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共6篇）

篇1：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和适用的相关内容整理如下：

1，起诉期间为不变期间，而诉讼时效期间为可变期间。其次，过了起诉期间，法院不予受理。诉讼时效期间已过，照样可以起诉，也可能胜诉。

除斥期间的客体为形成权，而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其次，除斥期间届满，发生的效力是实体权利消灭。而诉讼时效已过，实体权利还在。

基于诉讼时效的法定性和强制性，当事人不得自由约定变更诉讼时效期间。

诉讼时效中断与诉讼时效不完成、中止、不起算制度的区别在于：

第一，诉讼时效中断事由为主观是由;而后三者事由则为客观事由。

第二，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而诉讼时效不起算，是指在诉讼时效不起算事由消失后，诉讼时效开始起算;而在诉讼时效中止情形，客观事由消失，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在诉讼时效不完成情况下，诉讼时效期间在客观事由存续期间以及客观事由消灭后的法定时间内不完成。

2，第一条 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

(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

(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

(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

存款请求权的实现关系到民众的生存利益，如果兑现存款本息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则将危及到民众生存权，故该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司法实务中，针对某一、某几个特定主体定向发行的企业债券，因其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问题，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如果规定出资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则有违公司资本充足原则，不利于公司的发展，也不利于对其他足额出资的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保护，故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不具有财产内容的请求权并非债权请求权，而系绝对权请求权，关系到作为民事主体的人的人格存续、生存利益以及伦理道德问题，故不适用诉讼时效。不具有财产利益内容的人格权请求权主要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请求权等。

基于身份权被侵害产生的给付赡养费、抚养费及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请求权，因涉及关于保护公序良俗和生存权的基本考虑，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如果被抚养人已经不具备被抚养条件的，仍要求其以前的抚养费，则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该诉讼时效期间从不具备被抚养条件之日起计算。

基于知识产权被侵害产生的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3，第二条 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

不能延长和缩短诉讼时效，但能否排除呢?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强行性，不允许当事人约定排除适用。而且，举重而明轻，既然当事人约定缩短或者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约定尚且被认定无效，那么排除更不行。

此外，当事人约定排除诉讼时效中断、中止事由适用的，也属于违反法定性的行为，应认定无效。

4，第三条 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

民事诉讼法理论认为，缺席视为缺席方承认相对方相关事实和诉讼主张，可以作出缺席判决。正因为此，就诉讼时效抗辩权的行使而言，在缺席判决的情形，应视为缺席方不行使抗辩权，法院不应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应注意的是，虽然当事人未到庭或者在退庭之前未当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如果其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则应认定其提出诉讼时效抗辩。

当然下落不明公告送达的案件，法院也不应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5，第四条 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

当事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应注意对义务人在二审期间才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予以支持的情形是义务人基于二审新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享有诉讼时效抗辩权。但是在再审阶段，即使有新证据足以证明其享有诉讼时效抗辩、并据以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也不予支持。

6，第五条 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这样规定的理由在于，同一笔债务具有整体性，故诉讼时效期间应从该整体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但给付定期给付之债每一期债务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起算点问题，由于争议较大，没有形成倾向性意见，故没有规定。

定期给付债务与分期给付债务的区别在于：

定期给付债务，主要是继续性合同在合同履行中持续定期发生的债务，如租金、工资、水电煤气费、利息等定期给付债务。

分期给付债务，即某一债务发生后，当事人依照约定的时间分期履行，其债务在合同订立时即产生，并非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如买卖合同中约定分期付款、分期交货，借款合同中约定分期还贷的。

当事人对分期履行的债务约定担保责任的，如何确定保证期间起算点。如果当事人约定保证人对整个债务提供担保，保证期间应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但分笔保证的话，如何起算存在争议。

因滚动支付合同之债所产生的给付请求权诉讼时效起算点的确定，在实务中不易判定某一笔款项究系支付何期货物的价金，故从最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诉讼时效较为适宜。当然，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结算后给付款项的，则给付款项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结算之日起计算。

7，第六条 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

其实，该条司法解释就是避免直接适用合同法第161条规定的不利于债权人的后果。合同法该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篇2：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义务人认可债务的存在，但主张其已经清偿，不应负清偿责任的情形下，如权利人举证证明其未清偿债务的，义务人对债务的承认能否导致诉讼时效中断。该书的回答是，中断。

18,第十七条 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所谓连带性，就是指基于连带关系，对于连带之债的任一连带债权人或者连带债务人发生的事项，对于其他连带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也发生效力。

应当说，自罗马法以来，各国立法对于对连带之债中一人所发生的事项是否涉他性问题就存在分歧。但基于连带之债有共同目的的这一特征，尽管各国立法对连带之债性质认识不同，但各国均规定，为实现满足债权的共同目的而为清偿或与其同视之的事项具有涉他性。分歧主要集中在前述事项之外的事项是否具有涉他性问题，本规定所涉诉讼时效中断的涉他性问题即属其一。

如果对一连带债务人具有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事项对其他连带债务人无涉他性，则由于债权人未向其他债务人主张权利，其他连带债务人所负债务诉讼时效期间经过，其他债务人可主张诉讼时效抗辩权而无需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则将导致承担了债务清偿责任的债务人的追偿权因其他债务人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而无法得到保护。

连带保证人就不一样，连带保证人是非主债务人，在主债权人只向主债务人主张权利而未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并不能推定其向保证债务人也主张权利，因此，依照《担保法解释》第36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但是权利人向从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应可以推出其主张主债权。

主债务人与连带保证人为法定代表人同一的关联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写有债务人及担保人名称的催款通知单的债务人一栏内签字并加盖公章，并未在担保人处签字和加盖公章的，可以认定该催收行为对债务人和保证人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一连带债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行为不具有涉他性。

19，第十八条 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应当认定对债权人的债权和债务人的债权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20，第十九条 债权转让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之日起中断。

债务承担情形下，构成原债务人对债务承认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务承担意思表示到达债权人之日起中断。

本书观点认为，债权转让应由原债权人通知。因为债权转让通知行为实质体现债权人对权利的处分，是一种处分权，该权利应由原债权人来承担。

债权人通知债务人债权转让，意味着其不放弃债权，明确和维持债权的存在，而且在司法实务中，债权转让通知多含有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

在“债务转移”情形下，债务转移须经债权人同意。在征得债权人同意的过程中，无论原债务人及新债务人均对所负债务予以确认，同意履行债务，故应认定在该意思表示到达权利人时，诉讼时效中断。

在债务人加入人与债权人签订债务承担协议、原债务人不知情的情形下，能否认定该债务承担行为对原债务人承担的原债务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作者，不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我赞同这一看法，否则，恶意的债务人加入，诉讼时效永远存在。

由于在签订债务承担协议时并不一定构成原债务人承认债务，故第2款规定，债务承担、构成原债务人对债务承认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承担意思表示到达债权人之日起中断。

理解第2款，应注意，只有在构成原债务人对债务承认的，才能认定在原债权人与原债务人之间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在债权转让情形下，债务人能否对新债权人主张原债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我认为这是当然可以的，否则，在实务上，诉讼时效就永远不会消失。

21，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的“其他障碍”，诉讼时效中止：

(一)权利被侵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代理权、丧失行为能力;

(二)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

(三)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无法主张权利;

(四)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主张权利的客观情形。

诉讼时效中止的法定事由为客观事由，常是当事人主观意志所不能控制的事由。

一般而言，在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尽管权利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等情况下，但均可依法委托代理人主张权利的，所以，不应认定属于诉讼时效中止事由。

债权人被专案组接管、无法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中止。

22，第二十一条 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保证人享有主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

保证人未主张前述诉讼时效抗辩权，承担保证责任后向主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主债务人同意给付的情形除外。

保证人在主债务人已经取得诉讼时效抗辩权、可以拒绝履行主债务的情形下，却因其无因管理行为造成主债务的诉讼时效被激活，主债务人必须履行债务，这显然不属对主债务人有利的行为。因此，其要求被管理人给付该部分管理费用的诉讼请求不应被支持。另外，从委托代理说，超越授权范围从事法律行为的行为人自己负担。

当然，从私法自由的角度看，保证人自愿承担债务，也是他的自由。

23，第二十二条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诉讼时效利益的事后放弃，其只要有义务人的单方意思表示即可成立，并不要求当事人达成合意，更不以义务人实际履行义务为必要。

只因义务人承认债务存在(不包含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则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将给义务人带来极大的不公平。如资产负债表在债务诉讼时效完成后才发布的情形。

义务人在催收债务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可以作仅收到催收文书和同意履行诉讼时效期间已过债务两种理解，所以最高法院法释7号批复不能扩大适用。

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债务人书面承认全部债务，但只同意偿还部分债务的。作者认为，应认定债务人放弃部分债权的诉讼时效抗辩权。

由于承若一经作出即已经发生效力，义务人单方承若履行诉讼时效期间已过债务后反悔，法院不应支持。

保证人为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债务提供担保，判令其承担担保责任，并不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也未加重其担保责任，故其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法院不予支持。

义务人自愿履行部分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债务，权利人要求义务人履行全部债务，法院应当区别对待，在义务人以行为方式默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情形下，除非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义务人放弃全部诉讼时效期间已过的债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否则，不能只根据义务人的部分履行行为认定其放弃全部债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而只能认定其只放弃部分债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

一般而言，下列情形可认定为义务人并无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义务人虽在催收欠款通知书上签字或者盖章，但同时明确写明，其不认可该债务，其不同意履行该债务，签字或者盖章只代表收到该通知书。还应注意的是，如果只系义务人的相关人员在邮件文书的信封上签收，而信封未写明催收债权内容的，也不应认定该签收行为表明义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

在保证期内催收，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开始起算。保证期间为除斥期间，如果催收行为发生在保证期间届满之后，则保证责任消灭，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多笔债务中一笔债务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债务人履行了其中一笔，但未表示是何笔，在这种情形下，为保护债权人利益，可以认定履行的是诉讼时效期间已过的债务。

24，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施行后，案件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时，不适用本规定。

在对本条进行理解时，应把握一个基本问题，即司法解释具有溯及力，应溯及至其解释的法律实施之日。

法律不溯及既往的例外规定：

一是补缺例外，是指在旧法没有规定而新法有规定的情形下，新法的规定弥补已有立法空白。

二是持续性例外，是指引起纠纷的行为为持续性法律行为、且该法律行为持续性至新法实施之后的，应适用新法的规定。

三是从宽例外，是指当新法规定认定某种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而旧法认定无效时，新法可以溯及既往。

篇3：浅析小额诉讼的理解与适用

关键词：小额诉讼,概念,特征,适用范围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 法院受理行政、民事诉讼案件的数目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 现有的司法资源和人民需求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大量的小额诉讼案件占用了有限的司法资源, 为了让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 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必须科学设计小额诉讼制度, 方便当事人参与诉讼, 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一、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和特征

(一) 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

目前, 在法律界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还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有些法学者称之为“小额诉讼的简单程序”, 有些法学者称之为“简易程序的二次简化”, 还有的学者认为小额程序具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上的小额诉讼程序和平常简易诉讼程序没有严格的区别, 只是两者的诉讼标的物数额不同;狭义上的小额诉讼程序不仅对民事案件进行了分流处理, 同时还有助于实现司法的大众化, 可以让普通公民享受到具体化、程序健全的司法服务。而小额诉讼程序主要是指, 基层人民法院在受理诉讼标的物较小或者特殊类型的民事纠纷案件时, 进行简化的诉讼程序, 它和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并列组成三种独立的诉讼程序, 在较广泛的民事案件范围中都可适用。[1]

(二) 小额诉讼程序的特征

从受理案件角度看, 小额诉讼一般被限定在简易程序的范畴中, 诉讼的标的数额依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而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案件类型大多数属于租赁争议、债权债务争议以及邻里纠纷等。小额诉讼的法律诉讼程序简单、快捷, 提起诉讼的当事人追求高效、民主、经济, 有利于实现司法的民众化。[2]首先, 小额诉讼的起诉稿和答辩稿能够以口头的方式进行, 允许不进行证据公开显示, 不使用陪审团制度;且法庭开庭审理时间自由确定, 审理限制因素较少, 审理时间较短。其次, 法院审理判处的文书固定化、格式化, 允许不讲明判决的缘由, 并且这种审理通常都不需要律师介入, 大大简化了法院审理程序。

同时, 小额诉讼确立方便诉讼的管辖规则, 准许原告不必完全按照民事诉讼中相关诉讼要求进行审理。一般以便民为原则, 法院从原告的居住地、主要经营场所以及被告的居住地等地区选择管辖。[3]此外, 法院还赋予法庭当事人双方进行协议管辖的权利, 但是必须保证当事人的协议选择权利接受立法范围的控制, 以有效避免出现管辖范围不清的情况。在审理案件过程中, 法官拥有了更多的裁判权和职权, 进而提高了审判速度。法官一般把审判和调解合为一体, 利用谈话交谈的方式让原告和被告直接对话, 法官认真倾听二者的谈话内容, 并从旁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积极促成当事人实现和解, 当原告和被告争执不下, 意见发生尖锐矛盾时, 法官此时可以直接提出赔偿的建议。

二、小额诉讼的适用范围以及扩展性

(一) 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

1.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法院类型

依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 小额诉讼程序和简易程序相同, 只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派生机构。通常中级或者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 标的数额巨大, 且民事案件的案情很复杂, 不适合采用小额诉讼程序。

2.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法律案件

首先, 适用于事实清晰、权利义务关系明朗、法律纠纷不太严重、较简单的民事诉讼案件, 这样才符合小额诉讼程序的法律案件标准, 更好地发挥小额诉讼程序的优势。其次, 小型诉讼案件的标的金额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相关标准。由于我国地域广阔, 全国各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很大, 如果以草案二审确定的1万元作为标准, 可能难以很好保障社会中低收入者的合法利益。[4]所以, 我国法律选用的是“相对数”指标, 就是依据全国各个省份、自治区或者直辖市每年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的30%以下为标准判定小额诉讼案件。同时, 我国的立法机构在这方面的规定符合各个省份的经济发展情况, 在此基础上, 还能够随着各个省市地区的经济发展变化而进行适当的调整。相关具体数额, 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按照小额诉讼程序的标准每年定期公布。

3.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审判程序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小额诉讼的独立审判程序, 所以法院在审判小额诉讼案件时主要依据《民事诉讼法》中第十三章规定的“简易程序”进行, 也就是和其它平常的简易民事案件的审判程序相同, 稍微不同的是小额诉讼程序使用的是一审终审制度, 这也是全世界采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共同特点。当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派生机构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时, 法庭的原告方和被告方不能再次提起上诉。但这也并不代表小额诉讼程序没有任何挽救方式, 为了确保小额诉讼的审判公正性、合理性, 保持和现有的审判监督程序一致, 原告或者被告方如果对法院一审判决不满意的, 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再次申请审理。[5]

4. 应用于小额诉讼程序的其他简易程序规定

在法院简易程序中规定的口头起诉、第一时间审理, 传送相应的法律文书、传唤当事人与相关证人、主要由审判员一个人独自审理时, 都不会受到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程序的约束。同样这也适用于小额诉讼程序, 并且为了充分体现小额诉讼程序简易、快捷的特点, 对小额诉讼程序进行了特殊的规定。例如:赋予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各种法律案件, 允许审判员一个人独自审理, 也能够依照原告和被告方的申请, 把审理案件的时间安排在晚上、节假日、休息日等, 方便及时、有效地为当事人服务, 同时还可以自由、灵活得安排传唤证人的时间。并且法院启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各种民事案件时, 必须从立案之日算起, 在一个月内结案, 到期不能审理判决案件的, 需要专用普通的简易程序进行审理。[6]

(二) 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扩展性

首先, 执行程序的间接扩展性, 执行困难, 是目前我国司法界长时间以来存在的难题。在法庭审理案件时, 虽然当事人获得胜诉的判决, 但是常常因为执行不彻底, 而使其合法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所以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会经常出现胜诉判决却毫无实际意义的情况。所以, 在处理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时, 可以和执行程序直接进行衔接, 针对案情简单、标的数额较小的案件, 把执行程序和审判程序结合在一起, 也就是一边审判, 一边执行, 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当事人的民事争议,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其次, 小额诉讼程序作为诉讼和非诉讼方式之间的结合点, 虽然高度简化, 但其成本仍有可能比它的利益要高, 为了有效克服这种局限性, 小额诉讼在法律程序方面更适合采用调解和裁判相结合的方式, 注重调解, 最大限度促成大多数案件达成和解, 进而可以有效避免因为简单裁判而出现的各种缺点;当遇到少数案件不能达成和解时, 可以启动径行裁判程序, 避免再次启动程序, 进而有效得降低成本, 很好地避免因为调解不当而带来的延误时间以及程序重复问题。[7]调解和裁判相结合是目前解决民事诉讼案件纠纷的最佳选择, 先进行调解后进行申诉, 既可适当减少当事人诉讼的劳累, 又保留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进而也提高了法院的办案效率, 对于案情简单的小型民事诉讼案件, 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司法成本。

三、实施小额诉讼程序时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 由于小额诉讼程序是法律上简易程序的再简化, 其适用的对象是法律事实清晰、权利义务明确、法律争议较小的案件, 所以符合这一系列条件的案件类型主要有: (1) 商务买卖合同纠纷、租赁合同以及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等; (2) 责任明确, 损失赔偿金额确切的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案件;在给予的金额、时间方面存在争议的抚养费、赡养费纠纷案件以及和金钱相关的给付纠纷案件; (3) 当事人双方劳动关系清楚, 只是在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以及赔偿金方面的给付金额和给付的时间存在意见不一致的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目前不适合采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类型主要有: (1) 牵涉到人身关系争议、财产确认权纠纷的案件, 以及知识产权方面的案件; (2) 追加当事人以及提起反诉的案件。

其次, 有关小额诉讼程序解释说明问题。一般情况下, 在法院判定该民事诉讼案件适用于小额诉讼程序以后, 在开庭审理之前, 法院会通过书面《小额诉讼须知》的方式告诉原告和被告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条件、审判方式以及一审再审等各种重要的事项, 在此基础上, 要求法庭的当事人对书面《小额诉讼须知》进行签收, 如果当事人对相关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提出异议, 而异议合乎法律情理, 法院就能判决根据简易程序的一般性规定进行处理, 或者把该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如果异议不合乎法律情理, 法院会判决驳回当事人的异议申请。

最后, 有关当事人的答辩期限与举证期的问题。一般情况下, 对于双方当事人都能够达到法庭, 参与审理的案件, 人民法院可以在通知当事人放弃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以后, 经过当事人确认要放弃, 可以立刻开庭审理。假若当事人坚定表明不放弃举证的期限, 那么当事人可以在自行约定时间举证期限, 但是约定的期限通常不能超过10天。当事人未约定的, 通过人民法院指定不能超过10天的举证期限。如果开始放弃举证期限的当事人, 随后又提出申请要进行延期举证, 通常情况下, 法律不会允许出现这种情况。而针对法庭开始审理以后发现的新证据, 可以依据相关规定是否允许当事人提交。[8]如果遇到没有放弃举证期限的当事人在申请延期举证后, 不能在一个月内进行结案的, 经过相关部门批准, 能够延长到3个月, 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也可以转入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如果当事人明确表示坚决不放弃答辩期限, 那么可以在普通法律程序要求的15天答辩期限的前提下, 根据具体的情况缩短到7天之内。

四、结语

总而言之, 小额诉讼程序是一种新的诉讼模式, 它采用的是一审终审原则, 且关涉到基层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社会各界对其的关注度也较高。所以, 对使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各种案件, 在审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因素, 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结合本地的审判实际情况, 提前落实好经费、物质保障等相关问题, 确保小额诉讼程序起到保护人民合法权益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范愉.司法资源供求失衡的悖论与对策.以小额诉讼为切入点[J].法律适用.2011, (03) :7-8.

[2]汪静.小额诉讼程序制度比较研究与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11, (01) :3-4.

[3]李兰.论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J].行政与法, 2011, (06) :55-56.

[4]肖锋.小额诉讼程序的价值定位与制度分析[J].法律适用, 2011, (07) :245-246.

篇4：虚假诉讼犯罪的理解与适用

关键词：虚假诉讼 妨害司法 既遂 罪数

《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修正案（九）》）第35条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虚假诉讼行为的入罪化是对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112条、113条明文要求追究此类行为刑事责任的回应，必将对现实中频繁发生的恶意诉讼行为起到遏制作用，但由于立法的抽象性，仅凭该条文并不能彻底解决实务界关于虚假诉讼在概念范围、罪数认定、既遂成立等方面的意见分歧，因此，在有权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对虚假诉讼进行细化探讨仍有重大实践价值。

一、虚假诉讼概念辨析

根据《修正案（九）》，虚假诉讼是指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但关于虚假诉讼的主观目的、行为方式、构成主体、发生领域等学界与实务界仍有争议，这直接影响到该罪的界定。第一，虚假诉讼的主观目的。有学者认为虚假诉讼的行为人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诉讼欺诈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的目的。”[1]也有学者认为“行为人提起虚假诉讼的目的是骗取法院的有利判决，因此非法占有目的不应是本罪成立的要件。”[2]从实践中发生的情况看，虽然多数情况下，行为人恶意诉讼是基于骗取被告人或案外第三人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意图，但也有为了损害竞争对手的声誉、动摇他人地位、认定驰名商标等而提起虚假诉讼的案例，也即虚假诉讼包括侵财性和非侵财性两种类型，其中侵财性虚假诉讼主要包括侵占公民个人和单位的合法财产、规避国家房产限购政策、逃避纳税义务等，非侵财性虚假诉讼主要包括侵犯他人的名誉权、荣誉权、受教育权等。《修正案（九）》并未在虚假诉讼的主观目的方面进行限制，是合乎现实实际的。第二，虚假诉讼的行为方式。《修正案（九）》规定了虚假诉讼的客观表现是“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这里的“捏造”应与诬告陷害罪等犯罪中的“捏造”具有相同的含义，即歪曲事实，凭空编造，包括对法院采取伪造证据、虚构民事法律关系等手段骗取裁判的行为。但隐瞒真相能否成为虚假诉讼犯罪的行为方式在学界存在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虚假诉讼可以通过隐瞒真相的方式提起，[3]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基于民事诉讼的特点，隐瞒真相+提起诉讼不能成为虚假诉讼的行为方式。[4]事实上，从虚假诉讼的产生方式看，行为人是企图利用法院裁判的强制执行效力而获取不法利益，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基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规则作出裁决，当事人只有具有证据优势才能让法官形成内心确信，因此，虚假诉讼的发生只能是行为人主动向法院提起，单纯的隐瞒真相行为并不能产生诉讼欺诈，行为人在诉讼期间故意隐瞒不利于自己的证据但并未向法院虚构法律关系的不能成立虚假诉讼犯罪。第三，虚假诉讼的构成主体。虚假诉讼是否只能由民事诉讼的原告方提起，理论上也存在争论。有观点认为，诉讼诈骗是指行为人将被害人作为被告而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使法院产生判断上的错误，进而获得胜诉判决，使被害人交付财产或者由法院通过强制执行将被害人的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的行为。[5]不过，《修正案（九）》并未对虚假诉讼的主体做出特别规定。从虚假诉讼的本质看，受骗者应是法院，是行为人通过提供虚假的事实和证据欺骗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因此，不论是单方施诈还是双方串通，只要是在诉讼过程中法院被骗作出有违事实的裁判就侵犯了虚假诉讼的法益，就可能构成虚假诉讼犯罪。基于此，虚假诉讼的模式应包括“原告为行为人”及“原告和被告同为行为人”两种模式。第四，虚假诉讼的发生领域。《修正案（九）》出台之前，学界有观点认为虚假诉讼不仅可以发生在民事诉讼领域，在行政诉讼以及强制执行程序中也有可能发生诉讼欺诈。[6]但此次《修正案（九）》明确规定虚假诉讼的发生是在民事诉讼领域，这是基于民事诉讼的特点做出的规定。民事诉讼的发生体现了强烈的当事人主义色彩，在提起方式、证据收集、纠纷解决等方面当事人的作用至关重要，法院主要依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裁决，因此容易滋生诉讼欺诈。而行政诉讼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由行政机关对其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做出说明，且相关文件材料通常由行政机关掌握，行政相对人欺骗法院的可能性很小，将虚假诉讼限定在民事诉讼领域中是恰当的，具体包括民事一审、二审、再审及反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多个程序。

二、犯罪既遂标准问题

虚假诉讼既遂标准的确定关系到刑法对该罪的打击力度，因此有必要予以澄清。有不少观点认为，虚假诉讼是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向法院提供了虚假诉讼的请求和证据，侵害司法活动秩序和公正性的危险即已发生，即使没有造成法院错判，虚假诉讼犯罪仍然成立。实务中也倾向于此观点，法院在诉讼中发现存在虚假诉讼嫌疑的，一般会以涉嫌犯罪为由将案件移送到公安机关侦查，如果行为人起诉后又撤诉的，不按涉嫌犯罪处理。

对此，应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诉讼程序来看，就行为人的主观意图而言，行为人虚构事实和证据的行为只是一种手段行为，目的是为了骗取法院的支持，妨害作证、毁灭、伪造证据在《刑法》上均有相关的罪名可供适用，如果仅停留在伪证阶段，难以说行为人已经得逞，进而认定为犯罪既遂。另外，从诉讼程序看，也不是说只要行为人虚构了相应的事实材料就一定发生妨害司法秩序的后果，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也会进行相关的审查和调查，如果法院经审查发现行为人系虚假请求，妨害司法秩序或他人合法权益的危险就不可能发生，这与行为人独自行为即可实现法益侵害的危险犯并不相同。最后，若将虚假诉讼犯罪的既遂时点设置为行为人向法院提供虚假请求，那么对于在诉讼中行为人起诉又自动撤诉的，就不能按照犯罪中止处理，这不利于鼓励行为人悔罪和放弃犯罪，也不利于尽可能减少犯罪所造成的损失。正因为如此，《修正案（九）》将虚假诉讼犯罪设置为结果犯，规定行为人以不实事实提起虚假诉讼，只有达到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程度，才能认定为犯罪既遂。

三、与其他妨害司法犯罪的界限

由于虚假诉讼是行为人采取捏造事实、虚报证据材料等方式欺瞒法院进行裁判，其手段行为容易与其他妨害司法的犯罪相混淆，特别是在虚假诉讼独立成罪之前，实践中很多类似情形都是按照妨害作证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进行处理的，因此，在《修正案（九）》明确规定虚假诉讼犯罪之后，有必要对相关犯罪的界限进行厘清。

第一，虚假诉讼犯罪与伪证罪。《刑法》第305条的伪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伪证罪与虚假诉讼犯罪的区别除了主体不同外，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两者发生的诉讼领域不同，伪证罪发生在刑事诉讼中，而虚假诉讼犯罪只能发生在民事诉讼过程中。

第二，虚假诉讼犯罪与妨害作证罪。妨害作证罪规定在《刑法》第307条第1款，是指采用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虚假诉讼犯罪虽然也是行为人采取制造伪证的方法进行妨害司法活动的行为，但两者的行为手段并不相同。妨害作证罪对行为人妨害司法的手段有具体要求，必须是采取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这里的“等方法”是指与暴力、威胁、贿买相当的方法，如用药物麻醉、色诱等。而虚假诉讼犯罪对行为人制造伪证的手段并没有任何限制，无论行为人采取暴力、威胁的方式还是平和的方式与证人串通、勾结，在诉讼过程中作虚假陈述的，均可以构成虚假诉讼的犯罪，可见，就手段的范围来论，妨害作证罪要窄于虚假诉讼犯罪。此外，两者的重要区别还在于干扰作证的形式不同。通常认为妨害作证罪只适用于当事人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情形，而虚假诉讼犯罪却往往是当事人自己制造伪证，而非妨害或指使他人，也即妨害作证罪是他人作证，行为人干扰了作证过程，而虚假诉讼犯罪却通常是行为人自己直接作出伪证。

第三，虚假诉讼犯罪与帮助伪造证据罪。《刑法》第307条第2款规定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是指在诉讼活动中，唆使、协助当事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行为。从文义解释法和期待可能性理论出发，就帮助伪造证据罪而言，刑法处罚的应当是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而不是处罚当事人自己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当事人自己毁灭、伪造证据进而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请求的，应落入虚假诉讼犯罪的惩治范畴，这是两者的区别所在。

需要提及的是，在单方提起诉讼欺诈的场合，由于当事人通常都是自己毁灭、伪造证据，虚假诉讼犯罪与上述犯罪不易发生纠葛。但在双方恶意串通提起虚假诉讼的情形，学界对能否适用妨害作证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存在分歧，有论者认为此时原被告双方互为被帮助的对象，因此均可以成立帮助伪造证据罪。[7]也有论者认为，受指使参加虚假诉讼的帮助者可以看作是实质证人，因此，对授意者可以妨害作证罪定罪处罚，对帮助者可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定罪处罚。[8]对此问题的判断，关键是如何看待妨害作证罪与帮助伪造证据罪中的“他人”。如前所述，妨害作证罪是当事人阻止或干扰他人作证，系发生在当事人与他人之间；而帮助伪造证据罪是他人帮助当事人制造假证，发生在他人与当事人之间，对于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帮助行为，应按照虚假诉讼犯罪定罪处罚。当然虚假诉讼犯罪的行为人也可能干扰或指使他人在诉讼中进行虚假表述或帮助其他案件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这会涉及到罪数判断的问题。

四、相关罪数问题

虚假诉讼入罪后，存在其手段行为可能构成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或者涉及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等犯罪，而其目的行为又可能牵涉诈骗罪、贪污罪、职务侵占罪等犯罪，从而发生虚假诉讼犯罪与其他犯罪交融的罪数判断问题。其中《修正案（九）》规定了以虚假诉讼作为手段，其目的行为又构成其他犯罪的处理办法，即“有第一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一，对于行为人在虚假诉讼过程中手段行为构成其他犯罪的处理。行为人在虚假诉讼过程中，如果存在阻止证人作证、指使他人作假证或者为了获得假证据而参与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等行为的，在成立虚假诉讼犯罪的同时，其手段行为又构成相应的犯罪，两者形成牵连关系，应按照牵连犯从一重处断的规则处理。

第二，对于行为人通过虚假诉讼达成的目的行为又构成其他犯罪的处理。实践中，行为人往往是以虚假诉讼为手段，通过法院这个桥梁，借助国家强制力来达到侵犯他人合法财产、规避相关义务或损害其声誉等目的。这样，在虚假诉讼既遂之后，其目的行为就有可能又符合《刑法》规定的其他罪名，如行为人通过诉讼欺诈获取被告或案外人的财产或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与他人合谋，虚构单位债权债务关系，提起虚假诉讼侵吞单位财产等，此种情形，前后两罪同样构成牵连犯，应当按照《修正案（九）》的规定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并从重处罚。

注释：

[1]郑薇：《论诉讼欺诈及其刑法调整》，华东政法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2]杨兴培、田然：《诉讼欺诈按诈骗罪论处是非探讨——兼论<刑法修正案九>之诉讼欺诈罪》，载《法治研究》2015年第6期。

[3]参见赵秉志、商浩文：《论妨害司法罪的立法完善——<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相关修法为主要视角>》，载《法律适用》2015年第1期。

[4]参见吴玉萍：《诉讼欺诈行为定性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第4期。

[5]参见秦雪娜：《论诉讼欺诈的刑法规制》，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1期。

[6]参见吴仁碧：《诉讼欺诈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7]参见卢建平、任江海：《恶意诉讼行为刑事规制路径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1期。

篇5：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理解与适用

【发布部门】最高人民法院

【发文字号】法释[2014]2号

【发布日期】2014.02.20

【实施日期】.02.16

【时效性】现行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4次会议通过 根据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07次会议《关于修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修正 202月20日发布 法释[2014]2号)

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结合审判实践，就人民法院审理公司设立、出资、股权确认等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作出如下规定。

第一条 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应当认定为公司的发起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

第二条 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 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成立后有证据证明发起人利用设立中公司的名义为自己的利益与相对人签订合同，公司以此为由主张不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相对人为善意的除外。

第四条 公司因故未成立，债权人请求全体或者部分发起人对设立公司行为所产生的费用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部分发起人依照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请求其他发起人分担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他发起人按照约定的责任承担比例分担责任;没有约定责任承担比例的，按照约定的出资比例分担责任;没有约定出资比例的，按照均等份额分担责任。

因部分发起人的过错导致公司未成立，其他发起人主张其承担设立行为所产生的费用和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过错情况，确定过错一方的责任范围。

第五条 发起人因履行公司设立职责造成他人损害，公司成立后受害人请求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未成立，受害人请求全体发起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或者无过错的发起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有过错的发起人追偿。

第六条 股份有限公司的认股人未按期缴纳所认股份的股款，经公司发起人催缴后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公司发起人对该股份另行募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募集行为有效。

认股人延期缴纳股款给公司造成损失，公司请求该认股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七条 出资人以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当事人之间对于出资行为效力产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予以认定。

以侵占、挪用等违法犯罪所得的货币出资后取得股权的，对违法犯罪行为予以追究、处罚时，应当采取拍卖或者变卖的方式处置其股权。

第八条 出资人以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资，或者以设定权利负担的土地使用权出资，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主张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土地变更手续或者解除权利负担;逾期未办理或者未解除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资人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第九条 出资人以非货币财产出资，未依法评估作价，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委托具有合法资格的评估机构对该财产评估作价。

评估确定的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资人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第十条 出资人以房屋、土地使用权或者需要办理权属登记的知识产权等财产出资，已经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主张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在前述期间内办理了权属变更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出资人主张自其实际交付财产给公司使用时享有相应股东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出资人以前款规定的财产出资，已经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未交付给公司使用，公司或者其他股东主张其向公司交付、并在实际交付之前不享有相应股东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一条 出资人以其他公司股权出资，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资人已履行出资义务：

(一)出资的股权由出资人合法持有并依法可以转让;

(二)出资的股权无权利瑕疵或者权利负担;

(三)出资人已履行关于股权转让的法定手续;

(四)出资的股权已依法进行了价值评估。

股权出资不符合前款第(一)、(二)、(三)项的规定，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该出资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采取补正措施，以符合上述条件;逾期未补正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股权出资不符合本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本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

(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

(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

(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

第十三条 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

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

第十四条 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五条 出资人以符合法定条件的非货币财产出资后，因市场变化或者其他客观因素导致出资财产贬值，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该出资人承担补足出资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六条 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该股东请求认定该限制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七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前款规定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应当释明，公司应当及时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

在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之前，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或者第十四条请求相关当事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八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九条 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被告股东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未过诉讼时效期间，其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股东以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义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条 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

(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五条 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

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六条 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篇6：民事诉讼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一、关于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离婚后提起的财产分割纠纷案件的管辖问题

民诉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已经离婚的中国公民，双方均定居国外，仅就国内财产分割提起诉讼的，由主要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对于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双方已经离婚，仅就离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问题提起诉讼，如果分割财产位于国内的，为方便当事人诉讼，也方便人民法院审理，民诉法解释明确规定，此类民事纠纷案件由主要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离婚后财产分割纠纷，不涉及到离婚等身份事项，是纯粹的财产分割纠纷，本条规定由主要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是一种特殊的地域管辖。

适用本条首先要准确把握什么是主要财产所在地。本条规定的主要财产所在地，就是指当事人请求分割的财产中价值最大财产的所在地。如果有多项财产，分别处于不同人民法院的管辖区域时，则应当按照各法院管辖区域内全部财产的价值总额大小来确定主要财产，并确定主要财产所在地。

同时要注意，本条所规定的主要财产所在地，包括不动产所在地，也包括其他财产所在地。在既有不动产又有其他财产时，如何确定主要财产?如分割财产中有证券1000万元在北京，存款500万元在上海，海南有50万元的房屋，能否以价值最大的证券所在地北京的法院管辖?我们认为，本条规定的解释目的是为便利当事人诉讼、便于人民法院审理而设计的一种特殊管辖规则，如果主要财产不是不动产且与不动产财产不在同一地点的，可以由该主要财产所在地的法院管辖该案件。

二、关于确定合同履行地的问题

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对合同履行地的确定规定了一般规则：“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合同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由合同履行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实践中，对于被告住所地的确定一般没有争议，但对于合同履行地的确定非常复杂，争议较多。为统一合同履行地的确定规则，使之更加明确具体，减少争议，民诉法解释起草时在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第十八条到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基础上，统一修改为民诉法解释的第十八条规定，作为确定合同履行地的一般规则，适用于除民诉法解释特殊规定的租赁合同、保险合同、网络买卖合同以外的各类合同纠纷案件。

根据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确定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时，分三个层面处理。首先，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合同履行地点有约定的，则按照约定确定合同履行地，从而确定合同履行的管辖法院，除该条第三款规定情形外，不考虑该合同是否已经实际履行以及实际履行地点是否与约定的不同。其次，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则按照合同纠纷中争议标的的种类来分别确定合同履行地。具体分为三种情形：一是争议的标的是给付货币的，则以接收货币一方的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二是争议标的`为交付不动产的，以不动产所在地作为合同的履行地;三是争议标的为前述给付货币和交付不动产之外的其他标的的，如动产、财产权利的交付等，则以履行义务一方的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再次，民诉法解释规定了按照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法院的两种特例。一是当事人虽然在合同中约定了履行地，但没有实际履行，且当事人住所地都不在合同中约定的履行地点的，则直接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不再适用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法院;二是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约定履行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的，即时结清的合同，则直接以实际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

适用该条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与此前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关系问题。按照民诉法解释第五百五十二条规定，民诉法解释实施以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的司法解释规定与民诉法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此前的司法解释中涉及到合同履行地确定的规定，凡与该条规定不一致，且不属于民诉法解释明确规定适用特殊规则的合同类型的，都不再适用，只能适用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批复规定的内容与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不一致，今后不再适用。

第二，关于争议标的的理解问题。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了按照“争议标的”种类分别确定合同履行地，准确把握“争议标的”是关键。该条规定使用“争议标的”一词，主要是来源于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并借鉴其他国家合同履行地的确定规则，就是指当事人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内容，因此，可以称为“涉诉债务”。合同履行地就是合同义务的履行地，合同义务履行地根据合同义务的履行情况，可以是一个履行地，也可以是不同的履行地。双务合同和多务合同，当事人分别负有不同的合同义务，通常每一合同义务都有其履行地，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如是。当事人因合同义务的履行而发生合同纠纷，起诉到法院时，以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法院的，则以当事人争议的合同义务的履行地作为确定管辖的合同履行地。这既明确简单，又符合纠纷管辖的最密切联系地点的原则要求。即使是单务合同，如果存在两项以上的不同合同义务时，也可能出现两个以上履行地的情况。发生合同纠纷时，也要以争议的合同义务来确定履行地。对“争议标的”的理解，特别注意不能把“争议标的”等同于诉讼请求。诉讼请求在合同纠纷中，是基于合同关系主张对方承担的合同责任的声明。合同履行地不能按照诉讼请求种类来确定，只能依照争议的合同义务来确定，也即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

第三，关于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理解问题。该条规定的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是指争议的合同义务是以给付货币为内容。最为典型的合同义务为给付货币的是借款合同。如果贷款方起诉借款人要求还本付息，争议标的则为借款方负有的向贷款方归还本金和利息的义务，接收货币的一方，就是贷款方，此时贷款方可以其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向该地法院提起诉讼。借款合同中，贷款方需划出借款或借款方需归还借款，双方都有可能成为接收货币的一方，债权人和债务人都有可能成为接收货币的一方，也都有可能成为合同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如果借款方在借款合同签订后，贷款方违约未交付借款，借款人起诉要求贷款人发放借款的，争议标的就是贷款方负有的向借款方发放借款的义务，接收货币的一方就是借款方，此时借款方可以以其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向该地法院提起诉讼。借款合同之外的其他合同，如果争议的合同义务内容为给付货币的，也可以适用本条关于接收货币一方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如买卖合同约定买方负有先支付货款的义务，卖方后交付货物，买方未按照合同支付货款的，卖方起诉要求买方支付货款的，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卖方为接收货币一方，卖方所在地可以认定为合同履行地。

第四，关于其他标的以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理解问题。其他标的，是指货币和不动产以外的其他标的，包括动产、财产权利等。实践中应当注意，当事人起诉要求对方支付金钱，也即诉讼请求是给付金钱，该金钱给付请求既可能是基于合同中给付货币义务产生的，也可能是基于非给付货币义务产生的。此时不能直接依据诉讼请求确定争议标的，而应按照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内容来确定争议标的。如买卖合同，A为出卖货物方，B为买受方，如A起诉要求B支付货款的，争议标的为给付货款，A作为接收货款的一方，其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如B起诉A承担支付违约金责任或者赔偿损失的，争议标的为A负有的交付货物的义务，则A为履行义务一方，A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第五，关于合同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适用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的问题。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三种情形，分别针对给付货币、交付不动产和履行其他标的，总的来说，只考虑了给付之诉的情形。合同纠纷不仅有给付之诉，也存在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单纯地请求确认合同效力或者请求解除合同的诉讼，其争议标的并非合同中的具体义务，而是合同是否有效或者合同法律关系是否解除的问题，此类合同纠纷就不能按照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来确定合同履行地。对此，当事人对合同履行地有约定的，可以按照约定的履行地来确定管辖法院;对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只能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三、关于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八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范围问题

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八条对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作了解释：“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不动产已登记的，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所在地为不动产所在地;不动产未登记的，以不动产实际所在地为不动产所在地。”适用本条时，对于可以按照不动产纠纷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范围有不同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范围应仅指《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第100个第三级案由“100、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项下的第三个第四级案由，即“(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另一种观点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应当包括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第100个第三级案由的全部案件类型，不仅限于该项下的第三个第四级案由。我们认为，应当按照不动产纠纷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限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项下的第三个第四级案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应当包括该项下的建设工程施工相关的案件：“(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4)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纠纷，(5)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6)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7)装饰装修合同纠纷，(8)铁路修建合同纠纷，(9)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拟通过正在修改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予以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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