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馆业查验身份证制度

旅馆业查验身份证制度（共3篇）

篇1：旅馆业查验身份证制度

湖北省公安机关查验居民身份证工作规范

第一条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公安机关民警查验居民身份证

工作，保障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和公安部《关于在全国实施居民身份证使用和查验制度的通告》等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查验居民身份证是指: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时，为查明公民的身份，经出示执法证件，依法要求、命令或强制公民出示居民身份证，重点审查、检验证件的真伪性、时效性、持证人相片及其登记内容的行为。非警务人员严禁查验居民身份证。

第三条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

（一）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的；

（二）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

（三）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时，需要查明现场有关人员身份的；

（四）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人民警察查验居民身份证应当坚持依法查验、文明查验、规范查验。人民警察在查验公民的居民身份证时，应当先敬礼，出示《人民警察证》后，再查验；要注意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注意保障自身安全。

第五条人民警察查验居民身份证，应当文明查验，使用规范的执法用语：

（一）请被查验人出示居民身份证时：你好！我是警察，正在执行公务，请出示你的居民身份证。

（二）查明身份，发还居民身份证时：谢谢合作，请保管好你的居民身份证。

（三）被查验人未携带居民身份证或者居民身份证丢失，无法出示时：请出示能证明你身份的其他证件；建议你下次随身携带居民身份证，以备查验；请你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申请补领居民身份证。

（四）被查验人的居民身份证已过期，经查验其证件为真证，与被查验人身份相符时：你的居民身份证已过期，不能继续使用，请速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申请换领新的居民身份证。

（五）被查验人拒绝出示居民身份证时：查验居民身份证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职责，每个公民都应当积极配合，请你合作。若被查验人仍拒绝出示居民身份证时：如果你对我们查验居民身份证有异议，可以向110报警服务台投诉，但现在必须配合我们工作。

（六）被查验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查验居民身份证时：你已涉嫌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我们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依法对你进行传唤（当场处罚）。

（七）被查验人有违法犯罪嫌疑且拒绝查验居民身份证时：因你涉嫌违法犯罪且无法提供身份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九条的规定，我们将把你带至公安机关继续盘问。

第六条人民警察现场查验居民身份证，可以按以下方法识别证件真伪：

（一）当场直观查验：

⒈对证件进行整体识别，即对证件的外观样式、规格、塑封、印刷和相片等主要识别特征进行直观查验；

⒉认真核对持证人相片和登记内容；

⒊检查证件有效期限与持证人年龄、签发日期三者的逻辑关系；

⒋检查证件公民身份号码与出生日期、性别之间的逻辑关系；

⒌检查证件是否具有防伪标记和特征。

（二）使用仪器查验。使用居民身份证鉴别仪检查证件荧光暗记；使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专用阅读机具与证件内藏芯片进行互相认证。

人民警察现场查验居民身份证，发现证件有伪造、变造嫌疑，需要进一步鉴别真伪的，应当按照《湖北省居民身份证真伪鉴别工作规定》（鄂公安规〔2009〕3号）的有关规定，报送有关机关居民身份证管理部门进行真伪鉴别。

第七条人民警察查验居民身份证，应当对下列居民身份证

进行重点查验：

（一）证件像片与本人相貌有明显差异的；

（二）证件质量低劣，制作粗糙或塑封开裂的；

（三）证件有涂改或人为损坏痕迹的；

（四）证件字体和印章字体不规范的；

（五）证件登记内容有明显逻辑错误的；

（六）证件已过有效期限的；

（七）一人持有多张居民身份证的；

（八）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没有机读信息或机读信息与视读信息不相符的。

第八条人民警察发现下列人员应当全面核实其身份：

（一）无正当理由拒不出示居民身份证的；

（二）故意躲避查验人员的；

（三）对所持居民身份证登记内容不熟悉或答非所问的；

（四）接受查验时表现异常的。

第九条人民警察对尚未领取居民身份证、未携带居民身份证或者居民身份证过期或丢失的人员，应当问明其无证或证件过期未换领的原因，通过让其出示工作证、驾驶证、学生证、户口簿等其他证明身份的证件进行佐证，通过上网查询，与户籍地派出所、所在工作单位、家属联系等方式核实其身份。

第十条人民警察查验居民身份证，发现被查验人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依法处理：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查验居民身份证的，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处罚。对虽拒绝查验，但已排除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批评教育后愿意改正的,可不予处罚。

（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给予警告，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⒈使用虚假证明材料骗领居民身份证的；

⒉出租、出借、转让居民身份证的；

⒊非法扣押他人居民身份证的。

（三）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处十日以下拘留，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⒈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或者使用骗领的居民身份证的；⒉购买、出售、使用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的。

伪造、变造和骗领的居民身份证，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收缴，并由治安（户政）管理部门定期销毁。

（四）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构成犯罪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五）有本条

（二）、（三）项行为之一，从事犯罪活动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人民警察在查验居民身份证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查验居民身份证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二）违反规定查验、扣押居民身份证，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

（三）泄露因查验、扣押居民身份证而知悉的公民个人信息，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

第十二条公安机关治安、刑侦、交通管理、出入境管理、国保、边防、消防、警卫、预审等部门和铁路、长航、民航、林业公安机关，对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公民从事相关活动需要使用或者出示居民身份证等证明身份的，应当参照本规范认真核查其身份。

第十三条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篇2：旅馆业查验身份证制度

户籍制度是政府行政职能部门对所辖人户的出生, 死亡, 迁徙, 婚姻等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并进行相关管理的一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它通常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户籍制度仅指以反映人口基本信息为核心的户籍登记, 户籍统计, 户籍档案, 户籍证件等一系列法律制度, 也是世界各国最根本的社会管理制度, 在国外通常更多地称为“民事登记制度”。广义的户籍制度包括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制度, 不仅仅提供人口统计的基本信息资料, 而是包括与公民的身份, 职业, 迁徙等权利相关的一系列的社会管理制度。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广义的户籍制度。

二、户籍制度变迁及理论分析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大体经历了形成 (建国初-1958年) 、发展 (1958年-1978年) 、初步改革 (1978年至今) 这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

在20世纪50年代, 我国的户籍制度不是为了束缚农民的, 也不是针对农民流动的, 而是为了便于当时的宏观管理。1950年8月, 公安部制定了《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 (草案) 》, 加强了对特种人口的管理, 主要是为了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1950年11月, 第一次全国治安工作会议要求在城市开展户籍管理工作。在镇反运动中, 公安部着手建立了渔民, 船民的户籍管理。1951年7月16日, 公安部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是新中国全国城市统一户口管理制度开始形成的标志。1952年8月6日, 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中要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应积极设法使之在生产上发挥作用, 发展多种经营, 兴修水利, 道路等, 克服盲目流入城市;对老弱病残流浪儿童分情况收容教养和救济。这是在中央文件中首次使用“盲目流入”这个词语。“盲流”一词可能源于此, 这一话语显现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情境中, 反映出了当时我国的政治权力关系, 为后来对农民身份建构埋下了伏笔。

1953年4月17日, 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1954年3月20号内务部和劳动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继续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要求各有关方面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 做好对已进城农民的还乡工作。这些措施取得一定成效, 但未从根本上制止农民涌入城市。这些法规已经开始针对农民的流动, 并且用“盲目流入”的词语, 暗含的意思是农民的不合理性的流动, 然而,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犹如施坚雅所认为那样:农村居民总是极力“沿着城市阶梯向上爬”, 在他们的观念里, “外出是家庭、门第、村庄、市场社团、县甚至府的一种极端形式。特殊的地方培植了为‘输出’提供甚多机会的城市的特殊职业技术”。可见, 农民拼命地涌向城市、向城市流动, 并不像行政性宣传中所说的那种“盲流”, 或非理性的盲目的流动, 而是理性人的自然选择同时也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和必然结果。1956年12月30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今年秋季以来, 安徽, 河南, 河北, 江苏等省灾区和非灾区的农民, 复员军人和乡, 社干部盲目外流的现象相当严重。流出的50年代初开始,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 城市人口迅速增加, 1953年全国城镇人口达到了7826万人, 比1952年增加663万, 比1949年增加2016万。农村非种粮人口和因灾害减产造成的缺粮人口, 需要供应商品粮的有1亿人左右。加上粮食市场的混乱, 就出现了1953年春全国性严峻的粮食购销形势。因此, 1953年12月, 全国城乡开始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城市人口供给商品粮, 农村人口粮食自给。1955年8月, 国务院发布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 对农村中粮食“三定” (定产, 定购, 定销) 制度和市镇中定量供应标准做了详细的规定和说明。统购统销制度的建立, 在当时对于扭转粮食购销紧张的被动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1985年, 奠定了后来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重要基础。1955年11月, 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 把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列为划分市镇标准的指标之一。但总体来说, 1958年以前, 我国实行户口迁移政策。1949年9月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通过的《宪法》都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有关户口管理的政策也只对迁移提出须办手续的要求, 并未加任何限制条件。

因此, 从1949年到1958年间, 人口流动与迁移十分频繁。虽然如此, 但从上述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情况来看, 为了稳定国家政治和经济状况, 国家不断加强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 特定的历史时段中在一定的程度上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户籍管理的功能是针对不同的群体出台相应不同的法规, 可以说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但是无形中构建了不同的“社会空间”。布迪厄所谓的社会空间实际上指的就是具有若干权力关系的空间, 它向任何试图进入这一空间的行动者强行征收一种入场费, 也就是相对于这一场域而言具有价值的各种形式的资本。在我国, 对农民索取的资本就以统购统销政策的形式表征出来, 使农民这一本身拥有的资本量很少的群体处于更加边缘的地位, 并且强化他们作为农民身份的固定性和不可转化性。这一时期的户籍制度在功能上的扩展使原本管理人口的制度和粮食供应制度挂钩, 远远超出了户口制度作为一个文本所涵盖的法律法规的部分, 而是成为包含了实践中的或行动中的制度, 使其对农民身份的构建合法化。

2 第二阶段:

1958年在“大跃进”的气氛下, 全国大炼钢铁, 不顾客观条件大搞工程建设, 使得原本十分剩余的劳动力反而蒙上了一层人力不足的假象。劳动部党组报告指出, 力求从城市招工, 一般不从农村招工, 但招工权的下放, 使大量农民再次涌进城, 以前制定的制止农民进城的各项制度, 政策等, 都付诸东流。但1958年以后, 政府把自由迁移政策定为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政策。如同前所述, 在20世纪50年代, 中央多次发出要劝阻农民盲目进城, 盲目四处流动的指示。1958年1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户籍管理的宗旨、户口登记的范围、主管户口登记的机关、户口簿的作用、户口申报与注销、户口迁移及手续、常住人口与暂住登记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 正式确立了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 以法规的形式限制农村户口迁往城镇, 标志着全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正式形成。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的出现, 国民经济被迫调整, 出现了城市人口向农村的反向大迁移, 主要针对的也是来城里打工的农民。1964年8月, 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 (草案) 》, 该文件比较集中的体现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 即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此规定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这一法规从1975年修改的《宪法》取消了关于公民迁移自由的条文。1977年11月, 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 提出“严格控制市、镇人口, 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该规定进一步强调要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 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稍后, 公安部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的意见》中, 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 即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这样就在数量上严格地控制农民的流动, 使农民固化在的土地上, 实质上是剥夺了他们机会均等的权利, 使他们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农转非”指标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户口的价值意识, 使“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 出现了认同的边界。

当然, 这时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农民中也不是没有任何的分化的, 在60年代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 也出现了三类家庭:干部家庭, 社员家庭和工人家庭, 工人家庭就是家庭里有一个人当工人的, 这种家庭常常被人羡慕, 因为他有固定的收入来源, 即“每月有活钱”。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 工人和城市人一般是同国家所有制相联系的, 国家负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方面, 而农民则是和集体所有制相联系, 具有的说是和生产队相联系, 因此说是集体还不如说是自己安排和负责自己的生产和生活, 被排除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之外, 这样就从根本上使工人和农民, 城市人和农村人具有不同的身份和地位, 而且这种身份和地位具有不可转换性, 他们完全从属于不同的“场域”, 即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建设的, 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 集中的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 布迪厄认为“策略是实践意义上的产物, 是对游戏的感觉, 是对特别的, 由历史性决定了的游戏的感觉……这就预先假定了一种有关创造性的永久的能力, 它对于人们适应纷纭繁复, 变化多端而又永不雷同的各种处境来说, 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 这里的场域可以被视为不定向选择的空间, 个人可以进行竞争策略的多种搭配选择, 这样既体现出个体的能动创造性, 又体现出选题的框架要求和限制。但是, 在我国, 农民所处的场域更多受制于结构性制度的框架, 农民自身的个人选择途径非常有限, 除了参军, 升学以外, 基本没有被招工, 招干的机会。这表明农民自身所拥有的资本很少, 无论是经济资本还是文化资本, 而这两种资本在布迪厄场域的竞争中是最重要的, 然而,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 这两种资本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政治资本, 或者说布迪厄所说的象征资本, 它对于个人身份的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种资本只掌握在代表国家行政权力的少数人手中, 因此他们要改变自己所占据的不利的社会空间非常困难, 毋宁说是他们身份的改变了。

3 第三阶段:

1980年以后, 在户籍管理制度上, 把“农转非”的控制指标由不超过当地非农业人口的1.5‰调整到2‰, 针对的对象无所不包, 如归侨, 难侨, 知青等等, 当然这样大大减少了盲目流动人口, 促进社会的安定。1984年10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 规定凡在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 在集镇有固定住所, 有经营能力, 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 准落常住户口, 口粮自理。1985年又以粮食合同定购制度代替了统购派购制度。这为农民流入城市打开了一个缺口。1985年7月13日, 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 决定对流动人口实行《暂住证》、《寄住证》制度, 允许暂住人口在城镇居留, 这些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关于超过三个月以上的暂住人口要办理迁移手续或动员其返回常住地的条款, 作了实质性的变动。这一阶段出现了“民工潮”, 产生了所谓的“农民工人”, 即使他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农业活动, 在职业上从事非农产业, 但从根本上说, 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却未发生大的转变, 在城市他们还被认为和定位成农村人, 而回到农村, 他们又被认为是和真正种地的农村人不同的群体, 这样他们的身份具有模棱两可的模糊又暧昧的特点, 身份划分的界限和边界也是既明朗又含糊。户籍制度在这种身份建构的过程中起到的是一种强化城乡的差异, 弱化乡村内部差异的作用, 构建了“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的身份和地位的差异, 这种差异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被表征出来, 又不断地被强化。

1985年9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 规定凡16岁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均须申领居民身份证, 为人口管理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是户口管理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居民身份证的特点不仅体现在能证明公民身份, 保障公民权益, 方便群众, 更重要的是, 它突破个人身份依附于户或家庭世袭性的传统, 使个人的独立人格和公民权利得以尊重。居民身份证所展示的是个人属于国家的公民, 而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因此, 居民身份证制有利于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的建设, 而户籍身份制则强化世袭差别和地缘社会。1992年8月, 公安部发出通知, 决定在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 以解决要求进入城镇落户的农民过多与全国统一的计划进城指标过少之间的矛盾。1986年, 安徽滁州市天水县秦栏镇实行“绿卡户籍制”。1992年, 浙江温州推行“绿卡制”。1993年, 上海推行“蓝印户口制”。1995年, 广东深圳施行“蓝印户口制”。以此为代表, 部分地区实行投资入户、购房入户或蓝印户口等政策, 以吸引人才和资金。这一制度的核心是要收取买者的一笔城市建设费, 但对以城市长期务工经商的农民有一定的吸引力, 尤其是那些在城镇已经投资办企业, 开店等的农民来说, 还是有益的。然而, 这一制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蜕变, 在某些城市变成了单纯的买卖户口, 政府只管收钱, 进城后的农民完全无人过问。

这一制度使户口符号价值化, 其表层的意义是为符合实际情况的农民转化身份提供了条件, 而在这种身份的转化过程中, 我们更多地是看到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的差距和鸿沟, 更加彰显出城市户口所拥有的优越性, 一方面, 在户籍制度的不断的变迁中使这种差距和鸿沟制度化, 另一方面, 也看到了那些农民在这一制度的实施中对自己身份的建构, 他们越是想要改变和转变现有的劣势身份, 也就越是强化了那种劣势身份所包含的分量, 使我们能更加明显地感受到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状态。

这反映的正是场域和习性的双重关系, 习性, 即一种在个体之上体现出来的社会化了的主体性。习性和场域是一种互动关系, 布迪厄说过“场域和惯习之间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制约关系:场域构造了惯习, 这是一个场域的内在需要的外显产物;另一方面, 它是一种认识的建构关系:惯习将场域构建成一个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世界, 在其中值得个体的能量为之投资。”也就是说, 从习性的角度可以看到铭刻在人的躯体上的社会制度, 而从场的角度, 我们可以观察到客观关系的体系, 它们是铭刻在事物或制度上的铭文。因此,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户籍制度构造出的农民的习性以及农民的习性所体现和构建的场域, 当然习性也能使个人超越原有的场域而获得新的本质, 而这终究是个艰难的历程。

1997年6月, 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方案》。根据此方案, 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 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1998年8月, 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 主要规定: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志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投靠子女的老人可以在城市落户;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 符合一定条件可以落户。户籍制度进一步松动。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 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

这一时期的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农民身份的转换是有利的, 特别是对于农民中一部分强势群体, 在城市工作多年, 又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并且买了住房的这部分农民, 他们本身已和城市居民没有什么区别, 而那些来城市打工的处于弱势的农民, 在一度对城市户口羡慕和狂热之后, 也已经有更加理性的思考和选择了, 对于获得城市户口本身没有太大的兴趣, 这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他们对自己身份改变的态度很漠然, 其实不然。他们深深地感触的到他们自身所处的社会空间, 也意识到正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极度缺乏, 导致他们没有能力在竞争过程中获胜, 因此, 他们把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的希望寄托在他们子女的身上。

篇3：廢除身份制度才能“人人平等”

“如果一個人在社會中所擁有的權利和義務取決於他先天和後天所具有的身份，這種社會就可以稱為身份社會”，有學者如此概括。其實，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基於血緣宗族關係之上的極為發達的身份社會，身份等級是形成一切社會關係的基礎。

1950年6月14日，劉少奇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強調指出：“在土地改革中劃分農村中的階級成分，是一件複雜而又極其重要的工作，各級領導機關必須根據中央人民政府頒佈的決定認真地加以處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則專門制定了《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補充規定（草案）》，這兩個文件不僅對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和工人五大基本階級成分的內涵和區分作出規定，而且對富裕中農、反動富農、破產地主、貧民、知識分子、遊民、宗教職業者、農村工商業家、漁民、國民黨政府的各級負責官吏、革命軍人、小手工業者、自由職業者、小商和小販、資本家、開明士紳、惡霸等的階級成分，也作出了詳細界定。

隨後，全國各地農村都進行了劃分階級的工作。1952年底，隨著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農村人口都有了自己的階級成分以及家庭出身。1957年後，人們逐漸在政治上基本被劃分為三個不同的群體：一是“革命階級”，包括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家屬等；二是中間階級，包括中農、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宗教職業者、小手工業者、小商、小販等；三是“階級敵人”，包括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資本家、走資派等。這三大群體分別享有不同的政治地位、政治權利、社會聲譽和人生際遇，尤其是後者，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要受到衝擊，甚至成為打擊對象。這樣，階級成分就具有了政治身份的意義。

之後，這種政治身份鎖衍生的“家庭出身”，則幾乎讓大部分家庭家破人亡。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家庭出身演變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以高幹子弟為首的學生紅衛兵自稱是“紅五類”，即來自革命幹部、革命烈士、革命軍人、工人和農民家庭的子女。他們的對立面是“黑五類”，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後來又加上資本家和走資派的子女，稱為“黑七類”。一旦成分被確認劃分，一生命運則被註定了，難再有翻生之機。

在建國初始，也並不存在所謂的戶籍制度。而是在計劃經濟的荒謬思維下，為了防止大量農民自由進入城鎮，給城市發展帶來一系列問題而產生的。自1953年起，中共中央、政務院（國務院）數次發佈有關規定，開始從糧食供應、就業、戶口等方面限制農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自此，城鎮戶口與糧食開始掛鉤，戶籍權益開始顯現。因此，隨著統購統銷制度的完善、城鄉戶籍制度的確立，全國人民被牢固地劃分為城市、農村二元戶籍身份。政治身份體系賦予人們不同的政治地位、政治參與權利、社會聲譽甚至不同的機遇，戶籍身份基本規定了城鄉可以從事的職業、可以定居的地方、可以享有的國家福利以及為國家應盡的義務。這些身份所具有的先賦性、代際承繼性特點，從根基上決定了整個社會呈現身份社會的面貌。

民族身份劃分就更不知所謂，就像階級成份劃分一樣，中國的民族劃分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是斯大林極權主義的遺產。斯大林對民族的定義是：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四個基本特徵的穩定共同體。他的這一定義是中國民族劃分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理論基礎和官方民族政策的指導思想。

在這種隨意劃分階級、民族的治理方式下，城鄉矛盾、民族矛盾愈演愈烈。借鑒歷史進程教訓，就不難理解其原因。大惡魔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曾寫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對立面就是猶太人。”因此，希特勒把猶太人看作是世界的敵人，一切邪惡事物的根源，一切災禍的根子，人類生活秩序的破壞者。這些觀點成了希特勒後來屠殺數百萬猶太人，企圖滅絕猶太人的理論依據。

中國元朝時期實行的種族歧視政策也客觀上加快了皇朝滅亡。從成吉思汗開始，將天下百姓強行分為蒙古人、色目人（西夏、吐蕃、大理國民）、漢人、南人（南宋亡國奴）四個階層。每一任皇帝都大搞種族歧視，其他隸屬國君主必須無條件服從他的意志。比較典型的是元朝的科舉，分左右兩榜，蒙古人和色目人考右榜，漢人和南人考左榜，難易程度有別。就這樣，在種族矛盾和腐敗政治的交織作用下，元朝統治維持不到一百年，就灰飛煙滅了。

不得不提的還有印度的種姓制度。印度有四個種姓的劃分，最高的種姓是婆羅門Brāhmana，是掌握祭祀文教的僧侶階級到後來婆羅門也可以當國王；其次是剎帝利Ksatriya，是掌握軍政的國王和武士階級；其次是吠舍Vaisya，是商人、手工業者，也有從事農耕的農民階級；最下的種姓是首陀羅Sūdra，是農人、牧人、僕役和奴隸。前三者是雅利安人，後者是非雅利安人。各種姓有它的世襲的職業，不許被婚姻混亂，尤其嚴禁首陀羅和別的種姓混亂。種姓制度不僅訂在法律裡面，而且神聖不可動搖地規定在宗教教義和教條中。儘管印度獨立已將近六十年，種姓制度卻仍在阻礙印度現代化的步伐。

因此，破除身份制度、戶籍制度帶來的種種惡果，是由野蠻國家走向文明國家的基礎。先拿“老大哥”俄羅斯來說，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國家政策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其中之一就是於1996年起開始發放新的全俄統一的公民身份證，而新證件上最大的變化就是取消了從1934年起設置的“民族”欄。之所以取消公民身份證上的“民族”欄，主要與其從強調民族平等向人權、公民權高於民族權利、走公民社會構建之路的轉變密切相關。而取消身份證上的“民族”欄就是為了體現對個人權利、公民權利的尊重，是構建新型俄羅斯公民社會的重要舉措之一。

美國則更簡單，連身份證都沒有。只有3個證件，不同程度起到了身份證的作用。一是駕駛證。二是護照。三是社會安全號。羅斯福新政期間，他為了建立社會保障系統，提出為每一個有工作的人員，建立一個社會安全賬號。設想一出，立刻遭到了“隱私派”激烈反對。最後，羅斯福向國會妥協並保證：這個號碼僅僅用於社會保險，一定不會用於身份標識的領域，並且會被保密，這個提案才最終在國會通過。社會安全號碼由9位數字組成，前三位數字和申請所在地的郵政編碼有關，最後四位數按數序排列，中間兩位數是組合數字，分奇數和偶數組合。到美國留學、工作或訪問的中國人，首先要申請一個社會安全號碼，然後才能申請任何其他證件。而駕駛執照也通常扮演著身份證的角色。無論是買汽車、辦保險，還是到銀行開戶頭、炒股票，都要出示駕駛執照。由於駕駛執照是唯一隨身攜帶的有照片的身份文件，因此，如果沒有駕駛執照，就會感到極大的不便。不過，美國是聯邦國家，每州的駕駛執照都不相同，從一個州搬到另一個州居住，必須更換駕駛執照。因此在美國，唯一伴隨終身的就是社會安全號碼，可謂是“一個ID走遍全國”。

有意思的還有英國。在中國看來，身份證制度是一種常見的人口管理方式，但它卻始終不能讓英國人買賬。經歷近一百年的討論，英國人始終容不下一紙身份證。在英國，當護照、駕照等證件承載了大部分身份認證和人口管理的功能時，身份證未免已成為了額外的負擔。因此，卡梅倫政府提交議會的第一部法案就是廢除身份證制度的法規，理由是八年來英國政府已經為身份證制度耗資2.5億英鎊，但是官員表示取消這一制度意味著政府在未來10年可以節約8億英鎊開支。總之，廢除身份證制度對英國人來說“好處多多”。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說：團結穩定是福，分裂動亂是禍。然而，團結穩定的根本就在於人人平等受尊重，人人都有創造出彩人生的機會。而分裂動亂則相反，身份制度、戶籍制度、民族制度這些陳舊迂腐的制度管理，不利於民族團結、穩定，必須堅決廢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