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问题案例分析

钓鱼岛问题案例分析（共6篇）

篇1：钓鱼岛问题案例分析

（主题）

保卫钓鱼岛

维护国家领土主权（1）日政府签“买卖”合同正式将钓鱼岛“国有化” 在2012年 9月11日上午11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0时）左右，日本政府与钓鱼岛所谓的“岛主”栗原家族正式签署了岛屿“买卖合同”，“购买”金额为20.5亿日元（约合1.7亿人民币）。自此，日本当局对钓鱼岛实施的“国有化”非法方针正式宣告成立。

对于日本“购岛”，政府的反制措施

 9月11日：在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的当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

 9月13日：中国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领海基点基线坐标表和海图。

（3）中国海监船抵达钓鱼岛附近海域 巡航

 9月14日：中国海监50、15、26、27船和海监51、66船组成的2个维权编队，抵达钓鱼岛海域

为了抗议日本非法将钓鱼岛“国有化”，台湾宜兰渔民今天下午3时集结70多艘渔船，从南方澳渔港出发前往钓鱼岛海域，这是历年来民间发起最大的保钓活动。

 9月25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白皮书：《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说中说：钓鱼台及其附属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从法理的角度上来看，钓鱼岛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 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华人的强烈抗议

 9月15日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爆发反日示威，当地华人华侨高呼口号，抗议日本的“购买钓鱼岛”举动

（4）9月17号，全国各地爆发“保护钓鱼岛，体制日货”游行。

现在我们来分析

日本从未放弃过争夺钓鱼岛

（5）从甲午中日战争开始，日本自始至终没有放弃霸占钓鱼岛（6）2009年2月起，日本海上保安厅派遣可搭载直升机的PLH型巡视船常驻钓鱼岛海域，赤裸裸的袒露其对钓鱼岛的野心。

（7）2010年11月，日本首相菅直人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曾宣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这已经被日本历史和国际法认可”。

（8）钓鱼岛自古就是我国的领土

（9）清代钱泳手抄本《浮生六记》第五记《海国记》记载：钓鱼台(岛)明显在中国的领域内。

（10）明朝政府早已确认钓鱼岛是属于台湾的小岛群。（11）《大陆架公约》《波茨坦公告》均佐证了中国主权。（12）日本学者、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在查证了大量历史资料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明代以来各种各样的中国地图和文献都把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标注在中国的版图内。

（13）1945年7月26日，中.英 美三国发布了《波茨坦公告》公告第八条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的主权必将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等所决定只诸小岛内。“

（14）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时件。两个问题：

1、为什么日本坚持说钓鱼岛是他们的领土？

2、对于钓鱼岛被“国有化”，我们该如何应对? 首先我们来解决第一个问题，我们主要有几个观点 ①钓鱼岛附近可能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

②1971年，美日两国在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私相授受，把钓鱼岛等岛屿划入归还区域。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的观点如下：

我们必须激发起全民族的爱国热情，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问题上，树立敢于和日本打一场正义战争思想

钓鱼岛问题的现状

目的：通过对钓鱼岛现状的分析，让人们对钓鱼岛问题有更清醒、更理性的认识。

意义：有助于增强人们的爱国热情，有助于更加理性的认识钓鱼岛问题和其他国家间的政治问题。

让我们一起努力，保卫钓鱼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结语

钓鱼岛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是不可争议和改变的事实，我们必须驳斥和粉碎一切将钓鱼岛分割出去的图谋。（15）在中日上千年的交往中，中日之间的战争只是一个小插曲而已。在主权方面，我们从来都是铮铮铁骨，寸土不让；在历史方面，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那不是让我们记住仇恨，而是为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同时我们更应该正视历史、包容历史，珍惜着来之不易的和平，拥抱现在和未来。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国家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更应该致力于和谐世界的建立。

钓鱼岛主权争议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决的。它需要的是时间，没有谁能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来。

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祖国将来在国际上发出更加有力的声音，在解决领土争议上将会拥有更大的筹码！

谢谢大家

篇2：钓鱼岛问题案例分析

教育科学 学院 11级 2班 姓名任艳新 学号 2011205030得分题目及要求：结合矛盾观点谈一谈你对“钓鱼岛问题”的态度。（交打印稿，仅限一页）

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正是因为有矛盾，才有运动，才会有发展。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对于中日两国来说，由于中日两国本国利益的不同，无论是在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时期，还是在近代日本侵略中国、占领中国大半国土的时期，都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程度及其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近来，钓鱼岛问题持续升温。同时，日本政府又做出了“购岛”行为，企图通过所谓“平稳而稳定的管理”，根据“时效取得”原则永久占有钓鱼岛，这无疑成为当前中日主要矛盾。当然，钓鱼岛问题不是当前中日之间的唯一矛盾，中日之间还存在许多其他矛盾。但是，作为“主要矛盾”的钓鱼岛问题起到了制约其他非主要矛盾解决的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钓鱼岛问题这个主要矛盾得到解决，可以为其他矛盾找到切入点，创造一种相对和谐的对话氛围和条件。主次矛盾的辩证关系原理要求我们看问题、看事情既要善于抓重点，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又要学会统筹兼顾，恰当处理次要矛盾。对此，党和政府高度关切，我们的“法斗文争”和坚持巡航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打破了日方所谓“单方面实际控制”的局面，而且目前日本对此可谓毫无办法，中国政府以合理合法的形式维护中国主权。

当前中日关系的特点是经济联系密切，政治、安全互信不足，这是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矛盾结果，但主流是合作。矛盾的主次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我们要全面的看问题，分清主流和支流。这也要求我们端正态度，正确看待钓鱼岛问题，有理有利有节地表达爱国热情，这也是我们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相信党和政府有能力、有决心处理好钓鱼岛问题；要坚持理性爱国，避免适得其反，造成严重的损失；还要继续为中华崛起而努力读书，把爱国热情转化为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本领的不竭动力。

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隐患。中日两国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在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篇3：钓鱼岛问题案例分析

关键词：正当程序,“钓鱼执法”,问题分析

一、正当程序原则的内涵与历史探源

从字面意义讲, “程序”是指“按时间先后或依次安排的工作步骤”[1]或“事情进行的先后次序”[2]。但从法学层面上讲, 程序是指法律实施过程所应当遵循的原则、顺序和方式, 按照某种标准解决争论之点, 公平地听取各方意见, 使当事人在可以理解或认可的情况下作出决定。英国的丹宁勋爵曾指出:“我所说的法律的正当程序, 系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法律救济顺利地取得, 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3]在现代法治语境中, 正当程序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 且具有实质和形式上的双重含义, 即在实质意义上, 是指除非依据适当的法律, 权利和自由不可被剥夺;在形式意义上, 意味着一旦要由法律来决定的行为, 就必须遵循适当的程序。

“正当程序”, 也称“正当法律程序”, 它的规范表述最早见于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第39条规定, 即“凡自由民, 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 或经国法判决, 皆不得被逮捕和监禁, 没收财产, 剥夺法律保护权, 流放, 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1350年爱德华三世重申了《自由大宪章》的原则, 提出任何人不得被宣告有罪, 除非依据正当的方法, 或依据成文的普通法程序。1354年, 英国议会通过的《伦敦威斯敏斯特自由令》第三章第28条规定, “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答辩, 对任何财产或身份的拥有者一律不得剥夺其土地或住所, 不得逮捕或监禁, 不得剥夺其继承权, 或剥夺其生存之权利。”在之后的数个世纪里, 英国议会通过《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大抗议书》和《权利法案》等一系列宪法性法律文件, 确认了不得拘禁、逮捕公民;拘捕公民要说明理由, 迅速审判, 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自由等正当程序原则的基本内容。美国独立战争前后, 美国人使正当法律程序从一套抽象的法律原则转化为一系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程序, 特别是在1791年, 美国会批准了麦迪孙提出的“十条宪法修正案”, 即《权利法案》。该法案第5条规定, “无论何人, 除非根据大陪审团的报告或起诉, 不得受判处死罪或其他不名誉罪行之审判, 唯发生在陆、海军中或发生在战时或出现公共危险时服现役的民兵中的案件, 不在此限, 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伤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 不得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 私有财产不得充任公用。”美国宪法第15修正案规定, “……任何一州, 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 不经正当法律程序, 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对于其管辖下的任何人, 也不得拒绝给予平等的法律保护。”这两个修正案确立了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中也得到了体现。法国《人权宣言》第7条规定, 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 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日本《宪法》第31条也规定:“不经法律规定的程序, 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或自由, 或科以其他刑罚。”

一些国际条约也吸收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规定, “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私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 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该条规定确认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为国际社会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 并得到各国的普遍尊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也对此进行具体规定。1959年在印度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通过的《德里宣言》中也设专条规定“不仅要为制止行政权的滥用提供法律保障, 而且要使政府有效地维护法律秩序, 借以保证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4]

二、正当程序原则视野下的“钓鱼执法”分析

(一) 正当程序原则的内容与基本要求

“正当程序原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即“任何人都不应当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和“当事人有陈述和被倾听的权利”。这两项源于自然正义的基本内容已被文明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在现代法治国家语境下, “正当程序原则”昭示, 在任何剥夺自由或财产的国家行为发生之前, 必须给人以正式通知并提供获得公正审判的机会;在正当程序理念的支配下, 国家权力干预公民权利时, 除必须要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外, 还必须依据“正当”的法律程序进行, 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 国家权力不得干预公民权利, 否则干预行为违法。“正当程序原则”强调, 国家在干预、处分公民权利时必须在程序上具有正当性, 这是在程序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对国家权力行使提出的更高的道德要求。

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与法治理念, 正当程序原则对国家机关的执法活动有以下具体要求: (1) 必须具备中立而不偏私的执法程序。它要求执法主体应当在各方当事人之间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地位。这就要求执法主体做到:一是不能与案件或事件存在任何利益上的牵连, 即执法主体与所处理的案件或事件各方当事人没有个人利益上的联系。二是不能对事件或案件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存有偏见, 即执法主体应当给予各方当事人同等的地位和机会, 对各方当事人都能做到平等对待, 不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 在处理案件或事件时不带任何偏见。执法程序的中立而不偏私, 不仅要求执法主体在行使权力的过程做到平等对待, 而且在执法形式上也要求不能让公民有理由怀疑有不中立的可能性存在。 (2) 执法过程必须有当事人的参与。在执法过程中, 相关的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有权通过陈述、讨论、申辩和说服等方式, 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以影响执法主体的权力行使行为及结果, 同时, 执法主体负有“倾听”的义务。在现代法治社会, 最能体现程序的参与性的一项重要的、普遍的制度就是听证制度。听证即“听取意见”, 它要求执法主体在作出对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不利或有重大影响的决定时, 必须直接与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进行面对面的直接“对话”, 倾听他们的意见、要求和理由, 不能在没有“听取意见”的情况下, 单方面认定事实, 作出相关的处理决定。程序参与的价值主要体现在, 它能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做到“兼听则明”, 从而确保执法主体在行使执法权时, 能够做出符合客观事实、符合法律、法规的良性选择。 (3) 执法程序必须公开。执法程序公开包括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公开, 也包括向社会公众公开。“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 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程序公开的优点在于:它能够使执法权运行的全过程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 有利于加强对执法主体的执法行为的监督, 防止执法权的不当使用。法治和民主社会的秉性要求, 公民在面对执法时必须享有充分的知情权, 对执法主体而言, 就是要求公开执法程序, 即事前处理依据公开、事中处理过程公开和事后处理结果公开。在行政执法过程中, 对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公开方式通常有:查阅案卷、表明身份、告知、送达、说明理由等;对社会公众公开的方式通常有:新闻发布会公布、互联网公布、会议旁听、媒体报道、查阅、张榜公布等。当然, 如果执法信息涉及到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内容时, 也可不向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众公开。

(二) “钓鱼执法”事件的程序正当性分析

如上所述, 正当程序原则包括“任何人都不应当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和“当事人有陈述和被倾听的权利”两方面的内容。同时, 正当程序原则对执法主体的执法活动还有一系列具体的要求。这就要求在行政执法过程中, 必须由中立的执法者以中立的程序履行执法行为, 保障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对程序的参与和执法程序的公开, 并且要给予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以“告知”和“听审”的权利。按照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 结合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的“钓鱼执法”事件及其处理过程与方式, 不难看出有许多违背正当程序原则之处, 缺乏程序的正当性。

1. 正当程序原则要求, “任何人都不应当成为自己案件的

法官”, 但在上海的孙某某“钓鱼执法”事件发生后, 却出现了主管机关调查处理下属执法部门执法是否合法的现象。上海菖菖新区“10·14”孙某某涉嫌非法营运事件曝光后, 因车主孙某某断指证明清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争议。为此, 菖菖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调阅了所有案件材料, 包括孙某某的现场询问笔录和10月16日下午的询问笔录;乘客的现场询问笔录;违法行为扣留机动车移送单、调查处理通知书、暂扣、扣押物品凭证;调阅了孙某某在现场执法车上的讲话录音, 10月16日下午孙某某在菖菖新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询问室的录像;约见并询问了孙某某和乘客。之后, 上海菖菖新区相关部门对外公布称:经菖菖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全面核查, “孙某某涉嫌非法营运行为,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适用法律正确, 取证手段并无不当, 不存在所谓的‘钓钩’执法问题”。而实际情况是, 经查明, 在孙某某“涉嫌非法营运”事件中, 原菖菖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确实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为此, 菖菖新区政府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 并启动相应的问责程序, 对直接责任人追究相应责任[5]。这种主管部门处理所属机构的方式明显违背了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 是自己充当了自己案件的法官。

2. 正当程序原则要求, 剥夺公民个人的某种利益时必须

保障他享有被告知陈述自己意见并得到倾听的权利, “告知”和“听审”构成正当程序原则的两项基本要素。因此, 基于正当程序原则要求, 在任何情况下, 执法机关都应当通知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即将开始的程序并向他们提供提出反对意见的机会。但在上海孙某某“钓鱼执法”事件中, 执法人员并没有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 告知孙某某执法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孙某某应该享有的各种权利, 面对孙某某的极力陈述和申辩, 执法人员也是置之不理。在行政执法过程中, 执法人员履行告知义务并认真听取行政执法相对人的陈述, 是其法定义务, 不履行告知义务、不认真听取行政执法相对人的陈述与申辩, 既是对行政执法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的侵犯, 也是对其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的违背。在上海孙某某“钓鱼执法”事件中, 执法机关显然没有履行自己应当履行的“告知”义务, 并剥夺了孙某某的陈述权和申辩权等权利。

同时, 在上海孙某某“钓鱼执法”事件中, 孙某某被罚款数额是1万元人民币, 可谓数额巨大, 按照中国行政处罚法规定, 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 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 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执法机关有义务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而在上海孙某某“钓鱼执法”事件中, 行政执法人员并没有执行这一强制性规定, 告知孙某某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明显违背了程序正当原则的要求。

3. 正当程序原则要求,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 执法程序应当

向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开, 这是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各界能够了解案件的处理情况, 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充分行使监督权的重要途径, 是案件能够获得客观公正处理的程序性保障。“凡是以民主为旗帜或者以民主作为标榜的国家, 都不能忽视相对人对行政过程的参与。”[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 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享有对案件处理的直接参与权, 这是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影响案件处理结果的形成的重要形式。在上海孙某某“钓鱼执法”事件中, 执法机关的执法过程既没有向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公开, 也没有向社会公开, 整个执法过程没有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参与, 这明显与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不符。

三、中国“正当程序原则”的立法构建与完善

行政执法是执法机关依法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 其结果必然会涉及到公民的宪法权利保障问题, 如财产权、申诉权等。然而, 任何一种权益或实体性权利都必须通过程序来实现, 也只有通过程序才能保障其实现, 再完善的实体规定也会因其程序保障的缺失而让自身成为缺乏可操作性的具文。“对于宪法精神以及权利的实现和保障来说, 程序问题确系致命的所在。”[7]从逻辑上讲, 程序是公民宪法权利得以保障的先决条件与必要手段, 它为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救济和实现提供了可操作的具体方式与途径。

1.与宪法规定的民主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相比, 正当程序原则要具体一些, 而作为对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运行的约束原则, 它又是基本的。正当程序原则入宪不但符合宪法的合理性, 而且赋予了具体程序法制的合法性。中国宪法没有规定正当程序原则, 虽然《宪法》第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13条第1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7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 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或人民法院决定, 并由公安机关执行, 不受逮捕。”但上述规定都是针对实体权利而设置的, 并不能推演出要求国家权力行使时必须遵循正当程序, 更没有对一些抽象的违宪立法行为进行审查。

2.从基本法层面来看, 中国行政立法没有规定“正当程序原则”, 只是有些条款体现了该原则的精神实质。如中国《行政处罚法》第31条规定,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 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 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32条规定, 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 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 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 行政机关应当采纳。第42条规定, 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 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 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因此, 笔者认为, 应当修改《行政处罚法》, 在该法的“总则”部分增加一条规定, 即“行政处罚应当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当然, 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 除了在立法上进行必要的程序构建之外, 还需要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 还需要一系列的保障性制度。但立法上的规定是前提, 只有在立法上有了必要的程序规制, 执法中才能做到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 因此, 笔者认为, 只有在立法上规定了正当程序原则,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严格遵循正当程序原则, 才能减少甚至杜绝行政执法领域的“钓鱼执法”现象。

参考文献

[1]辞海[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4101.

[2]现代汉语词典[K].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137.

[3][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M].李克强, 等, 译.龚祥瑞, 校.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4:1.

[4]徐秀义, 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206.

[5]“钓鱼执法”到底是执法还是违法?[N].新闻晨报, 2009-10-16.

[6]罗豪才.行政法论丛:第2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104.

篇4：钓鱼岛问题迎来转机？

2012年9月，日本否认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搁置争议”的共识，为了强化对钓鱼岛的控制，对钓鱼岛进行了所谓的“国有化”，但事与愿违。

日本的行为不但导致中日关系急剧直下，导致中日在钓鱼岛海域的对峙僵持，甚至日本对钓鱼岛的控制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全面控制了。在中国强力的主权宣示行动下，在钓鱼岛控制问题上一向处于下风的中国已经可以与日本分庭抗礼了。

虽然没有发生冲突，但如果不能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有效的危机管控，围绕钓鱼岛问题仍然存在爆发中日冲突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两国关系的问题，势必将对东亚的和平框架造成冲击。东亚的两大经济体不和、不睦，甚至还存在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这对东亚的和平与稳定来说绝对是一个利空。

在钓鱼岛问题上，是否还存在转圜的可能呢？首先，中国坚持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仍然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的国家利益不是狭隘的单向利益，也不是为了“韬光养晦”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为了国家发展和亚洲合作采取的长期战略。

因此，日本只有回归到搁置争议上来，才有可能坐下来谈的可能。中方的前提和底线是日本要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和领土争议，而这正是日本不肯让步的地方。无论是从政治层面还是技术层面，承认“存在争议”是中日之间达成最低限度共识可能性的基础。

其次，中国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决心是在不断加强的，在核心利益问题上不存在讨价还价的空间。

钓鱼岛问题涉及领土、主权问题，中国将主权、安全与发展问题作为中国的核心利益，钓鱼岛问题自然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范畴。2013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会上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第三，日本是否有在钓鱼岛问题上让步的可能？安倍政权上台以来，一再否认日本与中国之间曾就钓鱼岛问题达成过搁置或维持现状的共识，导致了钓鱼岛局势的持续紧张。经过一年多的发酵，日本在明知自己没有占得便宜的情况下，是否有反思？从最近日本的行为来看，日本在主动寻求与中国对话的可能，这其中有国际与国内政治的考虑。从国际政治来说，日本降低调门，主动“示弱”，摆出一副主动寻求和解的姿态，以此来让国际社会看到日本是愿意和谈的，是中方拒绝，以此来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从国内政治来说，虽然日本社会整体右倾化，但国内仍然有大批理性民众和战略界人士主张与中国和解，安倍基于国内主张中日和解的压力，寻求国内这部分民众支持的考虑，或许会做出技术性的让步。

第四，日本牵制、包围中国的设想没有市场和出路。日本在中国周边合纵连横试图以此来制衡中国，但周边国家一贯的策略是在美国、中国、日本等大国之间保持均衡，没有意愿卷入中日之间的争端，况且中国是大多数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无论是从战略角度还是策略方面，都不会与中国为敌。或许日本可以和有这方面需求的菲律宾合作。日本试图孤立中国的行为，可能到头来自己最终被孤立。

第五，日本在国家安全方面依赖美国提供保护伞，以为在钓鱼岛问题上拉住美国就可以与中国对抗也是不现实的。美国政府一直对外表示并向中方表达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态度，但美方也在不同场合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約》，这种矛盾的取态和作为体现的是美国的模糊战略。美国不允许日本的行为损害其利益，但基于美日同盟，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又要凸显其盟国的身份。所以，日本寄希望于美国也是不明智的。

外交部长王毅已经表达了中国的立场，中日对话和谈判的大门是打开的，只要日本对此做出积极的、正面的回应，钓鱼岛问题迎来转机的前景可期。

（环球时报 04）

篇5：钓鱼岛问题

一、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

日本觊觎我国领土钓鱼岛由来已久，最近日本政府不顾我方一再严正交涉和强烈反对，于９月１０日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１１日与钓鱼岛所谓的“所有者”签属“购岛”协议，完成所谓“国有化”手续。日方这一行径，实质上是强化其对钓鱼岛的管控地位的重大单方行动，严重侵犯了我国领土主权，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明确表示不接受，声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日本政府所作所为就像一样痞子式强盗，蛮横的抢了属于他人东西，受害者提出异议，他却倒打一耙，说这东西原来就是我的，还对方来理解。这是最无耻的强盗逻辑。它要我们理解什么呢，无非要我们放弃钓鱼岛的领土主权，还要同意它的占岛的理由。其实日本政府提出占岛理由根本是站不住脚的。历史事实不容歪曲，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因为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存在争议到底谁是真正的主人？这是有国际公认原则的：（１）最先发现最先占有原则，日本声称钓鱼岛是日本人古贺辰四郎１８８４年首次登岛，发现该岛是为“无人岛”，以此为据证明钓鱼岛按最先发现最先占有原则该岛理应属他日本所有。历史真实是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劳动人民捕鱼和采药的活动场所，是我国固有固有领土。迟至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镇守福建的将领汪大猷 大澎湖建立军营，遣将分屯各岛，那时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含钓鱼岛）在军事上隶属澎湖统辖，行政上由福建泉州晋江管理。钓鱼岛也是在那时就命名的，可见钓鱼岛是我们祖先最先发现的，至少从南宋算起也比日本自称发现钓鱼岛早713年，如从秦始皇在公元前219年曾派人到海外追寻仙山，搜求长生不老药，当时发现了夷州就是台湾日本人还过着茹毛如血的原始生活呢，水平比北京猿人也高不了多少。这是其一。

（2）其二国际公认原则是最早行使行政管辖，不是说你最早发现看一眼就走了，就是你的领土了，这种管辖还要有连续性。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迟至南宋我们对钓鱼岛已经开始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辖了，元朝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及其所属岛屿，包括钓鱼岛。

明朝该岛是海防重地。中国明朝政府在防倭御寇的全过程中，形成许多海防专著和海道真经，并在书中配列了各种沿海图。其中，1561年郑若曾绘编的《福建沿海防图》、1562年郑若曾、胡宗宪等著《筹海图编》、1605年徐必达摹绘的《乾坤沿海山沙图》、1621年到1628年施永图记录编绘的《福建海防图》等，都是明朝政府经营管辖沿海岛屿的最原始的地图记录，其中明确地记入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乃是中华海山一道天然的岛屿石链。都在福建海防范围以内。它们是明朝政府水军防倭御寇必到的海域，也是浙江、福建沿海及台湾民众前往钓鱼台列岛海域捕鱼场。这个海域里面，大大小小的岛屿都记明了中国人的岛屿命名。并凸显了中华命名的形、音、意三结合的重要特征。同时，所有的 岛屿名称都经过了明朝政府的反复核定，正式地确立了最常用岛屿名称。

清朝统一中国后，在台湾设一府三县，属属于福建省管辖。乾隆二十五年（1760）蒋有仁绘制了《坤舆全图》，详细地绘入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东北诸岛、南海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以及中国的藩属国朝鲜、琉球等。而兹禧太后一份诏谕则成为中国领有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有力佐证。清光绪十九年（1883年）慈禧太后为了给她治病的盛宣怀，下诏把钓鱼岛与黄尾屿、赤尾屿一起赐给他，其诏书说：“皇太后慈谕，太常寺正卿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是效验，据奏原料药材采自台湾海外钓鱼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设药局，施诊给药，救济贫病，殊堪嘉许，即将该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三小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供采药之用。其深体皇太后及皇上仁德普被之至意。钦此。光绪十九年十月。”此诏书原件现在于住在美国的盛宣怀孙女手里。日本人古贺辰四郎是在1884年首次登上钓鱼岛的。并声称是无主的，这是揣着明白装糊塗，1885年9月至11月，日本政府曾三次派人秘密上岛调查，认为这些“无人岛”与知名度《中山传信录》记载的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等应属同一岛屿，已为清国册封使船所悉，且各附以名称，作为琉球航海之目标。

1885年至1893年，冲绳县当局先后三次上书日本政府，申请将钓鱼岛划归冲绳县管辖并建立国家标桩。当时中国国内对日 本的上述举动作出了反应。1885年9月6日中国申报指出：“台湾东北边之海岛，近有日本人悬日话旗于其上，大有占据之势。”日本政府对此不得不有所顾忌。日本外务大臣山县有朋的信函中认为：“此刻若有公然建立国标等举措，必遭清国疑忌，故当前宜仅限于实地调查及详细报告其港湾形状、有无可待日后开发之土地物产等，而建国标及着手开发等，可待他日见机而作。”这些事实在《日本外交文书》中均有明确记载。这说明，当时日本政府虽然开始觊觎钓鱼岛，但完全清楚这些岛屿属于中国，因顾忌中国的反应，不敢轻举妄动。

（3）历史上邻国边界清楚，没有争议（贯例或约定）。钓鱼岛地理位置：东经123度——124度34 北纬25度40——26度，处在大陆架上，附属于台湾岛，以海沟与琉球相隔。琉球群岛处于中国东海与太平洋之间，由三十六个岛屿组成，周围约三百余里。本是独立的岛国。明洪武五年（1372年）琉球王察度以中山王的名义上表，称臣入贡。明朝封为琉球王。赐姓尚氏。清朝建立后，琉球使节于顺治三年（1646年）经江宁到北京朝见顺治皇帝，至同治时（1873年）一直保持封贡关系。在与琉球的密切交往中，中国使节留下了大量的出使记录，对中琉航线做了详尽的记载，钓鱼岛是一航线重要航标。双方使节往返不断，根据历届出洋使者及巡海官兵对东海海域的了解，明清两朝的文人、文武官吏留下了大量的海防专著和舆图，都载入包括钓鱼岛诸岛在内的海疆岛屿，成为中国“统治痕迹”的第一位主权标志。海内外学者公认“钓鱼岛归属中国的铁证”是清代文学家沈复的自传体作品《浮生六记》佚文《海国记》钱氏抄本原件章节《册封琉球国记略》手稿原件，文中对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描写，清晰地勾勒出文稿成形时期中国国界的钓鱼岛段，内容真实可信，可作为中国自古即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一个铁证。我与琉球分界以古米山（即今久米岛）为界，两国均无异议，钓鱼岛位置在海疆一方，琉球人由中国回国航行过钓鱼岛、过黄尾屿、过赤屿进入古米山便认为到达琉球。这表明，钓鱼岛是中国领土，而非琉球国土。

（4）“同在一个大陆架上之岛屿归该国所有”的原则：这是1964年生效国际公认的《大陆架公约》规定的原则，从钓鱼岛群岛的形成和地理特点看，钓鱼岛群岛属于中国。首先钓鱼岛从形成和地质特点上看是台湾附属岛屿。其次，从地理上看，钓鱼岛具有明显的大陆架特征，是中国的大陆架的自然延伸。第三，钓鱼岛与日本相隔冲绳海槽，构成中日大陆架的自然分界。钓鱼岛与中国台湾、澎湖、舟山群岛同在一个大陆架的自然延伸面上，而与日本辖下的琉球群岛相隔着2000公尺深的海沟。可见中国对全部东海大陆架享有主权，自然也对坐落在大陆架上的钓鱼岛等岛屿享有领土主权。

（5）法律规定：国际法的角度（1）时际法原则，时际法原则在1928年的帕尔马斯岛仲裁案中由仲裁员休伯所首创，它指“一项法律事实必须根据与其同时存在的法律，而不是根据有关 该事实的争端发生或解决时的效法律来予以判断。”因此，根据时际法原则，我国对钓鱼岛屿是否构成先占，必须适用这些法律事实发生时的国际法规则来判断。根据史实，足以说明钓鱼岛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它并不是日本所宣称的无主地。同时根据时际法的规定，15世纪发现即占有的原则，也表明钓鱼岛自此就是中国领土。

二、日本是怎样窃取我国领土钓鱼岛的？

日本明治维新后很快就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制定他的大陆政策和征讨清国策，即先占台湾，继占朝鲜，再占满蒙，进而占领世界，天皇扬言要“扬国威于四海，开拓万里波涛”，而清王朝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和中法战争打击，及太平天国起义，这时已是日趋衰落，所谓同治中兴、新政徒有虚名，所谓自强举步维艰，1873年日本出兵侵占我属国琉球，并入日本改为“冲绳县，”由于此时清王朝面对琉球王派到京城哭诉求援的使臣，只是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后就不了了之，琉球从此被日本占领。但钓鱼岛始终归台湾管辖。1894年8月1日，日本向清政府宣战，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次年4月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及附属岛屿给日本，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当然也在条约的范围之内。而日本竟不等签字，就占有了这些岛屿。（购岛是怎么回事？）自此我国领土台 湾及其附属岛屿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长达50年之久。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12月9日，中国对日本正式宣战，同时宣布庭除包括《马关条约》在内的一切中日条约。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发表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这里就涉及了一个琉球问题。在开罗会议期间，1943年11月22日罗斯福与蒋会谈，在谈到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岛屿时，罗斯福想到琉球，并对蒋说：“琉球系列许多岛屿组成弧形群岛，日本当年用不正当手段抢到夺该岛的，也应予很密切的联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交贵国管理。”蒋回答：“我觉得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两国共同管理。”1945年7月，中、美、英发布《波茨坦公告》（同年8月苏联加入）其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在《日本投降书》第一条及第六条中均宣示“承担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据此，钓鱼岛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与台湾一并归还中国。

三、美国与日本对钓鱼岛进行私相授受法理不容 １９５１年９月８月，美国及一些国家在排除中国的情况下，与日本缔结了《旧金山和约》，规定北纬２９度以南的西南诸岛交由联合国托管，而以美国作为唯一的施政当局。同年９月１８日，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国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而且，该和约所确定的交由美国托管的西南诸岛并不并包括钓鱼岛。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５日，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发布《琉球列岛的地理界限》９第２７号布告）,擅自扩大美国托管范围，将中国领土钓鱼岛裹挟其中。美国这一做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１９７１年６月１７日，美国与日本签署了《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又称归还冲绳协定）将琉球诸岛和钓鱼岛的“施政权”归还日本。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海外华侨华人表示了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美、日两国政府公然把中国领土钓鱼岛划入“归还区域”，指出“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明目张胆的侵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

对此，美国政府不得不作出澄清，公开表示：“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美国既不能给日本增加在它们将这些岛屿施政权移交给我们之前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给日本施政权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权利。„„对此美国参议院批准”归还冲绳协定时，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尽管美国将该岛的施政权交还日本，在中日双方对群岛对抗性 的领土主张中，美国将采取中立立场，不偏向于争端中的任何一方。直到近年，美国国务院仍一再重申：“美国的政策是长期的，从未改变。美国在钓鱼岛最终主权归属问题上没有立场。我们期待各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说明，无论是１９世纪末日本窃取中国领土钓鱼岛，还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日对钓鱼岛进行私相授受，都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都是非法的、无效的，不可能也没有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

四、中国为维护钓鱼岛主权对日本开展了坚决斗争

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和１９７８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过程中，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着眼局，就“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达成了重要谅解和共识。然而，上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日本政府一再违反共识，多次纵容日本右翼分子登岛，修建“灯塔”。近年来，日本在钓鱼岛的侵权行为日益凸显官方色彩，政府先后从民间所有者手中租用钓鱼岛及南小岛、北小岛，将右翼修建的“灯塔”收归“国有”，把国民户籍“登记”在钓鱼岛，并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标有钓鱼岛“领海”的海图。

针对日本侵权行径，中方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外交上，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并采取有力的反制措施。日本政府被迫明确表态“不支持、不鼓励、不承认”右翼分子在钓鱼岛的行为 承诺对其进行管束，禁止其登岛。法律上，中方采取一系列措施，重申对钓鱼岛的主权。１９９２年２月，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边区法》在立法形式重申钓鱼岛为中国领土。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５日，中国政府针对日方向联合国交存包含钓鱼岛“领海”的海图，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反对照会。２０１２年３月３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同时，中国鱼政船只在钓鱼岛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航，行使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管辖。上述一系列措施有力打击了日本侵占钓鱼岛的图谋。

日本觊觎钓鱼岛的任何图谋终将失败

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动作频频。继今年初对起“购岛”**，并最终跳到前台，直接出面“购买”钓鱼岛及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对之实行所谓“国有化”。

日本政府此举目的在于通过所谓“国有化”，强化其对钓鱼岛的所谓“实际管辖”，以最终实现对钓鱼岛的侵占，无论日本政府如何辩解和粉饰，都掩盖不了这一行径的实质是在拿别人的东西进行“买卖”。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行动是荒唐的，也是非法的，并且注定是不可能得逞的。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错误行径，根子在于日本一些势力对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缺乏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实质是对《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所确定的战后对日安排和亚太地区秩序的蔑视和翻案，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否定和挑战。从日本处理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邻国的领土主权争端中，丝毫看不出日本 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有真诚的悔意，反而暴露其想通过制造与邻国的摩擦，找回因侵略战争的失败蒙受的“损失”和颜面的用心。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４０周年。当年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发挥政治智慧，克服重重困难恢复两国邦交，使中日关系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而今一些日本政客却逆时代潮流，做着破坏中日关系根基的事，着实令人愤慨。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实属不易，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不仅对中国十分重要，对日本也至关重要。我们奉劝日本政府认清形势，悬崖勒马，立即停止在钓鱼岛的一切侵权行动。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领土主权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日本在钓鱼岛的任何牢图谋终将失败。

篇6：摘要钓鱼岛问题

关键词钓鱼岛主权归属中日关系

一 钓鱼岛的地理位置

通常所说的钓鱼岛其实是一个群岛，位于中国福建正东、台湾东北的东海海域，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几个岩礁组成，总面积约6.5平方公里。其中，钓鱼岛面积最大，约4.3平方公里，岛上无人长期居住，该群岛即因钓鱼岛而得名

二 日本为何要窃取钓鱼岛

日本为何一直对我国的钓鱼岛图谋不轨？原因就在于，钓鱼岛有着不容小觑的战略地位。

（一）石油资源

就海底资源而言，钓鱼岛周围海域不仅海底石油储量巨大，可达30－70亿吨，而且其渔业资源也十分丰富，年可捕量达15万吨。这种诱人的憧憬，足以令人为之冒险。进入90年代，随著《联合国海洋公约》的签订，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的确立，日本海上扩张意识日益膨胀。而日本实现扩张的策略就是占领岛屿从而获取岛屿拥有的海洋区域。就此日本外务省也承认，如占有钓鱼岛，日本将大大增加专属经济区的管辖范围。以钓鱼岛为基础，日本才可以与中国分划东海大陆架，多约2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并进而攫取东中国海油气资源的一半！无怪乎有人将钓鱼岛视为日本染指东海大陆架丰富资源的唯一根据地。这就是日本无理强硬坚持钓鱼岛主权归属的首要因素

（二）军事价值

然而，首要并非是唯一的促使日本对钓鱼岛主权强硬立场尚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原因。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来看，钓鱼列岛有着十分重要的军事价值。众所周知，在我大陆国土的海洋方向，形成一道大陆外缘天然的屏障。在这一串岛屿的中段，我东海方向的正面，正好是琉球群岛和台湾岛，它们加上日本九洲岛使我东海海区与太平洋分隔。琉球一失，我台、澎等岛的安全即显危象：完全暴露于日本南下扩张征途的正面。终于，在甲午之战以后，台、澎成为了日本的殖

民地。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全面复活，日本再次成为世界军事大国，台湾和我国大陆的东部必将首先受到威胁。这样，处在台湾东北120海里，介于琉球群岛和我大陆及台湾省之间的小小钓鱼岛，其潜在的军事价值必定会令世人瞠目。事实上，在今后钓鱼岛的军事价值将会日益突出。在战略意义上，该列岛可以为日本利用、作为日再次侵略台湾的桥梁或前进基地；也可以成为我保卫国家东海方向安全、遏制日本扩张势力南下的前哨。

（三）海洋经济

对日本来说，由于它是一个地形狭窄的岛国，因此防御纵深十分短浅。其内陆任何地方距海岸都不超过120公里。在战争爆发时极易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空中与海上的袭击，故日本基本上属于一个无纵深可资防守的国家，在二战后期，日本就已吃过这种国土地形之苦，盟军利用它给日本本土以沉重的打击。因此，日本急欲扩大其军事防御的范围，使其军事力量前出四岛建立前沿，才可对其海上安全更加有利。日本占领和控制钓鱼岛可以将其所谓防卫范围从冲绳向西推远300多公里。这正符合日本一些人企图推行海上扩张政策的政治意图。以此日本军队可以对我国沿海地区和台湾省的军事防御实施舰、机的抵进侦察与监视、从而使我方的防御活动陷入被动。可以说，日本方面正是认识到了上述军事价值，所以早在70年代就将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划入其警戒范围，并将钓鱼岛列入了日本的军事控制圈内。

（四）海洋安全

对我方而言，钓鱼列岛处在台湾岛东北最远端，直接与琉球诸岛相对，在地理位置上，它正处于我国大陆与日本冲绳之中，东西各距200海里。其前沿位置不仅对台湾岛的军事防御意义重大，而且对我国东南沿海方向的安全也有重要影响。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讲，岛屿是大陆的前沿，在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屏障作用。琉球群岛距离我东部沿海一般仅300－500海里。二战后，美国已将它建成美军西太平洋军事“岛屿锁链”的中心环节之一。美国一直注视这里为战争期间进攻远东地区的“桥头堡”，已经对我东部沿海地区的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如果钓鱼岛再被日本永久霸占，为美日安保体制下迅速发展的日本军事力量得以据此向西扩张，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难说其不对我国的安全构成潜在或现实的威胁。如果日本依托距台湾岛仅120海里的钓鱼岛对海峡进行监视，甚至对我利用海峡进行

军事行动实施干扰，将严重削弱海峡军事功能的发挥，也将大大不利于我国东南沿海的安全，同时也会对我跨出第一岛链的未来海上发展受到更大的制约。三

四 日本偷窃钓鱼岛的过程

中国认为：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隶属于台湾省，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非法窃取

日本认为：钓鱼岛不是在甲午战争中乘机占有的，该岛原为琉球所属，日本是取自琉球；钓鱼岛是无主之地，日本是先占有效，因而钓鱼岛是日本领土

两国的观点大相径庭，其焦点是：钓鱼岛到底是不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乘战胜中国之机窃取的？这对澄清钓鱼岛的归属问题至关重要。究竟孰是孰非，还是让我们用事实说话，还历史本来面目吧。

日本政府第一次打钓鱼岛的主意是在1885年。这时，日本武力吞并琉球王国已有6年，并于1884年正式在此建立冲绳县。得陇望蜀，台湾成为日本下一步侵略扩张的重要目标。位于日本冲绳县和中国台湾省中间的钓鱼岛，便显得极具战略地位，很自然地被日本军国主义所觊觎。

日本政府第2次谋取钓鱼岛是5年以后。1890年1月13日，新任冲绳县知事丸冈莞尔重提旧案。以“基于水产取缔之必要”为由，向内务省建议“乘此际将之定为(冲绳县)八重山公所管辖”。当时，正是山县有朋内阁期间(山县有朋时任内阁总理兼内务大臣)，便命内务省县治局处理此事，但由于同样的原因，始终未能就建立国标、划入版图作出决定。到了1894年4月，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的前3个月，出现了新的动向，内务省要求冲绳县收集关于钓鱼岛“属于日本之佐证”，并明确指示要从“旧记书类、口碑传说”中找有用的材料

于此可知，从1885年到1894年，日本内务省和冲绳县两任大臣、三任知

事用了10年的时间，始终没有找到能说明钓鱼岛属于日本或是无主岛的证据，相反，各种史料都证明钓鱼岛是中国所属的岛屿。这是长期以来日本当局迟迟未敢对钓鱼岛下手的重要原因所在。

六到了1894年下半年，日本明治政府所企盼的时机终于来到了。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后，军事上节节胜利，取得了朝鲜战场、辽东战场、山东战场和黄海海战的决定性胜利，击溃了清军陆军主力，将北洋水师封锁在威海卫内，可以说胜券在握，已经确定了割占台湾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钓鱼岛问题第3次提上议事日程。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侵夺了中国大片领土，以实现扩张主义野心。在其获得的土地中，有的是通过《马关条约》公然割占的，如台湾；有的是在战争中抢先攻占的，如澎湖列岛；有的则是在《马关条约》签订前乘人之危，不进行谈判，也不缔结任何条约偷偷侵占的，如钓鱼岛。

综上所述，钓鱼岛是日本趁中国战败之机非法窃取的，并不是取自于琉球或无主岛先占，这个历史事实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否定不了的。我们重申《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决定，日本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必须归还中国。台湾、澎湖列岛已在二战后收复，钓鱼岛也不应例外。

五．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其史料说明如下：

1.中国早在明朝就有关于钓鱼岛的历史文献记载，并最先发现和命名钓鱼岛等岛屿。在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的《顺风相送》一书中便有关于“钓鱼屿”的记载。

2.中国从明太祖开始向琉球派遣册封使，即专门代表当时中国政府册封琉球王的使节。1532年，明朝册封琉球中山王时，使者陈侃就来往于福州--那霸之间。据陈侃在《使琉球录》记载，他的船是1532年5月8日从闽江江口出海，首先以台湾的基隆为目标，在台湾海面转向东稍偏北的方向，5月10日从钓鱼岛的旁边通过。他们与琉球使者并舟同赴琉球。《使琉球录》说：“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顺流而下亦不甚动。过平嘉山（现称彭佳屿），过钓鱼屿，过黄毛屿（现

称黄尾屿），过赤屿（现称赤尾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路，夷舟帆（琉球人的船）小不能相及矣。在后，十一日夕见古米山（现称久米岛）乃属琉球者，夷人（琉球人）歌舞于舟，喜达于家。”从他对钓鱼岛等岛屿的名称没做任何说明来看，一定是早在这以前就知道这些岛屿的所在位置，而且不仅定了中国名，事实上还作为航路目标加以利用过。文中琉球人见古米山而“歌舞于舟”的归家之喜清楚地表明，当时的琉球人认为只有过了钓鱼岛，到达久米岛后才算回到了自己的国家。特别重要的是，在陈侃的记录中，他从中国领土福州出发，一路经过中国领土的几个岛屿，直到久米岛才开始写上“乃属琉球”。记录中特意指出从久米岛向前走是琉球，这就明确表明在到达久米岛以前所经岛屿不属于琉球的领土。也就是说，陈侃写的从久米岛起属琉球领土，表现为赤尾屿是琉球地方和中国领土的分界，从久米岛开始是琉球领土，而赤尾屿以西是中国领土。

3.1562年明朝浙江提督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的“沿海山沙图”，标明了中国福建省罗源县、宁德县沿海各岛，其中就有“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等岛屿。可见早在明代，钓鱼岛就已被作为中国领土列入中国的防区。

4.1562年的册封使郭儒霖所著《重编使琉球录》中又称，“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姑米山（久米岛）矣。”这段话更清楚地证实，当时中国已将钓鱼岛列岛中最靠近琉球的赤屿，即现在的赤尾屿作为与琉球分界的标志。

5.清朝，中国与琉球的界线在钓鱼岛南面海槽一带已成为中国航海家的常识。清朝第二次册封史汪楫1683年赴琉球，并写下《使琉球杂录》。该书第五卷中记载了他途经钓鱼岛、赤尾屿后为避海难而祭祀时，船上人告诉他船所经过的海槽（当时称为“过郊”或“过沟”）即是“中外之界”。

6.1719年赴琉球的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所著《中山传信录》当时对日本及琉球影响极大。该书是经徐葆光在琉球潜心研究，与琉球地理学家、王府执政官等人切磋后写成的，十分严谨可靠。它被译成日文，成为日本人了解琉球的重要资料来源。该书指出册封使赴琉球的海上航路是：从福州出发，经花瓶、彭佳、钓鱼各岛北侧，自赤尾屿达姑米山。书中又注出姑米山乃“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即镇守琉球边关之山，而将现八重山群岛的“与那国岛”称为“此琉球极西南属界”。

7.1756年赴琉的周煌在其《琉球国志略》第十六卷中也提到汪楫“问沟之意，曰中外之界也。”证实了“黑水沟”是“与闽海界”，以海槽相隔，赤尾屿以西的钓鱼岛各岛皆为中国领土。

8.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即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慈禧太后还曾下诏书，将钓鱼岛赏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作为采药用地。此诏书中写道：“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采自台湾海外钓鱼台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救济贫病，殊堪嘉许。即将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供采药之用。”

上述说明，明清两朝政府一直视钓鱼岛为中国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