由于张爱玲社交范围窄，朋友不多，知心者更少。她沉默寡语，冷眼审视人生，在这样的创作心态支配下，其笔端写出扭曲的人格，变态的灵魂。把读者逐步引入她营构的苍凉世界，同时，也展示了其小说独特的艺术美。在那个“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中”，张爱玲似一颗彗星划下一道美丽的轨道，在浩渺的宇宙瞬间辉煌而过，留下了《传奇》和《流言》，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
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营造了一个阴气森然的世界，男男女女如在鬼蜮进进出出。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
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张爱玲的悲剧意识表现在对人性的探索中，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触摸到了“人性恶”的一面，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张爱玲笔下的人物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他们在习俗的挤压下沉沦，精神苍白，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情、互助，哪怕是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妯娌叔嫂；他们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人性变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全是现代社会“病”了的人。张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
张爱玲笔下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生活在名门世家的遗老遗少、公子哥儿、太太小姐等上层人物，一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是便是赤赤裸裸的虚伪，“爬满了虱子”的尴尬。
比如《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待友，侍奉母亲，“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他先后爱过两个姑娘，玫瑰是个混血姑娘，振保爱她，“她和振保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是天真，她和谁都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有点疯疯傻傻”，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是很普遍，到中国就行不通，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后来，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娇蕊恋上了，对方一旦要与丈夫离婚，他便怯懦得要死，连那他与娇蕊偷情的公寓也“像大得不可想像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萎缩了，他不愿“堕落”，他要做一个“好人”。于是，他便把“真人”隐蔽起来，匆匆忙忙选了一个好女子烟鹂结婚。婚后，她成了他眼中一个“很乏味的妇人”，他开始宿娼，回来则砸东西打妻子，他尽情的发泄着他的冷酷、变态。但他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着恶的本质。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
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又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潮讽。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为了金钱，甘愿侍侯一个残废男子，正常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精神上也变成了残废。她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为此她宁可牺牲哪怕短暂的快乐。她也曾得到过爱的光辉，沐浴在“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中，但她的人性已被黄金枷锁所扭曲、摧残，她自己已被黄金蚕食了，她的青春和爱情也被黄金枷锁给扼杀了。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这最终也使她从一个曾有青春的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阴鸷、凶狠、残酷的近乎精神分裂或心理变态的姜老太太。
张爱玲执着于真实的人性，作品中充满了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
二、在选材上，张爱玲的作品以言情为主。
可以说男女之情是贯穿她全部创作的一条线索。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她的小说着力表现男女之间的感应、磨檫、摸索、闪避，如此种种，均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她不象一般的新文学作家要么把恋爱提升到浪漫理想的境界中来肯定，要么试图在社会意义上寻求合理性进而将所有的冲突归结到外界因素上去，她所着力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他们凡俗的一面。在她看来，惟有入世的，才是更真实的。她试图于男女之间的传奇故事中寻找普通的人性，于男女之情中倾听“通常的人生的回音”。因此，她的言情并不局限于单纯的言男女之情，而是将之升华到言“世态人情”和“风俗人情”。她对世情的把握极为准确，“冷暖世情，比比入画”，“世态人情隐约其间”。
《金锁记》中季泽与七巧之间的感情纠葛，虽然暧昧而畸形，猜疑中透着人性的冷酷，但七巧毕竟也是一个渴望得到爱的光辉，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终于！）隐藏十年的爱以后，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留恋的对象消灭了，只有留恋往日的痛苦。就在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身上，爱情也不会减少圣洁。《金锁记》的这部分，感情与意象配合得恰到好处，别人假如能写这半部，也足以自豪的了。可是对于张爱玲，这一段浪漫故事只是小说的开头。在下半部里，她研究七巧下半世的生活；七巧因孤寂而疯狂，因疯狂而做出种种可怕的事情，张爱玲把这种“道德上的恐怖”加以充分的描写。
又如《倾城之恋》中一个城市为了成全流苏的爱情而沦陷了，这是只有女人才想得出的幻梦。让我联想到杨贵妃，似乎唐朝的“兴”和之后的“衰”，仿佛也是为了成全这个女人的风流和冤债。张爱玲如此受人欢迎，尤其受女性的欢迎，我想大概因为她的作品出发点是世俗，是恋爱，是凡俗琐事，不会有太高深太让人无法攀登的东西存在。每个人看完了以后多少唏嘘感叹一番，也都能说出点感悟或无奈来。她的言情同时还表现为她对人生绵绵不绝的眷恋之情，在超越个人怀旧情绪过程中，对整个人生有了通透的理解。
三、张爱玲对人物塑造以及人物之间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也把握得极为准确和深入。
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因为人表示情感的方式，总是受社会习俗的决定的——这一点，凡是大小说家都肯定，张爱玲也肯定。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的给她摸透。《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他们大多是她同时代的人；那些人和中国旧文化算是脱了节，而且从闭关自守的环境里解脱出来了，可是他们心灵上的反应仍是旧式的——这一点张发玲表现得最为深刻。
“生在这个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她特别喜爱《诗经》中“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谐老”的诗句，称其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也认识到它的人生态度是何等的肯定。反过来说，尽管肯定，里面仍然沉淀着浓稠的忧患意识。这也正是张爱玲人生态度的写照。她时时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悲哀，人生的残缺，同时又不放过发现和体味人生“可亲可爱”的那一面，从而并不陷入绝望。所以她珍视生活中一些看来微不足道的享受，尽情领略世俗生活的种种乐趣，而她最喜欢的上海人，被她称之为“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在她眼里，他们仍然保留着对世俗生活的亲切，是真心实意过日子的人，代表和象征着张爱玲所恋恋不舍的人生安稳的一面。所以，她乐意认同“小市民”：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就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但是，张爱玲在把自己归入小市民的同时又保持着她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冷静和自省，在执着于物质生活享受的同时又从不放弃高度的精神享受。而且，她一边从平淡凡俗的日常生活中领受着欢悦，另一方面又时时不能忘记“思想背景中惘惘的威胁”，以至她对人生处境充满了悲剧意识。《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离婚后回到娘家，终日被兄嫂冷嘲热讽，成了这一家男男女女的眼中钉。范柳原由于一场不负责的海外恋便有了他的存在，等父亲死后，他远涉重洋回来继承遗产，但庶出的他根本成不了家族的正式继承人，两个旧家庭的弃儿，茫然中抓住了对方，犹如攀住了救命稻草。一个是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把恋爱当作调剂，视“女人为鞋底的泥”的公子哥，一个是为了寻依靠，迫切要把最后的资本--三十岁的青春--再进行一次交易的女人，上演了一出真真假假、若即若离、费尽心机的爱情游戏。他们在心的浮面进行调情，互相吸引、挑逗，进行着无伤大体的攻守战。他们本无真心，然而后来竟缔结了婚约，也仅是契约而已。“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在倾城中爱恋，恋爱使城市倾毁。在城市的倾毁中，在文明的毁灭中，他们才有了“一点真心”，被封锁的情感“只有在毁灭的刹那，或许才无所顾忌的释放”。但那“一点真心”也不见得有多可靠，他们婚后回到上海，范柳原“把他的俏皮话剩下来说给旁人的女人听。”白流苏也还是“有点怅惘”。张爱玲已经没有劳伦斯那般的信心，藉爱的宗教以拯救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摧残。她无力地注视着故事的尾巴被炸掉，怅惘是流苏的，也是作家本人的。这种意识来自她早年的生活经历，来自没落之家后裔莫名的失落感，来自对**环境的“乱世”性质的感怀。于是，除了看见一个在那个街市流连，对生活中的一切充满好奇和喜悦的张爱玲之外，我们还经常看见一个高楼上独自凭栏，满怀惆怅，或是小室里孤灯独坐，黯然神伤的张爱玲。
四、张爱玲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十分吸引人，总体结构独特，这与她娴熟的写作技巧有关。
张爱玲叙述故事喜欢使用倒叙的手法。就看《沉香屑第二炉香》，“克荔门婷兴奋地告诉我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正在图书馆里阅读马卡德耐爵士出使中国竭见乾隆的记载„„”张爱玲先是描写了她听克荔门婷讲故事的地点、环境，及她这位朋友的外貌、衣着，然后，时间退到了很久前罗杰安白登的悲惨遭遇。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还常常用电影手法和节略法。节略法在文章当中使用较频，几乎每篇文章的开头，张爱玲都似为我们摆了一个宽银幕的视频，有时还要加上环绕立体声。随意举个例子：“在故事的开端，葛薇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站在半山里一座大住宅的走廊上，向花园里远远望过去。„„”（《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文集第二卷》P1）这些描写都直接触及了人的视觉感官，仿佛在银幕上开演了一场电影。而这些文学读来也颇似剧本的开头。张爱玲文章的结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把结论定死，也并不完全给人物的后事作总结，往往留出空间和余地让人们自己想，自己思考。就看《封锁》一文的结尾“„„宗桢捻灭了电灯，手按在机括，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他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窠里去了。”（《封锁》中《张爱玲文集第一卷》P107）这里的小虫子便是吕宗桢的化身，也是所有“好人”的化身整天不思不想，彼此隔绝在各自的躯壳里，小心谨慎的苟且的过活，不愿，也无力改变什么，对命运，对自身，他们都自觉自愿地互相妥协了。（《浮世的悲哀棗张爱玲传》P134）张爱玲到此并没再写下去，而是让人们自己思考，其实，我们可以猜想到宗桢与翠远再也不会有什么交集，因为他只是个平凡的“好人”，所以只能安于现状。这种程度上的启示我是乐意自己去揣摩的„„
同时张爱玲的文章结尾时常只是一句话，这一句话通常极为经典，包含的内容、深意很多。“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红玫瑰与白玫瑰》－《张爱玲文集第二卷》P164）“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这些文字的结尾都只有了了一句，却点出了主人公的命运、将来等。此处的简笔用法可作为经典范例。我个人很喜欢张爱玲在这些文章结尾时的敛墨。
张爱玲小说的结构特点与其从小所受的教育有着莫大的关联。张爱玲天赋既然灵敏，她所受的又是最理想的教育。她的遗少型的父亲，督促她的课业很严，她从小就熟读中国旧诗古文。她的文字技巧，实在得力于此。否则以区区二十几岁的少女(她开始发表作品是在那时候)，把中文运用得如是圆熟自如，是叫人难信的。她的父亲逼她学中文，母亲又很早把她带人西洋艺术、音乐、文学的世界。论学问，她当然比不上钱钟书。太平洋战争发生，她辍学的时候，她的西洋文化的知识决不会超过一个美国东部女子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但是作家所需要的不一定是知识，而是她的人生的教育。换言之，作家应该在日常生活里能够吸收材料，保留印象，并且善加利用。人生的范围是广大的；巴哈、莎士比亚固然重要，爵士音乐和好莱坞也有它们的重要性；中国旧诗里所抒写的情感虽然精致，申曲里所表现的人生虽然恶俗，但对于作家而言，它们是同样有其效用的。张爱玲雅俗兼赏，因此她的小说里所表现的感性，内容也更为丰富。
结束语：总之，也许张爱玲的本身就是一种传奇。传奇的文学，传奇的女子，传奇的一生。从她的文字里可以寻找旧上海的痕迹：石库门、弄堂、霞飞路、法国梧桐，穿着旗袍、婀娜多姿、吴侬软语的女子。读着张爱玲的文字，在我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孤傲的，目空一切的，对于世间冷暖悲凉离合聚散的淡然处之的女子。感觉她如一位世外女隐士，笑观世间沧桑。正穿着那一件典雅的旗袍，一手叉着腰，头高高地昂起，脸上有种“冷冷”的表情。嘴角微扬，看破人情世故的眼中流露出对这个世界深深的厌倦与嘲讽。看着她从历史的尘封里缓缓走出来，挥着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在胡琴舒缓的调子里，或者茶烟缭绕中讲述着一个个关于女人的故事，“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而她也在时间仓促的流逝中成为一个凄美的略影，如陈与义一阕词里所吟的意境：“长沟流月去无声”——远天的月光撒在阴沉的水中，一团光明也只剩得支离破碎，却仍要倨傲地缓缓逝去„„
【参考文献】：
[1]参见贾平凹《坐佛》序言，太白文艺出版社。[2]参见傅雷《论张爱玲小说风格》，逸海书城出版社。
[3]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一《红玫瑰与白玫瑰》，花城出版社 1994年第1版。
[4]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四《沉香屑－第一炉香》，花城出版社 1994年第1版。
[5]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三《金琐记》，花城出版社 1994年第1版。[6]参见傅雷《论张爱玲小说风格》，逸海书城出版社。
[7]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二《倾城之恋》，花城出版社 1994年第1版。[8]参见《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婚恋形态》，好心情网站网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