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背景

形成背景（通用9篇）

篇1：形成背景

华为企业文化形成背景

华为公司的成立时代正是中国通讯产业被国外公司垄断的“七国八制”时代，那一代的通信企业都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家国情怀。这从通信企业的取名就能感受到，比如当时做通信的企业巨龙、大唐、中兴、华为，简称“巨大中华”。对比今天一些企业的名字小米、魅族，能感受到时代的不同。人们常说民国出大师，就是因为那个时代赋予了个人和组织奋发图强的历史使命。华为企业文化中表现出的爱国热情、不服输、与世界列强抗争的精神从出生就已经融在了血液里。

华为企业文化形成的第二个背景是公司成立于深圳，而深圳是个移民城市，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移民的特点就是没有现成的人脉和资源，没有包袱，一切从头开始，敢想敢干，从0到1，勇于创新。这是深圳诞生了华为、腾讯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的原因。华为企业文化中的奋斗、拼搏、创新精神，还有包容性等都根植于移民文化。

中兴通讯也成立于七国八制时代，总部也在深圳，为什么跟华为会有不同？这就要讲到华为企业文化形成的第三个背景，民营企业机制。不同于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天生缺少资源、缺少贷款，一切都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依赖国家。这也是为什么任正非接受采访时会说宁可不被解禁，也不愿意华为成为中美谈判桌上的筹码，给国家造成负担。华为早期员工的工资收入都是放在公司不断循环支撑公司快速发展，这也是华为由员工持股的原因之一。早期企业发展的一些举措被竞争对手控告违规，后来不得不做一些调整。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很不容易，这也是华为企业文化中表现出的艰苦奋斗、狼性、积极进取、永不放弃等特征。

篇2：形成背景

【摘要题】体育与经济

【【关键词】奥运经济/直接/间接

1 前言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开创了奥运经济扭亏为赢的历史先河，为被经济困扰的奥林匹克运动注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成为成功举办大型运动会的典范之作。

北京奥运会的申办成功，对于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对外开放、促进发展的绝佳良机，因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是21世纪最具潜力的巨大市场之一。在北京举办20奥运会，不仅能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更重要的是会促进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篇3：版式设计的形成背景初探

所谓版式设计, 即在版面上将有限的视觉元素进行有机的排列组合, 将理性思维个性化地表现出来, 是一种具有个人风格和艺术特色地视觉传达方式。

一、人类文明与版式设计的萌芽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开始, 人们就学会用文字或图画甚至生活、生产的器具来记述早期的文明。这些文字、图画或物件从它们出现的那一刻起, 就被人们有意无意地保存乃至供奉起来, 或许是早期人类刻意留给后人的历史文明的见证。这些保存在岩壁、墓穴之中的遗物, 应陔算做最早期的文化展示, 它比版式设计的历史更久远。

人类向前进步, 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异域文化相互交融, 进而影响人们在保存文化艺术物品时, 不仅仅考虑流传后人, 更多的开始向异域文明展示自身, 这使得版式设计的范围更加广泛。

二、近代意识与版式设计启蒙运动

二战后经济复苏, 从事版式设计工作的人员由企业的设计部门分化出来, 作为独立性事业的版式设计家也由此而诞生。版式设计运动不但在社会起了启蒙作用, 而且对现代化生产起到积极的影响。通过版式设计运动、版式设计的商业活动、版式设计团体的成立、“优良版式设计”运动等一系列活动的展开, 使版式设计得以形成。而版式设计的“功能主义”这一理念, 贯穿了这些活动的全部过程。

版式设计的形成是围绕着两个主线展开的。首先是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 近代版式设计意识在日本的普遍开花, 而这种近代意识始终又与日本固有的传统工艺思想结合到一起并发出火花。这两个主线的展开, 都离不开明治政府的参与精神和日本国民的近代意识。战前的欧洲功能主义的播种, 使日本在战后得以开花结果。战后, 能使版式设计运动再次在极短的时期里迅速开展起来, 其动力是来自以评论家为中心而展开的设计启蒙运动。这中心人物便是日本的小池新二和胜见胜。两人均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的美学美术史科, 他们极力提倡版式设计在产业社会中的作用和必要性。这两人都曾任职于国立工艺指导所, 通过工艺指导所主办的《工艺新闻》, 开展了大量的版式设计启蒙和普及活动, 成为日本现代版式设计启蒙运动的先驱人物。

版式设计作为商业活动受到社会的广泛认识, 始于战后50年代。此后的日本, “版式设计”一词更带有商业意味。这期间, 由雷蒙德·罗威设计的香烟包装“PEACE”带来的社会反响和他的著作《从口红到火车头》, 埃德迦·卡夫曼的著作《何谓现代设计?》等翻译书也开始流行, 使一般市民对于版式设计这一社会功能有了认识。最初的背景是来自烟草产业的香烟“PEACE”的版式设计。1951年, 当时烟草专卖公会觉得该改良一下过于装饰性的香烟设计, 向美国的设计家雷蒙德·罗威提出, 请其对“PEACE”香烟作新的版式设计。罗威是当时因《从口红到火车头》一书而一跃成名的美国设计家的代表, 为法国出身的第—代美国设计家。但罗威的“PEACE”香烟设计费竟高达150万日元,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目, 尤其是惊动了设计界。但“PEACE”的设计, 在今天仍被认为是出类拔萃的。

50年代的社会背景提供给设计家发挥才能的绝好机会。更不可忽视的是, 当时这批从事版式设计的设计家们, 根据战前接受的设计教育所培育出的功能主义设计理念在此得到了很好的临场实践。通过这些社会性活动, 由企业的一员开始走向独立的个人设计事务所和专业性的设计公司。

三、设计家与版式设计团体的兴起

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出现的版式设计热潮, 使分离于企业的设计家们开始纷纷独立, 建立起自己的理想设计王国。应该说, 属于版式设计团体的“日本宣传美术会”的成立要比日本的工业设计团体还要早一些。在设计家之间, 开始各自构筑了视觉设计、工业设计、以及设计研究与教育等等相对独立的领域, 并发起了将设计这一学问的系统化和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团体“设计学会”。

而这段时期出现了版式设计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是战前功能主义在所有的设计领域开花结果的表现。这段时期, 首先开始对“优良设计” (即“c标志”) 商品的评选工作。在国际设计运动史上, 美国于1950年创设的“优良设计”运动, 也有同样的背景, 它给世界设计运动带来了巨大影响。以商业主义为主导的版式设计, 伴随着高度成长的社会, 使后期设计更趋于合理化。1960年, 世界设计会议在东京召开。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对迄今为止版式设计在各个分野中相互之间的孤立状态予以反省。从而, 将企业形象、产品、广告宣传进行综合化、一体化的“设计计划”即“CI”便成为今后设计展开的一大课题。

版面设计理论的形成, 源自20世纪的欧洲。英国人威廉·莫里斯最先倡导了一场工艺美术运动, 并随之在欧美得以广泛响应。在版式设计中, 他尤其讲究版面编排, 强调版面的装饰性, 通常采取对称结构, 形成了严谨、朴素、庄重的风格。莫里斯的古典主义设计风格, 开创了版式设计的先导。直到今天, 人们仍能感受到这场工艺美术运动的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汪建松.商业展示及设施设计, 湖北美术出版社第20—21页

[2]出原荣—.《日本的设计运动》, 第18、19页

[3]胜井三雄、田中一光、向井周太郎.《现代设计事典》第22l一227页

[4]柏木博.《艺术的复制技术时代》第87、88页

[5]阿部公正.《世界设计史》第167、168页

[6]柳宗理.《设计柳宗理的作品与思考》

[7]柏木博.《艺术的复制技术时代》

[8]阿部公正.《世界设计史》 (前示) 第169页

篇4：浅析宋型文化形成的背景

摘要：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把因为战争而颠覆了的传统文化的精髓又重新找了回来，并积极吸收新的文化成分，加以发展和创新，最终创造了辉煌的宋文化。宋文化在史学、文学、艺术、哲学、科学技术等领域成果突出，对后世影响深远。它表现出了显著的、区别于前代文化的突出特点，包括普及性、义理性、过渡性、整合性等方面。

关键词：宋型文化；过渡性；普及性；历史背景笔者认为，一个时代所呈现出的多个文化特征，有着共同的生成土壤。本文欲从过渡性和普及性入手，来分析宋型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过渡性主要表现在平民文化的兴起，它为后来明清时期雅俗文化的定型奠定了重要基础；而普及性则主要表现在文化空间的扩展及文化向社会下层的移动趋势。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宋代过渡性和普及性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力求以小见大，充分透视出整个宋型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

一、传统社会的变迁

（一）门阀政治彻底终结，为文化的普及和文化向社会下层渗透创造了条件。中国古代始于汉的门阀政治，经过长期的发展后，逐渐走向衰落。到宋初，门第等级观念彻底终结，传统的依靠血缘、门第选官的标准也被逐渐淘汰掉了，这就有力地杜绝了权门请托的现象。重视个人价值及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身生活状况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而宋朝不问门第、以考试为依据的科举制恰恰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而逐渐发展和完善的。封建政权逐渐向广大的平民阶层敞开，从而吸引更多的读书人热心于政治。

（二）商品经济空前发达，导致人们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北宋立国后，统治者采取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措施，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急剧变化。宋太祖曾鼓励石守信“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①。南宋高宗也十分重视商业发展，他曾说过，“广南市舶，利入甚厚，提奉官宜得人而久任，庶番商肯来，动得百十万缗，皆宽民力也。”②可以说，重商思想几乎贯穿于整个宋代，这使得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导致平民文化兴起及文化的大普及。这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宋代女词人的大量出现；宋代轿子的普及；“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③……这些都折射出，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人们的独立意识大为增强，追求人性解放、冲破等级森严的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追求平等的社会地位已成为社会的共识。

二、开明的文化政策

（一）宋太祖在立国初就制定了“崇文抑武”的既定国策。这个政策的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导致儒学地位下降，社会道德沦丧。通过儒学思想重整道德秩序成为广大士人的共识。宋立国后，统治者大力推崇儒学，希望通过确立儒学的纲常伦理，起到团结人心、稳定社会的作用。宋太宗即位后，增加了科举录取的人数，提高了录取者的待遇。宋真宗时，把太宗时试行的糊名法确立为固定的制度，同时，又创立了誊录制度，并将糊名誊录制度逐渐推行到各省、府、州、县的考试中，这使得科举考试向更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从而加快了文化的普及与平民文化的发展。

（二）统治者重视书籍的整理。从整体上看，宋代统治者的文化素质都较高，这和他们对书籍的重视有很大关系。宋太宗时重修崇文院，努力充实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他本人也很爱读书，曾亲自审阅《太平类编》，一丝不苟。经后世帝王们的不断努力，到徽宗时，图书数量已远远超过宋初。南宋建立后，政府积极补充因北宋末年战乱造成的书籍的大量遗失，使南宋藏书又恢复到了北宋时的水平，且书籍质量较北宋时已大为提高。另外，宋代印刷业发达，为书籍的印刷与普及奠定了基础。“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摄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④适合不同人群的书籍大量出现，这对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意义重大。

（三）兴学运动的兴起。宋统治者对科举的推崇及其采取的完善科举制的措施，使得整个社会读书和学习的风气很盛。宋真宗曾写过“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劝学诗来鼓励人们读书。宋代学校入学门槛比之唐代已大大降低，取士不问家世。政府还为各类学校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上和技术上的支持。这些都推动了宋代中央官学、地方府州县学及私学的蓬勃发展。另外，宋代的书院教育也非常兴盛，尤其在南宋，书院作为一种具有教育和学术双重功能的机构，为教育的普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三、民族冲突与融合

宋代周边民族众多。在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宋与周边族之间虽有过相对和平的时期，但是由于双方在社会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民族战争也频繁发生。这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较量，给各族人民带来了灾难；但是相对于和平时期的相对封闭，对立反而用另一种方式拉近了各族人民间的距离。这使得多种文化得以并行发展，并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而中原文化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更大，尤其是因为战争所导致的宋政治中心的南移，为广大的岭南和西南地区接受先进的文化、为宋文化向更广领域的传播和普及创造了条件。

而为结束冲突而进行的“和议”活动在客观上为民族交流与融合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虽然宋政府为结束战争要支出大量的岁币，但是这却为双方带来了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在战争结束之后，各族人民广泛开展经济和文化交流，特别是在边境进行的榷场贸易，极大丰富了双方人民的物质生活，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南宋时期大批的契丹人、女真人进人中原地区，与汉族人民共同劳动和生活，接受了中原先进的文化。

“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⑤的确，在整个宋代历史中，各少数民族政治家对汉族政治制度和文化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吸收，从而加速了这些民族的封建化进程和彼此融合，使各民族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这充分说明宋代文化由于民族间的冲突和融合在空间上得到了极大扩展。

结语

宋代人民总结了中国古代几千年的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了影响元明清三代几百年的高度繁荣的宋文化。特殊的时代催生出了独特的宋文化。元灭宋之后，宋文化并没有伴随朝代更替而消亡，反而不断成长、发展，其影响已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之所以会出现元明清三个大一统的王朝，究其深层原因，不能不归结于宋文化的深远影响。（作者单位：聊城大学）

参考文献：

[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宋]司马光.涑水记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宋]钱若水.宋太宗实录[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

[4][宋]岳珂.愧郯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篇5：中国企业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

（一）中国大陆第一次企业文化热潮。

根据李庆善先生的研究认为，“企业文化”一词，从1984年陆续见诸于我国报刊杂志，其中多数文章把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方法进行极其简单的介绍。到1988年，企业文化热潮已经成为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的若干热潮之一。掀起这股热潮的除了企业界之外，还有从事管理学、文化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的各界人员。据不完全统计，88年至91年三年时间，国内报刊杂志上刊载的有关企业文化的文章达250余篇；翻译和编著的有关企业文化著作达20余种：省市以上单位举办的有关企业文化的研讨会15个；举办企业文化为主题的讲习班和讲座40余期。而且，中央和有些省市相继成立了企业文化理论和应用研究。有些课题，已经形成初步成果，被决策机关所采纳。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1992年至1999年是企业文化在我国重新受到重视并且日益深入发展的时期，历史的发展使中国企业文化建设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这一时期我国企业文化建设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企业文化理论研究不断深入，企业文化理论研究呈现出从直接引进国外理论向在学习国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创新性研究的方向发展，向企业文化理论研究同我国企业文化建实践更加紧密结合的方向发展，理论研究从单学科研究向多学科、跨学科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

2、企业文化实践活动方兴未艾，一些优秀企业几乎是在企业文化理论传入我国的第一时间即敏锐地加以关注，并迅速创造性地学习和运用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具体实践中，在企业界发挥了重要的带头示范作用。今天被视为我国企业界骄傲的旗帜企业如海尔集团、联想集团无不是企业文化理论的实践典范，“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的实践甚至被收入哈佛研究院的案例库。今天，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优秀企业的示范和带动下日益广范、深入、全面、主动地参与到企业文化实践活动中来，企业文化实践正在不断普及和深化，并带动了许多事业单位的文化实践。

3、企业文化组织广泛建立。我国各地相继建立了专业性的企业文化组织，各个行业和部分企业也建立了企业文化组织。各地区、各行业和各部门企业的专业性企业文化组织的建立，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我国企业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4、企业文化教育培训广泛开展。经过不懈努力这，今天北大、清华、人大等为数为少的各类高等院校已经开设了企业文化课程；以各地企业文化组织为主体所开展的企业文化专业培训体系日益展开；以海尔、联想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企业的内部企业文化教育培训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社会各个层次、各种类别的企业文化教育培训正在大规模的展开。

5、涌现出了一支企业文化建设的生力军。在理论界、企业界和全国各级各类的企业文化社团组织中，涌现出大批百折不挠、意志坚定的企业文化推动者，他们为我国企业文化传播、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新时期我国企业文化建设新浪潮2004年7月，国务院国资委在大庆召开了首次“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研讨交流会”，这次企业文化工作专题会议紧密结合中央企业的实际，总结交流了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经验，现场参观学习了中石油在大庆的企业开展企业文化建设的做法，研究探讨了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有关问题，讨论修改了《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关于加强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对中央企业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企业文化建设工作进行了部署，目的是动员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投身企业文化建设，不断提高企业管理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做强做大中央企业。2004年12月13日，国资委又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结合落实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对企业文化建设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文化随着理论上认识的进一步成熟，伴随着实践的一步步完善，终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2005年3月26日，国资委下发了62号文件《关于加强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中央企业：“力争用三年的时间，基本建立起适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符合企业发展战略，反映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体系。”《指导意见》7000多字，分四大部分、十八条，分别涉及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总体目标与基本内容，组织实施的思路、规划、步骤与文化载体及队伍建设，基本要求，文化建设的领导机制、运行机制等内容。该文件从开始起草到正式颁布耗时近一年。经过深入的调研，形成初步意见后广泛征求了企业、专家和有关部门的意见，经过大大小小10多次修改才定稿。《指导意见》对企业文化进行了科学的定义，从根本上突破了以往对企业文化存在的种种狭隘而偏面的认识，将企业文化的地位真正上升到人本管理理论的高度，并视之为企业的灵魂。定义中提到的归属感、积极性、创造性，分别揭示出先进企业文化具有的凝聚、激励与创新的功能，全面对应了企业人本管理三大重要方面。

伴随着2005年国资委62号文件的出台，企业文化理论界、咨询界和实业界掀起一轮新的企业文化热潮。同年北京交通大学好首开全日制企业文化硕士班，开高校之先河；企业文化师被正式确认国家认可的从业资格，国内关于企业文化师的培训如雨后春笋般的快速发展起来；国内相关刊物和文章更是百花齐放，百花斗艳，百度下企业文化相关网页达32200000（2007-3-10）；国内在型企业特别国有企业先后出台企业或集团企业文化发展指导性意见，如中石化、中石油、北兵器集团等分别出台相应的文件，全国各地国资、民营企业自主或聘请专业机构纷纷打造自己独具特色企业文化；国内咨询界无论是京派的学院、社团，还南派的广州、深圳，东到沪宁，西到川渝，纷纷投身于火热的企业文化大潮！

篇6：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特定的历史背景

文化大革命，不仅使邓小平个人受到了冲击—— “三次被打倒，三次又复出”，更使中国人民遭遇了灾难，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巨大挫折。痛苦使人思索，这一切到底错在哪里？错误怎样才能得到纠正？中国社会从１９５８年到 １９７８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明显的发展和提高。因此，邓小平由反思 “文化大革命”，又进而反思了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 从１９５７年开始我们主要错误是 “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 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也不行 邓小平正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理论思考的 思考的结论是：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要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邓小平一直是从批判 “贫穷的社会主义”这一观念如果说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７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那么１９７８年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则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现实根据１９７８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和现代化建设的重新启动，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从总体上看，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从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１９８２午党的十二大.这是邓小平理论主要观点的形成时期.具体地说，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点，关于实行改革开放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观点等等，部是在这一时期先后形成的 以此为基础，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命题

2、从１９８２年党的十二大到 １９８７午党的十三大这是邓小平理论逐步展开，形成轮廓的时期一这一时期邓小平围绕着在理论上阐述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规划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阐发了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提出的十二个理论观点 这些观点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轮廓

篇7：形成背景

西方市场经济伦理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西方市场经济伦理思想逐渐形成于欧洲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蜕变的`时期.这一时期西方市场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宗教背景、经济背景、政治背景、伦理背景.

作 者：章松松  作者单位：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江西,萍乡,337055 刊 名：湖北教育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BE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年，卷(期)： 24(7) 分类号：B82-053 关键词：市场经济   新教改革   功利主义  

篇8：元青花装饰纹饰风格及其形成背景

如果说宋瓷以釉色及自然肌理取胜,则元瓷开创了釉下陶瓷绘画的盛世。中国的制瓷业,从商代出现原始瓷到唐代的近两千年间,一直以青瓷为主,从唐代开始形成的“南青北白”至两宋时期,中国的陶瓷审美一直是以釉色为主流,如龙泉窑的青瓷、越窑的秘色瓷,装饰手法以刻花、划花、印花为主,如宋代磁州窑、登封窑、吉州窑的装饰技法,即使有笔绘装饰或任何釉色变化,也大多以抽象的绘画或釉色流动为主,如唐三彩、唐长沙窑彩绘、宋代钧窑,这是受到制瓷技术及制瓷原料的限制。景德镇元代青花制瓷技术的出现,扭转了这种趋势,彻底改变两宋陶瓷“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取向,使中国制瓷业中的刻、划、印花的装饰技法迅速让位于彩绘,使明、清两代陶瓷的风格以彩绘为主,陶瓷绘画变为陶瓷的主要装饰手法,其他的青瓷、白瓷都只处于陪衬地位。同时,也使元以后的中国制瓷中心迅速集中到景德镇。

元青花装饰纹样是汉族文化、蒙古族文化、伊斯兰文化的结晶,元青花瓷造型大气磅礴而不失精致感,其装饰意味浓厚的构图方式、稳重的色彩、釉下绘画灵动的表现力,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空前绝后的历史地位。元青花的繁荣对中国乃至世界制瓷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合分析世界范围内所有窖藏的、出土的、传世的元青花,我们可以初步将元青花装饰纹样风格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以出口供给西亚贵族及皇室使用的,其纹饰繁缛与缜密,纹样分布层次较多;第二种作为贸易瓷在中国范围内(及邻近国家)使用及生产的,风格稳重大气,纹样分布层次分明;第三种多数在中国南方流通或者直接外销东南亚的,以绘画为主要装饰手法的,纹样布局自由灵活,不受约束。

1 伊斯兰贵族世界的繁缛与缜密

元代青花瓷是在十四世纪中及稍后输往西亚、南非、欧洲和东南亚等地。这些地区的元青花现有传世藏品和出土物两类,其中传世藏品主要集中于西亚的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珀博物馆和伊朗德黑兰的阿尔德比尔神庙。土耳其托普卡珀博物馆,位于首都伊斯坦布尔,作为欧、亚、非三州的交汇点,是连接东西方的枢纽,历史上曾是古“丝绸之路”的终点。千百年来,土耳其王国的宫殿中收藏了数量惊人的中国瓷器,其中有数十件是大型元青花,是世界上收藏元青花数量最多,质量最精的博物馆。这些陈列于原皇宫大厨房的元代青花瓷有大盘、大罐、瓶、碗、壶等,有些残损的则以纯金修饰,豪华、瑰丽,足见当时对青花瓷的重视程度。伊朗德黑兰的阿尔德比尔神庙是一个元青花的宝库,早在17世纪初,阿巴斯王将1600多件中国瓷奉献给神庙,这些盖上印章的华瓷中,就有数十件是精美的元青花。可见,这些元青花原本是皇室的日常器皿,其装饰风格是为了满足皇室的要求。

这类青花瓷的纹饰风格繁缛,构图规整,每一部分纹饰都由一定概括了的外形所规定。属于适合纹样,所有纹饰都被理性的、有规律的排列起来,虽然十分密集,但也富有层次感。是青花发展成熟时期的产品,代表了元青花的高峰,这种琐碎、繁缛的装饰风格与伊斯兰文化中的清真寺及织毯、丝织品的装饰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也吸取了波斯细密画的装饰元素,波斯细密画是13至17世纪在波斯流行的抄本插图画,线条工整细密,描绘的对象出现强烈的程式化倾向,画面精巧富丽,色彩鲜艳(如图1、图2)。

现在土耳其、伊朗及西亚国家所见的青花瓷装饰纹样,都属于此类风格,玛格丽特梅德雷(英)《论伊斯兰对中国古瓷的影响》中说:“中国14世纪几乎专为近东市场而制作的青花瓷,其设计式样远非中国式的,实为伊斯兰的。”这种风格与元代文人画“求浑全而遗细密”的艺术标准相反。元末的孔齐在谈论陶瓷时对元青花未置一词,而明初的曹昭对元青花直接的描述是“俗甚”。可见,这种以规则图案为主要装饰手法的青花并不被汉族人欣赏。

土耳其、伊朗藏品中多是以植物为装饰题材的装饰纹样,决无人物题材,这与中国南方常见的人物题材的自由式构图有很大差别,这是由于这些地区所信奉的伊斯兰教最核心的信条是“安拉独一”。“安拉”与基督教中的上帝类似,只不过伊斯兰教摈弃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将按拉奉为宇宙中唯一的神,能创造万物、主宰一切、全知全能,即无处不在,又无形无相,无始无终。为了维护伊斯兰教的一神教义和信仰的纯洁,穆罕默德在630年攻克麦加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除供奉在神殿中的一切偶像。这以后,凡是表现皈依伊斯兰教的民族,首先必须废止他们原来崇拜的神灵偶像,在伊斯兰教中,最不可饶恕的罪恶就是偶像崇拜。对于这样的禁令,伊斯兰教义学家还在圣训中找到了解释的直接依据。先知穆罕默德曾有过一章训示,说表现人类和动物是真主独享的特权,侵犯这种特权的人,被认为是十恶不赦的。那些以绘画或雕塑人物为生的“穆骚韦伦”(Musawwirum,j即造型者,包括画家和雕塑家),在裁判中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禁止偶像崇拜,导致了伊斯兰的美术及工艺美术中较少的表现人及动物,而以象征性和装饰性的花卉、几何图案和各种风格的书法为主要表现题材。在传世的伊斯兰宫殿壁画和手抄本插图中为数不多的动物及人物的形象,差不多都出自基督教画家之手。而伊斯兰的工艺美术形式,如壁毯、拜垫、金银器、陶瓷器等一切生活用品中都默认了这种表现形式及程式化、风格化的表现手法,对于遍布伊斯兰世界中这种主导风格,美术史家称为阿拉伯式。在当时,中国生产的青花瓷器为了能够进入土耳其、伊朗等阿拉伯国家,也同样遵循这种阿拉伯风格的装饰手法。

从北京清故宫的旧藏品来看,既有宋代五大民窑的贡品,也有明清两代各类御用器,却没有一件元青花的传世品,即使有元代其他品种的旧藏瓷,也只有少量的祭祀用品,如元龙泉窑藏草瓶,元龙泉窑大尊,元钧窑天蓝釉大罐,元景德镇蓝釉白龙盘,元卵白釉盘等,可见元代朝廷日常不太使用瓷器,仅是祭祀时使用。在忽必烈身边任职多年的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谈到元朝宫廷用具时说:“元朝皇帝御用餐具是漂亮的镀金金属制成品”。元朝著名学者苏天爵在《元朝名臣事略》卷五《杨忠肃公》中记载“元太祖使用的盛酒器皿是槽口镶金的金属制成品。”[1]看来至少在元代早期,这些游牧族的统治者并不适应使用陶瓷器皿作为日常用具,而保持着使用易于携带的金银器皿的习惯。

由此可见,元代统治者后期对对陶瓷生产的重视,初衷是由于出口的需要,这种风格的形成也来源于中亚、西亚国家贵族皇室的要求。

2 蒙、汉及伊斯兰文化的劲健与沉着

国内出土的元青花多数以大气而稳重见长,其纹饰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相互渗透,饱含了蒙、汉及伊斯兰文化的精髓。这类纹饰基本以适合纹样为主,纹饰规矩严谨,但较出口中亚、西亚的青花纹饰,相对疏朗,层次分明,画面构成空白处也较多(如图3)。这些纹饰的风格适应性较强,既可以满足汉族的审美习俗,也可以满足蒙古族及伊斯兰民族的要求,在方寸之间体现了民族文化大融合。这种风格的元青花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现,北有内蒙古集宁、南至云南大理,说明其纹饰风格已被广泛接受。

元代是一个多民族的经济、文化共同体,在继汉、唐的统一局面之后,经历了辽、宋、金长时期的分裂,又重新在更大更深的基础上再度发展,形成大统一的国家。元代是多民族杂居的朝代,其杂居状况可以从元末镇江城的侨寓人户窥见一斑:

畏吾儿户14口93驱107

蒙古户29口163驱429

回回户59口374驱310

也里可温户23口106驱109

河西户3口35驱19

契丹户21口116驱75

女真户25口261驱75

汉人户3671口9407驱1675[2]

从以上数据可见,元代人口存在各民族杂居的状况,其中汉人所占人口最多,其次依次是回回人和蒙古人,相对蒙古人起源的地区及回回人的来源来说,当时北方的回回人和蒙古人会较南方多一些,因此,从全国范围来看,汉人、蒙古人、回回人的比例不会象镇江的这样悬殊。同时,由于蒙古人、回回人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较汉人高,所以,这三种人对于元青花的形成所起的决定作用是基本等同的。

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阿拉伯人进入并停留在中国沿海城市,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元时的西亚和中亚穆斯林大批迁徙东亚,这些进入中国的穆斯林开始多为征战士兵和工匠,后来“居其津要,专其膏腴”,在西北、华北、江南、西南等地定居。数量庞大的穆斯林迁居中国,形成了一个信仰伊斯兰教,使用汉语而又承袭伊斯兰文化的回回族,《明史》说:“元时回回遍天下”。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时,留华的Ibh Batuta的报告说Khansa(即杭州),当时居住了许多外国人。杭州当时分为六市区,每个市区都有墙壁圈着,其整体又另外打了一道大的城墙。第一市区,住的是守备军,及其将领;第二市区,住的是犹太人,基督教徒及拜日教徒的突厥人,其数极多,称其门为Juifs(Jews)门;第三市区是住的伊斯兰教徒,“那是极美的街市,市场都是按照伊斯兰教国修的。”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八上载有“真教寺在文锦坊南,元延间,回回大师阿老丁所建”。这些回回人“不啖豕肉,婚姻表葬,不于中国相通,颂经持斋,归于清净,推其酋长统之,号曰满剌经皆番书,面壁膜拜,不立佛像,仅以法号祝赞神祗而已,寺基高五六尺”,“俗称礼拜寺”,由这段话看来,可知Batuta所说不错,杭州城的伊斯兰教徒及其他色目人之多,及伊斯兰文化、艺术已移植于杭州。在窝阔台的汗庭中,穆斯林的地位远远高于汉人。

由于当时蒙古族文化相对伊斯兰文化落后,所以具有很强的汲取异族文化的的能力。在对中亚的征服使他们不仅拥有精美的工艺品,同时拥有优秀的回族工匠,因此他们的审美情感常常与伊斯兰文明联系起来。大批西域珍品源源流入,政府还设立作坊,依靠回族工匠大量生产伊斯兰世界的传统产品,西域产品及其装饰风格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欢迎。元代织物的图案常常仿中亚及西亚,仿得像,还有褒奖。据尚刚先生对元代工艺美术的研究说,至元二十四年,弘州匠官献上了“制如西锦”的犬兔毛织物,忽必烈就“授匠官知弘州”。[3]

蒙、汉文化融合也是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进行,元文宗是蒙元诸帝中汉文化修养最高的皇帝,能书擅画,将辽金时期所流行的春水玉的造型与唐宋流行的莲池鸳鸯纹结合,并进行变形整理,形成元代流行的“满池娇”,并广泛运用于刺绣、陶瓷等的装饰上。元文宗对“满池娇”的喜爱无疑是蒙、汉文化相互渗透的集中体现。再如,江西高安出土青花梅瓶虽然装饰带有蒙古族的喜好,但画面主题纹饰为龙的形象,所书“礼”、“乐”、“书”、”数”、“射”、“御”,带有儒家文化的印记。

据刘新园先生在《景德镇出土的陶瓷》一书说:景德镇湖田窑是烧制元青花的主要窑址,湖田窑分为南北两岸,南岸以元青花大盘为主,器形口大、底厚,纹饰构图严密、绘制工整、青花发色浓艳,说明南岸以生产外销产品为主。北岸元青花多是小酒杯、折腰碗、侈口碗、高足杯及少量的大盘、瓶,这说明北岸以生产国内商品为主。这至少说明,在同一时期,为满足不同的消费者,景德镇烧制不同风格的元青花。

这种元青花风格对文化的融合性较强,因此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由于不具有特定的消费人群,因此,在它的装饰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同民族文化的踪迹。

3 南方汉族隐逸文化的典雅与自然

元青花纹饰的另一种风格是以绘画为主要装饰手法,将钴料作为着色剂并分为浓淡不同的层次,在素的陶土坯上作画,如同墨与宣纸的关系。其装饰风格是构图自由、用笔灵动。这种风格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元青花绘画技法的成熟,元代工匠对于钴料应用方法的进步,明显采用了青花“分水”技术,这种绘画技术类似于工笔画中的渲染,使单一的钴料颜色可以“墨分五色”,丰富了画面色调的层次感(如图4)。

这种装饰风格还分为两种状况,其中之一是以元代戏曲故事为蓝本进行创作,以人物为主要题材,如我们常见的《西厢记》、《昭君出塞图》《萧何月下追韩信》、《尉迟恭救主》、《文姬归汉》、《周亚夫细柳营》。另一种是以植物为主,寥寥数笔却生动活泼,如松竹梅的画风受元代绘画影响,画法与元山水画家柯九思、倪瓒的风格相似。大型器上的松树枝干多做细节描写,松针有两种画法,一种为细长的马尾松状,另一种是折扇扇骨状,明初改为圆球形五针松状。竹纹的画法与元四大家画竹的画法类似,竹叶单笔勾勒,竹叶大小有变化,明初画竹常为双勾填色。梅纹写实,花瓣单勾填色,瓣边留白枝干见刺状物,小件元青花笔画简练,枝干单笔勾勒,。明初画梅枝干细弱,花瓣填色后瓣边不留白,加绘花蕊。有些民窑青花上画面以梅花蓓蕾为主,单线勾勒后点一花蕊。

这种装饰风格主要流行于中国南方,或者多数直接出口到东南亚国家。现在有许多专家质疑这批元青花断代的可靠性,认为可能为明代所绘,因为在元代蒙古族统治下不可能出现类似题材。我的观点是,这批元青花可能绘于元末明初。理由是:一、元代宫廷以使用金银器为主,对瓷窑的管理十分懈怠,无严格意义上的官窑或御窑,所谓官窑也只是元朝庭设立的浮梁瓷局对民间瓷窑的的定期征用,“有命则供,无命则止”的管理方式使民窑在“无命则止”的时间里可以自由生产一些外销瓷及日用瓷,因此元青花绘画题材中经常出现汉族喜闻乐见的形式;二、这些题材的创作及绘画手法不是一般工匠有能力完成的,应该说至少是有文人参与制作摹本,这种状况只有在元代才会出现。元代文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南宋遗民郑思肖说元代法律规定“九儒,十丐”,虽证据不足,却反映出当时文人的生存状态。忽必烈时期官方文书上虽无规定蒙古人、色目人(即最早被蒙古人征服的西域和中亚的各族人民)、汉人(即原金朝辖区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南人(原属南宋的江南汉人称之为宋人、新附人或南人)四等的明确记载,然实际存在四种人等的等级差别。南人多文人,元代废止被他们看作是进身之阶的科举考试达七十八年之久。自唐一直沿用的科举制度,至延裕年间方正式设科取士,到元末共开科16次,取士人数仅占文官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元代的选官制度是由吏入仕,那些坚持正统的儒家思想是“四民之首”的价值观念的人不屑为吏,因此失去进仕的机会。即使得以跻身仕宦的少数文人,如赵孟、柯九思等,也常受猜忌、排挤。而那些加入吏行列的人有很多盼不到入仕的机会,一生沉抑下僚。汪元量说“俗子执鞭亦贵,书生分明无用”,文人成为无用之人。至此,元代文人的地位、价值观念发生了历朝未见的转变,文人落寞迫使他们贴近百姓世俗生活,相当多文人沦落为“风流浪子”留连勾栏妓馆,他们与民间艺人结合,成为俗文化的创作主力,促进了元散曲、杂剧的创作,这是众所周知的。在此过程中,下层文人中擅长书法、山水、人物者,很可能参与了陶瓷绘画创作,但由于历代文人对于匠人的藐视,这些创作可能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一时未留姓名。

“分水”技术的出现,使青花绘画技术更上了一个层次,同时也打破了以往的仅以规则的平涂方法装饰的纹样风格,文人的参与使元青花的装饰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丰富了青花装饰的思想内容。

4 结语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宋元时期的陶瓷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在精美的陶瓷源源不断的流向世界各地的同时,也带去了悠久、灿烂的华夏文明。从14世纪中开始的元代青花瓷的外销,更是一次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强劲辐射,在当时,拥有价同黄金的青花瓷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各国人民在欣赏青花瓷的同时,也接受了以青花瓷为载体的中国文化。青花瓷的装饰工艺也向世界各地广泛传播,14世纪以后,在出口的中国青花瓷的影响下,伊朗开始生产白底蓝彩陶器,装饰纹样是具有中国情调的云龙、花鸟、山水、楼阁等题材。此后,朝鲜、越南、日本也先后烧出了带有中国青花瓷韵味的青花器。可以说,元青花在世界制瓷史上起到了推动作用,开启了陶瓷通往彩色世界的大门。

参考文献

[1]叶佩兰著.元代瓷器.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17页

[2]周良霄,顾菊英.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470页

篇9：浅谈输气末梢文化的形成背景

关键词：输气末梢文化；形成背景；落地生根

输气管理处是中国石油集团的三级单位，是国内最早从事净化天然气长输管道管理和天然气运营的专业化企业。40余年来，沐浴着中国石油和四川油气田企业文化的灿烂阳光，结合自身在中国石油所处的层级、担负的任务、工作生活条件及所在地域风貌等情况，输气管理处在长期的个性化经营中，探索形成了既与中国石油文化一脉相承，又彰显输气特色的“末梢文化”。2011年，输气末梢文化获中国企联授予“全国企业文化优秀成果”奖。

输气末梢文化意近旨远，发源于石油会战的艰苦岁月，从石油文化中捡石，从地域文化中淬火，从行业文化中炼金，在军队文化中亮剑。透过形成背景，可以看到，这些文化精髓沉淀在输气每一位员工的心灵深处，成为一代代输气员工坚守荒野、用微笑守望油气的精神能源，是石油文化落地生根、末梢发力最为强大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一、形成于输气行业文化的发展历史

（一）传承于大庆精神

文化脉络是企业诞生和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不同阶段留存下来的文化积淀。大庆油田发现至今50余年，在多年认识实践中，“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等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代代相传的精神之火、思想根脉和文化基因，始终激励着一代代输气员工奋力拼搏、无私奉献，并作为宝贵精神财富在生产实践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输气管理处始终把继承发扬大庆精神作为一条主线贯穿“末梢文化”建设始终，弘扬传统，育人塑魂，使之成为增强企业发展的精神之源。

（二）起源于川油精神

文化脉络只有被充分理解、利用、传承，才能实现最大价值。“艰苦奋斗、求实创新”是四川石油员工五十年创业精神的结晶，是经历无数血与火的洗礼而熔铸出的川油魂。企业初创期，入川会战的石油先辈克服川渝地貌特征、人文环境的影响，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采取会战模式开辟了川渝长输天然气运营的基业，创建了输气行业的标准、规范。期间，“川军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创新、特别能奉献”的优良传统在输气萌芽生根，“先生产、后生活”、“风餐露宿、以站为家”等输气末梢文化因子与“川油精神”共同孕育成长。

（三）发扬于输气精神

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演绎的过程，处于集团末梢的基层企业必须在传承中找出自己的特色，才能延伸出更多符合环境的价值和观念。在传承大庆精神、川油精神的基础上，输气管理处创新中不忘本，逐渐形成以精良的设备、精湛的技术、精细的管理、精心的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精品气”理念，不断为输气末梢文化注入新的元素，从而使文化传承有序，石油气质不变，文化注入特色。

二、形成于输气行业文化的认识实践

（一）在生产实践中形成

企业文化建设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演绎的过程，企业文化只有渗透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环节、各方面，与企业管理相融共进，在企业管理中落地生根，如果游离于生产实践之外，企业文化建设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锻造末梢文化的品格。人有人格，是人的性格、能力的综合；企业有品格，是企业群体的品行、品性。在传承石油文化基因的过程中，结合输气行业的特点，针对输气工作具有点多线长、交通不便、文化生活单调的艰苦特性，在特殊的奋斗经历、特殊的人文环境、特殊的行业要求下，锻造出了吃苦耐劳的品格、甘于奉献的品格和勇担重任的品格。体现末梢文化的亲情。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人的最高级要求是尊严和自我实现。把末梢文化建设的落脚点放在每个气站、班组，用场景文化树形象，用“五小”文化激活力，用先进典型做引领，将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企业目标保持一致；把末梢文化建设的关注点放在文化平台的搭建上，以政策激励人才，以教育培训培育人才，以人文关怀留住人才，将个人文化与企业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末梢文化的亲情。凸显末梢文化的功能。文化不只是贴在墙上的标语和口号，而是企业组织细胞里流动的体液，是组织真实的思想意识，是自然形成的行为规范。输气末梢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与生产运行、安全环保、党的建设融为一体，通过精细制度、精细安全、精细管理，使其导向、凝聚、约束等功能得以凸显。增强末梢文化的效应。输气管理处，4000多公里输气管线、300余座场站，担负着为川、渝、云、贵三省一市143个县（市）的工业、民用供气任务，保障安全平稳输供气既是荣誉也是责任。文化效应的显形化，就是要树“形象”于用户和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以优质的营销服务、一流的员工队伍、丰硕的文化成果，使末梢文化的品牌效应得到不断增强。

（二）在理论实践中形成

文化就是适应，适应的文化才能发挥巨大作用。虽然集团文化的整合性、普通性和一体化性决定了一个企业共同体总体上文化的一致性，但集团末端三级单位由于分级、分层、地域的环境特性，必然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末梢文化。输气管理处与集团及地区公司的文化关系是：集团企业文化是元文化，是文化的总纲；地区公司企业文化是亚文化，是集团文化的贯彻；输气管理处企业文化是末梢企业文化，是集团和地区公司企业文化的终端和落地。可见，末梢文化既忠实传承了集团和地区公司企业文化，又根据末梢单位的特殊性，使文化在末梢单位得以落地，形成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效益性、创新性极强的个性文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