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局建设

工商局建设（共6篇）

篇1：工商局建设

工商局效能建设经验材料

推行效能指数 深化作风建设

效能建设无时不在、无事不在、无所不在。近年来，市工商局结合实际，深入贯彻市委和省工商局的部署，强势、强硬、强力推进“五治五抓”——治“滑”抓责任意识、治“阻”抓服务优化、治“野”抓制度规范、治“假”抓督查考核、治“贪”抓廉政教育，以

效能指数为抓手，实行效能信息事前采集，效能状况定期分析，效能监督全程管理，努力构筑效能常态化管理机制，促进了行风优化。

一、厘清效能理念，明晰常态管理认识

效能建设是一项长期性任务，是一件持之以恒才能生效的工作，其第一目标就是践行“为民”宗旨，认认真真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市工商局以二个“紧扣”为主线，进一步明晰效能作风建设的出发点和工作目标，为推行效能指数化管理，构筑效能常态机制奠定思想基础。一是紧扣核心价值，凸显效能理念。工商的价值体现不在于自身而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工商跟民生在一起，跟民企在一起，跟市场兴旺在一起，跟市场持续在一起，这是工商系统对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个基本取向，是共同价值观。因此，市工商局从强化宗旨上来提升效能，在各项工作中都紧扣服务发展的核心价值，凸显效能为先的工作理念：不让政策在工商截流；不让差错在工商发生；不让时间在工商浪费；不让企业在工商冷遇；不让法律在工商走样；不让群众在我面前失望；不让权力在我手中私化；不让形象在我身上受损。二是紧扣队伍建设，凸显常态管理。现行效能建设考核体系对单位的考核内容过于原则，就干部个人而言，认为只要不触及腐败、渎职等“高压线”，一些轻微违反效能行为顶多算是“皮肤病”，不至于砸饭碗。设立“效能指数”评价体系，实行对单位和个人的双重评价，给干部设置“警戒线”，戴上“紧箍咒”，并将评价结果与单位及干部职工晋升奖惩挂钩，可以有效解决责任不清的问题，从制度上保证队伍建设的长效管理。

二、创新工作举措，实行效能指数平台

市工商局将数理统计原理引入效能作风建设范畴，在全面统计各单位和个人履职行为的基础上，导出相应数值，综合反映该部门和个人的效能作风情况，搭建了“行政效能监察指数”和“督查考评计分”两大效能指数管理平台。行政效能监察指数以下属单位为管理对象，由内部管理、服务发展、依法行政、群众评议四大方面26种行为构成。督查考评计分指数以干部个人为管理对象，由行为举止、作风纪律、车辆管理、廉洁自律、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收费等七大方面52种行为构成。

两项指数在设置上突出三大“原则”，一是评价内容实行全覆盖原则。内容设置以效能作风建设的基本要求为主线，评价体系包括敏感风险点、廉政准则五十二条、省工商局三令、市效能建设“五条禁令”等各级有关禁令和规定。二是分值设置体现刚性原则。对每项行为统一以量化分数进行记分，对违反相关行为内容的工作人员和单位，根据违纪违法行为严重程度记1分到20分不等，两大指数以刚性量化指标具体固化了效能作风建设的各项准则。三是结果运用坚持严肃性原则。充分运用测评结果,保证监督效力最大化。两个指数在年底分别累计得出积分，对累计记分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理。对个人设置经济处罚、离岗学习、取消评先评优、晋级提拔等罚则，对单位设置取消考核“优秀”，负责人考核不能确定为“优秀”等次，一年内不得提拔或转任重要岗位等罚则。两大指数成为县（市）局、市局各单位“评先评优”和干部个人任用的重要依据之一。

三、完善机制建设，确保指数运行到位

效能作风建设不是阶段性任务，是机关和公务人员永恒的课题，市工商局以“行政效能监察指数”和“督查考评计分”两大效能指数管理平台为抓手，突出四个“延伸”，努力实现效能常态化管理运行到位。一是注重事前防范延伸。结合实际搭建了风险防范平台。按照风险“三等级”原则对涉及市场准入、行政执法和内部管理等七方面进行效能作风风险点查找，全市系统共计查找到风险点101个，涉及服务大局、市场准入、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政务公开、消费者权益维护和内部管理等七方面，并逐一“定处室、定责任人、定期限”进行了整改。起推行“干部任前廉政套餐”，目前已延伸到股级和新任公务员。二是开展外部监督延伸。推行一字工作法，全面推行窗口一站式、告知一次清、办事一周结、投诉一拨灵、维权一张网，不让事务积压，制度库存，效能浪费。自在全省系统首创“315开放日”以来，每年常规性举办企业登记、消费调解、行政执法、片区巡查、广告监管等“开放日”活动，广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社会公众参与，走进工商、体验工商、评价工商。推出“工商所长每年向辖区经营者述职述廉”、“执法过程中发放廉政告知书和举报联系卡”、“案件查处后回访当事人”、“重大案情（事件）媒体通报会”等举措。三是实现监管手段延伸。依托信息化手段，开发应用“阳光工商——电

子政务监察”系统，将系统直接嵌入到案件管理、企业登记、责任区监管等6大业务软件系统，一旦违反效能作风规定，系统自动弹出警示信息，纪检监察人员即可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确保了工作规范和工作效能。四是实行督查机构延伸。在原兼职监察员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派驻纪检监察员工作机制。本级派驻各工商所、窗口纪检监察员6人，全市系统累计派驻50人。监察

员参与所在单位财务监督、所务会议、案件讨论，重点加强干部八小外的动态监管。

篇2：工商局建设

县纠风办：

根据《汤阴县效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实施效能问责深化效能建设集中活动的通知》安排部署，汤阴县实施效能问责、深化效能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后，汤阴县工商局领导高度重视，迅速行动，成立了集中活动领导小组，局长徐龙海任组长，县局其他副局长任副组长，相关股室所负责人为成员，制定下发了活动实施方案，并按照方案要求开展了具体工作，现将我局效能建设工作自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效能建设工作开展情况

（一）县局迅速召开了全县工商系统效能建设工作会议，进行了发动动员，及时贯彻落实县效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对我局的效能建设集中活动进行了具体安排。

（二）积极组织开展了学习活动，组织系统干部职工重点学习了《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行政许可法》、《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以及《汤阴县工作效能问责暂行办法》，做到集中学习和自主学习相结合，还利用“二五”学习日，组织系统干部职工进行学习《安阳市公职人员六不准》、国家工商总局六项禁令、安阳市工商局十项禁令等文件。使大家深刻认识在当前新形势下深化效能建设的目的、意义、任务和要求，增强责任感和紧

1迫感。

（三）坚持完善提高，进一步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对我局的去向牌制度、着装制度、请销假制度等进行了完善，对效能建设档案材料进行了认真整理，更新了效能建设和政务公开版面，在单位显要位置设置了服务承诺栏，向社会公开承诺，并采取向社会公开投诉电话、设立投诉意见箱等形式让群众了解、参与，加强社会监督。同时制定了文明服务、热情服务、便民服务、依法服务的具体措施，对每名工作人员应承担的职责进行明确，确保权责统一。

（四）对各股室所的效能建设情况进行了督导检查，严格按照活动要求，采取了听取相关负责人汇报、查看资料、明察暗访等方式进行了督导检查，主要查看工作人员效能问责档案是否健全，工作服务质量是否高效快捷，群众是否满意。

二、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整改措施

经过了学习动员阶段、完善提高阶段和总结阶段之后，我局深刻剖析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单位、部门宗旨意识不够强；二是政冶学习，业务学习不够；三是督查、督办不够严，跟踪不到位。

针对以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局制定了具体的整改措施：

一是突出思想教育，进一步提高效能建设的认识。将解

决思想问题作为推进机关效能建设的第一件事来抓，牢固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民本位思想。从提高机关人员的综合素质入手，建立健全学习制度，每月开展专题学习，营造“时时讲学习、处处讲学习，人人讲学习”的良好氛围。注重干部的理论学习和实际工作的有机结合，积极提高干部的服务水平和办事效能；坚持学习党内监督条例、党纪处分条例、部门党风廉政等规章制度，认真深入学习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机关效能建设的有关文件，积极开展讨论，切实加强对规章制度的了解和掌握。

二是转变职能，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明确责任，力求职能到位、责任到人。切实提高工作即办率，进一步完善工作人员之间的分工协作，建立科学的运行机制，提高运转效率。

三是完善制度建设，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以创优质服务为主题，采取有效措施，着力解决存在的问题。完善服务配套制度建设，确保服务承诺的实现，强化服务过程监控，建立以限时办结率、当事人满意率为主要指标的考核体系，建立健全服务承诺制、政务公开制等内容的服务体系。

四是强化监督机制，进一步遏制不讲效能、不讲廉政行为。效能建设领导小组对照效能建设的各项要求，组织人员对工作人员进行多次检查，并听取有关单位的评价和意见；通过内部考核和外部监督有机结合，形成监督合力，切实找

准存在的问题，推进机关效能建设。

五是强化日常管理和职责的履行，进一步健全绩效考核制度、学习制度、上下班考勤制度和内务卫生制度，凝聚人心，增强工作干劲，树立“创一流队伍，建一流业绩”的精神风貌。

篇3：工商联动助推品牌建设

一、工商矛盾的两种情况

1. 供应商强势下的工商矛盾。

零售商与供应商谁居于强势地位主要取决于以下三方面:市场占有率、品牌知名度、企业规模。在供应商强势下, 供应商主要采取以下手段使零售商利益受损:

(1) 惩罚性断货:当工商冲突发生的时候, 供应商有可能会停止向零售门店供货, 如格力拒绝向国美、苏宁供货。

(2) 最少起订量:对于零售商来说, 供应商要求的最少起订量加剧了零售商的库存积压;对于供应商来说, 通过促销补贴及额外折扣等方式, 以很少的成本将想要清仓的商品全部转移给零售商不仅减少了物流成本, 还加快了供应商的资金周转, 从而更有利于供应商扩张市场。

(3) 不退货条款:例如索尼公司就是不退货的典型供应商, 当产品质量有问题的时候索尼公司只接受调换商品, 拒绝接受退货。新老产品接替的时候, 零售商只能自己施行各种促销手段清理老产品库存, 与索尼公司无关。另外, 无论产品是否卖出, 索尼公司要求零售商必须在七天之内付清全部货款。

2. 零售商强势下的工商矛盾。

(1) 零售商压低进货价格。即零售商通常以增加采购量为由要求供应商提供更低的进货价格。通过这种方式, 零售商从供应商身上攫取利润为扩大自身利润做铺垫。

(2) 零售商从供应商那里获得返利。返利即在零售商销售商品之后, 要求供应商向零售商返还一部分货款。返利的比例占货款的百分比不等, 有时候可高达30%以上。随着零售毛利的减少, 返利成为零售商收益的主要来源, 因此零售商重视返利超过重视价格。

(3) 零售商拖延付款期限。不少零售商以各种理由拖延付款, 把账期延长至90天甚至更长。通过延期付款, 零售商就可以占用供应商资金, 迅速扩张规模开新店, 这成为零售企业赚取收益的诀窍。但有的销售方由于经营不善或盲目扩张造成资金断裂或突然倒闭, 使供应商血本无归。

二、工商矛盾的内在机理

1. 目标和利益矛盾。

零售企业的目标是做大。大型零售企业 (尤其连锁企业) 具有压价、收取通道费和占用供应商资金的能力, 零售企业规模越大, 这种能力越强, 越能从供应商那里压榨更多通道费和采购数量折扣, 从而获得竞争优势。而供应商的目标是做强。只有强大的供应商在与零售商进行谈判时才有更多优势。如果零售商为了自己变强大而损害到供应商的利益, 这是供应商不能接受的。

零供双方利益冲突表现在多方面, 如零售商经常在节假日和店庆搞超低价的促销活动来吸引消费者扩大销售业绩, 增强影响力。但供应商这时必须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 也就是做亏本买卖。

2. 品牌矛盾。

零售商看重自己的公司品牌, 而供应商看重自己的产品品牌。零售商既希望供应商品牌有一定知名度, 能够热销, 又不希望供应商品牌过于强大以至于无法约束。对于强势的供应商, 零售商自有品牌对供应商来说很有威胁。因为自有品牌有价格优势、促销优势和货架优势, 而且一旦零售商扶持自有品牌, 那么对供应商的订货就减少了, 进货价格也会压低, 货架摆放位置也会遭受冷遇。

3. 市场结构引起的矛盾。

我国商品供大于求, 国内供应商大多是低水平重复生产, 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 可替代性强, 对于消费者来说选哪个产品都无所谓, 这就造成零售商对供应商具有充分的选择权利。我国近年来流通渠道中由于大型零售商快速崛起, 在有些城市, 这些大型零售商已经形成寡头垄断之势, 而绝大部分供应商规模偏小, 行业内竞争激烈, 造成零供双方市场势力明显不对称。

三、平衡工商矛盾与工商联动创建品牌

由于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存在以上的各种矛盾冲突, 所以要有一套平衡工商矛盾的运作机制, 从而协调工商关系, 达到工商联动助推品牌建设的目的。国内学者李骏阳从供应商、零售商及内外部平衡的三个角度提出了九种平衡工商矛盾的机制。

1. 提高供应商的抗衡势力。

首先, 优化中小供应商的组织化程度, 促进中小供应商联合形成有组织的大型供应商联盟, 增强与零售商的谈判能力、增加进入大型零售商采购系统的机会并优化供应商市场结构。

第二, 促进供应商通过提升品牌知名度等方式提升中小供应商的市场势力。我国目前大部分供应商都是中小供应商, 这些供应商提供的产品缺乏品牌知名度, 因此在进入大型零售商货架上存在障碍或者要交更多的通道费导致恶性循环。所以这些中小供应商应该发展自身, 打造自己的强势品牌, 抑制大型零售商滥用市场势力。

以下两个机制是从零售行业的角度出发形成的抑制大型零售商滥用市场势力的平衡机制。

首先, 提高中小零售商的组织化程度, 促进中小零售商联合, 形成零售市场多元化。我国目前的零售商强势主要表现在占零售商比例极小的少数大型零售商强势上, 而绝大部分中小零售商因为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缺乏自身品牌, 在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因此, 提高中小零售商的组织化程度是供应商摆脱对少数大型零售商牵制的有效途径。

2. 零供交易中的内外部平衡机制。

内部平衡机制首先是账期付息机制, 即对拖延付款的一方收取滞纳金, 按同期利率计费。第二是信用评级机制, 即对零售商的收费、账期, 对供应商的交货时间、产品质量等实行信用评级并公示。第三是收费征税机制, 即相关部门对不合理的通道费进行征税。政府通过推动零供双方进行自我调节, 缓解工商矛盾, 协调双方利益。

外部平衡机制即工商双方进行战略联盟, 通过信息共享、风险共担、优势互补的合作方式, 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推进工商双方公平交易、协调发展。合作带来的双赢效果要好过双方各自争夺渠道资源。这就是促进零供关系和谐发展的外在平衡机制。

3. 工商联动与品牌建设。

通过以上平衡工商矛盾的作用机制, 工业企业与商业企业就实现了联动。工业企业的成长离不开商业企业的支持, 商业企业的发展壮大也同样需要工业企业品牌的支持。品牌需要一个平台来帮助其成长。品牌是为消费者服务的, 因此品牌必须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否则品牌就无法成长。商业企业与消费者进行直接接触, 商业企业将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反馈给工业企业, 对品牌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工业企业以加强营销、生产中心建设为重点, 推动工商联动品牌建设;商业企业要突出服务, 培育品牌, 关注变化, 关注供求关系, 积极应对, 把握机遇。

搞好工商联动, 实现双方共赢, 首先要搞好市场研究、货源执行和库存管理, 商业企业要与工业企业一起探讨销售品牌的市场动态, 协调货源数量及发货时间等情况, 保证商业企业库存既不短缺又不积压, 同时工业品牌稳定健康发展;第二, 要搞好信息共享。工业企业与商业企业共同研究分析消费者行为特征, 以提高品牌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三, 联动实施品牌营销。工商双方应该在品牌定位于目标市场选择、广告宣传、品牌上市、品牌维护、品牌评价、品牌推出、产品供应及库存、培训人员等方面进行联动, 打造高知名度、高美誉度、高忠诚度的强势品牌, 从而扩大市场份额和销售量, 达到品牌增值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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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从政商博弈到建设现代工商文明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是世界上工商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早在十世纪的宋代，我国的GDP总量就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清时期，中国仍然保持着经济规模第一的地位，拥有最高的粮食产量，棉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是英国的六倍。如此早慧而发达的工商经济不但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还保持了长达千年的“高水平停滞”，不能不使我们扼腕叹息。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权与官僚资本为了保持对经济的垄断和支配地位，限制民间资本，视之为异己和离心的力量。所谓“抑商”政策从来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二是政府与民间从来就没有形成对等的契约关系，私人财产权没有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民间资本的积累既缺乏制度激励，也缺乏制度保障。法国年鉴学派的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就很简捷地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们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三是在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下，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阻碍了工商文明基因的形成。我国著名学者王亚南、傅衣凌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也断定：“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四是在私有财产权没有法律保障、财产权随时有可能受到统治权力侵犯的情况下，民间商人不时出现强烈的恐惧心理和财富幻灭感，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缺乏动力；五是权贵经济、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增加了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阻碍了工商文明基因的形成。

我国历史上商人与政权博弈成就了事业辉煌，最后又身败名裂，结局凄惨的大有人在，最著名的莫过于明朝初年的沈万山、清朝徽商胡雪岩等。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二

权贵经济是中国经济史一大特色。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顾炎武所提及的这些产业无一不是公共事业，且与公权力有关，他指出了中国官商模式的一大特点——“渡口经济”：大凡国营或权贵资本，一般不会直接进入生产领域，而是寻找流通环节的交易节点，以政府的名义和行政手段进行管制，然后以特许经营（牌照、指标）的方式加以“寻租”，这类节点好比一个“渡口”，占据其点则可以雁过拔毛，坐享其利。所以，官商经济的获利不是通过创造价值，而是通过增加交易成本来实现的。

晚清政府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是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存在三大支柱：庞大的国有部门、强行的要素控制及广泛的产业干预。国家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政商博弈，究其原因，一是国家资本主义时代是不可能对私有财产权进行有效的保护，民营企业为了保护自己的企业和财产免遭政府的掠夺，必然要与政府进行博弈；二是国家资本主义时期，政府必然控制着大量的资源，而企业要获取这些资源，必然要与政府进行博弈；三是国家资本主义时期必然会进行广泛的产业干预，为一些产业设置进入门槛和壁垒，而民营企业要进入这些产业也必然要与政府进行博弈。政商博弈的直接结果就是裙带资本主义、权贵经济。

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商人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身份转变：官商、买办、绅商、传统商人到民族企业家，再到民族企业家兼“公务员”。所谓“公务员”，即到政府做官。也就是说，这些民族企业家在商界事业有成之后，他们便开始“不务正业”，开始热衷于政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情结——政治。要让中国商人破除政治情结，成为真正的企业家，仅靠商人个人远远不够，根本上需要中国社会形成一种真正认可企业家价值的观念，并构建起杜绝“权力寻租”的公平市场秩序。

民国经济大概分为三个阶段：民族企业的“黄金岁月”（1911年—1927年）、国民政府的“黄金岁月”（1928年—1937年）、国民政府的“崩溃时期”（1938年—1949年）。可以说，民族企业的“黄金岁月”（1911年—1927年）是中国自由经济发展的十六年，好景不长，国民政府的国家主义就让民族企业的“黄金岁月”戛然而止。没有经历充分的自由经济发展，民营企业的力量就非常有限，就难以逃脱与政府博弈或被政府任意宰割的命运。这个国家的财富创造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就会积弱积贫。

1949年解放以后，中国政府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逐步建立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公司、没有企业家、没有市场，计划经济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公司，把全体社会成员变成了国家公司的雇员，消灭了私有产权，取消了市场交易，意识形态掌控了一切。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我国私有产权逐步受到保护的三十多年，是市场经济逐步发育、不断完善的三十多年，也是政商博弈的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的“苏南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主导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商不分、政企不分。从实际效果看，这种政商不分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的确可以产生比较积极的作用，在资源整合、市场开拓、社会关系等方面，政府参与能带来效率的提高，但是，这种关系持续时间长了，必然会产生腐败，同时，也会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形成桎梏。

针对政商关系过于密切所蕴藏的风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提出，恰当的政商关系是“一臂之距”。他说，在政商关系问题上，“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三

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优秀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也不缺乏具有商业智慧的商人，但缺乏把科技成果和发明创造转化为社会需要的产品的优秀企业，而缺乏优秀企业的根本原因又在于没有优秀企业成长的土壤——现代商业文明。那么，什么是现代商业文明呢？我们认为，现代商业文明应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关键基因。

财产权。威廉·伯恩斯坦在《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中搭建了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四位一体”的理论框架：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交通和通讯技术改善。在伯恩斯坦看来，一国繁荣的关键是制度，其中财产权制度居首。所谓财产权，是指保障个人财产的权利，是所有其他权利的基础。在两千年的帝制下，所有的产权、所有的财富、所有的资源几乎统统垄断在帝国政府的手里。而一个社会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程度又会影响人们对于职业的选择。当私有产权被明确界定并受到保护，政府无法轻易没收私有财产时，做企业家就更有吸引力。否则，做政治官僚就更有吸引力。由于我国历来缺乏对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所以做官成了历代很多聪明人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毕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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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帝制和科举制的环境下，个人的前途都与当官连在一起。要当官就必须参加科举考试。因此，对个人尤其是普通老百姓来说，只有科举考试这条路能让他当官。在这个激励机制的引导下，知识分子只求仕途，不求信仰。科举制在根本上就是帝制的工具，而在科举制考试中，基本内容就是儒家思想、孔孟之道。因此，科举制度把读书人都塑造成了依附于政府的大小官僚，培养不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学而优则仕”。

自由。自由是天赋人权。什么是自由？十七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洛克认为“自由是在他所属国家相关法律的允许下，按照自己的意愿或授权他人处置拥有物及其所有财产的自由，不受制于他人的随意性意志。”他还认为，社会真正的自然状态是和谐的，而不遗余地“夺走自由”，与社会为敌的，正是那些成为专制主义的人。人们选择接受管理并不完全是出于畏惧。作为一个“理性动物构成的社会”，其成员会为共同的福祉而努力。在以此为基础构建的共和国中，只有“公民社会”才能将权力委托给一个立法机关。“人归于共和国的最大、最重要的目的在于保护其财产权”。约翰·洛克所强调的是财产权的自由，它是一个人真正自由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没有财产权，就没有自由。

平等。日本维新初期，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开篇这样写道：“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这句话告诉日本人：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可以凌驾在别人头上，也没有人天生活在别人脚下。这与市场经济应有的商业文明如出一辙。商业文明的重要内容就是必须遵守合约，而合约的签订和执行必须建立在交易双方平等的基础之上。平等签订合约的前提是产权明晰，只有产权明晰，才能平等交易、实现双赢。平等还表现在不同的产权主体都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承当相同的法律义务，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不能在一些行业独享垄断特权，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要公平竞争。

法治。法治，即法的统治，是一种源于古代、到近代才逐步完善起来的治理理念和治理制度安排。它最基本的内容有以下三点：1.法律是决定对人进行惩罚的唯一依据；2.没有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3.法庭的决定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防线。在历史上，法治和民主两者的进程是有先有后的。以英国为例，1216年的《大宪章》开始了法治的进程，而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是建立民主制度的开端。但是法治与民主是相互依存的，确立民主制度才是实现法治的根本保障。财产权及人与人之间在平等的条件下订立的合约都需要相关法律的保护。

信用。商业文明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信用。因为现代商业活动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分工与合作，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分工与专业化是与交易联系在一起的。人类有交换的意愿，才使分工与合作成为可能。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在传统社会中，合作往往只是在熟人之间、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进行，比如兄弟姐妹、左邻右舍等。而人类今天的合作，早就超越地区，超越国界，走向全球。今天我们所消费的商品，绝大部分的生产者你不认识。一个企业的产品卖出去，绝大部分消费者它也不认识。正是这种大规模、大范围的分工与合作，才使全世界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陌生人之间要进行合作，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信任。一个人越注重自己的信用，他的声誉就会越好，才会有人愿意与他合作。一个企业越有信誉，其生产的产品才会更有市场，银行才会愿意给其提供更多的贷款，这个企业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创新。企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赢利。创新是企业获得利润的一种手段。创新是企业通过管理和技术上的优势，通过提供新产品或创造新的赢利模式增加利润。但创新又不是企业增加利润的唯一手段，尤其是在政商博弈的商业环境中，企业可以通过收买政府官员或欺骗他人来增加自身赢利。1932年就到了中国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他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就曾提出这样的疑问：“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现象，他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捕鼠器，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因为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器都无法工作，而特权又在政府之手。企业经营者都是理性决策者，如果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比制造一个捕鼠器并开展工作来得快，当然会选择搞定政府。因此，企业要有动力创新，需要一些社会环境和条件。一是政府不能控制太多的资源；二是政府不能控制市场准入；三是必须有一个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稳定的政治、法制和政策环境。

我们要建设现代工商文明，必须进一步激活中国的民营企业，特别是占比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的广大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他们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所在。许多巨无霸的国有公司，即使再赚钱、上市再成功，在其背后也有政府之手、行政特权和行业垄断，是政商无休止的博弈，缺乏激发个人创业的机制，也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更看不到源自现代工商文明的伟岸力量。

四

中国社会能否由过去的政商博弈转化为建立现代工商文明，关键要看能否形成现代工商文明的基因。能否形成现代工商文明的基因又关键看中国未来是否能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如果政商博弈的局面不能改变，不能建立现代国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不但经济不可能平稳发展，而且难以摆脱民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混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政商博弈的基础不但存在，而且还很牢固，主要表现在：第一，国有经济对一些重要产业的垄断依然存在。国有经济的垄断既表现为经济性的垄断，即国有企业凭借由政府倾斜政策所支撑的巨大经济实力，足以压制竞争对手；也表现为行政性的垄断，就是政府利用行政权力保护国有企业（也包括某些本地的非国有企业），排除竞争对手或者限制竞争，这对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威胁。第二，政府对市场还存在过度干预，自由、平等、法治等现代工商文明的基因面临威胁和破坏。第三，政府仍然控制着一些重要的资源（特别是土地和资本）、行业准入，民营企业要获取这些资源，除了与政府博弈，别无选择。有些民营企业不是通过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来赚钱，而是通过讨好政府官员来赚钱，这是违背市场逻辑的。第四，政府还没有很好地保护产权，推动竞争。近年来，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财产权利得不到保护甚至被剥夺的案例时有发生，而且不在少数，这无疑会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影响公民创造财富的信心和积极性。

要真正建立现代工商文明，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同时，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法治国家。具体来说，必须加快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一是从国有经济的总体层面来进行改革，在确保国有经济在质的支配地位的前提下，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政府与大型国有企业的治理边界不清晰，首先必须进行产权制度方面的改革，一般的国有企业应通过股份转让，改变国家控股的地位，从而进一步大幅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

二是要降低行业门槛，引入竞争机制，改变大型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地位。对一些目前大型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的行业，应该尽快对民营资本放开，降低民用资本进入门槛，逐步形成竞争，通过竞争的外部环境，建立和完善大型国有企业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同时，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等的监督机制作用和新闻舆论对公司治理的社会监督作用。

三是政府必须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权力和资本必须分开。政府长期居于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并且将其控制的经济资源主要用于经济建设领域而非公共服务领域，这使政府充当了经济建设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角色，形成了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模式是低效率和不可持续的。那么，哪些事该政府管，哪些事不该政府管呢？一句话，就是政府要最大限度地缩小自身的经济人角色，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和力度。

四是要把政府的权力放在法律之下，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组织可以超越法律。这样，我们的自由才可以得到保证，企业家创造财富就更加充满信心，才会更有安全感。

五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民主主要是指政府的决策和程序以及作决策和制定程序的人均受到民众及其所选举代表意见的制约。所谓“法治”说到底就是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得到明确的界定，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而且必须受到有效约束。

篇5：如何推进工商局法治建设

一、2014年法治工商建设取得的成绩

2014年，全国工商系统紧紧围绕“法治工商”这个目标和“依法行政”这条主线，突出制度机制开拓创新，加强依法行政效能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强化立法立规效能建设，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

一是着眼顶层设计，工商行政管理立法立规工作迈出新步伐。总局全力配合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积极推进工商行政管理主要法律修改进程。目前，《商标法修正案（草案）》已经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初次审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已形成《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已列入全国人大2015年立法计划；《广告法》修改在2014年取得实质进展，并计划列入国务院2015年立法工作计划。去年，总局审议通过了《拍卖市场监督管理办法》、《流通环节食品退市和销毁管理办法》规章，同步启动了《商标法实施条例》修订工作，开展了《流通环节食品抽样检验管理办法》、《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等规章的起草工作。

二是着眼各地实际，工商地方配套立法取得新进展。推进文化发展，建设文化长廊，红方块文化长廊的设计理念，秉承整体主题大把控，细节小处做文章。以工商法治文化为主线，分区展示了法治文化的发展历程和工商局工作中的实践经验。几大展区包含了法治文化概述发展历程、工作指导方针、忠诚履职光荣事迹、文化建设成果展示、领导关怀等多个模块，内容充分详实系统，形式美观多样实用。制作上采用了最新德国技术速捷文化展具，铝型材轻便坚固，质感细腻。并融合浮雕壁画工艺，视觉上更加立体化且有吸收噪音，兼顾了美观和实用。安装方便灵活，可拆卸组合重复利用，工期可缩短百分之七十以上，极大的减小了施工过程中对单位正常工作的影响。根据各地报告统计，2014年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新出台涉及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17件（广东5件、上海3件、贵州2件、深圳2件，河南、湖南、天津、北京、长春等各1件），主要涉及食品安全监管、无照经营查处、合同监管、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等领域，为工商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促进了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有效实施。其中，《广东省查处无照经营违法行为条例》、《上海市商品包装物减量规定》、《贵州省企业信用征集和使用管理办法》、《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干规定》等具有一定创新意义。

三是着眼质量提升，工商立法机制创新取得新成效。而且红方块的文化建设工程，也深的客户的信任和同行业的推崇。红方块展览展示作为第一批成为商务部许可的具备国际展览主办资格的专业展览服务公司。从事文化建设、展览设计行业十五年，公司秉承“以市场为导向求创新，以创新为思路谋发展，以发展为使命共成长”的经营理念。殊荣卓著，业务遍布全国。全系统基本建立了由法制部门、业务部门、基层工商机关和专家学者相结合的立法立规工作机制。自2010年以来，总局有9件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规章，通过国务院法制办和总局网站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去年，总局完成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执法监督暂行规定》立法后评估工作，深入开展了《商事登记法》基本理论研究工作，将科学民主立法向前后两端延伸。云南、湖南、江西等地工商机关起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时，也通过公开征求意见、举行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方式广泛听取公众和专家意见。杭州市局对《杭州市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办法》开展了立法后评估工作。广州市局就商事登记和企业监管制度改革开展了调研论证。

四是着眼内在统一，认真开展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备案和清理工作。河北、重庆、山东、广西、南京、厦门等地工商机关认真落实规范性文件审查管理的具体规定，保证规范性文件制定的主体、权限、依据、程序、内容等合法合规。浙江、陕西、福建、西藏、哈尔滨等地工商机关开展了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对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机关规范性文件不一致的进行修改或者废止，并重新向社会公布，维护了工商行政管理制度体系的协调统一。

（二）强化规范执法行为效能建设，工商行政管理执法权威进一步树立。

一是严格规范重大决策行为。各级工商机关积极探索建立科学民主决策的工作机制，突出对重大决策行为的规范，促进了行政决策程序化、科学化、民主化。湖北、厦门、沈阳等地工商机关制定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则》。湖南、青海、内蒙古、吉林、广西等地工商机关建立健全了党组议事规则、行政议事规则、重大案件集体研究、主要领导末位表态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等制度。北京市局成立了案件复核委员会，全年复核8件罚没金额超过100万元的行政处罚案件。哈尔滨市局建立了重大决策专家顾问团论证、特邀监督员座谈等工作机制。

二是严格规范执法主体及其行为。认真贯彻落实《工商行政管理执法证管理办法》，全面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制度，目前全系统已有255988名执法人员的执法证信息上传总局执法证信息管理数据库，初步实现全系统执法资格信息的动态管理。福建、海南、江西、陕西、云南等地工商机关探索建立了执法办案人员业务级别评定、企业注册官、案件主办人、首办责任制等制度，增强了执法人员的责任意识，提高了执法人员的办案能力。陕西、上海、大连等地工商机关制定出台了《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行为规范》，对执法人员在各项执法活动中的职责和准则进行了明确。

三是严格规范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各地工商机关在动态梳理执法依据、推行说理式处罚文书等工作的基础上，对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各项制度进行修改完善，不断适应法律法规变化和执法实践需要。北京、河南、安徽、大连、济南、西安等地工商机关修订完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规则、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等，进一步规范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行为。杭州市局历时8年出台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1个规则和30个标准，构建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控制规范体系。福建、江西、浙江、宁夏等地工商机关制定了行政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对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强制等各类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进行规范。

四是严格规范行政强制行为。去年以来，各级工商机关认真贯彻实施《行政强制法》，统一使用总局制定和修订的新版法律文书，严格把握行政强制措施的条件和程序。据统计，重庆市局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案件数量同比下降了12.6%，青海省局下降30%，上海市局下降了1/3左右，行政强制行为更加审慎、规范。

五是严格防范执法风险。各级工商机关加强了对执法风险防范的研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一步规范相关行政执法行为。黑龙江、陕西、河北省局对执法风险点进行了梳理，出台了防范执法风险的实施意见。辽宁、安徽、江西、成都等地工商机关针对职业投诉人逐渐增多的新情况，出台了规范投诉申诉举报工作指导意见和程序规定。天津、新疆、甘肃、四川等地工商机关分别出台了规范企业注册、协助执行等方面的指导意见。武汉市局发布了《执法疑难问题定性及法律适用指导意见》，对12类疑难问题进行法律适用指导。

（三）强化机制创新效能建设，监管制度进一步健全。

一是深入推进行政指导工作。行政指导工作自2009年在全系统全面推行以来，有力促进了工商监管理念的转变和监管方式的创新，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2014年总局出台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指导工作规则》，进一步健全行政指导程序，规范行政指导行为，提高行政指导效能。据统计，2014年青海、重庆等地工商系统，通过行政指导处理一些轻微违法行为，集中力量查处大要案，执法办案数量下降,但罚没款金额上升。黑龙江、辽宁、浙江、天津、广西、西藏、山西、宁波等地工商机关通过行政指导扶持小微企业发展、拓展企业融资渠道、指导实施商标战略等，较好地服务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杭州、广州等地工商机关加强了对电子商务企业的指导，推动行业自律。

二是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各级工商机关加强工商业务与信息技术的融合，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执法效率、规范执法行为。北京、贵州、深圳、沈阳、青岛、广州、长春等地工商机关建立了案件管理系统，覆盖了行政处罚案件案源、立案、调查、核审、结案、执行和复议、诉讼全过程，同时融入了执法文书、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统计分析等模块，全面提高了办案质量。甘肃省局打造“网上登记注册大厅”，推行“网上申请、双向快递”服务模式，提高了登记注册效能。

三是两法衔接工作取得突破。从纳入统计的案件类型看，2014年全系统共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2648件，比2011年增加了40%，涉及公平交易、打击传销、食品安全、合同违法、假冒商标等领域。为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解决不愿移、不会移、不能移的问题，总局会同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工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配合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涉案物品的处理、明显涉嫌犯罪案件线索的通报等11个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问题作出规定。各地工商机关普遍与公安、检察机关建立了联席会议等衔接机制。河北省石家庄市局实现了工商、公安、检察院三方联网。宁夏区局实现与区检察院执法信息网络共享。河南省安阳市局通过与检察机关的信息共享平台，获得案源19件，并在此基础上协助省局查办了二手车交易市场垄断案。青岛市局分别与公安、法院、检察院建立了涉嫌犯罪案件会商、重大复杂案件诉前评审、职务犯罪案件信息互通互审制度。

四是积极开展行政调解工作。各地工商机关探索运用行政调解手段，依法化解行政争议和民事纠纷，服务和谐社会建设。天津、四川、江苏等地工商机关成立了专门的行政调解中心，处理消费争议等与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民事纠纷。江苏省工商机关尝试开展了执法监管争议调解、行政复议调解、行政许可争议调解和行政强制执行调解。沈阳市局出台了《行政争议处理工作程序规则》，进一步完善了信访、调解、复议等行政争议处理程序。西安市局制定了《关于加强行政调解的实施意见》，力争把涉及工商行政管理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四）强化执法监督效能建设，执法过错防范能力进一步提高。

一是认真落实行政处罚案件核审和听证制度。据统计，2014年全系统共办理行政处罚案件1728011件，其中一般程序案件1237772件，在核审完毕的1222032件一般程序案件中被变更、撤销13288件，约占核审完毕案件的1.1%；属于听证范围并且当事人申请听证的案件1830件，在听证完毕的1502件中被变更、撤销365件，约占报送听证完毕案件的24.3%，有效避免了错案的发生。

二是充分发挥行政复议的监督作用。2014年全系统共审结行政复议案件1798件，同比增加145件，其中撤销、变更、确认违法、责令履行等127件，占已审结案件的7.1%，切实规范了执法行为，化解了行政争议。

三是加大依法行政考核评价力度。2014年总局研究制定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法治工商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对法治工商建设的基本目标任务进行分解、细化、量化，为地方工商机关开展法治工商建设、申报和评价提供了依据。黑龙江、湖南、广东、山东等省级工商机关将依法行政考核结果纳入目标考核之中，并提高依法行政在目标考核中的比重。湖北省局注重典型推动，根据考核结果授予6个市州局“全省工商系统法治工商建设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四是提升执法检查效能。各地工商机关通过案卷评查、案件回访、案件督办等，创新执法检查方式方法，推进执法检查日常化，提升执法检查效能。山东、山西、吉林、新疆、广东、哈尔滨、青岛、武汉等地工商机关全面开展了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案卷评查活动，对优秀案例进行奖励和推广。内蒙古区局全面实行案后回访制度，行政处罚案件回访率达到95%，对回访中发现的问题实行倒查。四川省局出台了《大要案件挂牌督办管理办法》，重点规范大要案执法办案行为，提高了大要案的办案质量。厦门市局全面推进以“理权、规权、亮权、督权”为体系的行政执法权力运行规范，强化执法行为全程监管。

五是自觉接受外部监督。各级工商机关通过向监管服务对象述职述廉、信息公开等方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广西工商系统全年共有1885人向6904名市场主体和服务对象代表述职述廉。河南工商系统有26469名执法人员的执法证件信息在河南省法制网进行了公示。湖南省局制定了《市场违法行为公示办法》，云南省局出台了《流通环节食品安全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向社会公示查办的案件信息。西安市工商机关聘请1285名社会各界人士担任政风行风义务监督员。

（五）强化法制宣传教育效能建设，工商行政执法队伍素质进一步提升。

一是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各级工商机关积极实施“领导人才培训工程”，2014年各地方局组织厅局级领导干部学习563人次，组织处级领导干部学习35207人次，有效提高了全系统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行政水平。海南省局制定了《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实施方案》，湖北省局出台了《全省工商系统干部任前法律知识测试规定》，把干部学法用法的效果与提拔任用相挂钩。

二是扎实开展执法人员法律知识培训。各级工商机关高度重视执法队伍建设和教育培训工作，不断提高法律法规和依法行政知识在培训中的比重，切实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总局利用视频形式举办了全系统依法行政知识讲座，邀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通过视频系统授课。2014年全系统共开展培训49164班次，共培训1018399人次，提高了工商执法人员执法办案的能力和水平。南京、济南市局采取订单式、自助式培训，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

三是加强法制队伍建设。2014年总局行政学院举办了第一期全国工商系统法制专家型人才培训班，全系统从事法制工作的专家型人才75人参加了培训，为启动总局法制人才库建设奠定了基础。内蒙古区局委托总局行政学院开展了3期分管领导和法制骨干轮训，共有800多人参加了培训。江苏、贵州、甘肃、济南等地工商机关实行法制员委派制度，由各县级局采取竞聘、考核的方式向基层局所委派法制员。广东省局组织编写了《法制机构工作指引》，深圳、大连、青岛，宁波市局出台了法制员管理有关制度，明确了法制机构和人员的工作职责和考核标准，开展优秀法制员评选活动，调动基层法制员积极性。

四是推进公职律师试点工作。2014年总局机关首批共56人获得公职律师工作证。目前，浙江、福建、吉林、上海、湖北、辽宁、天津、河南、贵州、海南、北京等11个省市工商系统开展了公职律师试点工作，全系统有公职律师500余人。

五是扎实开展“六五”普法工作。全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六五”普法规划要求，通过开展“六进”活动、运用现代新闻媒体等多种方式，广泛开展工商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有效促进了市场主体和全社会法律意识的增强，为工商行政执法营造了良好环境。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当前法治工商建设还存在一些普遍性问题。

一是法治工商建设推进程度还不均衡，有的地方领导机制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工作制度落实还不到位。

二是制度建设在一些领域还存在不够精细、相对滞后、职能界限不清等问题，这在无照经营查处取缔、网络等新兴市场监管等领域表现比较突出。

三是执法不规范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有的地方申诉、投诉、举报、信访的处理机制不够顺畅，处理程序不够规范，因此引发行政复议和诉讼；有的地方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程序不够严谨，法律文书使用不够规范，强制措施期限计算不够准确。

四是基层依法行政效能建设还存在薄弱环节，部分基层执法队伍的知识结构和办案能力不适应商标监管、广告监管、网络监管等工作需要。

二、在法治工商建设工作中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会议精神的思路和措施

根据党的十八大会议报告提出的新要求和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作出的部署，针对法治工商建设的实际情况和存在问题，对下一步法治工商建设工作提出以下思路和措施：

（一）认真学习贯彻十八大会议精神，切实增强加快推进法治工商建设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

党的十八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对法治的定位、内涵、作用进行了系统阐述。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中，对依法治国进一步作出重要论述，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认真学习领会十八大和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对于我们把握好历史机遇，进一步推进法治工商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十八大报告确立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其中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承担着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重要职责，法治工商是法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对我们建成法治工商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各级工商机关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十八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充分认识在新形势下深入推进法治工商建设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把法治工商建设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重大举措，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以更加扎实有效的工作措施，确保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工商。

（二）不断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法律制度体系。

国家立法层面，总局将配合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法制办继续做好《商标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的审查修改工作，积极推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立法进程；按照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和《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关于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部署，提出修改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的建议，开展《商事登记法》立项申请和研究论证工作；同时，做好《商标法实施条例》起草和《网络商品及服务交易监督管理条例》研究论证工作。地方立法层面，各省区市和有立法权的工商机关要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向地方人大、政府报送涉及工商职能的立法立规项目，重点是本地执法实践迫切需要解决，而国家立法层面规定比较原则或者直接授权地方立法的领域，善于通过配套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促进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

执行层面的制度建设关键要在对上位法正确理解的基础上，研究解决执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确保工商行政执法始终在法制框架内运行。要及时全面梳理工商执法依据，找出空白点、滞后点和模糊点，制定科学合理的立法计划，逐年解决、逐年完善，不断提高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率，增强适用性、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同时，要着力提高立法质量。要在上下级之间、部门内外之间建立制度建设沟通协调机制，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参与制度建设的机制，通过网络、媒体、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拓展征求意见的途径。

（三）切实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严格落实《工商行政管理执法证管理办法》，全面实行工商执法主体资格制度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制度。要狠抓各项程序性规定的落实，突出对立案销案、行政强制、自由裁量、涉案财物管理等重点环节的监督制约，杜绝执法错误，减少执法瑕疵。继续做好《行政强制法》的教育培训和贯彻落实工作，严格按照法定条件、种类、程序、期限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总局将继续关注《行政强制法》在全系统的实施情况，对各地反映的共性问题加强调查研究。认真组织学习《关于工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配合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采取联合转发、制定实施意见、建立联席会议等方式，抓好贯彻落实，不断提高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率，坚决杜绝以罚代刑、有案不移。要继续推进公职律师试点工作，发挥公职律师在各自监管领域和法律事务中的示范带动作用。

（四）大力加强执法机制创新。

认真贯彻落实《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指导工作规则》，深入推进行政指导工作，实现行政指导业务化、日常化、规范化，提升行政指导质量，扩大行政指导在业务领域的覆盖范围。研究制定深入推进行政指导配套措施，完善与行政指导方式相适应的工作流程、格式文书、档案管理制度，形成对行政指导的监督、激励、考核和风险防控等制度，注意解决行政指导工作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大力推进信息技术与工商监管执法的融合，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办案管理系统，促进行政执法信息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继续推进行政调解工作，努力化解行政争议和民事纠纷。

（五）加强执法监督，加大执法纠错规范力度。

抓好各项执法监督制度的落实，进一步创新执法监督方式方法，拓展执法监督的深度广度，不断加大纠错和规范力度。把案件核审作为执法办案的重要环节，建立案件核审机构和人员的保障、激励机制，切实发挥事中监督的作用。要充分发挥案卷评查制度的作用，通过对案件办案程序、事实认定、证据收集、强制措施采取、法律适用、自由裁量、文书规范等情况进行评查，发现并纠正执法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将执法评议考核、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落到实处，坚持有错必纠、有责必问。创新行政复议工作机制，多渠道、多方法纠正执法错误，确保“定纷止争”。要善于通过个案监督发现和总结共性问题，促进制度建设和执法规范。

（六）着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培训。

坚持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增强学法用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教育培训，建设以一般监管执法人员为基础、以实用型法制人才为主体、以专家型法制人才为引领的金字塔结构的执法人才队伍。针对不同人才层次和监管领域科学设置培训内容，全面增强执法人员的依法行政意识，提高执法人员的能力。将法制队伍建设作为执法队伍建设的重点内容，以建立法制专家型人才库为契机，完善法制队伍的培训、培养、考评和激励制度。认真贯彻“六五”普法工作规划，加强对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宣传，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要不断增强法制宣传教育培训的针对性、有效性，做到制度化、经常化，建立宣传教育培训的长效机制。

（七）探索开展法治工商建设评估工作。

篇6：工商局长谈效能建设(采访稿)

徐德宏：您好！

主持人：徐局长，去年以来，我们工商部门在开展机关效能建设活动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您能谈一谈是怎样开展的吗？

徐德宏：我们主要是从四个方面开展的。一是做“精”信息化建设，提升工作效能;二是做“细”制度建设，规范工作效能;三是做“实”优化发展环境，推动工作效能;四是做“深”监督检查，保障工作效能。经过努力，去年，我局荣获市纪委纪检监察创新奖，并被市纪委、省工商局推荐为全省机关效能建设先进单位，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省、市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

主持人：您刚才在给我们介绍效能建设的过程中，首先提到了信息化建设，您能详细的谈谈信息化建设在机关效能建设中的作用吗？

徐德宏：信息化建设在效能建设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去年，我们把信息化建设从技术层面、局部性工作提上来，明确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规范化，全面提升监管执法水平和工作效能”的理念，确定了 “信息化管理推进年”的工作主题，将日常办公、行政执法、对外服务等中心工作全部实行信息网络化管理，提高了工作效率。我们安装使用了《内部网上办公系统》、《企业信用等级分类监管系统》、《12315申诉举报指挥系统》、《财务网络管理系统》和《工商所管理系统》等,涵盖了工商行政管理的大部分业务，几大软件的应用，搭建起了效能建设平台，提高了现代化管理水平，促进了机关效能建设的深入开展。特别是12315申诉举报指挥系统的运行，提高了工作效率，为及时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主持人：12315这个投诉举报电话，近两年在广大的群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能再谈一下12315申诉举报指挥系统的情况吗？

徐德宏：我们是从去年1月份，在全省率先开通12315申诉举报指挥系统的。它是在12315申诉举报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市、县两级“违法违章案件立案中心”，建立了行政执法电子档案，目前已经实现了市局、县局、基层分局三级联网，对消费者投诉案件实行“统一受理，分类分级处理”。目前，消费者只要拨打12315，就能立即在当地工商部门进行网上登记，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分派到基层分局，我们坚持快速便捷的原则，对一般投诉案件当日受理，当日分派，当日解决，提高了工作效率。指挥调度、分派反馈均在网上运行，既保证了程序规范，又大大提高了案件查处的速度。从成立至今，共受理消费者投诉3751件，已办结3603件，办结率为96%，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00余万元。

主持人：徐局长，据我们了解到，去年在行风评议中，市工商局在执法部门中名列第一，工商系统肯定在行风建设上下了很大力度，在具体行业作风上，工商部门突出的是什么呢？

徐德宏：两个字，服务。

主持人：是服务？

徐德宏：对，服务，一直以来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转变职能，加强服务，优化发展环境上。04年，我们在学习兄弟单位的经验后，制定出台了《廊坊市工商局关于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49条，经市委、市政府批准已经在全市施行，2005年又出台了《关于实施登记注册绿色通道工程的意见》，全面推行预约办事制、跟踪服务制、企业联络员制、现场办公制，认真落实“一站式”首办责任制等等。在手续齐备的条件下，企业名称预先核准、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分别在5个、7个和5个工作日内完成，能立即完成的当日完成。同时，深入开展企业巡回上门年检。通过上门年检，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800多件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主持人：解决了这么多！

徐德宏：是，以上只是我们服务的一部分，目前，我们还以互联网为依托，以市工商局网站为工作平台，开通了网上办理登记业务。企业可自行在市工商局网站预览办事指南，下载填写表格，提交申报材料样本，审查合格后，企业携带与网上提交材料一致的原始材料，到企业注册分局办公“窗口”办理登记手续，避免了企业排队等候、往返跑路等劳顿之苦，我们还要运用网络技术逐步实现网上办照、网上年检，提高我们的质量和效率，从根本上提质、提速，更方便、更快捷的为群众服务。

主持人：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服务的内容，作为我们工商部门来讲，在抓效能建设和行风建设的过程中，除了服务还有没有其它方面的内容？

徐德宏：有，这也是我下面马上要说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执法”，作为行政执法部门，我们时刻把工作重点放在文明执法，热情执法、依法行政上。去年以来，为了实现文明执法、依法行政的目标，我们从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入手，对系统执法人员进行了三期工商行政管理等法律法规集中培训。通过培训，系统广大干部的法律水平和执法办案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同时，还制定完善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如《规范行政处罚案件暂行规定》、《关于错案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等等，用制度来约束行为，进一步促进了执法规范化，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的队伍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主持人：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徐德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时在执法程序上不够规范;有的在执法过程中还不同程度地带有随意性;三是个别人员还存在吃拿卡要的问题。

主持人：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来避免呢？

徐德宏：去年，结合队伍教育整顿，我们开展了执法检查，及时纠正了一批存在违反办案程序、定性不准确等问题的案件。而且我们还进行了4次暗访，围绕国家总局六项禁令、省局五条禁令、效能建设六项规定等内容，对基层执法人员进行了检查，并对存在问题的6名人员进行了处理。我们还将明察暗访制度化，定期对系统进行检查，来规范我们的队伍。在这里，我也真诚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我们予以监督和投诉。对于群众投诉的案件，我们将严肃查处，一经查实，坚决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主持人：刚才在您谈论的过程中我们都感觉，工商部门也一直在优化自己的工作作风，严格管理队伍，转变工作形象这些方面在做着努力，那么您希望今后我们工商部门在社会上树立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徐德宏：八个字：“文明执法、热情服务”，借此机会，我也代表全市工商干部，对多年来给予我们工商部门支持、理解和帮助的广大群众和社全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我们的工作也不会取得很大的成绩。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决心努力克服缺点和不足，大力解决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把我们的机关效能建设、党风廉政建设、行风建设搞的更好，绝不辜负社全各界和广大群众对我们的期望。

主持人：我们也希望你们通过努力能取得更大的成绩，为和谐廊坊、效率廊坊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谢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