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女权主义论文

中国当代女权主义论文（共8篇）

篇1：中国当代女权主义论文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张恒山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六大原则，其中民主法治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要要素。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立法、执法、司法体制基本健全。但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也面临着许多困扰，其中最突出的是人们的法治理念对法治运作存在阻扰。在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法律运作体制基本健全的情况下，人们的法治理念，尤其是各级党政干部的法治理念，对法治运行具有决定性意义。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要求党政干部、人民群众普遍地树立起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相适应的法治理念。这是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文化观念基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些理念是通过对一些具体的有关法律的认识、观念而得以体现的。

一、关于法的观念——法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

目前，我国法理学教科书中流行的主流观点认为，从本质上看，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我们把它称为统治阶级意志论。在我国，从五十年代以来，它一直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实际上，这个观点是前苏联学者在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所作的不适当的总结。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析实证法学的国家意志论的变种。实际上，这种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 理，也不符合我国现实，更不利于我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一）统治阶级意志论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法本质定义

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是由前苏联学者提出的、在五十年代输入中国的关于法本质的定义性认识。

由前苏联学者提出的这个关于法本质的定义，据说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象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从表面上看，维辛斯基的定义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有共同之处，但实际上，两者有重大不同。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不是给法下定义，甚至也不是给资产阶级的法下定义，而是附带地论及资产阶级的法。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是一种特定的法，而不是普遍的法，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扩大解释以致适用到人类历史的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法，并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法的定义，这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即使这种扩大解释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种合理的推论，它毕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的完整意思应当是：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同样地，表面上看来法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那个阶级的意志、而 实际上法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恰恰是：法是由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法表现一定阶级的意志只是表面现象。这样的翻译和理解才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

法本质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既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意，现在应当是我们摒弃前苏联学者的这种解说，摒弃对前苏联学者的盲从的时候了。

（二）统治阶级意志论不利于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指导下的时代，人们不容易看出“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的错误和危害。自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这种观念不能适用到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如果硬性地用这种理论观念来理解、解释当代中国的法，对中国社会、对中国的法治建设都有严重的危害性。

首先，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之所以不能适用于当代中国法治，是因为依据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现实无法作出统治阶级的划分。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是以将社会成员们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为前提的，而这种政治上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划分是以在经济生活中双方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划分为依据的。根据我党《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判断以及我国宪法的表述，我国社会已经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而人民这一概念包括社会主义劳动者（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 的爱国者。这四种人几乎占全国总人口之全部。在这四种人中，不能划分出一个独立的、相对于其它阶级而言的统治阶级。如果要硬性地在上述五种人中划分出统治阶级来，就会在客观上制造人民内部的政治分裂。

其次，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之所以不能适用，是因为依据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现实也无法作出被统治阶级的划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总是相对而言的。就象钟乳石和石笋一样，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一个社会中的一对共生事物，或一对共生阶级。有统治阶级就必然应当有相应的被统治阶级；没有统治阶级就没有被统治阶级。如前所述，既然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五种人中不能划分出一个独立的统治阶级来，就应当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也不存在一个被统治阶级。这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结论。

有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逻辑上的缺憾，于是把少数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政权的敌对分子、企图制造祖国分裂的卖国者、少数间谍特务和刑事犯罪分子说成是被统治阶级。这种解释并不能说服人。因为上述几种人并不能构成一个统一的阶级，也不能各自独立地构成几个阶级。另外，就在所谓的“被统治阶级”中占绝大多数的刑事犯罪分子而言，他们并不是在刑事犯罪之前就被认定为“被统治阶级”。在刑事犯罪之前他们都是人民的成员，都处于人民的行列，甚至其中的大多数人在刑事犯罪之后，虽然受到刑事处罚，只要还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就应当认为还是人民的成员。并且，绝大多数刑事犯罪分子在经劳动改造、刑满释放之后，仍然要回到社会中，作为人 民的成员之一分子而工作、生活。我们在理论上或宣传上有意或无意地将刑事犯罪分子视为“被统治阶级”，这种认识和观念极为有害。此外，所谓被统治阶级是法律之外的概念，是先于法律而存在的概念。而刑事犯罪是后于法律而出现的现象––––没有刑事立法就没有刑事犯罪。所以，将各种刑事犯罪置于被统治阶级的范畴，其本身就是一种牵强的说法。

由一种先定的观念出发去硬性地寻找被统治阶级是一种非常有害、甚至非常可怕的做法。“文化大革命”中，为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争口号的正确性就必须证明阶级斗争继续存在、阶级敌人继续存在，就必须寻找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应当继续被革命、继续被专政的对象。结果寻找出来的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知识分子。在上述九种人中，在当时能真正构成一个社会阶层或阶级的就是知识分子。所以，作为一个阶层或阶级而遭殃的就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专政的恶果及由此派生的恶果既然结出，对它们就挥不去、摆不脱，只好留给后来的好几代人去皱着眉头、慢慢地品尝、体味、消化。

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坚持法本质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仍然要硬性地寻找出一个被统治阶级。我耽心：在这种思维逻辑的支配下，哪个倒霉的阶级或阶层的成员们在某一个阴霾密布的早晨起床后会忽然发现自己不幸被划入“被统治阶级”之列。

第三，法本质的统治阶级意志论之所以不能适用于当代中国法治，是因为这种观念不利于人们形成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的尊重 认同的态度。

在本体意义上，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是在将社会划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基础上，强调法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不体现被统治阶级的意志。被统治阶级之所以要遵守法，完全是被迫的，是统治阶级将本阶级的意志以法律的名义强加于被统治阶级。所以，对法的这种本体论的解释不利于社会普通群众在心理上形成对法或法律的认同。由于“统治”与掌握国家权力有着必然的联系：统治必然意味着掌握国家权力，或者说，只有掌握国家权力才谈得上对社会的统治，所以，对于中国的普通群众来说，在直观上极容易用是否直接掌握、行使国家权力为标准来区分统治与被统治。根据这样的标准来看待自己的地位、身份，他们很容易将自己视为被统治成员，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视为统治阶级的成员，并将法律视为不体现自己意志的外在的强加、强迫。我们继续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的宣传，必然在客观上强化普通群众对法律的这种不信赖、不认同的心理和情感。

在功能意义上，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是在将社会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基础上，强调法的功能重在于统治、压迫被统治阶级，维护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在将“统治”与掌握国家权力相联系的思维逻辑的支配下，对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视为被统治阶级成员的普通群众来说，从这种功能论会产生出自己是被治对象的认识，会产生出对法律反感、厌恶。在这种厌恶心理支配下，休想指望他们会自觉地遵守法律。

在效力意义上，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是在将社会划分为统治阶 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基础上，强调因为统治阶级凭借所掌握的国家政权和国家的有组织的暴力对被统治阶级加以强制来使得被统治阶级遵守法。根据这种统治阶级意志论，法之所以要被遵守，不是因为它自身内含着什么正义、道理，不是因为它自身就“应当”被遵守，而是因为统治阶级凭借国家暴力或武力强迫人们遵守。在这种观念的光照下，法没有正义、没有道理可言，只有令人憎恶的凶巴巴、恶狠狠的面孔。尽管当代中国许多学者发现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在法的效力论问题上的弊端，力求在法的暴力要素之外引入道德、理性、道理等概念成分，但这些概念是不能由统治阶级意志论中合乎逻辑地推论出来的，只能由人来生硬地嵌入法理学体系。又由于道德、理性、道理等概念是人为地嵌入的，它们同在统治阶级意志论这一基本观念基础上所建构起来的法理学体系难以相容。面对我们自己所描绘出的这种凶恶的法，我们如何能指望普通群众对它有亲近感、认同感？如何指望普通群众自觉地遵守它？

任何社会中的法律归根到底是要靠普通民众中的绝大多数人去自觉遵守的。没有大多数人的自觉遵守，法就沦为一页废纸或无谓的空气振动。但要想大多数人能自觉地遵守法，前提是法自身要符合大多数人所认同的道理，要使大多数人对法有认同感、亲近感。如果我们所宣传的法的最基本观念本身就宣扬法不讲道理、怂恿人们憎恶法、讨厌法，同时我们又企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第四，法本质的统治阶级意志论之所以不能适用当代中国法治，是因为这种观念不利于在国家官员队伍中形成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自身应当守法的意识。

如前所述，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在法的功能问题上强调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压迫、强制，其自身逻辑中并不包含统治阶级也应当遵守法律的命题。从这种统治阶级意志论出发很容易产生出法律是掌握权力者手中的工具、法是用以治民（普通民众）的工具的认识，就是不会产生出自己应当自觉地遵守法律、以法律约束自己的权力和行为的认识。如果说在国家官员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具有应当自觉地遵守法律的认识，那一定是根据另外的理论逻辑而产生的认识，决不会是因信奉统治阶级意志论的结果。

另外，统治阶级意志论在同国家意志论相结合的基础上，在直观上容易给人造成国家可以随意立法的错觉。对于大多数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法学理论教育的干部们和普通群众来说，在不可能聆听学者们的详细讲述和论证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按照自己的通俗的理论逻辑对这种统治阶级意志论加以理解：统治阶级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制订和运用法律。

当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国家各机关、国家机关的所有的官员都应当受到法律约束。从人类文明史来看，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官员们受到法律约束固然要靠一种合理设计的权力结构机制作保证，但国家机关的官员们自身对法律的信仰、高度的自觉守法意识也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因素。如果我们关于法和法治建设的基本观念不利于、无助于国家官员们守法意识的形成，这种基本观 念就是失败，就不能适用。

当代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确立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法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

由法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这一观念，一方面，要求我们在立法过程中要尽可能地体现和实现人民意志，要求我们完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提高人大代表素质和立法能力，完善立法程序，使人大代表们要真正地体现民意，真正地代表人民立法；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在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中要忠实地遵循法律。我们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集中体现就是人民选举代表集会立法，并且要求国家各机构依照法律办事、履行职责。所以，我们在执法司法中贯彻法律，就是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

二、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党的执政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观念 法同国家现象密切相关。对国家的产生、国家权力的来源问题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对法的理解和态度。

在我们的传统政治法律文化观念中，认为国家权力是来自于武力、暴力的。也就是说，国家政权可以通过暴力去获取，依靠暴力来维护。这种观念很危险。在一个和平、稳态发展的社会，这种观念将为野心和阴谋提供冒险得逞的机会。

针对“君权神授论”、“君主主权论”、“国家权力暴力论”等理论观念，近代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提出了人民主权理论。他们提出的两大判断却被认为是当代法学政治学的基本公理，这就是：——人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主权者；国家各机关的权力、任何政党的执政权力都是 来自于人民的暂时性授权、委托。————对这两大公理性的论断，不可怀疑，不可争论、不可反驳。

由于中国传统的国家权力依据暴力的观念，在近代没有被清算，以致许多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论断，认为我们党执政的依据就是枪杆子，就是武力。这是对我们的权力依据的严重误解。

毫无疑问，毛泽东同志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真理性认识。这一真理性认识的前提条件是，它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派而言的。国民党的反动、反人民、反民主政权依靠反动武装来维护，你不打，它就不倒。所以，蒋介石发动“

4、12”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是被迫领导中国人民拿起枪杆子，用暴力推翻旧政权。

但是，枪杆子、暴力的真正作用是推翻旧政权来为新政权的建立清理场地、创造条件。

枪杆子摧毁了旧政权，使人民获得了政权。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人民又通过将权力委托给自己的信任者，来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作为共产党人而言，我们掌握政权的合法依据只能是人民的授权和同意。我们之所以取得政权，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在战争时代，人民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自己的选择、支持和拥护。这就是，当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实行战略决战时，人民用送情报、送军粮、做军鞋、运军火、抬伤员、送子弟参军等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的支持拥护。据统计，在解 放战争期间，华北近100万人，东北约160万人参加了解放军。1946年－－1948年，仅仅山东就有近600万人随解放军出征，冀中有近500万人当支前民工。所以，这是中国人民用汗水、鲜血、用生命所表达的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同意、拥护。

中国人民不仅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我们党的信任，也通过法律的形式表达了对我们党的执政授权。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我们党倡导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该会议的参加者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各民主党派代表、民主人士代表、各民族代表等。这是一个人民代表性质的会议。该会议制订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中央人民政府中占多数。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从那一次选举开始的。事实上，在后来的历届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中，在国家各职能机关担任领导的干部，中国共产党党员代表总是占大多数。这表明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委托。

我们中国共产党执政是由于人民给我们委托，给我们授权。我们对人民不能说我们的权力来自于枪杆子。

我们只有抛弃这种权力来自武力、暴力的观念，才能真正地谨慎地行使我们手中的权力，才能真正牢记，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如果我们还是认为，我们的权力来自枪杆子，来自武力暴力，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尊重人民的权力，不可能真正地尊重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而设计的这一套法律制度，不可能防范和停止我们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自己谋利。

三、执政者权力受约束和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观念

从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不重视法律的作用，不重视法制建设。这使我们最终一度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

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率先思考和探索在中国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的新的方式，在我党最先表述了加强民主、法制的思想。“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1997年，党的第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次确定，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依法执政。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作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时，提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决定》郑重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依法执政首先意味着，执政者的权力要受法律的约束和限制。

执政者的权力要受约束和限制，这也是人类在长期的对政治文明探索中形成的一个进步观念。

人类为什么形成国家组织，形成这个凌驾于普通社会成员之上 的公共管理机构？简单地说，人类最初形成国家组织主要是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防御外来入侵、保卫共同安全；一个维持社会内部秩序，防止社会成员们相互欺凌，尤其是防止在社会生活中强者欺侮弱者。就维护社会内部秩序而言，国家组织是以凌驾于普通社会成员之上的公正者的面目出现的。

但是，国家组织出现之后，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当社会成员们相互欺凌时，虽然有国家机构来维护正义、公平，但在国家机构本身欺凌普通社会成员时，普通社会成员能向谁求助？谁来解决问题？谁来维护公正?

这就是，如何防止国家机构、国家官员、执掌国家政权者，欺侮、侵犯普通社会社会成员？

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仅奴隶制国家中存在、封建制国家中存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同样存在。所以，它是所有国家组织面临的共同性问题。

人类文明的大多数国家，大多数时间里，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国家机构、国家官员、执政者是否欺侮普通老百姓，取决他们自己的良知、良心，而不存在客观的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机构对国家机构、国家官员的监督。在中国古代，反复地倡导德治，就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对官员们的良心、道德上。但是，良心道德因人而异，不总是可靠的。

在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些进步的思想家们提出这个问题，并企图加以解决。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是：国家机构、国家官员、执政者的权力必须受到约束、限制。不能容许不受约 束的国家权力的存在。这是原则。

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方案：一是法治；一是分权。法治，是将所有的国家机构的权力范围、权力行使方式程序、各机构的官员产生方式、违法行使权力的责任都用法律加以规定，要求所有的国家机构、官员们遵守法律。这通常表现为国家的立宪。分权，就是将国家的不同职能分配给不同的机构，使每一个机构只行使某种特定的职能权力，并使不同的机构相互间牵制、相互约束，不允许任何一个机构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

在我们国家，现在是完全接受了法治主张，在国家政权运作的一些特定的领域也接受了分权主张，譬如，在刑事诉讼领域，我们实行的是公、检、法三家分工负责、相互制约的原则。

同时，执政者的权力要受到约束、监督，已经被我们党的理论所接受。这就是我们最近提出依法执政的道理所在。胡锦涛指出，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依法执政的本质就是，在我们运用人民委托给我们的国家权力时，必须受到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所约束，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

一个党的执政要接受法律约束限制，就必然要求代表着党执政的各部门、各级别的官员们行使的权力都要接受法律约束限制。

当然，对权力的约束、限制，也要依照法律规定来进行，不能 对合法的行使职权行为随意干预。

四、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要求确立的另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观念。

“人权”虽然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提出的概念，但它是标志着人类思想观念进步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对推动人类政治法律文明进步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

但这种人权观念直到现在对我们许多同志来说是非常陌生的。

首先，我们国家传统的政治理论不包含人和人平等观念——这是承认人权的前提观念。主宰我们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数千年的儒家学说，就是认为人和人分为等级，不承认人和人平等。建国以后，我们长期坚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坚持认为人和人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和阶级之间只有压迫和被压迫、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不可能存在平等关系。这种斗争学说不可能容忍人权学说。

其次，我们国家传统的政治理论不存在政府建立、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个人人权的观念。不存在这种人权是目的、政府是手段的观念。我们传统的政治理论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的土地、人身、财产都是属于君主制的政府的。个人从属于政府，这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先于政府的权利。新中国建立之后，长时间里，我们在理论宣传上，过分地强调国家至上、集体至上，过分地强调个人对政府的服从性，强调个人是螺丝钉，是手段，不承认或很少承认个人有自己的正当的利益追求。在这种观念下，也 不可能承认人权概念。所以，在我们国家，人权学说、人权概念是长期受到批判的。尽管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客观上已经在许多方面改善了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但有没有对人权概念的认识和人权保障的自觉意识，在政治和社会实践上是有重大区别的。

到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认识到人权概念的价值，开始展开对人权概念的研究。在这种研究和宣传的基础上，我们国家的宪法，到2004年第四次修宪，才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虽然来到的晚了一些，毕竟体现了观念上的重大进步。

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不等于真的被人们普遍接受，不等于真的深入人心，不等于已经成为现实。所以，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人权概念的认识，普及尊重和保障人权观念。

尊重和保障人权观念的核心是尊重每一个个人权利。

以我国现行宪法（1982年宪法）的规定为例，每个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分别包括：

1、公民的人身权利

它包括公民的人身不受侵犯，不受任何非法搜查、拘禁、逮捕、剥夺、限制和侵害；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2、政治权利和自由。它包括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批评、建议权，检举、控告权，申诉权和取得赔偿权。

3、公民的精神自由。

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

公民的通信自由与秘密受法律保护

宗教信仰自由

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4、公民的经济社会权利。包括劳动的权利和义务；休息权；财产所有权；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权；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婚姻、家庭、母亲、儿童、老人、华侨受到国家保护的权利；

5、公民的文化教育权利。它包括公民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科研、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五、守法的绝对义务观念

所谓义务观念是指重视诺言、遵守既定规则。法治要求人们绝对遵守法律义务，而不能规避法律义务。对义务的遵守是无条件的，不管这对自己是否有利。如果信守诺言、遵守规则要讲条件，要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为前提，那就不是义务观念，而是功利观念。这种功利观念的特点是，以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为最高行为准则；对自己有利的就做，对自己不利的就不做。

中国封建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文化遗产就是不重视义务，极端轻视规则。统治阶级在治民时，讲规则，即要求别人守规则，自己却不愿意受规则的约束。普通民众在直接面对暴力的强制时，被迫服从规则，一旦没有这种暴力强制，就逃避或破坏规则。

直至现在，这种无视规则的现象仍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遵守规则，是法治国家的成员必须具备的基本观念。没有自觉遵守规则的观念，不可能有法治国家存身之地。

篇2：中国当代女权主义论文

谁都知道，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制造的话语，它以反抗和鞭鞑现代主义而闻名于世。由于它在政治上极度厌恶和拒斥资本主义制度，因而得以轻易地盛行于类似中国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时髦的话题，它给被机器熏陶得晕头转向的年轻人带来了一线生机。然而后现代主义自身的悖论，即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使得人们逐渐冷却了最初对待它的激情。到了20世纪末期，后现代主义又在中国这块庞大而复杂的土地上死灰复燃，一直绵延到了今天。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为什么热衷于原本指称晚期资本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呢？

首先，是因为后现代主义是一门多元主义的哲学，它质疑僵硬的“元叙述”话语，以宽容的态度承认所有世界观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中国尤其是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相当成熟，该地区人民的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由传统的生产主义转变到了消费主义的新理念。

还有，是中国的传统哲学观念与后现代主义存在着历时性的共存关系，老子的“无为”和孔子的“中庸”思想就是典型的相对主义哲学。

那么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具有哪些表现呢？

第一，无意义或无深度的艺术充斥文化市场，比如香港新版的《西游记》（张卫健主演），就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观。值得说明的是我指的“无意义”和“无深度”仅仅是个中性词语，它们在平庸的搞笑中也许蕴涵着深刻的哲理。从另一方面来看，像严肃的和主旋律艺术作品正日益遭遇大众的冷眼。

第二，人们崇拜文化多元主义犹如在政治上信奉民主主义，都是西方思想的传播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双重作用下的结果。过去谈论的总是“革命”和“楷模”，现在则满口是“性感”和“惹火”，这种语言学上的变化是与人的道德素质毫无关联的。

篇3：中国当代女权主义论文

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发展作为世界的两大主题之一, 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甚至可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 发展是共产党执政兴国的要务之一,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 时时刻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影响着政治走向, 经济发展, 文化繁荣兴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是经过无数的革命先烈励精图治, 苦心琢磨, 精心研究以及无数的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智慧的结晶, 无处不体现着中国人民的智慧, 每一次的跨越, 都包含着无数的心血。其珍贵程度, 重要程度, 绝非个人或者某一个集体或者其他政党能够否定的, 它是各个时代的英雄 ( 不论政治上的还是学术上的) 科学的理论点点滴滴的积累。具体而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了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所解决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关键性的问题, 是否能够将社会主义发展好, 建设好, 是否能够将党的地位摆正, 关系到中国的繁荣兴盛和共产党的生死存亡。而对于中国的公民来说, 理解该理论是至关重要, 直接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经济状况等各个方面息息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还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等重大问题, 贯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 是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统一战线、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具有十分强的创造性, 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 创造性地和中国的具体国情互相结合。体现着历代国家领导人和无数的仁人志士为新中国的发展, 为民生问题, 为中国的未来发展道路苦心经营, 呕心沥血而得出的智慧的结晶。我们作为中国新一代的血液, 要懂得珍惜, 更要懂得继承与担当。这是一种责任, 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 这不只是国家的事, 更是我们年轻一代的事。对于这套来之不易的理论, 我们要好好学习当中的精神并结合自身实际, 这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尊重, 同时也满足当下时代的欲求, 从而使得这套理论体系得到更好的进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影响的领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于社会各个领域或大或小的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 如政治, 经济, 文化等社会科学, 同时还指导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政治, 经济, 文化方面, 在此之前, 无数的学者已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做了各种赘述, 因此笔者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我主要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出发, 浅谈我的感悟与理解。

篇4：中国当代女权主义论文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党的18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结合当前形势任务，要求我们始终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聚集点、着力点、落脚点，只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切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自觉，才能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途中谱写新的篇章。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队科学社会主义重要表现

一個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就在于它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上世纪初，列宁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这一奋斗历程时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以毛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之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它的“中国特色”。邓小平同志曾经讲道：“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力求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正是这种中国特色，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一条道路正不正确，有没有巨大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实践最有说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南、立足中国国情进行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根本总结，凝结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最根本的梦想，也体现着近代以来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和不懈探索。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探索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综合国力大幅跃升，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事实雄辩证明，我们一定要坚持走这条正确道路，因为它是一条强国之路、富民之路，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三、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征途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篇5：人本主义与当代中国企业管理

人本主义与当代中国企业管理

对中国与西方的.人本主义理论作了简要阐述,列举了一批中国企业应用人本主义理论进行管理的案例,并通过对其分析和归纳,指出了中国企业在这个理论的实践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作 者：卢润德 王琼 Lu Runde Wang Qiong 作者单位：桂林电子工业学院,财经与法律系刊 名：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学报 ISTIC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ILIN INSTITUTE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年，卷(期)：199919(2)分类号：F27关键词：人本主义 企业管理 问题

篇6：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

说起马克思主义，人们是即陌生又熟悉。熟悉的是从很小开始就知道马克思，听说马克思主义，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在认证贯彻并实践马克思主义后，取得了抗战与革命的最后胜利。除了少数研究哲学与历史等体系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很是了解外，在当代，可以说，很多人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在当代究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角色，对当代中国究竟有什么作用，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如何发挥它在中国经济，民生，国力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解决上述问题，我们不得不追溯到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提出的，在当时它只是一种思想，是一指导当时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思想，它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欧洲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中，它通过对革命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揭示了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寻求解放的正确道路，从而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传至我们当代，在经过无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修补与完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已成为我们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瑰宝。

篇7：学习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感想

l9世纪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伟人在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到来的结论，这一论断曾感召过世界范围内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奋斗。如今，当代大学生中有一些人对这一结论持怀疑态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苏东巨变以后，对于什么是信仰，该信仰什么，已经成为了当代大学生常常疑惑和探讨的问题。

一、开展马克思主义信仰观教育的必要性

当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一方面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人们的生活空间，促进和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却给人们带来无穷的压力、灾难与迷茫，人们在享受自身发明成果的同时，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重负，尤其是精神信仰上的迷失。面对这一切，不少大学生也在逐步失去方向，丧失信仰，陷入到一个毫无目标的困境中无法自拔。正如马尔库塞所说：与现代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相伴随的是人的精神的不断丧失，人们在更多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对如思想、信念等许多东西却越来越淡漠。在这种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背景下，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已经产生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的表面富足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相对落后使得当代中国大学生感到迷茫，不知所措。邓小平曾经说过：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而中国现存的如贫富差距问题、官僚腐败问题、政治体制问题等更使得一些不够成熟的大学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失之偏颇。

二、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观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1．现状与存在问题。根据中困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4年对广东、广州、北京、吉林和四川等地一些高校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观状况进行的调研显示：当前大学生的主流是好的、积极的，并不存在大范围的信仰危机。例如，有78．8％的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有说服力，没有过时”；84．2％的学生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57．4％的学生认为通过近年来的政治理论学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重大问题越来越明白了；而认为理论学习仃一定效果的也达到了32％；78．3％的学生赞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但部分学生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信仰淡漠、理论淡化、思想多元化等倾向也是事实。

中国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在理解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加以认可和拥护，一般以学习政治专业的学生居多。由于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完全是一种自觉的而非被动的行为。这些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是被某种力量所强制，更不是受某些个人私利所驱使。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信仰看待。第二种是只凭着自己的粗浅认识，并非人云亦云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一般以关心国家大事、喜欢“两课教育”的学生居多。这类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护是真诚的，他们知道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不会拥有眼前的一切，而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信仰的，因此，他们既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的信仰，又真心的拥护中国共产党。但这些大学生信仰马克思主义却并不完全知道为什么要信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不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第三种是内心并不十分认可，仅仅是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去“信仰”马克思主义。这类学生清楚地知道，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不把自己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就不可能有发展，于是他们可能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去“拥护和信仰”马克思主义。

2．问题的根源与特点。(1)主观方面：学生们主观上重物质，轻精神，重视短期行为，忽视长期利益。许多学生只对专业课和自己认为有用的课程感兴趣，而不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学习，或是只把就业和考研作为自己学习的主要动力，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对自己的帮助不大，没有实际作用，以至于在实际生活中丧失了辨别和抵御错误思想的能力。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学生党员在理想信念上产生了迷茫、困惑和动摇。有的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党的领导产生了怀疑；有的跑到封建迷信市场上寻求精神寄托：还有的宣传“共产主义渺茫”论，这些现象都是大学生信仰问题在主观方面的表现。(2)客观方面：①高校对大学生的信仰问题重视不够。有些学校把大学生的信仰问题归结于学生本人，认为信仰什么完全是由学生自己决定的，对大学生的信仰问题不能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导，以至于在出现问题时不愿承担责任。②在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和宣传过程中，教学方法陈旧，理论脱离实际。一些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信仰教育的形式、方法过于僵化、呆板，而且在教育和宣传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大”和“空”的现象，一味地强调理论高度，空话、套话多，严重脱离实际，其结果往往使学生们产生逆反心理，影响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和认同感。③从事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和理论教学的队伍师资力量和理论水平不高，无法与时俱进。许多教师，尤其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青年教师，对待工作热情不高，不注重理论水平的提升，以至在当今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无法指导学生树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观。④高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及学生思想工作指导教师重视不够。许多人往往认为只有专业能力不强的教师才去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或从事辅导员工作，岂不知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要比讲一门专业课难得多，而这种认识无形中也给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及学生思想工作指导教师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⑤“两课”教学内容覆盖面过大，侧重点不明确。根据国家规定，各大院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学、学习都做了明确规定，建立了一套规章制度。但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要想将所有的此类思想全部学完，并有所理解，以至于成为一种信仰是不切实际的。

三、对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观问题的探索与实践

1．对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观问题高校领导应充分重。视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可见高校对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观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高校领导应将当代大学生的信仰问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应把定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信仰教育工作制度化，定期开展调查研究，客观评价工作状况，及时发现突出问题，积极寻求解决办法，制定有效改进措施，主动支持“两课”教学。学校的上级领导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对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检查指导，应制定更加科学、客观和可测量的评价标准。

2．以学生为本，转变教育观念。没有任何信仰的学生是不存在的，那些号称什么也不信的学生，常常是放弃了精神卜的信仰与追求把某种有限的物质事物神圣化，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了更好地引导大学生的信仰趋向，高校要进一步转变教育观念。毛泽东曾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因此，高校要从学生实际需要出发，将对学生信仰观念的教育从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教学转变到重视马克思主义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上来，坚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基本道德规范教育为基础，以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将教书与育人切实地结合起来。

3．加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重点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强调指出的，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简称“八荣八耻”)。作为培养中国人才的重要基地，高校应更好的对学生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学习、领会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更好地开展马克思主义信仰观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

4．学生思想工作指导教师应以身作则，不断充实、完善自己，起到榜样作用。曾子在《大学》中写到：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齐其身者，先正其心。对学生思想工作指导教师而言可将其改为“欲教其生者，先修其身，欲齐其身者，先正其心。”学生思想工作指导教师是与学生接触最多的人，是学生的良师益友，更是他们学习的标准和榜样。因此，不仅要在学生的学习方面传道、受业、解惑，更要成为学生精神信仰的正确引导者。教师要不断地充实自己，提高理论水平，坚定自己的信念，以便更好的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5．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师资队伍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师资队伍是培养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观的核心力量，是解决大学生信仰观问题的关键。因此，一方面，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改善“两课”教师的学习和工作条件，帮助教师树立职业自豪感和工作责任心：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优化“两课”教师队伍结构，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严把“入口”关，不能让政治思想和道德素质不合格的人登上“两课”讲台，并从多方面加强对青年教师的教育、培养和锻炼，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三是要制定政策，努力吸引那些政治素质好、理论水平高、有教学能力又有社会实践经验或专业特长的优秀人才充实“两课”教师队伍：四是要从校内外聘请一些优秀的专家学者、党政干部，组成兼职教师队伍，请他们参与到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中来。

6．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设置体系应进一步完善。对于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课程应进一步整合，并根据实际情况对教授内容有所侧重。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可作为一门课设置，如有必要可分为两部分讲。课程的设置体系仅从文、理科的类别和研究生、本科生以及大专生的层次来区别缺乏针对性。是否应当在强调各高校要执行基本设置规定的同时，针对不同学校、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有所调整，对不同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讲授不同内容。特别是目前我国各高校的科研教学水平不尽相同，生源的综合素质也相差甚远，如果采取相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设置体系，必然会产生针对性不强、学生接受不了、厌学等弊端，这样便无法很好地达到培养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观的目的。

篇8：浅析中国当代文化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一词1844年才出现于社会文本中, 其基本含义是: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 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 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 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利益, 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从普遍的意义上说, 文化民族主义, 是民族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中表现。它坚信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 认同文化传统, 并要求从文化上将民族统一起来”。

中国当代民族主义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 在文化上, 文化民族主义重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90年代以后, 国内有关儒学的学术会议、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起来。时至今日, 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所取得的成绩让我们在面对世界时更加自信, 我们更主动地要融入世界, 通过举办奥运会、世界博览会、亚运会、亚洲杯这些大型的国际活动, 向世界展示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更使人们对民族文化充满了崇敬, 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就拿文化民族主义所重视的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来说, 我国已经连续数年举行祭祀儒学创始人孔子的大典, 2004年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举行官方祭祀孔子大典, 孔子诞辰将首次由官方举行大典的消息由中新社一个月前率先向海内外发出。2006年首届海峡两岸同祭孔子活动在山东曲阜孔庙和台北孔庙同时举行, 泉州、台湾台南等地的孔庙也进行联动。这种祭祀孔子的活动是要向世界人民宣告我们要世代传承中华文化, 要世代铭记创造优秀文化的先师。人们对祭祀孔子热情高涨, 然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却是核心价值观的缺失。“中国当代文化民族主义的复苏是有着深层次原因的, 但是, 最深刻的原因还是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真空。这种状况一方面带来道德沦丧、法纪崩溃的局面。另一方面, 民族丧失了凝聚力, 也失去了前进的目标和动力。一个追求光荣与伟大的民族, 必须有一个令人崇敬的价值体系、一个激动人心的社会理想、一套与理想和价值相一致的道德规范。对于中华民族来说, 有效的价值、理想、道德应该是综合的产物, 即综合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产物。一种开放的文化民族主义为实现这种综合提供了可能性。正是这种可能性使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成为必然。

二、受到冲击的民族文化

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当代文化民族主义是在深入了解和肯定民族文化的基础上, 对民族文化的崇拜与坚持, 将民族文化放置于首要位置。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区分的标志, 唯有文化特点才能区分出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质性是民族特征中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持久因素, 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 是识别民族最重要的标志。民族问题的核心问题是文化问题。

近些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和潜移默化的变化使我们对民族文化的前景变得更加担忧, 也使我们全国人民更加强化了对我们自己民族文化的重视, 我们需要在民族文化的传承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民族文化受到冲击的一个典型是“端午节”被抢注。2005年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中韩的端午申遗之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韩国申遗成功, 凭借的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重视程度。虽然有的专家认为:“韩国申请成功“不是坏事”, 江陵端午祭其实与我们国家的端午节是两回事。”韩国的端午祭是由舞蹈、萨满祭祀、民间艺术展示等内容构成的, 与我们国家的吃粽子、划龙舟、纪念屈原是两回事, “惟一的相同点是在时间上, 都是在我国的端午节期间举行。”但是复旦大学文博系民俗学胡志祥副教授认为:“‘端午节’和‘端午祭’并没有本质区别。文化包括核心部分和影响部分, 在传播过程中总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在这期间, 往往是核心部分保留了下来。端午节在中国本来就是祭祀活动, 韩国江陵端午祭的核心部分就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虽然在韩语中, ‘祭’和‘节’的意义有所差别, 但是在‘申遗’时, 无论端午节还是端午祭, 都应该用英文的FESTIVAL (节日) 表示。”[3]

“端午节”被抢注深深地刺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 并由此对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提出了反思。在此之后文化部以肯定的口吻明确了文化遗产保护意向, 尤其强调保护传统节日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国家很快调整了法定节假日, 传统节日假期得到了确认, 目的就提高大家对传统节日的重视程度。这件事情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 有些我们的民族文化, 在外国的重视和延续状况要远远地高于我们国内。

再就是外来文化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西方传统节日在国内的日益流行, 对青年一代产生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等西方传统节日, 已经渐渐成为青年人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已经把西方传统节日当做自己的节日。或许过外国的节日只是追赶潮流。但结果却使我们的民族文化渐渐消失。很多年轻人只知道西方的“情人节”却从不过中国的“七夕”。我们不能完全拒绝外来文化, 那样是封闭和保守。但是如何理智地对待西方文化, 注重对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的培养和教育, 却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外来文化的冲击还表现在登陆中国的“韩流”。“韩流”开始主要是比喻韩国的电视剧、音乐大举登陆中国, 以后“韩流”的内容渐趋增加。从而形成了一股对韩国流行歌曲、电视剧、歌星、美食的追逐热潮, 以这些为切入点, 一些青少年从喜欢韩国电视剧、听韩国歌曲开始, 进而发展到追求韩国的商品等。韩国艺人李贞贤被普遍认为是韩流进入中国的第一个表现。在外来文化的挤压下, 中国的民族文化与中国软实力如何发展, 这是文化民族主义要解决的难题。

三、文化民族主义问题何在

全球化也许是解读中国当代文化民族主义困境的恰当切入点。萨缪尔·亨廷顿在谈到文明冲突的时候, 提出非西方化对西方化和现代化回应的问题, 认为非西方社会或者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或者接受两者;或接受前者拒绝后者, 即:拒绝主义;基马尔主义和改良主义。其中改良主义是试图把现代化同本土文化的主要价值、实践和体制结合起来。开始时西方化和现代化密切相联, 然而, 当现代化进度加快时, 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 本土文化得到了复兴。因此, 在变化的早期阶段, 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 现代化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我们国家现在在文化上的发展状况就很像亨廷顿所说的改良主义的模式, 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偏重于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 导致核心价值观的丧失。而在政治层面上对文化民族主义只是注重表面上的东西, 强调国家的繁荣、强大, 对民族心理缺少关怀。但是相信在现代化水平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 本土的文化传统就会开始回归, 至于现在的外来文化与传统习俗对本土文化的冲击, 希望只是暂时的。

弗罗本纽斯、斯宾格勒和博兹曼等著名学者, 在谈到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外来文化影响时强调接受者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有选择地借鉴其他文明的内容, 接受、改变和吸收它们, 以便加强和确保自身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延续。我们正是处在这样的一个选择接受的时期当中,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观遭到削弱, 当我们走向世界时外来文化一下子涌进中国, 人们纷纷学习。但是我们不是照单全收, 在这种学习的过程当中激发了人们对我们自己民族文化的热情, 民族文化得到了复苏。

文化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以民族固有的文化为主体, 具体做法包括重视对祖国的历史文化的宣传以培育国人的爱国心;宏扬民族的精神;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等等, 中国当代文化民族主义的矛盾, 本质上是价值观的缺失。这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我们为了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复兴努力探索着这些原因,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我们现代化程度的提高, 本土文化、我们民族的文化定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会变得更加的现代化, 更少的西方化, 文化上更加的民族化!

参考文献

[1]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J].历史研究, 1995, (5) .

[2]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