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若干问题的答复

2024-07-16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若干问题的答复(精选11篇)

篇1: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若干问题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若干问题的答复

法政[2010]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政治部:

在人民陪审员制度实施过程中,部分高级人民法院就人民陪审员工作的有关问题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经研究,我们根据审判工作的需要,对已经制定的有关规定进行必要的修订和补充,并经有关部门同意,答复如下:

一、基层人民法院如何确定人民陪审员名额? 答:基层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本辖区审判工作实际,结合上级人民法院从本院随机抽取人民陪审员的需要,可以适当高于本院现任法官人数提出人民陪审员名额的意见,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

二、人民陪审员是否可以固定在某一审判业务庭或合议庭?

答: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的日常管理工作,应由人民法院具体职能部门统一承担。人民陪审员不应当长期固定在同一审判业务庭或合议庭,参加案件陪审的人民陪审员,应当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来确定。

三、“随机抽取”方式应当如何实施?

答:各基层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人民陪审员的行业背景、地域分布以及陪审案件类型,将人民陪审员队伍进行适当分类,在此基础上,采取电脑生成等方式从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

四、人民陪审员是否可以独立开展诉讼调解工作?

答: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审判活动,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职权,也可以依照法律有关规定,独立对案件进行诉讼调解。

五、基层人民法院以何种方式对人民陪审员进行考核?

答:基层人民法院应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动态考核,建立健全考核管理制度,着重就陪审案件的数量、出庭率、陪审能力、审判纪律、审判作风等内容进行考核,并在每年年终前,由人民陪审员所在法院将考核结果书面通知人民陪审员本人及其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组织,并将有关考核情况报送相关机关。

六、基层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建立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员信息库?

答:有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应建立人民陪审员候

选人员信息库,以利于及时增补新的人民陪审员。

二O一O年一月十三日

篇2: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若干问题的答复

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若干问题的答复

法政〔2005〕63号

(2005年6月1日颁布实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政治部:

在进行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的过程中,部分高级人民法院就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的有关问题请示最高人民法院,经研究并征得有关部门同意,答复如下:

答:(1)兵团基层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的名额由兵团分院确定,人选在辖区范围内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公民中产生。兵团基层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由兵团分院任命。

(2)铁路法院、林业法院、海事法院不单独选任人民陪审员。上述法院审判案件依法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在其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

2、现役军人能否担任人民陪审员?

答:现役军人不宜担任地方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

3、外来务工人员能否担任人民陪审员?

答: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公民,离开户籍所在地后,在其居住地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居所,并且居住地符合经常居住地条件的,可担任居住地基层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

4、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成员能否担任人民陪审员?

答: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成员,不是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的,可以担任人民陪审员。

5、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能否担任人民陪审员?

答: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可以担任人民陪审员,法律另有禁止性规定的除外。

6、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法官、检察官,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其他工作人员,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离任后能否担任人民陪审员?

答:(1)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离任后,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可以担任人民陪审员。上述人员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比例应当与其他人员的比例适当平衡。

(2)法官、检察官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

(3)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曾在基层人民法院工作的,不得在原任职的基层人民法院担任人民陪审员;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曾在县一级人民检察院工作的,不得在与原任职的县一级人民检察院同级、同辖区的人民法院担任人员陪审员。

(4)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不得参与原任职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不得参与与原任职人民检察院同级、同辖区的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

7、没有从事诉讼业务的律师能否担任人民陪审员?

答:依据法律规定,凡具有执业律师身份的人员,一律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

8、清真寺的教长能否担任人民陪审员?

答: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宗教界人士可以担任人民陪审员。

9、原有的经选举产生的人民陪审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 1

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生效后,任期未满的,应当如何处理?

答:在《决定》生效前,经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人民陪审员,《决定》生效后,除依照法律规定重新选任外,不得再担任人民陪审员。

10、《决定》生效前,人民法院特邀的陪审员,能否继续担任人民陪审员?

答:在《决定》生效前,人民法院特邀的陪审员,《决定》生效后,除依照法律规定重新选任外,不得再担任人民陪审员。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篇3: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若干问题的答复

《解释》出台的背景

草原与耕地、森林一样, 是我国重要的自然资源, 也是重要的生态屏障。据统计, 我国共有草原约4亿公顷, 占国土面积的41.7%, 作为我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 生态地位十分重要。

我国对草原资源、草原生态的保护十分重视。一是党和国家将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 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二是制定了草原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其中包括草原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为依法惩治非法占用草原的犯罪行为, 切实保护草原资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1年8月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二) 》将1997年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的犯罪对象从“耕地”扩大为“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同日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解释》规定, 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中“违反土地管理法规”, 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以及有关行政法规中关于土地管理的规定。明确了非法占用草原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追究刑事责任。三是建立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2011年,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召开了全国牧区工作会议。草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受到空前关注, 草原的战略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生产生态有机结合、生态优先”的草原工作方针也更加明确, 标志着草原生态保护建设迈入了新的阶段。

但是, 由于受利益驱动以及对非法开垦草原追究刑事责任没有明确的定罪量刑标准等原因, 破坏草原资源现象相当突出, 草原生态逐年恶化。其中, 垦草种粮的案件居草原违法案件的前列。2009年, 仅内蒙古开垦草原种粮的案件就有947起。与此同时, 由于草原蕴藏着丰富的煤炭、钢铁、石油、天然气以及稀土等矿藏, 在工业需求与丰厚利益的驱动下, 未经依法批准征占用草原进行各类工商业开发的问题也日趋严重。

实践中, 由于我国刑法相关条文缺乏明确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 司法操作性较差, 各地在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占用草原能否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问题时常产生争议, 影响了对犯罪的惩治以及对草原资源的有效保护。根据农业部关于商请制定《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启动了《解释》的制定工作。随后, 赴内蒙古等地就破坏草原资源问题进行充分调研并广泛听取多方面的意见, 分别召开了十多次座谈会进行专门研讨。经多次修改《解释》稿, 并征求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农业部以及各高级人民法院等多方意见和专家学者意见, 最后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解释》的主要内容

《解释》共七个条文, 主要规定了非法占用草原行为的定性问题;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认定标准;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阻碍草原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煽动群众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的处理;单位非法占用草原的定罪量刑标准等问题。

(一) 非法占用草原行为的定性

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非法占用草原的行为能否追究刑事责任的认识模糊问题, 《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违反草原法等土地管理法规, 非法占用草原, 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 数量较大, 造成草原大量毁坏的, 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的规定, 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罪处罚。

(二) 非法占用草原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

《解释》第二条主要规定了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数量较大”和“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情形。非法占用草原“数量较大”的标准一般为“二十亩以上”;曾因非法占用草原受过行政处罚, 在三年内又非法占用草原的, 则为“十亩以上”。

关于造成草原“大量毁坏”的认定标准, 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 非法占用草原, 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不仅以“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 数量较大”为条件, 还需造成草原大量“毁坏”。对草原“毁坏”的认定标准, 《解释》区分了两种不同情形: (一) 对于非法开垦草原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林木, 或者在非法占用的草原上建窑、建房、修路、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剥取草皮的, 采取“改变用途即毁坏”的认定标准, 即只要在非法占用的草原上实施以上行为的, 即应认定已对草原造成毁坏。这是因为, 草原与耕地、林地不同, 草原生态十分脆弱, 一旦改变其用途, 用于种粮、采矿等非草原建设, 即会造成草原严重毁坏。以非法开垦草原为例, 草原被开垦后, 即便在降水条件好的地区, 植被恢复也需要十年以上时间, 且要花费上百倍于开垦草原的成本。考虑到草原的特殊性, 结合司法实践, 采取“改变用途即毁坏”的原则, 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即意味着已对草原造成毁坏。 (二) 对于在非法占用的草原上堆放或者排放废弃物, 或者违反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种植牧草和饲料作物的, 分别以“造成草原的原有植被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或者“造成草原沙化或者水土严重流失”作为造成草原“毁坏”的认定标准。

(三)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批准征用、征收、占用草原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

刑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 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 违反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以及有关行政法规中关于土地管理的规定, 滥用职权,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耕地、林地、草原等农用地以及其他土地, 情节严重的行为。《解释》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草原法的规定, 无权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而批准, 超越批准权限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不按照草原保护、建设、利用总体规划的用途批准占用草原, 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批准占用草原的行为, 规定了下列情形为“情节严重”: (一)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四十亩以上的; (二)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二十亩以上草原被毁坏的; (三)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 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致使国家或者集体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一)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八十亩以上的; (二)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四十亩以上草原被毁坏的; (三)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六十万元以上, 或者具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

(四) 明确抗拒草原执法的定性问题

针对草原面积大, 草原执法人员人数少, 执法装备差, 履行职责时经常遇到暴力抗拒执法, 甚至执法人员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和危害的情况, 《解释》明确规定,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草原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 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煽动群众暴力抗拒草原法律、行政法规实施, 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八条的规定, 以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追究刑事责任。该规定将为有效惩治和预防各种暴力妨碍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 强化教育、威慑、警示效果, 起到一定的作用。

此外, 对于单位犯罪的处罚问题, 《解释》还规定, 单位实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行为, 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定罪处罚。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为依法惩处破坏草原资源犯罪活动,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 现就审理此类刑事案件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违反草原法等土地管理法规, 非法占用草原, 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 数量较大, 造成草原大量毁坏的, 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的规定, 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罪处罚。

第二条非法占用草原, 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 数量在二十亩以上的, 或者曾因非法占用草原受过行政处罚, 在三年内又非法占用草原, 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 数量在十亩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数量较大”。

非法占用草原, 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 数量较大,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

(一) 开垦草原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林木的;

(二) 在草原上建窑、建房、修路、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剥取草皮的;

(三) 在草原上堆放或者排放废弃物, 造成草原的原有植被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的;

(四) 违反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种植牧草和饲料作物, 造成草原沙化或者水土严重流失的;

(五) 其他造成草原严重毁坏的情形。

第三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 违反草原法等土地管理法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四十亩以上的;

(二)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二十亩以上草原被毁坏的;

(三)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 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致使国家或者集体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一)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八十亩以上的;

(二)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四十亩以上草原被毁坏的;

(三)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六十万元以上, 或者具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

第四条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草原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 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

煽动群众暴力抗拒草原法律、行政法规实施, 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八条的规定, 以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条单位实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行为, 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定罪处罚。

第六条多次实施破坏草原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 未经处理,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按照累计的数量、数额定罪处罚。

篇4: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若干问题的答复

一、三类案件纳入法院受案范围

1、社会保险争议将有区别地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调解仲裁法》确定了社会保险争议属于劳动争议,但是否应把所有的社会保险争议不加区别地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是一个在实践中争议广泛的问题。此次司法解释规定,对于因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劳动者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依法受理。

对于那些已经由用人单位办理了社保手续,但因用人单位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或者因缴费年限、缴费基数等发生的争议,由于这是征收与缴纳之间的纠纷,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带有社会管理的性质,不是单一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保争议,因此,应由社保管理部门解决处理,不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

2、企业自主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予以受理。针对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情况,特别是政府行为主导的企业改制,企业职工下岗、整体拖欠职工工资是企业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不是履行劳动合同中的问题,由此引发的纠纷,应当由政府有关部门按照企业改制的政策规定统筹解决,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不应以民事案件立案审理。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其改制已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而不局限于政府或相关部门主导。对于企业自主改制引发的争议处理,完全是在法律规定的层面上进行的,因此,司法解释规定,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3、加付赔偿金争议可由人民法院一并审理。针对加付赔偿金引发的争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应当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但由于立法技术的原因,对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加付赔偿金案件没有规定。为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规范用工秩序,稳定劳动关系,司法解释规定,加付赔偿金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二、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及其出资人要承担责任

实践中,劳动者付出劳动后,有的用人单位往往以自己不具備合法经营资格为借口逃避责任。对此,司法解释规定,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应当将用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

用人单位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主要包括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这三种情况。非法用工主体由于违反工商登记的规定,理应受到行政处罚,但行政违法行为不应影响到其民事行为的效力。只要非法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签订的不是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违背社会善良风俗和社会公共道德的劳动合同,即便存在非法用工,也应当承认其劳动关系的存在。这样,当纠纷发生时,就可按照法律倾斜于劳动者的原则,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且,当用人单位不存在或者无力承担责任时,出资人应当依法予以承担责任。

三、以挂靠等形式借用资质的,出借方要承担责任

实践中,经常会有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以挂靠等形式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经营这一现象,当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后,应当如何确定诉讼主体?对此,司法解释规定,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以挂靠等方式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经营的,应当将用人单位和营业执照出借方列为当事人。

就出借营业执照一方而言,由于其出借行为导致了劳动者有理由相信招用他的用人单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甚至认为出借营业执照一方即是用人单位。正是基于这些足以使其产生合理认识的表象,劳动者才付出了劳动。因此,当劳动者因追索劳动报酬、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时,亦应当把出借营业执照一方列为当事人,并且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实践中还需要注意的是,不论以挂靠等形式出借营业执照是否为有偿,均不影响其作为当事人的地位。

四、企业停薪留职人员、内退人员等可与新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实践中,有的企业在职工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为减员增效,允许一些职工停薪留职或者让一些职工提前退休。这些职工又到新的企业中找到了新的工作,那么这个职工在新的企业里面,能否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对此,司法解释规定:“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动关系处理。”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停薪留职人员、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与新用人单位之间的用工关系应认定为劳动关系。相应地,劳动者与新的用人单位之间因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也应当适用劳动法律、法规。具体来说,第一,新的用人单位有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在停薪留职、提前退休、下岗待岗、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等情形下,劳动者与新用人单位建立用工关系的,应当由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按照相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第二,发生工伤事故时新的用人单位有赔偿的义务。根据相关政策、法规依据可知,在劳动者于新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发生工伤事故的,应当由新用人单位承担工伤待遇的各项义务。第三,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新的用人单位有补偿的义务。劳动者与新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有关解除权的产生、行使以及解除或终止后的法律后果包括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等事项,都应当适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实践中还会遇到的另外一种情况是,有很多达到退休年龄的人仍然被返聘到一些岗位工作,那么这应当认定为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呢?我们认为,对于企业返聘人员来说,如果企业职工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退休年龄办理完了退休手续,以后相关企业又返聘其到工作岗位重新工作的,那么返聘人员与所在单位不再是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因为返聘人员已经享有了社会保险和退休金等待遇。对此,司法解释也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

五、追索加班费案件中用人单位也要承担相应举证责任

自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颁布实施以来,劳动者起诉向用人单位追索加班费的案件大幅上升。由于劳动者所能提供的加班证据极其有限,这类证据大都由用人单位持有,劳动者很难取得。在这种情况下,由劳动者举证证明其加班天数及加班费数额的多少,将置劳动者于不利之地。反之,若将加班费列入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由用人单位举证,当用人单位不提供加班证据或提供不出否认加班事实的证据,则推定劳动者所称的加班事实成立,这样既缺乏法律依据,也会诱使劳动者不顾客观实际随意主张加班费。因此,为了督促用人单位规范管理,引导劳动者正确行使权利,司法解释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

篇5: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若干问题的答复

34.被执行人为金融机构的,对其交存在人民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和备付金不得冻结和扣划,但对其在本机构、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及其在人民银行的其他存款可以冻结、划拨,并可对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采取执行措施,但不得查封其营业场所。

35.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其收入转为储蓄存款的,应当责令其交出存单。拒不交出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提取其存款的裁定,向金融机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并附生效法律文书,由金融机构提取被执行人的存款交人民法院或存入人民法院指定的账户。

36.被执行人在有关单位的收入尚未支取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向该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由其协助扣留或提取。

37.有关单位收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被执行人收入的通知后,擅自向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支付的,人民法院有权责令其限期追回;逾期未追回的,应当裁定其在支付的数额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38.被执行人无金钱给付能力的,人民法院有权裁定对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采取查封、扣押措施。裁定书应送达被执行人。

采取前款措施需有关单位协助的,应当向有关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连同裁定书副本一并送达有关单位。

39.查封、扣押财产的价值应当与被执行人履行债务的价值相当。

篇6: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若干问题的答复

1990年5月4日,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9)51号“关于监护责任两个问题的请示”收悉。

关于对患精神病的人,其监护人应从何时起承担监护责任的问题。经我们研究认为,此问题情况比较复杂,我国现行法律无明文规定,也不宜作统一规定。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可根据《民法通则》有关规定精神,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合情合理地妥善处理。

我们原则上认为:成年人丧失行为能力时,监护人即应承担其监护责任。监护人对精神病人的监护责任是基于法律规定而设立的,当成年人因患精神病,丧失行为能力时,监护人应按照法律规定的监护顺序承担监护责任。如果监护人确实不知被监护人患有精神病的,可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精神,适当减轻民事责任。

精神病人在发病时给他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如行为人个人财产不足补偿或无个人财产的,其监护人应适当承担赔偿责任。这样处理,可促使监护人自觉履行监护责任,维护被监护人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社会安定。

关于侵权行为人在侵权时不满18周岁,在诉讼时已满18周岁,且本人无经济赔偿能力,其原监护人的诉讼法律地位应如何列的问题。

我们认为:原监护人应列为本案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因原监护人对本案的诉讼标的无独立请求权,只是案件处理结果同本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系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监护责任两个问题的请示 吉高汉〔1989〕51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们在审理涉及监护责任的民事案件中,遇有两个问题,向你们请示如下:

一、精神病人监护责任的时间从什么时候算起?是从监护人知道被监护人患精神病时算起,还是从被监护人发病时算起?

二、侵权行为人在侵权时不满18周岁,但在诉讼时已满18周岁,且本人无经济赔偿能力,根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1条的规定,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应由原监护人承担,但在法律文书上,原监护人应如何列?是否还需列原法定代理人? 以上请示,请予函复。

篇7: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若干问题的答复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如何适用法律及管辖的请示》(京高法[2003]353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3号)第一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这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是指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程序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对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实体处理应当适用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涉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劳动权利的内容在人事法律中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

二、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或者聘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三、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案由为“人事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篇8: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若干问题的答复

第一条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

(一) 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

(二) 属于病死、死因不明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肉类、肉类制品的;

(三) 属于国家为防控疾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

(四) 婴幼儿食品中生长发育所需营养成分严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五) 其他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情形。

第二条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一) 造成轻伤以上伤害的;

(二) 造成轻度残疾或者中度残疾的;

(三) 造成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四) 造成十人以上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五) 其他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情形。

第三条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 生产、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

(二) 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数量较大或者生产、销售持续时间较长的;

(三) 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 属于婴幼儿食品的;

(四) 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 一年内曾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

(五)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后果特别严重”:

(一) 致人死亡或者重度残疾的;

(二) 造成三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 造成十人以上轻伤、五人以上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四) 造成三十人以上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五) 其他特别严重的后果。

第五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第六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 生产、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

(二) 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 有毒、有害食品的数量较大或者生产、销售持续时间较长的;

(三) 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 属于婴幼儿食品的;

(四) 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 一年内曾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

(五) 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毒害性强或者含量高的;

(六)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七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生产、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 或者具有本解释第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八条在食品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 违反食品安全标准, 超限量或者超范围滥用食品添加剂, 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定罪处罚。

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 违反食品安全标准, 超限量或者超范围滥用添加剂、农药、兽药等, 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适用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九条在食品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 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 使用禁用农药、兽药等禁用物质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 适用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在保健食品或者其他食品中非法添加国家禁用药物等有毒、有害物质的, 适用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条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 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 或者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等, 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第十一条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食品为目的, 违反国家规定, 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用于食品生产、销售的非食品原料, 情节严重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违反国家规定, 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生产、销售、使用的农药、兽药, 饲料、饲料添加剂, 或者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原料, 情节严重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实施前两款行为, 同时又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罪等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二条违反国家规定, 私设生猪屠宰厂 (场) , 从事生猪屠宰、销售等经营活动, 情节严重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行为, 同时又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三条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有毒、有害食品, 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 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无证据证明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 不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但是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其他犯罪的, 依照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

第十四条明知他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有毒、有害食品,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共犯论处:

(一) 提供资金、贷款、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的;

(二) 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贮存、保管、邮寄、网络销售渠道等便利条件的;

(三) 提供生产技术或者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

(四) 提供广告等宣传的。

第十五条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 利用广告对保健食品或者其他食品作虚假宣传, 情节严重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

第十六条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 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同时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商检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等其他渎职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 不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 但构成前款规定的其他渎职犯罪的, 依照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

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 利用其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 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共犯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七条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一般应当依法判处生产、销售金额二倍以上的罚金。

第十八条对实施本解释规定之犯罪的犯罪分子, 应当依照刑法规定的条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根据犯罪事实、情节和悔罪表现, 对于符合刑法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的犯罪分子, 可以适用缓刑, 但是应当同时宣告禁止令, 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第十九条单位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犯罪的, 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处罚。

第二十条下列物质应当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一) 法律、法规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添加、使用的物质;

(二) 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上的物质;

(三) 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告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四) 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第二十一条“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难以确定的, 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检验报告并结合专家意见等相关材料进行认定。必要时, 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通知有关专家出庭作出说明。

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 以本解释为准。

篇9: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若干问题的答复

关键词: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接受,一方面,该规则可以对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两方面进行平衡,另一方面,该规则也被广泛吸纳入各种国际公约中,因此成为了能在世界范围内通行的刑事司法准则。在2010年3月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就是在结合了实际案件中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使用,將该规则进一步完善,强调了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人民检察院都不能出于收集证据的目的而违反法律,应当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该项规定一方面使得“尊重和保障人权” 真正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还有效遏制了刑讯逼供等现象,对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面临的问题

(一)检察人员不能准确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实际上,早在1999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就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进行了规定,此后又专门颁发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这两项规定中,都有涉及到对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的规定,但是从法院刑事审判的角度出发,缺乏了对人民检察院如何使用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而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更进一步的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的义务,但是涉及的内容十分有限,并没有涉及到具体的排除程序,就给检察人员使用该规则时造成了困扰。鉴于涉及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有限,在实际过程中对该规则的应用也存在着一定的限制,检察人员要想准确无误地使用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就比较困难,因此还需要该规则的进一步司法解释。

(二)人民检察院对非法取证行为缺乏有力的监督

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侦查人员如果对诉讼参与人进行刑讯逼供或是威胁暴力的方法实现证据的收集,不仅仅对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造成了威胁,也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正。应对该种违法行为,立法机关应当首先将通过非法取证行为得到的证据排除在诉讼之外,也就是说人民检察院应当严格在诉讼中贯彻落实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另外,应当严肃处理非法取证的侦查人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0年颁布的相关规定,就对如何调查核实司法工作人员渎职行为进行了严格的要求;而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中,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侦查人员非法取证行为进行监督。

但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由于权利分配的不平衡,检察院在侦查阶段没有提前介入,再加上其侦查中的非法取证行为具有隐蔽性,很难发现,侦查机关非法取证之后的惩戒制度并不完善,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检察院在行使监督权利时受到阻碍,其在调查核实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往往得不到很好的落实。

(三)人民检察院缺乏对审判阶段证明取证行为合法的解释

在2010年出台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就有对人民法院如何进行证据合法性调查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令人注意的是,在该规定中特别提出了人民检察院在审判程序中如何证明取证行为合法的内容。内容公布之后,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也在社会范围内引发了关于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举证的责任以及检察院在证明取证行为合法过程中使用哪些手段等问题的讨论。但是针对这些问题,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详细的结果,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在审判阶段中,人民法院如何证明取证行为的合法性还需要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二、排除规则和程序构建的具体措施

(一)不断深入的非法证据实体排除规则

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两部分共同构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体性规则主要对排除范围、条件以及结果进行界定,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上实现了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构建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框架。而程序性规则重点说明了具体的排除程序,集中规定了证明责任、对象以及标准等事项,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填充了内容。这两部分相互依托,互为补充,共同构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推动企业不断完善。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中涉及到的对非法证据排除范围及结果的界定,就属于实体性规则。但是对于排除范围及结果的解释,仍然存在着不小的争议。例如,“刑讯逼供”是否包含“威胁”,这里“刑讯逼供”就可能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精神上的,另一方面则是指身体上的。诚然,这些争议能够促进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进一步完善,但是对于检察人员来讲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只有在对立法原意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够保证检察人员行为的规范化。因此,在新修改的《高检规则》中,就明确划定了非法言词证据以及实物证据的范围,明确了刑讯逼供的含义,是指对当事人的身体以及精神两方面的影响。这一细化的解释既与《刑事诉讼法》的原意相一致,也消除了司法人员的困扰。

(二)不断具体的非法取证调查核实程序

《高检规则》还对非法取证调查核实的程序进行了具体的规范,具有前置性、依附性、司法性三个方面的特点。核实程序需要由人民检察院首先对非法取证的行为进行核实,然后将核实的情况写成报告,并提出相应的意见,然后再交由检察长处理。而人民检察院对非法取证的调查则是建立在正常诉讼程序基础上的。而司法性则是指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中立、真实地判断。

三、结束语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导检察人员对非法证据进行判断的基本原则。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然处于不断的发展完善的过程,而我国的刑事立法、司法部门以及学术界也对该规则不断进行研究。该原则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应当对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不断进行完善,建立合理的排除程序。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断完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路倩.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3(07)

[2]陈卫东.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问题的思考[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3(01)

[3]李凤玲.对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

作者简介:

篇10: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若干问题的答复

调解工作的调研报告

发布时间:2009-07-03 11:24:57

一、新情况、新问题

(一)、调解不动产买卖合同纠纷的程序应具体细化

不动产买卖合同纠纷,特别是涉及夫妻共同财产。在法律要件上,往往是夫妻一方为产权登记人。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出售时,往往又是夫妻一方出面。产生纠纷后,在诉讼中,是否将夫妻另一方列为当事人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审判实践中,一般不列。夫妻另一方一般也不申请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如贾某通过广告报纸登载的售楼广告,在高某手中购买了商用房。双方约定了价款和支付价款的期限、办理过户登记的程序和方法。贾某履行完义务后,要求高某履行办理过户登记的义务。高某拒绝,贾某诉讼。诉讼中,达成协议。执行中,高某妻子以高某出售房屋未经其同意为由提出异议,并且表现出情

绪激动。无奈,决定再审。

这一法律关系涉及两方面。一是涉及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在这个法律关系中,由合同法来调整。一方出售标的物,一方支付价款,合同权利义务即告履行完毕。二是涉及夫妻共同财产法律关系。在这个法律关系中,由婚姻法来调整。但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像贾某一样,与高某单方签合同的居多。再审结果不是讨论问题。关健是高某拒绝履行办理过户登记的义务,贾某诉讼。在诉讼中,无论是作出判决结果,还是达成调解协议,如何掌控此案的程序,不能靠审判员的个人理解和做法,应具体细化。以防止出现两种不良后果,即一方面是法院诉讼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是当事人的情绪激动和不满。

(二)、达成调解协议,要求下达判决书的,如何处理

在审判实践中,涉及被告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往往是达成协议的内容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一致,关键是被告方要求下达判决书。其目的是躲避承担调解的责任。如不下达判决书,不同意调解。而法院在查明事实,依法做出判决的内容又与被告要求下达判决书的内容差距很达。遇此情形,如何处理。

二、诉讼中调解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第三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 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根据此条的规定,我们每个庭聘任了专职调解协调员。专职调解协调员条件要求很高,都有一定的职务、社会威望和工作经验。但在审判实践中,很难发挥作用。一是审判员承办案件多,所安排的调解时间内,调解协调员有时因有其它工作和事情,难以到场。等调解协调员有时间了,审判员因其它案件,也不能进行。还有时当事人也因工作,难以到场。所以,最后审判员还是

自己安排调解工作。

(二)、第九条:“调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规定的明确、情晰,但具体情形难以掌握。如超标的的是否追加诉讼费、超出部分虽然双方当事人同意,但是否涉及本规定第十二条

(二)项的规定。

(三)、第十三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各方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应当记入笔录或者将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请求制作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送交当事人。当事人拒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可以持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当事人不能对诉讼费用如何承担达成协议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决定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的比例,并将决定记入调解书。”诉讼费的承担,绝大多数在双方的调解内容中,此项达不成协议,其它项也很难达成协议。所以,此条款的规定,不具有操作

性。

(四)、第十七条:“当事人就部分诉讼请求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就此先行确认并制作调解书。”当事人有多项请求的,在调解中,确有对部分或大部分已达成协议的现象。但法院很难就已达成协议的部分诉讼请求制作调解书,因为当事人在调解中,各项的意见互相联系,不是孤立的。如不全部达成协议,是不会在笔录中签字的,所以,也就失去了制作调

解书的前提。

(五)、第二十条:“调解书约定给付特定标的物的,调解协议达成前该物上已经存在的第三人的物权不受影响。第三人在执行过程中对执行标的物提出异议的,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处理。”(新的诉讼法是第二百零四条)

第一、有可能混淆物权和债权的区别;

第二、容易形成诉累。第三人在执行过程中对执行标的物提出异议的,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二百零四条)规定处理,实际上就是起用审判监督程序。但起用审判监督程序的前提有两个,一是调解违法;二是违反自愿原则。因此,在审理中,增加了诉讼难度; 第三、第三人在执行过程中对执行标的物提出异议的,最容易造成当事人的情绪激动,甚至

是上访。因为调解是法院依法确认的。

三、诉讼调解中好的经验和新做法

在执过程中,我院制定了调解程序规则,并制作书面材料下发到每位审判员。

(一)、庭前调解

1、庭前调解是指审查立案后,开庭审理前,对民商事案件进行的调解活动。在送达有关诉讼文书时,应同时送达调解预约函,预约函应载明法官的办公联系方式。

2、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第的规定,在答辩期满前经当事人同意,可以对案件进行调解。

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四第规定,下列

民商事案件,应当先行调解:

(1)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

(2)劳务合同纠纷;

(3)交通事故、工伤事故及医疗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

(4)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

(5)合伙协议纠纷;

(6)借款纠纷和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 但是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不能调解或者显然没有调解必要的除外。

4、庭前调解应当充分利用送达诉讼文书、证据交换等环节适时进行调解。

5、庭前调解活动中,原告申请撤诉的,由承办人或合议庭审查后,作出是否准许撤诉的裁

定。

6、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庭要求调解处理纠纷的,由承办人或合议庭组织调解。

7、起诉前当事人已达成和解协议,要求法院出具调解书的,可以在受理案件后,依法进行

审查,符合条件的制作民事调解书。

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

议制作调解书。

(二)庭审中的调解

1、开庭审理时,可在当事人陈述主要诉辩观点后,或者法庭调查举证质证结束后,适时组

织调解。

2、庭前调解未达成协议的案件,经过庭审,对证据的质证认证,当事人对争议的焦点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审判人员要加大法律释明力度,进一步揭示案件纠纷的性质和实质,明确法律的规定和审判实践中的适用,促使双方达成协议。

(三)庭后调解

1、当事人需要在庭后协商,或者根据案情的需要,合议庭或承办人在庭后可以进行调解工

作。

2、开庭审理后,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后调解的,庭外和解的期间不计入审限。

3、在判决宣告前,承办人或合议庭可在阐述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法律适用的意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即行宣告判决。

(四)、根据不同案情采取灵活多样的调解方法主要把握好以下“调解十法”

择机调解法:对人身损害赔偿等案件,由于当事人之间怨气较大,先疏理当事人的情绪,然后再讲解法律知识,在当事人心情比较平和时及时进行调解。

疏导调解法:对某些当事人存在“赌气”的心理状态,法官要善于提供条件,让有气的当事人把气“宣泄”出来,及时抓住时机进行调解。

现场调解法:对涉及引水、通行等相邻纠纷,办案法官可深入村组、农家、田间地头,摸清引起纠纷的原因,从源头上清除障碍,进行调解。

类比调解法:对当事人争议较大的案件,法官可将类似案件情况的审判结果告诉当事人,让

双方当事人权衡判决和调解的利弊。

分别调解法:对部分当事人因顾及“面子”不愿让步的情况,调解主持人可以采用“背对

背”的分别调解法促成达成协议。

远程调解法:对当事人之间距离较远,直接调解不便时,在开庭前,法官可以通过电话、信

函、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调解。

调执结合法:对当事人履行额度和期限不能达成一致时,法官可适时提出“即时结清、当庭履行”的方式来促使双方相互让步,从而达成和解协议。以情动人法:对婚姻家庭、损害赔偿等案件,法官可用历史的、人文的、以真心换真情的方法来感化、感动当事人,促使双方互谅互让,达成和解。

以理服人法:对当事人一时难以想通时,法官可用情理、法理耐心疏导,同时以换位思考的方法,讲明道理,以理服人,促成调解。

篇11: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若干问题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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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将执行工作局与人民法院剥离的建议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将执行工作局与人民法院剥离的建议收悉,经商最高人民检察院,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指出了我国当前执行工作中所存在的相关问题,分析了审执分离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从尽快颁布《强制执行法》、行政主导型执行机构的体制设想、行政主导型执行机构的监督机制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将执行权从人民法院剥离、建立以司法行政权为主导的审执分离执行制度的相关建议,我们认为您的问题分析透彻、全面,所提建议具有较强的系统性、针对性和一定的可行性,对于我们加强调查研究、推进执行改革、落实中央决策具有启发意义。

一、关于审执分离改革路径的不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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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但《决定》没有指明具体的方向和路径。对此,社会上主要有三种解读。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实施彻底的外分,让执行权脱离人民法院,这正是您在建议中提出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深化内分,在法院内部将审判和执行作进一步彻底的分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深化内分、适当外分,在深化内分的同时,将一部分执行实施工作交给法院之外的其他部门行使。各种解读从不同角度出发,都有道理,也各有利弊。您在建议中阐明了支持彻底外分模式的理由,论证充分,但是社会上也有观点认为,民事执行权与审判权的分离应该继续留在法院内部进一步深化,具有较强说服力,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深化内分”符合执行效率优先原则。近3年来,全国法院执行案件收案数每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持续增长,2015年新收案件数已达到416万件。执行程序应当遵循效率优先原则,如果将执行实施权交给法院以外的行政机关行使,查封、扣押等63项执行实施命令权均由行政机关作出,则需要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保障其公正性,从理论上讲,每一件民事执行案件都可能衍生出数十项行政诉讼,而且诉讼审理周期较长,严重影响执行效率。同时,大量涉及执行争议的法律咨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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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权仍需法院行使,如此,将造成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来回奔波,对当事人来说增加了执行的成本和负累,对于行政机关来说也降低了执行效率。而在人民法院深化内分,当事人对执行实施命令的异议,多数可以通过快捷的异议、复议程序予以救济,部分涉及实体权利的重大争议通过异议之诉解决,可以有效实现公正与效率两种价值的平衡。

(二)“深化内分”有利于立审执协调。占相当比例的债务人在诉讼阶段,甚至在债权人起诉前极尽所能转移财产,规避将来可能面临的执行,已成为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民事审判权和执行权在人民法院“深化内分”后,可以统筹立案、审判、执行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充分发挥执行指挥系统的功能,将其中的网络执行查控手段前移到立案、审判环节,增强债权人查找债务人财产的能力,提高诉前保全和诉讼保全的运用比例,及时、有效控制债务人财产,以保全促调解、促和解、促执行,可以从源头上减少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数量,降低申请执行人权利落空的风险。同时,在执行程序中,执行部门还可以及时将符合破产条件的案件移送审判庭,充分发挥破产法律制度消化执行积案、缓解执行难的功能,促进市场经济按照规律健康有序发展,及时解决被执行人因资不抵债而陷入破产不得、执行不能的大量“僵尸案件”。保全、审判、调解、执行、破产等环节环环相扣、互相兼顾,能有效实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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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内分”切合执行权运行要求。从权力性质上来说,执行权是兼有司法权属性和行政权属性的复合性权力,含有司法权属性的这种权力理论上应当由司法机关行使。从执行权的具体内容来看,可以进行两次划分,第一层分类,执行权可分为执行裁决权和执行实施权两大类,其中执行裁决权应交由人民法院专门的执行裁判庭行使,对此早已形成共识;第二层分类,执行实施权可以进而分为执行判断权和执行行为实施权,如判断某动产、不动产是否属于被执行人财产,是否可以作出查封、扣押、冻结、拍卖等处置决定,就属于典型的执行实施中的民事权利判断,这种判断权应由法官行使,显然也不适宜交由行政机关。因此,无论从执行权的权力性质,还是从执行权两次划分的具体内容来看,执行权在人民法院“深化内分”、有序行使,符合执行权运行规律和执行工作的长远发展趋势。

(四)“深化内分”符合多数国家或地区的通常做法。从目前对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执行体制研究情况看,将执行职权赋予法院是主流做法,如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秘鲁、日本、澳大利亚、我国澳门和台湾地区。其优势在于审执协调顺畅,程序相对简便,权威性高。而以瑞士、瑞典、越南为代表的国家将执行机构设置于法院外部,其效果尚不明确,存在较大争议。上世纪90年代,蒙古国在法院外设立独立的执行机关,以期解决执行难、提高执行效率,但改革后执行机关及执行员的公信力受到挑战。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国家,执行实施中的重要命令由法院发出,但具体实施系行政机关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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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这种混合式的权力配置效率同样较低。

(五)“深化内分”模式改革成本最低。执行机构设于法院是我国的传统,近年来人民法院运用系统思维,坚持以信息化建设为抓手,以规范化建设为保障,建立和完善全国四级法院执行工作统一平台,实现执行工作领域的深刻变革,执行效率和规范化水平显著提高,执行工作取得显著进步。如彻底外分,不仅风险难以预测,而且立法成本、人力物力成本和社会成本巨大,当事人和执行机构均难以承受。一是立法成本巨大。将执行权从法院分立出去,涉及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法院组织法、法官法等法律及配套法规司法解释的修改,新的执行机构也需要制定相应的实施规定和操作规范。这是一项程序复杂、耗时漫长、投入巨大的系统工程,立法调整的迟迟不到位会给执行工作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二是人力物力成本巨大。现行执行队伍中仍有部分人员怀抱担任审判法官的职业理想,一旦将执行机构成建制划拨出去,必然动摇有意通过轮岗回到审判岗位的执行法官的信心,导致人才流失。全国法院系统耗资巨大设立的对执行工作具有显著推进作用的执行信息化指挥中心,需要进行软硬件方面的重新改造。新的执行机构需要重新购置场所,划定编制,招录人员,开展培训,待形成一支装备齐整、业务过硬的执行队伍和运行通畅的工作管理体制,需要耗费大量的人财物,并耗时多年。三是社会成本巨大。我国法院对强制执行的专属权由来已久,已被老百姓所熟悉,实行彻底外分模式,短期内公众可能难以适应。彻底外分模式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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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工作在两个完全独立部门之间移交、协调的情况,会降低执行效率,增加当事人负担。如果继续在法院内部深化执行改革,一方面可以调整局部不适应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彻底外分造成的剧烈动荡。

二、关于审执分离改革的工作开展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决定》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 ——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中,将审执分离改革内容纳入此次五年改革纲要,并专门成立了审执分离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民事执行、刑事执行与行政执行改革调研论证工作,并定期召开小组会议,就改革的基本思路、沟通协调、进度安排和试点批复等事项进行总体安排和具体分工部署。

一是组织专项课题研究。2015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将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研究申报为中国法学会“深入研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重点专项课题予以立项,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必新和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刘贵祥担任课题负责人,并集合优势资源,召集资深专家学者和各级法院有关负责同志共计2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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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课题组共同调研,于2015年12月形成了近30万字的调研报告,初步提出“深化内分、适当外分”的执行体制改革框架建议,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共鸣。

二是积极推动改革试点。2015年1月至今,最高人民法院先后批复同意广东、浙江、广西、江苏、上海、贵州、青海高院和河北唐山中院、四川成都中院等九个地区法院的试点改革方案。各试点地区法院均着眼于审判权与执行权在法院内部深化分离,侧重权力制约,规范执行行为,强化执行实施的统一管理与协调,均取得显著成效,为执行体制改革顶层设计提供了能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广西法院审执分离改革后,2016年第一季度共执结9828件案件,同比上升30.7%;申诉信访案件总量同比下降25%。浙江法院系统强化执行工作的警务保障,充实了执行力量,案件实际执行率大幅提升。上海法院紧密结合员额制改革,在执行机构试点以法官为主导的团队化工作机制,提升了执行办案质量。唐山执行改革试点从强化对下统一管理协调的必要性出发,撤销了所有基层法院的执行机构,由中院执行局下设5个分局,管辖17个区县的执行实施案件,这种模式与您在建议中提出要在上下级执行部门之间实现垂直管理的体制设想异曲同工,也取得了较好效果,在未增加执行人员情况下,2015年7月至2016年5月共结案8852件,结案数同比上升21.7%,执行标的到位率上升22.7%,涉执信访下降24.5%。各地试点改革的规范化、效率化和权威化效应,受到当事人和社会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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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反复论证并形成基本思路。根据课题调研成果和试点经验,最高人民法院初步形成改革思路,并先后在北京、深圳、南京、合肥等地召开专家论证会及视频座谈会,认真听取专家学者和地方法院的意见和建议,合计征求各方意见300余人次,最终形成了深化内分、适当外分的初步意见。其中,关于刑事案件和行政行为强制执行工作,我们的意见与您的建议观点一致,认为宜交其他国家机关办理,但关于民事执行权与审判权的分离,我们更倾向于支持在法院内部深化。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将该初步意见上报中央政法委,并建议尽快提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研究。

三、关于审执分离改革的下一步工作计划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央政法委的沟通联络,推动审执分离改革最终方案的尽快出台,并根据该方案,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要求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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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同时,我们还将继续抓好对试点地区改革工作的调研指导和经验总结,为将来审执分离改革方案的全国推广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审执分离改革方案,将由中央政法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策。中央一旦作出决策,无论是深化内分还是彻底外分,最高法院都将坚决贯彻落实,确保改革进程中执行工作的正常秩序,确保“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庄严承诺如期兑现。

三、关于执行工作的主要近况

执行难问题是制约人民法院工作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多年以来,人民法院一直致力于该问题的解决,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执行难尚未根本消灭。您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了审执分离改革的建议,这是对我们执行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代表们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关心支持,是我们推动执行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现将执行工作的主要近况介绍如下: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时明确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向全社会作出了庄严承诺。为打赢这场硬仗,最高人民法院研究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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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对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总体思路、主要任务及组织保障提出了明确、具体要求。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进行了动员部署。

我们的总体工作思路是,在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加强顶层设计、鼓励改革创新、实行标本兼治的前提下,全面推进执行体制、执行机制、执行模式改革,加强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执行队伍建设,建立健全信息化执行查控体系、执行管理体系、执行指挥体系及执行信用惩戒体系,不断完善执行规范体系及各种配套措施,实现执行工作领域的深刻变革,切实补齐执行短板,破解执行难题。重点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实现执行模式改革。一是针对查人找物难问题,全力推进网络执行查控体系建设。要彻底改变“登门临柜”查人找物的传统执行模式,建成以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网络执行查控系统为核心、以地方各级法院“点对点”网络执行查控系统为补充、覆盖全国地域以及覆盖存款及其他金融产品、车辆、证券、股权、房地产等主要财产形式的网络化、自动化执行查控体系,让执行人员在短时间内,足不出户,就可以查控被执行人在全国范围内的主要财产,极大提高执行效率,扩大财产查控范围,根本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巨大压力,有效扭转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的局面,为基本解决执行难提供强大的技术保障。二是针对被执行人诚信意识不强、自动履行率低下的法律咨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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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建立健全联合信用惩戒体系。由最高人民法院将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通过信息化、技术化手段向联合惩戒单位推介,通过各单位职能作用的发挥,在出行、投资、置业、消费、网络等各领域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最大限度挤压失信被执行人生存和活动空间。今年年初,已与国家发改委等44家单位联合签署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共推出8大类55项惩戒措施,涉及30多个重点领域;今年6月底,提交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又增加了5项惩戒措施。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沟通协调,狠抓贯彻落实,确保合作备忘录和中央决议落到实处,让失信被执行人寸步难行、无处逃遁。三是针对经济下行压力下的财产处置难题,创新推广网络司法评估拍卖制度。全国法院正在推行以网络司法评估和拍卖方式处置被执行财产的模式,彻底斩断以往评估、拍卖环节中的利益输送链条,祛除权力寻租空间,降低成本,简化程序,提高执行财产变现率,实现当事人利益最大化。今年8月,已经颁布了《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有关网络司法评估的相关司法解释正在研究制订中。

(二)实现执行管理模式改革。最高人民法院研发了全国法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今年上半年在部分省市试运行,下半年将推广应用,2017年1月1日起全国四级法院执行案件将在统一办案平台运行。该系统全面运行后,将有效改变多年来各地法院执行案件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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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相互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有利于实现全国四级法院执行案件办理信息的互联互通,有助于上级法院加强对下级法院办案全流程的执行监督,确保执行权规范有序运行,重点消化法院内部存在的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及其他违法乱纪行为。

(三)实现执行体制改革。横向方面,进一步优化执行权的科学配置,设立执行裁判庭,审理执行程序中涉及实体权利的重大事实和法律争议,形成审判权对执行权的有效制约和监督;纵向方面,依托执行指挥系统,强化全国四级法院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的执行工作管理体制,提高执行实施效率。

(四)完善执行工作机制。除了完善前面提到的执行转破产机制和财产保全机制外,还要进一步完善变更、追加被执行人机制,通过增加法定追加情形,加大对假离婚等规避执行行为的打击力度;完善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办理机制,通过严格认定标准程序、完善集中管理等措施,进一步完善执行不能案件的办理,理清执行不能与执行难的界限。

此外,我们正在开展执行案款专项清理活动,探索建立长效机制,规范执行案款的收发管理;正在制定系列司法解释,进一步规范执行行为,努力将执行权关进制度之笼;正在引进第三方评估机构,让基本解决执行难的评估工作更加客观公正。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全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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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法院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决策部署和《工作纲要》的要求,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确保在两到三年内基本解决执行难。

最后,解决执行难和稳妥开展审执分离改革涉及人财物等方面的诸多事项,是社会性的系统工程,非法院一家之力所能解决,相信在各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人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下,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基本解决执行难和审执分离改革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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