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共8篇）

篇1：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

我所了解的中国近代史中的大学教育

中国自1860年以来，开始大规模接触欧洲各国，美国，日本等国的文化教育，至今一百五十余年了。在这些年里，我们的教育水平既经历了民国时期的世界驰名，也经历了文革十年的低谷。而今，中国人不满意的一大问题就是教育。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觉得应当更多的关注与自己切身相关的大学教育问题。接下来，我会对自己所了解的中国近代历史中大学做一个介绍。

第一部分，民国时期那些著名大学中的校长

蔡元培校长是我从他人的评说中知道的，他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教育改革，大有成就，奠定了北大百年发展基调。蔡元培先生认为： 大学不是贩卖毕业证和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而是一个研究学理的地方。这地方采取的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态度，奉行的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因此，校长不是一个行政长官，而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组织者、领导者。他既没有服从上级的义务，也没有裁定学术思想的权力。他的最大职责就在于提倡思想自由，维护学术尊严，争取教育独立。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因为不能履行这些职责，只好愤然辞职。他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说，他每天被一大堆无聊的公文和事务所包围，还要迎来送往，与教育部那些无知的官员周旋，因此他感到痛苦不堪。另外，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因此在他主持北大校务的时候，为了“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但当局却把这种做法视为洪水猛兽并进行干涉，因此他声明：“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9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蔡元培先生强调大学的自由精神，并为之努力。大学的自由精神是什么呢？我认为那就是学生和老师是其主体，大学的设施与管理者只是为主体服务的。学生自治，教授治校，这些都是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条件之一。而现如今中国的大学教育正好相反，教授无权治校，大学管理行政化，管教育的不是教育者，所谓学生自治，只是大学管理者授意下的协管。如此这般，大学之自由精神荡然无存。大学自由精神的主体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学术自由。学生没有自己选择学习课程的权力，学习的目的被强行引导为为了考试和学分，我无法想象这样教育环境下的毕业生会是什么样的水平。蔡元培先生的另一个主张是兼容并包。在他任北大校长期间聘请了一大批主张不同的大师到北大任教，陈独秀、胡适、梁漱溟、刘半农、鲁迅、徐悲鸿、辜鸿铭……等等，因为大师的加盟，几年之内就将北大改制为中国当之无愧的第一学府。对于任教老师的不同主张，他向来不干预，而是与其自由任其发展，使北大呈现一派学术自由之象。这是现在中国大学所不能比拟的。

在求贤若渴方面，竺可桢也值得称道。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以后，听说马一浮和邵裴之的学问很大，被“杭州视为瑰宝”，便多次登门拜访，请他们前来任教。谁知马一浮比较古板，当时他坚持学生必须登门请业，不能上门送教，竺可桢才只好作罢。抗日战争开始后，马一浮带着许多书向西逃难，途中遇上竺可桢帮助他渡过难关，他才答应到浙大授课。

除了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之外，坚持教授治校也是尊重人才的具体表现。竺可桢上任前，发现工学院院长朱一成不仅反对教授治校，而且还只拿着薪水不到学校，便觉得此人不堪重用。竺可桢认为，要想把大学办好，要“首先觅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竺可桢日记》第一册，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里所谓志同道合，就是对人才的高度尊重。它不仅是指待遇的满足、交往的礼貌，还包括人格的信任、工作的支持、管理的合作。

蔡元培也是教授治校的倡导者。当初他担任北大校长后，发现一切校务由校长和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商量决定，连学长（相当于学院院长）也不参与。他认为这种办法不妥，便组织评议会、教授会和各种委员会，分别管理行政、教务、人事等事宜。这样一来，既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也为北大奠定了民主管理的制度基础，蔡元培说，有了这种制度，“就是一年换几个校长，对于诸君研究学问的目的，是决无妨碍的”。（《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42页）

在这个问题上，梅贻琦则是另外一番气象。他的最大特点是不爱说话，因此被人称为 “寡言君子”。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凡是学校规章制度、预算、新增项目、建筑设计……都要由教授会和评议会讨论决定，而教授会、评议会都要由校长主持。许多人在回忆中谈到，每逢开会梅贻琦很少说话，而是仔细听取别人意见。作为一校之长，他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因为他对自己扮演的角色非常清楚。他说他在学校就像京剧中的“王帽”一样，看似重要，却不大开口，主戏要让别人来唱。也就是说，他在处理校务时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见，有一种“吾从众”的风范和大气。当年数学教授熊庆来要破格录取华罗庚，他完全支持。朱自清在一篇文章中说：“清华的民主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支持就不可能确立，而梅贻琦便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同情的校长。”（《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22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2版）另外，曾经担任过清华中学校长的傅任敢在梅贻琦诞辰60周年时也撰文说：“一个大学仅仅有钱有设备是办不好的，它得有好的风气，好的教授。风气如何才能好，好教授如何才肯来呢？这是由于清华的校务真正公开，校长绝不独断独行。因为一切集思广益，进步自然愈来愈大；因为分工负责，人人均觉清华自己也有一份，所以大家工作都有兴致……出色的教授才肯前去。在这方面，以身作则的就是梅校长。”（同上，第59页）所有这些都说明梅贻琦是一个博采众长、无为而治的典型，这也充分体现了他对人才的尊重。

蔡元培、竺可桢、梅贻琦三位校长，生前受人推崇，去世后数十年，仍不为人所忘。观今日大学有几人得之？

第二部分，民国大学生活

一百多年前的大学生活是怎样的呢？我想在很多方面对当今的大学生仍然有一些启迪。

首先要讲的是民国大学学者的中西贯通。民国时期所谓会英文者那就是真正会英文的人，民国时优秀的大学生大多是可以直接用英文发表论文的。不同于当今的大学生专攻中国文化或者专攻某一科学问，民国时期的大学生们和老师们，或者说学者们，大多是文理兼修，学贯古今中外的。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的古诗文素养极高；辜鸿铭先生是传统文化的维护者，而他的英文水平堪称大家；钱钟书考大学时英文和国文都考的是满分；胡适的文章写的很好，而他还是在美国读过博士的海归；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大学四年级时去广西做社会调查，他用这一手资料作为去英国留学的研究材料，他的英文国文同样好，后来写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融合中古文化精华，做出了有世界影响的成果。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林语堂的，他写小说用英文写散文用汉语，都非常厉害。相比于当今社会，大学老师能用英文发表论文的就没有多少，大学生用英文发表论文的就更少了。现今的大学语言教育，《语文》不是通识教育的必修内容，而英语教学又以通过等级考试为目标，很多大学生自嘲学得是哑巴英语，就连自己的母语都忘了是什么样。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对古文的阅读上：高中毕业后中国人几乎再也不读古文了，也不会读古文了，更别说读懂了，而大学以前接触的古文又是极为简单的，中国古文文化的传承就这样断层了吧？再举一个例子，竺可桢留学时学的是气象学，他研究出几千年来中国的气候变化，近代的还可以找到资料，但是年代久远的气候怎么研究到呢？答案是从古文中找，试想当今的学者有几人能够办到？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和教育潮流是学贯古今，中西贯通，现在我们讲改革开放，讲向国外优秀的文化、科技、管理、思想学习，可是如果你连英文都无法运用自如，又怎么学习呢？难道是从别人翻译过来的文献吗？还有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事实是，中国的学生由于长久的应试教育没能学到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精髓，就认为中国没有什么传统文化而崇尚外国文化，比如现在很严重的哈韩哈日风。文学创作者固然有责任在于此，然而作为大学生却不能清醒地认识到学习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对其冷嘲热讽、不屑一顾，甚至连反驳、质疑、推翻的勇气都没有，何来学贯古今，何来破而立新？

其次要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学风。民国时期的学生做学问讲求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不论主义。比如钱穆的《国史大纲》，不空洞，不打号子，不扣帽子。民国时期的文科生做论文选题很精很细，民国时期的理科生中最优秀的人用英文写论文，研究的都是世界前沿的课题。作为一名学者，民国学者注重自身的学术诚信，注重实事求是，这对今天的学生来说，是学习的榜样。

接着要讲的是博爱尊师的情操。民国时期出现了很多教育家，比如晏阳初，被誉为“世界平明教育之父”；比如陶行知，推行初等教育，受人尊敬。这样的人，都是很博爱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优裕生活，却能为了平民教育奔走，这是拥有博爱胸怀的表现，没有博爱的胸怀，是难以坚持为大众的事业奔走的，我们现在的人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同时期的学生中，举两个最为人熟知的例子，一个是周恩来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一个是毛泽东的：“齑其躬（意思是：即便自己粉身碎骨）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这是我们现在的看着韩剧日漫和好莱坞，想着娶白富美嫁高富帅的现代学生所不能理解的吧？民国学生是很尊敬老师的，比如毛泽东给徐特立的祝寿信“您以前是我的老师，现在是我的老师，将来仍是我的老师”。现在的大学里，如果能记住老师的名字就已经很稀奇了，尊师真的很少见，或者说现在大学生的尊师是在心里的，不是表面上的。这样真的可以吗？老师知道吗? 最后要讲的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学习态度。一百多年前的民国，我们的大学生就在培养有创造性的学习习惯，带着问题在学而不是为了考试，敢于疑问，敢于挑战。现如今，我们能做到的人很少很少。虽然我们能做到的人很少很少，但这个少是相对于上千万的大学生来说的，我们还是有很多优秀的人的。比如每年流传于网上的各个大学的学霸们，比如参加国际高端会议的中国学生代表们，比如我们的大学里获得奖学金的人。前一段时间，我们还出现了刘璐这样的破解了世界性数学难题的21岁大学生。所以，我们的希望还是不渺茫的，中国的未来还是可以交给我们这一代人的。然而我又在想：在世界学术界里，我们的大学生到底能占多大位置；在世界发展愿景中，中国学生又能获得什么定位；在未来的文学创造，文化竞争中，中国又会是什么水平；我们在为了当前的生存而看不清前路时，我们的时势、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思想，能带给我们什么？二十世纪初的社会变革我们的大学生是幸运的，那么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呢？

201321080131

李文学

长安大学 公路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国际1班）

篇2：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

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名言

Post By：2009-11-24 14:20:00

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郭秉文、唐文治、萨本栋、罗家伦、任鸿隽、胡先骕等大学校长，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先行者、奠基人。他们都有在美国留学的经历，又是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们曾在北大、清华、南开等著名大学担任校长，为坚持学术自由、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现代学术传统和现代教育制度被中断了。学统的中断和制度的断裂，让后人走了很多弯路。因此，他们的教育理念、办学实践和人格风范，是中国教育复兴的精神资源。

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

——蒋梦麟

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睛，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

——胡适

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

只知道压迫着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是造出一群“病鬼”来。一点用处也没有。

——张伯苓

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竺可桢

近年来高等教育偏重知识的灌输，而缺少精神人格的训练。

——罗家伦

大学生四年毕业，并非教育的终了。乃是教育的开始。

——任鸿隽

大学教育，既贵专精，尤贵宏通。

——胡先骕

篇3：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

通过查阅档案, 从档案中反映出的民国时期上海监狱感化教育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犯人的知识文化教诲”

笔者查询了“上海监狱第一分监狱教化课教育用品和书目登记表” (1936—1938) 。并做一分类, 统计书籍共计151本, 其中宗教类书籍11本, 占总数的7.3%;文学类书籍74本, 占总数的49%;法学类书籍3本, 约占总数的2%;政治类书籍共10本, 占总数的6.6%;书法类书籍5本, 占总数的3.3%;文教类书籍共48本, 占总数的31.7%。综上, 在当时的监狱教诲教育书籍中, 位列前三位的是文学类的、文教类的以及宗教类书籍。表明监狱再教育教诲的工作中, 比教注重宗教感化罪犯以及对罪犯文学素养和文化修为的提升。

另据统计, 1937年江苏上海第二特区监狱, 在其几千册藏书中有2066本是关于道德的小册子, 1119本关于基督教, 910本关于佛教, 还有217本关于道教, 另有38本涉及党派的思想。

2“犯罪人监护团”

监狱对犯罪人的改造以犯罪人出狱后不再犯为原则, 并且组织“犯罪人监护团”以达到犯罪人觉悟提升和社会秩序安宁的目的, 监护团的责任在于督促家庭人员尽到责任, 功能在于帮助罪犯出狱后适应社会。此外, 监护团还在犯罪人没出狱的时候就先访问其过去行为的家庭了解情况, 犯人出狱后临时招待的一切费用由监狱负担。并且将期限暂定为三年, 由监狱每季度派人访查出狱人详细生活状况。

司法部对于真心悔悟者给予假释、保外就医等奖励, 根据司法部1924年3月载于《司法公报》上的“监狱改良纪要”显示, 1915年至1923年, 民国假释人犯逐年呈上升趋势。1915年为20人, 1916年72人, 1917年82人, 1918年121人, 1919年129人, 1920年147人, 1921年214人, 1922年249人, 1923年330人。经假释考验警察报告, 假释之人犯, 或回家谋生, 或助人营业, 成绩均属优良。

3 宗教教诲及“监狱‘弘法社’”

据档案显示, 民国三十五年, 司法行政部监狱司在文件中批准建立监狱弘法社, 并于八月初报结社上司进行备案。

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十日, 中国监狱弘法社向上海监狱赠送三经样卷, 并选定教诲罪犯的人选。弘法社设立之初, 为监狱的感化教诲工作做出了很多贡献。将宗教引入监狱感化教育, 是民国时期监狱的一大特色。

4“监狱教诲工作报告制度”

笔者查询的另一份档案是民国二十二年下半年, 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长沈家彝要求江苏第二监狱监狱长蒋凤义呈报教诲工作报告及教育月报表的指令。报表上显示监狱人数在十月份里达到最多, 为三百五十五人, 每次教化人数约为一百人左右, 监狱一般将整个监狱罪犯分为两组, 一组二十人左右, 另外一组八十人左右, 六个月教化人数最多的为八月, 约为两千七百九十六人次。分别教诲课程为:算术、习字、作文、国语。并且教诲时间均为四个小时, 一个月的总共课时大概能达到一百零四个小时到一百零八个小时。

据档案显示, 每个月监狱都要向法院递交关于对罪犯改造的教育教诲报表和情况报告;司法行政部门会不定期的要求法院转送教育教诲工作报告和情况报表以供审阅;并且, 每隔六个月, 高等法院会派员进入监狱检查教育教诲情况并上报司法行政部门。

“刑罚之目的, 重在预防, 而监狱之精神, 端赖感化。”胡逸民在中华民国中央陆海空监狱训练班上如是说道。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狱的教育刑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保持了较好的延续性, 并由此奠定了民国时期监狱教育模式的主体格调。

参考文献

[1]上海档案馆资料:上海监狱关于各教会来监传道情况[Z].档案号:Q177-1-95.

[2]上海档案馆档案:上海江苏第二监狱分监教育教诲报告[Z].档案号:Q177-5-275.

[3]上海档案馆:上海市监狱教化课书籍、教育用品登记簿[Z].档案号:Q177-1-678.

篇4：民国时期的大学

本书的英文原名叫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The Alienated Academy直译为孤独的阿卡德摩学院。阿卡德摩学院是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朋友的资助下建立的欧洲第一所综合性研究机构，是欧洲大学的雏形。通过这个名字可以感觉到民国高校的“孤独感”，即民国的教育难以离开政治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且步步加深。在课堂上教授和学生们可以精神独立，而在學校的经营上，却无法和政府、时局完全独立开来。教授和学生有自由，校董和校长的自由却没那么多。

清末先废科举，后有学堂，中国新式的大学教育，就是以反对科举而成立的。因此在课程设置上，它们大多以工科、商科等实用科学为主，随着教会大学的兴起，英语教育也几乎取代了中文教育。这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已经在大学中鲜见。在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胜利以后，中国开始呈现长衫、西装、中山装“三服鼎立”的局面，这一局面完全表现在大学中：国民党主办的国立大学、省级大学多穿中山装，学费便宜，推行“党化”教育；老式的大学多穿长衫，过着旧式文人的文化生活，“或河中垂钓，或湖中泛舟，或林中漫步，或对月高歌”；而教会学校和西化的私立大学多穿西服，学生们最有钱，过着时尚的洋场生活，学费也是最贵。书中援引北平的北大、燕大、清华，上海的圣约翰、上大、交大、复旦、光华，南京中央大学，广东中山大学等众多知名高校为例，按照学校的发展来论述，所写的一般都是校史中忽略的部分。

很少有书能如此连贯地集中精力，向民国大学的实际生活开火，在本书中，作者详细统计了各种级别、类型的大学生，在上大学时的日常生活和经济开销，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而这一切的基础，都建立在分析政治时局的基础上。诚然，作者分析社会变迁和学生消费并不是目的，更不是为了怀念传说中的“风花雪月”，而是为了揭示当时大学生的精神面貌。从“五四”运动开始，学生的精神被革命引发，他们群情激奋，热衷于学生运动，屡屡做出对学校和社会的抗议之举，甚至“1921年至1922年，长江下游地区发生了上百起校园动荡事件。……学生们往往罢课，闹学潮，挑战教员和校长的权威”，这种风气一直充满了整个20年代。

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过去了，大学扩招、学费高涨、学问无用武之地、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问题逐渐显现，迷茫、虚无、颓废等情绪充满了校园。富学生忙于享乐，穷学生忙于生计，朱光潜的“通过美育拯救社会和人生”风行一时。左翼的胡绳在文章中批判道，学生中充满了“虚无主义”“厌世主义”“享乐主义”和“宿命论”四种情绪，这些都要不得。其原因不是国共不再合作，而是“五四”后人们的选择多元化，年轻人看花了眼，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他们成为了“在一个广袤、冷酷的世界中挣扎求生之人”。正是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早已利用了大学这个宽松的环境，以及热衷追求精神思想的青年，开始了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这使我想起了《青春之歌》，林道静即在北大学生余永泽、卢嘉川、白丽萍的影响下，经历了逃亡、共筑爱巢、找工作失败后，最终转向革命的。而本书无异于揭示了背后的深层原因。

篇5：对民国时期新疆教育的历史考察

摘 要：民国时期是新疆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新疆近代教育的重要发展阶段，新疆的近代教育处于一个创立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本文通过文献资料和前人相关研究成果从历史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进行考察，并将教育人类学的视角与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资料分析结合起来，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进行解读。

关键词：民国时期；新疆教育；历史角度；教育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5）03-0113-05

引 言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发展，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中国教育进入近代化历程，新疆的近代教育由此拉开了序幕，教育得到了一定发展，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发展高潮时期”。对于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研究，国外未见相关研究成果，国内相关的研究成果仅限于对新疆省政府教育政策、各式教育及教育行政机构的列举与简介。本文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进行深度分析和总结，以作为当前新疆教育发展的借鉴。

一、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教育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此时的新疆和全国其他各省一样积极响应，相继爆发了迪化（今乌鲁木齐）武装起义、伊犁起义和喀什噶尔起义。最终，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新疆归附民国，实行共和。1912年5月，杨增新被中央临时政府任命为新疆都督。从此，新疆历史进入杨增新主政17年的民国时期。

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其政权尚未稳固之时，杨增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化解统治危机，在新疆局势相对稳定后，杨增新在其“主张人治、以民为本”政治思想的指导下，针对新疆的历史环境和教育现状，制定了相应的教育政策和方针。杨增新从《阴符经》和《道德经》里总结统治政权理论，“认为君子可欺以其方，如果受欺比不受欺更有利，君子也应该故作愚人”。[1]杨增新统治初期，“新疆教育落后于内地，是历史遗留下的问题，不能完全怪罪于杨增新”。[2]虽然杨增新采取愚民政策，对内实行“无为而治”，但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要“以静制动，因时因势，以无为为有为，即无为则无不为也。”[3]杨增新在教育方面也是“有所为”的。杨增新时期的新疆教育在他统治初期和后期发展有所不同。杨增新统治新疆初期，由于政府财政困难，经费不足，出于闭关自守政策考虑，杨增新政府没有立即着手发展新疆教育，在他看来，学校已成为“致乱之根源”，[4]“学堂毕业之人日多一日，仕途竞争之风亦日甚一日，天下大乱必由于此。”[5]“据统计，1912年，新疆全省有学校60所，有学生1802人，教师107人，1919年，有各类学校141所，学生4247人，教师202人，全省有4个图书馆，藏书1200册”。[6]“清末，新疆共有各类学堂606所，在校学生15691人。民国伊始，大多数学堂关闭，大大低于清末的数字，然而，4年过后，这种落后状况仍未得到改变。”[7]“当时，全省只有迪化、伊犁两地有中学，各县虽有一两所公立小学，但学生人数很少，更谈不上女子教育、民族教育。” [3]在杨增新执政后期，面对新疆人才极度缺乏的现状，兼之迫于当时形势的需要，不得不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行政以需才为急，储才以学校为先”。[8]1916年，在迪化开办师范学校讲习班，同时，也设立学校和短期培训班，“以养成吏才而收得人之效”，[9]同年6月，杨增新创办政治研究所，因材施教。1918年，杨增新政府开办实业学校，同时还设立了医学研究所，培养医疗人才，“抉术行医，自谋衣食”。[10]到1919年，“全省各类公私立学校仅141所，学生总数4247人，教员总数202人”，[11]1920年，杨增新又设立省立中学，开设国文、数学和经济等新式课程。1924年，建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一直持续到1932年，这是当时新疆的最高学府，可以说是新疆高等院校的雏形。在少数民族教育方面，他在当时迪化创办蒙哈学校，主要培养蒙古族和哈萨克族子弟。对于外国人在新疆办学校，杨增新认为“大一回教主义鼓吹建设大同盟国，是别有用意的”，[4]（238）并以“教育一事，关系内政，至为重要”，[12]下令禁止“民间私聘外国人充当阿訇”。[13]由此可见，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的教育，统治前期主要以小学教育为主，后期以初等和高等教育为主，而民族教育发展极其有限。作为熟悉西北边疆边情和民情的守旧官僚，杨增新治理新疆的各项举措主要是奉行老子思想“无为而动，以静待动”。前者“节用爱人，不开奢侈之门”，后者“谨小慎微，不开祸乱之门”。[14]

二、金树仁统治时期的教育

1928年，新疆经历“七七政变”之后，金树仁被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开始了执政新疆5年的政治生涯。在金树仁统治新疆时期，一方面延续了杨增新时期的一些政策，同时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和对外关系上做了一些变动。教育方面，相比杨增新时期有所开通，教育经费有所增加。在“开办教育、疏通民智”思想的指导下，“全省有学生7380人，其中中学生约200余名，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于1930年升格为俄文法政学院。有省立中学和省立师范学校各一所，省立图书馆一所，有图书5000余册。学校图书馆有藏书1000余册。” [6]（461）同时，为了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此时少数民族的汉语教育、女子教育均有一定发展，并派遣部分学生到内地和国外学习。至1929年，“全疆有初等小学122所，学生5477人，到1931年增至153所，学生7162人。”[15]此时，“新疆的教育经费从1928年的533899元，增加到1932年的1880057元，学校也由1929年的122所，增加到1931年的153所；小学生总数由1929年的5477人，增加到1931年的7162人。”[11]金树仁执政后期，开始重视中等和高等教育，“1929年，初等教育经费184968元，中等教育经费179252元；1930年，初等教育经费156140元，中等教育经费179251元；1931年，初等教育经费161925元，中等教育经费234000元；1932年，初等教育经费113406元，中等教育经费255206元。”[7]由于金树仁处理“哈密事件”决策失误，全疆大部分地区相继爆发战乱。“1932年，全疆公立学校只有68所，学生2274名，较前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二。” [4]（243）这一时期经文学校发展迅速，南疆各地都有经文学校，少数民族学生学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在有关外国人参与学校教育政策方面有所放宽，允许经文学校聘请外国人来这里充当老师，这些外国人打着教书传教旗号，大肆宣传“双泛”（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这为金树仁统治后期“双泛”传播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盛世才统治时期的教育

1933年，由于迪化发生“四一二政变”，金树仁政权倒台，同年8月，盛世才被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边防督办，开始了执掌新疆10年的统治生涯。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无论在政治军事方面还是经济、民族宗教和对外政策方面，均与杨增新时期和金树仁时期相比有了显著变化和调整，在文化教育方面也不例外。他认为，“新疆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区域，文化当然也随之落后，更加上杨、金时代的愚民政策……所以使新疆的教育更显幼稚，文化更加落后。现在要想建设新疆，则必须积极扩充教育。” [16]在他执政初期，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权统治，提出了“八大宣言”和“九项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又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在教育上，提出“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教育方针，盛世才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并邀请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参与新疆的文化教育建设，新疆各种层次的教育随之发展起来。这一时期，盛世才政府大力发展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据1937年底统计，全疆公立学校有：学院1所，学生300人，无女性；中学5所，学生900余人，内女生80余人；师范5所，学生1000余人，内女生40人；小学215所，学生33025人。”[4]（249）1935年，把金树仁时期的俄文法政学院扩大成立新疆学院。在民族文化教育方面，盛世才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教育采取扶持政策，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并提出了“发展各族固有文化”的口号，在省立师范学校开设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民族班，1936年，并成立了编译委员会，主要编译各民族语教材，第二年，在伊犁、塔城、阿山、阿克苏、喀什等各地设区教育局，并在各县设立县立小学，使各地区各民族学生能够接受教育。与此同时，在新疆反帝联合会的影响下，为了进一步发展新疆各民族的文化教育，还成立了维吾尔文化促进会、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文化促进会、蒙古文化促进会等各民族文化促进会，依靠新疆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等各方力量整合之前开办的学校，并对民族学校进行教学改革，对于各民族学生给予各种优待，“学生入学，概不收学费，纸笔砚以及课本都由政府供给，并供给膳宿等。中学大学的学生还有津贴，毕业后由政府加以任用。”[17]在留学方面，相比杨、金统治时期的官费派遣留学规模有所加大。1934年开始，盛世才政府选送多批各民族学生分赴苏联、阿拉木图、安集延等地公派留学，学习各种专业技术，这些学生回疆后成为建设新疆的重要骨干力量。在社会教育方面，盛世才政府开始增设社会教育行政机构，继续发展女子教育、职业教育和幼稚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教育，使教育普及进一步扩大到社会各阶层。

1937年，随着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政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应盛世才本人的请求，中共中央先后派数百位共产党人前往新疆工作，在盛世才政府的行政、财政、民政和教育新闻等多个部门和社会团体担任领导职务，为建设新疆做出重要贡献，使这一时期的新疆各项事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全省各级教育机构及设施日趋完善和健全，投入大量教育经费开办和发展学校，积极培养师资力量，并编译出版各种教材，社会教育发展起来。值得一提的是，为培养新疆财政人才和骨干，毛泽民创办财经专修学校。林基路在担任新疆学院的教务长时，就倡导“教用合一”的教学方针，提出“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校训，开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新课程，举办新式专题讲座，对各民族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知识青年，校园学风和面貌焕然一新。由于盛世才政府和共产党人、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新疆的教育呈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局面，明显体现在新疆学校和学生的数量方面。“从1938年至1942年，新疆的学校和学生均大量增长，公立学校从357所增至580所，学生从36575人增至91065人；会立学校从1400所增加至1883所，学生从99915人增至180035人。总计，学校从1757所增到2463所，学生从136490人增到271100人。”[18]在盛世才执政新疆后期，新疆的教育仍然继续发展。“到1942年，全疆公立学校已达到27.11万人；大中学校8所，学生3787人，分别比1937年增长140%和27.5%。此外还有扫除文盲的民众学校846所，学生146911人。”[19]“据1946年统计，全疆小学教员共有6071人，其中不合格的有2000多人。”[11]同时，新文化运动在新疆也广泛开展起来，新疆各种社会团体和学校、行政机构等都纷纷学习人文社会科学先进文化思想。

四、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教育

1944年9月，盛世才政权垮台，国民党开始接管新疆统治大权。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虽然采取一些措施来缓和新疆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但并未从本质上改变这种社会混乱局面。到新疆和平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新疆时间比较短暂，主政者更迭频繁，期间虽经联合省政府统治，但如昙花一现，国民党在新疆实施与内地一致的中央国民教育，并统一新疆教育体制，但政局不稳，战乱不断，教育文化事业经费严重不足，教育并没有起色。这一期间在科学研究方面，主要开展新疆与内地的文化学术交流活动，成立西北文化供应社，在省会迪化供应内地和各民族的书刊报纸，组织新疆歌舞团到内地演出，邀请内地艺术家到新疆演出。不仅保障学术自由，而且鼓励科学研究。在民族文化方面，发扬保护新疆各民族的文化，设立西北文化建设协会，并成立编译馆，出版双语《天山画报》、《少年知识》和《文摘》等多种出版物，也发行多种民族文字日报。在学校方面，继续发展新疆大学、中学、小学教育，培养各类人才。而在高等教育方面，“至1949年夏，新疆学院仅剩教职工91名，在校生379名。”[20]

五、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的历史作用

通过上述对民国时期新疆教育的历史考察，不难发现，民国时期新疆军阀割据政权，无论是杨增新时期、金树仁时期还是盛世才时期，他们的统治政策都是与统治者的地方政治意识分不开。在民国时期国家权力转换的重要阶段，无论是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还是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作为新疆地方政权的首脑，都有一种自保意识，“自保意识是地方集团本能的反映，是民国时期各个地方集团都具有的一种政治心理。” [21]同时，民国时期的新疆军阀统治者作为地方势力，虽在地理区域上造成一定的分割，但对国家的分裂并未起到推波助澜作用，无论是中央政府政权强大还是衰微的时候，他们都在公开场合甚至发文声称对中央政府表示忠诚，也维护中央政权的统一。“各地的地理特征，经济利益，语言差异，民族和文化模式之不同，都促进了忠诚于―归属于地区的感情。”[22]杨、金、盛时期始终承认中央政权的合法性，并拥护和支持中央政权，但不允许中央政府插手介入新疆事务，自身也不参与内地的政治、军事纷争，使新疆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实为谋求个人对新疆的独裁统治，使新疆处于一种“地方自治”的局面。虽然杨、金、盛治疆的思想、主张各有不同，但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建立和巩固自身的地方政权，这是新疆统治者集团自治意识的外在表现。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新疆的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避免社会**，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也发展教育来维护自身的政权统治。杨增新时期，新疆的教育文化是处于近代教育的开创阶段，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加之执政者自身的文化心理特征等主观因素，新疆教育发展较为缓慢。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新疆教育是中国封建的古代教育向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教育的过渡阶段，是新疆近代教育的起步阶段或初始形态。”[23]这一评价较为客观、中肯。金树仁时期，虽在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宗教与对外关系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改革和调整，但总体上是延续杨增新时期的旧的章程，毫无建树。这一时期新疆教育略有发展，学校和学生人数均有所增加，各种教育机构有所发展，但由于金树仁政权短暂，连年混战，使新疆教育文化事业受到严重影响，新疆教育处于停滞阶段。盛世才执政初期，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使新疆的文化教育迅速发展，与内地的文化教育紧密联系，曾经繁荣一时，新疆的近代教育处于发展高潮阶段。但到盛世才统治后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为继续实行其独裁统治，盛世才开始投靠蒋介石政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苏反共，新疆的教育文化发展开始减缓。国民党统治时期，新疆虽然由国民党政府直接统治，但每任新疆省主席任职时间都比较短暂，各项治疆政策大同小异，持续时间不长，与盛世才时期相比，新疆的教育发展更为缓慢，甚至倒退，新疆近代教育基本处于低谷时期。

六、民国时期新疆教育的教育人类学审视

“民国时期的教育，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段。”[24]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也是新疆近代教育开创和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阶段。“教育制度是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制度的性质只能由政治制度来决定”。[24]（1）教育制度又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体现在其教育宗旨和办学方针上。纵观新疆民国时期的教育，无论是杨、金、盛统治时期，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都与清末时期的新疆封建教育有所不同。概而言之，它与民国建立后的新疆社会发展需要相吻合。新疆民国时期制定的各项教育政策法规虽然不尽完善，因执政者的更迭而有所变化，又因新疆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执政者们结合民国时期新疆的实际情况，不仅开创了新疆的近代教育，还发展了新疆的本土教育。

从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出发，民国时期新疆社会的教育系统是受到新疆社会的物质环境、经济类型、历史、宗教传统、社会组织等多种因素的直接影响。教育是一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部分。统治者们虽然通过教育手段对社会个体进行文化知识分配，但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这种分配是非常不均衡的。本土社会的教育不仅具有“正式的教育”的特征，还具有“非正式的教育”的特征，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更多地呈现出“正式的教育”特征，即专门的社会机构。学校教育就是这样一个社会机构。

民国时期的新疆社会无论是具有杨、金、盛的军阀统治特征，还是具有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特征，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新疆的教育及其发展趋势，作为统治者，总是试图成功建立一套适应新疆社会和在社会中生存的模式，发展教育进行文化传播必定是按照新疆社会的统治集团促进和维护其利益的要求来组织和控制的。教育是文化传播的工具，统治者通过教育来促进新疆社会的变迁。教育人类学的结构―功能模式很好地诠释了微观层面的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一切教育系统都服务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作为社会一部分的教育是为与之相联系的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服务的。”[25]主政新疆的统治者们在各自执政期间制定的教育政策与规划，都是为了自身统治需要实施的军政、经济、外交等政策而服务的。教育人类学的文化―生态学分析模式则将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分析联系起来，这一模式的关键概念是适应，即人们与环境相互影响的方式。学校系统被认为是“与其他社会机构，尤其是经济机构相联系的一个社会机构。”[25]（35）教育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教育的要求有所不同，民国时期的新疆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了新疆教育的发展形式，在民国时期新疆社会文化发展演变的每一阶段，统治者们都会在原有形式的教育中增加新形式的教育。

因此，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是与新疆社会文化系统，特别是与新疆近代社会工业经济的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所有这些机构都与地位流动制度联系在一起，地位流动制度基本上是获得自我提高的文化认同策略。”[25]（35）民国时期的新疆经历了三任独裁者统治时期和一个政党统治时期。在教育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始终密切，教育在国家实现政治目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培养统治阶层的精英分子，而让人民大众对统治阶层保持忠诚。”[25]（38）民国时期的新疆统治者们创办和发展教育，一方面是为统治集团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效忠于统治集团，另一方面使新疆广大民众在思想意识上服从于自身统治。

参考文献：

篇6：民国时期的邮递员

民国时期的邮递员

大家都知道，民国时期物流水平还不是很发达，邮递员则在地方邮政工作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图为邮递员们带着鼓鼓囊囊的邮包离开重庆邮政总局，他们将为重庆民众派送信件。在邮局的包裹存放室里，一名邮政人员正手执单据查找一件包裹。这样的画面有些类似现在找快递的场景。在重庆邮政总局内，职员们正忙着给邮件分类。之后，这些邮件将按照类别分别派送。邮递员的繁忙工作和战争年代的特殊背景有关，战火造成很多家庭都不能团聚。家书成为大众表达乡愁和思念的重要途径。对于不识字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常常会找人代写家书，而由自己口头叙述书信的内容。图为广东一位专门代写信件的人在帮他的顾客写信。此外在战争期间，日方更是对中国的邮政进行严密监视和控制。图为日方邮电检查过的信件。之后邮递员才能派发这些信件。〔《一億人の昭和史（10）·不許可写真史》，第232頁〕图为职业写信人正在帮忙代写信件。桌子上摆放着他为顾客写的信件。

篇7：民国时期的文化一 教学建议

民国时期的文化(一)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民国时期，由于我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外患严重，再加上国民政府的不重视，我国科技和教育发展缓慢。另一方面，许多科学家和教育家抱着救国救民的信念，辛勤耕耘，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他们的科学研究和教育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借鉴作用。但是在当时，他们的愿望和抱负却无法实现。

教学思路

教师首选引导学生回顾：从商代开始，我国的科技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可是，到了明清时期，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而我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向衰落，又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造成了科技的全面落后。到了近代，我国开始引进、介绍、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民国时期，由于我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外患严重，再加上国民政府的不重视，科技和教育发展缓慢。但是许多科学家和教育家抱着救国救民的信念，辛勤耕耘，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然后让学生讲述六位科学家和教育家的生平事迹以及主要贡献。在学生讲述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要点，进行必要的纠正、补充。讲述完毕后，教师应该及时地引导学生总结每一位科学家和教育家的生平事迹中所体现出来的宝贵的精神，从中受到活生生的.爱国主义和立志成才的教育。可通过列表的办法，掌握本课的基础知识。此表可以由教师列出，也可以让学生自己列出。

重点分析

民国时期的科学技术。在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时期，我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外患严重，再加上国民政府的不重视，我国科技发展缓慢。但是，由于科学家和教育家的个人努力，有为祖国富强而献身的崇高精神，也由于他们有脚踏实地，勤奋治学的科学态度，因此，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还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我们应学习他们热爱祖国的崇高信念。

著名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蔡元培和陶行知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一系列改革，打破了封建主义对文化教育的垄断，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陶行知推行乡村教育，立志教育救国。他们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借鉴作用。

难点分析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是“生活即教育”。陶行知主张教育要同社会实际生活紧密联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教育的旧观念，形成了以社会为学校、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的崭新观念。培养学生参与社会生活、生产和创造的能力，是一种新型的教育方法论。陶行知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重点突破方案

解决办法可以人物为中心，组织材料，讲述李四光、竺可桢、茅以N、侯德榜、蔡元培、陶行知等人勤奋学习、努力成才、报效祖国的经历以及他们在科技和教育方面的主要贡献，分析概括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可贵精神。

本课涉及的范围广泛、人物、成就也很多，可以将这些内容分类列表，提高归纳概括的能力。如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事物各个部分或各种属性，联合成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本课内容包括科技与教育两个方面。如把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竺可桢的气象学，茅以升设计建成第一座近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侯德榜的“侯氏制碱法”作一归纳，便可形成“民国时期的科学技术”一个类型，知识归纳清楚，便于记忆。

课堂导入

一、教师可展示李四光、蔡元培等人的照片及相关图片，提问学生对他们有何了解。然后引入新课。

篇8：考证民国时期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关键词：民国时期,大学生,就业问题

民国时期, 高等教育发展薄弱, 这一时期大学生毕业数量也很少, 1928—1930年毕业生人数分别为3252人, 4264人, 4383人, 但是到了1931年, 毕业生猛增到7034人, 这个时候大学生就业问题就比较棘手了。截至1937年8月5日, 在《中央日报》上登出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有1467位, 其中, 大部分毕业生对工作都有较高要求。比如, 第43位, 叶女士, 北平国立师范大学毕业, 文学学士, 希望待遇140元;第45位, 黄君, 国立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 希望待遇150元;第99位, 程君, 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银行科毕业, 要求100元, 工作地点在南京、上海、镇江。当时城市里一个小康家庭的月收入是15元到30元, 大学生对月薪的要求之高由此可见一斑。根据相关文献资料, 当时民国政府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使当时的大学生的数量增长很快。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在他的报告中指出, 大学生的数量如此之多, 但是另外一面很多行业又缺乏相关的专业人才, 甚至有人提出是否要减少大学高校的数量。1934年的一篇杂志说明了对女大学生的要求, 从而更加引起了社会对大学生就业的关注, 才把大学生就业难的严重性反映出来。当时大学生失业的典型特征就是结构性失业, 高校师资力量的分布不均, 忽视社会需求的专业。根据相关统计, 文科比例严重超标, 专业不平衡。

加上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式, 就业难的问题从高校学生毕业衍生到全国就业难的问题, 当时到处都是求就业的广告和报纸, 就国内当时最主要的情况是, 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处在转型时期, 行政体制等包括政府在内都在寻求改变, 很多的毕业生不能就业, 无路可走, 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难题。其二, 高校学生自身的素质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一些奢侈风气在当时十分的盛行, 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也是较其他人而言是比较花钱的。同时很多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影响就业能力的最主要原因。特别是学生的人文素质和基础学科这些方面基础比较差。最后, 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就业选择, 许多大学生一直留待城市, 不愿意回到农村去创业, 这种社会风气也会影响到当时的高校学生就业[1]7。

一、政府采取的相关措施

1934年7月1日, 北平各大学毕业生组织的职业运动大同盟正式成立。共同的失业问题把大学生凝聚在了一起。7月20日, 职运大同盟请愿代表谭庶潜等在南京发表《告全国大学毕业生书》, 强调职运大同盟建立的原因在于“铨选不公, 登进冗繁, 怀才自重者, 终老于蓬蒿, 奔进无耻者, 攀援以窃位, 深闭固拒, 不容他人染指”;目的在于引起政府、社会的注意, “为解决多数青年的失业问题而奋斗, 进而言之, 则复兴民族, 拯救国家”。

1. 建立临时性救济的平民工厂。

这种所谓的平民工厂有它自己的特征, 它是由政府所创立的, 每年都会有政府的补贴, 并且这些工厂对失业者的要求并不是很高。这种平民工长很快就出现很多所, 特别是在工业和手工业方面突出, 为接纳大学生失业者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一方面他们可以使一些大学生暂时获得一些工作, 另外一方面由于政府对销售这一块有强制性的法律措施, 增强了对于外货的抵抗能力, 促进了国内各个行业的发展, 但是, 由于融资渠道不行, 国内高科技水平不是很发达, 没有形成规模效益, 这些工厂不能保持持续的发展,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 构建职业介绍中心和创办失业保险。

职业介绍中心可以有效地调节社会劳动力的供需平衡, 当时的职业介绍所的形式有很多种, 如有私人办理的, 也有政府成立的。这种机构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指导大学生的就业, 指导人们的升学就业和专业的选择, 在一定的情况上得到了广大社会的一致好评。而失业保险是对失业当中没有经济来源的人给予一定的补贴, 当然也包含大学生。虽然失业保险最早来源于英国, 但是1926年国民党政府通过《国民党最近政纲》, 提出了国家需要设计相应的失业保险制度。如果当时此项措施能够好好的实施, 必定能够让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群众有一丝丝的慰藉, 可是由于当时的战火连绵, 关于失业保险的实施也是三天打渔, 两天晒网, 效果不是特别明显[2]6。

3. 调整高等学校专业设置。

在民国之后, 政府开始修改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了, 因为之前的高等院校的现实现象是很多高校随便设置专业, 并没有按照社会所需要的而去新开专业, 很多高校设置的专业是一些不需要投入太多资金的专业, 国民政府对当时各个高校的专业进行了改革, 比如说很多高校需要培养新型的创新人才, 那么高校就必须对此专业进行改设, 一些高新技术的专业, 以及冷门的专业很多高校都开始设立, 避免大家一窝蜂地去找一些很热门的专业, 很多高校也根据政府的号召, 根据劳动力市场需要的情况而进行人才的配置。很多高校也开办了高校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或者是九月就业指导部门等, 把学生的就业率进行统计, 并且与社会进行接轨。这个措施为高校学生毕业带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了高校就业难的问题[2]8。

4. 改革培养模式。

据1931年统计, 全国51所高等学校中, 设法科的占49%;设文科的占70%;设农科的占22%;设工科的占27%;设医科的占12%。专业设置方面的失调, 不仅造成了人才市场上文法科人才过剩、农工商实用人才极缺的矛盾, 而且使失业人数逐年增多。在上一个措施实施之后, 很多的学生都能进入很多高校学习,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学校如何对学生进行培养的时候了。很多高校对学生的素质教育模式创新了, 包括很多高校在学生毕业之前要求学生拥有一定的实习经验, 学校里面还开展各种各样的学生活动, 在一边给学生灌输知识的时候一边增强他们的各方面技能, 包含他们的自信心等等, 加强综合能力的培养, 适应能力和创业能力[3]5。

5. 振兴事业, 谋求经济发展。

近代中国的历史文献显示, 西方国家之所以会在1930年发生失业的严重情况,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西方国家的制造业和工业太过于发达了, 他们生产很多的商品, 太多了却卖不出去, 于是就有了经济的恐慌。但是国民政府时期, 中国的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 中国最主要是由于工商业的不发达和很多农民的存在, 很多人都是闲在家里, 只有改变这种大环境, 把实业干好, 才是解决高校失业的根本途径, 工商业的发展会带动经济的发展, 很多的学生就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孙中山时期, 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 比如说有以交通运输为导向的, 有的需要加强对农业等为重点, 有的需要以机械工业为目的, 还有农业、渔业、畜牧业等。最后确定以下几项为重点。以国内工厂为契机, 扩大工厂产出, 减免工厂税收[4]8。

二、国民政府采取的措施及影响

1.大学生就业难从而影响教育的转变。随着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加重, 虽然一些学者认为高校数量的增加是其起因之一, 但是这样的问题时常发生, 能够增加广大青年对国民政府的不信任, 最终会影响教育质量的整体上升。而更多的原因是归结于高等教育的问题, 人们都强烈要求教育的创新和改革。在国民党的政治会议上面, 国民党把陈果夫的关于教育方面的《改革方案》进行了修改, 调整了当时的文科和理科的结构比例。特别是在艺术方面和工商管理方面给予特别的照顾, 并以法律形式作出了相关规定[5]8。

2.民国时期大学生就业难从而影响社会。由于当时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大关注, 人们对这个方面给予积极推动, 主要是调整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结构。在这次调整之后, 人们比较注重高等教育的内在教育, 注重育人模式, 减少一些热门专业的招生, 很多专业不平衡的问题得到缓冲, 而且这时期技工和职业教育开始蔓延, 并且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很多大学生开始改变就业的方向, 进入冷门的行业。这些都是积极的一面, 每一个事件都有两面之分, 这个事件的反面是, 政府改革措施没有循序渐进, 太想要马上达到理想的效果, 不综合吸纳社会的综合意见。只是当下解决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大学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瓶颈[6]7。

3.1934年, 教育部还下令各高校设立职业介绍机构, 指导学生就业。职业介绍机构一方面举办各种就业训练班, 提高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另一方面联系社会, 加强对学生就业的指导, 以利于学生就业。

针对我国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除了国家需要在大的宏观政策上有所作为之外, 我们更加需要的是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在改革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有大局意识, 不能想要一蹴而就, 民国时期的教育改革就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认为社会在进步, 很多的价值观都在改变, 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也会发生很大的改变。高等学校必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大力推进素质教育, 不断深化改革, 让学生不要成为理论知识十分懂, 只会考试, 不会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的书呆子。无论是在教学方法上面还是教学内容方面, 我们都需要加强学生的综合能力以及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

参考文献

[1]严春花.浅谈高校毕业生档案与就业[J].兰台世界, 2011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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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秋帆.梁漱溟教育论著选[M].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4]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2215.

[5]杨东平.2005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