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家具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

明清家具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通用10篇）

篇1：明清家具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历数千年我国文化代代相传。为了可以使后人了解中国的文明历史，现代的专家不断的进行研究。能够体现中国文化的物品很多，如瓷器、字画或是铜币等等。每个朝代都有不同的特征而每个朝代的物品都体现了各个朝代的特点。因此要想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研究古代的物品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明清时代的家具就能够很好的体现中国明清时代的文化。

明清时代是具我们比较近的时代，也曾具有繁盛的时期，因此了解明清时期的文化是专家的必要任务。在明清时代，家家户户都需摆放家具，而且摆放的位置都有所讲究，因此要想了解明清的文化可以通过对明清物品的了解得知。

明代可以说是汉人掌管天下，因此主要的文化都是以汉人的习俗为基准的，家具的创造与制造者都是符合汉人的喜好来打造的，并且结合前朝遗留下来的文化与发明，不断的革新从而制造出符合明代特点的家具。明代的家具除了在结构上使用了复杂的榫铆外，造型工艺术也充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因而它是传统的、体现文化的艺术品，并且具有艺术性，科学性，实用性。

明代家具的风格特点，概括起来，可用造型简练、结构严谨、装饰适度、纹理优美四句话予以总结。以上四句话，也可说四个特点，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明代家具的风格特征。

清代家具的发展是最贴近现代的，也是在明代家具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得来的，清代是满人掌管天下的。因此满人的习俗影响了家具的发展方向，匠师们根据满人的爱好纷纷设计家具的样式，因此与明代汉人的习惯有所差距。清代家具的发展经历了近三百年的历史，从继承、演变、发展，以至形成为自己的独立风格，这主要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初至康熙初期——明代家具风格的延续;第二阶段是康熙末，经雍正、乾隆，至嘉庆期间——清式家具初露端倪，造型厚重，装饰华丽;第三阶段是道光以后至清末——社会动荡，文化混杂的粗制家具期。

可见在整个三百年的历史中，可以堪称“清式家具”的时期仅为第二阶段，与此同时，我们不难发现，家具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政治的环境密不可分。因为只有在第二阶段中处于盛世阶段国力昌盛，故将“清式家具”中无不流露出霸气、厚重、尊贵和华丽。而且盛世家具风格的形成，与清代统治者所创造的世风有关。在家居风格中表现了从游牧民族，到一统天下的雄伟气魄，代表了追求华丽和富贵的世俗作风。由于过分追求豪华，而带来一些弊端，也是存在的。但是，清式家具，利用多种材料，调动一切工艺手段来为家具服务，这是历来所不及的。可以说，清式家具有许多经验可谈，也有许多优点可取。其风格独特，便是最为有力的证明。

家具的选用是经济水平，欣赏品味、社会地位的综合体现。对于购买家具，年轻人通常喜欢购买一些价格经济实惠，造型时尚另类风格的产品，而对于大部分的中年人，则讲究的是除了结实耐用，大方美观之外，同时在家具中的细节追求展现一种优雅与稳重。在同一时期不同年龄群体对于家具的喜好有很大差别，不难得知，在不同朝代，文化在家具中的体现更是各不相同。

追溯明代家具制作，明代家具的制作灵感来自汉唐时期，经典明式家具主要应用于宫廷及官宦之家，其形制则在浑厚古朴之中增入诸多华美艳丽的雕饰以展示其贵族气象，在家具中中极见当时文人追崇古朴自然、不尚浮华的风气，不过很遗憾，大部分人都不曾得知这一深入含义。首先，明式家具的发展与演变始终是尚古朴与尚华丽两种审美观念并存。其次，代表经典明式家具制作的宫廷家具恰恰体现了追求华美雕琢而兼含古朴内致的审美取向。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可以说，明式家具之雕刻艺术风范，恰恰是孔子所提倡的“文”、“质”相兼的美学情趣之绝佳体现。

作为家具自然离不开雕刻。而这些雕刻无不显示出当时劳动人民和社会推崇的文化层面。明式家具雕刻是我国雕刻艺术的集大成，就雕刻内容而言，大凡山水人物、飞禽走兽、花卉虫鱼、博古器物、西洋纹样、喜庆吉祥等无所不包，丰富多彩。我们经常从雕刻中发现盘龙游凤，可以说，龙凤呈祥是我国千年文化中的经典之作。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它刚强劲健，富于变化，性猛而威，能兴云作雨，封建时代用龙作为皇帝的象征。龙纹多刻饰于宫廷及皇族使用的家具上。风，古人称之为神鸟，百鸟之王，出于东方君子之国。每当天下大宁，其声若箫，清高雍容。这足以显示出当时社会对于王权的尊重和景仰;人们在对于吉祥花卉和人物的雕刻中则主要体现出饱满豪放的文化基调。

明式家具的雕刻艺术与先秦两汉传统艺术一脉相承;与同时期其他工艺制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展示了明清两朝民族文化的精神，既表现了帝王富丽华贵的生活，也表现了文人崇尚高雅的心境，同时又反映了平民企望祥和幸福的美好愿望。

在此之后，清代的家具在明代家具的基础上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开发了很多明代所没有的家具，也为清代的文化增添了一份色彩。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清代家具的装饰装饰题材，在清式家具晚期，达到高峰。可以说，任何一个画面，任何一个图案的组合，都必含有吉祥、富贵的寓意。采用象征、寓意、谐音、比拟等方法，创造出许多富有生活气息的吉祥图案。如“鹊上梅梢”(喜上眉梢)、“麒麟送子”、“松鹤万年”、“五蝠捧寿”(五福捧寿)、“双鱼吉庆”、“五福齐来”、“葫芦万代”、“富富有余”、“多福多子”等。很受群众喜爱，以至于延用至今，这贴切传达了当时社会中百姓对于当朝政府的盛世歌颂和对美好生活的殷切向往，在家具中将美学、人文还有民情风俗自然地融入了家具的制作中去。

在一些细节方面，明清时期的家具多为棕色，因为明清时期的人都比较喜欢木材的原色，喜欢事物原本的面目，因此木匠们运用木头的原色制造了很多家具，例如床，桌子等等，而床又是文化的一种反应，明清时期的床多为木质的床，整个床都是用木材制作，结实、耐用，而且在床上只铺有薄薄的褥子，因此明清时期的床是十分硬的，不像现在的床都是由弹簧或是钟组成的，柔软舒服，但是对于健康来说还是原本的木床比较好。

综上所述明，明清时期的文物体现当时时代的文化状况，反映了当时人们生活的环境与精神内涵。作为我们华夏子孙中的一人，可以看在对于文物的关注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只有了解过去才可以不断的创造未来，了解我国文化也是对于传统传承的一种重要实践，家具是体现文化的重要物品之一。因此，可以说清时期的家具能够透彻地帮助我们了解明清两代的文化发展和历史积淀，保护和弘扬我们民族文化也是我们每人应尽的重要责任。

篇2：明清家具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

校训是学校教育理念、治学风格的高度概括，是学校办学传统与育人目标的集中体现，是最能反映学校特色和教育价值取向的根本标志之一，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环境等的差异，中西方学校的校训各有特色，中西方教育价值的取向也体现在校训中。

几个东方名校的校训如下：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崇德、博学、创新、求实

北京一零一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笃志、博学、质朴、方正

南开中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饮水思源爱国荣校

再看西方名校：

伊顿公学：愿伊顿欣欣向荣

哈罗公校：愿幸运之神降临此地

美国圣保罗学校：伴随责任的自由

威斯敏斯特中学：仪止大方

温彻斯特公学：礼貌造就绅士

从校训的整体上来看，中国大学的校训内容繁杂，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多元追求和崇尚，而西方的校训则相对集中在“真理、知识、自由、主、人生”这几个方面。两种不同的气韵：一种是冉冉凝重于庙堂；一种盈盈萦绕于四野。中国的文人向来讲究“礼义廉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学校的校训和东方的教育一样，承载了太多的道德、抱负、人文理想，士大夫情怀，吐纳之间担负铁肩责任，这种情怀在心底扎根一生。而西方人则尊崇纯粹的真理、自由和天上的神灵，置身于浩然天地，自然、轻松、不自我施压，却自觉追寻光明和真理。

篇3：明清家具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

从事物存在的角度来看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是客观的, 人的智力和精神是相对主观的, 他们共同影响着文化制度和文化形态。这里仅以中国的居民建筑文化为例, 谈谈两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总的来说, 建筑具有种族领域性特征, 换句话说, 具有乡土特色和民族风格。一个民族, 一个特点的地理领域, 必然会创造出富有特定的民俗乡情的建筑风格。大而言之, 一个文化共同体, 会创造出相近的建筑风格, 如欧洲建筑、阿拉伯建筑、东南亚建筑等;小而言之, 在一个特定的民族内的不同的地域或不同的群落, 其建筑风格也会各有不同, 如中国汉民族各地的民居, 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园林, 风格就大异其趣。

民居是与“宫式做法”相对应的建筑形式。它与统治阶级的宫殿、府邸、坛庙、陵园、园林建筑不同, 是以较为经济的方式, 较为廉价的方式, 较为简单的结构, 以满足居住和生产为主要目的, 因地制宜, 因材致用地建造出来的。因为讲究实用所以风格自然淳朴;又因为地理条件的不同, 建筑材料的限制、人文背景的差异, 所以各地的居民都独具特色。

中国幅员辽阔, 民族众多, 相对于其它国家, 居民的形式更显繁复多样。维吾尔族的平顶住宅, 蒙古族的毡包, 藏族的碉房和垒石住宅, 白族的“三房照壁”, 傣族的干阑式住宅, 湘西苗族的“吊脚楼”, 西北的窑洞, 福建客家的土楼, 皖南的明式住宅, 北京的四合院……这些建筑, 有的细腻, 有的粗狂;有的轻巧, 有的厚重, 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一地的民居反映一方的风土,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民居中得到最好的解释;一方的居民反映一方的文化, 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在民居中得到充分的展现。毡包、窑洞与干阑式住宅, 最为文化典型地反映出一种生活智慧;皖南的住宅、北京的四合院, 充分地反映出一种生活的智慧;福建的土楼则反映了某种儒家的宗法观念和伦理情愫。北方山地文化和江南水乡文化, 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 在民居中得到深刻而集中的体现。

在西方, 四合院被视为中国民间建筑文化的象征。四合院虽然在北京较流行, 其他地方也不少见。其朝向一般是坐北朝南, 大门爱开向东南角, 暗喻紫气东来, 寿比南山之意。比起四合院, 福建的土楼在规模上更宏大, 更显气势。土楼虽然大小不一, 但因客家往往聚族而居, 一般都体积巨大。土楼的主人一般为北方的大族, 在动乱的年代里举族南迁, 却遭到当地居民的排斥和地方恶势力的滋扰, 于是,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便建起了这样的“土围子”。今天, 这些矗立在碧绿的山坡、田野, 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的土楼, 已成为学者和游人心中的最美的风景。

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 新石器时代, 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流行穴居、半穴居及地面建筑;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流行地面建筑与干阑式建筑。现在的西双版纳傣族的干阑式住宅与西北黄土高原的窑洞可以说明中国最具有原始风味的两种建筑形式。我们虽然不能把当今傣族的住宅与古时的干阑混为一谈, 但它的干部架空、上部居住的基本构架与古时的完全相同。黄土高原的窑洞属于另一种建筑类型──穴居。窑洞在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较为普遍, 人们在天然壁上横向开凿长方形房间, 是数洞相连, 形成一个地下院落;也有的同时在岩壁上凿出数层, 形成一个天然的土楼;有的还在岩外建起房屋, 使其与窑洞相连;还有的在平坦的岗地上开挖出方形或矩形的深坑, 然后再沿着坑面开凿窑洞。所有建筑种类中, 窑洞大概是唯一称得上与自然混为一体的建筑了。

地理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居建筑的风格与样式, 而人的智力又使得民居建筑各具特色, 有着自己的精神与内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 任何事物现象, 存在永远是第一位的。存在决定意识, 意识就是建立在存在之上的, 有很多人日出而耕, 日落而归, 劳碌一生, 平凡无为;但生存不等于生活, 他们在生存的空间决定了他们意识的质量, 而他们的意识质量又决定了他们存在的有限价值;如果我们抛弃意识对于存在价值因素, 依照机械的物质存在的观点而论, 爱因斯坦和一个农民是相等的, 托尔斯泰和一个文盲是相等的;重要的是意识使得存在的意义发生了不可比的差距。

篇4：明清家具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中国正一步步走向富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物质水平提高的同时，人们越来与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装饰符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蕴含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是古代人民表达自己对生活美好向往的寄托。中国传统装饰符号是中国所特有的文化，其传承与发扬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显的尤为重要，下面我们就中国传统装饰符号展开一系列讨论，希望对传承传统装饰符号、发扬传统文化有所帮助。

1.中国传统装饰符号的含义

符号是一种标志，一种象征。中国传统装饰符号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它不仅具有一般的符号所具有的属性有其自身特定的文化内涵，不仅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文明，也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文明，它本身的存在表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2.中国传统装饰符号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体现

（1）现代家具设计对传统装饰符号的直接应用

中国传统符装饰符号历经千年洗涤，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符号，更多的承载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变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造型独特，成为现代家具设计的灵感来源，形成了别树一帜的中国风家具。中国传统装饰符号自带的古朴美与典雅美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欢迎，它以其原生态的气息吸引着广大的顾客。同时，中国传统装饰符号承载着丰富的内涵，就以传统装饰符号中的图案纹样来说，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象征意义表达的是祈求吉祥如意，很多动物、植物都被赋予了象征意义，例如“花开富贵”中象征富贵的牡丹，“竹报平安”中象征平安的珠子，象征夫妻恩爱的鸳鸯，象征福气的蝙蝠等等。每一种植物、动物、文字、数字、符号都有其特殊的含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独有的象征意义，我们要加强这些传统吉祥图案在现代应用中的符号性特征，使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象征意义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2）装饰符号手法的创新

装饰符号在传统的手艺中只能表现为剪纸、雕塑、画作等等，原先的单一的表现形式的需要得到改进，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装饰符号的表现形式大大增加，尤其是在家具设计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我们要创新装饰符号的创作手法，在中国传统装饰元素中增添一些目前的流行因素，做到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吸取外来文化中的优秀的养分，用全人类的知识来武装自己的民族。弥补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封闭与不足，加入现代的元素，让中国传统装饰符号更加生动形象，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爱和接受中国传统装饰符号。当然，创新中国传统装饰符号的同时要注意保持中国传统装饰符号自己的特色。

（3）家具设计用色鲜艳亮丽

民俗文化观念很大程度的影响了传统装饰符号的创作，中国传统装饰符号的色彩的采用也是中国民众的心理的表现。研究发现，中国传统装饰符号中最常用的颜色为红色、黄色。这些颜色都有其各自的代表意义，以红色为代表来说，红色在中国人民传统的观念中一直是喜庆的代表，每逢喜庆的日子例如嫁娶、老人过高寿、小孩过周岁都要采取红色作为宴会厅的布置颜色，代表着大吉大利，喜气洋洋。由此可见，中国的民众追求热闹喜庆、渴求生活幸福美满的心理。

（4）传统装饰符号作为一种文化立场应用于现代家具设计

传统装饰符号在现代家具设计中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装饰元素出现，它更多的是承载着一种文化内涵，传统装饰符号中的图腾、书法、吉祥图案、造型设计中都蕴含着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现代家具设计中的传统装饰符号的应用不仅是一种元素的应用，更是现代家居设计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好祝愿、儒家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中庸”等理念与现代社会生活追求原生态的想法不谋而合，深深的影响了现代家具设计，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在现代中的应用并不只是简单的艺术品的设计，它的实质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在探索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在现代应用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继承中国传统装饰符号中的优秀文化，使之与现代家具设计形成完美的融合。

结束语

中国传统装饰符号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它更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是中国人民民俗心理的展现。将传统装饰符号与现代家具设计相结合，不仅能够创作出供人们使用或欣赏的物品，它更多地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我们不仅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要不断的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中国独有的魅力。

篇5：明清家具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

“礼”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深远。自三代以来，礼就开始统治和规范着人们生活，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饮酒的行为也被礼所规范着，并产生相应的酒礼文化。《说文解字》酉部收录了七十五个字，分别可以按照酒之本身，造酒材料与造酒方法、酒的种类、酒的味道、酒的颜色、饮酒礼节、有关酒的仪式、饮酒的神态以及酒的作用来分类。其中，有15个字反映了古代儒家酒礼文化，折射出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

一、酉部体现酒礼文化的原因

（一）酒的特点及功用

酒是用粮食发酵而成的含有乙醇的液体饮料，适量饮酒能促进血液循环，通经活络，祛风除湿。但过度饮酒不仅会严重损害身体，并且醉酒人会做出许多有失礼仪的行为来，酿成严重后果。因此，《说文》对酒的定义即从酒对人性情的影响出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同时《说文》还从酒的起源传说中证实酒对人性情影响：“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禹有此行为，就是因为酒味美且能乱性。

（二）儒家文化的要求

儒家文化倡导血亲人伦、修身存养，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但酒这一“魔浆”“祸泉”容易让人沉湎其中，举止怪异，道德丧失，这就不能修身立业，更谈不上治国平天下了，这就有违儒家文化对人的种种要求。因此，奉行中庸之道的儒家文化在饮酒方面也倡导节制有度，遵礼守节，倡导酒礼、酒德。

二、《说文酉部》所体现的儒家酒礼文化

人类在物质上有所满足后也追求精神上进步，他们不断规范自己的行为，即使在日常饮酒时也很注意量与行为状态的把握，力求达到共同行为规范和审美认识。早在西周时人们就对饮酒的礼仪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仪礼乡饮酒礼》中详细记录了乡饮酒礼的规定，简而言之，即“时”、“序”、“数”、“令”。严格的酒礼文化使古人养成了一种自制、内敛的作风，即使在饮酒时也彰显出儒家文化。

1.尊老敬神

《礼记乡饮酒义》记载了酒礼中人们尊老重贤的思想。“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五十岁的人在六十的长辈的面前站着侍奉，为了表现敬老的礼节。而且年龄越长的人使用的器皿数量越多，同样也是体现出对长者的尊敬，越长提供的食物越丰富。古人宴饮时在座次的安排上是很有讲究的，只有年老和德高望重者在能坐在主宾座，而主人敬酒时也是从此开始，体现了长幼尊卑有序。《说文》：“酬，主人进客也。”“醋，客酌主人也。”段玉裁在“醋”下注：《彤弓》笺曰：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又饮而酌宾谓之酬。作客人家，以客为尊，主人向客人敬酒为“献”，客人回敬主人为“醋”，主人饮完之后再向客人劝酒叫做“酬”。

由于生产力发展的有限，古人对于自然界的很多现象无法理解，于是认为在冥冥之中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在左右着社会的发展，而神仙则拥有这些神秘力量。因此，古人对想象中的神仙倍加礼遇，以期获得庇佑。故在祭祀神仙的时候，古人就将珍贵的食物采取特殊的形式奉献给神仙。“，礼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鬯酒，是为。象神歆之也。”《春秋传》曰：“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酒。”此条详细描述了一种祭祀的方式，即将酒浇在捆束在一起的茅上，酒从茅上渗透下去，像神喝了酒。还有一种祭神方式，就是将酒洒在地上。“酹，祭也。”段注：“《广韵》曰：‘以酒沃地。’”《说文通训定声》：“以食曰，以酒曰酹。”

2.重礼知度

酒的酿造需要耗费大量的粮食，因此在生产力有限的古代，饮酒是一种奢侈的事。再加上酒的特殊属性，多饮能让人丧失理智，做出一些为社会道德和法制所不容许的事情来。因此，历来的`统治者和有识之士，都倡导饮酒有度：一是酒为珍贵之物，不能随意饮用，只有在重大的节日和重要的日子里才能饮用，体现了古人对礼数的重视。《说文》：“醮，冠娶礼，祭。”《玉篇》酉部：“冠娶妻也，礼祭也。”《仪礼士冠礼》：“若不醴，则醮用酒。”醮是行冠礼、婚礼的时所采用的用酒来进行祭祀的一种礼节。《说文》：“，王德布大饮酒也。”《汉书文帝纪》记载，文帝初登基，发出诏令，大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五日”。二是限制饮酒的数量，避免因为过量而造成身体的不适乃至做出一些违背社会伦理道德之事。《说文》：“醉，卒也。卒其度量不至于乱也。”“醉”指一个人刚好达到自己的酒量极限而不至于乱性。饮酒恰到好处，尽兴而不乱，是谓“酣”。《说文》：“酣，酒乐也。”段玉裁引张晏说：“中酒曰酣。”《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应劭注更为确切的解释是：“不醒不醉曰酣”。古人提倡饮酒适量，既能体会到饮酒之趣，又不会因过量而有损身体健康或者作出不当行为来。为了防止人们饮酒失控，沉溺其中，古人还颁布了禁酒的诏书。周初，周公辅佐成王，鉴于商纣王嗜酒成性，荒淫无度最终导致国家灭亡的教训，颁布了历史上第一篇禁酒的诏书《酒诰》。《说文酉部》记录的“，王德布大饮酒也”意思是对饮酒禁令德临时解除。在重要的场合，古人都要设立专门监督饮酒仪节的酒官。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王室有掌握全国“酒之政令”的酒正。酒正是酒官之长，他们是以宴席上的礼节为准绳监督宴饮的人。

篇6：中国传统家具的感受

姓名：刘佳

班级：艺升093班 学号：200830892 指导老师：钱志科

日期:2011年11月8日

中国古代家具典故和体会

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的灿烂文明，造就了凝聚民族精神，展现民族风貌的中华传统家具文化。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花园中的奇葩，中国传统家具是世界艺术殿堂中的瑰宝，一直都是为世人所景仰，研究、收藏的对象。

家具在满足人们坐、卧、支撑或储藏……功能性需求之后，就成为了传统、特色和民族性的象征；成为了一种文化形态、文化载体和文化现象；成为了物质、精神、艺术文化的综合；更成为了由一定习俗、观念和规范形成的某一群体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因此，家具所体现出来的历史信息与人文气息以及特殊的文化内涵说明，中国传统家具发展的进程就是一部展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

中国传统家具的发展源远流长，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无论是笨拙神秘的商周家具、浪漫神奇的矮型家具(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婉雅秀逸的渐高家具(魏晋南北朝时期)、华丽润艳的高低家具(隋唐五代时期)、简洁隽秀的高型家具(宋元时期)，还是古雅精美的明式家具、雍容华贵的清式家具，都体现了特有的美感和永恒的魅力。尤其是明清家具，将我国古代家具推上了鼎盛时期，其品种之多、工艺之精，令人叹为观止。明清两代，是中国传统家具发展的黄金时代。

下面是我主要收集的家具的典故故事，并且浅谈一下感受和体会。

一、“举案齐眉”典故里的古典家具知识

一个时期的礼节是与当时的社会习俗紧密关联的，受到当时的建筑技术、房屋、家具、日用器皿等特点的制约。尤其是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

东汉时期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在封建社会中一直被视为妻子敬爱丈夫的典范。据《后汉书，逸民列传》，梁鸿至吴地，“依大家阜伯通，居庑下，为人赁春。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伯通察而异之，曰：‘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这里讲的“案”，并不同于后世的桌子，否则尽管孟光能“力举石臼”，要经常把上面摆放着饭菜的桌子举到齐眉高也是不可能的。

汉代的案，是一种类似今日的大型托盘的家具，形状或为长方形或为圆形，有的下面附有矮足，方形的多为四足，圆形的或有三足。从汉墓出土的文物看，案多是木质的，高级的制品则髹漆并施彩绘，华美异常，例如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出土的斫木胎漆案，长方形，平底，底部四角附有矮足，足高仅有２厘米，案全高只有６厘米，案面为６０.２X ４０厘米。面髹黑漆，用红漆绘出两重方框，然后在案心及两重方框框间的黑底上绘红色和灰绿色组成的云纹。底部亦髹黑漆，用红漆书写“软侯家”三字，表明该案所属主人为谁。出土时案上放置着五个小漆盘、一件耳杯、两件漆卮小盘内盛食物，盘上放有一件竹串，耳杯上放有一双竹箸，这种摆设，表明了当时贵族宴饮时的情形。至于一般人使用的案和食器，自然没有这样豪华，但是案的形状，仍然是差不多的。因此，案架上摆放的饭菜的重量是有限的，举案齐眉表示尊敬是有可能的。然而，人们如果直立在地上把放满东西的案高举至头顶，眼睛向下看，那是很难保持平稳的，但汉代的习俗是席地起居，人坐在铺着席的地上，把案举至眉际距地并不太高，且坐姿比立姿稳定，因此虽然眼睛不看前面，也还可保持案的平稳而不致使上面的食物倾覆。

经过各个朝代的发展和演变，案几的形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和人们的起居习惯的改变有很大关系，在现在，案几多半不用来摆放饭菜，而且高度和大小都和东汉时期有很大不同，现在的起居习惯已经不是席地而坐，因此案几的高度和大小变化比较大，例如名鼎檀高档黒酸枝拐子纹翘头案，在设计上，保留许多古典元素，两边翘头，下面透雕拐子纹，显得非常典雅，但是高度和大小都与东汉时期的案几大不相同，这一改变正好反应了现代人的生活习惯。

二、明式家具

明式家具的兴盛繁荣在晚明文人的著述中可以窥见一斑。万历时屠隆《考盘馀事·起居器服笺》列举了家具数件。高濂《遵生入笺·起居安乐笺》有类似的叙述，而长洲文震享《长物志》的记述更祥，屠龙又增列了天然几、书桌、壁桌、方桌、台几、椅、杌凳、交床、橱、佛桌、床、箱、屏等十多种，明人积习，喜欢互相剽窃。三者孰创孰因，姑勿究论，仅起居器用，各书都津津乐道，足见一时的风尚。内容最多的《长物志》，不妨看作是晚明江南文人列举家具品种，兼及使用、鉴赏和带有理论性的一段文字。沈春津《长物志》序：“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也。”

室内家具陈设的旨趣，在这几句话中阐发的很清楚了。还有万历时戈汕所著的《蝶几谱》，祥述可用特制的十三具三角形几，错综变化，摆出一百多个样式来，相信是由更早的燕几演变而成。它等于大型的七巧板，好事人已经把家具的使用发展成为一种家具游戏了。

明式家具装饰手法善于提炼，精于取舍，主要通过木纹、雕刻、镶嵌和附属构件等来体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选料上，十分注意木材的纹理，凡纹理清晰好看的“美材”，总是放在家具的显著部分，格外钧用隽永耐看。雕刻手法主要有浮雕、透雕、浮雕与透雕结合及圆雕等多种，其中以浮雕最为常用。雕刻题材十分广泛，大致有卷草、莲纹、云纹、灵芝、龙纹、螭纹、花鸟、走兽、山水、人物、凤纹、宗教图案等。刀法线条流畅，生动形象极富生气。雕刻的部位大多在家具的背板、牙板、牙子、围子等处，常做小面积雕刻，以少胜多，工精意巧的装饰效果格外引人注目。

三、清式家具--太师椅

太师椅最能体现清代家具的造型特点，它体态宽大，靠背与扶手连成一片，形成一个三扇、五扇或者是多扇的围屏。太师椅也是唯一用官职来命名的椅子，它最早使用于宋代，最初的形式是一种类似于交椅的椅具。到了清代，太师椅变成了一种扶手椅的专称，而且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

关于它的来历，一种说法是古代这种椅子专供官居相位即太师的坐用，故名“太师椅”。据岳珂《木呈史》记载，南宋奸相秦桧，一日宴请宾客，席间有个参军走到秦桧面前，吹捧这位相爷的“功德”，秦桧十分高兴，即命一伶人送交椅赐坐。参军受宠若惊，在拱揖就坐时，因举止失措，忽坠其幞头，露出了巾环。伶人即问参军这是什么巾环，参军回答是：“二圣环”。伶人一听，便一语双关地对参军说：“你只顾自己坐太师椅，却把二圣环丢在脑后，讲得过去吗？”伶人此言，表面上是批评参军的失礼行为，实际上是暗讽秦桧只顾自己做太师，却把宋徽宗、宋钦宗的回归忘得一干二净。伶人所说的“二圣”即徽宗、钦宗，这时已被金人俘虏扣押；“环”偕音“还”，指回到宋朝朝廷。后人除叹服伶人的说话技巧外，从此就把交椅称为“太师椅”。清初家具沿袭明式家具的风格，但随着历史发展，满汉文化的融合，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清康熙年间逐渐形成了注重形式，追求奇巧，崇尚华丽气派的清式家具风格，到乾隆时达到颠峰。乾隆时期的家具，尤其是宫廷家具，材质优良，做工细腻，尤以装饰见长，多种材料、多种工艺结合运用，是清式家具的典型代表。在用材上，清代中期以前的家具，特别是宫中家具，常用色泽深、质地密、纹理细的珍贵硬木，其中以紫檀木为首选，其次是花梨木和鸡翅木。用料讲究清一色，各种木料不混用。为了保证外观色泽纹理的一致和坚固牢靠，有的家具采用一木连做，而不用小材料拼接。清中期以后，上述三种木料逐渐缺少，遂以红木代替。

综观清式家具，以清中期为代表，总的特点是品种丰富，式样多变，追求奇巧；装饰上富丽豪华，并能吸收外来文化，融会中西艺术。造型上突出稳定、厚重的雄伟气度，制作上汇集雕、嵌、描、绘、堆漆、剔犀等高超技艺，品种上不仅具有明代家具的类型，而且还延伸出诸多形式的新型家具，使清式家具形成了有别于明代风格的鲜明特色。

四、感悟体会

中国家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是全世界的共同财富。中国古代家具的设计和制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尤其是“明清家具”。明清家具具有造型大方，线条简练、流畅的装饰艺术特点，在实用与审美、生活与艺术的结合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中国乃至世界家具史上的经典之作，对当今的家具设计乃至其他工艺美术设计都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家具作为室内陈设的主要设施，是生活中的日常用具，同时也是一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载体，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明清家具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人士族文化物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士族文化的特点和内涵。因此，明清家具无论是在造型上、材料上、装饰上、工艺上都体现出传统文人文化的特有的追求：自然而空灵，高雅而委婉，超逸而含蓄的韵味，透射出一股浓郁的书卷气。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它都是世界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任何一方的文化都不能主宰另一方的文化，而中国家具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家具艺术成就对世界家具艺术产生过重大影响，是珍贵的家具设计文化资源，西方一些著名的设计师都十分重视对中国传统家具文化的研究和借鉴，他们将西方古典主义风格与中国传统家具风格相互贯通，设计出既适合东方人口味又能引起西方人兴趣的创新家具。家具设计是体现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工业产品，将本土优秀文化中的民族特色纳入现代家具设计中，并吸取现代设计的创作理念，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才能构建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家具文化支点。

篇7：明清家具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

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景观设计却出现了急功近利，盲目照搬，藐视自身传统文化，没有创新改革，对于传统文化的漠视无异于否认历史，自断根基。优秀的传统文化更是更高文明的再生源，它更应与时俱进、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向前的。纵观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看到，其对现代景观设计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天人合一”古人对自然的向往，尊重自然，适应自然的理念，使得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祝愿，还有高瞻远瞩的思想理念。这个理念与现代景观设计中寻求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完美的结合起来，一个古人的观点影响着现代景观设计的主流思想。

“以物喻人” “借景抒情” “曲径通幽”传统的似见非见的意境是现代景观设计中不断追求的场景，设计中各种蜿蜒的道路，叠水，假山，正如古人所说“虽有人作，宛若天工”。在儒学的思想下，尊老爱幼，尊敬师长，以人为本，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反映了无私的、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这使得景观设计中的人性化，无障碍化，这一领域的广泛发展，盲道，圆角拐角，残疾人专用通道等等。

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注重精神的世界和内在的修养，使得现在景观设计中不断的以释放压力，缓解疲劳，让人的精神与肉体得到无限的放松和解脱而设计的庭院，公园，小区景观等。

中国古人强调“意境美”与“少即是多”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使得景观设计出现了简约美，更使得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产生了很多具有简约主义，现代主义的设计作品。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很多元素被借鉴用于景观设计中，圆林中不凡有戏曲，绘画，文学的各种元素溶于现代景观设计，祥云，中国红，中国结，红色，旗袍，丝绸，古寺，建筑，色彩，文化形式等等好多元素体现在现代的景观设计中。

篇8：明清家具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民族歌剧女性角色所体现的美学特征及文化内涵, 笔者认为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与戏曲的文化情缘

中国的歌剧发展较之西方晚了几百年, 但是中国的戏曲艺术却有着几千年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甚至西方有些人称中国的戏曲就是中国的歌剧, 当然这种说法也不太全面, 然而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出中国歌剧受中国戏曲影响之深厚。在郭建民教授的《声乐文化学》一书中提到, “中国戏曲以她鲜明独异的艺术表现手法:比如委婉的音乐唱腔设计, 程式化、虚拟化的表演, 似乎注定要成为中国女性形象的塑造、女性心理的细微描摹、发掘的一种“专利”, 因而使中国戏曲文化的百花园中——女角文化成为其中非常耀眼夺目的、不可缺少的一个花色品种。”[2]中国的文化正是受到了几千年这样的影响, 继而在歌剧的诞生之际, 《白毛女》首先是被创作者想到要谱写成戏曲, 然而由于受到某些方面因素的制约, 歌剧家们才开始了集合戏曲、民歌等多种元素为一体的歌剧创作初探。

当然, 纵观中国歌剧近百年的女性主题旋律, 我们都不难发现戏曲的因素“无处不在”:歌剧《花木兰》融合了豫剧的音乐元素特征, 《野火春风斗古城》运用了河北梆子中流水板的唱腔。而这些歌剧的女性表演艺术家们也都拥有这一定的戏曲唱功, 彭丽媛曾经拜师王昆、郭兰英学习戏曲的一招一式;孙丽英本身就是戏曲演员出身, 这些都让戏曲和中国歌剧有着绵绵不断的关联, 而中国歌剧的女性形象也有很多是从戏曲的舞台上搬下来的, 比如《孟姜女》《杜十娘》等。

中国歌剧学习和借鉴戏曲中“女角文化”的艺术经验, 使中国歌剧刚刚崭露头角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的发展, 它结束了中国没有歌剧的历史, 独创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戏曲民歌多元综合”的艺术形式, 表现出了中国鲜明的民族品貌、独异的美学品格以及恢弘的审美气势。

二、与政治的文化渗透

“由于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遇到了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阶级的与民族的战争, 现代化往往呈交叉重叠状态, 在这里政治化是与革命化相联系的。在这一状态下的政治是积极的进取的、开放性的, 它对戏剧艺术的现代化发展也会施加积极有益的影响。”[3]

中国的歌剧是伴随着中国政治一路走来的, 甚至有的学者认为, 政治因素是中国歌剧创演的一种特殊的催化剂和强大的推动力, 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代表着中国歌剧成熟标志的《白毛女》就是为党的七大作出的汇报演出, 而后来的《洪湖赤卫队》《江姐》再到80年代的《原野》, 90年代的《党的女儿》, 我们都能看到政治因素参与的身影。再如新世纪的几部歌剧:《悲怆的黎明》是建党80周年和新世纪第一个国庆献礼演出活动中的重头戏;《野火春风斗古城》是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等, 这些无不体现了中国歌剧与政治的文化渗透。

而中国女性与政治是如何进行渗透的呢?中国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了上千年, 从历史上来看, 女性世世代代是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极其严酷的阶级压迫下生存发展的, 并且长期处于受奴役、受欺凌的社会最底层。但是她们始终不曾屈服, 而是怀着一种信念, 执着地追求美好的理想。长期以来, 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意志和积极向上的理想情操, 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特别是女性的群众心理素质, 人们不仅要求各种艺术形式要反映她们所经历的社会, 同时, 还必须反映已经实现的来之不易的新社会的现实——一个人人平等、和平公正的美好社会, 以满足人们的精神世界的和谐与追求, 这就构成了中国歌剧创演女性角色的极为鲜明的政治倾向和社会文化时尚。

值得注意的是, 新生的共和国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给予了极高的重视, 但现实政治层面并不能即刻做到和完全实现女性“半边天”, 所以在艺术世界中, 就有某种格外的补偿, 也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中国歌剧一批又一批“红色经典”, 并且其中的确包含着某种政治的神化。

三、与历史的文化结合

中国的歌剧很多是由同名小说改编, 或是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故事, 甚至于就是生活中的原型被搬上了舞台, 这也是中国歌剧塑造女色角色和营造主题的重要方式和手段。譬如中国的首部歌剧《白毛女》就是根据民间留传的《白毛仙姑》的故事改编而成;《悲怆的黎明》《野火春风斗古城》都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洪湖赤卫队》中的女性角色韩英相传是取自贺龙将军的姐姐贺英的原型;孟姜女、蓝花花、花木兰、杜十娘、她们都是留传于民间、受到广泛传诵的人物;刘胡兰、江姐是为了新中国成立而付出血的代价的女性英雄。她们被选作歌剧中的女性角色, 赋予了角色鲜活的生命, 这些响亮的名字不再是人们通过听说或者是拜读小说而得到的脑海里的形象, 她们已经被活生生地表现在了舞台上, 让人们得到了视觉、听觉等多方面的享受和感触, 让这些角色栩栩如生、赋予了她们角色的真实性、可信性和共鸣性。

四、与西方的文化差别

中西方的歌剧发展走的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中国的歌剧以女性角色塑造为主题的占多数, 而西方歌剧却正好相反, 譬如我们所熟知的《费加罗的婚礼》《弄臣》等, 它们都是在刻画男性角色上下了很大功夫, 这是由于中西方文化所追求的审美品格是迥然相异的。

“中国歌剧演唱艺术的基本风格特色是“戏歌综合”, 由于受到传统戏曲的影响, 其美学价值是达意之情, 美学理想是韵味。这种独特的美学风格具有民族特色鲜明的审美风貌和精神。而西方歌剧演唱艺术“美声唱法”由于受到音乐创作观念和演唱家本身对歌唱技巧的审美追求, 其美学价值是华声之情, 美学理想是唯美。”[4]中国歌剧为了表达一“情”字, 当然要选择最能“传情达意”的女性人物来抒发, 因为女性角色本身在煽情、达意方面就比男性有着先天的优势。当然由于中西方歌剧艺术有着不同的美学理想、美学价值, 自然也会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演唱风格和演唱形式。

中国的民族歌剧发展到今天经历了百年的历史磨合, 在歌剧中表现女性角色, 关注妇女的现实生存状态和历史命运, 一直是中国歌剧的优良传统, 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 有高潮亦有沉溺, 然而, 只要中国歌剧事业在前赴后继的发展, 女性在歌剧创作、表演或者主题方面所占的地位就不会被磨灭。

参考文献

[1]居其宏《歌剧综合美的当代呈现》2006年7月版中央音乐出版社

[2]郭建民《声乐文化学》2007年8月版上海音乐出版社

[3]丁亚平《艺术文化学》,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

篇9：明清家具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 核心价值体系 政治文化价值 思想文化价值 精神文化价值 道德文化价值

马克思曾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所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上产生的”[1 ](P406）。“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2](P139)(P326)因此，价值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普遍存在的关系，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和主体被客体满足这种主客体之间特定关系的范畴。价值观是客观存在的价值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与价值观相关的核心价值体系，则涉及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成员对基本或普遍的价值原则的理解和认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人民政治地位的强大、经济地位的雄厚势必要求文化发展上的强盛，而文化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凝结其中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力量；不同文化的竞争，很大程度表现为各自代表的核心价值体系的竞争。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政治文化价值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政治文化层面所体现的最根本要求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立党立国的根本的指导思想。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面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倾向，势必要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充分挖掘和鼓励不同阶级、不同群体所蕴含的积极向上的思想精神的同时，更好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主义思潮，更大限度的形成思想共识、凝聚力量、齐心合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唯有把握住这一政治文化层面的内涵，才能真正的把握和谐文化的建设性质和发展方向。同时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理论基础、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理论基础。

我们应该思考，马克思主义带给我们的当代价值是什么？与政治家、军事家不同，很少有思想家能深刻的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的，但马克思主义却做到了。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世界的面貌、格局天翻地覆。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做到呢？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是對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对人类解放的一种追求。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在大的历史尺度上来关注、关怀人类发展的理论。它的核心是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想消除一切束缚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不合理的东西，因为资本发展的本身有他的限度，即可以给人类社会带来很大的推动力，也会带来贫富差距等很多不合理的东西。如果资本主义不能够克服资本的限度，没有力量去约束资本，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危机就不会解决，所以马克思主义在过去产生了很大影响。每当人类面临重大问题、困境、危急之时，马克思主义都能给人以前进的方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西方社会尘封在书店多年的《资本论》突然脱销，要重印，一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宫川彰写了《解读〈资本论〉第一卷》，他是从日本金融危机的时候就开始观察日本的经济现象，用《资本论》来解读这些问题，他发现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因此我们回顾20世纪，人类是不缺乏思想、不缺乏主义、不缺乏理论的，经常是各种主义、各种思想纷纷登场，却又纷纷退场，但始终在场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没有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了将来”。因此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不可或缺的。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文化价值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思想文化层面就要求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有史以来，理想一直体现着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国家和民族，乃至于个人奋勇前进的精神动力。所谓的共同理想就是共同的价值追求、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通过一定的教育途径、方式和方法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转化为全社会和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的价值追求、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我国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现阶段，这个共同理想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与个人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可以把各个阶层、各个群体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具有包容性，和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事实也证明，今天成绩的取得，与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统一的追求是不无关系的。

社会主义是我们党从成立之时就确定的道路和高举的旗帜。建国63年，改革开放33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和辉煌发展的历史进程，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性飞跃。丢掉这面旗帜，改变这面旗帜，必将付出沉痛的代价。邓小平1992年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伟大贡献。我们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也反对神圣化，，用发展着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导发展着的中国社会实践，借鉴他国社会发展模式与保持独立自主统一起来，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2003年4月，德国《我们的时代》杂志发表前民主德国驻华大使贝特霍尔德的文章指出，当今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他已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他列举了南北鸿沟加深、环境遭到破坏、对地球资源不负责任的随意开采、暴力、战争等事实后得出结论：“现在世界越来越明确的要求成功塑造一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意义以及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正在于此。”

胡锦涛主席在2012年7月2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强调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最重要的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党和人民９０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文化价值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精神文化层面的要求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民族精神有一定的文化传承，不断融入了文化思想、民族传统、思维习惯；时代精神体现了时代特色、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融入时代烙印。

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凝聚起来，是因为除了作为固定的共同的生存空间以外，还具有共同认可的民族文化和时代精神。正因为如此，当历史上出现外敌入侵或民族利益遭到威胁和损害时，中华儿女都能够团结一心。奥运火炬在境外传递期间，遭遇阻难，全世界的中华儿女无不义愤填膺，表现了正义不屈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在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中，中华儿女又表现出来血浓于水、同呼吸共命运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引发捐赠热潮，社会捐赠总额突破1000亿元。也正是有全国30多个省和自治区进行帮扶，灾区重建，三年时间就已经大变样。为此俄新社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一个能够出动十万救援人员的国家，一个企业和私人捐款达到数十亿的国家，一个因争相献血、自愿抢救伤员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国家，永远不会被打垮。”围绕中国钓鱼岛及附属岛屿问题，日本妄图实现“国有化”，中华儿女义愤填膺，团结一致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通过这一系列事件，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互助、爱心、顽强与不屈唤起了多数人内心的良知和道德追求。正是因为有了更多人受到了这种感动和洗礼，一个崭新的价值体系和道德平台浮现于中国大地，融入于每个中华儿女的心间。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对中华儿女有着强烈而积极的精神激励功能。鼓舞人民前进、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这种精神是任何时代维系全民族的共同心理、共同价值追求的思想纽带，也是激发全体人民为民族统一、社会进步而英勇奋斗的精神源泉。精神是可以被传染的，雷锋精神，跨越半个世纪，雷锋却以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召了几代中国人，他的形象永远都是那样的高大。也是在雷锋精神的感召下，涌现出了无数的“雷锋”。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为全民族的共同的精神成果，在其演进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文化的大传统，成为全社会广泛认同的文化观念，他超越了地域和阶层，成为牢固的民族文化心理，代代傳承，不为外力所打破、所改变，彼此交融、相互渗透，是一个精神总体。经过了长时期的历史和社会实践，逐步深入人心，成为共同的民族心理。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共同谱写大爱、大美的崭新篇章。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文化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从道德层面要求全体社会成员要自觉践行“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近几年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和不道德行为在全社会掀起了一场大讨论轰轰烈烈，就是对道德的讨论。这些都凸显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高度关注，是一种新的文化自觉。一个社会以什么为本位价值，是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的性质的标志。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本位价值应当是什么呢？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清晰的明确了当代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既有先进性的导向、又有广泛性的要求，贯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覆盖各个利益群体，涵盖了人生态度、社会风尚的方方面面，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化。

荣辱观教育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思想基础。一个社会的整体文明程度，一般来说，是通过所有个体成员的文明程度表现出来的。我们感知社会道德问题不就是通过一个个不道德的人、不道德的事件吗！所以说，社会成员个体的道德修养状况，对社会文明水平的高低，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对人们荣辱观的培养，使大多数的人都具有正确的荣辱观，这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必要思想基础。一个人要有所作为，成就大事业，应该经得起荣辱观的考验，经得起羞耻的考验。

荣辱观教育是公民道德教育的有效形式。因为它是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直接现实形式。首先，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启蒙性教育和培养。因为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有形成，定型，还缺乏人生的经验和社会经验，比较容易受到各种各样新观念、新思想、新浪潮的冲击，对他们进行荣辱观教育就是奠定积极向上人格、品德培养。其次在广大群众和干部中进行荣辱观教育就是一种基本的知识的灌输和道德观的培养，无论是什么年龄的、什么知识结构的人，什么职业的人都要努力成为有知识、有涵养、有道德的人，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一代代传承下去，素质才会越来越高。

荣辱观教育是促进反腐败斗争的有效方法。反腐败斗争的一个方面就是要领导干部具有廉洁自律的道德素质，在内心深处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道德防线。所以荣辱观教育一方面可以使我们的领导具有了抵御腐败侵蚀“免疫力”，同时还在全社会形成了抵制腐败的群众性的道德氛围，群众对待腐败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与各种腐败现象、腐败行为作斗争。

国家的强大除了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外，还要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价值取向、价值目标，统一的理想信念。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一个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了世界大国。”我们这个社会要能够给予全体社会成员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使每个人自信起来，另一方面也真正的实现了从国富走向国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作者简介：尹轶（1977-），女，河北省饶阳人，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哲学．

篇10：明清家具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

明清时期中国文化的衰落(02)第十三讲 明清时期中国文化的衰落02

清朝简史与文化（2课时）

一、清朝简史

1.公元1616年，女真人后裔满族建立“大金”，史称后金。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清太宗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清朝最初建都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1621年迁都辽阳，1625年迁都沈阳（改称“盛京”），1644年定都北京，以盛京为陪都。

2.明末面临攘外与安内的两难局面，外有后金南下之威胁，内有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兵部尚书杨嗣昌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李自成遭洪承畴重创，几乎全军覆没，张献忠诈降。后明朝改为攘外为主，李自成东山再起，张献忠反复，遂一发而不可收拾，明终为李自成所灭，吴三桂引清军入关。3.康熙之武功文治。（1）平三藩，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2)收复台湾。（3）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4）抵抗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签定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5）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入值者陪伴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有时还秉承皇帝的意旨起草诏令，“撰述谕旨”。此后地位日升。雍正设立军机处后，地位下降。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康熙帝还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等。（6）兴文字狱。（7）学习西方天文、科技、数学，鼓励西医传入中国，开始引进西医方法治天花。4.雍正。在位13年，在年羹尧、隆科多的支持下上台。（1）严厉打击朋党，包括年羹尧和隆科多。（2）设军机处（集权）。（3）摊丁入亩，即把历代沿用的人头税改为土地税（即财产税）。（4）取消“贱民”的“贱藉”，但实际鲁迅还看到家乡有贱民。（5）打破西南少数民族世袭的土司制度，代之以中央委任的“流官”。需要强制执行，此时的镇压所造成后遗症到红军长征时还没有消除。5.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同年2月12日，清宣统帝正式下诏退位，清朝灭亡。清朝共历经十二帝，统治全国268年。

二、清朝政治与文化

1.科场案：中国清代处理科场舞弊的案件。顺治十四年（1657）、康熙五十年（1711）和咸丰八年（1858）的科场案，是其中三大重要案件。审讯之后，涉案主考均斩立决，多者二十五人，其中甚至有一品大员。

2.哭庙案。顺治十八年，顺治驾崩，哀诏府衙设灵举哀痛哭三日，此时苏州吴县县令任维初，私取公粮三千余石，又逮捕交不出补仓粮的老百姓。以金圣叹为首的几个秀才，因同情农民的遭遇，写了“揭帖”到哭灵场所控告县官，金圣叹等共有十八人被判死刑。科场案与哭庙案都是政治斗争的手段，乃民族矛盾爆发之结果。

3.为笼络汉族读书人，清朝政府特开博学鸿儒科、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等取士。康熙十八年（1679）、乾隆元年（1736）曾两度举行博学鸿儒科，或称博学鸿词科。康熙词科，除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拒不参加外，其他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龄、施润章等都应选录取，入翰林院纂修《明史》。

第13讲

明清时期中国文化的衰落(02)4.清朝的文化专制。（1）明朝后期，私人办书院，可讲学，可结社。清朝则不允许办书院，不能结社。（2）科举则明确规定以宋儒注解为标准答案的《四书》、《五经》取士，要写八股文。（3）文字狱。康雍乾三朝都有，以乾隆朝为甚。（相当于“思想犯”，“意识形态罪”，与文革时相类。）顺治年间开中国言论出版审查制度之端。康熙朝戴名世记录明末历史之《南山集》，引来杀身之祸，被诛连者300余人。雍正朝年羹尧案，凡写诗文吹捧过年羹尧的都被牵连。受年案牵连的汪景祺斩首示众后，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挂了十年。清文字狱以其诛连极广而可称为“文化恐怖主义”毫不过分。5.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清乾隆年间编修的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分装36000余册，约10亿字。相当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的44倍。也是世界头号文化工程。可惜的是，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同时也是禁书，毁书的过程，存目书籍几乎相当于收录书籍的两倍，基本被毁。同时，收入书籍也存在一定程度被改动现象。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虽然如此，丛书在保存古代典籍方面，还是功不可没。（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表面上是石头，很坚强，里头是草，软弱的很。）

6.明末清初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以传统儒家思想号召反清复明。在他们的影响下，儒家思想，由宋明理学空谈性命变为所谓“朴学”，以章句训诂为主崇效汉学。

7.道教之衰落。雍正是中丹毒死的。宫里有采办机构，购买炼丹用的原材料。除北宗全真道龙门派与张天师系的正一派外，其余皆微不足道。作为禅师的雍正皇帝亲自为张紫阳的《悟真篇》作序，对其倍加推崇。（1）有伍冲虚、柳华阳师徒为主的伍柳派，专主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的内功丹法，以断欲而修证身心气脉，幻出化身以成神仙，其说似是而非，普遍流传于民间。（2）明末国破，清军入关时，明朝进士杨来如在山东、河北创设理门，后称为“理教”，综合儒道释三家修心养性的一般方法，成为新兴的另一宗教。

8.佛教之禅宗，由明朝口头禅转变为坐禅习定的老路，一如佛教于南北朝时初入中国时的模样。清军入关之初，有西藏密宗黄教五世**，与清朝有了往来。清朝为了联合满、蒙，极力崇敬章嘉呼图克图。清军入关之初，即册封**、**、双尊奉章嘉十四世为国师。顺治一方面从玉琳国师学禅宗，同时并不改变对喇嘛的推崇。雍正与迦陵性音禅师往来，自以为已经大彻大悟，自称“圆明居士”，大弘临济宗，废除明末以来密云圆悟禅师旁门的汉月法藏禅师法统。雍正不自信，以问章嘉，章嘉不许之，更勉其进步，故雍正对章嘉极信仰，称为证明之恩师。乾隆一代，承皇室习惯，也笃信佛教，专修密宗，临死时还口念咒语。

9.明末清初，著名的学术著作有顾亭林的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为研究中国地理、研究中国地方政治思想必读的书。顾祖禹写的《读史方舆纪要》，也是研究政治、军事地理最重要的书，此书对每一省先作总评，内有各省情况研究，如各地区人的性格等。二书合称“二顾全书”，对于中国搞政治与军事有极端的重要性。

10.清朝的人口相对过剩。乾隆时突破3亿，道光时4亿。康熙55年后，新增人口永不加赋。洪亮吉的人口论。

第13讲

明清时期中国文化的衰落(02)

三、作业：

1.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衰落？

2.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文化的接受者在军事上的失败？

3.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会怎样？

4.如果中国文化想要在世界文化中继续生存，应该怎样发展？

四、补充材料：

1.攘外必先安内。西汉景帝的老师晁错力主削藩“攘夷必先安内”，引起当时朝廷的激烈争论，大多数人都不同意或认为时机还未到，以窦婴为首的认为当时应一致对外，对付匈奴；晁错以政治家的眼光说服汉景帝最后选择继续和匈奴和亲，而将注意力集中到削藩上。结果，汉景帝的削藩除去了内忧，加强了中央集权，增强了国力，为武帝对匈奴动武、解决边患创造了条件。

宋初的赵普给宋太宗的折子中说“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明朝于谦《急处粮运以实重边以保盛业疏》提到：“臣等看议得，疆兵以足食为本，攘外以安内为先。” 2.八股文。学者多数认为，它滥觞于北宋的经义。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文体并无规格。经义即以经书中的文句命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宋代的经义虽无固定的格式，但在代圣人立言这点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雏形。经义后来吸收了南宋以后的散文和元曲的一些成份，到明初被确定为一种独立的八股文体，成化以后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遂演变成为一种僵死的官僚式文体。八股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开端。“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所论内容主要据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不得自由发挥。一篇八股文的字数，清顺治时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后又改为700字。八股文注意章法与格调，本来是说理的古体散文，而能与骈体辞赋合流，构成一种新的文体，在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但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作为考试的文体，八股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死板，无自由发挥的余地。不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束缚，而且败坏学风。

3.文字狱各朝都有，清朝发展到顶峰。《汉书》上说，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处腰斩。魏末嵇康因其《与山巨源绝交书》令司马师“闻而恶之”而被斩于东市。

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北魏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耻屈辱的历史，被北魏世祖下令族诛，同时株连被杀的还有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史称“国史之狱”．

北宋苏轼就曾因政敌陷害，被捕入狱将近五个月，罪名是包藏祸心、谤讪时政。主要的根据是《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陈述古冬日牡丹》等几首诗。史称“乌台诗案”。

翰林学士张钧是金国有史可查的第一个文字狱受害者，因为一场天灾为金熙宗起草“深自贬损”的诏书，被萧肄诬陷而被劈开嘴巴剁成肉酱。

公元1323年，身为高僧的前宋恭帝怀念宋朝，写了以下的诗句：寄语林和靖，第13讲

明清时期中国文化的衰落(02)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触怒元廷，赐死。

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裘琏戏笔之祸。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胤礽出谋划策。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中。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4.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1）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父黄尊素为东林名士，为宦官魏忠贤所害。早年参加“复社“反阉党斗争。清兵南下，他招募义兵建“黄氏世忠营”抗清。明亡后匿迹山林，隐居著述。哲学上反对程朱学派的理一元论，坚持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离气无理”，理在气中。但在心物关系上，又未超脱王守仁“心学”束缚，认为物不能离心，心是根本。清圣祖康熙元年(1662)撰成《明夷待访录》，书中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提出鲜明的民主观念。对明代思想史料作了系统整理。十五年至二十四年(1676― 1685)完成的《明儒学案》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哲学断代史。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及其后开始草创，并由后人和学生共同合作完成的《宋元学案》这两部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开创了中国史学上的新体裁，即“学案体”。（2）顾炎武（1613-1682）汉族，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尊称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曾参加抗清斗争，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分古韵为10部。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他是清代古韵学的开山祖，成果累累；他对切韵学也有贡献，但不如他对古韵学贡献多。顾亭林学术的最大特色，是一反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的玄学，而强调客观的调查研究，第13讲

明清时期中国文化的衰落(02)开一代之新风，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顾亭林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3）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涢斋，别号一壶道人，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与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末四大学者。湖南衡阳人，汉族。明崇祯年间，王夫之求学岳麓书院，师从吴道行，崇祯十一年（1638）肄业。在校期间，吴道行教以湖湘家学，传授朱张之道，较早地影响了王夫之的思想，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学统中的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明亡后,清顺治五年（1648），王夫之在衡阳举兵抗清，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至桂林依瞿式耜sì，桂林陷没，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后回到家乡衡阳潜心治学，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在此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他始终未剃发，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王夫之的思想，尤其在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方面，大都表现在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两部书里。王夫之的政治思想的主旨是“循天下之公”。在这个主旨下，他猛烈抨击“孤秦”“陋宋”，深刻揭露了秦始皇及历代帝王把天下当作私产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