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

论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共8篇）

篇1：论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

论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

社会公平正义缺失容易造成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加剧，进而酿成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影响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国家稳定。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为社会各个群体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公正的起点，保持社会公平正义，使社会全体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一、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

在我们迈进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维护社会公平、伸张正义已经成为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公平正义既是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前提，是和谐社会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

首先，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谐“就是一个国家的一致，这是任何共和国永久联盟的最强有力和最佳的纽带；而没有正义来帮助，这种一致是永远不会出现的。”[1]国家要长治久安，社会就要保持和谐。因为“一个政体中各个部分或要素愈是融洽，这个政体就愈能持久。”[2]社会要保持和谐，就需要有良好的秩序。维护社会秩序，则需要完善的规则，而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规则体系是制度。制度的制订与设计要想科学，必须有基本的价值理念作依据，这个基本的价值理念就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规定着社会成员具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着资源与利益在社会群体之间、在社会成员之间的适当安排和合理分配。公平正义对于一

个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实现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对于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3]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注重促进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对我国目前来说，维护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构建重要的理念内涵之一。

其次，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的目标，就是要遵循公平正义的规则，调节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实现良性互动与团结协作，最终形成全体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各得其所而又和谐共处的社会。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但“一个社会只要能够提升其公正程度，那么，社会问题出现的种类与强度均为减少或减小，同时社会也可以增强解决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力度。”[4]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特别是经济利益性矛盾比较突出。如果不用科学的方式加以调节，矛盾就有激化的可能，甚至导致社会动荡。要避免出现社会危机，就要举起公平正义的旗帜。公平正义是协调、消弭社会各方面矛盾的思想基础和锐利武器，惟有维护公平正义，才能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文明进步。

再次，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党的十六大把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从整体上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的五个方面的能力之一提了出来，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真正的自由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5]公平正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把建立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毕生的奋斗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公”，涵义很丰富，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正式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和内容。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和谐社会是指以各方利益大体均衡为基础的社会，这就要求充分考虑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形成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利益均衡机制，达到社会公平正义，而这恰好与社会主义社会的蕴意一脉相承。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已然成为我们党最重要的执政理念，也成为我们制订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

二、公平正义缺失：和谐社会面临考验

当前，我国社会从整体上看是一个比较公正和谐的社会。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在各阶层各方面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中，也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公平缺失问题，有些还比较突出甚至非常严重。

（一）机会不平等。机会是指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空

间和余地，机会又是指资源的分配，机会的不同将导致未来发展结果的不同。“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主导性的平等原则只能是机会均等来考察社会平等问题。”[6]机会平等是公平正义的核心内容，是保持社会成员心理平衡的重要砝码。但机会作为一种资源而言是有限的，无法充分满足社会成员对于机会的各种需要。尤其是在转型期的中国，各种因素和根源导致了很多机会不平等的现象的产生：

1.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7]受教育的机会不同、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往往意味着机会拥有量的不同和把握生存发展机会能力的不同。而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人生最大的社会不公，足以影响一个人未来发展和终身利益。目前，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农村中男女之间，受教育的机会差异很大，严重影响了他们的个人发展和上升流动机会。从教育资源分配来看，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诸如教育经费、教育设施和师资等的分配极不均衡。在一些直辖市和发达地区的大城市，不仅中小学的普及程度高，大学多、高校录取分数线也低于其他地区。各级教育收费逐年攀升，也使得一些农村青少年及城镇贫困家庭的子女难以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比较偏僻落后的农村受重男轻女传统落后思想的影响，在经济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只让男孩上学而女孩辍学务农或务工，造成了男女之间接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促使社会发生了分化，增强人们的不公平感，影响社会的整合度。[8]

2.就业机会不平等。一些单位在招工招聘时，存有严重的歧视问题，包括学历歧视、年龄歧视、户籍歧视、性别歧视、城乡身份歧视等：招聘时过分看重学历，剥夺了许多人才包括自学成才的社会成员的就业机会，扼杀了社会成员的创造性。过分讲年龄，把一大批处于人生正当年的社会成员排斥在招聘范围之外。过分讲究户籍，剥夺了社会成员流动、迁徙的自由，影响了一批有专长有创业精神的人的就业、创业。过分讲究性别，重男轻女，把一大批有才干的优秀女性排斥在就业范围之外。“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由于未能使其公民最充分地发挥天赋和能力而损害了社会自身。此外，不平等还能威胁到社会凝聚力，并能够造成其他的一些社会所不愿看到的后果。”

篇2：论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为使社会成员能够维持基本物质生活，实现生存权提供援助和保证而设置的若干内容和项目的总和，是社会团体和个人必须遵守的工作规程和行为规则。它一般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补贴（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和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等六个方面。自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以来，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遵循的首要原则，社会保障制度从制订之初就天然的带有公平正义的品质和特征。

19世纪末产生于德国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其最初的设计目标是保障老年人、失业者、工伤者等社会成员的生活，以调节收入差距，调和劳资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可见，其制度安排是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公平正义是其根本原则。社会保障制度首先在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并很快扩展到全球，尽管各国的保障制度内容、途径、方法有异，但维护公平正义始终是其制度选择的初衷和首要原则。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建立和逐步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社会公平，保证比较均衡地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需要是其第一要务。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于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社会保障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稳定社会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途径，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就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来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能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并通过其补偿功能，可以一定程度地促进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社会保障的“非歧视性原则”使社会任何成员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都可以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每一社会保障项目对于其适用范围内的社会成员而言机会是均等的，因而它可以促进机会公平正义；社会保障实质上是一种再分配政策，具有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因而它又可以一定程度地促进结果公平正义。

从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社会保障制度是关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制度,是促进社会成员和谐生活的根本保证。社会保障制度从制订之初就天然的带有公平正义的品质和特征。社会保障制度以公平社会财富为手段,以正义社会生活为目标,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使命,将保护社会成员的权益作为自身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就是社会不公平正义的一种体现。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事实,农民并没有能够同城市居民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而且在竞争的过程中,又受到诸多来自各方面的歧视和压力，造成城市和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要求公平正义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目前，农村由于社会保障的缺乏,不仅影响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加重了农民负担,增加了农民致贫返贫的概率，而且已严重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虽然，我国政府开始逐步建立适合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从长远看，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让农民拥有国民待遇，保证社会公平正义。

篇3：论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公平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社会地位总是存在不同的层次差别。社会分层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社会过程，是依据一定的标准把人们划分为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或阶层化。[1]

一般意义的社会分层包含通常所说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两个层面。在社会分层的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社会分层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他主张从权力、声望及经济(财富与收入)三个维度来考察社会分层现象。也就是说，社会分层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即不同的社会群体或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人按一定方式获得并占有社会中的有价值之物———权力、财富、声望。社会分层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分层和流动，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在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同时，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教育公平是指发生利益(包括精神的、物质的等)关系的各类教育主体(包括学生、家长、学校、地区等)在教育资源(包括入学机会、教育条件、教育服务、就业机会等)的获取、分配、占有、享用等方面所具有的公平权利。它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教育起点的公平。它是指每个社会成员在受教育机会面前应受到同等对待。这一层涵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就学权利平等，其次是就学机会平等。第二，教育过程的公平。它是指教育制度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社会成员，让每个社会成员有机会享受同样的待遇。即在教育过程中，教育公平不仅体现在教育资源的公平投入上，也体现在教师的态度、责任心、敬业精神、对学生的尊重、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等方面，这些都对学生的心理、人格、学业成绩等产生重要影响。教育过程的公平是教育起点公平的延续，又是教育结果公平的必要前提。第三，教育结果的公平。它是指每一个学生在接受教育后，都能获得学业上的成功，并得到发展。即学校尽可能地为社会提供合格的人才产品，使学生的能力、兴趣特长与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相适应。

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是教育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课题。从宏观上看，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社会大系统的其他子系统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从微观上看，高等教育与反映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社会分层之间，也有着明显的互动。高等教育公平与社会分层的互动包括两方面：一方面，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公平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公平又会通过社会流动的作用，促使社会分层结构发生变化。

二、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

由于不同社会阶层所占用的文化、社会、经济资本不同，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子女在高等教育的学校、层次、规格、专业选择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社会分层影响高等教育起点的公平

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是各阶层差异最外显的特征。虽然目前我国的高考采取各省从高到低按分数录取原则，并不考虑家庭出身，但是现有的社会分层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高等教育起点即入学机会的公平。这可从不同阶层在升学自我期望方面的差异与升学报考率、录取率等方面得到佐证。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的家庭子女和农村家庭子女在高考分数估计和志愿填报上表现出趋于保守和盲目的特点，他们在选择学校类型时，倾向于选择费用便宜、对学生有优惠政策(如师范、农林、地质、军事院校)的高校。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富有阶层的子女在报考的时候，他们关注的已经不是教育机会本身，他们追求的是教育机会的“品位”及其学校的声望、师资、设施，更多地选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高校、综合类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一项研究表明，“经济条件可以影响学生对教育的期望水平，家庭经济高收入水平组，学生期望今后读大学的比例为70%，中等水平组比例为68.3%，较低组为50%。”[2]

从录取情况看，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社会分层所引起的入学机会不平等现象。以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所占的比例为例，“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一比例呈下降趋势，影响教育机会均等的阶层差异在近年来愈发凸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成为我国最显著的教育差距。

2. 社会分层影响高等教育过程的公平

社会分层对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专业选择上及校园学习、生活中。有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贫困考生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往往倾向于报考一所录取机会大的学校，在他们看来，有学上就行。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专业实际录取是不均等的。农村考生入读排名在前的专业只为一般专业，城镇考生入读的前五名专业均为社会热门专业。尽管我国高等教育正趋向大众化，但是个体的家庭阶层地位在个体享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仍然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家庭经济实力雄厚的考生，在进入大学后衣食无忧，有充足的时间、精力、体力去丰富自己的学习生活;而经济条件差的学生却不得不花费较多的时间用于勤工助学，筹集学费和生活费，这必将影响到他们的学业，从而再次扩大了由入学机会产生的既有的不公平状况。

另外，我们也看到，就读于重点院校和普通院校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无论在享受教育资源的质和量上都存在巨大差异，即使拥有同样的受教育机会，也无法保证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的公平。

3. 社会分层影响高等教育结果的公平

由于父辈的社会阶层特征及其教育水平决定了他们在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占有不同，进而影响到其子女在报考志愿时出于经济因素、稳妥考虑而就读的学校质量不同。起点的不公平影响到过程的不公平，进而是结果(学业成就)的不公平。择业时，用人单位的关注点是重点大学的文凭，是人际交往、语言表达、组织能力等综合素质等方面。而家庭贫困的学生由于先天缺乏培养，大学期间又缺少锻炼，择业时自然处于劣势。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的机会比常人高1.2倍。

三、高等教育公平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影响社会分层的因素很多，教育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方面，接受高等教育可以获得寻求高职位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实现向上一阶层的流动;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本身具有内在的分层与选择功能，认定不同的身份文化，使得人们进入不同的职业，属于不同的社会地位。

1. 公平的高等教育有助于形成中间阶层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分层功能主要体现在培养社会精英上，培养的群体始终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且数量不足。众所周知，学历与职业密切相关。这使得高等教育对社会各阶层均产生显著作用。公平的高等教育会更有效地促进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如果更多的中下阶层成员能够通过高等教育这一途径较好地向上流动，将有利于扩大中间阶层，促成中产阶级的形成，减少两极分化，使社会分层结构合理化，促进社会平等与公正。中间阶层一般来讲具有以下特点：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学历与收入相关性很高，主要服务于高新技术领域。中间阶层的培育，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公平的高等教育应不再局限于社会精英的培养，而把培养的范围扩大到广泛的社会群体，来促进中间阶层的形成。

2. 不公平的高等教育扩大了阶层鸿沟

教育要促进社会公平，首先它自身应是公平的。但目前我国有东西地区之间、大小城市之间、公办与民办之间的高等教育水平存在巨大差异问题，教育资源的分配极为不均，农村学生在设备、课程、教师等方面享受的教育资源远不如城市学生。尤其在全国统一的高考面前，农村学生显然处于明显的竞争劣势。高考如果不考虑起点的差距，而只是片面强调形式上的机会公平，有可能加剧城乡两极分化。全国统一高考表面上看似乎很公平，但高考试卷出题中的城市化倾向，显然使农村学生处于劣势;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则产生了“地区性分数壁垒”的不公平现象，同样的考分在甲地区可以上重点高校，在乙地区可能只上高等专科学校，这使得欠发达地区考生在分数线和录取机率上不得不面对不公正的严酷现实;高额的学费对来自社会底层的考生及家长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如果高等教育不能改变社会不公平，中国社会分层中的“马太效应”将会成为现实，将会扩大阶层鸿沟。

此外，我国在教育资源配置时采取了向重点学校倾斜的政策。重点高校在师资、经费、设备等方面均占有优势。尤其在高校扩招之后，随着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重，受到伤害的必然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考生，因为当初他们在报考院校和专业的时候，出于经济和稳妥的考虑报考了一些录取机率大收费相对低的二流院校和专业。而这些院校在资源方面是不可能和重点院校或重点学科相比的。这无疑再次扩大了由入学机会产生的既有的不公平状况。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高等教育公平与社会分层互动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有显著影响，进而影响到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公平;第二，高等教育是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高等教育对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与个人社会流动的决定作用日益凸显，逐渐成为社会筛选的主要手段和上升流动的决定因素。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的这种影响，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社会个体的求学热情和愿望，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在城乡二元结构不变、教育资源短缺、阶层经济差异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对子女教育影响不能根除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采取优先政策、构建终身教育体制来确保社会底层子女的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我们确信，教育能够改变和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教育也能改变和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使它的社会分层更趋合理、教育更公平。

参考文献

[1]王康.社会学词典[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229.

篇4：论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公平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社会地位总是存在不同的层次差别。社会分层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社会过程,是依据一定的标准把人们划分为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或阶层化。[1]

一般意义的社会分层包含通常所说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两个层面。在社会分层的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社会分层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他主张从权力、声望及经济(财富与收入)三个维度来考察社会分层现象。也就是说,社会分层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即不同的社会群体或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人按一定方式获得并占有社会中的有价值之物——权力、财富、声望。社会分层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分层和流动,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在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同时,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教育公平是指发生利益(包括精神的、物质的等)关系的各类教育主体(包括学生、家长、学校、地区等)在教育资源(包括入学机会、教育条件、教育服务、就业机会等)的获取、分配、占有、享用等方面所具有的公平权利。它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教育起点的公平。它是指每个社会成员在受教育机会面前应受到同等对待。这一层涵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就学权利平等,其次是就学机会平等。第二,教育过程的公平。它是指教育制度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社会成员,让每个社会成员有机会享受同样的待遇。即在教育过程中,教育公平不仅体现在教育资源的公平投入上,也体现在教师的态度、责任心、敬业精神、对学生的尊重、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等方面,这些都对学生的心理、人格、学业成绩等产生重要影响。教育过程的公平是教育起点公平的延续,又是教育结果公平的必要前提。第三,教育结果的公平。它是指每一个学生在接受教育后,都能获得学业上的成功,并得到发展。即学校尽可能地为社会提供合格的人才产品,使学生的能力、兴趣特长与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相适应。

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是教育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课题。从宏观上看,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社会大系统的其他子系统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从微观上看,高等教育与反映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社会分层之间,也有着明显的互动。高等教育公平与社会分层的互动包括两方面:一方面,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公平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公平又会通过社会流动的作用,促使社会分层结构发生变化。

二、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

由于不同社会阶层所占用的文化、社会、经济资本不同,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子女在高等教育的学校、层次、规格、专业选择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分层影响高等教育起点的公平

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是各阶层差异最外显的特征。虽然目前我国的高考采取各省从高到低按分数录取原则,并不考虑家庭出身,但是现有的社会分层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高等教育起点即入学机会的公平。这可从不同阶层在升学自我期望方面的差异与升学报考率、录取率等方面得到佐证。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的家庭子女和农村家庭子女在高考分数估计和志愿填报上表现出趋于保守和盲目的特点,他们在选择学校类型时,倾向于选择费用便宜、对学生有优惠政策(如师范、农林、地质、军事院校)的高校。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富有阶层的子女在报考的时候,他们关注的已经不是教育机会本身,他们追求的是教育机会的“品位”及其学校的声望、师资、设施,更多地选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高校、综合类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一项研究表明,“经济条件可以影响学生对教育的期望水平,家庭经济高收入水平组,学生期望今后读大学的比例为70%,中等水平组比例为68.3%,较低组为50%。”[2]

从录取情况看,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社会分层所引起的入学机会不平等现象。以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所占的比例为例,“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一比例呈下降趋势,影响教育机会均等的阶层差异在近年来愈发凸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成为我国最显著的教育差距。

2.社会分层影响高等教育过程的公平

社会分层对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专业选择上及校园学习、生活中。有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贫困考生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往往倾向于报考一所录取机会大的学校,在他们看来,有学上就行。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专业实际录取是不均等的。农村考生入读排名在前的专业只为一般专业,城镇考生入读的前五名专业均为社会热门专业。尽管我国高等教育正趋向大众化,但是个体的家庭阶层地位在个体享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仍然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家庭经济实力雄厚的考生,在进入大学后衣食无忧,有充足的时间、精力、体力去丰富自己的学习生活;而经济条件差的学生却不得不花费较多的时间用于勤工助学,筹集学费和生活费,这必将影响到他们的学业,从而再次扩大了由入学机会产生的既有的不公平状况。

另外,我们也看到,就读于重点院校和普通院校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无论在享受教育资源的质和量上都存在巨大差异,即使拥有同样的受教育机会,也无法保证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的公平。

3.社会分层影响高等教育结果的公平

由于父辈的社会阶层特征及其教育水平决定了他们在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占有不同,进而影响到其子女在报考志愿时出于经济因素、稳妥考虑而就读的学校质量不同。起点的不公平影响到过程的不公平,进而是结果(学业成就)的不公平。择业时,用人单位的关注点是重点大学的文凭,是人际交往、语言表达、组织能力等综合素质等方面。而家庭贫困的学生由于先天缺乏培养,大学期间又缺少锻炼,择业时自然处于劣势。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的机会比常人高1.2倍。

三、高等教育公平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影响社会分层的因素很多,教育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方面,接受高等教育可以获得寻求高职位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实现向上一阶层的流动;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本身具有内在的分层与选择功能,认定不同的身份文化,使得人们进入不同的职业,属于不同的社会地位。

1.公平的高等教育有助于形成中间阶层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分层功能主要体现在培养社会精英上,培养的群体始终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且数量不足。众所周知,学历与职业密切相关。这使得高等教育对社会各阶层均产生显著作用。公平的高等教育会更有效地促进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如果更多的中下阶层成员能够通过高等教育这一途径较好地向上流动,将有利于扩大中间阶层,促成中产阶级的形成,减少两极分化,使社会分层结构合理化,促进社会平等与公正。中间阶层一般来讲具有以下特点: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学历与收入相关性很高,主要服务于高新技术领域。中间阶层的培育,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公平的高等教育应不再局限于社会精英的培养,而把培养的范围扩大到广泛的社会群体,来促进中间阶层的形成。

2.不公平的高等教育扩大了阶层鸿沟

教育要促进社会公平,首先它自身应是公平的。但目前我国有东西地区之间、大小城市之间、公办与民办之间的高等教育水平存在巨大差异问题,教育资源的分配极为不均,农村学生在设备、课程、教师等方面享受的教育资源远不如城市学生。尤其在全国统一的高考面前,农村学生显然处于明显的竞争劣势。高考如果不考虑起点的差距,而只是片面强调形式上的机会公平,有可能加剧城乡两极分化。全国统一高考表面上看似乎很公平,但高考试卷出题中的城市化倾向,显然使农村学生处于劣势;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则产生了“地区性分数壁垒”的不公平现象,同样的考分在甲地区可以上重点高校,在乙地区可能只上高等专科学校,这使得欠发达地区考生在分数线和录取机率上不得不面对不公正的严酷现实;高额的学费对来自社会底层的考生及家长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如果高等教育不能改变社会不公平,中国社会分层中的“马太效应”将会成为现实,将会扩大阶层鸿沟。

此外,我国在教育资源配置时采取了向重点学校倾斜的政策。重点高校在师资、经费、设备等方面均占有优势。尤其在高校扩招之后,随着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重,受到伤害的必然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考生,因为当初他们在报考院校和专业的时候,出于经济和稳妥的考虑报考了一些录取机率大收费相对低的二流院校和专业。而这些院校在资源方面是不可能和重点院校或重点学科相比的。这无疑再次扩大了由入学机会产生的既有的不公平状况。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高等教育公平与社会分层互动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有显著影响,进而影响到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公平;第二,高等教育是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高等教育对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与个人社会流动的决定作用日益凸显,逐渐成为社会筛选的主要手段和上升流动的决定因素。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的这种影响,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社会个体的求学热情和愿望,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在城乡二元结构不变、教育资源短缺、阶层经济差异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对子女教育影响不能根除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采取优先政策、构建终身教育体制来确保社会底层子女的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我们确信,教育能够改变和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教育也能改变和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使它的社会分层更趋合理、教育更公平。

参考文献:

[1]王康.社会学词典[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229.

篇5：论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

吴家德 张学功

[摘要]公平与效率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一对基本矛盾，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既相互矛盾又互相促进。当前我国社会公平失衡，尤其是贫富差距扩大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公平与效率是具体的、历史的，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较好地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认真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坚持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同时要加强制度建设，为社会公平提供保障。

[关键词]和谐社会 效率 公平

一、效率与公平：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一对基本矛盾

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要处理好的重大课题。从经济学角度讲，效率是指投入和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反映的是资源配臵的有效性或资源利用的有效程度。公平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道德诸领域的一个广泛的社会学范畴，其中经济上的公平是各方面公平得以实现的基础和前提。

1、效率与公平是辩证统一关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两者的核心问题，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效率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人类“创造财富”的问题，属于生产力范畴；公平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人类“分配财富”的问题，属于生产关系范畴。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相应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也是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促进，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做到二者的有机统一，把我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和谐。

2、效率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前提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要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中心。市场经济活动的原则是有效地配臵和使用资源以增加效率。有了效率，才能迅速提高生产力，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满足人们的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要注重效率。只有我们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有了雄厚的基础，才能逐步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社会的和谐提供基础和前提。

3、公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 公平正义是人类衡量美好社会的一个标准，是人们评价社会政治文明的一杆标尺，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只有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二、当前我国社会公平失衡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1、建国以来我国在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上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建国以后，我国在较长时间内片面地强调“公平”，忽视了“效率”，并且把“公平”理解为平均，大搞平均主义，使我国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改革开放初期，中共在总结经验教训中认识到，不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通过提高效率快速发展经济，就不能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就不能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因而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政策。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是更加注重效率。如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 1 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十五大报告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臵，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物质财富日渐雄厚，但同时也出现收入差距过度拉大，社会矛盾凸现的情况，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在提高效率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成为新时期我国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共十六大报告继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同时强调“再分配注重公平”；党公平”；中共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注重公平”，“要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十七大报告关于效率与公平的新论述，有利于消除片面追求效率，忽视公平的认识和现象，为我国进一步消除两极分化，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支撑。

2、社会公平失衡的突出表现是贫富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使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同时也出现了社会公平失衡现象。

社会公平失衡问题主要体现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集中表现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各阶层收入差距、各行业收入差距、干部群众收入差距等几个方面。社会公平失衡使人们的心理产生失衡感，严重影响了工作和生产积极性，不利于鼓励勤劳致富，同时也会诱发社会不安定因素，加剧社会矛盾和风险。当今一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都致力于实行社会公平，缩小差距。事实启发我们，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人们的生活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社会公平就成为比经济效率更重要的东西。实现社会公平不仅是缓和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风险的需要，而且是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经济效率的有效手段。

三、建立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使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成为可能。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目前已进入矛盾凸显期，社会风险加大，不安定因素增多，能否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

1、坚持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效率与公平是对立统一关系，因此我们在处理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效率与公平关系时，一定要采取辩证的态度，坚持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历史的、具体的。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1988年，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思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贫困、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共同富裕”等。这些思想，都给我们今天正确解决效率与公平关系提供了启示。在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是讲效率的，有了效率，各种资源要素才能得到合理配臵，才能得到最大的效益。在特定时期，为了促进效率，牺牲一定的公平是需要的。但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则要在效率优先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甚而为了求得公平，必要时可以付出效率的代价，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

其次，我们也要认识到，效率与公平是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如果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就不能充分调动，甚至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就不可能产生效率。效率是为了公平，公平需要效率；有效率才有公平的基础，有公平才有效率的意义；有公平才会有和谐，有和谐才会产生更大的效率。

最后，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为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提供了条件。社会 2 主义市场经济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能有效解决好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协调问题，使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讲求效率才能增添活力，注重公平才能促进和谐，坚持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才能更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以上论述中，很明确提出“坚持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的观点，这是在效率和公平关系问题上的重大理论突破。

效率与公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各有侧重，但又是相互促进的，不能有所偏废。我们在和谐社会构建中，要把握好二者的动态平衡，做到有机结合，这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

2、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

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为保障社会公平，必须加强制度建设。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基本着眼点，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臵。

首先，要加强制度建设，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逐步做到保证社会成员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参与社会生活，都能够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其次，要高度重视分配问题，更好地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既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并推动先 富带未富、先富帮未富，同时也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再次，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切实保障各方面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让他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当前，要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又好又快、统筹发展，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和谐社会的构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为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提供了指南。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我们要在理论上不断创新，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为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找到最佳平衡点。【参考文献】

1．欧亚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纲．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7月 2．党的十七大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

3．胡锦涛．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12月18日 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0年10月18日

篇6：论社会公平正义及实现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追求，从原始社会物质极度缺乏下的平均分配到现代社会的权力制约、法治和按劳分配，都无不证明了追求公平正义精神的存在。“公正”一词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文，意思是“表示置于直线上的东西”，后来逐渐引申为表示真实的、公平的和正义的东西。如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著名思想家把“公平”与“正义”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认为正义是社会与心灵的和谐，强调正义的总原则是“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干他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分内的事”。

二、实现公平正义的路径

1、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构建民主社会环境

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构建在诚信基础上的法制健全、道德良好、人际关系融洽的社会。因此建立起一个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是构建公平正义社会的支柱。，2、加强法制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历史经验表明，公平正义的实现，不仅需要整个社会成员具有公平正义的道德理念和追求意念，而且还需要有强有力的制度规范作保障。一方面要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舆论环境。另一方面在科学阐释和宣传公平正义价值意义的同时，通过法律法规建设，保障公平正义在实践中的落实。

3、扩大公民参与途径，提升公民意识

公民的政治参与，既是一个实现民主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管理的过程。只有在积极的参与过程中，公民才能最大限度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实现自己的利益。为此就需要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1)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2)提高公民的自治能力和综合素养。(3)培育健康、成熟的公民社会。

4、调整政府职能，规范行政权力

众所周知，政府行政行为的公正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前提，是维护社会公正的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管制政府不断走向服务政府的过程。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政府就需要不断强化其社会服务职能，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监督。

5、加强监督，完善惩戒措施

历史经验表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权力的腐败，而缺乏政治透明度的监督必然是流于形式的监督。首先要建立健全社会公正的诉求通道。其次要加强监督体制探索和完善。再者要重视舆论监督作用。

6、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篇7：财政与社会公平

财政促进社会公平的职能有：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调控经济职能、监督管理职能。

然而，社会公平又包含了更多的内容，教育公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怎样利用财政才能更好的使教育公平呢？

教育公平首先体现在财政投入上，包括硬件和师资。

如果不能均衡区域教育资源，那就无法论及教育公平，因为公平是建构在均衡上的。薄弱地区、落后地区、偏远地区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教育资源相对要欠缺很多，倘若他们所占有的上述资源与发达地区相等，但是他们的整体文化氛围也要淡薄许多。因此，要想实现教育公平，必先优先投入薄弱地区、落后地区、偏远地区，使其在硬件和师资上优先于发达地区，然后才能逐步达到教育的均衡发展，真正实现教育公平，然而这一切都需要财政的支持。

影响教育不公平的原因：

教育投入不足。“穷国办大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真实写照。虽然各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增加,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较低,2008年只达到3.48%,不仅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而且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教育投入的不足,严重制约着教育条件的改善和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展。

资源配置不合理。我国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重点学校制度。在教育投入总量小、教育资源短缺的情况下,集中财力、物力办好一批中小学,对“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曾产生积极作用。而重点学校制度也同时导致了学校之间资源配置不均衡。近年来,国家取消了重点学校制度,加大了薄弱学校改造力度,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但是,重点学校本身长期积累的名牌效应依然存在,人们形成的固有观念很难改变,这些学校依旧能够吸引大量的社会资源和优秀学生,加剧了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甚至造成了同一区域内学校之间两极分化的局面。

实现教育公平的方法：

加大教育投入。目前中央要下大决心确保本届政府任期内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4%，力争在2010年前后接近4.5%。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应严格按照我国《教育法》第55条的规定要求，教育投入应做到“三个增长”，即各级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要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在校学生人均教育经费逐步增长，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人大要加强对同级政府落实教育经费“三个增长”的法律监督，以确保教育公平的实现。

建立和完善对弱势群体资助体系，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在投入导向上，教育资源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应向处于弱势的地区和人群倾斜。应该确保任何时候国家对于基础教育的投入都要高于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对于基础教育，要强调均衡化（但不是平均化）,应取消重点学校制度，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治薄、扶差”上来，多做“雪中送炭”的事；对于高等教育，则更多的是要为各类院校（包括民办院校）创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氛围。对政府投入较多的重点中小学和大学，要加强监管和评估，以防止教育资源浪费。对民办学校应一视同仁，给予资金、政策的支持。

篇8：论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

1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社会

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之争存在数千年, 古希腊有亚里士多德的善恶之论, 荀子也曾言“欲富乎, 忍耻矣, 倾绝矣, 绝故六亲, 与义分背矣”。那么到底是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呢, 理论界也多歧异。1987年, 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到, “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公平”;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正式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这一原则是在为了扭转以前在分配制度上的绝对平均主义而提出来的, 也考虑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服务于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总体战略。应该它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特殊国情下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是在实践层面, 效率优先并没有出现真正的高效率, 兼顾公平也没有缩小贫富差距。

效率的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平的实现, 公平优先也不会降低效率。“只要出现了不公平现象, 肯定会造成经济效率的流失。流失的总量要有不公平的程度而定。”李风圣等针对这个问题作了数量分析。他们指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 效率优先造成的不公平分配还会带来效率低下和平均主义并存的两重后果。从价值层面考虑, 效率优先论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远的时间跨度看, 经济效率仅仅是手段, 经济发展本身也不是目的, 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才是最重目的。”“公平与效率在目的与手段上的颠倒, 实质上是主客体的颠倒, 物、客体成为中心目的, 人、主体却成为次要手段, 这是工业社会典型的异化现象。”马克思在对人的论述上也说, “人以一种全面方式,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效率是对物质的追求, 而公平则是对人的全面关怀。效率优先原则令人可笑地把铜臭放在了和谐温暖的社会生活前面, 是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目标的可恶抛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主要内容, 这也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

2 户籍制度、农民工———中国特色的社会屏蔽制度

农民工这个名词本身就留着很深的历史痕迹, 他们付出的产业工人的劳动, 却保留 (实际上是剥离不了) 农民的地位和身份, 一个能让马克思发笑的悖论。农民工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 使人不得不佩服中国文字的创新性和高度凝炼性。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 之所以会出现农民工, 要从中国的户籍制度说起。

1953年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 也正是在这一年国家政务院发出了《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这不是巧合, 当时工业化的迅速增长引发了农民的进城热潮, 为防止城市出现食品供应、交通、住房等危机, 当时的政务院才下发了这个指示。两年以后, 1955年6月9日, 国务院第11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标志着中国严格户籍制度的发端。1958年1月9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正是这个不是法律的条例规定了中国以后数十年的二元经济结构和所谓农民工的出现。户籍制度建立以后, 起到了两个最主要的社会功能:第一是使得革命以后的经济分配、资源分享的秩序得以维持;第二依靠户籍阻止农民进城, 在这一前提下, 实行了向城市工业发展倾斜的政策, 完成了工业发展的原始积累。一句话, 就是优先实现中国的工业化, 农业要为工业作贡献, 农村要为城市作贡献, 农民不能进城分享工业资源。效率优先论采取了工业化优先的形式, 它的内容就是利用严格户籍制度进行社会屏蔽, 将农民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 为尽快实现“赶英超美”创造条件。

这个制度安排也暴露了自身的缺陷, 效率优先的安排导致了微观上的低效和宏观上的资源浪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是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 也有了身份自由和流动自由。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1985年起, 订购之外的农副产品可以自由上市交易, 1993年全面取消了城市粮食定量供应制度。这些规定使得农民大规模进城有了制度合法性。随着城市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启动, 城市对劳动力尤其是建筑工人的需求增加。与此相适应的其他相关行业也开始兴旺发达起来, 农业劳动力进城正好填补了这个缺口。但是国家对户籍的管理并没有放松, 长时期存在的效率优先论在城市仍然根深蒂固。在城市围绕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形成了很多歧视性障碍。这些障碍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率目标, 相反却导致了大量的低效率。

3 二元劳动力市场和底层精英

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 大量进城的农民工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有别于城市正规劳务市场的二级或次属劳动力市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劳动力市场, 一种是收入高、劳动环境好、待遇好、福利优越的劳动力市场, 亦称之为“首属劳动力市场”;另一种是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待遇差、福利低劣的劳动力市场, 亦称“次属劳动力市场”。农民工的占主体的劳动力市场是典型的次属劳动力市场, 他们与城市工人的用工区分不在于纯粹技术性的而是一些先赋因素, 如户口等。在次属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农民工由于没有城市户口, 他们的工作与城市工人相比往往是工资最低的, 工作环境最差的, 工作时间是最长的, 也几乎没有什么保险等保障待遇。同工不同酬, 同工不同时, 同工不同权的“三同三不同”是对他们用工地位的最好写照。

但是另一方面, 进城的农民工与留居农村的人口相比又是文化素质最高, 技术水平最高的人群。即使是与城市工人相比, 在有些部门他们的文化技术素质也相当突出。同时他们大部分都是青壮年, 在年龄和体力上与留居农村的人口相比也有很大的优势。据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 “如果不将就本地务工的农民计算在内, 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更小, 还不到30岁。”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 农村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6.89岁。陆学艺课题组的全国抽样调查表明, “农村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6.31年, 其中农业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67年, 而非农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则达到了7.59年。”“ (农民) 外出就业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8.64年。” (接近初中毕业) 农民工的高素质并没有带来高回报, 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隐藏在二元劳动力市场背后的户籍制度。这种现象带来了巨大的教育资源浪费, 我国所谓的九年义务教育投入的大量资源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根据帕累托的精英理论, 如果精英群体长期居于社会底层, 那就会引发社会的失衡、造成秩序混乱。农民工作为一种意义上的精英阶层, 长期缺乏向上流动的正当渠道。如果这种压力持续得不到缓解的话, 他们有可能去寻找不正当的、违规的, 甚至违法的渠道谋求社会地位的上升。由于他们人口基数较大, 上述情况显然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很大的隐患。没有了社会稳定, 还有什么效率可言。

4 二元社会保障体系下农民工的权益缺失

二元经济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形成了一个二元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谓二元实际上也就是只存在一个社会保障制度, 即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由于农民拥有土地可以维持生活, 他们长期游离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具有农民身份的农民工理所当然地也不在这个体系之内, 不能享受城市社会保障的福利。主要表现在, 缺乏劳动保护, 这一点在上文已经有了一定的论述;此外还包括农民工的工伤事故和职业伤害不断侵害他们的身体健康。最应该办理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却没有医疗保障。缺乏失业救济, 缺乏老年保障。尽管目前农民工主要是青壮年, 但是当他们进入老年阶段以后如何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难道还要“养儿防老”吗?诸多事关农民工生存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这些问题的悬置同样会带来整个社会的低效率。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是他们真正进入城市的最大障碍, 进而影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化步伐。城市化也就是指一国在工业化进程中, 人口、产业不断从农村向城市集聚, 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越来越多的过程。由于农民工不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内, 他们对城市并没有真正的认同感, 尤其是在暂时失业的时候。所以大部分农民工将绝大部分收入都寄回家乡, 以备以后返家之用。大部分农民工仍然准备等挣够了钱就回家种地, 城市不是他们生活的地方, 更不可能在城市安家, 尽管他们很希望这样。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也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这一点在前文有所涉及。农民工在城市的“边缘化”生存使得他们的生活连续性非常脆弱, 暂时性的失业就可能导致他们生活陷入困窘。有一部分农民工在生存的压力下有可能就走向犯罪道路。仅仅是针对这一个问题, 城市监管部门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造成了又一种资源的浪费。

5 追求起点和程序的公平

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流动和社会保障等诸方面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陆学艺教授将之总结为“农民工体制”。一类现象一旦成为某种体制, 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 它们往往会形成某种观念的东西, 内化到人们日常行为中来以后成为习惯。这时候这些观念和现象成为最难改变的东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需要这样体制也不应该存在这类体制。如何消除上述不和谐现象 (下转P8) (上接P5) 应该是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农民工体制形成的制度根源是严格的户籍制度, 而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则是效率优先原则。通过上文的论述发现效率优先原则不但没有达到高效率的目的反而带来了很多低效率,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本文不打算针对如何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而只是针对这类现象———效率优先原则带来的低效率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正如上文中所述, 效率的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平的实现, 公平优先也不会降低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效率原则成为一只“无形的手”调节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行, 不再需要一个行政之手来加以强化。相反, 在制度上更应该突出公平的倾向性来平衡效率原则的弱点。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因该突出这一点, 也就是说在制度导向上要改变以前的效率优先原则而代之以公平优先原则。这里讲的公平优先主要指的是机会公平和程序公平, 也就是起点公平和竞争公平。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到了公平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公平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多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该有一种平等的权利。”这项原则强调社会应该根据公平原则建立社会政治及法律制度保证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第二项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 使他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这里强调的是一种机会和差别原则, 并且机会平等要优先于差别原则。

长期以来的效率优先原则并没有给我国社会协调发展带来多少积极意义, 却造成了很多低效率的不和谐音符。农民工现象是这种原则的突出代表。在社会其他部门、角落也存在诸多类似现象。这类现象是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相称的, 也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称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消除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因此, 从制度层面上要改变以前的效率优先导向, 转变到公平优先原则上来。制度层面上的公平导向和经济社会层面上的效率原则相得益彰才能使效率得到最大的实现。“九合诸侯, 如乐之和, 无所不谐”的局面才会出现。

摘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国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主要原则, 这一原则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它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在实践上造成了不仅蛋糕没有做大, 分配也不公允的局面。本文以农民工现象为个案分析, 指出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效率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 但是在制度导向上应该突出公平原则。通过公平来平衡效率原则的弱点, 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社会结构合理、行为规范、运筹得当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