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好人多

还是好人多（精选9篇）

篇1：还是好人多

十月一日，可是黄金周，是出门旅游的好日子，这可不，我们一家三口和其他六家人正在赶往安徽天堂寨的途中。

汽车开到了六安，驶进了加油站，汽车要加油了。我们趁这点时间下车透透气，上卫生间。我闲着没事，便对坐在那的翁一丁说：“丁子，你有没有带玩具啊？”翁一丁说：“有啊，我们来玩汽车吧。”说着从包里拿出一辆汽车，它是深蓝色的仿真车，车门是可以打开的，汽车前面有一个发动机，汽车后面还有一个备用轮胎，很精致。才玩了一会，大人们在叫“开车了，开车了”。我们匆匆上了车，汽车开了一段路，翁一丁大叫:“我的包呢？”大家到处在找，没有。翁一丁一想呀，忘在加油站了，汽车里大家七嘴八舌的说：“这么长时间了，早给别人拿走了。”可是顾阿姨坚持要回去看看，于是我们又回去了。到了加油站我们问一位工作人员，有没有看见一只包，那位阿姨马上说：“在这呢".翁一丁的爸爸拿出50元钱想表示一下感谢，可那位阿姨说什么也不收。

拿回了包，我们又上路了，车里大人们发出声声感慨，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啊。

篇2：还是好人多

太阳烘烤着大地，地面都要冒烟了，小狗趴在台阶的阴凉处伸着舌头埋怨天气的炎热，蝉在树上“知了――知了”叫个不停，街道上空无一人，大概都躲在家里开着空调看电视吧!

天气炎热，开着空调也不觉得有一丝丝凉快，小学生作文大全

我不耐其烦的接过钱去买西瓜，因为毕竟大热天谁也不愿出去。

我慢吞吞地来到市场，来到卖西瓜那里，挑了一颗又圆又大的西瓜，正当我付钱的时候，发现钱不见了，开始着急了。我摸遍所有的口袋哟找不出来，卖西瓜的大爷看见我把钱弄丢了，说：“孩子，算了吧，这大热天的，西瓜就当是我送你的吧!”

后来，我便很少买零食，直到积攒够了买那颗大西瓜的钱……

每当我看到乞求者，我总会将身上的钱递给他;每当我看到流浪小狗，我都会给它买火腿吃，让它肚子不饿……

篇3：还是好人多

随着2014年广州车展的到来, 车联网仿佛一夜之间热起来了。几乎每家车企在介绍新车的配置亮点时, 都要提到搭载的车联网系统。面对各家厂商对于车联网的“侃侃而谈”, 有人认为, 车联网就是厂商宣传自家产品的一个噱头, 现在根本不具备发展车联网的条件。

车联网说了很久。目前百度上的解释为, 以车内网、车际网和车载移动互联网为基础, 按照约定的通信协议和数据交互标准, 在车与车、路、行人及互联网等之间, 进行无线通信和信息交换的大系统网络, 是能够实现智能化交通管理、智能动态信息服务和车辆智能化控制的一体化网络。

点评:可以说, 车联网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维系客户, 为客户提供更丰富的资讯和更便捷的服务。就目前的中国汽车行业水平来说, 车联网的发展确实处在一个初级的阶段。汽车开始从机械到电子化再到智能化, 还需要一定时间。对于部分企业来说, 这可能是噱头;对于行业来说, 这肯定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篇4：还是好人多等

还是好人多

赵琪

我一直以为天下没有无亲无故就会帮你的好人，可是，经过那件事后，我改变了之前的看法。

那是一个果实累累的秋天，刚上完体育课的我，感觉腰酸腿疼，有点儿口渴。于是，马上回到教室，等待放学，“丁零零，丁零零”，放学铃响了。同学们像洪水般挤出校门，我当然也不例外。走出校门，来到车站，那不争气的肚子就“咕噜，咕噜”唱起了山歌，我情不自禁地来到小店门口。小店里的食品害得我流下了口水，我忍不住买了包2．5元的饼干。

肚子是填饱了，可是连回家的钱也没有了。我只好想办法，脑子里便跳出了一个念头——“逃票”。心动不如行动，开始吧!我在车站等了一会儿，连车的影子都没见，说时迟那时快，车子来了，我走了上去，一直走到最后面。这时售票员说：“自觉买票啊。”我当作没听见，售票员开始向我走来，我便用站着的大人做掩护，跑到前面去了。售票员见后面都买票了，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依然在前面，心想：“逃票好辛苦，以后保证不逃票了。”

目的地到了，我刚要下车，被售车票员给拦住了，她说：“你好像没买票?”

“买了。”我小声说。

“那你把车票拿出来。”

“车票不见了。”

“分明就没买吧!”

我当时脸红得像熟透的番茄，真希望地上有一个洞，让我钻进去。

旁边一位叔叔见了，便拿出钱，帮我买了一张，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下了车，我对他说了声：“谢谢你，好叔叔!”他朝我笑了笑，好像是在对我说以后不要再逃票了。

望着他的背影，我想：天下还是好人多啊!我以后也要做一个像这位叔叔一样的好人!

偷瓜乐

张晗竹

一抹最清纯无瑕的彩虹映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记忆会倒带，时光却不会停滞，但无忧无虑的童年是不会忘却的，它闪现着一种不可名状的东西，细细品味，那是童稚的快乐。

农家小院里总是瓜果飘香，引得小馋虫们兴奋不已，我们几个小伙伴们聚在一起，商量着我们水果盛宴的作战计划。

风儿轻轻地拂着，似乎故意要把那香气萦绕在我们身旁。

“我知道，李爷爷家的香瓜最甜了!”

“王奶奶家的葡萄最可口。”

伙伴们你一言我一语，我呢，一副沉思的样子，最终，我骄傲地布置了作战计划：

“阿土，你到李爷爷家摘香瓜，要注意把握时机，关键时刻要溜得快!”我把手一指，指向了通往李爷爷家的路。

“遵命，立即出发!”阿土一本正经地向我敬了一个礼，一下子不见了踪影。

小麻雀们停在电线杆上看着我们，似乎在赞赏我的才智，叽叽喳喳地叫着，如风铃般清脆，嗯，真好听。

阿土很快到了李爷爷家，他偷偷地溜了进去，小心翼翼地踮起脚尖走路，蹑手蹑脚地打开农园里的栅栏，似乎一切都很顺利。可就在阿土踮起脚，将要摘到架子上的香瓜时，李爷爷出来了。

“阿土!”李爷爷的声音降低了五个分贝。

刚刚还是一脸喜悦的阿土被这声音吓了一跳，身子一颤，手中刚摘到的瓜儿也掉在了地上，他刚想跑，却被李爷爷一把抓住了。

“爷爷!”阿土一脸赔罪的笑意，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爷爷看着阿土的样子，竟然笑了起来，他捋了捋胡须，又装作很生气的样子：“你下次还敢不敢了?”

“不敢了，不敢了!”阿土的声音颤抖着，身子想一个劲地往后退，像一只被逮住了的小兔子。

爷爷憨厚地笑了：“这孩子!行了，爷爷不怪你，把瓜拿走吧!”

阿土立即捡起地上的瓜，一溜烟地冲了出去，才一眨眼的工夫，阿土就溜到院墙外。

阿土郑重其事地向我汇报了他的作战情况，我满意地点了点头。大家把各种水果放在一起，开始了我们的盛宴。

田里的水稻一摇一摆地晃动着，乐呵呵地看着我们这群孩子。

天空明镜似水，白云悠悠飘荡，和着一群孩子们的笑声，让秋色越来越美丽。

篇5：世上还是好人多美文

我丝毫不怀疑事情的真实性，我甚至认为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着这样的事情。但是芸芸众生、茫茫人海，这些人又能占总数几何?我们不能因为有那么几个“坏人”，就说这世上“坏人多”吧，偏偏有些人的思维就是这样的──见红都是红，见黑全是黑。

由此，我想到了苏东坡与佛印禅师的故事。

一天，苏东坡到佛印禅师处与佛印禅师聊天，两人均盘腿而坐。

聊到高兴时，苏东坡问佛印禅师：“你看我现在像什么?”

佛印禅师说：“我看你像一尊佛。”

苏东坡笑着对佛印禅师说：“我看你像一堆牛屎。”

佛印禅师笑笑，没有说什么。

苏东坡以为自己胜利了，回家后沾沾自喜地和他妹妹苏小妹谈起了这件事。

苏小妹却说：“哥哥，你输了!禅师的心是佛一样的境界，所以看你像一尊佛;而你的心态像一堆牛屎一样，看禅师当然也就像一堆牛屎了。”

苏东坡听后顿时面红耳赤。

这个故事真实与否不必考究，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对象，以不同眼光看待，以不同态度分析，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果。

这也就是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所说的一句话，世界上并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一个面孔”、“一个脑袋”，那可能就不成为世界了。但是，我们需要用善良的眼光看待事物，需要用阳光的心态对待他人。拿好人来说，我们首先要承认，好人总是占绝对多数，而且要善于发现好人，乐于讴歌好人，在此基础上，努力做一个好人。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处处有好人，进而有望人人成为好人。

篇6：还是好人多的散文

昨天趁着节假日去银行补办了一张新卡，整个过程下来，细细品味，变化很大，感触也多……

原先办的一个卡还没用就不知道哪里去了，加上原来的密码也彻底忘了，就不想挂失补卡还要申请重置密码，感觉非常麻烦。就索性直接跟银行工作人员说注销原来的卡和网银，再办个新的。虽然是端午节假日，银行也有人在上班，去的时候都快中午了，人家也没有说要休息让我下午上班时间再来。很耐心地跟我讲怎么办理，大堂的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好，一步步地在自助机器上指导我操作，很快就搞好了。在我旁边有位大姐也在办卡，应该是文化程度不高，对自助机器屏幕上跳出的按钮不敢下手，显得很犹豫，特别怕犯错了钱就没有了似的。大堂的工作人员过来很详细地跟她说这个做什么用，那个可以干什么，最后大姐满面笑容地离开了。

看到这一幕，我突然想到了我妈和一位陌生阿姨。前两年在老家的上班的时候，妈告诉我说她牙疼上了一次市区的医院，出来医院想去老东门菜市场买点东西带回去。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还走错路，最后到了南门的汽车站。妈说的时候很不好意思，还脸红了，让我不要告诉女友，不然会认为她年纪大人开始有点傻了，对我有影响。我从她的语气中感受到很明显的一种忧虑。我安慰她说不要紧，现在的市区早就改造得“面目全非”，和你印象中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们几年才去一次，找不到路很正常，年轻人都有常走错的时候。其实妈是识字的,我提醒她下次记得看路牌问路人，可她跟我说不好找也看不太明白那些路牌，自己着急也忘记问人了。

那位陌生的阿姨，是我上高中时候有次在路边等车去学校，她站在我旁边。很难为情的样子，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我不识字，等下到某某地的车来了，你能不能提醒我下，我怕过了就去不了了。说完还从蛇皮袋子里拿苹果给我吃表示感谢。我连忙推回去说这点小事不要紧，不用这么客气，等你上车了我再走。车来的时候，我赶紧招呼阿姨上去，她声音很大，边跑边回头说谢谢，上车了还冲我招手。

爸妈常说好人还是多的。多数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过着自己的生活，大事小事的发生我们参与的也多是自己的那部分。简单的搭把手，一个问候在现在忙碌稍显冰冷的社会有时候还有点惊愕，可能会记得一辈子。

我一个男的老乡有次带我去一个女孩创业的公司参观，我很好奇地问你们怎么认识的。他说是去年的时候自己下班坐公交回家，这个女孩正好和他一起等车，身边的小拖车上装的满满的.货，上车的时候她很费力地往上抬。老乡就搭把手帮她抬上车，到了地方又帮她抬下去。之后碰到几次，就这样两人熟络了。女孩一个人在外创业，把老乡当大哥一样敬重，平日里联系不多，但每次见面都很感激他当时的帮助。

原来我租住的那栋楼有个大姐，与人碰见，总会微笑地打声招呼。有次我上楼碰到她：你好，下班了……说实话，当时很惊讶，心想我和你也不熟，这声招呼和微笑看起来像对自己的老邻居说的。我有点尴尬地点了点头，礼貌地回了一句。在这个城市来去匆匆的这么多日子里，头一次有人还停下来和我认真地打个招呼，却有点不自在了。习惯了擦肩而过的冷淡表情，突然的微笑热情反而有点不知所措。让我再次想起了爸妈说的好人还是多的。

那年高考之后，录取学校寄来一张银行卡，让学生把钱存进卡里，方便携带划扣学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银行卡是什么样子，家里人都不会用。我只好自己跑到城里的银行去问。我很清楚地记得，我当时站在银行门口转来转去，等柜台没人了我才跑过去，很小声地说改密码怎么弄。是个女的接待的，隔着厚厚的玻璃墙不耐烦地说：自己去旁边的取款机上去弄，没看正忙吗。其实当时她正在和同事们聊天，估计是我打断了，所以不高兴吧。在取款机上搞了几次也没个结果，我只好硬着头皮再次去了柜台。我脸涨得通红，像个犯错的小学生，战战兢兢地说：不好意思啊，我是第一次到银行来，不知道怎么改这个密码，请见谅点，我是想存学费。说完我还把事先写在纸条上的密码递给她。整个过程她也没有说话，最后把卡丢给我：好了。我拿着卡往外走的时候回头看了她一下，正和对面的同事有说有笑的。

多年后的今天再去银行，遇到了截然不同的对待。就算是文化程度有限的大姐去办业务也得到很好的服务。这里面的因素或许有很多，竞争的，地域的，职业素养等等，但与人友善和真诚是内心的感受和出发这是基本的。社会在发展，人也不断地完善自我。老妈当时看不太明白的路牌现在也改得很人性，基本识字的都能看得懂，也不会走错。虽然我也搬走了，每每想到那位大姐，心里面觉得大城市也是有温暖温情的一面，也遇到了很谈得来的邻居，没事大家一起做做饭看看电影聊聊天。老乡偶尔会到那个女孩的办公室喝喝茶，和她的团队聊聊工作生活，很简单的一个帮助让陌生人成了朋友。

我们常说梦想，愿景这些美好又大到天的词汇。人就是无数个希望组成的，生活的希望，亲人朋友的希望，爱情事业的希望……有了希望有了相信，有了相信就有了动力，实现了一个个简单的希望梦想也就实现了，希望破灭的时候也是人低落的时候，看到了希望又会站起来继续。生活中这些无数闪光的人性希望的亮点，在我们一路上点缀，回头望已经是美景一片。

篇7：世界上还是好人多五年级作文

今天，我又像往常一样去补习班，但特殊的是，今天的车也太难等了吧！12：30，我从家出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补习班，不知不觉，等在车站的10分钟过去了……这时候等车的人也逐渐增多。突然，旁边的一位叔叔问我们说我们是去哪里的.？我们想他也是这个小区的吧，就回答说是去关林补习班的，他嗯了一声……

时间不知不觉又过去了十几分钟，我们在太阳底下暴晒，终于，来了一辆38路，谁知竟然人满不让上了！我们开始不耐烦了，觉得我们死定了，我们要迟到了，我情不自禁地问了一下刚才的那位叔叔几点了，他说快1点了，我大声地尖叫了一声，因为1：30就正式上课了，我们坐车不算等红灯的时间，光停站也至少要40分钟，我有点想哭的感觉。

由于我们的两句话交流，我们和那位叔叔认识了（虽然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我们边等边聊。通过聊天，我觉得他也和我们一样有些小孩子气吧，蛮可爱的。我们没有商量却像商量好似的轮流跑到车站前看38路车来没，叔叔有句话我听进很深，他说他视力1。5呢，往远处看车来没来比我们都看得清晰呢！我和朋友都忍不住上来了一句：“我们视力还2、0呢！”叔叔笑了……就这样，大约过了有十几分钟吧，我不知怎么，猛地问了句：“1、5叔叔几点了？”（因为他有说他视力1、5的），叔叔笑着看了看手机说：“13：10了！”我顿时崩溃。但就在这时我们迎来了一辆38路，人还那么多不让上，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都忍不住说：“已经有一辆车人满了，我们等了很长时间的，就让我们上吧！”说完，未经司机同意吧，就都一拥而上了！由于我和朋友还小，没多大力气，挤不上去，但那位“1、5叔叔”上去了，他见我们俩焦急的样子，就把我拉上来，但已经挤不下了，他竟自己下去把我们俩都送上车去，说：“你们还要上课呢！学习最重要！”车开动了，“1、5叔叔”笑着向我俩招手，逐渐远离我们视线……最后我们到补习班时正好没讲几道题，我们跟上讲课了，但不知“1、5叔叔”

篇8：还是好人多

当前, “位于湖南长沙北郊30公里的石渚湖至铜官镇一带”的所谓长沙窑[1]实为唐时长沙作为潭州治所辖的古窑之一, 然而当前出于某种宣传需要而将之统称为“长沙窑”的做法[2], 不仅有违陶瓷考古遗址命名的惯例, 而且试图将唐代潭州铜官古窑造物产品硬性划归为“长沙窑瓷器”的做法[2]也对客观认定唐代铜官窑造物产品起了某种误导乃至遮蔽作用。鉴此, 本文主要就唐代长沙铜官窑多彩釉造物产品名实定性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1潭州治所与“俗”称:唐至宋元时长沙之旧称与当代铜官古窑之科学称谓

如前所述, 当前被称为长沙窑的古潭州窑实为唐时尚作为潭州治所时的长沙铜官古窑。

诚然, 流俗观念中长沙一名由来已久并“以中国行政区划名称载入史册”的时间可上溯至秦, 然而其称谓并非一成不变。这是因为自秦以来再经两汉三国之后, 及至隋唐五代乃至宋元, 这时继西晋及南朝梁时作为被称作“湘州”[3]治所的长沙, 则又开始被设定为“潭州治所”并先后“曾属江南道、江南西道”[4]。显然, 目前考古发现的“位于湖南长沙北郊30公里的石渚湖至铜官镇一带”的[1]古窑遗址, 如果根据当前陶瓷考古遗址发现命名的基本原则, 即便不以当时所在地的小地名来称作唐代“铜官窑”[5]至少也应当称之为“潭窑”或“潭州窑”, 一如唐时的名窑“刑窑”和“越窑”分别以刑州和越州这种古地名来命名一样。

诚然, 出于宣传需要而将唐代长沙“铜官窑”统称之为长沙窑[2]或许还情有可原, 毕竟这种作法还不足以改变对古窑遗址及其造物产品的性质及客观、真实全面认识。然而, 非但如此并且试图还以“长沙窑瓷器”来统称当地古窑遗址的造物产品[2]则不能不引起足够担忧和警惕。

2湘瓷泛轻花:流俗观念中唐代长沙古窑造物产品的“瓷”而非“陶”论调

如前所述, 试图以“长沙窑瓷器”来统称长沙铜官古窑遗址造物产品的值得担忧和警惕。然而发现于“1956年”并“经文物部门1964年、1978年、1983年、1999年四次调查发掘”的长沙铜官窑遗址, 尽管早在1957年就曾经“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冯先铭、李辉柄两先生”的实地“调查”后确认为“唐至五代时期重要窑址”并且是“一处不见文献记载的民办窑场”[5], 然而流俗观念中围绕长沙铜官窑造物产品的陶瓷归属问题的争议却出现了一边倒的倾向。换言之, 就是说自古潭州 (长沙) 古窑遗址发现以来, 将唐代长沙古窑造物产品定性为“瓷”而非“陶”的观念一直甚嚣尘上, 尽管这种所谓的“长沙窑”尚“不见于文字记载”[6]。

实际上,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唐代长沙古窑遗址被确定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以来, 特别是21世纪00年代末以来的相关介绍就一直宣称“始于中唐, 盛于晚唐, 终于五代”的长沙铜官窑主要“以烧制青瓷为主, 兼烧少量的白釉、褐釉、酱釉、绿釉和蓝釉等”为“唐代南方的重要青瓷窑场”[7]。甚至就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专门研究中, 有学者也直接将唐代长沙古窑定性为“唐代著名的外销瓷窑”, 并将其主要“烧制”的造物产品也定性为“瓷器”, 尽管行文中从釉质烧制温度、吸水率来看也不得不承认其“绝大总分实际上一种瓷化程度不高的半陶半瓷制品”或者“用现代分类法”来说其实“应归属于炻器”[8]。正是因为此, 后来有人甚至对“古长沙窑址”所分布“在今望城县丁字镇古城村和新河村”的“合并”与“取名为‘彩陶源村’”也表示反对, 理由是一方面“这里不是彩陶的发源地, 而是釉下彩瓷的故乡”, 而“把长沙窑瓷器说成是长沙窑陶器, 把釉下彩瓷的故乡说成是彩陶的发源地, 都是名实错位”;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因为“宣传上称谓不一, 容易引起混乱, 也不利于广大受众接受我们所要宣传的事物。”[2]为此, 据称当时的湖南“省收藏协会长沙窑研究会建议”, 除“规范窑址称谓”外还应“规范产品称谓”即今后“凡唐代长沙窑产品, 一律称为长沙窑瓷器, 而不应该称为‘长沙窑陶器’”[2]。

显然, 流俗观念中古潭州 (长沙) 铜官窑多彩釉造物产品的“瓷”性倾向即主张其造物产品是“瓷”而非“陶”的观点, 除了潜意识里担心定性为陶恐有被人低看一等的心理外, 与其说是出于学术研究之名不如说更多是出于某种文化产业“宣传”或“规范”的需要。

3似“是”而非:流俗观念中的唐长沙古窑造物产品性质及源流所存在的可疑之处

如前所述, 流俗观念中一边倒的观念是主张将唐代长沙古窑造物产品定性为“瓷”, 然而流俗观念中对这种造物产品的定性实则似“是”而非, 其中值得质疑之处至少如下:

(一) 重利轻学:产业动机大于学术要求

产业动机大于学术要求, 这是流俗观念中对唐时潭州 (长沙) 铜官窑造物产品的突出表现之一。

实际上, 流俗观念中主张潭州 (长沙) 铜官窑造物产品是“瓷”而非“陶”的观点, 如前所述, 与其说是出于学术研究, 不如说更多是出于某种文化产业“宣传”或“规范”的需要[2]。

正因为此, 坚持这种的观念, 不仅会置唐长沙古窑造物产品的客观、真实性于不顾, 而且必然导致对古代陶瓷科学研究的严重干扰。

(二) 名实不一:对唐长沙古窑造物产品的“半陶半瓷”属性熟视无睹

相对于产业动机高于学术要求的观念, 对唐长沙古窑造物产品的所谓“半陶半瓷”属性熟视无睹也值得反思。

实际上, 即便站在当代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 唐长沙古窑造物产品性质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瓷器”, 因为如前所述当时的研究者曾从釉质烧制温度、吸水率等方面的研究来看, 也不得不承认其“绝大部分实际上一种瓷化程度不高的半陶半瓷制品”或者“用现代分类法”来说其实是“应归属于炻器”一类的造物产品。尽管如此, 然而在实际的陈述中, 又对唐长沙古窑造物产品的“半陶半瓷”属性熟视无睹而直称为“瓷器”[8]。

显然, 如果这种观点成立即这种“瓷化程度不高的半陶半瓷制品”可以称之为“瓷器”, 那么这种作为“半陶半瓷制品”的“炻器”为什么不可以称之为“陶器”?实际上单就釉彩而言, 如果“主要分布在长安和洛阳两地”并由长安的“西窑”和洛阳的“东窑”所烧制的北方“唐三彩”可以被视为“一种低温铅釉陶器”[9], 即便其“胎”已经采用后世瓷器烧制时的“高岭土”[10], 那么经“仿制品烧成温度”试验[11], 唐代长沙古窑所生产的这种“半陶半瓷”的造物产品即便烧制温度高于“唐三彩”, 将之称为南方唐多彩陶或唐高温多彩陶也未尝不可。

(三) 湘瓷诸义:文献中的“湘瓷”并非就实指唐代长沙古窑遗址的多彩釉造物产品

诚然, 唐代文献中也曾提及“湘瓷泛轻花”, ([唐]刘言史:《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 [12]然而这里所提到的“湘瓷”却并不能因为两者在时、空方面接近就断言“‘湘瓷’当指长沙窑”所生产的多彩釉造物产品[2], 这是因为:

1、作为“湘瓷”由来中的湘州:与唐时潭州长沙并非一同辖岳州岳窑所在地湘阴

实际上, 如果考诸文献和“湘瓷泛轻花”一诗中“湘瓷”的来由及其相关州郡沿革的演变就会发现, 以“湘州”而名的“湘瓷”并非实指唐代长沙民间古窑遗址多彩釉造物产品。

这是因为, 历史上的“湘州”始于“西晋”, 时辖“长沙”、“衡阳”及“湘东”等郡[13];而及至隋时改为“潭州”, 当时所辖则“仅有今湖南中部”, 直至宋末方又辖“湘阴”等12县”;而始于“南朝宋”、“梁”而至隋时所改现称的“岳州”则实辖“湘阴县”直至宋代“淳化四年改隶潭州”止, 显然, 唐朝岳州岳窑所在地湘阴并非为此前的湘州和唐时的潭州所共辖[14,15,16]。

为此, 唐代“湘瓷泛轻花”一诗中的“湘瓷”如果不是对唐以前该地区或整个湘水沿岸古窑址青瓷器的一种泛称, 也绝非实指唐代潭州 (长沙) 古窑的多彩釉造物产品, 即便是指唐以来该地区古窑址造物产品, 那也更多地是指唐时的青瓷系“岳窑”造物产品而已, 所以对于“湘瓷”问题曾有主张“当泛指唐代岳州窑产品”的观点, 尽管这是从唐代“煮茶法”的角度对“湘瓷泛轻花”所作出一种分析[17]。

2、被用于泛称的湘瓷:实指唐时岳州窑青瓷器的可能性远甚于潭州 (长沙) 古窑造物

如前所述, 文献“湘瓷泛轻花”一诗中的“湘瓷”即便是指唐代古窑的造物产品, 其实指岳州窑的可能性则会更大些, 而考诸文献和出土文物也并非妄言。

这是因为, 以现位于“湘阴城关及县内其它地区”的古窑遗址为代表的岳州古窑, 其产品烧制实当“始烧于东汉, 中经西晋、南朝、隋, 一直延续到唐代”, 虽然“到晚唐, 可能受附近长沙窑兴起的影响”而“开始衰落”[18], 然而它“盛于唐, 而衰终于五代”则仍然是事实[19]。即便到“9世纪初岳州窑已经衰落, 长沙窑刚刚兴起”, 然而当时能够遐迩闻名并让远在北方的唐代诗人刘言史 (约742-813, 赵州邯郸人) 知晓并接受“湘瓷”这样的称谓, 则应是早已成名的岳州窑或类似岳州窑这样的名窑新产品而绝非是那才“刚刚兴起”甚至还一时名不见经传的长沙民间古窑遗址造物产品, 尽管其产品质量本身也许并不低。否则, 唐代陆羽 (733-804, 唐复州竟陵 (今湖北天门) 人) 在谈及饮茶之“碗”时就不会只对长沙窑只字不提, 而只对“岳州窑”提出并做出类似这样的评价:尽管“越州上, 鼎州次, 岳州次, 寿州、洪州次”, 然而“越州瓷、岳瓷皆青, 青则益茶”[20]。

显然, “湘瓷”这样的称谓即便不是实指“岳瓷”, 那也并非就指“长沙窑”多彩釉产品。

3、考诸“湘瓷泛轻花”句作者及诗题、文:其中湘瓷与唐时潭州 (长沙) 窑造物几无关系

如果再考诸“湘瓷泛轻花”一诗的作者、诗题及全文, 也可看到文献“湘瓷泛轻花”中的“湘瓷”, 其实也不能妄断即指当时长沙铜官一带古窑所烧制的造物产品[1]。

就是说, 如果结合该诗作者的诗题《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 再考诸全诗:“粉细越笋芽, 野煎寒溪滨。恐乖灵草性, 触事皆手亲。敲石取鲜火, 撇泉避腥鳞。荧荧爨风铛, 拾得坠巢薪。洁色既爽别, 浮氲亦殷勤。以兹委曲静, 求得正味真。宛如摘山时, 自!指下春。湘瓷泛轻花, 涤尽昏渴神。此游惬醒趣, 可以话高人。”[12]就会发现, 这里的“湘瓷”其实至少还存在如下几种可能:

首先, 这里的“湘瓷”, 如前所述可能泛称湘水沿岸地区或当地此前晋时被视为“湘州”时就已经出现的其它古窑的造物产品[18]。

其次, “湘瓷”之“湘”也可能为“缃”字之误, 而实指瓷器之色彩, 因为从出土的岳州窑器具来看, 当时烧制的产品呈色其实多有“青中偏黄”即“缃”之色相。曾经有研究者认为1953年长沙“蓝岸嘴窑出土”的“荼”, 即为唐时长沙窑采用饮用茶具的明证。尽管以此认定长沙窑多彩釉器也制作饮用茶具显得过于勉强, 然而这个所谓的“荼埦”的色泽恰恰反倒“青中偏黄”即“缃”之象应不是一种巧合[21,22]。

再次, 这里的“湘瓷”之“湘”如果并非隋唐以前之“湘州”的简称或笔误, 则很可能是作为“烹”煎之义的“湘”[23], 而结合刘言史这首诗题中的“煎茶”之“煎”与从这里出土的器具来看, 它们实际上似乎也确实存在这种关联, 因为相对于岳州窑主要作为“唐代以生产青瓷茶具为主要产品的青瓷古窑址”, 长沙铜官古窑遗址出土的用于烧制和品茶的器具如茶具实则几乎微其微[18]。

由此可见, “湘瓷”之“湘”无论是意指唐前地名“湘州”之“湘”, 还是意指釉“色”或“烹”煮, 它们都几乎与长沙铜官古窑遗址的多彩釉造物产品无关。

4古岸陶为器:唐代文献中的古潭州 (长沙) 窑多彩釉造物的“陶”而非“瓷”之论

如前所述, “湘瓷泛轻花”中“湘瓷”无论是意指唐前“湘州”之“湘”, 还是意指釉“色”或“烹”煮之义, 它们实则几乎都与长沙铜官古窑遗址的造物产品无关。为此, 有学者甚至就曾直接指出, “‘湘瓷’当泛指唐代岳州窑产品”[17]。实际上, 长沙铜官古窑遗址的多彩釉造物产品其说是“瓷”不如说是带有某种“瓷”器倾向的“陶”器。这是因为:

首先, 在文献记载上, 当时长沙铜官一带的称谓, 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最早见于杜甫 (712-770, 巩县 (今河南巩义) 人) 的诗《铜官渚守风》:“不夜楚帆落, 避风湘渚间。水耕先浸草, 春火更烧山。早泊云物晦, 逆行波浪悭。飞来双白鹤, 过去杳难攀。” ([唐]杜甫:《铜官渚守风》) [24]

其次, 在土质材料性质上, 北魏时的郦道元 (约470-527, 范阳涿州 (今河北涿州) 人) 则曾在《水经注》中经指出:“铜官山土性宜陶”[25], 显然, 如果这里的“铜官”确实指后来即唐时的潭州“铜官”, 那么这无疑是目前对铜官山“土”其“性”宜于制“陶”的最早记述, 同时也是对当时长沙铜官一带土质究是宜于制“陶”而非是“瓷”的一种记录, 而这又与现在的实际情况极为类似。为此, 有学者认为“唐代诗人李群玉 (今湖南醴县人) ”曾诗云“古岸陶为器”中的“陶”实“泛指陶瓷器”[26], 这显然过于主观并有悖于史实。

再次, 在当时时人所见上, 就在长沙铜官一带古窑兴盛的唐代中期, 生于此地的本土诗人李群玉 (约813-约860, 澧州 (今湖南澧县) 人) 就曾经以诗描述了当时亲眼所见的盛况:“古岸陶为器, 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 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 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 恐到祝融坟。”[27]可见, 当时在岸边所能见到和烧制好并被摆置的器具, 其实无非就是那满眼的“陶”质造物产品。

此外, 实地考察中, 众多出土的多彩釉造产品也实为近“瓷”之陶而非类“陶”之瓷。

余论

篇9：“好人”还是“好官”

清末民初,与浏阳谭嗣同、义宁陈三立并称“湖湘三公子”的湖南茶陵人谭延闿(1880-1930)年仅中寿,这位在民国书坛名列“四大金刚”之首的书法家(其他三位分别是善草书的于右任、善篆书的吴稚晖、善隶书的胡汉民),后世之人颇有叹其天不假年从而未能在书艺上达到“人书俱老”之浑成者。不过,如果仅就红尘现世的富贵受用而言,谭延闿却似乎算得上已“臻于化境”,和一时号为“翰林总统”的徐世昌可谓不相上下,偏偏世人对他俩的褒贬也很类似。拿谭延闿来说,誉之者称为“休休有容,庸庸有度”之“党国柱石”,斥之者称为伴食画诺的“活冯道”、八面玲珑的“水晶球”,至于“谭婆婆”、“谭棉花”等甚不雅驯的绰号,对这位民国政坛“不倒翁”则评价不大高。一度在1920年“联省自治”行动中与文人湘督谭延闿有过蜜月交往的章太炎,1930年谭氏身后奉送的挽联却是“损”到家了:

荣显历三朝,前清公子翰林,武汉溶共主席,南京反共主席;

椿萱跨两格,乃父制军总理,生母谭如夫人,异母宋太夫人。

此联一字不著褒贬而苛削特甚,且成功概括了谭延闿一生主要事迹。三朝风光讥诮谭延闿与时俱进、出尔反尔;“异母”云云即指庶出的谭延闿曾与宋子文论辈排资、登堂认母,他也因此成了日后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相当亲昵的“阿哥”。坊间关于此事另一传说则是:宋子文本打算把小妹嫁给这位正在鳏居的“阿哥”,但谭氏钟情原配,宁愿让美于蒋介石,1927年年底蒋宋联姻,介绍人正是谭延闿。总之,疾恶如仇的章太炎此联意思无非是说,谭延闿够见风使舵的。

清末民初这段风云史上记载的谭延闿,不仅在清末就积极参与保路运动、推行民间立宪,更在民国建元之后三次督湘:第一次是1911年武昌起义至1914年10月二次革命失败;第二次是1916年袁氏政权倒台后,至1917底因段祺瑞政府作梗辞职赴沪;第三次督湘仅持续半年,1920年年底又为赵恒惕所驱。1923年谭作为湘军总司令曾驻长沙两月余。1927年以后,谭延闿历任国民党中常委、中政会主席团成员、军委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务。1928年2月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10月转任行政院院长,兼任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国民党中执委、中常委等。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病逝南京。死后,他也备极哀荣:以国葬之仪长眠于中山陵侧的灵谷寺,蒋介石本人亲自从汉口赶来,执拂送葬。这种荣华富贵并延续到谭延闿身后多年,其女谭祥嫁给了国民党政要陈诚。

从三次督湘到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乃至第一任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因此被誉为群雄纷起的民国动荡时局中为数不多的“政坛常青树”,其性格的通权达变、圆融冲和,其决策的不新不旧、亦新亦旧,其处事的上下合辙、左右逢源……灼然可见。然而,谭延闿仅仅是一个油滑的官场政客吗?抑或,谭延闿算得上一个出色的政治人物吗?

谭延闿在母亲逝后所撰追忆其生平行事的《太夫人行述》中,如下一段话颇堪注意:

读书所以学为人也,徒猎取富贵何益?吾望汝曹为好人,不忘汝曹得好官也。吾侍汝父行天下,久知居官之难在下位率不得行其志,位尊矣又难于得人。吾亲见汝父早做夜思不敢一息自逸,犹叹事不尽举,举不尽当,况下此者乎?

知子莫若母,这一“好人”与“好官”对举,的确跟谭延闿一生大有因缘。话题不妨就从谭延闿对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位女性,母亲和妻子的态度谈起。

(二)

谭延闿有一别号名“慈卫”,并专门著有《慈卫室诗草》,其立意所现,应该首先就是孝子情深。丙寅年(1926)谭延闿寓居广州,专门写了一批《儿时杂忆》诗,其中一首如下:

相逢姊弟叹无家,雪涕亲斟饭后茶。

说与痴儿知外氏,长辛店北路三叉。

此诗写照的,乃是祖籍北京大兴的李氏夫人嫁入谭家之后第一次拜谒“先墓”时谭延闿的亲身见闻与感受。此时李夫人惟一亲弟李安清的生活还是贫寒交加(根据谭母自忆,其父“病革时,思勺水饮且不可得,仅一布衣以殓”,其家寒怆可知),这次跟已经生得贵子的姐姐相认相聚后,方始随同谭家“南迁湘潭”,为之“置田宅娶室”的自然还是谭家。这位薄命的舅父五年后就病殁湘潭,死时无子。因为湘人礼法隆重家风谨严,或因谭父钟麟性格严厉,或因延闿亲母乃寒门侧室,根据坊间传说,李氏夫人在谭家身份卑微,每逢全家用餐时,只能侍立桌旁为人添菜添饭,自己不可同桌而食。直到她所生之长子谭延闿高中会元、光耀乡土后,母因子贵,这才由其夫谭钟麟破格开恩,李氏夫人饭时可入正厅就座用餐。据谭延闿亲自执笔的《太夫人行述》记载,其父谭钟麟“性严毅,意有不可则盛怒呵叱,家人常懔懔”。因此,谭延闿在母亲逝后针对母亲“承事三十年小心谨慎至老不懈”的描述,与其说是表彰,还不如说是悲哭。让后世读者伤感的还有,这位母亲至少为近代书坛贡献了两位书法大家(延闿之弟泽闿也写一手好颜字)。谭母死时,谭延闿已有功名在身且正二次督湘可谓富贵双全,但按照家族中规定,其母灵柩仍只能从族祠旁门抬出。据说,谭延闿不惜以孝子贵官身份伏于娘亲灵柩之上自称“延闿已死抬我出殡”,方才保得母亲从正门出葬的礼遇。

正是这样一种出身尴尬的惨淡经历,赋予了谭延闿善于自保、察言观色、善测风向、圆滑机智的精神气质,更赋予了他不屈不挠、立建功业、光耀门庭的内在压力。也许是出于替身世凄凉的母亲鸣不平的心理,谭延闿一生不少豪举,例如其被称为“从事教育之始”的以校董身份资助长沙明德学校,就是自称“以太夫人命”而行。他每次寄信给明德学校的校长胡元倓,也均署名“慈卫生”。甚至1911年辛亥革命后,谭延闿第一次“被迫”督湘,也要号称“奉母命出而维持秩序”、“以免地方糜烂”。至于上述这所号称湖南第一家私立中学的明德学校,成立于1903年,在清末民初的长沙可算个名流乃至乱党荟萃之所在,例如黄兴、苏曼殊等人都曾任教此校。一度明德学校被守旧人士指控为“革命学堂”告上巡抚衙门时,还多亏谭延闿援手方得出险。

众所周知,谭延闿爱美食而远美色,对于结发夫人一往情深。《丙辰题最初课本书眉》专门记载了戊子(光绪十四年,1889)年方十岁的谭延闿跟日后之夫人初相见的动人场景:

戊子四月十二三日,闻先公(即其父谭钟麟)言十七请客,余急问我放学否。先公斥曰:请女客,汝姊当与,汝男子,何得与?于是四弟(应即其弟恩闿)大哭先抱去。至十七日,先姊衣新衣跳踉二堂前迎客。余兄弟亦噪而出,适见两女儿下轿,则内人与其姊也。同随入观,为仆妪所笑而出。是时尚未缔姻也。

七年之后(乙未、光绪二十一年,1896)成为事实,十七岁的谭延闿“就婚南昌”,新婚夫人方榕卿乃彼时江西布政使方右铭之女。然天妒良缘,二十二年之后,1918年6月,年仅三十八岁的方夫人病逝上海。谭延闿受命在外不及返见,从此人天永绝。

一生痴好美食的谭延闿在方夫人病逝后于军次蔬食百日,这让熟悉他习性的军人们很吃惊。本年年关将至,其军中下属揣摩谭延闿“素罕素食又届年宴”,因此会饮之时自作主张,“嘱庖人治荤以进”,军中主帅谭延闿却因此“不举箸”,于是“一座大惊”,负责治宴之下属亦汗出如浆,十分狼狈,年宴遂不欢而散。后世于此的解读,道是“公伉俪情笃,借日常饮食以自苦,抑纾沉哀,隐痛于无可如何之中”。

温情之人表情或者拘谨,却往往更加沉痛、绵长,因此,尽管夫人生前几乎从未见及谭延闿写过“寄内”、“有怀”之类情诗,但夫人去世之后,谭延闿却“逢辰触境皆有悼念之作”,“又亲写悼亡诸作别成悼亡集”。例如戊午年末(1918)接连三首《不寐》、《愁心》与《十二月廿四夜作》,应该都是惊闻夫人已于年中去世的悼亡诗,所谓“玉箫再世知无分,锦瑟当时只自伤。苦忆平生成底事,满窗寒雨送淋浪”,或者“也知茵溷难同命,未必兰膏本自煎。家国年来无限恨,不因追忆始潸然”。这的确是个颇为“英雄气长”的“大男人”,在抒情时候依然不忘家事国事并举并重。这种家国凄迷的悲惭交加,在母亲(1916年)与夫人双双弃世之后,可以说持续于谭氏余生。

(三)

谭延闿笃重亲情的温厚性格的确比较出众。成于多人之手的《年谱》中谓其值父、弟之丧时“哀恸悉衷于礼”,尤其对于弟弟恩闿“友于素笃,家居读书常共筵席,虑其体弱,所以调护者备至”,并在弟弟身后“抚孤子女迄于成立”,都不算矫誉。父亲身后的行状、母亲身后的行述乃至夫人方氏、弟弟恩闿的墓志,也都出自谭延闿本人的亲笔。

就传统士人的个人操守而言,谭延闿绝不乏可圈可点之处。甚至就传统官僚的“为政之道”而言,谭延闿也不乏令人赞叹之处。例如其同母亲弟泽闿,一生以布衣身份卖字画为生,极重亲情的谭延闿并未利用自己的声位鼎隆而为其谋求私利。当然,这或者同时也是一种“传统”的保全之道,谭延闿不希望自己的弟弟跟自己一样再卷入民国一锅粥式的混乱政局。

甲辰(1904)年,二十五岁的谭延闿高中会元,而且是中国科举考试史上最后一位会元(科举考试是科以后正式废除)。谭延闿能够与年长他不少的谭嗣同、陈三立并称“湖湘三公子”,即源于威风显赫的出身与科考一帆风顺的起身。“三公子”中后两位,一位已经在戊戌年喋血菜市,一位将要在清亡后遗民终老,而谭延闿的风光似乎更多属于民国。

谭延闿科举中式第二年即因父亲去世而回籍守制,从此致力于捐资助学、办厂保路、请愿宪政等在当时相当开明的公共行为,除了一个翰林身份,谭延闿没有出任过业已腐朽昏聩的清王朝的其他实职。谭延闿的心智并不庸俗,对年长他十六岁的谭嗣同甚为推赏,所谓“复生(即嗣同)慷慨喜谈论,意气发舒,见人一长,称之不去口,自谓学佛有得”、“复生有复古之思,用世之志,薄视时文”。

1911年武昌首义后谭延闿第一次“被迫”督湘,貌似“立宪派”捡取了“革命派”的“胜利果实”,当黄兴等革命元老在前线亲冒矢石浴血奋战之时,谭胖子兵不血刃却逍遥在大后方粉墨登场。然而,立宪派“谭婆婆”较之“革命派”别有手段,此后广西、福建两省的独立,甘肃秦州、安徽寿州、广东廉州等地的起义,都是经由谭延闿动用“人际关系”劝说、催促乃至胁迫而来的“成果”——民元革命的“成果”,当时大体如斯。难怪美国人要出言讥笑:假如民主可以得来如此轻易,我们岂不白忙了这些年。

饶是如此,我们无法否认,日后在许多关键环节例如因刺杀宋教仁案引发的“二次革命”,谭延闿始终无法表现出热血沸腾与热情参与。抑或,这就是这个有点特殊的湖南人的性格,谭延闿不打无把握的仗,首鼠两端成了这个湖南人乱世自保的惯用伎俩。他绝不会有孙中山、黄兴等人动辄亡命海外,抑或宋教仁、廖仲恺等人不惜身试斧钺的勇气与选择。谭延闿绝不再是曾国藩或左宗棠(左与谭父是同榜举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链条上,他绝不会为了后者(治平)牺牲前者(修齐)。

谭延闿有个宦工颇深的父亲,值得多说几句。

谭延闿算“老生儿”,出生时其父谭钟麟(1822-1905)已经五十八岁,正以兵部侍郎衔在浙江巡抚任上。谭钟麟进士出身,历任陕西巡抚以及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等要职。这位父亲按照世俗观点也可谓福寿双全,活到八十四岁,亲历了三儿高中会元的喜悦。谭钟麟八十岁曾拒绝儿女为之祝寿,“不许称觞”,也算一个有见地的老人。甚至,久在宦途的谭钟麟也算一个敢于仗义执言的清廉负责之官,例如他出任湖北乡试副考官与江南道监察御史时,都能很坚持立场,颇有湖南人勇于“任事”的气象。长期出任地方官的谭钟麟,无论江南还是西北,无论边陲还是沿海,基本都是一个依法办事、不惮抵抗强梁的好官形象。

胡汉民曾说,“(谭延闿)少时在两广总督幕中,遇到疑难公事为他人所不解的,只有(谭延闿)了如指掌,而区处条理,都能恰合分际”。这正验证了出身宦门、久历官场对于踏上仕途的谭延闿影响之深远——有好处,也有坏处。

身为“帝王师”同时亦为晚清书坛巨擘的翁同龢对谭延闿一见惊奇,赞不绝口,对谭父说:“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颜真卿楷书自从被米芾恶评之后,命运多少有点见背,宋、元、明三代未尝出过一个善写颜体的高手。清初书坛基本是董其昌书法的天下。直到清中叶之后,刘墉及后来钱沣、何绍基、翁同龢等辈迭出,揄扬不遗余力,颜书才得复兴。谭延闿则是钱沣之后又一难得的颜体大家。

不过,就《年谱》记载而言,我们可以负责任地断定,谭延闿之真正倾情书法,恰在其政坛失意之后:第一次督湘因袁世凯称帝时闹独立,谭后被袁氏褫职,之后隐居沪上,是岁(1914年)“始临麻姑仙坛记凡二十通”。至于此时“文酒流连,评书谈艺,不及政治,家居奉亲有兄弟友朋之乐”的故作旷达,其实当不得真。

相传谭延闿以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为日课,平生得二百二十通。于右任每论时人书法必曰“谭祖安是有真本领的”,这原本业精于勤。谭延闿写颜字,论者谓其“临池大笔高悬,凡‘撇’必须挫而后出锋,凡‘直’必直未稍停,而后下注,故书雍容而又挺拔”。其书结体宽博,顾盼自雄,有大权在握之气象,骨力雄厚,可谓健笔。谭氏学颜书外,中年颇泛览百家,于古法帖无所不临,亦曾访求石刻旧拓,寻求突破,例如其诗集手稿晚岁多用晋人小楷,俊朗秀润,可惜未及完成便蘧然而终。

笔者曾与不少喜爱中国书法的朋友言及,颜真卿书最能体现“礼仪中国”的风度、规制与节制。始终觉得,谭延闿之一生偏好颜书,与其仕宦生涯怕不无关系,他似乎在借此平衡乃至平息内心的某种冲突与忧伤。这一倾向也见诸谭延闿的诗歌创作。

因为谭氏去世突然,其诗生前未尝手订付梓,目前行世之《慈卫室诗草》、《粤行集》、《訒庵诗稿》均为手稿影印。通读谭氏诸作,最突出的印象居然是憋屈、沉闷、压抑,根本感觉不到一个得志人物的得意与嚣张。这些写给自己自娱自乐的诗,或许透露了更多谭延闿内心世界的秘密。这个别人眼里圆转自如的水晶球,左右逢源的玻璃丸,在他自己的笔下几乎没有太多欢愉的幸福感与成功感,“谁识情怀与世违”之类频频出现,在诗中他几乎始终都是郁郁寡欢的。

对于谭延闿这样典型的“文化官僚”,传统中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为官之才,多有这样一类人物:从政为官是他们的主要社会身份,而他们自幼接受的教育模式与文化理想决定了他们于书法、诗文、人格修养,至少在理论与理念上都甚有格局与身段。例如谭延闿中岁之后几乎每年都要写一首《元旦试笔》诗,这种自我规约中体现的,与其说是生命流逝的焦虑,毋宁更是儒者济世的沉郁。这纸背后面压住的乃是孔夫子式的千古一叹,“不舍昼夜”奔腾而去的是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例如这首《丙寅(1926)元日》:

四年频看岭南春,老至常疑负此身。

敢诩军容成节制,即论诗句愧清新。

观生自觉心无累,揽古欣瞻德有临。

今日便当齐努力,不令岁月去逡巡。

就诗论诗,真不算好,有韵之句而已。然而,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熏习出来的文化官僚的修养与情操。甚至,早在1915年谭延闿下野避居青岛之际,即开始“日用分别列表钩稽,月有常经,自定起居时刻读书日程,时有记述笔之于册”,这种“修身”的自觉,相信源自儒家教育的辉煌传统,也是性格严厉的父教与出身侧室的微寒双重潜在压制所养成的。

谭延闿在陈炯明翻脸、孙中山落难之际对孙全力扶救,尽管讥之者称其善“烧冷灶”,但就很多事实看来,孙中山的人格魅力对于谭延闿是个很大的触动与征服。据说谭延闿最佩服孙中山“天下事无所谓成败”一说,认为跟自己平日之“信天”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这个遇事不轻易表态的“和事佬”更在孙中山身后慷慨陈词,“我一生佩服的只有孙先生,除孙先生外,再没有第二人了。便是我的老乡黄克强,也只佩服得一半。今日后大家如果只图私利,不能遵照孙先生遗教完成革命,便是孙先生的叛徒”。1930年9月21日突发脑溢血,尚还清醒的谭延闿第一个愿望就是想去中山陵看一看,或者,这亦证明了他的真诚与尊敬。

传统中国之深度政客,历来未曾说出的话都比已经说出的要多,这个中滋味,并非“混之用大矣哉,球本能滚而已”(谭去世之后某小报的恶噱)所能盖棺。“慈卫生”谭延闿的名号含义,除了纪念母恩之外,后世之人更应记住其最直接出典其实是《老子》: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这段话,颇可解释谭延闿的行政治事与为官风格出处吧,同时也暗示了他某种价值趋向与人生取舍。举例为证,谭延闿前两次督湘,其结局都是关键时刻辞职走人,而非率领手下弟兄为保地盘大打出手——凭他当时的实力与人缘,他不是不可以这样做。显然,谭延闿更喜欢成就“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仁义”之师。针对牙尖嘴利的小同乡张冥飞那场笔墨官司的处理:谭延闿五十寿辰,张冥飞写祝寿文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讥谭善打“太极拳”,“写几笔严嵩之字,做一生冯道之官”,此文甚至公诸报刊。相传行政院长谭延闿不惟不火冒三丈,还专门柬约张冥飞赴其家宴,并“聘请”张出任行政院参议。谭氏这种大度雍容,纵然出自官场涵养与机心,也颇具君子风仪。难怪第二年谭延闿逝后,张冥飞是亲赴灵堂抚棺哭得最伤心的人——谁都知道“文人无行”迹近轻薄是不大好的。这是我们这个一向在“君子”与“才子”之间拿捏不好分寸的文化传统尤其要提醒后人注意的。

但是,“君子”与“好官”之间,“好官”与现代政治人之间,差别还是天高地远。

传统中国历来盛产这种名宦,他们是“好人”,就个人的操守与德性而言,他们却很难说是“好官”,因为被嵌入一个混乱、自私、狭隘铁桶一样的官僚体制中。这些“好人”出自自保的无奈与追求,往往要舍大家顾小家,置他们本应服务的众生百姓于水深火热而为了自家的官位权柄腾挪躲闪。老实说,这样的苦涩是每一个良知未泯的人本心所不愿的,但在一个纵容邪恶的专制社会当中,那些胆怯的“好人”往往也都沦为邪恶体制的参与者乃至护卫者。职是之故,我们泱泱文化渊薮之华夏中国,难免要为这些“移忠作孝”的“孝子贪官”提供另外一套情感出口,借此平息他们的内心冲突,于是佛老释道中不少明慧的理论被歪曲理解。

不妨看一看谭延闿写于戊午年(1918)这首《夜坐》:

了了残更入厅余,泠泠寒雨到窗虚。

静中偶悟灯明灭,定里宁论境有无。

方死方生聊自适,观空观我竟何如。

此心不是无归处,奈何尘根未刬除。

老庄佛教,浅浅淡淡就这么点意思,“逃墨逃杨”也罢,“学书学剑”也好,中国丰富到近乎奢侈的文化资源总能给人提供太多可以暂时逃遁或偏安的心理资源。人们究竟还是红尘浊物,所谓“道在身何病,名存事可悲”,这一过于强大的“心境”别于“物境”的能力,在很多时候的确助长了国人在现实当中的软弱无力与虚与委蛇。由价值虚无反馈而来的恶果,自然是继续加重了国人“逃禅”、“求仙”、“得道”的精神倾向而忽略了现实生活中制度与人性的重建。

(四)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东山再起,重掌党、军大权。身处军事势力不及蒋介石、政党势力不及汪精卫的尴尬局面,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深惧成为空头司令,他写信给第六军军长程潜,告诫其保存湘军实力,但因不愿直接受制于蒋介石这“小字辈”(谭内心相当自负,自称“除了可受孙先生指挥以外,不愿受其他任何人的指挥”)而放弃了自己着手建立第四军的计划而使其成为桂系的禁脔。同年5月,李宗仁发动兵变扣留程潜,其属下第六军终为蒋介石斩草除根。

于此时局,谭延闿渐渐沦为“伴食宰相”,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前文已经言及,二次督湘期间谭延闿与章太炎曾就“联省自治”问题合作融洽,直至1922年7月12日,三次督湘被驱、赋闲在沪的谭延闿与章太炎还联袂成立“联省自治委员会”。因此,当1923年谭延闿选择跟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合作,回湘讨伐曾逐其出湘的旧部赵恒惕,一副“伸张精神,刷新内部,天下事固有自知非力所胜而为达意所泼”模样,他之选择“三民主义”并只知“服从主义”,是出于理论上的真诚还是权力上的策略?的确没这么单纯。实际上,谭延闿在督湘三起三落后能在民国政坛开始另外一次辉煌,的确是从他扶持孙中山开始的。作为“建国军北伐联军总司令”的谭延闿赢得了孙中山的深深喜爱。孙中山身后,国民党中央握有军政实权的“三驾马车”正是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

谭延闿“好吃”是著名的,自称“吃喝嫖赌”四事其嗜好者唯有前者,“谭家菜”竟而至于成为湘菜和官府菜中重要分子。谭家菜如此出众,实跟谭延闿酬酢甚多的官场应酬大有干系。谭延闿“文武双全”的传说也不是空穴来风,1919年他在零陵永州军次,“日恒驰马”,马厩中豢养之名驹,有以大白龙、小白龙、云风飞、四颗珠名之者。坊间不少逸事均常言及谭延闿临危不乱、百步穿杨的枪法神功。

谭延闿去世后,同为党国元老与书坛名流的胡汉民,曾在《谭组庵先生之生平》中如此评价谭氏的“药中甘草”精神:“谭先生在我们工作中,不仅如随便配合的甘草,而且是配合之后,能使我们的工作,发生伟大的效能……这一点,凡属于中央政府的同志,一定已有深切的认识。”这话出自当时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之口,不知为何显得有点阴损刻薄乃至滑稽可笑。倒是专门为谭氏掌厨的烹调名家曹荩臣,请人替他作了如此一幅挽联,还算厨师本色当行的叹惋:

趋庭退食忆当年,公子来时,我亦同尝甘苦味;

治国烹鲜非两事,先生去矣,谁识调和鼎鼐心。

张国焘日后对谭延闿的追忆也倾向于肯定:“谭的政治手腕老练圆滑,他常滔滔不绝地安坐漫谈,除斤斤以大局为重外,不大接触实际政治问题,但就在他这种谈笑风生的谈话中,产生了调协作用。”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中点评谭延闿的话同样值得参考:“(谭)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覆,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军阀,他们都懂得中国的特点。”这话是精当的。我们几乎可以说,谭延闿是爱湖南的,无论晚清主持新政还是民国几次督湘,但这种“爱”里始终包含着抢保家底、拥兵自重的性质。然而,在那个“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武夫当国时代,我们也无法给予谭延闿更苛责的评价,假如文化官僚不抓住枪,沦入汤芗铭、张敬尧那种武装屠夫之手的中国大地,“杀人之多,动至数万,兵悉劫掠,地无不遍,死不能葬,生无可归”,无疑更加痛苦。人间因为某种“主义”造成的资源浪费与生灵杀戮远比个人利益的争夺要严重得多。在政治混乱、党派斗争激烈的时代,和稀泥的和事佬往往是大有用场的,他们延缓了悲剧冲突的程度,却往往拉长了悲剧行进的时间。这种聪明能干,给现代中国生产了太多“好人昏官”,也大大扭曲了现代中国的发展路向。

文终,要提醒读者另外一件专门属于谭延闿的“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