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通用8篇）
篇1：滥用
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案件（以下简称三项案件），是公安司法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一种职务性违法犯罪行为。“三项案件”的存在，不仅严重败坏公安机关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长期以来公安机关加强队伍建设业已取得的成果，诋毁了广大公安民警用鲜血乃至生命赢得的荣誉，而且直接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影响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巩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安机关深刻认识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问题的严重性、顽固性和加强治理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对党对人民对公安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从对民警真正关心爱护出发，把“三项案件”的治理工作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工作力度，强化工作措施，巩固“三项教育”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特点
在通常情况下，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案件主要有五个特点：
（一）对象的特定性。从公安机关来讲，“三项案件”所涉及的对象大都是犯罪嫌疑人，由于他们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法规，心存侥幸，既惧怕法律的惩处又想逃避法律的惩处，在审讯过程中存在狡辩、抵赖的现象，甚至会口出恶语、伤及审讯人员，以此来抗拒审讯，这种现象是犯罪嫌疑人惯用的一道心理防线，而对办案人员则是审讯中的一个心理障碍，是产生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的重要诱因。
（二）主体的确定性。大凡产生“三项案件”，无不涉及身份特定、职务特定、事由确定的人员，这种人员就是具有公安司法人员特定身份和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且是在司警过程中的一种职务违法行为。
（三）产生的突发性。在众多“三项案件”的产生过程中，大都没有预谋过程，没有准备阶段，往往都是由工作人员心情急躁、心胸狭窄，缺乏沉着、冷静应战的心理素质，没有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经验，缺乏工作常识和法律法规的熟悉程度。“三项案件”的产生一般都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
（四）目的的“正当性”。在“三项案件”中，特别是刑讯逼供和滥用强制措施尽管是违法的，但在个别民警看来，目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为了更好是打击违法犯罪，认为对犯罪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犯罪分子不打不老实，不打不招供，对犯罪分子不能心慈手软等。
（五）行为的效果性。在实际工作中，常能听到民警反映：“某某案犯罪嫌疑人，现场抓获，证据确凿，就是拒不认罪，不给点颜色就是不认罪”。“有的犯罪嫌疑人，审了几天几夜，就是只字不吐，稍加拳脚，便供认不讳。”普遍错误认为审讯犯罪嫌疑人靠单纯的思想工作、政策攻心不能奏效，施以拳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原因
客观地讲，产生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案件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是多样的，要公正、科学地进行分析和探讨，笔者认为，既有公安机关制度管理、人员管理方面的弊端，又有执法环境方面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队伍的整体素质差，民警的执法水平低，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需要。从队伍的现状看，一是政治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不少民警缺乏大局意识，自私自利，沽名钓誉，争功邀赏心切，责任心不强。二是业务素质明显偏低，不少民警不学无术，整天沉浸在无聊的时空中，得过且过，敷衍度日，忙于应酬交往，对跳舞打牌蹲发廊感兴趣，对公安工作的大政方针、法律法规不闻不问。造成办案程序不规范、不合法、违法行政，滥用职权，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
（二）荣辱心、自尊心作崇。在实践中，违法违纪主体的心理特点与案件发生有着极大的关系，这是造成“三项案件”顽症的重要因素。许多基层民警缘于荣辱心理、自尊心理，看到其他单位、其他同志案件破了，自己负责的案件久攻不下，觉得脸上无光。或者是在办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拒不交待，甚至故意挑衅激怒民警，如果办案民警稍有冲动，最易动手动脚。
（三）执法环境的影响。一是取证难度太大，在实践中发现，有的群众认为公安机关是服务部门，专政职能是在服务的前提下实施。甚至看不到人家的长处，更看不到自己的短处，凭直觉、凭意气行事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不愿意为公安机关作证，不支持公安工作；二是犯罪嫌疑人特别是有前科的人员，专门进行研究法律和反侦查、反审讯的伎俩，钻法律的空子，拣审讯人员的弱点，反戈一击，侥幸逃罪，侦查人员一旦忍耐不住，极易造成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三是法定羁押期限太短，客观上制约了公安机关侦查办案的时间，增加了办案期限上的压力。《人民警察法》规定，盘问留置的时间必须在24小时以内，最长不超过48小时，在实际的工作中，犯罪嫌疑人完全能在48小时以内不开口，故意拖延时间。而侦查人员又必须在48小时内把问题搞清楚，如果在48小时以内搞不清楚，特别是一些疑难案件，民警久攻不下，容易感情用事，急于求成，容易超出法定办案原则违法乱纪。
（四）查禁的力度不够。首先是思想重视程度和采取措施力度不够。一些业务单位片面强调业务，对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带倾向性、苗头性的行为不加重视，缺乏“真抓、早抓、主动抓”的认识和行动，不想动真格；其次是缺乏有效的诫勉性制度。公安机关原有的一些制约性措施，比较原则化，缺乏操作性，导致审讯人员职责分工不清；第三是督察的力度不够，往往流于开会强调、发文要求，没能将监督机制运用于事前要求，事中介入，事后监督之中，“关口”没能有效前移。
（五）有的领导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不到位，规章制度不落实。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那样，这些问题的发生主要还是治警不严、管理不严。如果我们每个警种、每个部门、每个基层科所队都能做到严格管理，真正把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上级公安机关的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处，绝大多数问题是可以避免的。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的发生，虽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突发性，但偶然性中有必然性，认真分析一下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都与治警不严、管理不严、纪律松驰有直接联系。
三、对策
公安部治理“三项案件”的目标是：通过建立健全执法规范、执法监督和违法惩处的规定制度，初步形成防范、监督和惩处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问题的制度体系，在实现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上迈出一大步；要通过治理整顿，使三类案件明显减少，力争不再发生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案件，把滥用枪支致人死亡案件遏制到最低限度，有效遏制办理刑事案件、治安案件中滥用强制措施问题，对发生的三类案件，给予严肃处理，并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实现上述目标，应着手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部门责任，齐心协力抓好治理工作。“三项治理”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在领导。领导干部务必从讲政治的高度，从公安工作、公安队伍建设全局的高度，认识“三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做到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工作锲而不舍。要充分认识到“三项治理”工作的长期性和紧迫性，克服满足现状和急功近利情绪，树立长期作战思想、重视预防工作，严要严在平时，在日常工作中对民警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严格制度，做好经常性的思想工作，防患于未然。县局与基层科所队，建立责任制，层层签定责任书，明确责任，严格进行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确保责任制的落实。
（二）突出重点，强化措施，在求实效上下功夫。“三类案件”的治理，重点应摆在派出所、刑警队、看守所等基层执法单位。要从基层执法办案抓起。要在加大对刑讯逼供问题治理力度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问题的治理力度。要着重解决在办案中动手动脚，枪支管理混乱，违反规定采取拘传留置、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保外就医措施、超时留置和超期关押等问题，对滥用枪支问题的治理，重点抓好使用和管理的两个环节。把“三项治理”工作同创建人民满意活动结合起来，对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问题严重、被群众不满意的基层执法单位的主要领导就地免职。
（三）把“三项治理”同公安改革措施有机结合，加大治本力度。
一是同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大多发生在基层派出所和科所队。因此，在加强派出所工作的同时，要着力提高队伍的执法水平和战斗力，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特别是要管好配强基层领导班子，健全基层党组织，强化经常性的公安思想政治工作。
二是要同公安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对那些有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的民警，不能聘任、聘用到执法、办案岗位；对那些“三项治理”抓得不好，队伍中问题比较严重、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基层单位领导，要坚决予以调整。还要同民警低分培训、末位调整、辞退制度结合起来，把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问题纳入记分考核范围，严格进行考核。
三是严格按照公安部的规定，对联防队、治安队等进行清理整顿，坚决防止非执法人员参与执法办案活动。
（四）建立长效防范机制，将“三项治理”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公安纪检、督察部门不仅要在当前刑讯逼供等违法违纪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开展集中治理，而且要从源头上、制度上下大力气，建立长效机制，把治理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和经常化的轨道，和执法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同步发展、良性互动。
一是要建立健全能够有效防范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的制度，从自身实际出发，从执法办案、枪支管理使用和严格强制措施应用的各个环节上完善执法程序和监督制度，从制度上堵塞产生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的漏洞。建立健全执法查询和对犯罪嫌疑人跟踪访查的制度，看守所、拘留所和强制戒毒所对收押人员体表检查制度和执法质量评估、考核制度，受理、立案、传唤、留置、采取强制措施等办案活动的审批、登记和检查等制度。
二是建立健全规范化、经常化的内部监督检查机制。纪检监察部门和警务督察部门应经常深入到执法办案单位中去，形成对执法办案活动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相结合的有权威、有力度的监督检查机制。
三是努力形成畅通的外部渠道。要结合警务公开工作，把办案纪律、办案程序、采取强制措施的条件、手续、期限等规定全部公开，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加强同检察机关、县纪委监察部门的交流沟通和协作配合，主动接受监督。
王泗友
篇2：滥用
论行政滥用职权
作者：陈筱筱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12期
【摘要】“滥用职权”作为行政行为撤销标准之一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遭遇了适用的“瓶颈”，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我国《行政诉讼法》对“滥用职权”的定位不科学。对于“滥用职权”的审查应秉持一种客观的立场，从目的、手段等诸因素出发进行判断。
【关键词】行政滥用职权；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
一、两则公报案例引发的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4年第4期和1996年第1期分别登载了如下两则典型案例，其一为张晓华诉磐安县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财产行政案；[1]其二为黄梅县振华建材物资总公司诉黄石市公安局扣押财产及侵犯企业财产权行政上诉案。[2]两个案件的相关事实大致相同，即公安机关借刑事侦查为名非法限制原告人身、财产自由，然而法院对上述事实却做出了不同的认定。对于案例1，初审的义乌市人民法院认为：“磐安县公安局越权干预经济纠纷，以刑事侦查为名，限制原告张晓华的人身自由，扣押其财产，侵犯了张晓华人身权利和合法权益，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4目规定的„超越职权‟的行为，”据此撤销了被告的行政行为；而案例二中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其（1994）鄂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中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5目即“滥用职权”撤销了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相同的案件事实为何法院适用了不同的撤销标准，导致滥用职权撤销标准适用混乱的原因又是什么？
二、滥用职权标准适用混乱的原因解析
笔者认为滥用职权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适应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所确立的整个司法审查体系存在立法缺陷。
首先，各撤销标准之间缺乏内在逻辑上的连贯性，相互之间存在交叉、重复。法院对某个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往往是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虑的：事实问题、法律问题及程序问题。那么相对应《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5个撤销标准，证据不足属于事实问题，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属于法律问题，违反法定程序属于程序问题，而剩下的滥用职权、超越职权又属于哪个范畴？且在事实、法律适用和程序三个审查标准可以周延的情况下，滥用职权标准和超越职权标准就可能被前三个撤销标准所涵盖，而不是与之相并列。
其次，重视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合理性审查处于虚置状态。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确立了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也就是说我国的法院一般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的审查只存在于行政处罚领域。该条的规定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法官只重视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对于合理性审查则往往将其忽略。而属于合理性审查范畴的“滥用职权”标准自然也得不到应有的待遇。
三、滥用职权标准的判断
理论上对于滥用职权的判断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对“滥用职权”的判断应采用主观标准。正如有学者指出，行政滥用职权的成立，要求行为主体主观上必须是故意过错。[3]第二种观点则主张对“滥用职权”的判断应采用客观标准，也就是说“滥用职权的判断可以不问主观动机如何，只要在客观上看来武断专横，同等情况不同等对待，应该考虑的因素没有考虑，就可以判定滥用职权”。[4]
笔者认为在整个合法性审查标准体系还未修正前，如果采用主观判断标准在实践中会陷入相对困境。首先，在司法审查过程中，如何认定行政机关的主观故意缺乏明确的操作规则，“滥用”一词本身就带有浓重的主观否定评价色彩，行政机关在行政裁量权限范围内对此否定不会欣然接受，甚至常常会产生抵触情绪，这对于法院判决的权威性会产生一定影响。其次，从保护行政相对方的角度而言，如果仅在行政机关主观上存在故意过错时才构成滥用职权，那么当行政机关主观上并不存在“滥用”的非法意图，但客观上却产生了侵害相对人的结果，此时行政相对人要想得到有效救济则存在困难。因为按照主观判断标准，由于行政机关主观上并没有故意为之，那么就不构成滥用职权，即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遭到损害也无法以“滥用职权”为由将其予以撤销。在上述情况下，法院可能有两个选择：第一，法官可以放弃“滥用职权”的审查路径转而适用其他撤销标准，且在审判实践过程中法官也倾向于此种做法。而这种选择所产生的问题就是“滥用职权”标准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很少得到适用，往往被束之高阁，即使适用也与其他撤销标准相混淆。第二，如果是在行政处罚案件中，法官就可以以“显失公正”为由做出变更判决。而该选择的缺陷在于它的适用范围有限，只适用于行政处罚领域。由此可以看出对“滥用职权”采用主观判断标准存在着一定的审判风险。从现代行政法的价值理念看，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乃是行政诉讼核心价值。撤销标准作为行政诉讼重要的制度设计自然也应充分体现这种价值精神。主观标准的选择显然无法适应这一点。因此对“滥用职权”的判断采用客观标准才更为妥当。
而具体来说，如何判断“滥用职权”，其判断要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是否违反法定目的；（2）其结果是否显失公正；（3）所采取的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则；（4）是否能够平等对待。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以上四个方面综合考量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涉及“滥用职权”，而其主观上是否故意则可以在所不问。
参考文献：
篇3：滥用
一、滥用职权司法审查之缺陷
中国学术界根据中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对司法审查标准形成不同的分类。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可归结为合法性标准与合理性标准两方面，其中合法性标准主要有五个方面：(1)主要证据是否确凿、充分;(2)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3)是否符合法定程序;(4)是否超越职权;(5)是否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合理性标准有两个：1)是否滥用职权;2)行政处罚是否显示公正[1]。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只有合法性标准，没有合理性标准，滥用职权与显失公正都属于合法性标准的范畴[2]。虽然行政诉讼法第54条可以看做是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的规定，但对滥用职权如何具体审查仍然没有明确，而且目前的司法审查标准也有其固有的缺陷：1)司法审查标准缺乏灵活性。中国司法审查目前采用的是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严格审查标准，这样的标准一方面混淆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本质区别，法院通常要以自己对事实的判断来衡量行政机关对事实的判断;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发挥法院和行政机关各自的优势。由于一些行政事务具有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特点，决定了在很多时候法院对事实的认辨能力可能并不比行政机关高明，此时确立灵活多变的审查标准有其必要。针对某些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只对行政程序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审查，而对事实问题的认定，由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知识的人员去判断更为妥当。2)重视合法性审查标准，淡化或忽视合理性审查标准。因为中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确立了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种规定很容易造成一种误解，认为法院只能进行合法性审查，不能进行合理性审查。虽然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法第54条中“滥用职权”、“显失公正”属于合理性审查标准，但由于对什么是“滥用职权”、“显失公正”缺乏明确的界定，过于抽象和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因此经常被束之高阁，使得合理性审查标准成为“口号式”标准，实践中以合理性标准为依据而撤销行政行为的鲜有前例。由于行政滥用职权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解释，所以对行政滥用职权的认定，是实践中较难把握的一个问题。
在刑法层面，刑法条文也没有对滥用职权行为作出进一步的明确，同样给实务界留下了一个审查难题。人民法院要正确作出裁判，必须首先审查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职权，而后进一步审查该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在刑法学理上大多数意见都将超越职权划归滥用职权范畴，笔者以为，这种划分有其缺陷：(1)与行政滥用职权不统一。从法制统一的要求看，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不宜时分时合，同为滥用职权一语，不能截然划分为行政法意义上的滥用职权与刑法意义上的滥用职权，虽然违法与犯罪之间有量和质的区别，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行政滥用职权的社会危害性只要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即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时，就可以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而不必对滥用职权作不同的解释，以视区别。(2)从法律特征看，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之间界限分明。虽然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都有不正确行使权力的成分在内，但二者界限很明显，滥用职权以行为人有资格行使该权力为前提，而超越职权以行为人没有资格行使权力却超越了职权作出行为为前提。由于滥用职权是在职务范围内行使权力，因而在形式上一般看起来是“合法”的，超越职权则是超越其职务范围行使权力，因在形式上就是违法的[3]。换句话说，滥用职权属于隐性违法，超越职权属于显性违法。因此，笔者以为，还是将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分开定罪处罚为宜，否则容易导致逻辑上的混乱，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二、行政滥用职权与刑法上滥用职权罪的衔接
行政法上滥用职权与刑法上滥用职权罪在界定、表现形式和司法审查标准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导致司法实践中在不同法域对滥用职权的认定不同，造成实务界的困惑。对普通公众而言，对同一事实行为，不同法律规范认定不同，表述不一，也容易造成他们对法律权威的怀疑。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将行政法上的滥用职权与刑法上的滥用职权罪衔接起来，消弥实务界与理论界对此的困惑，树立法律规范对对公众的权威。
1. 统一滥用职权的界定
从行政法学理上和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内容看，行政滥用职权不包括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是并列关系。但在刑法学理上，滥用职权包含超越职权，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从这方面看来，行政滥用职权与滥用职权罪很难衔接起来，二者界定的不统一就可能导致在行政法上被认定为行政越权的行为，在刑法上却以滥用职权罪追究责任，让普通公众很难理解。从中国的立法发展历程来看，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分别表示两种不同的行为;从法律特征看，二者之间界限分明，滥用职权是在权限范围内不正确履行职责，而超越职权则是超越了权限范围不正确履行职责;从法制统一原则看，完全没有必要对滥用职权在行政法和刑法上作不同的划分，只要行政滥用职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严重的程度，即致使公共、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时，就可以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笔者愚见，为使行政滥用职权与刑法上滥用职权衔接起来，应当将刑法上滥用职权罪的界定适当修改，将超越职权行为单独定罪处罚。
2. 统一滥用职权的表现形式
由于行政法和刑法上均未对滥用职权作出具体的界定，也未列举其表现形式，在学理上对滥用职权表现形式的列举不尽统一，而且客观上要对滥用职权的表现形式列举穷尽绝非易事。笔者陋见，滥用职权行为不外乎表现在程序、事实的认定上和行政行为的结果上。因此，滥用职权表现形式可归纳为以下几类：(1)违背法定目的、立法精神;(2)考虑不当。包括考虑了不应考虑的因素和未考虑应考虑的因素;(3)程序严重失当。包括故意不正当的迟延或不作为，不正当的步骤、方式、方法;(4)违反同一性，反复无常;(5)结果显失公正，违背一般的社会常理。(6)其他滥用职权的行为。
只要有上述行为表现的，在行政法上和刑法上都可以认定为滥用职权。
3. 完善滥用职权的司法审查标准
对滥用职权的司法审查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很多时候是法官运用司法自由裁量权去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现阶段，实务界对行政滥用职权和滥用职权罪的司法审查标准各异，方法各不相同。由于滥用职权行为的灵活多变性，加上目前的审查标准有其固有的缺陷，在坚持以合法性审查为前提，以合理性审查为辅助，兼取长期以来司法审查中形成的一些经验法则以外，中国目前现行的审查标准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笔者以为，首先，应当确立灵活多样的司法审查标准，以适应不同滥用职权行为的需要。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审查，而一些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行为，法院并没有能力用自己的判断去代替行政机关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只能审查行政机关的判断是否合理、公平。所以，笔者建议对部分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行政行为，法院只对行政程序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审查，对事实问题就审查行政机关的判断是否合理、公平。其次，应当确立正当程序的审查标准，以弥补只审查法定程序的不足。长期以来，司法审查时只对行政机关有无按法定程序行事进行审查，而对非法定程序不进行审查。事实上，法律规定的程序只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最基本的程序，除此之外的一些程序，也需要通过司法审查加以约束、监督，以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422.
[2]胡建淼.行政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77.
篇4：不可滥用眼药
这是一例典型的"药源性眼病"。近几十年来,糖皮质激素被广泛应用于眼科,用于治疗结膜炎、巩膜炎、虹膜睫状体炎、视网膜脉络膜炎、视神经炎及过敏性眼炎等。眼局部滴用或结膜下注射,效果颇佳。该药有依赖性,长期使用后一旦突然停止用药,眼部就会感到不适甚至眼病加重。常用的激素有考地松、泼尼松、地塞米松等。全身或眼局部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可引起眼压升高。眼压升高与应用激素的种类、浓度以及用药时间的长短有关。地塞米松较考地松更易引起眼压升高,如用0.l%地塞米松滴眼,每日4次,2～4周内眼压即可升高,若改用低浓度地塞米松,或减少每日滴眼次数,则不至引起眼压升高。另外,局部应用激素对眼压的影响因人而异,一般老年人比年轻人敏感,有青光眼家族史、疑似青光眼和单纯性青光眼患者,应用激素后眼压的反应较大。
应用激素引起眼压升高的原因主要是激素可引起房水排出不畅。在激素性青光眼早期,患者如能及时停药,眼压可于1～2周内逐渐下降,房水流畅系数回升,视野恢复正常。如再使用激素,眼压又复上升。个别病人短期应用激素表现为急性青光眼,对此尤应注意。一般长期局部应用激素引起眼压升高,颇似慢性单纯性青光眼的临床表现,往往不能引起病人的注意,故不易被发现。本文开头提到的病例就是因未及时停药而导致了严重后果。为了避免此类危害的发生,应采取如下措施:1、减少不必要的激素应用。2、对必须应用激素的病人,在不影响疗效的前提下,应尽量减少用量和浓度,或改用对眼压影响小的激素。3、若需长期应用,应在用药的过程中,密切观察眼压,以便早期发现青光眼,及时采取治疗措施。4。对眼压持续不降且视野、眼底有改变者应做减压术;对晶体全混浊的白内障,应做摘除术。除激素外,眼部长期滴用阿托品、匹罗卡品、磺胺制剂和汞剂等,也可引起各种眼病,不可盲目应用,尤其是前房浅的老年人,更应注意。对于患者来说,使用眼药水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一定要遵医嘱,不要私自购药胡乱使用。
二、开药前应向医生说明有无药物过敏史及青光眼等眼部疾病家族史。
三、查看药瓶标签,确认药物品种、浓度和有效期,检查药液有无沉淀、絮状物或颜色改变,如发现有上述情况则不能使用。
四、滴药前一定要将手洗干净,不要用手触摸瓶口;滴药时瓶口切勿碰到睫毛或眼睛,以免污染眼药。
五、滴药时头向后仰(或仰卧),眼向上看,用手指将下眼皮向下轻拉,以暴露下结膜囊,然后将眼药水滴人结膜囊中,一滴足矣!很多人认为一滴不够,常滴数滴,多余的药液自眼角淌出甚至流到前襟。其实,人眼结膜仅能容纳7微升的液体,眨眼时,药液向内外眦及鼻泪管扩渗,容量能增至10微升,而一滴眼药水足有20～70微升,故用量绰绰有余。还要注意尽量不将药液滴在黑眼珠上,因其富含感觉神经,对外来刺激极为敏感,滴上药液后立即引起反射性眨眼将药液挤出眼外,影响疗效。滴毕松开下眼皮,闭眼2～5分钟,让药液充分与眼球接触,以利吸收。同时用棉球压迫内眦部,以免带苦味的药液经鼻泪道进入口腔造成味觉不适,并可阻止有毒的药液(如阿托品)进入鼻腔被粘膜吸收。
六、如果使用两种以上滴眼药物时,应间隔10～15分钟,以免互相稀释、互相影响而降低药效。
篇5：不要滥用奖励教育随笔
辰辰的表现，是老师和家长平时一贯做法的条件反射。这给老师和家长的育人方法提出了疑问。
老师和家长以物质（小贴贴、礼物）刺激幼儿让其好好表现，而未让孩子真正体味良好的言行是个人修养及思想素质的表现，就更谈不上内化为良好的行为习惯了。哲人说得好“习惯成就人才”。所以，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是为其成才的坚实基础。
同时，我们老师面对的是许多孩子和不同时代的孩子，这就要求老师们要传承文明、紧跟时代步伐、面向全体，充分了解和尊重每一个幼儿的行为表现，多与家长联系沟通，让每一位幼儿扬长避短。并根据对全体幼儿的具体要求结合每一位幼儿的平时表现，提出不同层次的要求并讲解要求的理由。注重观察记录。通过集中评议和随机个别交流，让每一个幼儿都养成好的行为习惯。
篇6：合作学习不可滥用（范文模版）
合作学习是以学习小组为基本组织形式，系统地利用学生之间的互动来促进学习。作为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它有着个体学习不可替代的许多优点。但有些教师却在“穿新鞋，走老路”，达不到预定的教学效果：
一、小组合作环节设置的时间不合理。曾听一位教师上课，在板书课题，布置学生粗读课文２、３分钟后，就布置合作学习任务：
“你读懂了什么？还想知道什么？”可以想象学生的收获会有多少，质疑又将会停留在怎样的表层。
二、教师布置的合作学习的问题不合适。有位教师在课后指出学生在课堂上讨论不热烈，其实是他给出的问题没有什么思维价值，引不起学生讨论的兴趣。交流的效果几乎为零，也就使得学生的讨论仅仅是“走过场”。
篇7：股东滥用权利第一案
(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08)南民二初第738号民事判决书。二审判决书：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佛中法民二终字第96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赔偿纠纷。
3．诉讼双方
原告(上诉人)：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莱特公司)。法定代表人：柴国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一、二审)：罗文志，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一、二审)：谢会生，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上诉人)；李正辉。
委托代理人（一、二审)：王美龙，广东国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4．审级：二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冯载勋；审判员：石慧；代理审判员：曾婉慧。二审法院：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怀晓红；代理审判员：许义华、李秀红。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2008年8月21日。
二审审结时间：2008年12月9日。
(二)一审情况
1．一审诉辩主张
原告诉称：原告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长期以来均有良好的社会评价。被告曾担任原告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职务。2007年7月，被告以个人 身体原因为由向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请求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原告公司董事会于2007年8月2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经 过决议，董事会同意被告辞去副总经理职务；按照原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到达董事会时生效。被告于2007年 8月28日与原告办理了离职手续，原告并且应被告的要求，为其开具了离职证明。但被告出于其他个人目的，于2007年10月下旬，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提起股东权纠纷民事诉讼，称原告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违法，侵害了他作为董事的权益，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该案引起了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多家媒体 分别以“休假时秘开董事会写„休书”、“副总被炒告董事会”、“雪莱特与原高管对簿公堂”等作了报道，该类报道对原告生产经营以及社会声誉造成了极大负面 影响。上述案件在南海区人民法院的审理过程中，被告于 2008年3月10日申请撤诉，法院作出裁定，准许被告撤回诉讼。被告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赋予的诉权，在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原告提起诉讼，在案件经法院两次开庭并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后，随意撤诉，该行为属于明显的滥诉行为，给原 告造成了包括股价波动、社会负面评价、支付律师费用等在内的各种损失。故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00256元(后变更为130256元)；判令 被告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等媒体向原告公开
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被告辩称：被告诉原告股东权纠纷一案，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所 赋予的法定权利，依照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起诉，是维护自身权益的合法、正当行为。原告的两项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没有因被告的行为而产生其 所称的股份波动、社会负面评价等经济损失；被告的行为与原告所称的经济损失之间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其支付的律师费用亦没有法律依据，当事人是否聘请律师是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并不是直接的经济损失，聘请律师的费用应由当事人自己承担。故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一审事实和证据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被告担任原告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期间，于2007年7月25日向原告提出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原告的 人力资源部在当天收取被告的申请。同年8月27日，原告董事会决议通过被告的辞职议案。2007年10月19日，原告的董事长柴国生以被告未遵守在相关文 件中作出的承诺和约定，无故辞去董事及副总经理职务为由，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诉请被告返还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并赔偿损失给原告。该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尚 未审结。2007年10月25日，被告认为原告在未通知其参加董事会的情况下，召开董事会并决议其辞职的议案，侵害了其作为董事的权益，向本院提起撤销上 述董事会决议的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于2008年3月10日向本院撤回起诉，本院裁定准许。因原告系上市公司，原、被告间的纠纷被多家媒体报道。现原告认为被告无故起诉、撤诉，属于滥诉行为，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被告系原告的发起人之一，记载于原告公司章程。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07)南民二初字第2068号民事裁定书。
(2)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粤高法民二初字第30号受理案件通知书、民事答辩状。
(4)南劳仲案字(2007)632号仲裁裁决书、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08)南民一初字第256—2号民事裁定书。
(5)2007年10月31日原告的诉讼事项公告，2008年3月13日原告的诉讼事项进展公告，2008年4月3日原告的诉讼公告。
(6)被告辞职报告。
(7)原告第一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原告第一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表决票、决议和记录。
(8)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柴国生与被告股权案相关法律文件。
(9)多份报纸的报道共12篇。
3．一审判案理由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二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 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 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被告认为原告的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违法，向法院诉请撤销，是法律赋予被告作为原告股东的权利。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系被告是否滥用诉权。滥用诉权是指行为人有民事程序的诉权，但是其追求的诉讼目的是正当诉讼目的以外的非法目的，并造成受害人损害，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行为。原告认为被告的目的是为了打赢原告董事长柴国生诉被告股权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认为，被告为了反驳柴国生诉其未遵守承诺和约定 辞职，请求法院确认董事会召开程序违法，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故被告诉原告撤销董事会决议的诉讼，并无不当。而被告撤回起诉，亦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诉权行使的规定。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为了非法目的无故起诉，滥用股东权利。
4．一审定案结论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原告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90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承担。
(三)二审诉辩主张
上诉人(原审原告)雪莱特公司上诉称：
(1)原审法院曲解法律，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应当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提出，且上述法律中规定的“违反”是“实际违反”，并不是股东“认为违反”。对于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作出的决议，《公司法》 不仅没有规定股东有提起诉讼的权利，并且为防止股东错误行使权利，在股东提起诉讼时，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的担保。此处担保的目的 在于防止股东利用股东身份，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作出的决议起诉要求撤销，干扰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在股东错误起诉的情况下，此担保用于对公司 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但原审法院却将《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引申为“被告认为原告的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违法，向法院申请撤销是法律赋予被告作为原告股东的权利”。原审法院扩张并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对股东通过诉讼行使撤销董事会决议所应具备的限制性条件进行了扩大，并且对股东依据该条提起诉讼所应承担的义务进行割裂，导致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2)原审法院偏离争议焦点，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是“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赔偿纠纷”，争议的焦点是李正辉是否滥用了股东权利。原审法院应当就李正辉利用 股东身份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起诉要求撤销董事会决议是否属于对股东权利的滥用，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进行审查。但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却将本案争议的焦 点归结为“李正辉是否滥用诉权”，进而推论“李正辉诉雪莱特公司撤销董事会决议的诉讼，并无不当，而李正辉撤回起诉，亦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诉权行使的规定”。“诉权”与“股东权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利。行使股东的权利可以通过行使诉权来实现，但诉权本身并不是股东权利。对于滥用诉权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法律；而对于滥用股东权利承担的民事责任，除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外，主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显然，李正辉利用股东身份提起诉讼只是其行使股东权利的表现形式，是否滥用股东权利和是否滥用诉权并无必然联系。但原审法院却将“滥用股东权 利”与“滥用诉权”进行混淆，对李正辉是否滥用股东权利不进行审查，而审查李正辉是否滥用诉权。对应当审查的事实没有审查，对可以不审查的事实却作为“焦 点”审查，从而必然导致判决结果错误。
(3)李正辉滥用股东权利造成雪莱特公司损失，应承担民事责任。李正辉是否滥用股东权利不仅取决于李正辉是否有权提起诉讼，还取决于李正辉提起诉讼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李正辉在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所 赋予的权利时，必须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能够“证明”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而不仅 仅是“认为”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如果股东在提起诉讼后不能证明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 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公章，就属于对股东权利的滥用，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李正辉作为原告起诉撤销雪莱特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案件中，原审人民法院已根据雪莱特公司的申请责令李正辉提供了担保，此担保的意义正在于让李正辉在起诉不能证明其诉讼主张 时对应当承担责任的担保，但李正辉在原审法院两次开庭审理、案件经媒体大众广泛关注后，突然撤诉。显然，李正辉的诉讼主张没有得到人民法院的证明，其随意 起诉、撤诉的行为已经构成滥用股东权利。
(4)一审法院是枉法判决。在本案之前双方有股东权纠纷，此案中李，正辉于2008年3月10日向原审法院申请撤诉。在李正辉申请撤诉的当日，原审法 院就允许撤诉，当日发还担保款。原审法院在对待本案的处理过程中超出了当事人能够正常理解的范围。在之后，雪莱特公司起诉李正辉滥用股东权利的过程中，原 审法院错误归纳争议焦点以便于枉法裁判。
据此请求：(1)撤销原判；(2)判令李正辉赔偿雪莱特公司经济损失130256元；(3)判令李正辉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等媒体向雪莱特公司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4)判令李正辉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正辉辩称：
(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雪莱特公司一审诉讼请求及上诉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李正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 规定提起股东权纠纷诉讼是行使法律赋予的股东权利，采取的是法定方式，行为和目的是合法、正当的。雪莱特公司在上诉状中将股东权和诉权进行泾渭分明的划 分，是仅凭其见解进行，在股东权和诉权间，任意混淆和偷换概念，不顾自己一审时的事实与理由。雪莱特公司认为李正辉的诉讼行为造成了公司股价波动、社会负 面评价、支付律师费用等在内的各种损失130256元，没有事实依据，雪莱特公司一直以来都公告称诉讼案件对公司利润没有影响，雪莱特公司也没有提供因李 正辉与雪莱特公司的股东权纠纷案而遭受到的损失和有负面评价的证据，所提供的证据与其证明内容完全无关联。雪莱特公司将多宗案件的律师费及律师消费票据作 为经济损失的唯一依据。当事人是否请律师是当事人自己的选择，也由当事人自己承担责任。本案是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索赔纠纷，雪莱特公司要求李正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上诉请求混杂名誉权纠纷。李正辉的诉讼行为没有造成雪莱特公司的所谓名誉损失。
(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雪莱特公司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与李正辉认为撤诉是法律赋予李正辉的权利，撤诉并不代表雪莱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也不能否认李正辉提供给法院证明雪莱特公司董事会会议违法事实的证据及相关法律依据。
(3)雪莱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是一次严重违反《公司法》和《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违法会议。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对照雪莱特公司的会议公告和会议记录所表述的内容、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就能够判断董事会议严重违法。首先，虚构、捏造董事会于 2007年8月25日收到李正辉提交的辞职报告谎言。其次，召集
程序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交所的规定。再次，表决方式违反《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董事会会议，应有董事本人出席。”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条也明确规定：“董事会决议表决方式为：举手或投票表决。”雪莱特公司第十五次会议公告中却称用通讯表决方式，没有公告采用什么通讯方式表决。
(4)雪莱特公司关于原审枉法判决的理由纯粹是虚假猜测和妄自捏造。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恳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驳回雪莱特公司的上诉请求。
(四)二审事实和证据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2007年7月25日李正辉向雪莱特公司提交的辞职报告主要内容为：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同年8月27日，雪莱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并形成决议，决议主要内容为：李正辉辞去董事职务，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李正辉辞去副总经理职务，自本董事会决议通过 后生效。二审期间，上诉人雪莱特公司及被上诉人李正辉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五)二审判案理由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李正辉是否滥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所赋予其身为雪莱特公司股东所特有的诉权?二是如果李正辉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赋予的诉权，应如何确认其应承担的责任?
1．关于李正辉是否滥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之诉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雪莱特公司上诉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中规定的“违反”是“实际违反”，并不是股东“认为违反”，如果股东在提起诉讼后不能证明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就属于对股东权利的滥用。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关 于董事会决议撤销之诉的规定是基于对中小股东的保护，提起诉讼的股东对董事会决议“违反”相关规定的判断必将以其个人的视角为基础、伴随其自身对事件的感 知和判断，至于董事会决议是否违反了相关规定应予以撤销的判断与裁量权在人民法院。若以股东在提起诉讼后能否充分证明其主张以得到法院的支持来判断股东是 否滥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赋予其的诉权，对于股东而言义务过重。故雪莱特公司关于李正辉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赋予的诉权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但本案中，李正辉于2007年7月25日向雪莱特公司提交辞职报告请求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同年 8月27日，雪莱特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并形成决议，同意李正辉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董事会决议的内容与李正辉的辞职请求一致。但 2007年10月25日，李正辉以雪莱特公司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及作出的决议违法为由，向法院提起撤销董事会决议之诉。李正辉作为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人 员，在董事会决议内容完全尊重其个人请求的情形下却提起撤销董事会决议的撤销之诉。在正常情形下，撤销之诉产生的后果为撤销董事会同意李正辉辞去董事和副 总经理职务的决议，这一后果与李正辉之前向公司提交的辞职报告相悖，由此完全可得出李正辉提起撤销之诉的诉讼目的并不在于实现撤销之诉正当的诉讼目的，故 应认定其滥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的相关诉权。综上，虽然本院不采信雪莱特公司关于李正辉构成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赋予的诉权的理由，但对雪莱特公司关于李正辉滥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赋予的诉权的上诉主张予以支持。
2．关于李正辉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赋予的诉权之责任确定的问题。雪莱特公司称李正辉滥用股东权利造成其经济损失130256元，其中律师费80000元、差旅费 17026元、其他损失33050元，因律师费并非此类诉讼的必需支出，雪莱特公司对其他损失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故本院对律师费及其他损失不予支持。关于 雪莱特公司主张的差旅费，因雪莱特公司提供的差旅费依据皆为飞机票和出租车车票，并非差旅的最经济方式，故本院酌情支持10000元差旅费。关于雪莱特公 司要求李正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请求，因该类案件并不涉及雪莱特公司的名誉或商誉，故对雪莱特公司的这一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六)二审定案结论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
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1．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08)南民二初字第738号民事判决；
2．李正辉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 10000元；
3．驳回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七)解说
2008年4月1日生效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新增加了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赔偿纠纷案由，本案被媒体称为该案由规定生效后的第一件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赔偿纠纷案，同时也是上市公司诉股东滥用权利第一案。
禁止滥用权利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该原则最早于1909年《德国民法典》引入商法领域。如何界定权利滥用，学界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学说，主要学 说有：恶意说，即从主观角度出发，认为权利的行使不得抱有恶意，即不得以损害他人为目的；本旨说，即认为权利的本旨在于权利的社会性，权利行使应当遵守诚 实信用原则；界限说，即认为权利的滥用归结为对权利行使正当界限的超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 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 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上述规定从宏观上确立了禁止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原则，但对于依据什么标准认定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法律并没有 明确规定。雪莱特公司认为李正辉构成滥用股东权利的界定标准与界限说相似，即以李正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提起撤销之诉，不正确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赋予的股东权从而构成滥用。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行使要件就是以股东个人视角为基础，而不需要以董事会决议“事实”上违反规定为要件。因此雪莱特公司以李正辉权利行使的方式不当作为主张李正辉滥用权利的基础并无不当，但其所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权利行使要件不正确，导致整个立论丧失基础。
二审法院认定李正辉滥用权利，其根本原因是李正辉的前后行为违反了诚信原则。李正辉的辞职报告明确提出请求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其却在董事会决议 的内容完全尊重其个人请求的情形下提起撤销该决议的诉讼，行为前后矛盾，行为效果相悖，可推定其诉讼的目的并不在于实现撤销之诉的正当诉讼目的。考察雪莱 特公司与李正辉之间的连申诉讼： 2007年7月25日，李正辉向雪莱特公司提交辞职报告，拟月末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雪莱特公司董事会同意。2007年9月29日，雪莱特公司董事长 柴国生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李正辉未履行协议和承诺为
由，要求返还公司股票5223886股、赔偿经济损失17812080．45元。该纠纷 涉及价值上亿元的股权，被称作国内首例股权激励纠纷案。该案尚未开庭审理期间，李正辉于2007年11月在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起诉雪莱特公司董事会决议 违法，要求撤销决议恢复其股东权益。2007年12月，李正辉不满劳动仲裁，在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要求法院确认雪莱特公司违法解除与 其劳动关系，应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18．6万元、额外经济补偿金9．3万元、董事津贴27万元。2008年1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前述柴国生 诉李正辉的股权激励纠纷案。2008年3月10日，李正辉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申请对两案件撤诉，法院当日裁定准许。如果没有李正辉事前提交辞去董事和 副总经理的申请这个与后面提起诉讼的效果完全相反的行为，即使事后李正辉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 定的权利提起撤销董事会决议诉讼的根本动因是希望形成作为股权激励纠纷案判定的先决条件的既判事实，认定其行为构成股东权利滥用的依据仍然是不充分的。因 为目的是主观范畴的证明对象，没有行为人外化的行为，不能仅凭常理或人之常情对行为人行使权利的目的作出推断，更勿用说对目的的正当性作出评价。
本案在如何界定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问题上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认定权利滥用的恶意说、界限说和本旨说都在当事人的主张或法院的判定依据中有所体现。不同 的方法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权利滥用的界定方式，应根据案件特点选择适合的标准。在认定股东是否构成滥用股东权利的纠纷中，既要看权利人有无滥用权利的故意或 过失，更要重点考察其行使权利的背景、客观方式和结果，通过外化的行为推定其目的从而准确界定权利滥用的维度。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方 菲)
篇8：语文审美及其滥用
然而, 问题恰恰是如何引导学生做到这些?即如何让他们学会真正的审美?
语文对此当然责无旁贷。然而, 对于语文审美却言人人殊——但其意义也正在于此。
似乎, 每个人都可以清晰地记得童年的美好、青春的惆怅和美丽的爱情;也都能记得那一篇篇带着美丽与哀愁的唐诗、宋词;也还能感动于幼时师长的一番番谆谆教导或温情慰藉……因为这些首先都是美好的, 但更因为它们都曾是那些“逝去的美好”———故而其绵延邈远、思念绵长。时间的灰烬幻化为记忆之船, 使我们停泊在这些美好里。所以, 美就在于这些“逝去的美好”中;在这些真实与虚构之间;在这些难以言传的真与善的温情余温里……审美是一种境界, 在这样的境界里, 我们需要的是体验———而且往往是针对那些微观的个体或偶然的事件。断然滥用审美, 必然会将审美带进死胡同, 也会将审美引入难以把捉的神秘中。所以, 语文的审美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关注个体与偶然或美的瞬间。审美不需要宏大的历史和思想, 它需要的是“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审美将个体带入美的时空之间, 我们只需要感悟和体验——甚至不需要判断。语文审美就是要将这些深深融入到教学和思考中, 灌注到学生和教师的魂魄里。
然而, 当我们终于将那些僵死的教条从书本和课堂甚至我们的思想里慢慢抹去之后, 我们发现, 自己已深陷审美滥用的漩涡里。美, 正以一种异样的姿态展现在语文审美里。但我们无法真正看到它的原有姿容;而且它还同时遮蔽了其他的类存在。
1. 语文审美的泛化
如果说语文审美过去是被压制的或压抑的, 那么, 现在它却是以一种矫枉过正的形式和姿态出现在我们的语文及其教学之中。即是说, 美与美化现象遍布滋长。体现在语文教材中, 这种倾向日趋明显。由于语文教材编写权限的放开, 在一些地方编选的教材或校本教材里, 温情悲情书写、文化感伤书写、都市时尚情调占据主流空间。而在语文课堂教学中, 教师的地域、文化、素养的差别也使审美泛化的倾向有各自不同程度的体现。然而,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为关键的是受其影响的学生们正在被审美泛化困扰。他们无法在审美的理想主义和现实的残酷、庸常之间做决断———二者的冲突日趋显著, 以至他们完全将语文及其审美和现实人生割裂开来。而事实上, 这二者本是一体的;也是不能被割裂的完美。
我们似乎暂时还不该忘却“风格即人”“美在生活”“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诸如此类的经典教导。因为, 美在当下、美在处处、美在个体。———而将人生与审美完美地融合在自我的心底则是自宗白华、朱光潜以来的众多美学家理想的起点和归宿。虽然, 我们不能苛求每一个自我都拥有超绝的美的眼光和审美心态, 但这却是我们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因此, 如果我们割裂了审美和人生, 那么, 审美将失去真正的意义和存在的空间。这就是说, 学生们在审美泛化时代的境遇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和警觉。
罗丹曾说:“我们不是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但问题是我们不能混淆“美”与“美化”;不能将审美带入到泛滥的境地之中。这其间, 语文教材是始作俑者。因为语文教材是一种导向和标尺, 所以它的任何改动和变更都将会引起过度的诠释和无限的解读。如上所说, 语文教材的审美泛化倾向将语文施教者和受教者都引入一个审美泛化的境域之中。但我们必须知道, 任何滥情主义、悲情主义, 甚至是审美主义都会导致不健康的、消极的审美和审美心理出现。同时, 语文教材在选取这些文章时已经割裂了文本具体的情境, 而这必然会导致无限解释循环和损害解释的有效性。而最终会使审美泛化并导致滥情主义。
而审美视角主义也将历史和时代的文本无限放大或缩小。这其间, 我们会过度关注那些与我有所需的文本, 而舍弃相悖者。———这无疑对于语文和学生来说是一种损害。我以为, 现在学生作文中的滥情倾向和情感虚假状况大都来自于审美泛化。
语文教师作为施教者在新课改中必将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 语文教师的审美泛化或情感主义也必然会使得审美泛化得以进一步扩大化。诚然, 那些情感书写和文字自然至关紧要。但经由教师的审美泛化解读之后, 它们将慢慢演化为一种模式渗入教学和学生思想之中———而这正是症结所在。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近年来的高考作文中看出端倪。而说到高考作文, 我们非常遗憾地发现:高考作文也是审美泛化的受害者和作俑者。比如:被高调赞美的2009年北京作文题“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2006年上海作文题“我想握着你的手”;2005年浙江卷作文题“一叶、一枝、一世界”;2002年上海高考作文题“面对大海”等等。这些作文题的取向明显具有诗意化也是随意化的倾向———它们虽然可以给学生很大写作空间, 但依然会强烈诱使学生朝向诗化、散文化之类的审美范式走去……
当然, 这并非就是说审美主义或情感主义一无是处或不必要。而是说, 当它被过度放大、复制、以至泛滥之后, 必将会遮蔽其他的类存在, 也必将会给自身带来伤害!
2. 审美的道德化
长期以来, 伦理和道德主义在我们的语文教材乃至教学中甚嚣尘上———而这也是我们深受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当这一神圣光环逐渐退去, 美被逐渐还原为其自身之后, 道德主义却以新的形式出现。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等人性化思潮逐渐深入人心, 而传统伦理观念、道德教诲纷纷演化为性灵小品之类的文字里。我一直以为, 《读者》之类的杂志中学生绝不能看, 因为它对学生的伤害绝不仅仅限于写作本身。一则短小、真假难辨的故事配上优美、婉转的抒情看似完美无缺, 实际却引导学生走向一种“四不像”的文体写作。当然, 这还仅仅是指写作本身。如果单从功利道德主义模式来看, 这种写作堪称完美——至少, 它可以使人轻松和愿意接受道德教化和浸染。它的文本很显然是美与善的完美结合——这也是这类刊物受到追捧和热卖的原因所在。只是, 这样的文本和写作并不适合初学者和中学生。当这类文本和模式被引入语文中之后, 语文审美自然就向功利道德化陷落。
康德曾有名句言:“美是道德的象征。”———这必然会使审美道德主义者深受鼓舞。但他们恰恰忘记了康德是将美、真、善严格区分的。虽然他认为一切真与美最终必将走向善, 但他是将善作为人的最高尺度来看的。也就是说, 康德的所谓“善”并非我们一般意义之上的“善”, 而是他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的所谓“至善”。即“上帝”或永不可及和不可把捉的“理念”或“物自体”。
这就是说, 我们不能将康德的“善”或“道德”庸俗化;也不能将我们日常功利主义道德审美形而上化或康德化。我们所关注的道德是日常的、琐碎的伦理, 所以语文审美将要反对的就是将审美功利道德化。
美, 其实是每一个人沉潜于心底的梦。它必将会在你需要的时候缓缓击中你柔软的心扉;也必将会使你慢慢为其所化、以至难于言说——所谓“大爱无声”“真水无香”“至美无美”说的即是此意。这就意味着, 语文审美要教给我们的正是这种无形的感化、领受和浸染;而并非喋喋不休的诱导和劝诫。朱自清两篇著名的散文《背影》与《荷塘月色》现在都入选中学课本, 并饱受赞誉。然而它们的境遇却是不同的:《荷塘月色》因其晦涩和感伤早期并没有被收录——即是收录了也是评价不高或是被批判的。相反, 《背影》却以其强烈的伦理和道德主义精神被收录并受到赞美。原因何在?其实, 主要是前者道德主义不够。事实上, 即使是《背影》, 据考证从上个世纪20年代发表之后, 在中学选本里也是几进几出———原因就在于《背影》中的道德和伦理情怀还不足以让传统道德伦理满意……
现在, 当我们回到文本本身之后, 我们能够发现两篇散文都是经典。它们都有自给自足的价值———我们任何的阐释和解读都是多余的饶舌。但《背影》现在还依然往往被解读为伦理道德性较强的散文;而《荷塘月色》往往被看重的却是那几段朗朗上口的优美写景抒情文字。所以, 我坚持认为:语文审美功利道德主义是审美滥用的关键症结;语文审美视觉主义是它的推助器!
这样的审美道德化倾向也必然会带来群起效尤:当前高考作文已经有意避免这一点, 但依然还是在不知不觉中高扬道德的标尺。我无意否定道德的作用和价值, 我反对的是将审美功利化和道德化。而高考作文确定这些引导性的标尺本无可厚非, 但它却慢慢形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暗示和引诱。我们可以看到, 2002年全国作文题“心灵的选择”;2005年黑龙江卷作文题“位置与价值”;2001年高考作文题目“诚信”……这些作文题拥有强烈的“能指”———学生不由自主将会为其牵涉———当然, 这也正与他们在语文审美那里所得的甚为契合。只是, 我想问的是:这样的问题给学生留下了多少思考和审美的空间?它会将语文及其审美引向何处?
语文在现代成为最受诟病的学科。也许是因为爱之深、才会恨之切;也许是因为人人都可对其指手画脚;也许是因为语文自身前行路的愈走愈窄……总之, 我们可以看到语文正在艰难蜕变———只是这种蜕变来得有点晚了些。而作为审美的语文必将会在语文中占据主导———但不是泛化审美的语文;也不是功利化、道德化的审美的语文!
我一直坚持认为:语文审美泛化和语文审美道德化其实是一体两面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看作为一个问题:审美的滥用———甚或是审美理念的蜕化!
3. 审美理念的蜕化
作为学科的美学和作为理念的审美是西方的舶来品,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没有美和审美。作为一种善的附庸, 美和审美在儒家和道家甚至佛教中都有细致绵密的体现。在这些浩如烟海的典籍中, 我们能够看到魏晋的风度、唐诗的青春、宋词的温婉……它们给予我们的是一种健康积极的美和审美精神。那些泯灭人性的历史和非理性都无一例外地被排除和封杀———因为美和审美是事关“人”的问题。如果我们缺乏了一种健康、明朗、积极向上的美学;缺乏了一种理想化的空间, 那么我们的人生将是灰暗的和难以回首的。所以, 宋明理学的“灭人欲、存天理”屡受诟病, 而它的“心学”“工夫论”“童心说” (李贽观点) 等等均饱受赞誉和传扬。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它们依然将美与审美掩盖和压抑在道德的空间里——美与审美并没有获得解放或它所应得的地位。
从德国哲学家文克尔曼那里我们知道了一种美, 即“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而这也是他从上古的希腊那里寻找到的美的资源。这种纯净和温婉之美虽然受到现代派的攻击, 但它却永远是我们心底挥之不去的柔情和温暖。我们可以从上古周礼中寻找到类似的资源——所以孔子说, 春秋是一个“礼乐崩坏”的时代。他要做的就是拯救——而他的拯救方式也就包括了美。
这也就是说, 一切的美和审美都来自于那些纯净的、健康的、积极的暧昧哲学;也来自于那些自由、爱、理想的空间。所以尼采、海德格尔纷纷投向古希腊的怀抱:尼采发掘了悲剧, 海德格尔发现了存在。而他们同时将这些引向了诗和语言——这就是两位著名哲人的审美主义——而持此态度的还有法国哲学家福柯。这些审美主义固然屡受非议, 或被斥为审美幻想或审美乌托邦。然而, 我要问的正是:难道我们不需要这些吗?——尤其是在世事纷扰的今天?
经由这些审美理念的强化和演绎,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语文审美观念固然已经落伍, 但其间重要的资源不可废弃。也就是说, 在现代语文中, 我们不能阻断历史与文化的沿革和传承;不能将那些纯净的审美理念弃之如敝屣;不能将孩子和洗澡水一同倒掉……所以, 我一直认为必须将那些关于美的和审美的纯净、健康、积极的理念灌注到我们的语文审美教学中间去, 必须把那些表面化的、粗粝的、形式化的审美从语文审美理念中清除出去。否则, 我们不仅无法真正审美, 也会将审美带入到无尽之途或虚无主义, 更会让我们面对时代和生活时陷入到无法言说的尴尬之中。
在中学语文审美中, 教师—教材—学生是一组内在接受和传承环节;而外在审美环节则是:生活—学生—生活、生活—教师—生活。在内在审美环节里, 它们是一个较为封闭的结构。我们需要在这里进行审美理念的重建和循环——惟其如此, 才能将真正的审美带入其间, 而语文审美才能达到利益最大化。而在后者, 我们需要用叶嘉莹先生的观点来说:以美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只有这样, 才能使我们葆有一颗健康的心灵和不被滋染的美的纯洁灵魂。因此, 语文审美理念在现代的蜕化虽然触目惊心, 但我们需要的不是哀叹和绝望, 而是重建和坚强!我们需要语文审美重新以纯净、健康、积极的态度和精神走上正确的轨道———那些平庸的、猥琐的、功利的审美理念必须要驱除。而在其间, 我以为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提高教师自身素养、努力培养纯粹的审美理念。否则, 语文审美将继续在被滥用和误用中陷落, 以至于田园荒芜!
曾几何时, 当代消费社会的冲击浪潮轻易击溃了那些我们曾经的美好和理想, 我们的语文审美观念、理念也逐渐被异化、物化或功利化。虽然, 审美泛化和审美道德化并不仅仅是这些外在因素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但他们却是从我们审美理念转变中衍生的次级伤害。或许, 语文审美泛化和审美道德化依然还处在主体或自我心理层面, 但它已然被庸俗化和功利化。因之, 我坚持认为:我们需要重塑语文审美理念, 并以之带动审美泛化和道德化的消除———以至于重回明朗的语文审美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