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公诉词范文

刑事公诉词范文（精选6篇）

篇1：刑事公诉词范文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根据法律规定，我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对我院提起公诉的张××诈骗一案出席法庭，支持公诉。

张××的犯罪事实，在起诉书中已明确认定，并为今天的法庭调查所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亦供认不讳，不需再加论证。但是为了更加充分地揭露本案的犯罪性质及其对社会的危害性，提请法庭对被告给予严历制裁，以保护公私财产，有必要对本案作进一步论述。诈骗案，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和隐瞒真象等欺诈方法，取得公私财物的行为。所谓虚构就是捏造不存在的某种事实骗取被骗人的信任。所谓隐瞒事实真象，就是对被骗人掩盖客观存在的某种事实，这种事实如果被骗人知道就不会把财物“自愿”交被告。被告张××就是以代购和借贷之名，行诈骗之实，在仅7个月的时间内，就诈骗公私财物123万余元，数额巨大，罪行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受到法律制裁。被告用诈骗之款，大肆挥霍，游山玩水，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被告张××年仅23岁，正是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的时候，为什么会走上犯罪道路呢？其主要原因就是他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明确的奋斗目标，而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贪图享受，沉醉在花天酒地之中，以吃喝玩乐为幸福的全部内容。由于这种腐朽的幸福观在支配着他，因而便不择手段地诈骗钱财，以满足自己的奢望。在我们提讯张××时，他交待中有这样一段话，就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他讲道：“比如坐车口袋没钱就不行，还要抽高档烟，住高级宾馆等，没钱就编写所谓的理由，拿别人的钱。”他还讲：“我见到别人都那样，我就很想那样，坐高级车，过腐化生活，叫别人羡慕，好像只有这些，才能满足，但我没有考虑后果，没有想到这是犯罪。”多么腐化的生活观，多么可悲的人生观。难怪他一错再错，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竟然用于租车的费用就达到8000余元，宾馆费用5000余元，和司机二人吃饭每一次至少达70至80元。他自己交待一天就花近2000元左右。这种挥金如土的腐化生活使他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然而，法律是无情的，今天被告张××被押上被告席，这就是必然结果，也是罪有应得的。但我们诚心地希 望，被告人一定要记取这次教训，认罪服法，努力改造，重新做人。

张××诈骗案，难道给我们某些部门和个人不是也敲了警钟吗？张××多次诈骗成功，并不是他的手段如何高明，而是我们有些同志缺乏起码的警惕性，或思想上存在着某种不正当的追求，或是规章制度上存在着漏洞。比如，本案几个受骗人和受骗单位就轻信被告花言巧语，而将现金或支票交给被告“走后门”而上当受骗。我们有些同志一定要克服麻痹思想，杜绝不正之风，提高警惕，不给坏人有机可乘。

在审查此案中，被告对自己犯罪事实，尚能如被交待，有悔罪表现，请法庭根据被告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考虑被告人的认罪态度等依法给予公正判决。

2000年3月17日

篇2：刑事公诉词范文

（吴XX无罪）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本人受被告吴XX年近八旬的母亲梁XX的委托，由广东君言师事务所指派，并经被告人吴XX的同意，担任其一审辩护人。

我早在侦察阶段便介入了本案，先后多次到高州，会见各级领导，向其口头及书面陈述犯罪嫌疑人吴XX应属违法，但不构犯罪的法律意见，但可惜高州的部分官员对百姓的态度让人不可理解。本人接受被告母亲委托以后，仔细研读了高州市人民检察院“高州检刑诉[2011]239号” 《起诉书》和证据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方对自己行为的认识，辩护人认为，高州市人民检察院“高州检刑诉[2011]239号”《起诉书》及所附证据可以说明其违法，但不足以说明被告人具备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和其他罪的法定要件，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宣布被告人吴XX无罪。现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在审理中予以考虑。

一、法律规定

依据1997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51次会议通过的法释〔1997〕9号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规定，法条的原文是：“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的犯罪构成

1、立案标准

有下列行为之一，并且情节严重的，应当立案：

（1）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

（2）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

（3）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2、犯罪主体

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但只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或交通秩序的首要分子，即扰乱活动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才构成本罪。一般的参与者，不构成犯罪。

3、犯罪客体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场所秩序或者交通秩序。“公共场所秩序”，是指保证公众安全顺利地出入、使用公共场所所规定的公共行为规则。“公共场所”，是指具有公共性的特点，对外开放，能为不特定的多数人随意出入、停留、使用的场所，主要有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等；本罪中的“其他公共场所”，主要是指礼堂、公共食堂、游泳池、浴池、农村集市等。

4、犯罪主观方面

本罪主观方面是故意。而且行为人通常通过聚众扰乱的方式对有关方面特别是政府施加压力，迫使解决有关问题，以实现个人目的。

5、犯罪客观方面

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行为。具体而言，是指在公共场所和交通线上，聚众哄闹、静坐示威、堵塞交通、拦截火车、汽车、电车、轮船；聚众封锁交通要道、车站、码头；强占交通指挥设施；围攻、殴打国家治安管理人员，阻碍交通民警指挥交通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或交通秩序的行为，而且是必须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且达到了情节严重。如果聚众哄闹，扰乱公共场所或交通秩序，经治安管理人员劝阻后，马上散去，并无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执行职务，就不构成犯罪。因此，本罪与非罪的界限，就是要看行为人是否抗拒治安人员执行职务达到情节严重的行为。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种行为：

(1)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或者聚众堵塞交通、破坏交通秩序。（2）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即抗拒、阻碍治安民警、交通民警和其他依法执行治安管理职务的工作人员依法去维护公共场所秩序或者交通秩序的行为。上述两种行为都是构成本罪的要件，缺一不可。

根据法律规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构成犯罪。所谓情节严重，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是指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人数多或者时间长的；造成人员伤亡或者公私财物重大损失的；影响或者行为手段恶劣的，等等。

我国的犯罪学理论主张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既反对主观归罪，也反对客观归罪。因此，根据此法规规定及犯罪构成，需要对吴XX的行为进行进一步分析。

二、依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和起诉书及所附的证据，被告吴XX不应被追究“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或其他罪的刑事责任。

1、根据《起诉书》及相关证据所记：2011年4月16日和5月1日，吴方其、吴XX伙同上述人员聚集大批吴氏族人拉起横幅抗议，拉来大量的泥土堆放在粮所周围的商铺前，阻碍粮所内的人员出入及影响周围商铺正常经营持续两个月，在当地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从《起诉书》看，检方起诉吴XX、吴方其原因有三： 第一、伙同其他人聚集吴氏人员拉横幅抗议；

第二、伙同其他人员聚集吴氏人员拉泥堆放在粮所周围的商铺前，阻碍粮所内的人员出入及影响周围商铺正常经营；

第三、影响正常经营持续两个月，在当地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显然，检察机关的《起诉书》所述原因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犯罪构成完全不相符：

第一、从主体上看，被告人吴XX不属于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追诉的主体

聚众扰乱公共场秩序罪追诉是首要分子，即扰乱活动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而对一般的参与者，不构成犯罪。吴XX是伙同他人的行为，显然不首要分子。

第二、犯罪客体上看，粮所及周围商铺不属于刑法所称的公共场所。刑法上所称的“公共场所”，是指具有公共性的特点，对外开放，能为不特定的多数人随意出入、停留、使用的场所，主要有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等；本罪中的“其他公共场所”，主要是指礼堂、公共食堂、游泳池、浴池、农村集市等。显然不是粮所及其商铺。

第三、被告主观上没有扰乱公共场所的故意，伙同其他人聚集吴氏人员拉横幅抗议是不得已的正常诉求。

《起诉书》所述：经依法查明：被告人吴方其、吴XX及其所属的吴氏族人认为本市东岸镇粮所所在地是属于吴氏宗祠所有，现政府应将该地还给吴氏宗祠，后经多方走动、上访及行政复议，仍未解决。

显然，吴氏族人是想要回自己的宗祠所在地，是正常的维权行为，而不是无理取闹。至于该粮所所在地是否为吴氏宗祠所在地，不能简简单单地以《土地使用证》及《房产证》来看待，而应考察上述两证取得时是否合法。从被告方提供的证据

（一）、证据

（二）、证据

（三），及检方提供的《刑事侦查卷宗》（第二卷）第212-214页，该地起初确属吴氏宗祠所在地。自1951年后，吴氏后人多次要求政府归还，茂名市国土资源管理局《行政复议书》也确认该争议地块原为吴氏宗祠所在地。至于后面如何演变，作为以原副市长黄某某为首的包案组就应认真核查，而不是简简单单地要求被告族人拿出证据来证明，要求没有多少法律知识的老百姓去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包案组对吴氏族人数年的维权不理不问的不作为行为，是激化了本次的矛盾的重要原因。

第四、与本罪客观方面的要求也不符，也未造成严重后果。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要求：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

显然，吴氏族人上述行为既没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人数多或者时间长的；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公私财物重大损失的；也没有大的影响或者行为手段恶劣的等，更没有与《起诉书》所述在当地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无证据显示）。

况且，吴氏族人堆土的行为发生在农村乡镇，农村乡镇购物行为对环境的要求不高，从受害人证言看，并没有令其经营无法进行，也未造成严重损失。因此，吴XX、吴方其也不应构成其他犯罪。

2、还要说明一点的是，检方提供的吴方其、吴XX是伙同他人的证据也明显不足：

第一、询问笔录严重违法法定程序，这样的询问笔录没有证明力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七条 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侦查人员进行。讯问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但从检方提供的所有证据看，均为一名侦查人员。在所有询问笔录中均为一名侦查人员。

第二、现场照片显示现场没有吴XX 从检方提供的现场几十幅现场照片中，没有一张照片有吴XX、吴方其的，如果吴XX在现场，并伙同他人堆土。警方不可能不拍下其照片。

第四、辩认记录严反法定程序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35号）第二百四十七条 辨认应当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进行。主持辨认的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组织辨认前，应当向辨认人详细询问辨认对象的具体特征，避免辨认人见到辨认对象。

（1）、警方提供的证人对需要辩论的人员非常熟悉，这点可在询问笔录中体现。这种先入为主的辨认，不知有何意义。

（2）、在检方提供的辩认记录中，主持辩认的人少于二人。而且江文似乎是一个职业见证人，从见证时间、签字字形看，完全可以推定是事后补签的，是否见证，警方自知。

第六、所谓检方提供受害人的损害，基本为言辞证据，两份鉴定结论所记的损失，也早由被告人家属承担了。如果从几个受害人提供言辞证据（无其他证据佐证）看，不值得一驳。4月16日、5月1日吴氏族人堆土离开后，受害人就自己将门前的路挖通了，根本没有停止经营〔（刑事侦查卷宗）第壹卷吴军荣陈述第五页〕。至于林飞的包材厂，经查未通过消防审批，具有重大安全隐患，根据《消防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本就应停业，只是由于政府不作为，才导致其开办至今，不能嫁祸于吴氏堵土事件，况且，粮所大门完全可通行，只要其想卖包材，完全可以搬到外面上车。况且果真有损失，也完全可以向吴氏族人提起民事侵权之诉，而不是由公安通过刑事诉讼来包办。

三、最后，我想从罪与非罪的论述中说明吴XX仅构成违法但不构成犯罪。

（一）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非罪社会违害性较轻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最基本的特征。社会危害性是一切违法行为包括犯罪行为的共有的特征。犯罪行为是违法行为中最重要的部分，其社会危害性程度要重于一般违法行为，因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基本特征之一。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也是有充足的根据的。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里明确指出危害不大的，不是犯罪，这就意味着只有危害严重的行为，才能认为是犯罪。从我国刑法分则条文的规定看，许多条文都明确规定要以“数额较大”、“造成严重后果”、“造成重大损失”、“情节严重”等为犯罪构成的要件。这也表明，对于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而言，只有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才可能构成犯罪。

吴氏族人的维权，已经历了数十年时间。这种正常维权行为演变成两次堆土，也是政府官员不作为的结果。由于开门的店铺少，且土很快便被他们挖开，又发生在农村乡镇，因此，影响较小，也就是社会危害性较小。

（二）犯罪具有刑事违法性，而非罪没刑事违法性

犯罪是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即具有刑事违法性。刑事违法性，是指违反刑法条文中所包含的刑法规范。只有当危害社会的行为触犯刑法的时候才构成犯罪。只有当行为不仅具有社会危害性质，而且违反了刑法时，才能被认定为犯罪。反之，某种行为虽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如果该行为没有触犯刑法，就不能把它作为犯罪处理。在罪刑法定原则支配下，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基本法律特征。

刑事违法性既是犯罪的基本法律特征，也是划分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基本界限。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只讲社会危害性而不看刑事违法性，就会导致罪刑擅断主义。违法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既包括刑事违法，也包括治安行政违法、民事违法、经济违法。违法并不都是犯罪，只有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违反刑法规范的程度时，这种行为才被认为构成犯罪；刑事违法与一般违法的区别，实际上是罪与非罪之间的区别。我国现行的许多民事、行政、经济法规中的法律责任的规定，除明确违法行为要承担经济、行政责任外，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承担刑事责任。可见，一般违法行为是可以转化为犯罪行为的。

从吴XX、吴方其的情况看，他们既没有盗窃、诈骗，仅仅是因为检方指控他们伙同其他族人堆土给部分人员造成的少量损失，这些损失完全可以通过民事侵权行为获得赔偿，而不必经过刑事处罚来解决，最多也是给予治安处罚。

（三）犯罪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而非罪可能受行政性处罚

应受刑罚惩罚性以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为前提，行为如果没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自然不应受刑罚处罚。同时，应受刑罚处罚性是对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的评价。不需给予应受刑罚处罚评价的行为，不可能是犯罪。犯罪是应受刑法惩罚的行为。

犯罪的以上三个基本特征紧密结合，缺一不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惩罚性的基础，缺乏此基础，行为不但不会在刑法上规定为犯罪，而且也无需在刑法上作出评价，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由此便不能存在。

综观本案，被告吴XX、吴方其的被指控的行为是伙同他人堆土的行为，是族人的共同行为，个人行为具有较小的社会违害性，顶多也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谈不是刑事违法性，当然也不具有刑事处罚性。根据《刑法》第十三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依法不应认定该被告构成了犯罪。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相信你们已经感受到，本案是一个在事实上非常简单又人为地复杂了的政治性案件（控制上访）。在辩护人上述辩护意见中，从犯罪的主观、客观、性质、罪与非罪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看似比较复杂的基础原因，有治安事件与刑事犯罪的后果临界等问题。但显而易见，其中每一个方面都可以独立认定被告人无罪。

吴XX的母亲年近八旬，老人是一位好老师，一生育人无数，看到自己儿子的为了宗祠维权之事被投入监牢，已身心俱损；吴XX家有一妻，家事繁重，已不堪重负，有妻离子散之虞；吴XX现已保证不再参与过激的违法行为，辩护人及吴XX八旬母亲恳请合议庭能充分考虑上述辩护意见，给予吴XX一家年关团聚的机会，依法宣告被告人被告吴XX无罪，以彰显法律的尊严和公正!希望法庭在审判中考虑辩护人的意见宣布被告被告人吴XX无罪。

谢谢审判长、审判员!辩护人代表吴XX之八旬母亲吴老师给您们揖首了！

篇3：公诉环节刑事和解问题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一) 适用范围和条件需明确

司法实践中, 基层检察机关在公诉环节适用刑事和解处理的案件主要有轻伤害案件和交通肇事案件。因为这两类案件在基层最为常见, 也是情节较轻或者过失犯罪案件, 加害方和被加害方有和解的条件和可能。但是到底那些案件应当适用刑事和解, 那些案件不适用, 没有法律规定, 也无相关司法解释或者文件规定予以明确。各地在执行上也不一致, 大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实际需要适用刑事和解, 很不规范, 也不严肃。因此, 应当用法律规定的形式明确适用刑事和解案件的范围, 以纠正司法实践中适用刑事和解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另外, 公诉环节启动刑事和解程序的条件是哪些?即在符合什么样实质和启动的条件下, 检察机关就可以按照刑事和解程序促使双方当事人进行和解。只有对启动条件做出严格规定和限制才可以避免刑事和解权的滥用, 以防止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确保司法公正。

(二) 参与人的主体地位要规定

刑事和解, 是指通过调停人使受害人和加害人直接交谈, 共同协商, 达成经济赔偿和解协议后, 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作了有利于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处置的诉讼活动。[1]按照程兰兰博士的这一解释, 在刑事和解时检察机关承担着调停的作用, 其主体地位是调停人。但在公诉环节, 参与刑事和解的检察人员的主体地位到底是什么?承担着什么角色?因法律没有赋予检察机关的“调解权”, 也就对其参与其中的主体地位没有规定, 无法可依, 也就是主体地位不合法。导致最终的处理结果在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上大打折扣。同时, 其他诉讼参与人如加害人、被加害人、第三人、被加害人的继承人、代理人、人民监督员等主体在刑事和解中所处的地位和享有的权利及应承担的义务也是需要规定清楚的。否则, 就会同刑事诉讼原则相悖。

(三) 操作程序应设置

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这是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特征。刑事和解作为检察机关对刑事加害人刑事处置的诉讼活动, 也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这是规定也是常识。但法律和相关解释没有对检察机关进行刑事和解的操作程序做出规定, 即无程序设置。司法实践中, 检察人员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者理解随意地, 无章法地主持加害人和被加害人双方达成和解。这种无具体操作程序的诉讼活动无疑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是不相容的。

(四) 法律文书制作需规范

经做工作, 被加害方接受加害方的真诚忏悔, 达成真正的“心理和解”后。作为调停人的检察机关就要制定相关法律文书予以确认。但到底制作什么样的法律文书最为合适, 才合法, 无相关规定。也无先例可循。司法实践中, 有的制作为“调解书”, 有的制作为“和解书”还有的制作成“协议书”、“和解协议”等。且格式、内容, 涉及的法律要素也五花八门, 不尽相同。这种形式和内容上都不规范、不统一的法律文书, 也影响着刑事和解诉讼活动的顺利实施。

(五) 法律效力待确定

在检察机关调停下, 加害人和被加害人达成和解协议, 这份协议有无法律效力?是否具有强制力?如果一方又反悔怎么办?反悔后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等问题, 没有明确规定。以致于司法实践中, 经过公诉部门办案人员的艰苦努力, 使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往往在随后就成为了一纸空文, 使协议所确定的实体内容无法兑现。不仅浪费司法资源, 更重要的是有损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 也会对另一方当事人真诚的“心理和解”形成挑战, 不利于案件的进一步处理。所以, 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及违背协议的法律后果应当确定。

二、问题研究

(一) 适用刑事和解案件范围

公诉环节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应当是按照《刑法》规定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并且有明确被害人的案件。主要有:1、轻伤害案件;2、过失犯罪案件;3、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可能在3年以下判处刑罚的案件;4、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等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5、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案件;6、未成年人和70岁以上的老人等依照“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案件;7、其他需要启动刑事和解程序的案件。因为上述案件都是相对社会危害不大、情节较轻的案件, 具备刑事和解的条件。明确被害人的存在又是刑事和解的必备要件, 如果没有被害人或者被害人不明确就无法达成加害方和被加害方的“心理和解”, 启动刑事和解程序就无从谈起。

(二) 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调解权

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同人民法院一样发挥着同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检察机关不承担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 但在审查处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 对附带民事的双方当事人提出的民事赔偿问题的处理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特别对上述七个方面案件和情节, 人民检察院在公诉环节可以促使双方当事人在民事赔偿和精神抚慰方面进行和解。这里的“促使和解”如前文所述, 实际就是检察机关的案件承办人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合法的基础上作为“调停人”进行的调解。但现行法律并未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调解权, 往往在司法实践中让检察机关案件承办人陷入两难的境地。其原因就是上面列举的五方面需要法律规定的问题。所以, 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调解权势在必行。

(三) 参与人的主体地位和操作程序

公诉环节刑事和解作为一项诉讼活动, 其诉讼参与人中的检察机关案件承办人和人民监督员应当是客观的中立者, 对经济赔偿的实体内容和当事人的意志无权干预, 必须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加害人和被加害人、被加害人的继承人、第三人和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都应当是和解的参加人。对和解的实体内容有权进行真实的意思表示, 有权表示同意和解, 也有权表示不同意和解。被加害方对和解的实体内容按协议要求加害方给付的权利。

公诉环节刑事和解具体操作程序可以分以下几个步骤进行:首先, 和解开始。应当在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受理案件后, 案件承办人对案件进行了初步审查, 对案情有了比较详细了解的情况下进行。和解可以由加害人或者被加害人一方口头或者书面向办案人员提出。案件承办人审查认为符合刑事和解条件, 经批准部门负责人同意, 启动刑事和解程序。其次, 和解进行。和解可以由案件承办人单独主持, 也可以有其他检察人员和人民监督员共同参与进行。地点可以在检察机关也可以在当事人所在地进行。但应当有加害人和被加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亲自参加。促使和解应当告诉当事人应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以及和解后的法律后果。应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进行。再次, 和解结束。和解因当事人拒绝和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而结束。最后, 制作“刑事和解协议书”装卷备查, 并跟踪监督协议内容的落实。

(四) 法律文书制作

刑事和解法律文书名称应当是“刑事和解协议书”。这样表述清楚明了, 言简意赅。内容包括:编号, 可以是X检和解 (年号) X号;加害人基本情况;被加害人基本情况;第三人和被害人继承人及诉讼代理人等参与人的基本情况;检察机关案件受理和主要案情简介;双方当事人争议及达成协议的内容;主持人和双方当事人签名;达成协议的时间。

(五) 和解协议效力

刑事和解是受害人真正接受加害人真诚忏悔和加害人在知悉被害人受到的无比创伤的基础上所达到的“心理和解”。[2]基于此, 和解协议产生和达成的过程, 实际就是加害人对被加害人真诚忏悔达到心理谅解的过程。协议签订后, 对达成的给付内容都能如约履行。所以, 刑事和解协议应当不具有执行力。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只作为“调停人”介入诉讼活动, 但对和解协议给付内容的执行不采取国家强制力, 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如果一方当事人在协议签订后反悔, 不影响案件按照法定的诉讼程序进行。

(六) 法律后果

刑事和解协议达成并履行后, 经审查符合上述所述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管制、拘役或者单处罚金7种情形的案件的。公诉部门对嫌疑人可以提出相对不起诉的意见。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对嫌疑人不起诉。如果提起公诉, 公诉人针对刑事和解协议达成和履行情况, 应当建议法庭对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可以建议法庭对被告人判处非监禁刑罚。以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如果一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又反悔, 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程序依法处理案件。切忌对反悔方的嫌疑人从重或者加重处罚。

刑事和解制度自1974年在加拿大开始实施以来, 受到了许多国家的重视。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探索刑事和解制度才是近几年的事。但随着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的提出, 无疑为刑事和解制度的研究和确立提供了政治上的原动力。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既是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者又是探索研究者, 应把刑事和解制度的确立作为为和谐社会提供保障和服务的基础。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胜败皆服, 定纷止争”的目的。

参考文献

篇4：中国刑事公诉制度研究

摘 要：公诉制度是由国家追诉特定犯罪的一种制度。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以及各个国家相互间的交融，我国的公诉制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在价值取向方面。一项制度的存在不可能没有缺陷，而我国公诉制度的缺陷也在其日渐发展适用的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有必要在借鉴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修改我国的公诉制度，使之更加完善健全。此外，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二条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使得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确保公诉顺利进行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更加突出，这样，对公诉制度更为深入的研究势在必行。

关键词：公诉制度；控告权；审判权；辩护权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132-02

一、公诉制度概述

众所周知，公诉权是代表国家的专门机关主动追诉犯罪，并请求审判机关予以定罪量刑的一种诉讼权利。其实质就是国家的垄断控告权。但是这种权力没有处分实体权力，仅仅作为一种请求权而存在。这种请求权在发展过程中，是由当事人的请求权演变而来，逐渐发展为国家权力。亦是由审判权分离出来的一部分权力。因此，在不断加大对公诉权研究及使用的力度上，公诉制度便应运而生了。公诉制度是以公正与效率为价值目标，以我国现行公诉制度为基础，兼容国际先进法律文化、理念、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司法规律的新型公诉制度[1]。阿里格斯英格尔斯在《走向现代化》中说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再好的制度，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能赋予这种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和态度及行为方式上都经历过一种向现代化方面的转变，那么他的结论就是失败的悲剧，这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诉制度，首先要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和理念。

第一，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相统一。公诉制度必须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实现。公诉机关在实施一系列公诉行为的过程中，包括行为手段，对有关诉讼参与人做出强制措施的决定，对于案件的结论、决定都应当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要避免过去那种只重视实体，轻视程序，为了追求实体真实而不择手段的弊端[2]。

第二，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价值观。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二条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就说明了在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发生冲突时，要以保障人权为第一选择，这就如同应当对疑罪做出无罪判决的道理是一样的。

第三，贯彻控辩平衡原则。目前我国的控诉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现在，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我们又将被告人辩护的权利，有委托律师辩护写入法律，如此，在控诉过程中就要坚持一个平衡原则。由于公诉机关背后有国家作为后盾，剥夺公民的人身权利、自由权利等一系列权利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要保障和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利，就要从根本上限制公诉权的滥用。

二、我国公诉制度在现实中存在的缺陷

（一）“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不彻底贯彻

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原则是规范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同时，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检察机关在性质上属于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中具体规定了一系列的监督形式，如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以及执行监督等，使得检察机关成为整个刑事诉讼的核心。实践证明，“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对于充分发挥公检法各自的职能，保证案件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相关的具体规定，这一原则得不到彻底贯彻，导致了“一分工就不合作”，“一配合就不监督”的状况。

（二）公诉方式的设定存在结构性缺陷

为了配合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我国刑事诉讼法彻底废除了全案移送制度，但也没有实行完全的“起诉书一本主义”，而是采取了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起诉方式。由于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缺乏具体的规定，操作中仍然没有解决“法官预断”的问题，这不仅使得公诉权和辩护权的平等性在诉讼结构中难以体现，而且在实践中也带来了不少弊端。

1.公诉队伍人才流失。作为检察院最重要的公诉部门，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公诉人员有很多出成绩的机会，因提拔、轮岗交流等原因离开了公诉岗位，不利于精英公诉团体的形成。与此同时，控辩式庭审对公诉专业化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公诉人才的流失使公诉工作极易陷入被动局面。

2.不起诉权的行使不够充分。不起诉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权力，是由自由裁量权派生出来的。从司法实践来看，有些地方并没有按立法精神充分行使不起诉权，主要表现为：第一，将案件不起诉率作为衡量办案质量的标准，甚至人为限定案件不起诉比例；第二，在某些案件中，已经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了逮捕措施，为了避免承担错捕的责任，或者考虑到公安机关的因素，而对应做不起诉处理的案件提起公诉。另外，有学者认为对公诉机关的不起诉决定，被害人有权获得救济，主要表现在：被害人有权对该决定声明不服或提出申诉；被害人有权依法启动公诉程序，推翻检察官的不起诉决定，如德国的强制起诉程序和日本的准起诉程序[3]。

3.公安机关侦查质量不高。公安机关采用侦审结合的办法，内部缺乏监督环节，部分侦查人员仍保留在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证据的侦查观念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有些地方公安机关的案件退补率达到50%以上，甚至高达70%。此外，退查和自行侦查也存在问题。退查和自行侦查是公诉机关在审查起诉时的经常性工作，是补充和完善案件证据体系的重要措施。在司法实践中，该项工作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有：第一，侦查机关与公诉机关之间互相推诿，侦查人员对退补案件不够重视，退而不补的现象屡禁不止。第二，部分补侦目的不明确、退补理由不适当，或者公检双方缺乏有效的沟通导致重复退补情况比较多。第三，检察机关对自补权的行使不够、不充分。

三、世界各国公诉制度的发展趋势

在世界逐渐融合的趋势下，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公诉制度也随之渗透、融合，出现了共同的发展趋势，这就要求我国公诉制度也要适应这一趋势。

（一）强化检察官公诉制度

1985年，英国根据其《刑事诉讼法》建立了皇家检察署统一公诉制度，以及《皇家检察官规则》。从1986年初起，英格兰和威尔士均建立了公诉机关，它的职责就是检察官有权在警察决定起诉被告人时复审案件，决定是否要提起公诉以及是否出庭支持公诉，还可以对案件提出意见。这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公诉制度极为相似。

（二）确定了公诉机关的独立性

为了充分发挥公诉机关的作用，就得改变公诉机关对法院的附属性，赋予公诉机关独立性。对公诉机关所指控的犯罪的范围、内部组织、权利义务等，各个国家都在予以完善。公诉机关独立办案及检察官身份保障和待遇等制度，也在一些国家的法律中相继得到确定。

（三）扩大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

随着犯罪率的不断升高，以及对人权保障观念的加强，许多国家都开始扩大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如在德国，检察官具有停止起诉、暂缓起诉等权力，甚至申请法官直接签发处罚令，在节约诉讼资源的前提下避免将大量不需要浪费司法资源的案件起诉到法院。而在美国，大量的诉辩交易就是证明其自由裁量权的最好的证据。实践证明，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正在逐渐扩大，有些国家的不起诉的比例已经超过了起诉的比例，如德国、荷兰、日本。

（四）公诉意见对审判的制约作用加强

为了限制审判权，公诉意见在审判对象、范围等方面也起着很大的限制作用。由于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已经充分考虑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因此，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在一些实行当事人主义的国家，检察机关享有更多的制约作用，即其在起诉时不仅可以提出指控的罪名以及量刑建议，而且法院只能就指控的罪名进行审判，也只能在量刑建议的范围内进行量刑。尤其是在美国，辩诉交易的大量应用，审判方式几乎成为了摆设。

四、公诉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一）适当扩大不起诉裁量权的适用范围

第一，在立法上应当明确检察机关在做出不起诉决定时所要考虑的公共利益因素，如社区的安定和谐、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等。第二，在立法上应放宽对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的限制，取消作出相对不起诉必须符合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规定，赋予检察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对较为严重的犯罪做出不起诉决定的权力[4]。

（二）公诉权的延伸和量刑建议

第一，量刑程序的二元论。一般来说，量刑程序是独立于定罪程序的，这是英美法系的产物，也即陪审团定罪，法官量刑。而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基于对诉讼效率的追求，只有对案情复杂，影响较大，有必要进行单独的量刑程序的案件实施独立的量刑程序，相反，对事实比较清楚，法律争议不大，刑事责任比较明确的刑事案件，不实行独立量刑程序。二是检察官量刑建议的二元论。量刑建议权有利于增强审判的透明度，节省司法资源，改善了法庭辩论的乏味，增强了庭审的抗辩性。综合各国情况，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在另一方面拉大了公诉方与被告人之间的距离。因此，相对不确定的量刑建议更适合我国。

（三）培养职业公诉人及建立主诉检察官负责制

作为检察院主要部分的公诉部门，但是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使得一些已经在公诉这一具体工作中有着丰富经验的人因提拔等原因离开了公诉岗位，加之我国检察官缺乏独立性，办案的积极性不高。实践中，检察官在庭审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素质。更为重要的是，对抗式的庭审对出庭的检察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培养一批职业公诉人迫在眉睫。这样就大大地弱化了检察官的个人责任感，在公诉权运作过程中出现非法干预时，检察官认为自己不是公诉主体，从而消极对待外部干预。而且，由于其不是公诉主体，即使出现错案也不能追究其责任，就更加肯定了其消极性。同时，追究检察长或检查委员会的责任在我国是非常困难的，结果只能是我国滥用公诉权却无人承担责任。所以，强化检察官的个人责任，才能真正地实现对外部干预的抵抗。我国实现的主诉检察官改革已经促进了检察官的个人责任感。

（四）建立律师见证制度

根据上述理由，建立律师见证制度也是改善我国公诉制度的有效措施。律师见证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有效遏制刑讯逼供，保全证据，强化控方证明力，而且也是执行国际公约，最终达到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促进社会正义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樊崇义，陈卫东，种松志.现代公诉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95.

[2]赵永红.公诉权制约研究[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4）：6.

[3]樊崇义.检察制度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45.

篇5：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公诉)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洪XX，男，1 9XX年1 0月2 5日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晋宁县XX镇XX村委会一组(系死者父亲)。身份证号XXXXXXXXX，电话：XXXXXXXX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余XX，女，1 9 XX年-1 0月1 4日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晋宁县XX镇XX村委会一组(系死者母亲)。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张XX，男，1 9 8 8年1 O月8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现因故意杀人案羁押于晋宁县看守所

诉讼请求：

一、依法从重惩处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张XX；

二、判令附带民事诉讼被告张XX赔偿原告丧葬费11 4 9 6．00元；死亡补偿费5 2 6 8 0．00元；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2 000．00元；运尸费6 06．00元；；共计人民币XXXXXX．XX元

事实和理由：

二OO八年五月十八日上午七时三十分左右，晋宁县昆阳凤踪一村民发现一死尸在本村高井头废旧水井里，村民向村书记反映，村书记向县公安局报案，报案后县公安局刑侦队立即组织人员侦察、取证，查清了被告人张XX故意杀人抛尸一案。被告人张XX无视国家法律，将原告年仅十五岁的独生子洪XX杀害后抛尸于凤踪村废旧水井里，非法剥夺了他人的生命，手段十分残忍，性质特别恶劣。同时给原告在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在精神上遭受重大打击和痛苦。因此，原告要求对被告依法从严从重处罚，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丧葬费11 4 9 6．00元；死亡补偿费5 2 6 8 0．00元；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2 000．00元；运尸费6 06．00元；；共计人民币XXXXXX．XX元。

此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

1、本状副本二份

2、运尸费单据一份

具状人：洪X

余XX

篇6：刑事公诉词范文

（下文所涉案件当事人的人名均为化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法律规定，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 依法接受被告人林某亲属的委托，指派 邓国敏律师 作为被告人林某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在查阅了本案有关材料和卷宗、会见了被告人，并结合今天法庭的调查和质证，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对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林某涉嫌贩卖、运输毒品罪的犯罪性质不持异议，但对检察机关指控的贩卖、运输毒品的数量持有异议。此外，辩护人认为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林某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的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依法不予认定。

一、关于被告人林某涉嫌贩卖、运输毒品罪的辩护意见：

1、被告人林某贩卖、运输毒品的数量应为1992、84405克。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林某在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共六次贩卖毒品460克缺乏事实依据。

被告人林某在抓获后于2015年3月25日至2015年2015年6月25日期间共被进行了8次讯问，每次的口供都稳定、一致，其均表示案发前分五次从被告人彭填焱处购买了1992、84405克冰毒，并卖给了汪某娣、王某媛、朱某挺、阮某生、吕某东等人。被告人林某的供述与本案其他同案犯的供述是吻合的，也与公安机关查证的其他客观证据相统一。

针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林某在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共六次贩卖毒品给王某媛、朱某挺共计460克的犯罪情况，缺乏事实依据。依据现有材料，认定被告人林某贩卖460克毒品的证据主要是同案犯王某媛、朱某挺的供述以及公安机关于2015年11月19日对被告人林某补充讯问获得的口供。公安机关是从同案犯王某媛、朱某挺的供述推出被告人林某存在尚未交代的犯罪事实，并对其进行了补充讯问。综合全案被告人林某的询问笔录可知林某在公安机关的8次讯问过程中，始终认罪态度良好，不仅供述了公安机关已经查获的犯罪事实，还真实客观地交代了公安机关尚未查证的犯罪事实。在前8次讯问中，林某均未提到在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共六次贩卖毒品给王某媛、朱某挺共计460克的情况，在2015年11月19日的补充讯问中突然交代了上述的犯罪事实，其中是否存在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不得而知。

此外，认定上述犯罪事实的依据主要源于言词证据，缺乏充分的客观证据加以辅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表明我国刑事诉讼中已确立了“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原则。

加之本案被告人林某的涉案毒品数量已经达到判处死刑的标准，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大连会议纪要）中关于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中的规定，“针对有些毒品犯罪案件，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上诉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上诉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上诉人的口供与同案上诉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仅有上诉人口供与同案上诉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对上诉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

故公诉机关仅凭借被告人与同案犯的供述就作为指控的依据，显然无法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加之本案的毒品数量已达到认定死刑的数量标准，在指控上述犯罪事实证据明显不充分的情况下，法院在认定毒品犯罪总量时时应特别慎重。

2、办案机关在对涉案毒品称重、鉴定等关键侦查环节中存在程序违法。其一，从《毒品疑似物称重记录》可知公安机关对查获的毒品进行称重时，并没有案外的第三人作为见证人在场，也没有拍摄现场称重的照片。故办案人员在称重操作中是否规范、严谨难以保证，称重数量的真实性难以核实。

由于现场搜查笔录中未记载对现场扣押的毒品进行封存并编号，初次毒品称重笔录中也没有提及对所称量的毒品进行编号，加上公安机关将涉案毒品送往池州市计量测试所进行精确称重的时间又是在案发后多日，且称量的地点在计量测试所的检测室内，故池州市计量测试所称量的毒品是否就是在被告人处查获的的毒品存疑。加之被告人林某涉案毒品的《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报告》中显示检测日期为2015年4月7日，然而报告最下方的主检人员、审核人员以及批准人员的签名日期均为2015年4月2日，即一份检验报告中出现自相矛盾的两个检测时间，那么该检验报告结论的客观真实性亦存疑。

其二、公安机关对被告人林某涉案毒品的定性、定量鉴定过程中存在如下程序违法。

（1）、对涉案毒品的定性分析的受理时间为2015年3月29日，而上述提及的公安机关将涉案毒品送往池州市计量测试所进行精确称重的时间为2015年4月2日抑或4月7日，这就表明公安机关是先将毒品送去进行定性鉴定，再送去精确称量的，这显然是操作顺序上的错误，这也可以更进一步说明涉案毒品的称重结果是不准确的。

（2）池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毒品定性、定量分析而出具的鉴定报告的合法性存疑。一是，所有报告中鉴定人员均没有提供鉴定人员的鉴定资格证书以及能够证明鉴定人员在参与鉴定时具备鉴定能力的年度考核审查信息；二是，从《毒品检验鉴定报告》后面的鉴定人员的身份信息可知，鉴定人员的身份均为助理工程师，助理工程师系初级职称。依据《公安机关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个人申请鉴定人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三）具有与所申请从事鉴定业务相关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具有与所申请从事鉴定业务相关的法医官、鉴定官专业技术职务执业资格或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5年以上；或者具有与所申请从事鉴定业务相关工作10年以上经历和较强的专业技能。”从现有的材料中无法获知上述本案具有初级职称的鉴定人员是否符合上述条款中规定的学历要求或从业年限要求。故《毒品检验鉴定报告》得出的检验意见的客观真实性无法保障。

（3）、办案机关未将池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池公司鉴化字[2015] 26号及池公司鉴化字[2015] 50号《毒品检验鉴定报告》的鉴定意见告知被告人林某，使得被告人林某丧失了依据刑诉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提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申请权利，系典型的程序违法。

二、关于被告人林某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以及非法持有枪支罪的辩护意见：

1、被告人林某不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

2015年3月25日凌晨，被告人林某与被告人彭某焱选择在林某叔叔家交易毒品后两人随即和同来的彭某勇、彭某文一起就在家中吸食了少量毒品。由于四人原本就是吸毒人员，加之当时身上就带有毒品，聚在一起吸毒是很自然的事，也是贩毒分子之间当场检验所交易毒品质量的习惯。故依据上述事实可知，被告人林某不符合容留他人吸毒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2、被告人林某不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

首先，办案机关在林某住处查获的疑似气枪，没有确切证据表明该气枪系林某所有。其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定罪处罚：

（二）非法持有、私藏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非军用枪支一支或者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二支以上的。显然依据池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枪支鉴定书》的鉴定结论，涉案的这一枪支不符合上述规定，故对被告人林某不应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定罪处罚。

三、关于对被告人林某的量刑，辩护人提请法庭注意其存在如下的法定和酌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

1、被告人林某系2015年3月25日凌晨在大排档处被公安机关抓获，后经林某主动交代后，办案机关随即在林某叔叔家查获402.84405克的冰毒，故查获的402.84405克的冰毒应被认定为自首，且扣押的这部分毒品没有扩散到社会，不会给社会造成实际重大危害。

2、被告人林某自身吸毒，其通过在上下家之间贩卖毒品以获取差价，其贩卖毒品所获取的收入大多都是用于购买毒品供自身吸食，属于典型的以贩养吸。对于以贩养吸的情况，被查获的毒品数量虽然应认定为犯罪的数量，但在量刑时，应当考虑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节，对被告人酌定从轻处罚。

3、被告人林某归案后，相比较本案其他的同案犯，认罪态度良好并深刻悔罪，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没有任何隐瞒，系坦白。

综上所述，被告人林某涉案毒品的数量应为1992、84405克冰毒，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以及非法持有枪支罪，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故恳请法庭以贩卖、运输毒品罪一罪对被告人林某定罪，并结合全案的事实证据和量刑情节，依法从轻对被告人林某判处刑罚。

辩护人：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邓国敏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