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严复的经济思想

20世纪初严复的经济思想（共5篇）

篇1：20世纪初严复的经济思想

20世纪初严复的经济思想

1901年至1902年，严译《原富》由南洋公学译书院正式出版。书中穿插大量按语，广泛反映了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几乎与此同时，严复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论文，针对清末社会的现实问题，提出见解和对策。如果说《原富》按语是在译书过程中有感而发，那么这些论文就是很有深度的专题研究。由于本人先前发表的论文对于《原富》按语中的经济思想已有较多论述，因此本文只讨论《原富》以外的.文章中的经济思想，时间范围为1901年至1910年。

一、引进外资，筑路开矿

1904年4月，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一文中，严复指出中西政治的根本差异在于体制不同，贫富弱强都是由体制决定的。如果不从根本上下手，对于国事毫无补益。但是严复并不主张马上改变政治体制，因为眼前有个“大患”要优先解决：“为今日吾中国之大患者，其惟贫乎!”[1](P148)

严复认为清末的一切弊病，如民智未开、民力不奋、污秽不蠲、作伪售欺、瘟疫流行、盗贼泛滥、官吏贪婪、兵卒怯弱、人民没有爱国心等等，都是由贫穷引起的。因此，“居今而言救国，在首祛此贫。惟能疗贫，而后有强之可议也!”[1](P149)

平心而论，严复把一切弊病归因于贫穷，显然夸大其辞。例如上述弊病的最后四项，虽与贫穷有一定关系，却无论如何不能把贫穷说成根本原因，因而也决不是“疗贫”所能解决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考虑到庚子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和破坏，考虑到《辛丑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沉重的赔款负担，那么严复把“疗贫”作为当务之急，应当说不无道理。问题在于，“救贫之方”在哪里呢?严复认为，农、工、商三业见效甚缓，不如从路矿下手：“今日救贫之大经……其要在路矿。吾之为路矿，将以富用路矿之吾民也，非徒以富治路矿者也。”[1](P149)

实际上，早在1902年的《路矿议》中，严复已经提出了开路矿的主张。他举出外国为例，说明铁路能够带动一国经济全面发展。至于中国，正因为铁路少得可怜，影响到商业不发达，冶铁业不兴旺：“盖铁路如人身之脉络。……无铁路，则邦国之利源不广，而贫弱之患兴。……必求富强，其要著发端，在开铁路。铁路开，则诸矿业至于一切制造树艺之事，将相随以自生。”[2](P105)

就在这篇文章中，严复提出了兴办路矿的许多注意事项，还为路矿总局筹拟了机构设置和庶务章程。要点如下：

(1)提倡商办：“此事必以商办为正宗”，“而股份则杂华洋而兼收之”[2](P105)。

(2)外资先行。中国殷实商民对于投资铁路建设心存疑虑，“必不肯出莫大之母财(资本)”。“故其集股也，法必以洋商之成本倡其先，而后国中商民信之，其股份乃可以踵至”[2](P106)。

(3)官方政策“宜以宽大而无诈虞为宗，于中外开瀹利源、张皇商业之人，必不可以歧视”。[2](P106)

(4)“路矿之机器材料，不可不力求其自供”[2](P106)。

(5)路矿总局应当早定规章。但是各路各矿情况不同，制定规章时不可一刀切。

(6)路矿总局人员设置要精简。建议设洋参议一员，由外国著名工程师担任，利用他的专业知识为路矿大臣当好参谋。这样，中国僚属就无须很多。

(7)中外商民探路探矿时，“听其自请于其地之州县官”。州县官负责保护，但“不准索费”，并应将踩勘处所报明总局[2](P112、P107)。

(8)当商民公司请办路矿时，各省藩司应秉公审批。“惟于一种商民，声称公司而力量声名均无足道”，企图“冒得利权，以之转售他主，从中要利”，则应小心提防[2](P107)。

(9)干路国有，公司承包。严复指出，铁路可分两种，一种叫干路，一种叫支路。干路“为全国交通之经首”，“乃国家公产，其营造不宜稽延”。经费难筹，可以发行公债;工程浩大，可以承包给公司。具体办法是：造路成本由公司招集，国家担保，并由总局派人监理，因而相当于公债。公债长年计息，但是利息不得超过五分。干路通车10年后开始还本，分40年还清。所还本利从该路当年收入中开支。每年的纯利润原则上归国家所有，但抽出一定比例作为公司的酬劳。50年期满时，干路无条件收归国有[2](P108)。

(10)支路“当任商民之自为，畀以自由，而予之以保护之实益”。公司自筹资本，国家不为它担保。通车一年后，从每年的赢利中先扣除养路费，余利的十分之一上交给路矿总局。还本之法模仿干路。50年期满时，国家具价收购支路的铁轨、车辆等[2](P108、P109、P1

[1][2][3][4]

篇2：20世纪初严复的经济思想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了天津，都统衙门（各国侵略军司令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的）接收了对天津的统治，对天津市地区行使管辖权。(见，天津历史政府委员会会议记要，插第19.，20页。)

天津第一家发电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法租界建立起来的（1902年），发电量不足100千瓦，仅供本租界部分地区使用。1910年该厂迁到了法租界26号路，扩大了规模。天津最大的发电厂是1906年由比利时商人与中国地方政府合建的比商电车电灯公司发电厂，该厂在河北金家窑，初建时发电容量为12800千瓦，并生产直流电供有轨电车使用。该发电厂向意大利、奥地利、俄国租界和新旧城区供电。同时，各国租界也先后建立小型发电厂，如1906年英租界建成天津使馆界发电所，到1928年发电容量7000千瓦；同年日租界也设点灯部，1927年扩大成发电厂，发电总量为2000千瓦；1908年德租界也建成北辰电业公司。但是，上述这些发电厂规模都很小，发电量有限，只限本租界部分地区使用。[1]《天津商会档案》中国商人也曾筹建生产能源的工厂，如1904年候补同知穆云湘拟仿照上海电灯公司办法，招股30万银两建天津閤郡电灯公司。[2] 1911年宁子福、李子香等巨商在商部立案，组织瓦斯电灯公司，股本百万银两，华商七成日商三成[3]。然而这些计划均未实现。

天津各发电厂建成后，各国租界的居民和公共建筑广泛采用电灯照明。天津中国城区最初使用电灯者不多，如1909年比国电灯电车公司建立“已经输载，本埠商民„„燃电灯者甚属寥寥”[4]。但是先进的事物毕竟是有生命力的，电和电灯逐渐被城市居民所接受，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至于天津为数众多的工厂，如纺织、面粉、化工等大型工厂则多自备发电设备，天津六大纱厂总发电量可达14000千瓦，寿星、福星等面粉厂、裕津皮革公司、振华造纸公司和久大制盐、永利制碱公司都自己拥有锅炉或马达。

到了20年代末，城市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电力行业也随之发展。

到20年代末，天津各发电厂总发电容量约33000千瓦，整个城市上没有大型发电厂和能够解决工厂动力的供电系统。[5]

电力是城市的一个枢纽，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1]《天津商会档案》

[2]《大公报》1903年12月20日。

[3]大公报1911年10月5日。

[4]天津商会档案，二类第2188卷。

篇3：20世纪初严复的经济思想

关键词：李普曼,新闻客观性,新闻自由

20世纪初, 新闻事实的报道受制于当时的政治体系, 新闻成了政客们互相攻击的武器。李普曼在这样的环境下提出了新闻实体的概念——即新闻的“实体”就是事实, 而新闻自由的实体则是庇护事实的真实性。

一、李普曼新闻客观性主张的新闻背景与社会情绪

李普曼在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 发现战时的新闻报道并不自由, 他观察到, 碍于当时的“新闻检查”制度, 普通公众并不了解战争的真实情况。一战的宣传工作使李普曼得出结论:当时的新闻报道普遍篡改事实、颠倒黑白。李普曼认为:“人们所读到的并不是事实, 只不过是一些人所希望看到的东西罢了。[1]

(一) 美国社会对民主化市场的失望

对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早期的美国来说, 全民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繁荣梦碎, 即便是经济繁荣期, 也深深弥漫着一种对政治民主的悲观情绪。

李普曼在其《舆论学》中对民主理念提出了批评:“公众不得不在没有这个世界真实图景的状况下行走, 在当时民主政体本身依然存在明显缺陷的情况下, 大多数人还对之有着强烈的成见与冷漠, 当时的情况是, 人们对于各类稀奇古怪和鸡毛蒜皮的事物兴致勃勃, 对于重大的严肃问题却兴味索然, 他们宁愿关心三条腿的小牛也不愿关心政府、学校、报纸和教会与之所有发生的斗争进展到什么程度。[2]

(二) 非理性意识增强

20世纪30年代对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悲观情绪扎根于对20年代公众、人性、传统价值和知识获取的怀疑。新文化带来的解放迅速瓦解了传统文化, 促使许多严肃思想家开始担忧艺术和科学的新体系是否欠缺基础。心理学让我们不再相信理性, 而不相信理性又使我们质疑政治体制。德高望重的美国法律哲学家罗丝科庞德对人类非理性意识的增强这一现象给出的答案是警惕过度的偶像崇拜:非理性是事实, 不是理想,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但没必要追捧。

二、李普曼新闻客观性主张的诞生

1919年, 李普曼在《自由与新闻》中提出, 在外部世界与公众之间存在着一种“拟态环境”, 而公众舆论反映的是拟态环境而非客观世界。李普曼认为公众无法正确认知事实的原因就是当时的新闻界不予提供真实信息。但随后, 李普曼又进一步感到疑惑:问题产生的原因除了新闻报道和政府干预外, 是否还有公众形成其舆论方法方面的问题, 顺应这条思路的发展, 1922年他完成了《舆论学》, 1925年出版了《幻影公众》, 是《自由与新闻》的思想奠定了这两本书的基础, 开启了客观性新闻报道的新纪元。

(一) 从“大众”定义的变化看舆论的变迁

19世纪早期的美国, 人民 (people) 一词是用来形容中产阶级的。到了20世纪, 舆论已经被视为更大阶层的呼声, 这个阶层既没有中产阶级受过的良好教育, 也没有中产阶级对理性的信仰。20世纪早期出现的公关职业进一步完整了公众的含义:非理性的旁观者而非参与者, 消费者而非生产者。大众的范围逐步扩大, 舆论从有阶级到没有阶级, 这给美国新闻业的意识形态和日常社会关系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 李普曼新闻客观性主张的诞生

李普曼在《自由与新闻》的一篇文章中曾发出警告:西方民主面临的危机其实就是新闻学的危机。制度越健全, 有关各方的利益就越能得到规范的代表, 问题就能解决得更顺利, 引入的客观标准就更多, 事件就越能够完美地表现为新闻。[2]

李普曼认为, 当务之急是规范报纸行业, 让其从一个随意的商业成长为一种规范的职业, 同时为社会培养一批新闻人才, 他们应该拥有不惧权威、理性思考的能力。作为客观性报道先驱, 李普曼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新闻、事实与自由的全景图:所谓新闻自由就是告知客观事实, 然而人们只注重自由的形式而忽略了自由的本质内容, 这让自由有时甚至成为不择手段的借口。基于此, 李普曼提出只有保护好消息的来源才能保证公众能够接近真相, 从而真正保证了新闻自由。这就要求报纸行业的规范化和记者队伍的专业化, 这也是挽救新闻自由的唯一途径。

(三) 李普曼新闻客观性主张的理论遗产

对李普曼新闻客观性主张进行总结, 发现有两个特点:第一, 新闻业的敌人不是资本家, 而是他们自己。李普曼认为, 人们头脑中的技能存在着一种“固定的成见”, 所以, 他认为即使是目击者也带不回真实的报道, 新闻和真实并不是一回事, 必须加以区分。第二, 是他的新闻客观性主张让所有新闻从业者意识到了报道的主观性及其后果。李普曼和纽约《世界报》副总编查尔斯梅尔兹共同总结说, 当你意识到现代世界是多么依赖于新闻时, 人性的弱点就不再只是自满和自我辩解的问题, 而是要时刻保持警觉的问题。

顺着李普曼的观点出发, 可以观察到准确、公正、平等地反映客观真实世界是新闻道德的基本责任。作为一名专业的新闻工作者, 必须保证把主观与客观、事实与成见、价值观区分清楚。在客观世界面前, 新闻记者要能够置身于其外进行独立的观察, 把事实和真相运用标准的职业技巧和中性的语言传播给公众。观察者对于研究对象所抱有的中立性决定了真理和知识的传递。[3]

参考文献

[1]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与美国世纪 (第十四章) [M].中信出版社, 2008.

[2]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篇4：20世纪初严复的经济思想

一

1904年8月31日, 孙中山用英文撰写的论文《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中, 对“黄祸”论的批驳可谓痛快淋漓:他指出:“有人时常提出这样一种在表面上似乎有道理的论调, 他们说: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和丰厚的资源, 如果它觉醒起来并采用西方方式与思想, 就会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威胁。”一言以蔽之, 这种论调的实质就是所谓“黄祸”论。这种论调似乎很动听, 然而一加考察就会发现, 不论从任何观点去衡量, 它都是站不住脚的。”孙中山先生从道德、经济两方面批驳“黄祸”论, 驳斥了帝国主义者的谬说, 从道德上来看, “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 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 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 那只是为了自卫。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 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再就经济的观点来看, 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 不但对中国人, 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 铁路即可修建, 天然资源即可开发, 人民即可日渐富裕, 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 对外国货物的需求即可增多, 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由此看来, 上述的论调立即破产, 孙中山先生有把握地说:“黄祸毕竟还可以变成黄福。”[1]253

1906年1月26日, 清廷驻英公使汪大燮接受了路透社记者的独家采访。在谈到清政府的治国之策时, 他特别强调:“中国之意, 无非欲舍旧谋新, 期如日本而已。”汪向记者透露效法日本并且新军将领大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学校的事实后, 记者追问道, “事既若此, 则将来中日邦交, 必更亲密, 黄种之人, 岂不大增权力耶?”汪大燮听记者这样问, 就应答道:“君之此说, 殆指黄祸乎?中日虽睦, 而联盟之局, 固尚难以成立。夫中国行事, 既已日渐进步, 则与英美日之邦交, 自必益厚, 亦何必斤斤于联盟为耶?彼倡言黄祸者, 特未谙中国内情耳。且华人心气和易, 殊无所贪, 且国中富于矿产, 宜于农收, 谋生之道, 无待外求, 亦焉得而成黄祸耶?”[2]390汪氏说罢便哈哈大笑起来。就这样, 在轻松的气氛里, 笑容可掬的大使给了记者以最掷地有声的回击。

1908年, 鲁迅先生在《破恶声论》一文中, 也谈到所谓的“黄祸”问题。他以其犀利的笔锋讽刺了当时在“黄祸”论前的中国人的三种表现:1.自屈于强暴久, 因渐成奴子之性, 忘本来而崇侵略。2.人云亦云、不持自见。3.在援德皇威廉二世“黄祸”之说以自豪, 厉声而嗥。欲毁伦敦而覆罗马, 巴黎一地则以供淫游焉[2]370。对于前两者的表现鲁迅先生在其他文章中多有论述, 他曾指斥:中国历史无非可以划分为两个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 即所谓“乱世”;二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 即所谓“治世”[3]211。可见, 奴性正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所在, 当“黄祸”论如潮水般汹涌而入时, 处于下层的蚁民们也自然而然地要么缄口不言, 要么随声附和了事。

此外, 对于第三种表现即因“黄祸”论而“自豪”, 鲁迅则不以为然, 他认为这只是极少数“梦想狂人”寻求精神胜利的空想而已。在文中, 他指出:倡黄祸者虽拟黄人以兽, 顾其烈则未至于此矣。今兹敢告华士壮者曰:勇健有力, 果毅不怯斗, 固人生宜有事, 特此则以自臧, 而非用以博噬无辜之国。使其自树其固, 有馀勇焉, 则当如波兰武士贝谟之辅匈加利, 英吉利诗人裴伦之助希腊, 为自繇张其元气, 颠仆压制, 去诸两间, 凡有危邻, 咸与扶掖, 先起友国, 次及其他, 令人士间自繇具足, 眈眈晰种失其臣奴, 则黄祸始以实现。“黄祸”尚难谈起, 所以鲁迅先生劝说这些人面对现实, “收艳羡强暴之心, 而说自卫之要”[2]370, 要记住自己的国家也是饱受侵略, 不要再去沉醉于侵略他人的梦想。

二

1979年7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吕浦等人编译的《“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一书, 书中第三编辑录了20世纪初年中国人对黄祸之说的一些反响, 其中大部分文章是当时报刊的评论, 多未署名, 其中有的很明确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宪派的观点。

1. 否定之说。

1904年9月, 旅美华人张又棠在美国的报纸《而利费报》发表《论黄祸》一文, 从正面回答了中国不是“黄祸”。张先生首先指出“黄祸”之说始于义和团, 而此祸由华人所起, 实为伪言。义和团民的举动是为了保卫家国。而帝国主义国家鼓吹中国为“黄祸”, 其真实意图是为瓜分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财物找借口。张先生说:是时欧人以为拳匪将蔓延中国全境, 窃虑后日之祸, 当更有不堪设想者, 必至全国人民, 执干戈, 卫社稷, 以为排外之举, 于是大声疾呼, 而号于众曰, 黄祸黄祸, 于华人之自保疆宇而力斥之, 而俄德法三国, 又皆久蓄阴谋, 欲占华土, 无怪其张大其词以惑群听也[2]380。然后, 张又细数了西方国家的种种劣行, 指出真正受害的是黄种人及其他有色人种[2]382。

1905年3月, 《东方杂志》第2年第2期刊发了谷音 (笔名) 所写的《辩黄祸之说》, 文章以为欧人所说的“黄祸”专指“中国”, 因为成吉思汗以铁骑蹂躏欧洲时, “西欧妇孺亦尝震惊于黄人之大创”。及至近代, 虽然中国国力日衰, 政府腐败不堪。但是“中国疆域之广, 人民之众, 物产之丰”仍是全欧“所艳道且称许的”。比照蕞尔岛国的日本, 虽强盛崛起, 但是想其大有所为, 则不置可否。更让欧洲人畏惧的是:日俄战争中, 中国虽居局外, 而天下之予以刺激者, 必至深且烈, 两虎相争, 列强袖手, 彼得以一旅之师, 守其分界, 而从容规划于国门之内, 举所以腐烂之原而痛除之, 举麻木不仁之疾而人灸之, 乘列强不暇染指之时, 为正本清源之治, 日俄战事告终, 而此老大帝国已耽耽然崛起于东方, 思有以执天下之牛耳矣。然而, 谷音则不这么看, 他认为中国虽经日俄战争的刺激, 仍“寂然不动, 政府之安闲也如故, 官吏之营私也如故, 人民之酣睡也如故, 不肖之卖国也如故;两强相兄弟阋于其境不为动, 匪第其境也, 阋于其室焉;匪第其室也, 阋于陵寝焉;而上下酣嬉, 后先涂附, 此而不能急起, 则终无梦醒之一日矣, 行尸走肉, 不出三年, 磨刀霍霍, 以宰此鸡豚, 供吾一饱已耳。”所以, “黄祸”不足云[2]385。

1908年, 《外交报》第5号中就刊登了一篇题为《读西人黄祸说感言》的文章, 作者认为白人所谓黄祸之说是与具体情况不符的。他指称:环顾吾国, 竟何如者?狮一觉, 曾无梦醒之期, 大鸟三年, 莫鼓飞鸣之翼。在彼族势方全盛, 而孜孜焉忧盛危明, 推其春冰虎尾之心, 几若大祸之在前, 其势不可, 一日安者。而吾族则酣歌于漏舟一听人之仇雠我茫然曾不思所以御之;作者还强调: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一向是平和柔顺的, 而且中国的民众“本于爱国忠君, 而非犯上好乱之徒”, 不可能做出危害白人的事来。所以, 西方人所说的“黄祸”, 其实根本不应当归算在中国人的头上。

2. 肯定之语。

除对“黄祸”论回驳的言说之外, 也有国人承认中国的的确确是兵祸之源。一篇题为《论黄祸》的文章这样写道:中国之累人者, 出于萎。盖专制之朝, 如自觉其财政空虚, 兵力衰弱, 外交挫折, 则每思弃遗一切, 以求保一己之名位, 而其人臣亦决无爱国之心, 小民则本不知国事为何物 (若在立宪国, 则国民必思自救之法) , 故中国无日不有可分之势, 而各国各忧己之兵力不足, 致分中国之时之落人后一也, 不得不竟出于增兵之一途;此祸之出于中国者也。作者还指出:日俄之战中, 如若日胜俄败, 那么“此时之中国人, 亦必感触于日本之兴, 从而力行其新政, 中国既兴, 则瓜分之说息, 而天下之兵可以不用矣。”在作者眼中, 实施宪政是消弭兵祸和中国兴旺的唯一办法。宪政若行, 则“黄人渐强, 终有欺压白人之日”[2]375。还有人从“黄祸”论中看到了中国振兴的希望。1907年2月7日, 《东方杂志》上节录了几个月前《岭东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历史上黄白二种之竞争》的文章。作者对黄白二种的竞争作了历史的考察, 他认为自古以来, 黄种人都占优势地位。在古时候, 僻处北方、以游牧为主的黄色种族被中国打败、驱逐之后, 曾一度“流离奔窜, 侧身无所”, 其后, 他们进入白种人的地区, 一与白人角逐, 就“如疾风骤雨, 凌厉无前者”, “举白人文野之族, 不足以供其一龁 (咬) 也”。北方黄族即是如此, 那么打败他们的中华民族其文明程度、优秀程度也就自然高出白种更多筹。作者认为:虽然目前“白人文化武力, 万非黄人所及”, 但是最后究竟谁胜谁负, 现在谈论还为时过早。他认为只要中国行立宪、倡自由, 那么我黄种之势力不会减于白人, 中国可以兴矣[2]391!

不管是肯定之言, 还是否定之语 (虽然其中还搀和着政治取向的问题) , 中国人对欧美国家所鼓吹的“黄祸”论的态度都是从“维护国权, 复兴国运”的好意出发。因为, 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希望自己的祖国被人恶意诬篾, 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受到别国欺侮时, 还连声叫好, 自取其辱。“黄祸”论自那些不怀好意的阴谋家们极力宣扬之始, 便注定逃离不了被人唾弃的厄运。但是,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 也使得当“黄祸”这种欺人之谈掀起波澜、恣意横飞时, 中国人的回音才会如此之小, 不被重视。北岛曾经说过:“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掠夺瓜分中国之后, 还污称中国是“祸害”这样无耻的行径, 当时的国人也只能从内心里去鄙视他们。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2]吕浦、张振鲲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篇5：20世纪初严复的经济思想

心理主义社会学包括了下列各种理论流派:以沃德、吉丁斯为代表的心理进化论, 以拉察鲁斯和施太恩塔耳为代表的民族心理学, 西盖勒和勒蓬代表的集团心理学, 塔尔德的摹仿论, 麦独孤代表的本能主义,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社会思想。

19世纪末的心理主义将社会现象归结为心理现象, 但这并不是心理学思潮的新发明。自然法学派的霍布斯、洛克, 法国的启蒙学者, 苏格兰学派等无一不援引“人性”与“心理科学”为统一的社会科学的基础。事实上, 他们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近代心理学的奠基者, 由于他们的工作, 社会学中的心理主义的原子论与还原论早已形成为社会学的一个主要的传统:即社会唯名论传统。19世纪末的心理主义思潮为这一传统的更大规模的发展。下面我们就考察这个传统, 查看新兴的心理主义社会学与前人思想理论的渊源关系。

1. 古典自然法学派

人性论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此, 自然法学说的代表人物霍布斯和洛克有着深入的探讨, 但二人各执一端、针锋相对。

霍布斯理论的基础是个人主义。他把受私利驱使的个人作为一个分析的起点。他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充满恶意的、野蛮残忍的和富于侵略的, 这就使人类处于一种暴力冲突的状态中, 但是除了贪欲和激情外, 人类还被赋予理智, 理智使人畏惧于人类“自然”活动的后果, 即人对人的全面战争, 从而设法使暴力冲突转变为非暴力的合作, 寻求和平便是第一条基本的自然法, 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卫我们自己就是基本的自然权利, 这种可能的办法就是社会权威。总结起来, 霍布斯的人性观包括两点:人性本恶, 权威强制。

洛克的人性观认为社会性冲动是人的天性。上帝创造人, 使他们对结成社会感到方便而且有那种倾向, 又给他们配备上知性和语言, 以便维持社会和享受社会的好处。由这种人性观, 洛克强调合作是人的社会性冲动的自然结果, 不是政治威权使合作得以可能, 其作用只是保护合作和加强合作。

2. 卢梭:自然与社会

卢梭的人性观现于他对自然与社会的探讨中。卢梭的人性观抛弃了自然法传统的三个重要假设:一, 自然人是用自己的观点指导自己行动的聪明人;二, 人性亘古不变;三, 可以从自然人身上发现社会人的一切可能品质。他针锋相对地提出:自然人是与社会人对立的。他描绘了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的图景。

卢梭认为, 野蛮人是自由和平等的;由于缺乏智慧和理性, 野蛮人总是丝毫不假思索地服从于人类的原始感情, 从不抗拒怜悯心的自发冲动, 所以野蛮人是淳朴善良的。自然为野蛮人安排了简朴、单纯、孤独的生活方式, 没有种种欲望的枷锁, 所以他们又是健康和幸福的。但自我完善的能力使人脱离了安宁而淳朴的原始状态, 使人显示出他的智慧和谬误, 终使他成为人类自己和自然界的暴君。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人们不断地联合。一旦人们发现了联合的好处, 平等就消失了, 私有制就出现了, 于是人们的利害关系越来越错综复杂, 相互忌恨的心理便越增长。人们表面上像是互相帮助, 实际上却无所不至地相互残害。每个人为了力求获取自己的利益, 若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 便公开使用强力;若觉得自己比较弱, 便使用智巧。人类的理性趋于完善, 同时整个人类却败坏下去。

3. 休谟:人性的科学

休谟的代表作《人性论》是以实验推理的方法研究人性, 也正如此书副标题所写的那样: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熊彼特也认为, 休谟的人性科学实质上是心理学的, “他们的联想主义心理学实质上是内省的, 也就是说, 他把分析者对自己心理过程的观察看作是知识的有效来源。”

休谟认为, 可以通过观察来发现包含在人类动机和行为中的一致性, 如同机体组织所有的那种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出自于人性的稳定性, 人性的知识对休谟来说是一切知识的源泉, 因为人们知道的不是事物本身, 而是从感觉、联想中获得的观念。休谟人性概念的基本假设是, 情感、激情等非理性先于理性, 人受非理性而不是理性支配, 理性为情感服务。社会不是契约的产物, 而是人的需要、自然倾向和习惯即本能的产物。

休谟坚持依人性特质来解释社会生活, 性冲动导致集体生活, 其中相互关系的最大障碍是资源稀缺, 这导致死心利己的观念和私有财产的产生, 保护自我财产的观念使他们联想和思考, 产生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认识, 于是他们自我约束并制定了与社会生活相关的正义法则。这样, 社会由个人自由的状态达到整体有序的状态。

休谟的理论给亚当-斯密很大的影响, 后者也是从人性出发, 引入“看不见的手”这个概念, 来解释社会由自由到秩序的变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