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生育报销国家政策

二胎生育报销国家政策（共6篇）

篇1：二胎生育报销国家政策

二胎政策最新消息:生育保险能报销多少医疗费用？ 3天前来

源：巴中在线 自国家今年初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以来，二胎话题就一直是朋友圈中的热点。那么二胎和一胎相比，生育保险有没有什么变动呢？能报多少钱呢？这是很多准备生二胎的妈妈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但社保问题实在是有些繁琐难懂。那么，生育保险能支付多少津贴呢？

领取二胎待遇分两种情况 具有生育证生育二胎，因头胎没有报销，产假为98天，生育津贴（即产假工资）计发基数为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缴费工资。凡是符合政策允许生育二胎的，可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在领取二胎待遇时，有两种情况需分别处理。一种是之前已有生育二胎的计划，没有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那男职工就不享受15天的护理津贴；女职

工一胎和二胎待遇一致，即可领取98天的基础产假工资（难产、剖宫产在98天的基础上增加15天）和生育医疗费。另一种情况是之前已办理独生子女手续，领取了一胎生育保险待遇，这种情况在领取二胎待遇时，需男职工退回15天的护理津贴；女职工在正常享受二胎待遇的同时，扣回60天产假的生育津贴，即只能领取38天产假的生育津贴。报销所需材料：个人医疗保险编号，《居民身份证》《结婚证》《生育证》《出生医学证明》（包括两个孩子的）以上5个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诊断书，住院现金收据，出院治疗明细单及出院记录。你对生育保险了解多少？ 除此之外，生育保险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生育保险是一种强制性社会保险，它和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险不同，其费用全部由企业缴纳，职工个人不缴费。企业按照其上年个人月平均工资的0.8％缴纳生育保险费。因为个人不缴费，所以职工的工资条里面是没有生育保险扣款这一项的。生育保险能支付多少津贴？ 通俗地讲，生育津贴就相当于生育保险基金给女职工支付的生育期间的工资。因为女职工生育期间肯定要歇产假，单位可以不支付其产假期间的工资，这期间的工资就由生育保险基金来支付了。

生育津贴以女职工产前或计划生育手术前12个月的生育保险月平均缴费工资为计发基数。以职工生育或流产时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乘以12（月份）除以365（天数），再乘以生育保险待遇支付标准产假具体天数计发。生育保险能报销多少医疗费用？ 并不是说生育医疗费用花多少就能报多少，生育保险对于生育医疗费用的报销采取的是定额和限额报销的办法。如果参保者自愿选择特需医疗等价格较高的特殊服务，那么高出基金支付标准的费用就要由个人自付了。生育医疗费的支付范围主要包括：检查费、接生费、手术费、住院床位费和药品费等，在不超过规定的标准的情况下按实报销。妇检、彩色b超、黑白b超、血常规、尿常规、挂号费等妊娠检查项目，在不超过600元/例的情况下按实报销，超出部分由生育职工自行负担。参加生育保险的男职工，其配偶无工作、未参加生育保险、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分娩的，可按上述标准享受生育医疗费、妊娠检查费。另外，参保人必须参加生育保险累计缴费满12个月，才能享受这些待遇。温馨提示

1.对于有生育意愿的个体参保人员，已参加生育保险的可自愿继续缴费，按原办法享受生育保险待遇。2.中断不超过3个月并且补缴的，算连续缴纳，不影响报销。

二胎生育保险报销流程：

一、用人单位需要提交的申报材料：

1、社会保险登记表；

2、参加基本养老、工伤和生育保险人员增减表；

3、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工伤和生育保险申报汇总表。

二、生育女职工需要提交的申报材料：

1、计划生育部门签发的计划生育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2、医疗部门出具的婴儿出生（死亡）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3、生育女职工、计划生育手术职工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企业职工生育医疗证审领表；

5、企业职工计划生育手术医疗证申领表；

6、企业职工生育医药费报销申请单；

7、企业职工生育保险待遇核准结算表；

8、企业职工生育保险外地就医申请表；

9、生育医疗费用票据、费用清单、门诊病历、出院小结等原始资料；

10、收款收据。

三、配偶生育的男职工需要提交的材料：

1、计划生育部门签发的计划生育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2、医疗部门出具的婴儿出生（死亡）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3、男职工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四、要注意的是：

1、生育医疗费，应当在女职工妊娠至生育或者终止妊娠前申办；

2、生育津贴、一次性分娩营养补助费和异地就医的生育医疗费，应当在女职工生育或者终止妊娠后1年内申办；

3、计划生育手术费用，应当在手术前申办；

4、男职工假期津贴，应当在其配偶生育后1年内申办；

5、逾期申办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予受理；

6、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期限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参保职工申办生育保险待遇的，该职工的生育保险待遇由用人单位按照所在统筹地区的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举报将为您减少类似内容 我要收藏 211个赞不感兴趣分享到相关文章

篇2：二胎生育报销国家政策

1、用人单位为职工累计缴费满1年以上，并且继续为其缴费

2、符合国家和省人口与计划生育规定。

篇3：二胎生育报销国家政策

关键词：生育政策,全面二胎,人口老龄化

一、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

(一) 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

我国在不同历史时期, 对生育政策的执行有着不同的方式。在建国初期, 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我国实行了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随着国家发展的进一步深入, 我国政府开始重视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1956年, 中央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中》提出了要适当提倡节制生育, 并且安排卫生部门进行节育工作。1957年7月, 马寅初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人口论》。1964年, 随着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束, 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正式提上了日程。1973年, 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会议中提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将“计划生育政策”定为“基本国策”。同年, 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中, 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中央在1984年提出在农村适当开放第二胎。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 并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2015年10月, 中共中央18届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二)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存在的问题。

计划生育政策自制定和实施以来, 已经经历了40多年、两代人的时间, 我国人口结构得到了极大改善, 人口数量增长速率明显降低, 减少新增人口四亿多人, 在控制人口的同时促进了社会发展。根据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原始数据显示, 我国的总和生育率由2000年的1.22降低到2010年的1.18。这说明, 十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始终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与此相关, 我国已步入人口高速老龄化的国家行列。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7, 765万人, 占总人口的13.26%,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1, 883万人, 占总人口的8.9%。

不难看出, 计划生育的制定为我国的发展创造了机遇, 但同时也付出了代价。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人口年龄结构失调。计划生育使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大大加深, 且出现劳动人口不足。若继续保持现行计划生育, 我国将出现极其严重的人口问题, 比如劳动力短缺和男女比例失调。根据研究表明, 在未来的五年里, 我国适龄结婚男性将比女性多出2, 000余万。此外, 在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家庭中出现了倒三角的模式, 即四个老人, 两个青壮年和一个孩子。这是导致家庭压力急剧变大, 老人赡养问题成为城市家庭的一大难题。

二、实施“全面二胎”政策的积极意义

(一) 调整人口结构。

我国目前人口结构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首当其冲的就是人口老龄化问题, 而生育率的下降是导致老龄化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 截至2010年,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1.77亿, 所占比重为13.26%, 我国已经步入中度老龄化国家的行列。2013年末,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02亿, 老龄化水平高达14.9%。根据专家推测, 至2020年,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将会占到总人口的12.1%, 2030年达到16.1%, 2040年22.3%, 到2050年, 将会达到23.6%, 而此时, 我国将会进入到重度老龄化社会。因此, 调整我国生育政策, 减缓老龄化趋势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2014年我国逐渐开始推行“单独二胎”政策, 2015年10月, 中共中央18届五次会议通过了《十三五年规划的建议》,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1. 生育政策的调整担负着调整我国男女性别比例的任务。

目前, 我国存在着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偏高, 一方面由于我国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束缚, 尤其是在农村, 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适婚男性远远多于女性。鉴于这样一个现实问题, “全面二胎”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部分家庭希望生男孩, 而选择对女性胎儿进行流产等情况, 从而进一步缓解未来男女适婚人数差距过大的压力。

2. 人口政策的调整可以有助于延续我国的人口红利。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 我国最近三年15~59岁劳动力的绝对数量连年下滑, 平均年减少300万左右, 如果继续延续之前的生育政策, 我国之前的人口红利时代将不复存在, 而开放全面二胎政策的推行将会有利于人口红利继续延续。

(二) 促进社会发展。

实行全面二胎政策, 对我国的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资料显示, 中国是老年人数量最多的国家, 未富先老成为了现实;很多家庭形成了“421”模式, 家庭养老负担徒然增大, 赡养老人成为了家庭生活了一个颇为艰难的问题。虽然我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行社会基本养老保险, 但是依然存在着替代率低、养老基金缺口大、企业单位没有对应制度安排等, 两个老人需要一个独生子来承担赡养义务, 若双方都是独生子女, 则需要赡养四个老人, 除了平时基本的开支外, 还存在着老人生病等意外情况出现, 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全面二胎”的实行, 除了缓解赡养老人的压力外, 还可以解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失独家庭”。失独家庭可以说是计划生育带来的后果之一, 这些家庭因为事故或者疾病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 导致一个家庭的破灭。根据专家估计, 中国目前的失独家庭已逾百万, 且以每年7.5万人的速度增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计划生育使独生子女家庭占大多数的时候, 独生子女家庭本身就存在风险, 一旦独生子女家庭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后, 对失独父母的打击是十分巨大的, 同时也不利于家庭和社会稳定。从这个方面来看, 实行开放二胎政策, 可以降低这一风险, 同时促进社会稳定, 使老人老有所依, 老有所养。

三、“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存在的问题

(一) 家庭压力。

生育对于中国家庭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家庭事务, 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往往会影响一个家庭的行为, 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诸多不稳定的因素。

1. 孩子之间的矛盾方面。

我国目前大多数都是单独家庭, 很多孩子从小就过惯了独生子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生活方式, 其本身的心理比较敏感和脆弱。曾有媒体报道, 一个五岁的孩子因为反对母亲生二胎, 居然以死相逼, 迫使母亲将六个月的胎儿流产。因此, 如何在保护独生子心理健康的前提下, 顺利生下第二个孩子, 对目前部分独生子家庭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2. 夫妻关系方面。

在当今社会, 很多年轻女性对于生育孩子的问题有着与以往不同的看法, 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 她们在面对生育问题时往往会结合自己的工作和职业考虑, 是否愿意暂时放弃工作而来养育第二个孩子, 当然, 也存在部分认为生孩子比较痛苦, 不愿意再进行第二次的女性。那么这个时候, 夫妻二人如何进行选择, 将成为影响家庭和睦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社会压力。

从全面开放二胎的角度来看, 该政策的执行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就业压力。有学者认为, 虽然我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但是我国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并没有使当前的就业压力得到改善。但是, 有专家认为, 目前所谓因为老龄化而导致的劳动力不足显然是个伪命题, 以当前存在的民工荒为例, 工厂在招工过程中存在着只招年轻工, 而对于中年工人则视而不见。在这种情况下, 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 就必然存在着年轻人挤压中年人工作空间的问题, 大量没有到达退休年纪的中年工面临着无工可做的情况, 随之而来的就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一个婴儿从幼年成长到可以工作大约需要十五年, 那么意味着短期以来, 全面二胎并不能解决所谓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人口红利仍旧在持续流逝, 全面二胎政策面临一个双难的局面。

除了“就业难”问题之外, 随着“全面二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展, “上学难”的问题将继续扩大。就目前情况来看, 我国普遍存在着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资源紧缺的情况, 一些家长为了争取让孩子上名校的资格, 不惜重金购买学区房, 名校的学位名额十分紧俏, 那么, “全面二胎”的执行是否会再次使紧张的教育资源雪上加霜。孩子的上学问题是一个家庭的头等大事之一, 如何让新增幼儿合理、平等地获得就学机会, 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我国的教育大业, 虽然部分地产商在广告中保证了购房即能解决上学问题, 但是否真正可以做到实处, 人就是一个未知数。

四、贯彻落实我国“全面二胎”生育政策的对策建议

(一) 做好“全面二胎”政策解释宣传工作。

对于一个新制定的政策, 首先要做好的就是政策的解释宣传工作。当地政府应该敦促相关街道办事处, 深入开展宣传工作, 对辖区内的居民进行宣传和解释, 对“全面二胎”、“社会抚养费征收”、“利益导向”政策进行详细宣传和讲解, 使群众充分了解认识到自觉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性, 避免因“抢生”造成违法生育而带来的不必要损失。另外, 街道办事处应该肩负起调解的工作, 对于符合“全面二胎“条件、但是家中意见不统一的居民, 街道办事处员工应该积极上门疏导, 针对居民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解释, 帮助居民处理好家庭关系。同时, 街道办事处可以设置相关窗口或办公室, 针对以上情况的居民, 进行有针对性的集中或单独疏导, 通过谈话和讲座形式, 将“单独二胎”政策落到实处。

(二) 完善公共服务机制。处理好“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存在的问题, 完善公共服务机制是关键。

1.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要加快公立学校的建设和师资培养, 完善教育体制, 提高办学质量, 对于有条件、有实力的民办学校, 要加以鼓励和优惠, 切实做到保证公民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各地方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防止出现扎堆生育的情况, 从内外两个角度缓解就学压力。另外, 还要加大教育资金的投入, 增加教育投入在GDP的比重, 有针对性地进行帮扶, 减少家庭的教育负担。

2. 多措并举, 促进就业。

一方面要号召毕业生勇于自主创业, 国家应针对毕业生自主创业给出优惠扶持政策, 对于优秀的自主创业大学生给予奖励;另一方面, 国家应该针对高校教育进行改革, 高校教育应和国家发展要求相符合, 针对紧缺、需求量大、实用性强的专业进行扩招, 对于目前需求过剩的专业进行紧缩。

(三) 政府应该主动牵头。

对于幼儿医疗问题进行专项研讨, 推出切实有效的政策, 同时加大儿童医疗服务、扩大儿童医院的规模、增加财政在儿童医疗方面的资金, 满足广大群众对于儿童医疗的要求。同时, 应从政府和商业两个方面, 建立健全儿童医疗保险制度, 制定出一套切实有效的法律法规, 从最大程度减少儿童就医的风险, 让群众“放心生”。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1号) [EB/OL].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1104/t20110428_30327.html.

[2]施峰.人口老龄化:中国和平发展必须应对的挑战[J].经济研究参考, 2004

篇4：“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研究

[关键词]“二胎”生育意愿；实证研究；育龄妇女；城乡比较；对策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1-0110-06

On the evaluation of “two-child” policy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fertility desir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JIN Ying-ai

（Law School，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tatistic of women at a childbearing age in Qingdao cit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fertility desire an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The result shows that fertility willingness of the urban and rural women tends to be convergent， and age， parenting attitude， the responsibility of parents and communication methods of family are the major factors to evaluate the“two-child”policy. The paper argues that to implement integrative fertility policy of urban and rural area is in line with the population situation of current China， which is helpful to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flow. And meanwhile，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system based on family development and make good service for the key childbearing age crowd， such as elderly and low-income women.

Key words：the fertility desire of the second child； empirical study； women at a childbearing age； the comparis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untermeasures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城市空间布局的调整，使城乡内部人口分化日益加剧，给社会管理和人口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1]。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普遍实施以“一胎化”为主要特征的生育政策，使人口出生率完成了由高到低的转变，步入平均每对夫妇终身生育1.7～1.8个子女的低生育国家行列[2]。继2011年国家实施“双独二胎”生育政策之后，为适应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形势，各地从2014年3月份前后开始陆续开放“单独二孩”申请。2014年5月30日，山东省决定实施单独两孩政策，青岛市的“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平稳有序。截至2014年12月，全国有近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其中92万对获得批复，申请情况低于预期[3]。青岛市累计受理单独两孩生育申请30.726万例，办结29.744万例。根据摸底测算，青岛市符合“单独两孩”政策家庭总数约为115726户，占全市家庭总数的4.2%，其中有生育愿望的家庭约为82296户，占符合政策家庭的69%。按生育意愿和符合政策人群年龄构成情况测算，预计今后几年内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4万人左右[4]。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京召开，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之后带来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变迁、老龄人口不断上升、独生子女养老负担过重以及究竟人们是否选择生育二胎等问题，重新成为人们对当前生育政策关注的焦点。

一、调研方法

本研究将以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理论、差别生育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为支撑，以山东省青岛市20—49周岁的城乡居民为调查对象，以微观（社会人口学和社会心理学因素）、中观（家庭经济条件和家庭关系）、宏观（社区服务和社会政策等）因素为比较维度，分析青岛市育龄妇女对“二胎”生育政策的评价以及生育意愿的一般现状，为政府顺利实施新的“二胎”生育方案提供实时依据。问卷调查于2014年9月1日至同年10月31日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440份，回收率为88%，经过筛选，剔除信息不全等问卷，最终有效问卷为426份，有效率为90%。调查对象中，农村和城镇分别占32.9%（140名）和67.1%（286名）。年龄按20—29周岁、30—39周岁、40—49周岁分组，所占比例分别为54.5%（228名）、24.2%（名103）和20.4%（87名）。

本研究采用的量表主要有自我意识、性别观念、生活压力、生活满意度、养育子女看法、赡养负担、婚姻质量、家人沟通方式等。经检测，各分量的信度系数均达到0.60以上，表明问卷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较好。运用社会研究软件（SPSS19.0）进行频次、百分率、平均值、标准偏差、Cronbachs α分析、t-test分析、ANOVA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

二、主要研究结果

（一）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其城乡差异

本研究从生育数量、子女性别和生育时间三个客观维度， 即理想子女数、子女性别偏好、理想生育年龄（初育年龄、头胎和二胎的生育间隔），两个主观维度（生育目的、不打算生育理由）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进行描述， 并对城乡间的差异进行比较。

1.理想子女数

20世纪80年代，农村居民理想子女数以2～3个为主，落后地区则以三个以上孩子为主，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以1～2个为主。90年代以后，农村居民的理想子女数则多以两个孩子为主，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以一个孩子为主[5]。本次调查结果（见表1）显示，农村和城镇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的平均值为 1.65（SD=0.68），选择理想子女数为二孩的各占53.2%和66.1%，选择生育一孩的各占33.8%和28.2%， 选择不生育和生育三孩及以上的总比例只占5.2%和2.8%。该调查结果显示了青岛市育龄妇女较高的二胎生育意愿，但总体上低于全国公民平均1.73的生育意愿。

2.理想初育年龄

根据37个示范市的工作评估报告得出，我国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超过23周岁，比过去有所推迟[6]。本次调查数据（见表2）显示，农村和城镇育龄妇女的理想初育年龄大致相同，大多数认为应该在25—29周岁之间。表明现代女性的晚生、优生意愿趋势越来越明显，晚育的途径并非是通过推迟结婚来实现，而是通过拉长初婚初育间隔实现。

3.理想生育间隔

山东省2013年通过了《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明确提出“夫妻可以自行选择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时间”，成为我国取消生育间隔的第19个省份。本次调查发现（见表3），在育龄妇女对“理想的头胎和二胎生育间隔”的回答中，占最大比例的各为“3～5年”（40.0%）和“2～3年”（33.1%）。可以看出，人们希望逐步取消生育间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生育时间。

4.子女性别偏好

纵观中国城乡居民的子女性别偏好特别是对男孩的偏好，正随时代更替有所减弱，且部分城市出现喜欢生女孩的现象。可见，“无后为大”“儿子传宗接代”等传统生育文化正逐渐失去其生存的社会基础。调查结果（见表4）中，78.9%和71.3%的农村和城镇调查对象认为“子女性别是男孩女孩无所谓”，不存在性别偏好的倾向，对于子女性别的选择日趋自然。

5.生育二胎的目的和不打算生育二胎的重要理由

育龄妇女生育二胎的目的和不打算生育二胎的重要理由的差异分析结果见表5。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除了传统的“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功利性生育目的，63.9%的农村居民和70.7%的城镇居民一致认为，选择生育二胎的目的是因为“免于一个孩子太孤单”。对于孩子而言，有兄弟姐妹做伴，可以减少孩子的孤独，避免独生子女的过于自我的性格缺陷；对于父母而言，如果多个孩子，也会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也会免于独生子女万一突发不幸的绝境。从表5中亦可见，调查对象不打算生育二胎考虑最多的是孩子出生后的养育费用和教育费用，而赡养父母压力作为第一理由的比例占的却最少。因此，社会要为这一政策的实施，解决年轻家庭的后顾之忧，分担家庭的抚育成本[7]。

（二）育龄妇女对“二胎”生育政策的认知度和总体评价

1.“二胎”生育政策认知度

调查结果（见表6）显示，城乡育龄妇女对国家“二胎”生育政策的认知度均高于中间值3.00，说明现代妇女对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关心程度较高。“二胎”生育政策的认知度的地区差异明显（t=-3.59，p<.001），农村居民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认知度明显低于城镇居民。

2.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必要性的总体评价

从调查数据（见表7）来看，调查对象对“您认为国家有必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二胎吗”这一问题的平均值均高于中间值1.50，认为国家很有必要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而且城乡之间差异并不显著，即城镇和农村地区之间由过去的“城乡二元”变为“城乡趋同”。

（三）育龄妇女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必要性评价的差异比较

1.个人特征与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必要性的评价

数据（见表8）表明，赞同全面“二胎”生育政策人群具有明显的年龄差异（F=3.99，p<.05）。即，40—49周岁的育龄妇女明显比20—29周岁人群赞同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这是因为较高年龄段的人群在心理上更成熟，在经济、时间、精力等方面更有优势，大多物质生活趋于稳定。而 20—29周岁的女性本来是生育释放能力最强的育龄妇女群体，但大多考虑生育对事业的影响。

在个人社会心理学因素中，调查对象的生活压力给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必要性的评价带来了显著差异（F=2.98，p<.01）。即，处于较低生活压力的育龄妇女更赞同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而基于生活成本压力比较大的人群会反对生育二胎。

2.家庭因素与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必要性的评价

（1）家庭经济因素

调查数据（见表9）显示，育龄妇女的职业（F=4.04，p<.001）、主观家庭收入水平（F=4.54，p<.01）给“二胎”生育政策评价带来明显的差异。

职业女性在孕育子女期间如果没有强大的亲属支持网络，会通过中断工作来完成家庭与工作角色。教师职业的女性因生育而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由于本身从事教育工作，比较认同两个孩子更能促进孩子健康发展的观念。

不同家庭经济水平的妇女的生育意愿呈中间低、两头高的趋势。一方面，人类对孩子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投入回报显著，使得子女作为投资的价值增大。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有利于推动劳动力增长，缓解经济条件较差的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另一方面，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有能力应对不断上涨的育儿成本，能为“二胎”提供尽可能的教育资源和成长环境。

（2）家庭结构因素

调查数据（见表10）显示，在家庭因素中，养育子女看法（F=3.36，p<.01）和家人沟通方式（F=4.96，p<.01）不同，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看法也明显不同。具有较强的父母责任感和民主的家庭气氛的育龄妇女，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有更高的认同感。另外，现代的父母在对待子女的生育选择方面，已日益趋向民主， 子女在生育行为方面的选择受到来自父母的干预越来越少。

3.社会环境因素与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必要性的评价

调查数据（见表11）显示，社会环境因素与育龄妇女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看法之间的差异不明显。这说明育龄妇女在选择是否生育“二胎”时主要根据个人及家庭事务来决定。另外，从表11中，也可以看出，调查对象对目前的孕产休假制度、幼儿园数量、服务质量和食品安全管理现状的满意度偏低。

（四）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必要性评价的影响因素分析

建立的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见表12）显示，个人、家庭和社会环境变量联合解释支持国家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程度的影响力分别为22%、7%和1%，模型Ⅰ、Ⅱ、Ⅲ的拟合度较好，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只有年龄（β=0.23，p<.01）、家庭沟通方式（β=0.19，p<.05）两个变量，而个人因素中的学历、自我意识、性别观念以及家庭因素中的养育子女看法、养老负担，社区服务满意度、生育政策满意度等因素的影响力并不显著。

首先，越拥有良好家庭沟通方式的育龄妇女，越会支持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生育二胎将带来个人生活方式改变、经济成本增高、养育负担加重等问题。一些父母在催促子女生二胎的同时，没有考虑到子女的经济、精神压力。所以家庭成员之间需要通过采取自由、民主、平等的沟通方式，达成较为一致的共识，才能做到互相理解、合理选择。如果沟通不当，二胎还有可能使家庭结构崩解[8]。

其次，年龄越大的育龄妇女，越赞成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年轻人社会阅历浅，受挫感也浅，经济基础还不牢固，所以还没有做生育二胎的准备。据统计，青岛市20—29周岁处于生育旺盛期妇女的人口数量自2009年以来逐渐上升，从2016年开始又呈下滑趋势[9]。可以预见，即使普遍实行“单独二胎”生育政策，也不会出现人口出生率暴涨的现象。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以下三方面的结论：

1.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一般趋势及其差异

第一，城乡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基本一致，并与计划生育子女数为二孩的统计结果较接近。显示了育龄妇女较强烈的二胎生育意愿。

第二，调查对象多数认为“男孩女孩无所谓”，城乡育龄妇女选择二胎的理由基本一致，不存在性别偏好，子女性别选择对“二胎”意愿的提升作用不再明显。

第三，理想初育年龄为25—29周岁，理想生育间隔是2～3年。城乡育龄妇女的生育模式一致，晚育已经成为城乡现代女性普遍认同的观念。

2.育龄妇女对现行生育政策的认知、评价的特征及其城乡差异

第一，广大城乡居民基本了解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表现出支持的态度，且育龄妇女的赞同度明显高于男性。如果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将满足大多数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

第二，从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必要性评价的差异因素分析结果来看，从事教师职业的育龄妇女和主观认为家庭经济水平处于上等水平的育龄妇女，40—49周岁比20—29周岁的更认为国家应该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同时，具有较强父母责任感和民主家庭气氛的育龄妇女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有更高的认同感。相反，生活压力大的人群表现的却没有那么积极。

第三，城乡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以自主选择为主，社区与政府环境因素没有给“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结果带来明显的差异。说明人们在面临生育选择时，会更关注自己和家庭的生活质量，所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现实距离。

3.城乡育龄妇女对“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的影响因素

第一，年龄是决定认可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重要因素。育龄妇女的年龄越大，越容易接受“多子多福”等传统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意愿， 生育二孩的态度就比较明显。

第二，积极的养育子女态度对支持“二胎”生育政策具有正向作用。具有较强的家庭价值认同感的父母，更注重养育孩子过程的乐趣，强调子女数量在家庭完整性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对策建议

1.社会层面

第一，建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设立计划生育社会公益基金。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城镇无业、下岗居民，独生子女伤亡和大病等特困家庭，以及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户应给予生活、教育、就医、养老、陪护等方面的援助，引导公众自觉调节生育行为、自愿实行计划生育。

第二，借助社会化力量，支持社会服务组织进行专业干预。自实施“二胎”生育政策以来，家庭矛盾、离婚纠纷频发，所以全社会要形成多部门共同关注、多层面预防宣传、多元化解决问题的新常态机制，努力形成预防和化解因二胎生育引发婚姻家庭纠纷的合力，支持有条件的志愿服务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实施心理干预方面的专项社会关爱行动。

2.政府层面

第一，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做好医疗保健服务应对。根据本次调查结果，有较强二胎生育意愿的孕产妇年龄集中于30周岁以上。山东放开单独二孩政策以来，青岛市单独二孩申请的妇女大部分是高龄产妇[10]。因此，政府要建立以育龄妇女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风险防范机制。相关机构要推出与二胎相关的服务，对有强烈生育意愿的高龄妇女进行重点监测，并增加免费服务项目，以保障产妇和婴儿的健康与安全。

第二，将计生服务融入城乡社区服务均等化建设之中。政府应将人力、财力、物力更多地投向农村社区，建立覆盖社区全体成员、服务功能完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较高的社区服务体系，并大力推进城乡社区交流与合作，着力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构建城乡社区组织互帮互助机制，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共同提高的城乡社区和谐发展新格局，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育龄妇女的生育、生产、生活需求。

第三，提升“养、教、护”三位一体的生育服务水平。根据人口变动情况，合理规划和配置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并立足基层，以满足群众需求为宗旨。通过围绕服务社会全人口、生命全过程、生育全周期，在妇幼保健、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配置上采取相应配套保障措施，实行以奖代补、以非货币化的福利服务代替单一的经济补助的办法，以及时为广大育龄群众送去更多、更好、更贴心的公共服务，来应对人口波动带来的影响。

第四，制定有利于农村计生家庭的社会经济政策。根据此次调查结果，贫困家庭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影响了人们的生育意愿。所以主观家庭经济水平处于“下层”的育龄群体存在较强烈的生育动机。因此，要特别关注农村低收入“二胎”生育计划家庭， 要协助解决这部分困难家庭孕育者的生活照料问题，制定农村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父母养老保障的有关政策，切实落实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优惠措施。

第五，建立以性别平等为导向的妇女权益保障新机制。不同职业的育龄妇女对生育二胎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政府需要及时修改和完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将其中与生育二胎妇女权益保护相关的新问题，按照法制化和人性化的方式予以解决，特别是要以性别平等为导向，完善男女双方共同负担育儿的责任，解除育龄妇女和家庭的后顾之忧。

第六，实行“从罚到奖”的计划生育奖扶制度改革。政府应完善立法保护独生子女家庭、尤其是亡残子女家庭的权益，将终身未生育或未收养子女的父母纳入到奖励范围，在住房、养老、医疗、乘车等公共服务上体现出更多的社会关爱和优惠照顾，从单纯的“处罚多生”逐渐过渡到“惩奖并重”的扶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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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二胎生育政策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是选举法修改后首次按城乡相同人口比例原则选举，北京代表团人数有所减少，为55人。昨天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北京代表团组团全体会议召开，会议推选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为北京代表团团长，推举梁伟和方新为副团长。

北京市人大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团五大特点，首先北京团的55名代表中，23人为继任代表，新任代表32人，占六成。其中，北京市推选的代表为42位，中央提名在北京选举的代表为13位。第二个特点是从党派来看，中共为37位，非中共为18位。

从人员构成看，由于北京是中央机关办公所在地，因此有很多来自中央机关、部委的代表隶属于北京团。北京团的领导干部比例在35个代表团里较高，55名代表中28人为副部级以上官员，其中两位中央级，3位正部级。职务最高的代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

此外，本届北京团代表里，教育科技界的知名代表较多，上一届代表有6个院士，这一届则有4个，其中，北大校长周其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怀进鹏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程京，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家“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邓中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而来自院校的代表也占据了一定比例，包括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刘新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怀进鹏、北大附中校长王铮、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研究所所长张大勇、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吴碧霞等。

据介绍，本届北京团代表总数规模虽然减少，但是来自一线的基层代表比例有所提升，比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主任王全、北京庞各庄乐平农产品产销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乐平、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汽车装调首席技师赵郁、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海淀分公司经理助理朱良玉、陕西安康京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地区项目部瓦工班班长高小宏等。其中，王全、赵郁、朱良玉、高小宏均为新任代表。

>>新特色

3张老面孔列席北京团

今年北京团会议除54名代表(1人请假)外，还将有3张上一届的老面孔列席，分别是牟新生、许智宏和孙安民。

据介绍，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决定，邀请不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参加大会预备会议，列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因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牟新生、许智宏和孙安民将

全程列席此次北京团的会议活动。

□代表声音

>>谈生育

分省分步放开二胎生育

针对计划生育何时调整的问题，昨天，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表示，二胎放开政策涉及到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问题，目前我们国家现状是开始出现了低生育水平。因此，目前国家根据人口状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调整，比如说黑龙江、辽宁、吉林等省市开始探索放开二胎，也就是从原来的双独可以生二胎，变化成单独可以生二胎，但这主要是农村地区，马旭认为可以开始逐步放开二胎生育政策。

马旭认为，中国二胎放开的调整路径的核心是“分类”，马旭说，中国不同省份的各方面状况差别很大，比如辽宁、黑龙江、吉林，再比如上海、广东，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和人口都存在很大差异。再比如中国的中部和西部都有差别，因此应逐步分类，人口政策调整跟经济人口数量构成等状况挂钩，绝对不能一刀切，应该是分类、分省份、分步骤逐步放开。马旭认为，一线城市、发达城市、人口多的城市可以放缓。

此外，马旭今年的议案是老龄化友好社会的建设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应注重社会公共服务保障体系是否均等化>>谈教育

要为边远山区老师说话

昨天，全国人大代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小学数学教研室主任吴正宪介绍，本次上会她提出，要为北京市的孩子尤其是小学生减轻作业负担，还给孩子一个原生态的生活环境。

近期，北京市刚刚出台为学生减负的措施，吴正宪透露，北京市教委的措施非常具体，目前各个学校正在组织落实，包括学生的作业时间都有规定，新措施可操作性、可行性明显，应该比以往更有力度。“我们要为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还给孩子们一个原生态幸福的环境。”

针对提高师资教育水平，吴正宪认为，政府应该考虑到教师特别是偏远地区的教师，因为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教学质量。“我来两会之前，收到很多老师的信息，尤其是外地的老师甚至偏远山区的，要求为他们说话”。此外，还要考虑到师资分配存在的问题，让城市或者中心区的优秀教师定期到山区交流，让这些好的教师、骨干教师辐射到更多学校。本版采写本报记者文静

□代表报到

朱良玉身穿保安制服到场

昨天，全国人大代表、北京保安服务总公司海淀分公司经理助理、第一项目部经理朱良玉第一个来到北京团驻地报到。朱良玉作为一名优秀的保安人员，曾经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劳动模范荣誉。首次上会，他呼吁政府尽快出台保安服务的指导价，提高保安人员从业待遇，“战争时期靠解放军，和平时期百姓则需要保安”。

昨天上午9点半，朱良玉身穿带有公司标识的保安制服来到北京会议中心驻地报到。

首次上会，朱良玉带来了一个促进“中国保安业健康发展”的建议，他呼吁发改委，地方劳动、税务部门给保安企业一些政策倾斜，比如减免税收等，同时还建议国家发改委制定适应保安市场的保安服务指导价，“我们保安行业也要加强自律、加强培训，提高服务质量，赢得老百姓的信任”。

朱良玉表示，将在任职的未来5年内，着重关注农民工等群体。“我将在未来任职的5年内，以农民工的困惑为主体，为农民工鼓与呼。”

2吴碧霞老代表再骑车上会

昨天，女代表吴碧霞再次骑着自行车上会。去年两会吴碧霞是唯一一名骑车上会的代表。现场，吴碧霞向记者展示了她拍下的老旧危房的照片，“我的议案就是关注社会单位管理的老旧危房改造问题”。

“骑车对于我来说，是举手之劳，我家距离北京会议中心很近，骑车15分钟就到，这样近距离就应该骑车，为北京空气质量尽一点力。我是一名人大代表，一名教师，就应该以一种普通公民的身份来上会”。

对于民生方面的问题，吴碧霞表示，她经过实地调查和走访，拍了一些老旧危房的照片带到两会上，希望反映给相关部门。照片拍摄于腊库胡同、学府胡同、大祥凤胡同等，这些位于胡同里的老民居破旧不堪，私搭乱建非常严重。

“这些老旧危房没有明确的单位管理，房屋出现漏水、漏电、墙壁裂缝等问题，有些房子都快不能住了，谁来管？谁来花这笔钱？同时，这些房屋居住的人流动特别大，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苏辉给代表带统计公报

昨天是北京团报到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统计局局长苏辉携带了满满几箱资料。“这是2012年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我给北京团每名代表都带了一份，想让代表们了解下北京市的经济发展状况”。苏辉说。

第一次上会当代表，苏辉表示很紧张，“我首先把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认真听好，然后把

代表们关心的问题做好解答解释”。

篇6：二胎生育报销国家政策

疑惑：生育政策朝令夕改？

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的《“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实施计划》，主要围绕学习先进找差距、健康促进为百姓、优质服务树形象、提高群众满意度四方面开展。计划要求，要进一步简政放权，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深化医改中破除“以药养医”、创新体制机制、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三大内容，加强卫生计生行业作风和医德医风建设，加强综合执法监督和基层医疗机构执业行为监管，打击非法行医。同时，要完善生育政策，适时出台调整方案，加大计生特殊家庭奖励扶助力度。

计划一经发布，迅速引发公众的讨论。记者浏览网友对这一计划的评论发现，不少网友把“生育政策”理解生多少孩子。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正在传言多年的“单独二胎”，即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第二个孩子政策，有望在近期重启。而近年来，放开二胎政策也被多众多学者、专家重提。

不过，8月2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官方消息表示，我国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

正因为如此，昨日有网友表示，卫生计生委这一“适时调整生育政策”的说法有朝令夕改之嫌。

回应：调整不代表放开二胎

对于公众的这一疑惑，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司司长、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现在很多人把生几个孩子狭义地理解为生育政策，事实上，生育政策包括非常庞杂的内容，“如果把调整‘生育政策’简单地理解为二胎又有放开的迹象这明显是不正确的，这和是否放开单独二胎或者二胎政策不是一回事。”

此前，针对此前一度被热炒的“单独二胎”政策或于近期重启的消息，毛群安曾明确表示，我国必须将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完善生育政策”是新组建的国家卫生计生委的一项重要职责。完善生育政策既要考虑维持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又要考虑群众的生育意愿、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等诸多因素。因此，本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慎重稳妥、统筹协调的原则，国家卫生计生委正在组织调研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的关系，研究提出完善政策的思路和方案。

■生育话题

独生子女费：5元执行了31年

每月5元“独生子女费”31年来一直未上涨。这已经成为一项为人诟病的已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奖励政策。1982年开始施行的5元奖励（该年份据新华社）占当时月工资的近10%，而现在北京的社会平均工资跟过去相比提高了很多倍，可独生子女的补助却一直没有变化，因此，不少专家认为，所谓独生子女费在今天已经起不到当初的奖励作用。

既然每月5元“独生子女费”的奖励政策现在已无实际意义，因此有部分业内人士建议重新制定奖励标准。比如，让已进入老年期的独生子女的父母受到比一般老年人更优待的养老和医疗服务，让他们实实在在地享受国家对独生子女父母的关怀。

而在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事实上现在各地也的确纷纷调高独生子女的补助费用，更有风声表明北京接下来也要涨，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也曾表示，今年也将有相应的计划和举措，但是具体的实施还要看地方政府。

据了解，其实早在三年前，北京市计生委相关负责人就曾对媒体明确表示，现在5元钱的作用已微乎其微，因此本市拟对其进行适时调整。

奶费：2元执行了27年

现行的独生子女奶费是北京市财政局于1986年制定的，具体为婴儿出生后至两岁，每人每月两元。但20多年来，物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元的奶费真正成了杯水车薪。而很多年轻的妈妈也因此不再看重这一补贴政策。

北京市政协委员郝静云曾算过一笔账，以市场上牛奶为例，平均每500毫升的价格为6至7元，以一个婴儿每天平均喝1000毫升牛奶计算，一天就要花费12至14元，一个月平均需要奶费360至420元。记者了解到，如果婴幼儿喝的是洋奶粉，一个月花在奶粉上的费用则近千元。

■专家观点

陆杰华：

生育政策已迎来调整窗口期

昨日，人口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在接受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国家卫生计生委文件所提到的完善生育政策并非新的提法，早在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我国已明确提出要完善。所谓生育政策，不仅包括媒体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单独二胎”政策放开，还包括提高对执行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对失独家庭的扶持等多方面内容。

陆杰华认为，根据目前的人口形势，我国生育政策已经迎来调整窗口期，原因是我国已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偏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我国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口。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总和生育率降到1.8左右，已经低于国际公认的2.1的人口更替水平。进入21世纪，我国持续维持低生育水平。

另外，少子化和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2000年“五普”的数据显示，我国0～

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22.8％，到了2010年的“六普”，这一比例快速下降到16.6％，少子化现象日渐明显。与此同时，我国老龄人口还在持续增加。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4.3％。

另外，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还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下降。“这也从侧面表明，我国的人口红利已从丰厚时期进入到下行通道；按现在的下降速度，可能到不了2030年，我国劳动力将出现‘负债’。”

不过，完善计生政策不等于放开二胎。陆杰华明确表示，人口计生政策调整与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并不矛盾；而且“逐步完善政策”并不意味着要“放开二胎”。

据了解，我国的计生政策一直处于调整完善中，比如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二胎，部分地区“单独”家庭也能生二胎，部分省取消一二胎之间生育间隔时间的限制，允许再婚夫妇生育二胎或三胎等。“我国的生育政策最终应实现城乡同策、地区同策。”陆杰华说。

梁建章：

彻底放开不会造成人口爆炸

对于计划生育政策是否放开，人口专家梁建章则建议彻底放开。梁建章认为，其他国家的经验说明彻底放开人口政策不会造成人口爆炸。即使有担心，也可以先放开，发现反弹严重再收回来。梁建章认为，计划生育不利于国家发展。人口减少，尤其是年轻人口减少，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劳动力减少、创新活力衰退、养老负担沉重、国家财政困难等负面影响，患上日本的“老年病”。

梁建章认为，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放开后出生人数的短暂反弹，而是几年之后，新生儿数量又会雪崩式地下滑。原因除了生育率在补偿生育结束会回落之外，是育龄女性急剧减少，这背后是1990年代生育率快速下降，导致90后母亲在不到10年会减少约一半。这个大滑坡将严重恶化老龄化程度，加剧未来人口的衰减。应对这个滑坡的最好方式是，在完全放开后，当生育率再度下滑到替代水平时，实施鼓励生育的措施，力求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维持正常繁衍。

■计划生育政策大事记

1953年8月 政务院批准了卫生部关于《避孕及人工流产法》。

1955年3月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

1957年2月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当年，马寅初提出了他对人口问题的主张，发表了“新人口论”。

1962年底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

1971年 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提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外，都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

1973年 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上，提出了“晚、稀、少”的口号。

1978年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把计划生育提到国策的高度。

1979年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0年 中共中央提出：计划生育要采取立法的、行政的、经济的措施，鼓励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0年9月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1982年12月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