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贵州和内蒙古生态博物馆的考察报告

关于贵州和内蒙古生态博物馆的考察报告（精选2篇）

篇1：关于贵州和内蒙古生态博物馆的考察报告

关于贵州和内蒙古生态博物馆的考察报告

意大利社会和经济研究所教授毛里齐奥．马吉（ＭａｕｒｉｚｉｏＭａｇｇｉ）

对中国生态博物馆总的印象

可以看出，中国博物馆学会按照战略意图行事，考虑了（世界）几代生态博物馆，回顾和评价了生态博物馆发展经历，按照博物馆的成长趋势，扩大了国际合作。这是中国方面的一个明显特点。

从大的方面看，中国表现出了根据几个生态博物馆的经验，具有扩展建立国家生态博物馆联系网络的潜力。这一现象和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建立生态博物馆联系网络的过程相似（例如法国、日本、意大利、波兰、瑞典、巴西和墨西哥）。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的是给予每一个生态博物馆和当地领导层以权利，允许他们在形成生态博物馆的相互联络中发挥作为参与者的作用。对于这一点，紧迫的是伴随着生态博物馆联系网络的建设（这通常是学者和政府权力机构的任务），紧紧依靠各地生态博物馆的合作。建立一个生态博物馆联系网络，没有强有力和胜任的地方生态博物馆领导，将会影响生态博物馆的有效发展。

现有的中国生态博物馆中的信息中心是好的，既“临近”又“遥远”。“临近”是指生态博物馆有一个展示中心，介绍有关项目、地区和当地居民的信息。“遥远”，是指七个生态博物馆指南（中英文）介绍了地区和居民情况，但不幸的是，对于外国人来说，要想了解当地政府（关于交通、住房、教育、农业和手工艺）和当地居民的联系很难。可能的情况是，将整个中国生态博物馆发展项目的信息资料上网，这将使中外学者和七个生态博物馆获益，这将可能成为相互了解和相互交流的平台。

去参观中国生态博物馆仍然有一些问题。比如旅游路线问题可能还没有给予优先地位（缺少旅游设施，当地居民的收益潜力很低）。但是，尽管这几个生态博物馆位置遥远，每一个生态博物馆可以作为附近区域本民族的参照点。这些生态博物馆的潜能已经超越了保护自身的遗产，而是为周边类似村寨保护遗产树立了榜样。除了生态博物馆自身，成百万少数民族通过参观这些生态博物馆，会认识到自己遗产的重要性。

梭戛生态博物馆

强势：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例如有了供水设施），取得了居民的信任；大量居民参与保持当地遗产，依然保持此区域的生活特点；具有区域和当地居民的雄厚的独特性。

弱点：大多数古老的记忆和传统得到了保存，最难的问题是保存过去和连接现在（更进一步说，是“原真性”和“展示”）；自治的生态博物馆领导在当地政治因素面前软弱无力（这是由于以前形成的后果）。

问题：谁从老房子中搬到了新房子中，是否现在居住于村寨的居民会在将来迁出？苗族居民是否需要金钱经济？比如，他们是否能够发展商业活动（例如纺织和刺绣）？苗族居民是否从生态博物馆中有收益？生态博物馆是否依赖居民自己可以发展？生态博物馆是否影响了他们的发展（举例来说，获得更好的居住条件）？对于整个苗族来说，此生态博物馆是否能作为参照点，其他苗族人是否参观此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怎样和地区发展计划相联系（例如，对景观和环境较小影响的条件下，是否可以作为非苗族人修复历史房屋的榜样）？

镇山生态博物馆

强势：从经济条件看，生态博物馆有收益（具有旅游饭馆和商店）；已经意识到房屋的修复要保持地区建筑风格；一些青年人（可能是专家）参与了生态博物馆项目。

弱点：可能生态博物馆获益分配不均匀（有些青年人不理睬现存生态博物馆）。

问题：关于现在营业的商店和饭馆，是否由当地居民经营？还是这些活动依赖于地方商人？

敖伦苏木生态博物馆

强势：１５户村民参与了生态博物馆管理，具有潜力参与和连续；地方民族博物馆（明年将在百灵庙城建成开馆）的工作人员将指导新的生态博物馆的工作；参观途径是特殊的（小批参观者乘坐大篷车），对文化景观影响较小；内蒙古民族风情看上去很丰富，具有独特性。

弱点：当多数人住入了新房子，老的生活习俗将很难保存（例如帐篷中的生活）。

中国生态博物馆发展的潜力

组织村民管理并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供水是中国博物馆学会和政府给予的礼物，是否日后他们将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加强每一个生态博物馆和本民族的联系，为本民族群众树立一个榜样；生态博物馆活动要紧密联系当地发展计划；建立中国生态博物馆间的内部联系网络，相互交流学习（在论坛期间，已经有了一定的相互联系）；将生态博物馆地方产品推向市场，通过记忆工程和现在的活动，允许居民创新，筹集资金；建立网站（由村民和中国博物馆学会共同管理），进行现有生态博物馆的流动展览，作为相互联系的工具。（张晋平译）

篇2：关于贵州和内蒙古生态博物馆的考察报告

无锡市赴欧洲考察组

2007/12/26

１０月２３日至１１月３日，市委研究室、科技局、规划局、环保局和城管局等部门一行专程赴德国和西班牙进行学习考察。考察学习的目的是借鉴后工业化国家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加强生态建设的经验，进一步拓展我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优化发展的思路。总的感觉，德国、西班牙的发展历程和现有实践，对于无锡加快由重点发展向优化发展转变、建设“东方新欧洲”颇有学习借鉴意义。

经验和做法德国和西班牙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顺应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潮流，城乡区域发展、生态环境建设以及产业结构调整都出现了新的变化，跳出了传统的路径依赖和一般认识范畴，走出一条顺应时代要求、加速发展转型的路子。他们的主要经验和实践：

１、空间布局加速优化。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大陆国家在工业化伊始就实行了优化产业区域布局、合理配置城镇体系的发展路子，以经济区域和自然区域为基础，形成了大、中城市和小城市有序分布的格局。在战后恢复时期和上世纪６０年代经济起飞时期，为了避免中心城市的过度膨胀，开始调整区域发展规划，积极发展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新型卫星城市为基础的城镇发展体系，构建梯度推进的经济腹地，以缓解城市生产交通压力，聚集腹地各类要素资源。这一时期德国形成了上百个新型卫星城市，改善了城镇空间布局结构。这种格局是与传统产业结构和生产组织形式相适应的。但是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这种思路受到了新一轮国际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德、西等欧陆国家，更加突出以中心城市“极化扩张”为发展取向，着力强化特大城市和中心城市对区域发展的带动功能。德国政府重点推进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杜塞尔夫、慕尼黑等五个特大型国际化城市建设，拓展都市圈发展区域，加速各种要素向城市集中，强化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作用。与之相适应，积极推进工业空间布局的调整，加速新型服务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企业管理技术中心向城市集聚。在集中转移过程中，对一般工业企业实行生产外移和制造加工环节的有机分离；对重化、能源、基础原材料企业实行全球转移，既解决核心生产要素配置的集聚化、分层化配置，又扩大了城市服务业发展新领域。

２、产业结构加快升级。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德国、西班牙加速支柱产业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生产组织方式由集中化、规模化向柔性化、扁平化转变。巴塞罗那是西班牙最大的制造业、港口产业、金融服务和传统工艺产业的生产基地。转型后整个服务业在ＧＤＰ中的比重达到了６２％以上。尽管目前制造业在ＧＤＰ中的比重还占３６．７％，但从经济形态上主要是从事技术研发扩散、产品销售服务的总部经济，直接从事制造加工业人员不到全部就业人口的５．２％。德国海德堡原来是欧洲重要的印刷、轻工、食品、包装机械的重要基地，经过２０年的努力，“实现了漂亮的转身”，产业转型带动了城市功能转型，已经成为欧洲的科研城、文化城和旅游城。这种转型，不仅引起了生产组织方式上的变革，而且推动了社会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拓展了都市服务产业的发展空间。西班牙近两年兴起交换服务、推进融合的“时间银行”。每个用户都持有一份“时间存折”，“时间银行”管理机构负责记录每一笔交换服务的时间，协调付出和接受之间的差额。交换服务内容有家政服务、老幼陪护、语言授课、家庭保健、聊天陪伴等，服务项目之间交换的条件就是时间。目前马德里有６０多家“时间银行”，主要参与者７０％以上是就业不足的中年妇女。“时间银行”作为扩大合作的组织形式，已经成为拓展服务经济发展的新空间。

３、规划体系科学严密。德国北因州杜塞尔夫市负责地区发展规划事务官员施 史泰芬博士介绍，德国区域发展和城市建设规划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规划体制的严密性。按照现有的《规划法案》的体制框架，明确了国土利用规划、各州的州规划、各专区（直属中央政府的大市）规划和市镇建设规划四个层次，相对应的法定主体都制定了相应的规划管理法律，还包括一些具体细化的程序和形式要求。二是规划内容的科学性。德国区域发展和城市建设规划，从人的发展状况、需求变动趋势和产业发展要求出发，统筹兼顾经济、社会、资源和生态等相关制约因素。这些因素的考虑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严格的实证调查。三是规划过程的公开性。他们认为，科学性是建立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之上的。规划过程中积极鼓励公民参与、社会讨论。四是规划执行的严肃性。既强调依法监督，又强调市民监督；既强调舆论监督，又注重民间组织的监督。

４、生态建设多管齐下。由于历史传统和人文素质，德国和西班牙国民不仅对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的意识较强，而且在经历大工业化时代环境付出沉重代价后，这种意识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甚至形成了主政党、主政国家的理念。德国生态环境建设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二战前，城市生态建设集中在城市绿色空间的营造；二战后至１９９０年，注重城市空间拓展下的自然环境培育，强调保护生态系统功能的完整性；１９９０年后注重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网络。德国政府每四年颁布一轮生态建设计划，明确橙色土地（工业废弃、转移土地）转型、生态重建计划、土地减少利用计划，实行指令性管制。西班牙马德里是缺水型、高能耗、沙化高的城市，近２０年来，他们加大生态保护和重建。①政府对沙化地、戈壁地进行了大规模整治，积极发展人工作业和机械自动喷灌、科学复绿；②积极发展太阳能、风能发电等再生能源，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③采取政府补贴鼓励垃圾分类回收，利用各种大卖场建立资源回收系统，抵扣新购商品价格；④大力推广节水设备和器具，政策奖励市民少消耗、少占用，倡导节约型生活方式；⑤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根据不同的功能性质，确立不同的节能等级，强制使用节能材料和节能设备。⑥鼓励国外资本和私人资本进入区域生态建设领域；⑦实行土地利用逆向管理，确定绿化等生态用地在用地结构中的比重；⑧改进和完善各类工程技术，大量采用与自然、生态环境吻合的新工艺和新技术。

５、污染治理持续有力。德国对环境污染治理的认识也有不断演进的过程。从上世纪中叶的边污染、边治理，到现在保护治理优先、保护优先，把环境污染治理作为生存发展的前提。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德国对环境保护，坚持依法治理、源头治理和技术治理。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制定了相应的产业调控政策，设立技术门槛、绿色门槛，并不断提高门槛标准。黑森州的威尔堡市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围绕主要市河――郎河的治理，按照工业和生活污水分流的要求，首先是截污，分别运用城区集中截管和企业单位截源的办法，将污水分别集中到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处理厂；其次利用膜技术将城市路面改成错层、自流的雨水收集、蓄存、过滤处理系统，形成城市绿化浇灌冲刷等自动循环系统；再次是监测排水口，安装自动监测系统，一旦超标、超量排放，系统自动关闭。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朗河已重现鱼翔浅底、少小嬉水景象。西班牙马德里是内陆城市，工业发展以后，保护水源、污水处理的矛盾突现。上世纪７０年代马德里政府首先颁布了《污水处理法》，规定所有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必须达标排放；其次整治河道流经的区域环境，将企业、居民逐步搬离水源控制范围内；三是大规模使用膜生化反应技术，改进水处理工艺；四是推行污水干化处理，把污泥作沙漠生态整治的垫料和肥料；五是政府出资鼓励居民饮用水和中水回用；六是大规模开展河道清淤、绿化等综合整治，提高河道的生态自净功能。持续十多年的环境污染综合整治，使马德里已经重现生态良好、环境宜人的风貌。

启示和反思两国的经验给我们以新的启示，在一些深层问题上引起反思。一是对中心城市地位作用要重新认识。一般认为欧洲经过高度发展以后，城市化发展道路开始由中心城市向中等城市和新型卫星城市转移，走“反城市化”或者“城市郊区化”发展道路。但是从我们现实考察和讨论座谈的情况来看，欧洲城市化经过多轮发展以后，发展方向和重点又开始了新的变化。柏林城市研究所的托马斯博士介绍说，欧洲城市化随着工业化的演进，在经历城市化集中发展、区域化拓展两个阶段以后，近几年又呈现了中心城市高度化发展态势，重回集中化、高度化的中心城市极化发展的路子。他们认为，没有这种极化效应不可能形成区域辐射推动效应。它的出现有三个基本背景：一是农村工业化、城市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加速农村内部就业人口向城市集中；二是交通、环保和信息技术创新，缓解了历史曾有的“大城市病”，改变了城市原有的功能和生态环境，增强了中心城市对区域资源的集聚力和吸引力；三是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产业转移升级，放大了中心城市的文化、科技、金融、信息以及现代化商务的主导配置能力。世界经济一体化要求高集中、高功能、高效率的发展载体。当今国际竞争的主体，实际是城市经济。城市越大，创新动力越强，竞争能力越强。马德里理工学院城市规划研究所埃米利诺教授说，重新选择中心城市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具有内在必然，这是竞争法则和做大法则所决定的。尽管特大城市的商务成本较高，但是机会成本低，交易成本更低。从现代技术发展的条件来看，中心城市不仅是区域经济资源、生产要素集聚的中心，而且也是区域生态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心脏和发动机。从另一角度考察，中心城市的发展模式不同于早年的单极功能、多元分散、垂直体系的发展格局，而是走中心突起、多元整合、扁平互动的发展道路，就是将区域内的中等城市、卫星城市按照功能分区的要求，直接融入大城市体系。这种判断从考察中得到印证。不管是法兰克福，还是杜塞尔夫；不论是马德里，还是巴塞罗那，作为区域甚至是国际大都市都呈现了快速扩张、高速极化的态势。２００５年柏林市启动了大柏林计划，将勃兰登堡州的２８００平方公里区域面积纳入柏林大都市体系统一规划建设，建设融入大柏林的城市生态走廊，进一步优化城市生态环境，使中心城市更加富有吸引力。德国、西班牙经济发展表明，中心城市不仅是区域发展的主要依托，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出路。

二是对政府的作用要重新认识。一般概念认为，西方国家信奉自由市场经济，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在考察中，我们发现，德国、西班牙等国政府并不是小政府、弱政府，而是大政府、强政府，在应有职能范围内显示了强大的调控力和管制力。埃米利诺博士讲，现代市场经济的经验，必须靠市场、政府两只手，缺一不可。区域发展、城市建设、生态保护是满足社会基本需求的公共产品，必须靠政府。同时政府是管理组织，要讲究成本、追求效率，就必须采取层级较少，缩短行政路线、相对集中权力的模式。德国在区域发展和城市建设中非常重视强化政府的调控作用，积极发挥调控和管制功能，特别注重对城市规划和生态重建的行政干预。一是法律约束。德国政府２０世纪初先后出台了城市规划法、社会保障法、反垄断法和城市土地利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仅在城市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就多达１００多个，并建立和形成严格规范的规划体制和运作机制；二是直接进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统一安排公共设施建设，重点推动满足公民需要的住房、交通和自然环境等重大建设，在基本性和基础性项目上采取政府直接投资。三是直接提供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如污水处理、垃圾分类、绿化保洁等。有些公共事项尽管采取了服务外包，但预算管理、监督调控权等仍然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马德里市政府直接干预或参与城市管理。一是市政府自上而下对城市管理的一级管理体制，事权财权高度集中，社区不承担城市具体管理；二是直接负责城市管理的所有投资、建设开发和项目经营；三是直接负责城市治安、广告、街景、绿化、保洁等基础性公共设施的管理任务；四是直接承担古旧建筑重修、保护职责和投资，负责对居民的直接补偿。

三是对城市产业发展方向要重新认识。马德里大区建设规划部行政官员路易斯 安哥尔博士介绍说，产业结构具有由一、二产业向三产演进的客观规律，但是城市产业发展方向并不是就以第三产业（服务业）为唯一方向或主要选择。城市作为各种资源的集合体，服务产业为主并不是排斥其它产业，需要多元产业综合发展，同时服务产业发展还尤赖于农业、制造业等产业为基础的。城市保留农业和制造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营形态和实现方式。都市农业主要是生态功能、休养功能和空间调节的服务功能。制造业主要是研发功能、贸易功能和社会就业功能。这些功能与城市转型并不矛盾，相反这些功能的实现，拓展了城市服务业发展空间。法兰克福已成为欧洲大陆重要的金融、会展、商务、交通枢纽中心，但其强大的制造业体系，尤其化学、机械、电子和电器工业在全市的生产总值中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工业水平仍然称雄欧洲甚至是世界。关键是现有工业生产组织方式不同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原有产业形态，也不是传统概念上的组织方式，而是适应城市结构轻型化、生态化要求，以总部经济、区域经济为主要形式，承担产品研发营销服务、经营管理等的关键环节，生产加工则实行专业分工、中间分离的国际性转移，形成全球采购、世界配套的生产加工体系。同时城市高科技企业也打破了原有的自主创新、就地转化、生产制造的传统路径，把自主创新、设计创意环节与成果转化、生产制造环节分离，创新集聚，转移创业，使城市的高科技企业，成为创新创意中心和成果孵化转移中心。这种体系的本质属于制造业体系，但其实现形式和组织方式是新兴的服务产业。用马德里大区规划建设部官员的话讲，制造业较其它产业更直接扩大人流、物流和经济流，有利于促进提升城市服务产业。关键是制造业的结构和产业生产组织形态。产业化并存、综合发展仍然是德国、西班牙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的重要特点。

四是对城市功能分区演进趋势要重新认识。城市功能分区是城市的基础构架，合理与否事关城市综合发展水平。上世纪５０－８０年代，城市功能分区强调专业化、差别化，形成不同区域、不同功能的城市单元。２０世纪初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德国在加速城市化过程中亦按照这种思路进行调整改造，在中心城市内形成了结构单

一、相对分工的专业功能区。例如法兰克福市在东部的上哈蒂地区重点形成轻重工产业区；在南部的格里斯海姆重点形成交通服务区；在西北部的普劳思海姆重点形成文化娱乐区；在西部的波斯特地区重点形成加工工业区；在城市中心重点形成商务金融区。马德里市亦按照城市的四个方向，分别确定东部住宅、南部商贸物流、西部重工、北部加工制造和中心地带行政金融商业的不同功能。由于过分强调单一定位、专业功能，到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城市交通组织难度加大、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利用率下降、生态环境保护各自为战、居民生活不尽方便的问题，中心城市人居就业环境下降，城市居民出现了郊区化居住的趋势。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德国西班牙等国家对功能分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城市功能分区要相对分工，但不能机械分工；服务功能不能单一定位，要综合定位。为此，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在城市功能分区建设上突出重点方向，实行综合开发。一是综合配套建设；二是把专业功能作为城市单元建设，完善公共服务、社区管理体制，形成了区域内相对独立的小城市；三是加快功能区之间的有机联系。法兰克福分别在上哈蒂、格里斯海姆、波斯特和普劳思海姆地区开发建设了大批居住小区，商业街区、文化场所和服务设施，使居民生活、就业、文化娱乐相对稳定在一个区域中。

问题和差距经过２０多年发展，无锡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但是同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工业化国家相比，表现出较大的差距。具体分析:

一、发展结构和进程的差异。目前我市城市化率６７．１％，相当于德国１８８９年的水平;三次产业比重,特别是服务业比重相当于德国１９１５年的水平。我市重工业比重高达７０％以上。

二、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异。２００６年我市城镇居民收入折合后仅为２２８０美元，农民收入１１３０美元，只相当于德国１９６１年的水平。尽管有购买力加权平均因素，但我市居民的支出结构、生活质量差距很大。从收入结构分析，我市的城乡结构差别较大，社会收入分层结构不尽合理。

三、区域空间合理布局的差异。尽管近年来我市实施了城市工业“退城入园”和重点园区建设，但还存在产业空间蔓延，布局分散，资源环境占用较大，产业分工职能不清，区域化结构同化现象严重，产业集而不群，社会分工合作不强等问题。城镇体系调整的差距还很大。

四、生态环境建设的差异。从现状来看，我市生态资源急剧减少，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环境容量严重透支，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改变。

五、规划管理体系的差异。我们现有规划依据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经济增长为主要依据，对人的需求和环境容量等因素考虑不多。同一行政区域中规划主体多头分散，缺少协同联动、有机整合的协调管理机制。规划制定的程序上，缺少市民听证、公民参与、上下对接的社会互动机制。规划管理制度执行上，人为因素偏多。

六、全民人文素质的差异。１９８１年欧共体１２国的公民科学素养值达到了４．４％，德国为６．１％，２００５年上升到７．８％。２００６年无锡市公民素养值调查结果仅为３．１％。从深层次分析，整体人口的创业精神、环保意识、行为规范、卫生习惯等文明素质差距更大。对策和建议尽管德国、西班牙与我国政治经济制度和管理体制不同，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也不同，但是城乡区域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了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为此，有以下几点建议：

１、更加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进一步提升区域发展的思想起点。结合我市实际，注意把握好三个环节：一是城镇体系建设的要求上，既要尊重区域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更要充分体现民情民意，把为民、利民、便民、富民作为区域城市体系建设的主要出发点。二是在发展的目标取向上，要跳出原有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框框，更加注重经济与社会、建设与保护、环境与资源等关系的协调。三是在优化发展的思路上，要坚持以中心城市为重点，调整和完善区域城镇布局，积极构建城市都市化、农村城市化的区域城市化体系，带动区域优化发展和生态建设环境。

２、更加突出中心城市建设，进一步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一是加快拓展中心城市框架。围绕城市功能定位和“五大名城”的城市发展目标，以无锡中心城区为主体，以江阴、宜兴为两翼，整合空间资源，构建区域大都市的空间总体布局。二是加快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推进交通、水利、环保、电力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和完善中心城区与新城之间的双向快速交通网络。三是加快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加快启动和建设一批提升中心城市集散带动能量的功能性载体，扩大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经济流；提升中心城市的集散能力和服务能力。

３、更加突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结合无锡实际，借鉴工业化国家产业变动、演进规律，实行聚焦突破。一是加快现代服务产业长足发展。大力发展工业设计、动漫创作、文化创意、金融保险、咨询服务等高端服务业，积极做大教育、医疗、科技、文化、会展、体育等产业化发展规模，着力创新和提升各类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和产权市场的业态和能级。重点发展软件外包和流程外包，打造国家服务外包重点转移基地城市。二是加快制造业产业形态的转型升级。以环保、新能源、生物医药三大先导产业和２０个优势产业为重点，积极实施技术研发和营销服务两端延伸，加快生产制造加工环节的向外转移和生产外包。三是优化提升农业综合功能。大力推进城市功能区中的传统农业向都市农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转型；尽快使我市农业成为改善城市功能、建设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４、更加突出科技创新，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以建设国家火炬创新型城市为契机，更加突出科技创新的主战略地位。一是强化科技创新主体建设。以企业为重点，着眼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二是强化政府推动的引领作用。加大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加快专业功能性载体建设，完善科技创新的公共服务体系。三是构建支持创新的政策环境。四是推动全社会科技创新。

５、更加突出生态环境保护，进一步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结合我市的实际，有必要把生态环境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子上，实行依法保护、科学保护和全民保护，以发展循环经济为目标，坚持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加大污染综合治理，建设节约型社会。一是建设循环经济体系。二是强化环境保护体系建设。以水环境保护、水污染治理为重点，科学确定排污总量削减目标，开辟清水通道，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实施河流生态修复工程。加大执法力度，仿效德国设立环保警察，严厉打击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确保环境保护投入占ＧＤＰ的比例逐年提高。三是大力推进生态修复整治工程。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高生态保护区比重和水平，提高各种环境要素的生态平衡功能。四是大力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６、更加突出规划龙头地位，进一步提升规划的导向力和约束力。一是把经济社会规划、城市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机结合起来，增强规划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二是以公开化、民主化为重点，拓展规划修改和完善的依据，进一步扩大执行规划的社会基础。三是进一步形成规范和完善的规划建设信息披露制度、项目公布制度、建设听证制度、申述复议制度和社会协商谈判制度，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７、更加突出政府体制改革，进一步提升政府行政效能和效率。根据现阶段政府职能的基本定位，在宏观经济调控、公共产品提供、社会管理运作等方面体现引导力和强制力。首先要转变发展理念。实现从单纯追求ＧＤＰ转向追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二是强化区域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强化政府在推动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功能性载体、重点片区开发上的推动作用，三是扩大政府社会事业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大力推进教育、卫生、文化体制改革，吸引社会力量举办公益性和混合型社会事业。建立起社会事业政府投资持续稳定增长的机制。

８、更加突出社会建设，进一步提升社会创新发展水平。一是要统筹城乡发展。以放大中心城市带动辐射功能为重点，以加快新型卫星城市建设为抓手，加快农村综合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要积极推进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建立新型社区管理体制。逐步形成街道依法指导、社区依法自治的良好互动关系。三是大力发展社会民间组织。引导发展社团行业组织和志愿者组织，在社会管理、科技普及、环保监督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有效调节利益关系，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编辑：wlxw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