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唐诗

杜甫与唐诗（通用6篇）

篇1：杜甫与唐诗

杜甫与唐诗

杜甫与李白一向被视为唐诗世界中两座并峙的高峰，同时，他们也构成了唐诗的分野。尽管李、杜的年龄只相差十一岁，他们也都经历过唐王朝的全盛时代和由盛入衰的安史之乱，但他们的创作，却存在某些根本的不同。李白诗歌的主导风格，形成于大唐帝国最为辉煌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的渴望与追求，成为其显著特征。

而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却是在安史之乱的前夕开始形成，而滋长于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苦难之中。因此，流响于刚刚过去的年代中的充满自信、富于浪漫色彩的诗歌情调，到了杜甫这里便戛然而止。在飘零的旅途上，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这种深入社会、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的创作倾向，和由此带来的语言表现形式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不仅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但是，盛唐诗歌的一些重要特征，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仍然有所体现。激情虽然在他的诗中受到抑制，却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雄伟壮大之美，也仍然是诗人的爱好。他的那些关于时事政治的诗篇，大抵是真诚情感的流露和结晶，而并非以预定的社会功利目的为首要的出发点。从这些方面来说，杜甫与盛唐文化终究有很深的关联。

一、杜甫的生平和个性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巩县（今属河南）。他出身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预以下，几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职，所以杜甫自豪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其母系为唐代士族中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只是杜甫的父亲杜闲只做到奉天县令，这个家庭已呈衰落之象。

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终其一生，高蹈出世的念头很少占据他的头脑。另外，唐代是重视诗歌的时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正是武后朝中最著名的诗人，这更加深了杜甫对诗歌的兴趣。他曾很骄傲地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诗名，共同构成了杜甫的人生轨道。

杜甫早慧，据称七岁便能写诗，十四、五岁时便“出游翰墨场”（《壮游》），与文士们交游酬唱。二十岁以后十余年中，杜甫过着漫游的生活。这既是为了增长阅历，也是为了交结名流、张扬声名，为日后的仕进作准备。他先到了吴越一带，江南景物和文化，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二十四岁时，杜甫赴洛阳考试，未能及第，又浪游齐、赵，度过一段狂放的生活，他后来回忆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壮游》）三十三岁时，杜甫与李白相识于洛阳，又在梁、宋一带为豪侠之游。李白当时已是名震天下的诗人，他的特殊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了杜甫。

杜甫称做官为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都是与这一点相联系的。三十五岁左右，杜甫来到长安求取官职。开始，他满怀信心，“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并相信自己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滞留十年却一再碰壁。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已不够有力，而把持权柄的李林甫等人，又对引进人才采取阻碍的态度。大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困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奔走于权贵门下，作诗投赠，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此外，他还多次向玄宗皇帝献赋，如《雕赋》、《三大礼赋》等，指望玄宗对他的文才投以青睐。种种努力的结果，是到天宝十四载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而这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

天宝后期，唐代社会虽维持着表面的繁盛，却已处处埋伏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玄宗和他的边将们一意开拓疆土、穷兵黩武的政策，导致国力空虚、民生艰难，许多人无辜死亡；二是玄宗沉湎于享乐，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擅权专政，阻塞言路，政治变得昏暗；三是为玄宗所宠信的安禄山身兼三节度使，手握雄兵，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处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现实中的弊病，当一场大崩溃即将到来时，杜甫透过个人的不幸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宝十一载（752），杜甫写下了他的名篇《兵车行》，以严肃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下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这首诗标志了杜甫诗歌的转变。此后，他又写出《前出塞》九首，继续对灾难性的开边战争提出质疑；写出《丽人行》，揭露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的生活。而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更把最高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的情状与民间饥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锐的对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概括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后来只身逃出，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罢相而触怒肃宗，后于乾元初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由于战乱和饥荒，杜甫无法养活他的家庭，加之对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丢弃了官职，进入在当时尚为安定富足的蜀中。从安史之乱爆发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震荡中，王朝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和艰难。而他的诗歌创作，因了血与泪的滋养，达到了颠峰状态。

《春望》、《月夜》、《悲陈陶》、《悲青坂》、《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别”等大量传世名篇，从诗人浸满忧患的笔下不绝涌出。

到成都不久，杜甫依靠朋友的帮助，在城西建了一座草堂。后来，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与杜甫过从甚密，对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顾。当严武第二次镇蜀时，并表荐杜甫担任了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因此称他为“杜工部”）。杜甫是为了避乱谋食来到蜀中的。最初二年多时间，他闲居草堂，生活确实比较安逸，当时所写吟咏草堂周围自然景物的诗篇，也显出一种清新闲淡的韵致。但这种情形并没有维持很久。从全国来说，安史之乱虽于公元七六三年宣告结束，但唐王朝的瓦解之势并未因此而停止。外患方面，有吐蕃的严重侵扰，甚至攻入长安，迫使代宗仓皇出逃；内乱方面，则出现普遍的军阀割据或半割据状态，而政治的腐败、官吏的横暴，也是有增无减。从蜀中地区来说，它既是吐蕃进攻的一个重点，也是容易发生军阀割据的地方。

就在严武二次镇蜀的间隔时期，就曾发生一场严重的军事叛乱，杜甫因此一度逃离成都，携家流浪。一场暴烈的动荡转化为持续的衰乱，这使得杜甫对国家的前途更觉失望，他后期的诗歌，情绪甚至比安史之乱中更显得沉重。

永泰元年（765），严武去世，蜀中重又发生大乱，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凭依，他又带着全家老小，登上一条小船，过起流浪逃难的生活（或谓在严武去世前不久，杜甫因所任工部员外郎之职由虚衔转为实授，而离蜀赴长安）。最初的目的大概是要沿长江东下出川，路途中却因疾病和战乱等缘故，滞留了很久。先是在云安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在夔州居住了近两年。到五十七岁那年，终于乘舟出三峡，却仍是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水路上漂泊，最后于大历五年、五十九岁上，在耒阳附近客死旅舟。杜甫艰难漂泊的一生，在这里得到一个凄凉的结束。

“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之一）的十一年，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留下的作品有一千余首，占其《杜工部集》存诗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尤其以旅居夔州的二年为中心，杜甫的律诗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可以说是杜诗的第二次高峰。

在杜甫年轻时代，他的性格中就包涵着两种不同的因素。

一方面，他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文化的熏陶，把贵德行、重名节、循礼法视为基本的人生准则；而同时，他也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有着颇为张狂、富于浪漫气质的一面。他的《壮游》诗回忆往事，自称“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在文学上，连屈原、贾谊、曹植、刘桢那样的人物都不放在眼里，可见他是多么骄傲。在与李白、高适等人交游时，他们纵酒放歌、慷慨怀古、驰逐射猎，也很有几分任侠之气。后来经过重重苦难的磨砺，杜甫个性中放狂的一面收敛了许多，传统的儒家人生观对于他的个性和行为习惯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他也并不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了纯粹的恂恂君子。《旧唐书》本传说他“性褊躁”、“无拘检”、“傲诞”，不会是毫无根据的。其实，如果没有几分“傲诞”、“褊躁”，恐怕很难成为一个诗人。这方面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杜甫始终对屈辱的生活处境十分敏感。滞留长安及漂泊西南时期，杜甫常常不得不寄人篱下，仰仗权势者的济助。他在诗中写道：“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休为贫士叹，任受众人咍。”

（《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一个身负“太平宰相”之志的人，却成为一名失业者、乞食者，怎么能不深感痛苦呢？这些诗句同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表白，看起来绝不相同，实质上却有相通之处。杜诗中那种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关切，固然是出于真情，但也未始没有在自觉得碌碌而生、于世无益的情况下，在精神上自我提升、自我拯救的意味。

对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执着，也是杜甫个性的一大特征。后代有人说杜甫是“村夫子”，杜甫诗中也自称“乾坤一腐儒”（《江汉》），都是就这一种执着态度而言。所谓“致君尧舜”，所谓“忧民爱物”，这些儒家的政治观念，在很多人只是一种空谈、一种标榜，杜甫却是真心地相信和实行它。而且，儒者本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进退之路，杜甫却不愿如此，他是不管穷达，都要以天下为念。甚至，愈是社会崩溃昏乱，他愈是要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相信尽管“万国尽穷途”（《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但靠了一点一滴的人力，终究能够改变现实。他的这种执着态度，在当年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未必有什么用处，对于诗人来说却是重要的。因为唯其如此，杜甫才能始终保持正视现实的热情和勇气。

杜甫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和李白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但当李白遭遇危险时，他却魂牵梦绕，再三写下《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感人至深的诗篇。他在夔州离开自己住过的一所房屋时，也不能忘记以前常来自己院中打枣为食的邻家老妇人，特意写了《又呈吴郎》诗，嘱托新主人对她应多加体谅。当然，更多的诗篇抒发了他对战乱中的国家和贫苦大众的强烈的忧念。只是，杜甫的情感，不像李白那样奔泄而出，而是受到理智的节制。这一性格特点，直接影响杜甫的诗歌创作，就是：杜甫更喜欢、更擅长在严格的形式中，以精心选择、反复锤炼的语言来抒发情感。

二、乱离时世的悲歌

杜甫早期作品留存数量很少。这些诗篇和时代的风气相一致，充满自信、带有英雄主义的倾向，而同杜甫自己后来的作品有明显区别。如《房兵曹胡马》以“所向无空阔”、“万里可横行”写马，《画鹰》以“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写鹰，都有不可一世之概。《望岳》诗起首“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气势宏大；结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富于展望，令人感觉到诗人雄心勃勃的精神状态。随着杜甫渐渐深入到苦难的现实，他的诗也变得沉重起来。但早期诗歌那种气势壮阔的特点，仍然保留着。

《兵车行》的创作标志着杜甫诗歌的转变。由此形成并基本上贯穿了杜甫此后一生诗歌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的主要特征有四点：严肃的写实精神；在忠诚于唐王朝和君主的前提下，对统治集团中的腐朽现象给予严厉的批判；对民生疾苦的深厚同情；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深沉忧念。

《兵车行》的开头是一幅悲惨的图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接着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好大喜功的唐玄宗：“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诗中继续写到战争导致国内生产力的衰减：“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最后借想象为那些无辜的死者发出悲愤的哭喊：“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在唐诗中，如此严肃地正视现实、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的作品，以前还没有过。而在稍后写成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杜诗的批判精神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诗中既写到自己忠于王朝和君主的不可改移的天性——“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同时又对正在骊山行宫中肆意挥霍享乐的玄宗君臣提出责难：“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在这里，杜甫的笔已经触及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根本性对立。

在杜甫的思想中，合理的政治应当表现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君主应当爱护人民，使之安居乐业，而人民则理所当然地应该忠诚和拥戴君主。然而事实上这仅是一种空想。他作为一个诚实的诗人严肃地面对现实时，不能不为此感到困苦。杜诗的名篇“三吏”、“三别”、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诗作于乾元二年杜甫从华州去洛阳时。此前不久，唐军在邺城围攻安史叛军遭到大败，形势危急，唐军为了守住洛阳、潼关一线，在民间拼命抓丁，连未成年人和老人都不能幸免。杜甫以叙事诗的形式描述了他亲眼所见的悲惨情形。

从这些典型的忧国忧民之作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杜甫。

首先需要指出：“忧国”和“忧民”并不是很容易统一起来的事情。因为杜甫所忧念的“国”同李氏王朝的“皇纲”之存亡密不可分，这“国”首先是包括杜甫在内的统治阶级的国，统治阶级的成员依其地位高下从这个“国”中得到不等的利益；至于“民”尤其是贫困的劳动人民，即使他们的利益同这个王朝的存亡有一定关联，他们也主要是牺牲者而不是得利者。而安史之乱就其根本的性质来说，是一场企图改朝换代的军事叛乱。虽然安史集团的头领以汉化的胡族人为主，但民族矛盾的一面也不是主要的。可以说，普通民众是被争夺最高权力的两大集团推进了血火之中。那么杜甫又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先看他的《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泪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读到这里，我们感受到诗人对受难的人民的极其真实深切的悲悯之情。当他说出“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样悲愤的话时，他指出了一个惨痛的事实：民众在这个世界上走到了绝路。沿着这个方向追问下去，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牺牲到最后的人民有无义务继续为大唐王朝作出牺牲？而诗人就在这危险关头收刹了他的笔，转到另外的方向：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所谓官军中劳役轻、官长爱惜士兵，并且似乎没有什么危险，这恐怕是杜甫自己都不能相信的。但他只能这样幻想，并以此安慰从军少年和他们的家人。而归根结蒂，他还是要求人民继续为唐王朝作出牺牲。还有《新婚别》，写一位结婚才一天的新娘送丈夫从军，诗中既写出她的悲哀：“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肠”，又以较多的笔墨描绘了这位女子“深明大义”的形象。她要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又说自己不能跟随而去，因为“妇女在军中，兵气恐不扬。”我们不能说杜甫笔下的新娘不是真实的，但可以想象一定也有不愿自己的亲人走向“死地”的妇女。而之所以选择这一位新娘作为主人公，乃是从国家利益考虑。包括《垂老别》中那位“子孙征亡尽”而自己又被征去当兵的老人，他的遭遇可以说凄惨至极，诗人对他也确实充满同情，但在篇末，他还是让老人说出“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这样偏向豪壮的调子。

总之，杜甫“忧国”，却不能因此而泯灭良知，回避眼见的事实①；他“忧民”，却又不能因此背弃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能在尖锐的矛盾中寻找折衷的途径。而这种折衷又是很勉强的，这使诗中表现出的情绪显得非常痛苦。我们没有理由苛责杜甫，作为封建时代的诗人，能够如此严肃地正对现实，关怀人民，已是难能可贵。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他获得“诗圣”这样一个带有浓厚道德意味的尊称，也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①如张巡、许远在安史之乱中为坚守睢阳，以人为食，死者数万，封建史家和正统文人对他们吃人这一点仍给予赞扬，这和杜诗的态度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杜甫晚年，由于形势越发不可收拾，自身的处境也日见窘迫，他对军阀、官僚的横暴、腐败，态度变得更为尖锐严峻。虽然像《兵车行》和“三吏”、“三别”那样细致描述的作品已经很少再有了，但以高度概括的诗歌语言所揭示的事实，却别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如《草堂》写蜀中军阀的叛乱和相互杀戮：“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鬼妾与鬼马，色悲克尔娱。”——被杀者似乎仍在号哭，而他们的妻妾和马，都面带愁容供杀戮者取乐，这是一幅何等惨酷的图景！又如《三绝句》中写道官军的残暴：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时代的苦难被杜甫以焦虑和愤怒的心情一一记录在诗中。但是，他对现实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能苦苦地告诫那些做官的朋友：“众寮宜洁白，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赴任》）

他只能期盼皇帝的贤明：“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他只能浩叹：“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

（《昼梦》）这些无奈的、固执的哀告，说出了受尽苦难的广大民众的心愿。

杜甫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人们从他的诗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诚实的、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诗人，如何辗转挣扎于漂泊的旅途，历经饥寒困危，备尝忧患。对于生活在**时代的人们，这一类诗格外具有感染力。如《月夜》，是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困居长安时所作，抒发了诗人对被战火阻隔的妻子的怀念：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当他逃至凤翔后，有了机会去鄜州探家时，又写出他的名篇《羌村三首》，录第一首：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诗中呈现一幅戏剧性的异常感人的场面。在那一场突发的大战乱中，家破人亡是寻常事情，骨肉重聚反而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了。杜甫以准确生动的语言，把他们一家人重新相见时，彼此如在梦中、亦惊亦悲亦喜的复杂心情清晰地呈现出来，可谓感人至深。千百年来，它不知引发了多少人内心的共鸣！

正是因为个人的命运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富于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杜甫，常常从自身的遭遇联想到更多的人、更普遍的社会问题。如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他由幼子的因饥饿而夭折，想到自己的家庭毕竟还享有某些特权，那些地位低下的“失业徒”、“远戍卒”，又将如何挣扎下去呢？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他由自家茅屋被风雨吹破而致家人受寒冻，发出“安得广厦万千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祈愿。这种宽广的胸怀，是值得后人钦佩的。

杜甫的诗歌自古以来就有“诗史”的美誉。但应该指出：

诗歌并不会仅仅因为记载了某些史实就成为好诗。杜甫其实并非有意于史；他的那些具有历史纪实性的诗篇，以及那些纪述自身经历而折射出历史面目的诗篇，乃是他的生命与历史相随而饱经忧患的结晶，是浸透着他个人的辛酸血泪的。后代有些诗人虽然也关注社会政治问题，但往往有意于史，所以他们的诗作难以像杜诗一样引起我们的感动。

当然，杜甫的诗歌不尽是同当日的政治、社会问题相关联的，也下完全是忧愤之作。他的作品题材其实很广泛，尤其描绘山水风光自然景物的诗篇，在他的集子中占了很大比例。杜甫一生到过很多地方，吟咏美好的山川风光，为他多难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像西南一带的景色，很多是因为有了杜甫的诗才开始为世人所知。有时，杜甫也会忘怀一切地沉浸在自然界种种细微的变化中，写出诸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遣意》）那样一类情味悠闲的诗句。毕竟，生活是多彩的，作为诗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失去对优美事物的兴趣。

三、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杜甫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诗人。比较而言，李白的诗天然涌发、飘逸而不可摹仿；杜甫的诗则千锤百炼、苦心经营，可以为人典则。就这一点来说，杜诗对后人的影响比李白要大。

杜甫的诗歌类型众多、风格也富于变化。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杜甫的诗歌应用范围极广。他不仅用诗歌来叙事抒情，还用来写人物传记和自传、书信、游记、政论、诗文评，几乎无所不能。不过这也带来部分诗歌偏向于理性化的问题。

二是杜甫对前代诗歌的态度比较宽容，主张“转益多师”而不轻易否定。比如对南朝诗，杜甫虽亦有所批评，但却不曾像李白那样大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之一）。他对庾信、何逊、阴铿等众多六朝作家，都能诚心地肯定和汲取其长处，从而丰富了自身的创作。这一点元稹在为杜甫写的墓志铭中曾强调地指出。

杜甫善于运用各种诗歌体式。他的五、七言律诗和五、七言古体诗，在唐代都是第一流的。七言绝句虽不如李白、王昌龄那样杰出，但也有自成一家的特色。只有五绝，数量较少，成就亦稍为逊色。在杜甫的诗歌中，有几种类型特别具有独创性，也最能够代表他对中国诗史的贡献，我们分别加以介绍。

一类是用五言古体形式写成的自叙性的诗篇，《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这类诗大都篇幅较长，往往是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能够表达相当复杂的内容。如《北征》诗长达七百字，叙述作者自凤翔至鄜州探家的一路经历和所见所思，沿途的景物、战乱的疮痕、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个人遭遇的感慨、与家人重聚的情形等多方面内容交织在一起，情绪起伏变化，充分表现了杜甫当时复杂的心理。这类诗是从辞赋体变化而来的，带有明显的散文成份。宋代诗歌有“以文为诗”的倾向，显然受到杜甫这一类作品的影响。但在杜甫诗中由于感情浓郁厚重，仍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如此长篇，而不致失去诗的特性。

一类是以《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为代表的既有七言古体、又有五言古体的叙事诗。这一类诗实际是古代乐府民歌的流变，但杜甫打破惯例，不用乐府古题而“即事名篇”（根据所叙事实命名），这样就更能够反映现实，更富于生活气息。这一创造，直接导引了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从叙事艺术来看，这些诗善于描绘人物形象，尤其是运用对话来表现人物个性，在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再有一类是七律。杜甫在这方面的成就，对中国诗歌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于宫廷应制唱和，这类诗内容贫乏，其语言亦平缓无力，而在这以外，佳作也为数不多。到了杜甫，不但在声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更重要的是充分发展了这一诗歌形式所蕴涵的可能性。七律同五律一样，是固定的诗型。但杜甫利用它比五律稍大的篇幅，使之能包含相当大的容量；在语言节奏方面，虽然七律每句只比五律多二字，但经过杜甫的精心调节，却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变化。于是，七律成为一种既工丽严整，又开合动荡，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的诗型。试看他的名作《秋兴八首》之一：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诗写巫峡的秋声秋色，美丽而萧瑟，壮阔而阴郁，以此衬托出孤独的诗人形象。整首诗既有力度，又非常精致，给人以丰富的感受。而有时候，杜甫为了追求特殊的效果，又把古体诗的句式、音调锤进律诗，人们称之为“拗律”。如《白帝城最高楼》：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在这首诗中，第二句和第七句语法完整，不避虚词、代词，都是古体诗的散文化句式（通常律诗的句子比较紧缩）。尤其第七句是上五下二的节奏，在第五字“者”处形成很强的停顿，然后引出悲怆而有力的末句。从声律来说，这首诗每一句第五字的平仄都和律诗规定的平仄相反；而且对仗的三、四句和五、六句，句尾都是三仄声对三平声，起伏感很强，具有古风的特征。这样，作者打破了律诗固有的平衡、和谐，于拗折中求得独特的韵味，借以表达自己不平静的心情。这种借声调和句法的拗折来抒发某种特殊情绪的手段，后来在宋诗人黄庭坚那里被广泛运用。

杜甫对于诗歌的语言非常重视，他毫不隐讳地宣称：“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的努力，也确实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以说，杜甫把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表现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杜诗语言的功力，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句式、词汇并不特别，但由于写得准确有力，而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如《羌村》中“妻孥怪我在”，读起来是很平常的句子，但它刻画出妻子见丈夫仍在人世、刹那间竟感到奇怪的神情，成为惊心动魄的一笔。又如《江亭王阆州筵饯钱遂州》中“老畏歌声断，愁随舞曲长”，也不是很特别的句子，却很充分地写出了诗人观赏歌舞时潦倒愁闷的心情。另一种情况就是用不寻常的语言和修辞手法，造成新鲜的、能够激活读者心理感受的形象。譬如杜甫的写景诗句，常把表示色彩的字放在开头，然后用一个动词引入实物，像“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放船》），“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晴》），“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等。这样写来，既醒目又能表现出情感的流动。古人炼字，有“诗眼”之说，即一句诗中有一个字特别警醒，使全句皆活。杜甫这方面的长处尤其为人钦服，赞为一字之下，后人无法更易。像“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二十判官》）的“乱”和“悬”，“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的“垂”与“涌”，“万姓疮痍合，群山嗜欲肥”（《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四韵》）的“合”与“肥”等，不胜枚举。至若《秋兴》中“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动词“开”和“系”都关联两项事物，更是精巧绝伦。

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为历来评论者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进雕赋表》）。所谓“沉郁”，主要表现为意境开阔壮大、感情深沉苍凉；所谓“顿挫”，主要表现为语言和韵律屈折有力，而不是平滑流利或任情奔放。形成这种特点的根本原因，是杜甫诗歌所要表达的人生情感非常强烈，而同时这种情感又受到理性的节制。他的思虑常常很复杂、心情常常很矛盾，所以他需要找到恰当和适度的表达方法。这样，使得诗中的情感之流成为有力度而受控制的涌动。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和承前启后的诗人，清代叶燮《原诗》中说：“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这样说，不无夸张之处，但杜甫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和善于创造，而开启了后代众多诗家、诗派，却是无疑的事实。

和杜甫同时、作品也注重反映社会情况的诗人是元结。但他的文学成就远不能与杜甫相比，他对诗的看法也很有些偏颇。在这里我们对他作一简单的介绍。

元结（719—772）字次山，洛阳（今属河南）人，天宝十二载（753）进士，曾任山南东道节度参谋、道州刺史。有《元次山文集》。乾元三年（760），元结在他所编的《箧中集》前写了一篇序，尖锐批评了当时诗人在内容上“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堂”，在形式上“拘限声病，喜尚形似”，要求诗歌归于“雅正”；过了五年，在《刘侍御月夜宴会诗序》中他又感慨道：

文章道丧盖久矣！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喜爱，系之风雅，谁道是邪？

那么，他所谓的“雅正”是什么呢？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要能“救时劝俗”（《文编序》），能使“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序》），“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换句话说，就是首先要把诗歌当成政治奏疏、劝世文、国策文论来写而不是当作艺术作品来写。虽然这种文学观念的提出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需要，但是他把文学的实用功能强调到极端，不仅轻视了文学的独立价值，而且会造成忽略诗歌语言、形象、韵律等艺术要素的缺陷，在他所选《箧中集》的二十四首诗歌中就有这种倾向，在元结本人的诗歌创作中也有这种倾向。

《舂陵行》、《贼退示官吏》是元结的两首代表作。《舂陵行》描写道州经过兵乱后衰败破敝的景象，记述百姓“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并表示自己宁可接受上司处责，也不忍心再在这些处境艰辛的人民身上搜括钱粮；《贼退示官吏》则劝告道州官吏，“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不要再在这些百姓身上横征暴敛，并以诘难的口吻写道：“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在这两首诗里，显示了元结同情百姓的人格，所以杜甫也称赞他“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并感叹说：“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同元使君舂陵行》）

但包括这两首诗在内，元结诗歌在艺术上是粗糙的。因为在他看来，诗的社会功能高于一切，只要表达了合适的内容，诗就达到了自身的目的。因此，他的诗语言显得草率，似乎没怎么仔细斟酌。像《宿洄溪翁宅》的“吾羡老翁居处幽，吾爱老翁无所求。时俗是非何足道，得似老翁吾即休”，《与党侍御》的“今将问茂宗，茂宗欲何辞。若云吾无心，此来复何为”，以及《瀼溪邻里》、《喻瀼溪乡旧游》等，都缺乏节奏感和精美的形象，质木无文，像押韵的散文而不像诗。倒是一些仿民歌，如《欸乃曲五首》等，还饶有情趣、俗而不鄙。举其二为例：

湘江二月春水平，满月和风宜夜行。唱桡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

元结这种极力强调诗歌在政治上的实用功能的理论在当时似乎并未引起太大的注意，但它确实代表了一种动向。后来白居易等人的诗歌理论，就是沿着这一方向的。

篇2：杜甫与唐诗

杜甫（712~770），字子美，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杜工部。汉族，由湖北搬到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人，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称“诗圣”、世界文化名人，与李白并称“李杜”。杜甫的诗篇流传数量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一生忧国忧民，写出了无数经典诗歌作品，大家可以在习古堂国学网杜甫专栏中尽情欣赏：杜甫唐诗赏析。

○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这首诗反映了诗人热爱国家、眷念家人的美好情操，意脉贯通而不平直，情景兼具而不游离，感情强烈而不浅露，内容丰富而不芜杂，格律严谨而不板滞，以仄起仄落的五律正格，写得铿然作响，气度浑灏，因而一千二百余年来一直脍炙人口，历久不衰。○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是一首最能代表杜诗中景象苍凉阔大、气势浑涵汪茫的七言律诗。前两联写登高闻见之景，后两联抒登高感触之情。由情选景，寓情于景，浑然一体，充分表达了诗人长年飘泊、忧国伤时、老病孤愁的复杂感情。而格调却雄壮高爽，慷慨激越，高浑一气，古今独步。

这首律诗很特别，其四联句句押韵，皆为工对，且首联两句，又句中自对，可谓“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就写景而言，有工笔细描（首联），写出风、天、猿、渚、沙、鸟六种景物的形、声、色、态，每件景物均只用一字描写，却生动形象，精炼传神；有大笔写意（颔联），传达出秋的神韵。难怪明代胡应麟《诗薮》说，全诗“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劲难名，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微有说者，是杜诗，非唐诗耳。然此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

【李白唐诗赏析】

李白(701—762年)，生于公元701年2月8日，汉族，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在我国历史上，被称为“诗仙”。其诗风豪放飘逸，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与杜甫并称“李杜”，是华夏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李白的代表作还有将进酒等，李白的经典作品实在太多，大家可以到习古堂国学网的李白专栏中欣赏：李白唐诗赏析。

○月下独酌（四首其一）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李白的五言古诗创作的题材非常广泛，风格也是多姿多彩的，这首《月下独酌》完全是李白飘逸风神和浪漫诗风以及个人精神世界的充分展示。全诗一共十四句，前八句平声韵，后六句仄声韵。就五言古诗这一体裁来说，《月下独酌》的篇幅并不算长，但其中却饱含了一颗孤独、寂寞心灵的追求与向往。这首诗通篇的出场人物只有李白自己一个人，却通过独白的方式，在心灵的深处掀起了一层又一层的感情波澜，既跌宕起伏又率性天然，历来被认为是李白诗歌的激情代表之作。

○行路难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暗天。

闲来垂钓坐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这首诗一共十四句，八十二个字，在七言歌行中只能算是短篇，但它跳荡纵横，具有长篇的气势格局。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百步九折地揭示了诗人感情的激荡起伏、复杂变化。这首诗共十四句八十二字，在七言歌行中属短篇。但诗中跌宕起伏的感情，跳跃式的思维，以及高昂的气势，使它成为后人称颂的千古名篇。

【王维唐诗赏析】

王维（701年－761年，一说699年—761年），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著名诗人、画家，字摩诘，号摩诘居士，世称“王右丞”，因笃信佛教，有“诗佛”之称。今存诗400余首，重要诗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受禅宗影响很大，精通佛学，精通诗、书、画、音乐等，与孟浩然合称“王孟”。

○相思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这是借咏物而寄相思的诗。全诗洋溢着少年的热情，青春的气息，满腹情思始终未曾直接表白，句句话儿不离红豆，而又“超以象外，得其圜中”，把相思之情表达得入木三分。它“一气呵成，亦须一气读下”，极为明快，却又委婉含蓄。在生活中，最情深的话往往朴素无华，自然入妙。王维很善于提炼这种素朴而典型的语言来表达深厚的思想感情。所以此诗语浅情深，当时就成为流行名歌是毫不奇怪的。

○渭城曲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首《渭城曲》是王维晚年之作，其创作年代在“安史之乱”以后。当时的社会，各种民族冲突加剧，唐王朝不断受到了来自西面吐蕃和北方突厥的侵扰。此诗后来被编入乐府，广为传诵，成为饯别的名曲。或名《阳关曲》，或名《阳关三叠》。

【李商隐唐诗赏析】

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汉族，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樊南子，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赞赏李商隐诗歌和批评他的人，所针对的都是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后世许多诗人模仿李商隐的风格，但没有一位被认可。下面我我们来欣赏史上最难理解的一首诗：锦瑟。

○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锦瑟》，是李商隐的代表作，爱诗的无不乐道喜吟，堪称最享盛名；然而它又是最不易讲解的一篇难诗。自宋元以来，揣测纷纷，莫衷一是。

【张若虚唐诗赏析】

张若虚（约660-约720），扬州(治所在今江苏扬州)人。其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并称为“吴中四士”。其诗描写细腻，音节和谐，清丽开宕，富有情韵，在初唐诗风的转变中有重要地位。但受六朝柔靡诗风影响，常露人生无常之感。诗作大部散佚，《全唐诗》仅存2首，其一为《春江花月夜》，乃千古绝唱，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有“以孤篇压倒全唐”之誉。

○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春江花月夜》沿用陈隋乐府旧题来抒写真挚感人的离别情绪和富有哲理意味的人生感慨，语言清新优美，韵律婉转悠扬，完全洗去了宫体诗的浓脂艳粉，给人以澄澈空明、清丽自然的感觉。张若虚在诗中将画意、诗情与对宇宙奥秘和人生哲理的体察融为一体，创造出情景交融、玲珑透彻的诗境。而在明净的诗境中，又融入了一层淡淡的忧伤。诗人将真切的生命体验融入美的形象，诗情与画意相结合，表明唐诗意境的创造已进入炉火纯青的阶段。清末王闿运评价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李贺、商隐，挹其鲜润；宋词、元诗，尽其支流”，足见其非同凡响的崇高地位和悠悠不尽之深远影响。该诗中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和“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等皆是描摹细腻、情景交融的极佳之句。

【王昌龄唐诗赏析】

王昌龄（690-756），汉族。字少伯，盛唐著名边塞诗人。殷璠《河岳英灵集》把他举为体现“风骨”的代表，誉其诗为“中兴高作”，选入的数量也为全集之冠。这些都可见他在诗坛上的地位。王昌龄的诗以三类题材居多，即边塞、闺情宫怨和送别。《全唐诗》对昌龄诗的评价是“绪密而思清”，他的七绝诗尤为出色，甚至可与李白媲美，故被冠之以“七绝圣手”的名号。尤其是他的边塞诗，流畅通脱，高昂向上，深受后人推崇。

○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出塞》为乐府《横吹曲》旧题，多写军旅征戌。原作二首，此其一。诗人借用乐府旧题，写下这首铿锵有力的诗篇，也正是抒发出征塞外、为国守边的豪情壮志和内心感慨。这首《出塞》，除具有一般边塞诗那种激越的诗情和那种奔腾的气势外，还很注意语言的精美，并善于在雄壮的场面中插入细节的描写，酝酿诗情，勾勒形象，因而能够神完气足，含蓄不尽，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崔颢唐诗赏析】

崔颢（704～754），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唐开元年间进士，官至太仆寺丞，天宝中为司勋员外郎。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那首《黄鹤楼》，据说李白为之搁笔，曾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赞叹。《全唐诗》存其诗四十二首。

○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首诗是吊古怀乡之佳作，诗以丰富的想象力将读者引入远古，又回到现实种种情思和自然景色交融在一起，有谁能不感到它的凄婉苍凉。这首诗历来为人们所推崇，被列为唐人七律之首。诗人登临古迹黄鹤楼，泛览眼前景物，即景而生情，诗兴大作，脱口而出，一泻千里。既自然宏丽，又饶有风骨。诗虽不协律，但音节浏亮而不拗口。真是信手而就，一气呵成，成为历代所推崇的珍品。即使有一代“诗仙”之称的李白，也不由得佩服得连连赞叹，觉得自己还是暂时止笔为好。为此，李白还遗憾得叹气说：“眼前好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张若虚唐诗赏析】

张若虚（约660-约720），扬州(治所在今江苏扬州)人。其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并称为“吴中四士”。其诗描写细腻，音节和谐，清丽开宕，富有情韵，在初唐诗风的转变中有重要地位。但受六朝柔靡诗风影响，常露人生无常之感。诗作大部散佚，《全唐诗》仅存2首，其一为《春江花月夜》，乃千古绝唱，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有“以孤篇压倒全唐”之誉。

○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00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篇3：唐诗与酒

诗至唐而极盛。在琳琅满目的唐诗中,到处都弥漫着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酒香,折射出唐代酒文化的风采。假如唐诗中没有了酒,那么唐诗将会失去多少醉人的魅力和迷人的光彩。

唐诗中到底有多少与酒有关系的诗篇,我没有作过统计,但是,从下列唐人的诗句中,我们便可充分地体味到唐诗与酒的密切关系:

醉后乐无极,弥胜未醉时。

动容皆是舞,出语总成诗。

(张说《醉中作》)

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

(李白《江上吟》)

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

(杜甫《可惜》)

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

(白居易《醉吟》)

每因一樽酒,重和百篇诗。

(戴叔伦《冬日有怀李贺长吉》)

由此可见,酒乃诗之媒,诗乃酒之果也。杜甫诗云“李白斗酒诗百篇”,正是有了酒,才激起了唐代诗人热情澎湃的创作激情,才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多彩的瑰丽诗篇。

现在我们以唐代的三大诗人为例,初步统计一下酒在他们诗中的比例,以窥酒在唐诗中所占的大约位置和比例。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说:“我曾经就杜甫现存的诗和文一千四百多首中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凡说到饮酒上来的共有三百首,为百分之二十一强。作为一个对照,我也把李白的诗和文一千五十首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说到饮酒上来的有一百七十首,为百分之十六强。”我也对李白和杜甫集中的酒字和与饮酒有关的词作过一个初步的统计。李白诗中出现“酒”字有一百一十五处,“醉”字一百一十一处,“酣”字十八处,“酌”字二十二处,“杯”字十八处,“樽”字十四处,其他的如“醑”“渌”“酲”“酹”“酿”“酩酊”、“玉浆”“玉液”“玉觞”“玉壶”“玉碗”“金罍”等有二十四处,加起来总共有三百二十二处。杜甫诗中提到酒字的有一百七十处,“醉”字八十一处,“酣”字二十二处,“酌”字九处,“杯”字三十九处,“樽”字二十二处,其他如“醪”“醅”“酝”“醺”“酿”“酩酊”“醇酎”“玉壶”“玉觞”“玉瓶”等二十一处,总计有三百八十五处。这样算起来,饮酒诗在他诗中的比例,还要再高些,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白居易的饮酒诗,前人也作过大略的统计,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诗“二千八百首,饮酒者八百首”。其比例也要占三分之一以上。由此,我们大约可以看出,饮酒诗在唐诗中所占的比例之一斑。从唐诗中,我们可以一窥唐代酒文化的风采。

从唐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唐代造酒业的兴盛和发达。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区到处都可见飘扬的酒旗和酒帘:

青帜阔数尺,悬在往来道。

多为风所扬,时见酒名号。

(皮日休《酒旗》)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杜牧《江南春》)

陵阳佳地昔年游,谢朓青山李白楼。

惟有日斜溪上思,酒旗风影落春流。

(陆龟蒙《怀宛陵旧游》)

从造酒的工艺来说,唐代基本上做的还都是水酒。但是有的地区已有烧酒:“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雍陶《到蜀后记途中经历》)但从制酒的方法来看,主要还是用酿酒、压酒和滴酒的方法:

窦家能酿销愁酒,但是愁人便与销。

(元稹《劝醉》)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

(李白《金陵酒肆留别》)

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

(李贺《将进酒》)

在唐诗中有新酒、旧酒、熟酒、白酒、清酒、浊酒、绿蚁酒、浮蛆酒、葡萄酒、美酒、薄酒、村酒之称。从酒的颜色来看,有绿色、碧色、白色、黄色、“真珠红”色、琥珀色、乳白色、流霞色、瓮头清色等。从酒的产地来看,有新丰酒、长安酒、长沙酒、临川酒、金陵酒、成都酒、巫峡酒、巴陵酒、兰陵酒、郢水酒、射洪酒、鲁酒、蜀酒、乌程酒、余杭酒、新罗酒等。唐代的酒名多带春字。金陵酒名为金陵春,江陵酒名为抛青春,郢州酒名为富水春,荥阳酒名为土窟春,富平酒名为石冻春,射洪酒名为射洪春,剑南酒名为烧春,宣城酒名为老春。此外,唐代的许多酒还多以所酿的药物花草命名。如李花酒、薤白酒、蒲黄酒、藤花酒、地黄酒、梨花酒、黄花酒、茱萸酒、石榴花酒等。

不但唐代的美酒多种多样,就是所用的酒器也名目繁多,各式各样。从唐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们所用的酒具有玉缸、玉壶、金罍、玉瓶、银瓶、郫筒、玉杯、金碗、玉碗、金樽、金盏、玉觞、羽觞、鸬鹚杓、舒州杓、力士铛、瘿木樽、玻璃碗、金屈卮、琉璃钟、紫霞杯、鹦鹉杯、鸳鸯杯、金叵罗、夜光杯、流霞杯等。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从唐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社会的各阶层,都有浓厚的饮酒之风。上从帝王将相、各级官吏、文人学士、文臣武将,下至落魄士子、农夫渔父、游子征人、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妓女艺人,无人不饮。地点涉及宫廷、民家、市井、农村、道途、战场、山上、湖边,无处不饮。时令则不分春夏秋冬、白天夜晚。场合则无论酒楼野店、山村田家。朝廷庆功要饮,军中祝捷要饮,庆祝佳节要饮,农村喜庆丰收也要饮。至于朋友相逢、亲人会聚、贺人升迁、为人祝寿、送人远行等送往迎来的各种场合,都是离不开酒的。

饮酒形式也是千姿百态,多种多样。有宴会众人群饮:“共乐还乡宴,欢比大风诗”(唐太宗《幸武功庚善宫》);有三五朋友小饮:“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杜甫《九日蓝田会饮》);有与知己对饮:“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李白《山中与幽人对酌》);也有一人独酌独饮:“独酌复独酌,满盏流霞色。身外皆虚名,酒中有全德”(权德舆《独酌》);有“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的豪饮,也有“何时一杯酒,重与细论文”(杜甫《春日忆李白》)的雅饮;有人“会须一饮三百杯”(李白《将进酒》)而面不改色,也有人“寻芳不觉醉流霞”(李商隐《花下醉》)而不胜酒力。

唐人嗜酒,有钱固然要饮,无钱想办法也要饮,于是传下了许多赊钱饮酒的佳话。

贺知章金龟换酒:“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李白《对酒忆贺监》序)

李白朋友典马沽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将进酒》)

杜甫典衣赊酒:“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杜甫《曲江二首》其二)

白居易典钱买酒:“身后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樽酒……归去来,头已白,典钱将用买酒吃。”(白居易《劝酒》)

酒有一种奇特的功效。三杯酒下肚,酒酣耳热之际,它能使人展现各种各样的形态:

有的人喝了酒,激起了无限的豪情:“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李白《侠客行》)

有的人喝酒之后,忘形尔汝,目空一切:“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杜甫《醉时歌》)

有的人喝酒之后,心轻万事,孤傲自高:“东门酤酒饮我曹,心轻万事如鸿毛。醉卧不知白日暮,有时空望孤云高。”(李颀《送陈章甫》)

有人酒后英气勃发,斗志昂扬:“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有的人醉卧沙场,视死如归:“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

有的人酒后名利顿失,看破红尘:“醉乡路与乾坤隔,岂信人间有利名?”(徐夤《劝酒》)

有的人醉后恃酒狂放,放浪形骸:“阆苑花前是醉乡,踏翻王母九霞觞。群仙拍手嫌轻薄,谪向人间作酒狂。”(许碏《醉吟》)

有人饮酒是为了忘却人间的烦恼,进入无忧无虑的醉乡世界:“我愿东海水,尽向杯中流。安得阮步兵,同入醉乡游。”(聂夷中《饮中乐》)

更多的人是借酒之力,激发出了无穷的创造力,写出了或作出了无与伦比的优美诗歌和艺术作品:

几年无事傍江湖,醉倒黄公旧酒垆。

觉后不知明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

(陆龟蒙《和袭美春夕酒醒》)

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

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

挥毫落纸如云烟。

(杜甫《饮中八仙歌》)

总之,唐代的酒文化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正是唐代的酒文化,给唐代的诗歌,增添了迷人的魅力和风采。

篇4：鸟语与唐诗

“鹊噪鸦啼，并立枝头谈祸福；雁来燕往，相逢路上话春秋”。诚然，古人对鸟的吟咏，并非为了科学研究，而多是托物言志，难免把一些动物人格化、情绪化。其实，鸟与人的爱恨祸福，本来是没有直接联系的，正如明代一位诗人在一首颇有意趣的诗中写道：“鹊噪非为吉，鸦鸣岂是凶，人间吉凶事，不在鸟语中。”但是，无可否认的是，通过人们触景生情、写诗作赋，因嗷嗷生灵的生机，触发了拳奉心灵的升华，正是生物的多样性，大大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既然，一切景语皆情语，那么，也可以说，一切鸟语亦情语了。

化不开的鸳鸯情结

鸳鸯，又叫匹鸟、官鸭，自古被人们当作爱情的象征。崔豹的《古今注》中说：“鸳鸯、水鸟、凫类，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一者相思死，故谓之匹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也说它“终日并游，有宛在水中央之意也。或曰：雄鸣曰鸳，雌鸣曰鸯”。也有人认为“鸳鸯”二字实为“阴阳”二字谐音转化而来，取此鸟“止则相偶，飞则相双”的习性。鸳鸯经常出双入对，在水面上相亲相爱，悠然自得，追逐嬉戏，风韵迷人，此情此景，勾起多少文人墨客的联想。

自古以来，就有“鸳侣”、“鸳盟”、“鸳衾”、“鸳鸯枕”、“鸳鸯剑”等词语，“鸳鸯戏水”更是我国民间常见的年画题材。而在48900余首唐诗中，直接描述鸳鸯的就有635首。其中，李白的“七十紫鸳鸯，双双戏亭幽”、杜甫的“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孟郊的“梧桐相持老，鸳鸯会双死”、苏庠的“属玉双飞水满塘，菰蒲深处浴鸳鸯”、以及“只成好日何辞死，只羡鸳鸯不羡仙”等等，无一不是名句。

杜牧在《齐安郡后池》一诗中写道：

“菱透浮萍绿锦池，夏莺千啭弄蔷薇。尽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浴红衣。”

满池浮萍，池塘微雨，鸳鸯对浴，有浪漫的自然，更有自然的浪漫，再次验证了这句名言——“只羡鸳鸯不羡仙”。

王九龄《荆溪夜泊》：

“点点渔船照浪清，水烟疏碧月脉明。小滩惊起鸳鸯处，一只采莲船过声。”

这是一幅有声有色的水乡夜游图。泛舟月下，划起涟漪，也惊起了鸳鸯一双。

鸳鸯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永恒爱情的象征，是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的表率，甚至认为鸳鸯一旦结为配偶，便陪伴终生，即使一方不幸死亡，另一方也不再寻觅新的配偶，而是孤独凄凉地度过余生，其实这只是人们看见鸳鸯在清波明湖之中的亲昵举动，通过联想产生的美好愿望，是人们将自己的幸福理想赋予了美丽的鸳鸯。

“眼里心思梦里惊，无人知我此时情。不如池上鸳鸯鸟，双宿双飞过一生。”

事实上，鸳鸯在生活中并非总是成对生活的，配偶更非终生不变，在鸳鸯的群体中，雌鸟也往往多于雄鸟。鸳鸯多在食物丰盛，取食方便的地方越冬，每年早春2月，它们就开始寻觅配偶了，找到“知音”以后，就成对活动于水田或栎树林中，偶尔也到水塘中活动。到了4月，北方的积雪尚未完全融化，它们就急不可耐地飞越平原和高山，千里迢迢地来到我国东北的长白山等地繁殖，鸳鸯的巢都筑在老龄的水曲柳、大青杨等大树的树洞里，树洞离地面很高。5月末开始产卵，每窝产7—12枚，孵化期为28—29天，整个孵化过程都由雌鸟承担，刚出壳的雏鸟只在巢中停留几天，就准备离巢了，开始时亲鸟在洞中“嗤啊，嗤啊”地呜叫，鸣声又细又急，一直持续1个小时之久，然后亲鸟先从树洞中飞出来，落到树下的水中，并且继续不停地呜叫，这时雏鸟们才伴随着“叽叽”的叫声，慢慢地爬到洞口，一个接一个地从高高的树洞中跳到下面的草地上，并很快地跟随着亲鸟下水游泳，这时常常见到亲鸟们带着6—7只雏鸟，在河边柳树下活动。雏鸟渐渐长大了，雄鸟和雌鸟便开始进行换羽，为前往越冬地的长途迁徒做准备。9月末至10月初离开繁殖地向南方飞去，迁徙时常结成10只左右的群体，有时也多达50只以上。 “萋萋麦垄杏花凤，好是行春野望中。日暮不辞停五马，鸳鸯飞去绿江空。”

为了保护鸳鸯等珍贵的水鸟资源，我国在重要的水禽繁殖地、越冬地和迁徙驿站陆续建立了许多的自然保护区，鸳鸯猕猴自然保护区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保护区位于福建省东北部屏南县的宜洋村，地处鹫峰山脉的中段，距屏南县县城30公里。这里原来的名字叫白岩溪，自古以来便是鸳鸯在福建的主要越冬栖息地之一，因此人们就把它称之为鸳鸯溪，

鸳鸯溪内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溪水清澈，蜿蜒曲折，各种怪石遍布溪中。溪畔两岸山峦陡峭，森林茂密，绿树成荫，悬崖峭壁，洞穴处处可见。新雨之后，千山流泉，万涧奔绿，即使一碧如洗的大晴天，也可见一匹匹白练，沿峭壁而降，在阳光下织出一幅五彩斑斓的锦屏。瀑布泻入涧谷后，缓缓逶迤前流，风光之胜，如诗如画。在这个空气清新，环境恬静幽美的峡谷里，每年深秋都有七八百对鸳鸯千里迢迢从北方准时飞到这里过冬。为了保护好这种珍稀动物的栖息环境，福建省于1984年在这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鸳鸯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039.5公顷。1993年，它又被批准为我国仅有的一处以观赏鸳鸯等珍稀动物为主的国家级风景名胜旅游区。

寄喻长寿吉祥的灵物

鹤在中国，堪为仙禽。《诗经》有“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汉代就有“鹤寿千岁”之说，国画中也常有“松鹤延年”图。鹤在民间历来是兆寿灵物、吉祥之鸟，故名“仙鹤”。

《全唐诗》中吟咏鹤的诗大约有百余首，其中，刘禹锡之《秋词》更是唱出了昂扬励志的高歌：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横空一鹤排空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诗人一反以往文人悲秋的传统，指引人们看那振翅高举的鹤，在秋日晴空中，排云直上，矫健凌厉，冲破了秋天的肃杀氛围，为大自然别开生面。正是这横空一鹤的牵引，把人的格调提升得更为高雅、空灵，超然物外。

鹤是湿地特有的大型涉禽，在我国有9种；黑颈鹤、白头鹤、丹顶鹤、赤颈鹤、白鹤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灰鹤，沙丘鹤、白枕鹤、蓑羽鹤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其中，丹顶鹤以其高雅的体态、优美的舞姿、富有音韵的鸣叫，美誉更在其它鹤种之上。

自古以来，在我国的诗歌，绘画等艺术作品中，对丹顶鹤的矫美形态，无不交口称赞。早在2100年前，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漆器上，就清晰地绘有丹顶鹤的图案。汉景帝(公元前156年—前143年)时的路乔如曾作《鹤赋》，开头就指出：丹顶鹤为“白鸟朱冠”。三国吴

人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更是作了细致的描述：“大如鹅，长脚，青翼，高三尺余，赤顶，赤目，喙长四寸余，多纯白”。

唐朝诗人描写丹顶鹤的句子尤其繁多，如薛能在《答贾支使寄鹤》中写道：“瑞羽奇姿踉跄形，称为仙驭过青冥”。白居易在《池鹤》中说：“低头乍恐丹砂落，晒翅常疑白雪消”。张贲也有：“渥顶鲜毛品格驯，莎庭闲暇重难群”的句子。丹顶鹤的美，在于它的整个形体的和谐一致，更在于它的美显得典雅而风流，令人难以忘怀。

“闲游华顶上，天朗昼光辉。回顾晴空里，白云同鹤飞。”(唐·寒山)

置身高端，天高地阔，心胸因之舒展。回首间，瞥见鹤翔云畔，“心同野鹤与尘远”!

鹤翔：丹顶鹤喜欢栖息于开阔的平原、沼泽、湖泊、草地、海边滩涂、芦苇丛、河岸等地带，一般成对或成家族群和小群活动，在迁徙期和越冬期，也常由数个或数十个家族群结成较大的群体，有时集群甚至多达100多只。丹顶鹤有丰满而强大有力的翅膀，飞翔姿态十分优美。北宋文学家苏轼在《后赤壁赋》将一个后来在其梦中已化为道士的孤鹤描述为“翅如车轮，玄裳缟衣”，其中黑裳白衣指的是丹顶鹤的羽色，而翅如车轮则表明其翅膀宽大而有力，为其善于飞翔的习性提供了条件。此外，丹顶鹤还具有非凡的体质，正如王象晋所说的“翔于云，故毛丰而肉疏”，现代科学证明，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而且它在迁徙的时候，常常排成巧妙的楔形，使后面的个体能够依次利用前面个体扇翅时所产生的气流，从而进行快速、省力，持久的飞行，时速可达40公里左右，飞行高度可以超过5400米以上，而且能够边飞边鸣。因此，唐朝诗人张九龄所写的《羡鹤诗》中赞道：“欢呼良自适，罗列好相依。远集长江静，高翔众鸟稀”。

鹤唳：丹顶鹤高亢、宏亮的呜叫声，可以传到3—5公里以外，早在3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我国第一部诗集《诗经小雅》中，就有《鹤鸣》篇：“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毛诗陆疏广要》也有“鹤知夜半，其鸣高亮，闻八九里”之说，曾经有古老的传说：在会稽(今江苏东部、浙江西部)的雷门鼓内，曾有仙鹤飞入，因而洛阳都能听到鼓声。后来仙鹤离去，鼓声也就传不了多远了。

我国古人对丹顶鹤的鸣叫声曾赋予很多的寓意。唐朝初年，虞世南在《飞来双白鹤》一诗中写道：“扬景过伊洛，流声入管弦”、“危心犹警露，哀响讵闻天。”大约200年以后，诗人章孝标在《闻云中鹤唳》中也写道：“翩翻索碧落，嘹唳入重云。”这些句子都是说丹顶鹤的鸣声嘹亮、高亢而略带悲凉，可以直入云霄。

我国古代管弦乐家也曾从丹顶鹤的鸣叫中得到过启示，汉朝蔡巨在《琴操》中讲述道：商陵人牧子为人所逼而出妻，妻中夜悲啸，牧子闻而援琴唱道：“痛恩爱之永离，叹别鹤以抒情。”这就是古曲“别鹤操”的来历。其中好象有两层含义，就其内容而言，丹顶鹤是象征爱情专一的鸟类，所以是不应该离别的，而当因无奈而必须永别时，则无疑是悲痛万分的；就其音调来说，丹顶鹤的鸣叫和人的啸声，都非常激越而悲凉，引入琴中，能较好地表现出悲愤的主题。古人对于音阶，有宫、商、角、徵、羽五音之说，唐朝白居易在其戏作《鹤答乌》中说：“吾音中羽汝声角，琴曲虽同调不同。”诗中尚有自注：“别鹤怨在羽调，乌夜啼在角调。”如果按五音之外再加变徵、变宫的七音计数，羽调要比角调高三个音阶，由此可见反映鹤鸣的羽调，处于高音域之中。白居易在其《霓裳羽衣歌》中还有“映鹤曲终长引声”之句，说明他曾用悠扬脱俗的鹤鸣来表现和渲染仙真佳境。

丹顶鹤鸣声的音调和频率因性别、年龄、行为、环境条件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叫声不仅是配偶间和群体成员之间的传情和联络，而且也常用来表示骚动和对危险的警戒，但更重要的则是作为婚偶舞蹈的伴奏曲，繁殖期的雄鸟在与雌鸟对鸣时，头部朝天，双翅频频振动，在一个节拍里发出一个高昂悠长的单音，雌鸟的头部也抬向天空，但不振翅，在一个节拍里发出两三个短促尖细的复音。这种“二重唱”不仅是对爱情的表白，也是对企图入侵者的警告，而且还能促使雄鸟和雌鸟性行为的同步，保证繁殖的成功。

鹤舞：丹顶鹤舞蹈的全部生态意义目前尚不十分清楚，但显然并不只是一种求爱行为，而很可能是某种情绪或刺激在特定场合下的外部表现形式。舞蹈的主要动作有伸腰抬头、弯腰、跳跃、跳踢、展翅行走、屈背、鞠躬、衔物等，但姿势、幅度、快慢有所不同，而这些动作及其后续动作，又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弯腰——伸腰抬头——头急速上下摆动；展翅——伸腰抬头——弯腰；伸腰抬头——弯腰——脚朝下跳跃，展翅弯腰——弯腰行走——颈部和身体呈“八”字形展翅衔物——展翅行走；衔物——跳跃拋物——不变位的体旋转，靠腿力或扇翅做跳跃，弯腰动作等。这些动作大多都有比较明确的目的，例如鞠躬一般表示友好和爱情；全身绷紧的低头敬礼，有表示自身的存在、炫耀、恐吓之意；弯腰和展翅则表示怡然自得、闲适消遣，亮翅有时表示欢快的心情等。

丹顶鹤的舞蹈大多是由几十个、几百个动作的连续变幻，简直妙不可言。南朝宋文学家鲍照在《舞鹤赋》中用：“众变繁姿”、“态有遗妍，貌无停趣”、“轻迹凌乱，浮影交横。”的句子来赞美丹顶鹤的舞蹈，说它那“始连轩以凤跄，终宛转而龙跃”的舞姿使得风流善舞的“燕姬色沮”也相形见绌。丹顶鹤如此动人的舞姿，自然也要引起古代艺术家们的喜爱，在河南南阳汉画馆珍藏的汉砖《鹤舞》上，就有对双鹤舞姿的生动描绘。

丹顶鹤需要洁净而开阔的湿地环墳作为栖息地，所以是对湿地环境变化最为敏感的指示生物。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使丹顶鹤的栖息地不断变为农田或城市，例如吉林省西部的月亮泡曾是丹顶鹤的繁殖地，后来人为进行围湖筑堤，使堤内水位上涨，挺水植物带基本消失，堤外湖滩干涸，垦为农田，丹顶鹤也从此绝迹；又如江苏北部的邵伯湖与高邮湖之间的沼泽地带，曾是丹顶鹤的越冬地，近年来每年到该地渔、牧和狩猎的人不断增多，增加了人为干扰，以及拣卵、偷猎等，使丹顶鹤的数量急剧减少。目前全世界的丹顶鹤总数估计仅有1500只左右，其中在我国境内越冬的有1000只左右，如何保护好丹顶鹤以及它们的生存环境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关注。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建立的以保护丹顶鹤为主的自然保护区已经超过18个，其中的吉林向海、湖南东洞庭湖、青海鸟岛和江西鄱阳湖等还被列入国际上的拉拇萨尔条约保护湿地目录之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黑龙江省松嫩平原西部的齐齐哈尔市东南30公里的扎龙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首批建立的两个水禽湿地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之一，面积达21万公顷，这里90％以上是芦苇沼泽地，浅水中水草丛生，鱼类及蚌螺等十分丰

富，是水禽理想的栖息地。原野坦荡，溪流纵横交错，湖泡星罗棋布，苇高草密，一望无际。据调查，保护区内有各种鸟类200多种，特别是种类繁多的鹤类资源，更为引人瞩目，在我国所产的9种鹤类中，扎龙就有丹顶鹤、白枕鹤、蓑羽鹤、白鹤、白头鹤和灰鹤等6种，成为驰名中外的鹤乡。此外还有白鹤、黑鹳、大天鹅、白琵鹭、大鸨和猛禽等20多种珍稀鸟类，是名副其实的鸟类天堂。

说吉遭凶话乌鸦

乌鸦，又名老鸦，今人无端地认为乌鸦是凶鸟，它一张嘴就是“乌鸦嘴”，没好事，什么“乌鸦当头过，无灾必有祸”，其实，古人曾把乌鸦作为慈鸟、孝鸟，甚至祥禽来看待的，因为它们“母哺六十日，反哺六十日”。《禽经》中有“慈乌曰孝鸟，长则反哺其母”。三国时，吴国孙权见大群赤乌集于殿前，认为是大吉之兆，便改年号为“赤乌”。历史上，白乌的出现则被认为是对德政的肯定，所谓“王者德政至鸟兽，则白乌下”。所以，成语中既有“乌合之众”这样的贬义词，又有“爱屋及乌”这样的褒义词。而在唐诗中，吟咏乌鸦的诗竟有1031首之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张继的《枫桥夜泊》

“月落乌蹄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首脍炙人口的《枫桥夜泊》堪为描写夜景的千古绝唱，处闹市而泊客船，把离人的一怀愁绪，点染得淋漓尽致。霜月乌啼、渔火愁眠，已经构成一幅幽寂清冷的画境了，而卧闻山寺夜钟，孤舟客子的种种难以言传的感受也就尽在不言中了。

“门前春水白花，岸上无人小艇斜，商女经过江欲暮，散抛残食饲神鸦。”(唐·孙光宪)

乌鸦和喜鹊本是一个属的鸟类，只因相貌和叫声相去悬殊而被人看作是正反两极的代表，它们同为鸦科，鸦科鸟类在我国有30多种，仅名字中带“鸦’字的就有：松鸦、北噪鸦、黑头噪鸦、褐背拟地鸦、星鸦，红嘴山鸦、黄嘴山鸦、寒鸦、家鸦、秃鼻乌鸦、白颈鸦和渡鸦等18种。

乌鸦是非常聪明的动物，首先表现在善于学习。渔民在隆冬时节，常常把渔竿搁在冰窟窿中钓鱼，大嘴乌鸦利用渔民不在的机会，用嘴叼着钓鱼绳，把绳子拖到离冰窟窿一定距离的地方，这样一次又一次拖着，直到钓鱼绳到头，鱼钩上出现活蹦乱跳的鱼。它们美餐一顿之后，叫上几声便飞走了。

大嘴乌鸦比狗的智商要高。科学家通过对栖息在城市里的大嘴乌鸦进行解剖后发现，它的脑重量大约有10克，是鸡的两倍。它的脑神经细胞的密度也达到鸡的5倍，而且具有高智能动物所特有的那种排列结构。

在盛产核桃的地区，成熟落地的核桃便成了大嘴乌鸦的喜食之物。最初大嘴乌鸦是将核桃从高空拋下，摔碎再食。不知何时，一所汽车教练场一带的大嘴乌鸦“发明”了一种新办法：它们等着红灯亮，然后将核桃放在汽车前进的路线上，等车一启动就马上飞走；汽车碾碎了核桃，大嘴乌鸦则坐享自己的美食。如果车轮没压到核桃，大嘴乌鸦会再把它们移正。汽车变成了大嘴乌鸦的大型核桃碎壳机!

小嘴乌鸦也非常聪明。科学家把一小篮食物放在一个透明的柱状瓶子底部，看小嘴乌鸦如何获取这些食物。它很快用较柔软的植物茎制作了一个钩子，把它伸到瓶中钩到了篮柄。在自然环境里，小嘴乌鸦可以很细致地撕扯树叶，把这些撕扯后的树叶当成梳子，用它们捕捉树干内的昆虫。

同样聪明的还有渡鸦，科学家发现，渡鸦懂得制造工具，并会使用工具，它能用嘴把一根树枝上的细枝准确无误地一一除掉，剩下主枝，顶端还留下一个小杈，然后用嘴直叼或斜叼，将树枝伸进树洞里，通过头部的反复抖动，把藏在树洞里的蜘蛛、昆虫或其他幼虫掏出来食用。当它从一棵树飞向另棵树觅食时，它还会用爪子抓住那根用过的树枝，随身带住，反复使用。

我国古代，有“北人喜鸦恶鹊，南人喜鹊恶鸦”的说法。在北方，乌鸦还与很多优美的民间传说发生着联系。最典型的是《满洲实录》中有如此记载：有三个仙女下凡至长白山天池沐浴，一只乌鸦将口衔的一粒朱果置于湖边，结果一位仙女不慎吞食之后怀孕而无法飞天，后来就生下了满族的先人爱新觉罗 布库里雍顺。再后来布库里雍顺的儿孙们过于暴虐而导致部属叛变，进而纷纷招致杀身之祸。最后只剩下一个叫樊察的男孩儿，被乌鸦及时栖身伪装成枯木的样子才保住了性命。清朝历代皇帝为了铭记祖先创业艰辛而以乌鸦作为图腾之物，每年的二月和八月间，都要在沈阳故宫和北京故宫的空地上撒谷饲鸦，并没专人守护“圣鸦”。久而久之，紫禁城里的乌鸦成了一大奇观：“每展出城求食，薄暮始返，结阵如云，不下千万。”(《清稗类钞》)这可能是有史以来，乌鸦所享受到的宠爱有加的最美好时代。

其实，乌鸦只是鸟类中的“平民”，民间不是有一句“凤栖梧桐，鸦噪枯枝”的俗语吗?显然，乌鸦既不必成为让人景仰的“圣”鸦，也不应成为供人憎恨的“巫”鸦，据说，乌鸦的两只眼睛，一只用来看光明，另一只用来看黑暗，却不知它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前景的。

陶醉之余的企盼

也许是作为环保人士的诗评或是一种环保情结的彰显，笔者在一些唐诗中，竟然发现了环境保护的元素，如这首脍炙人口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天寒地冻，生灵绝迹。诗人被贬，同样意冷心寒，却不甘寥落，在逆境中卓然独立，孤舟独钓。但是，古代诗人意料不到的是：如今地球生态破坏，物种灭绝，生命之网日趋崩溃，从物种绝灭与人类危机的因果关系看，这句古诗竟然道出了其中真谛：“千山鸟飞绝”终究会导致“万径人踪灭”的。资源枯竭，孤独的渔人已无鱼可钓，只剩“寒江雪”。

如果说以上推断尚是笔者在危言耸听，那么，从我国诗歌三千年来的流变来看，就愈发使人惊悚了。

《诗经》是一部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风土人情的、由孔子删编而成的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包括风、雅、颂三部分，共305篇。其中述及动物的有48篇，占总数的16％，涉及的动物达109种，平均每三篇就有一种动物。其中的兽类26种、鸟类42种、鱼类14种、两栖爬行类7种、昆虫类及其它动物约20种。

《楚辞》为战国时期楚人屈原、宋王等写的辞赋共17篇，其中涉及到兽类2：种、鸟类27种、两栖爬行类8种、鱼类6种、昆虫类u种。另外，还有非现实动物7种。

诗歌发展到唐代，律诗登峰造极，但在48900余首唐诗中，动物所占的分量却远不如《诗经》、《楚辞》了。是什么原因造成动物作为远古丰富的诗歌因子，到了后来却每况愈下呢?是人类对生态的破坏!如果说《诗经》时代的人们可以直面自然的鸟兽，到了唐代，则多被园林化的生活方式所取代，人类与动物的审美关系逐渐弱化，而到《元曲》的时代，则更显寥落。《元曲》中出现的动物仅仅19种：9种鸟、2种兽、2种鱼、6种昆虫，动物作为文学作品中曾经不可或缺的文化内涵，已属寥寥。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鸟人”、“几多黄粉委红泥，野鸟如歌又似啼”。

我们在热切地企盼着这如歌如画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能再次回来，永驻人间!

篇5：《登高》杜甫唐诗鉴赏

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

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杯。

篇6：《剑门》杜甫唐诗鉴赏

“四川保宁府：大剑山在剑州北二十五里。其山削壁中断，两崖相嵌，如门之辟，如剑之植，故又名剑门山。”杜甫于乾元二年(759)十二月携家眷从秦州同谷转徙成都时，途经此地，他惊叹于地势之险要，联想到由藩镇强大造成的安史之乱，意识到剑南之地容易被军阀负险自固、割据称雄，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深深忧虑。

这首诗的开始八句，突兀而起，描写了作者初见剑门山那种惊愕的神态。如此奇险、雄壮的大山，真是地造天设啊!山山相连环绕西南，山上的石头犄角都指向北方。两崖高耸，仿佛墙壁，砌垒之状，宛如城郭。只要有一个人怒而据守，即使百万人也莫敢近前!这些生动的描写，一方面是采用赋的手法，直接描绘山势的雄奇、险要和壮伟，展现了壮阔宏大的气势，十分形象，使人如临其境。杨伦说：“宋祁知成都至此，詠杜诗首四句，叹伏，以为实录。”(《杜诗镜铨》)诗中用“险”字、“壮”字来形容剑门，全篇都从这二字生发开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诗中采用了赋中有兴的手法，寄寓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尤其是“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二句，意蕴丰厚，耐人寻味。”浦起龙《读杜心解》说：“俱以地险易动立论”，“抱西南，见曲为彼护;角北向，见显与我敌。

末欲铲叠嶂之根。”诗人从险峻的山势中，已经清醒意识到，这样险要的地理环境，容易被野心家所利用，随时都有脱离中央王朝，地方割据的危险。“石角”，表面是写山，其实是象征那些居心叵测的地方军阀。

在具体描写的`基础上，作者针对时事，抒发议论。

诗人先写当前朝廷剥削百姓，珠玉等物日往中原，故蜀民穷困，以至岷山、峨眉山也为之气色悽怆。其中“走”字系由《韩诗外传》中化用而来，卷六云：“夫珠出于江海，玉出于昆山，无足而至者，犹(同由)主君好之也。”这就委婉曲折地指出了唐王朝对四川人民的苛敛和搜刮，从而揭示了天下致敌之由。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又从历史的角度抒发议论。回想上古时代，四川未通中原，那时人们不分彼此，连鸡犬也是随便放的。而夏商周之后，虽对远方实行怀柔政策，但其设官受贡，开了后世苛捐猛征之先，并且对跋扈之徒也逐渐失去了控制，致使地方军阀高视阔步，称王称霸，彼此互不相让，厮杀得难解难分。这些议论，句句是说历史，而句句又联系着现实。

最后四句，诗人直抒胸臆表达对发动战争，割据祖国之人的强烈愤怒，和对祖国前途的忧虑。我要谴责天公，真想铲平这重山叠嶂;想到割据一方的事将来会不时发生，我不禁临风惆怅、沉默无言了!这最后四句十分重要，是全诗的关键所在。“罪真宰”、“铲叠嶂”云云，与篇首对险、壮的极力描写，遥相呼应，使上面的描写落到实处;“恐此复偶然”，又是对“併吞”、“割据”等议论的总结，并进一步表达了对今后形势的忧虑。陈贻焮先生说：“诗人所虑者有二：一，剑门天险，利于军阀扼险割据，古已有之，今亦难保无虞;二，天府之国，物产丰富，若诛求太过，难免结怨生乱。这也就是这首诗的主旨。”(《杜甫评传》中卷)这深深的忧虑，使得全诗的结尾显得更为沉郁有力。然而，作者在最后一句，却又有意宕开一笔，“临风默惆怅”，生动地画出了诗人欲言难言的形象，隐隐透露出无可奈何的情绪，给人以悠然意远之感。诗歌突兀而起，经中间的转折变化，到最后的稍稍宕开，全诗象狂澜陡涨，腾挪跌宕百姓流转，把作者心潮变化的过程，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领悟到雄奇阔大、苍茫浩远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