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救济（共12篇）
篇1：宪法救济
困难救济申请书
尊敬的领导: 您好！
我叫，是的父亲，儿子被确诊为左侧肾上腺增粗、右侧肾小球不过滤，目前靠药物维持肾功能，每日药费超过100元，从2013年至今共计花费在住院、检查、治疗、吃药上已超过22万余元，现在的生活举步维艰，我和爱人已无力支付儿子今后的药费。
政府就是我的救命稻草，让我看到一线黎明的曙光，恳请领导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看下我们的实际情况，相信伟大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会为我解决实际困难的，救我于水火，给我温暖。实际情况如下：
2013年3月19日课间休息，儿子在自己班级教室过道站着，突然间被同学用力推倒，巨大的冲击力导致儿子腰部撞击到桌角处，同时身后四排的桌椅全部倾倒，随后来到医院拍片，通过片子看到腰椎有裂缝，连续3天只能在家进行卧床休息，21日夜里儿子突然感觉血压直逼头部，脑袋就像气球一样充斥着血液，儿子形容巨大血压要将头部胀裂开来，儿子被及时的送到伊春中心医院，检查结果是高压160、低压90，在伊春留院观察的3天里未能检查出结果；随后的1个月时间里去了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北京协和 医院也都未能查出导致高血压的原因；5月份儿子再次出现血压升高的危险症状，并被伊春中心医院救护车送到了哈尔滨医大一院，经检测高压接近190、低压130，在哈尔滨医大一院住院的16天里仍未检查出结果，最后经过会诊哈医大院长李卫民给出诊断结果为肾上腺细胞瘤，建议尽快去北京治疗；6月15日带着儿子又一次去了北京，在北京1个多月的时间再次奔波于各大医院；看着儿子遭受这么大的罪，看着爱人整日以泪洗面，整宿整宿的失眠，我的心如同被绞了一样的难受，2013年给儿子买药、复查共去了北京3趟、哈尔滨9趟，这期间花费18万余元，无论是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把我们一家压垮，我该怎么办？
2014年5月份去哈尔滨医大一院找到了肾内科苏教授，确诊为肾上腺嗜铬细胞瘤，建议去北京协和医院找曾正培教授和上海瑞金医院宁光教授，苏教授说儿子需要手术，手术费用在20万左右，这20万是亲戚朋友给凑的钱，其中政府给拿了1万余元，到了北京找到了曾教授，确诊儿子为左侧肾上腺增粗、右侧肾小球不过滤，曾教授告诉说要继续靠药物维持，从而降低尿蛋白，倘若尿蛋白不降那么下一步就是尿毒症，这次在北京协和医院花费了近4万余元，目前儿子每天的药费超过100元，1年光是药费就要4万元钱；这样高昂的药费让我无助，我只能一遍一遍的告诫自己要挺住，如果我倒下了，儿子的药费从哪儿出？我的家又有谁来撑 起？
同学家里没有承担任何费用，学校也未负相应责任；原本家里的生活来源就只是种地，一年省吃简用也攒不下几个钱，儿子现在这样无疑使原本贫瘠的生活再次雪上加霜，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迎打头风”，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希望政府能够伸出援助之手拉我们全家一把，特恳请政府恢复我的工作以渡过这艰难的日子。
综上所诉，望领导审核批准为谢！
申请人：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六日
篇2：宪法救济
性别： 男 女
民族：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住宅电话：
现居住地址：
邮政编码：
工作单位： 职业：
工作电话：
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中学 大专以上
身体状况： 健康 残疾 严重疾病
人群类别： 残疾 老年 未成年 妇女 进城务工者 一般贫困者 军人军属 其他
曾否申请过法律援助： 否 是
前次申请时间： 地点： 申请编号：
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案由： 低保待遇 社会保险 抚恤金/救济金 劳动报酬 工伤待遇 其他劳动争议 赡养/抚养/扶养 国家赔偿 见义勇为 损害赔偿 婚姻家庭其他
申请人在申请事项中的法律地位：民事/行政/仲裁：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第三人
刑事： 自诉人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被害人 被害人近亲属
申请法律援助方式： 刑事犯罪嫌疑人代理 刑事辩护 刑事被害人代理 民事诉讼代理 仲裁代理 行政诉讼代理 非诉讼代理 公证证明
申请事项法律状态： 尚未进入法律程序 仲裁中 调解中 行政处理中 行政复议中 侦察中 已起诉 一审中 二审中 重审中 再审中
申请法律援助的案情理由：
申请人基本经济状况： 无收入 职业收入(含离退休金)每月元 救济金每月 元 其他月收入每月 元
申请人家庭人口： 人 月平均收入： 元/月 月基本开支： 元/月
家庭成员及经济状况日下:(单位：元)
姓名年龄与其关系月均收入职业工作单位或就读学校
申请人家庭月平均收入 元，年度总收入 元。
申请人家庭每月基本经济开支：(单位：元/月)
基本生活费用合计
其中住房(租金)
日常生活费用
教育费用
医疗费
其他必要开支
申请人供养人口费用备注
姓名年龄关系供养费用
合 计
申请人家庭自由物页状况
地址：
产权证书编号：
建筑面积：平方米
使用状况： 自用 出租
另需说明的.事项：
申请人(法定代理人)：
篇3：浅析我国人权保障与宪法救济
人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丰富, 对人权的保障也在历史的进步中发生、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在一定意义上, 宪法就是一国人权保障和发展水平的标尺。我国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改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 标志着以宪法为基础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权保障制度已初步形成, 但是还存在这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给政府的实施和公民权利的保障都带来一定的影响, 因此研究我国人权保障与宪法救济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人权保障概念形成及与宪法救济的关系分析
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 中国政府每年至少发表一份有关中国人权的白皮书, 介绍中国人权发展的历史、现实状况以及保护措施等内容, 并阐明中国政府在人权和人权保护方面的立场与观点, 这表明我国政府肯定了和开始重视人权方面的问题。我国宪法于2004年进行了第四次修正, 其中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我国第一次把人权写入宪法。我国人权保障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与强大的生命力。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使国家公民权力始终不偏离保障人权的轨道, 有必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设计与制度安排来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可能侵害予以事先的预防与事后的救济。
宪法救济是法律救济的一种方式。当公民的法律权利受到侵害时, 其可以通过法律救济制度保护自己的法律权利。但是宪法救济与法律救济又有一定的区别:司法机关依据规范性文件为公民提供法律救济, 主要依据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 而宪法是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根本性依据, 如果这些规范性文件违反了宪法, 就很可能出现这样的后果:司法机关越严格依据这些规范性文件, 公民的宪法权利就越受到侵害。因此, 就需要为公民提供针对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救济制度。这种救济制度就是宪法救济。宪法是人权保障的重要手段, 它在人权保护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
三、我国人权保障与宪法救济的发展现状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 人们对人权意识的逐步强烈, 国家对人权保障的逐步重视, 我国法律在这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还存在一些不足,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权保障宪法救济的观念障碍
公民宪法意识是宪法制度与宪法实践在公民心理上的如实反映, 因此, 一个国家的公民宪法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宪法制度和宪法规范的运行情况。现行宪法实施20多年来,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对宪法的宣传教育, 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和宪法意识逐步增强, 遵守执行宪法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 我国宪法实施保障体制确实也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其中之一就是公民的宪法救济意识不强。这就需要加强普及宪法的宣传和学习, 使宪法意识深入人心。各级国家领导工作人员要重视和执行宪法, 全国人民和一般国家工作人员也应当树立宪法意识, 维护宪法权威。要理解宪法的权威和实施不是与己无关, 而是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安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因此, 我们必须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一是要深入学习宪法, 强化全体公民的宪法意识, 让宪法深入人心, 并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相关法律的宣传教育, 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发展。二是全体公民都应接受宪法教育, 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带头学法、守法、用法, 增强法制观念特别是宪法观念, 做到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三是开展宪法宣传教育要紧密结合形势、结合各项工作进行,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 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宪法宣传教育, 形成浓厚的宪法舆论氛围, 形成一个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自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有效实施的良好社会环境。
第二、人权保障宪法救济的立法缺失
宪法是公民的“权利保障书”,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 将宪法第13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修宪的意图就是在于, 切实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但是如何将应然意义上的权利理念转变成现实中的具体权利, 我国的法制建设目前还没有给出具体的方案。同时, 尽管我国宪法列举的公民权利救济权有很多, 比如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申诉权等等, 但却没有规定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之外的侵害的救济权, 这也说明了我国制宪的不成熟性。此外, 我国没有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它是解决宪法争议的一种诉讼形态, 即依据宪法的最高价值, 由特定机关依照司法程序审查法律的违宪与否, 并使违宪的法律失去效力的一种制度。从法理上看, 建立这种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该救济方式可以使公民宪法权利在受到法律的侵害时得到保障, 从而使权利救济体系逐步完整。
第三、人权保障宪法救济的理论不足
《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就规定:人人于其宪法或法律所赋予的基本权利被侵害时, 有权享受国家管理法庭之有效救济。我国目前已建立比较健全的法律救济制度, 即司法诉讼制度、行政复议制度、国家赔偿制度、民事调解与仲裁制度等, 但现有宪法救济制度仍存在不少空白与缺陷。我国现行宪政制度尽管预计到法律、法规和规章可能违反宪》法, 因而主要从保障国家宪法秩序的层面, 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宪性的监督和审查问题做出了规定, 但是还没有从正面为公民权直接提供宪法救济的角度提供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
第四, 人权保障宪法救济的制度弊端
在我国的权利救济系统中, 人大部门、政府部门、法院和检察院都享有权利救济的使命和权力, 但是司法救济的一些缺陷, 让民众反而放弃了司法救济。这些缺陷主要包括:救济程序繁琐, 诉讼时间较长;诉讼费用较多, 经济成本太高;司法腐败现象屡屡发生, 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形象;司法判决的执行不力, 导致司法权威无法得到维护等等。由于中国历来是一个行政强权的国家, 因此, 选择政府救济的人数高于人大和检察院。
当前我国宪法在公民权利保障和权利救济方面的制度是缺失的。宪法中的权利规范首先是一种价值宣示, 表明国家在人权保障上的基本立场, 但是, 具体的权利还必须依靠一个权利救济机关来具体行使。公民普通权利的救济可以依靠普通法院来实施, 但是, 涉及到国家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予以侵害的时候, 谁来救济公民的基本权利?由于在制度上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与宪法救济机构, 所以, 宪法在公民权利救济方面的作用不大。
四、我国人权保障宪法救济机制发展模式建议
在我国现阶段, 宪政司法救济十分微弱, 效力极为有限, 因而完善宪法救济制度十分紧迫。在仍然采用现行的由全国人大提供宪法救济的救济模式前提下, 需对其作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第一, 进行宪法救济程序的专门立法。
程序先于权利, 没有程序保障的权利不是权利。现行立法应当规定对人权保障进行救济的各个环节如何运作, 如果不加规定, 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宪法救济的障碍。
第二, 设立专门的宪法救济机构。
根据立法的规定, 在我国, 提供宪法救济的机构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由于人大的精力有限, 应当在全国人大之下成立专门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宪法救济的、作为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
第三, 完善人权宪法救济的基本立法工作。
我国现行宪法虽然将人权纳入到保障体系, 但条款笼统, 原则性有余, 具体操作性不强。因此, 应细化人权的具体内容, 并具有直接的、可以援用的司法效力和宪法依据。
第四, 建立完善的立体化的人权保障宪法救济机制。
现行宪法规定的宪法监督制度, 在我国宪法监督模式实践中证明难以实行, 使得很多违宪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追究。因此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 适合我国现有体制的宪法监督机构, 是目前法学界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总之, 我国与人权保障有关的法律会越来越完善, 一个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宪法救济体系将会建立起来。在今后国家各项立法过程中, 会更加注意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贯彻落实到相关的法律法规中, 并且将适时地对现行的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重新进行审查, 以宪法为依据进行废、改、立, 加以必要的充实、调整、完善和细化, 从而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法律轨道。
参考文献
[1]、周伟.宪法基本权利司法救济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9.
篇4：从宪法侵权看我国的宪法救济
摘 要：宪法司法化是宪政的基石，中国宪法的私法化无成例可考，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对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实践进行了理论剖析。
关键词：宪法；司法化
1 案件
1990年山东某市中学生齐玉苓考上中专，但齐的同学陈某在其所在中学和她父亲的共谋下攫取了招生学校给齐的录取通知书，并冒齐之名上学和工作直到1999年。这一年，事情真相大白，齐以陈某和她父亲以及原所在学校等为被起诉到法院，请求责令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就此案来看，在齐与陈等之间，齐的合法的权利确实受到了陈等的不正当侵犯，，然而在审判中却发现一个问题：齐玉苓到底是什么权利遭受了侵犯，该应用什么法律来保护她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上出现了盲点。为解决本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并最终以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7月24日就该案发布的法释[2001]25号批复、宪法第46条、教育法第9条、第81条、民法通则第120条、第134条对该案作出判决：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一判决突破了我国法院不得直接引用宪法条文作为民刑裁判的判决依据的司法惯例。笔者之所以援用这个案件就是为了抛砖引玉，来介绍一下中国宪法理论中的 “宪法司法化”并对此作分析。
2 宪法的司法化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照职权和程序，具体适用法律处理各种案件的过程。
宪法司法化的正当理由：
(1)宪法的法律性是宪法司法化的前提和基础。宪法也是法，具有法的一切特征，宪法作为一切社会主体最高的行为规则，具有直接适用性，即宪法既是公民或社会组织为维护或增进自己权益的辩护理由，也是法院进行裁决的直接依据。宪法及宪政的价值在于宪法的法律性，宪法的法律性表明宪法可以而且必须被司法机关适用。
(2)从实践来上看，当代世界上宪法的调整领域已由传统的公法领域逐步扩展到“私法领域”。
(3)从中国的法律现状来看，强调宪法规范在司法领域中的直接适用也是十分必要的。我国目前虽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有许多新型的法律不断产生，在具体法律没有规定但宪法确有规定时，可以适用宪法原则予以指导具体案件的裁判。
(4)最高人民法院作为由全国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受其监督的国家审判机关，只能执行由享有立法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而无权拒绝适用。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规定法院系统判案不直接依据宪法，显然是超越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力范围。
3 我国宪法司法化的障碍
3.1 法理上的困惑——对公法性、政治性的挑战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公法性质。实现其司法化，特别是实现“宪法引用”，使其具有同民法等其他法律同等的裁判效力，即具有普适性。这可以说是宪法理论上的一个突破。一般认为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首先不是对抗一般的公民个人，而是对抗国家的公共权力，也就是说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效力指向对象不是弱小的公民，而是指向强大的国家公共权力。可见，真正实现中国宪法的司法化必须跨越理论上的障碍。
3.2 制度上的障碍——制度上的缺失
(1)宪法实施保障制度的缺失。我国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三大诉讼法对于宪法司法适用均无相关的程序规定。(2)违宪审查主体、标准模糊不清。《宪法》第6条第2项及第67条第1项分别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但对于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审查主体，《立法法》第88条规定的极为宽泛，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甚至于“授权机关”这样的不确定主体。(3)违宪审查程序不完善。法律规范是否违反宪法规范的判断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而不属于法院。我国《立法法》第90条第1款规定，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如果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时，应裁定中止诉讼，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请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决定这些法律规范是否违反宪法规范。
3.3 观念上的偏差
篇5：救灾救济程序
本人申请——村组评议、公示——乡镇审查公示——县民政局审核 残疾评定程序：本人申请——村民委员会意见——乡镇人民政府意见——县残联审批
农村特困户救助(农村低保)： 救 助 指 南
办事项目
——农村特困户救助（农村低保）待遇申请 办事机构
——镇人民政府民政办公室 办理时限
——乡镇民政办公室在收到救助申请之日起35个工作日内，办结审核审批手续
申办对象资格
——凡具有本镇正式农业户口，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不能维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特困居民
申办材料
（一）申请书；
（二）家庭户口簿、身份证复印件（当地派出所审核并加盖公章）；
（三）有效的家庭成员收入及赡养、扶养或抚养义务人收入证明；
（四）家庭中残疾人需提供残疾证，重残人需提供县残联组织出具的重残证明；
（五）在外务工人员，需提供有关收入证明；
（六）民政部门认为需要提供的其它证明材料。办理程序
（一）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如果符合申请条件，填写《通江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书》，并告知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
（二）乡镇人民政府民政办公室自收到申请后，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及申请人个人及家庭的实际生活情况进行核查。核查结束后，填写《通江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调查审批表》并提出审核意见后，报县民政局审批，核发农村低保救助金。
流程图
申请人向户口所在地村委会提出申请 提交以下证明材料：
①申请书；②家庭户口簿、身份证复印件（当地派出所审核并加盖公章）；③有效的家庭成员收入及赡养、扶养或抚养义务人收入证明；④家庭中残疾人需提供残疾证，重残人需提供县残联组织出具的重残证明；⑤在外务工人员，需提供有关收入证明；⑥民政部门认为需要提供的其它证明材料。
村委会
① 受理低保申请，填写《通江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书》； ② 通过入户调查，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对申请家庭基本情况进行核实和评议；
③ 采取适当形式，在辖区内对申请家庭基本情况进行公布，征求群众意见；
④ 填写《通江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调查审批表》，并提出具体意见，将材料报乡镇人民政府。乡镇民政办
审核上报的申请材料，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等，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进行核查，填写《通江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调查审批表》，主管领导签署意见后将申请材料报县民政局城乡社会救助中心。
民政办公室工作任务
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指针、深化改革、巩固成果，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稳定机制作用，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工作。
一、以改革总揽全局，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努力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形势。
二、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靠国家，靠各级政府的支持，二是靠发动社会力量来扩大基层社会保障。
三、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业，努力发展为特定对象谋福利的特定经济。
四、加强调查研究，分类指导，巩固成果，稳步前进。
篇6：救济申请书
我叫，现年 岁，家庭人口 人，系
村第 村民小组村民，因受 灾
造成（此处指口粮、衣被、住房、治病等）困
难，现申请救济，望批准。
申请人：
代笔（申请人文盲）：
篇7：行政救济的途径
行政救济的途径主要有：行政机关救济和司法机关救济两种。
一、行政机关救济：
也称内部救济，是指行政管理相对方依法向有权的国家行政机关请求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违法或不当行为进行纠正或追究其行政责任的一种救济途径。在我国，行政机关的救济主要是通过行政复议实现的。二、司法机关救济
也称外部救济，就是行政诉讼，是指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接受行政管理相对方的诉讼请求，依照法定程序和审判职权，通过处理和裁决行政争议，纠正行政违法，维护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主体的行政活动。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受案范围内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进行审查。行政诉讼的启动以行政管理相对方的救济请求为前提，提起行政诉讼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提出诉讼请求的管理相对方必须是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直接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2、被诉讼的对象是行事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主体，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
3、必须是法律、法规明文规定行政管理相对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的行为争议案件；
4、必须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行政诉讼有着严格、健全的法定程序，包括提起诉讼、受理、审理、判决、执行等，并对各个环节规定了具体的保障制度。三、行政赔偿也是行政救济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时，受害人有权依照《国家赔偿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篇8：宪法救济
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 宪法处于核心地位, 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我国宪法中规定了公民享有广泛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且从宪法的实质特征来看,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但是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救济途径, 宪法上却没有规定。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宪法司法化能否在我国实施。本文针对这一问题, 笔者进行了一番思考, 希望宪法能够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 而不仅仅是纸上的宪法。
二、关于宪法司法化
宪法司法化就是指宪法能够和刑法、民法、诉讼法等这些部门法一样可以直接用来裁判案件。笔者认为, 宪法司法化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对于普通法律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没有具体规定的, 可以直接提供救济方式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是对于有些法律与宪法的某些规范相冲突而无效的情况, 直接适用宪法来裁判案件。
三、我国宪法司法化面临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但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宪法直接用来裁判案件的情况非常罕见, 这就使得我国的宪法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而没有具体落实到实践中。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 直接适用的是普通法律和一些相关的司法解释等, 而且普通法律仅仅将宪法中某些精神加以具体规定, 有很多宪法规范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而不能实际发挥效力。
之所以存在这样的现象,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 从宪法的形式特征上看, 宪法规范不是具体的规定, 在实践中难以具体操作; 第二, 宪法虽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但是我们平常大众对宪法的了解少之又少, 仅仅将宪法作为一种原则性的规定; 第三, 我国的一些司法解释已经明文规定能适用普通法律的不宜直接适用宪法, 这就使得宪法司法化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限制。
四、宪法司法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首先,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 宪法也是一个部门法, 具有法律的特征。法律的首要目的就是用来裁判案件实现公平正义, 那么宪法作为法律也就拥有了直接适用的合法基础。洛克曾经说: “如果法律不能被执行, 那就等于没有法律。”从某种程度上讲, 我国宪法的政治性目的大于其作为法律所拥有的本质属性。
其次, 从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这一实质特征的角度来看, 宪法必须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有效的保障。可是, 从我国现实的司法实践中, 有很多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案件因为普通法律没有加以具体规定, 而得不到受理。宪法中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似乎没有了任何实际作用。
第三, 宪法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宪法司法化的合理性。一方面, 既然宪法作为根本法,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那么普通法律也有就存在与宪法规范相抵触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宪法的不可替代性也体现在宪法规范的原则性对于弥补普通法律漏洞的重要作用。
五、司法机关对于宪法司法化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
首先, 坚持用尽救济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要想得要切实有效的保障, 司法机关对于一些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的案件, 普通法律如果没有相关规定, 那么就必须适用宪法, 这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为了维护宪法的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 必须对宪法的司法化加以具体的限制。在实践中, 宪法的司法适用存在两种情况: 一个是普通法律没有对相关的公民基本权利作出规定, 那么就必须适用宪法来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另一个是适用普通法律无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达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我们也必须适用宪法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宪法司法化著名的案件齐玉玲案中, 受教育权虽然在教育法中作出了规定, 但是却无法对受到侵害的受教育权进行救济, 此时我们就必须适用宪法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其次, 建立宪法监督体系, 正确行使宪法监督职权。我国目前没有违宪审查机制, 这就使得宪法的权威性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宪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表明是可以直接用来适用的。为了使法律从应然状态转化为实然状态, 司法机关起到了不可藐视的作用。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司法机关的存在是法律得到有效实施的前提。但是我们都知道司法机关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所以司法机关也必须围绕此目的进行展开, 否则不仅实现不了公平正义, 而且会造成腐败犯罪。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宪法司法化重要的一步就是建立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宪法诉讼制度。
六、结束语
宪法司法化能够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得到具体运用确实需要一段时间, 但我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 宪法司法化必将指日可待。
摘要：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但是因为宪法规范的抽象性决定了很难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具体的运用, 这就使得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普通法律没有对此加以具体规定时得不到应该有的司法救济。现在世界各国对此问题的解决就是实行宪法司法化。本文从我国宪法司法化所面临的问题和宪法司法化的合理性, 以及司法机关对于宪法司法化的作用等角度, 具体分析了宪法司法化对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公民基本权利,宪法司法化,违宪审查
参考文献
[1]郭先美.宪法司法化的意义及其路径分析[J].兰州学刊, 2006 (6) .
篇9：宪法救济
人们关于我国现行宪法实施状况的总体评价，大致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认为宪法实施得好；一是认为宪法实施得不好。前一观点是基于宪法实施是通过制定完备的法律加以实施的标准来看待的，即通过立法予以宪法实施，我国宪法大多数条款均具体法律化了。以立法法律实施等同于宪法实施的观点是目前评价宪法实施的主流观点。后一观点的判断标准是，宪法的权利得不到救济，即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基本权利的法律救济机制。事实上，“宪法实施”不同于“法律实施”：第一，规范性法律文件需要合宪性审查；第二，宪法实施与法律实施的条件不同；第三，法律实施与宪法实施采取不同的进路。
宪法实施之好坏其实不是以它有无完备的法律存在为标准，而是以宪法是否具有实效为标准。所谓实效，是指当公民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后，能否用它作为救济的武器。当公民基本权利受到国家机关立法侵害时，如果缺乏救济渠道，则会加剧社会矛盾或冲突，引发社会失序。因此，要构建以权利救济为核心的宪法实施制度，一是顺应世界宪政潮流，二是救济我国现实生活中受到立法侵害的公民基本权利之必要。
谁有权解释宪法，谁就是权利救济的宪法实施主体。我国现行宪法法律文件通常把合宪审查与合法（律）审查置于同一个条款之中，因审查主体、审查程序完全相同，从而导致了合宪审查与合法审查之混同。确立我国以权利救济为核心的宪法实施制度需要三大制度上的突破：第一，设立宪法委员会。第二，扩大宪法解释请求的提起主体。第三，直接进入宪法审查程序通道。
篇10：宪法救济
一、“救总”的成立
1950年4月24日至1950年4月29日, 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社会救济代表会议。经过中国救济代表的协商,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会章, 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并选出了宋庆龄、董必武、吴耀宗、沈体兰、陈维博、伍云甫、谢觉哉、李德全等49人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陈其瑗、熊瑾玎、司徒美堂等9人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委员[3]。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会章规定:“救总”是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群众性的救济组织, 其宗旨是团结并领导全国从事救济福利事业之团体及个人, 协助政府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节约、劳动互助, 以推进人民大众的救济福利事业。“救总”的社会救济工作以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实行自救助人为方针, 其救济福利款物由政府补助和在群众中募集共同组成, 同时接受国际友人的友好援助。国内救济福利团体接受国外救济福利款物事先须取得“救总”的批准, 在“救总”的通盘计划下分配使用[4]。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为最高机关。设执行委员会, 在救济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为最高领导机关。宋庆龄为“救总”主席, 董必武、谢觉哉、李德全、吴耀宗为副主席, 伍云甫任秘书长。这样“救总”就形成了一整套规章制度和体制, 为指导以后全国的救济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救总”社会救济的实践
1. 救助灾区群众。
帮助灾民募捐衣物和钱款是“救总”的重要职能。1950年皖北、苏北、河北、河南等地发生水灾, 受灾农田达12795万亩, 灾民约4000万人, 其中大块重灾区共有2800余万亩, 急需要救济的重灾民约700万人[5]298。为了协助政府解决灾区人民的寒衣问题,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与有关人民团体成立了“皖北、苏北、河北、河南灾民寒衣劝募总会”, 发动了全国性的劝募寒衣运动, 向全国发出了募集600万套寒衣的号召。在全国人民和各级人民政府、各地救济机关、群众团体、民主党派及各界热心救济人士的热烈支持下, 在极短的时期内, “救总”共募得寒衣6887561套, 折合人民币3400多亿元 (币制改革前的人民币, 1955年改革后, 新币1元等于旧币10000元, 下同。———作者注) , 超过原订计划600万套的13%以上。募捐上来的寒衣用途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分配给皖北、苏北、河北、河南等地灾民, 共计分配给灾民寒衣5210750套;二是各地区留用救济当地贫民及外地迁入的灾民, 共记寒衣1177895套;三是救济朝鲜难民, 共计寒衣1000套, 同时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又救济朝鲜难民200亿元的现金[6]。这不仅解决了皖北等地重灾区灾民及部分城市贫民缺乏寒衣的困难, 还援助了朝鲜的难民, 增强了中国国际上的交往能力。在募捐过程中, 全国各地人民充分地表现了团结、互助和友爱的精神。上海市平均约5个人捐出寒衣1套;北京、天津、浙江、苏北、陕西、川西、河南、平原、宁夏、南京、广州、西安、沈阳、旅大、抚顺、鞍山、重庆等省、区或市, 募集数量均超过原订计划;内蒙古自治区的少数民族捐献了8.7亿元和衣物、粮食等;民主党派也积极参加到这一互助运动中去,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一个月募捐寒衣大小70余件, 人民币5694000元[7]。充分证明了“救总”在救助灾区群众中的作用。
2. 收容社会弱势群体。
新中国成立初期, 由于历史上的诸多因素, 导致城市里产生了大批的游民、乞丐、小偷、妓女、残老和孤儿, 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民生问题。经过“救总”多方面努力, 从1949年到1952年, 全国各主要城市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了收容, 建立起无数个不同性质的生产教养院, 游民、乞丐、小偷、妓女、残老、孤儿, 大量地被收容进去, 并施以适当的思想和文化教育, 使得他们学会了各种生产技能, 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据统计,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各地分会办理的收容教养机构有98个, 其中收容儿童的有55个。同时,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各地分会协助政府办理灾难民的临时收容、紧急救济和遣送回乡生产的工作, 减少了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两年半就收容遣送灾难民达13万余人[8]。此外,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各地分会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做了大量城市贫民救济和临时救济工作, 如贫病补助、贫婴补助、产妇补助、贫民生活补助和城市火灾、风灾救济等, 据初步统计, 救济分会所办理的贫民救济和临时救济受益人数有七万余人。在工作中, “救总”依照“社会互助”的方针发动群众, 杭州市分会救济江干区火灾灾民时, 群众自动捐款8亿余元;武汉市分会救济重划区火灾灾民, 群众自动捐款达12亿余元, 并捐助了大批衣物粮食。
3. 整顿历史遗留的社会救济组织。
全国政权建立以后, 如何解决民国时期遗留的数千个救济福利社团是整合已有社会救济力量的重要方面。为此, 从1950年开始,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对国际与国内规模较大的团体进行了调查研究, 用协商的方式对国内规模最大的红十字会总会进行了调整, 经过思想、领导、组织、制度、人员等多方面的调整, 新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以崭新的面貌得以出现, 在治淮工程的医疗工作、朝鲜前后方的救护工作、老根据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防疫工作, 以及国际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斗争中, 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救总”还对国际性救济团体进行了改造, 解放前国际性救济团体有40多个, 解放后大部分已撤退或解散, 剩余的9个接受美国津贴, 从1951年4月底召开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会议开始, “救总”对这些团体已进行了处理与改造。除了对部分反动的、名存实亡的和假冒为善的团体予以处理外, 一般的斟酌情况予以团结性改造, 并通过各种适当的组织形式, 使它们积极地参加当地的救济福利事业, 发挥其服务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建国初期, 在中国人民救济总会领导下, 各地分会总计已对800多个遗留的救济福利团体组织进行了整顿。
4. 进行对外国际援助。
在国内救济的同时, “救总”广泛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际援助。1951年,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将中国人民为援助“松川事件”中被迫害的日本人民的捐款寄到日本, 援助了“松川事件”的受难人士。1952年日本北海道地震, 使日本人民遭到严重的灾害,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及时地汇去了救济北海道地震灾民的款项。这两次的援助都增进了建国初期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 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救总”还曾联合有关人民团体对遭受严重旱灾的印度人民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救济;组织了“中国人民救济马来亚难侨委员会”, 对受英帝国主义殖民当局压迫的马来亚华侨作了正义声援。这些国际援助为新生的人民政权赢得了国际民众的认同。
此外, “救总”地方分会还办理了一些救济性质的福利事业, 如产院、诊所、托儿所、保育员训练班、平民宿舍、劳动人民服务站、义仓、夏令饮水, 等等。这些努力, 都是新中国社会保障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在中国社会救助体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是政府主导下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代表人民政府积极参与到社会保障事业建设的活动中, 这与民国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大都停留在文件上面、广大民众很难得到政府的救济形成明显的对比。在社会救济中,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注重社会救济的覆盖面和公平性, 使得社会弱势和困难群体得到了应有的救助, 从而在根本上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合法地位。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58.
[2]毛泽东文集 (6)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3]新华社.中国救济代表会议闭幕, 人民救济总会成立, 宋庆龄等四十九人当选执委[N].人民日报.1950-4-30.
[4]新华社.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章程[N].人民日报.1950-5-5.
[5]董志凯.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6]新华社.各地人民发挥高度团结互助精神, 去年寒衣劝募计划超额完成[N].人民日报.1951-4-4.
[7]民盟总部为灾胞募寒衣, 劝募工作顺利结束[N].人民日报.1950-11-21.
篇11：教育救济是最根本的救济
陈光标委员被称作“中国首善”，无论在政协会议上建议对富人征收高额遗产税的提案，还是汶川地震后对灾区的慷慨捐助，都体现了他很强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关注弱者、同情穷人的朴实情感。但是，救济方式的不同往往决定着救济效果的好坏。有些救济方式，虽然初衷很好，但是结果未必就好，他的“大学高额招收低分富家子弟”的建议，大概就属于此种情况。
没有慈善就没有和谐社会。当今社会贫富差距已经较大，对于富人来说，关注穷人不仅是一种义举，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必须。如果任分化的趋势发展下去，那么结局就不仅是穷人的生活难以为继，而且社会的安定也将面临挑战。个体发展机会的分布极不均衡，从社会和谐的角度出发，在政府遏制两极分化的措施不够多、效果不够好的时候，富人主动救济穷人，类似于“交钱购买安全保险”，虽然不见得改变分化的趋势，但是可以缓和两个阶层之间的对立，作用不可小觑。
但是，若从长远着眼，授之以鱼，莫若授之以渔。要让富人主动救济穷人，更要让穷人主动开展自救，而他们自救的前提是获得良好的教育。只有在教育方面给予穷人子女足够的救济，这种分化的趋势才能得到有效地遏制。虽然不能立竿见影。但是关乎子孙后代。某种程度上说，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就是优越生活的进身之阶。虽然目前大学生就业非常之不景气，但就发展的出路来讲，高等教育仍然是多数人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在国家对大学的教育投入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大学提供给学生的教育机会是有限的。大学高额招收低分富家子弟，无疑就挤占了非富家子弟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使得他们通向优越生活的道路变得狭窄了。
社会学家布尔遮厄认为，教育具有阶级复制的功能，富人可以使得他们的后代享有优质的教育，从而让他们的后代获得较强的谋生能力和赚钱本领。而穷人无法让他们的后代享受很好的教育，所以只能呆在原有的阶层里面。鉴于此，在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对弱势阶层的救济，不仅仅局限于救济金的发放，而且扩展到对他们后代教育的优待。比如在美国，一些州政府为了改变本州黑人教育落后的局面，对一些大学明确规定，它们必须在录取时给黑人留有一定的名额，保证黑人的后代即便分数较低，依然可以获得读大学的机会。
目前，我国遭遇了和美国类似的贫富分化困境，并且教育复制阶级的趋势逐渐显现。今年一月初，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文中的这样一段话——”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激起了学界的热议，后来有专家表示，目前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几乎下降了近一半，另有一所大学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农村孩子进入重点高校人数逐年减少已经成为一种趋势，选种现象值得警惕。
农村孩子上不了大学或上不了好大学，一方面是由于贫穷交不起学费，另一方面由于贫穷而享受不到优质的教育，早早地被抛在日益”贵族化”的教育之外，这些在高中，甚至在初中、小学阶段就已经被劣质的教育所决定了。如何减缓贫富日益分化的趋势，美国的经验或许可以借鉴。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不是应当对富家子弟低分录取。而是应当对穷家子弟低分录取。前一种做法，暗藏了加剧分化的隐患，后一种做法，某种程度上避免了教育对阶级的复制。当然，在我国，国家难以界定真正的穷人和富人，因此对穷人进行教育救济的做法也就无法实施，既然如此，继续保持大学教育的形式公平，而不是再让大学教育资源进一步市场化，也是让日益分化的社会不会急剧变坏的唯一选择。
篇12：宪法救济
目前我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收案数量年均不到十万, 信访案件却有数百万件之多, 而且每年呈不断攀升之势。在依法治国的战略指引下, 与行政诉讼救济和行政复议救济的缓慢推进构成鲜明反差的是, 信访浪潮始终居高不下, 作为代表现代法治精神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青睐程度远远比不上作为补充机制的信访。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信访具有行政权利救济的功能, 在很多时候, 公民并不是真的想寻求解决对策, 而是去“讨个说法”、“讨个公道”, 因此在理解公民对信访的偏好时我们还应该充分考虑信访的民意表达功能:一方面, 信访自古以来便被赋予了民意表达的期许, 成为老百姓表达需求, 抒发心声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 信访又逐渐被委以权利救济的重任, 不断承担起解决行政争议, 维护公民权利的职责。
(1) 民意表达与信访偏好
信访是民意表达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具体形式之一, 属于直接性政治接触的民意表达行为。在我国的政治制度体系中, 信访也是作为公民合法的民意表达渠道之一进行安排的, 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外, 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之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信访偏好形成的原因:
1. 政府大力倡导
信访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倡导和建设。信访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形式, 我国的信访制度作为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保持联系的重要手段, 它的建立更多的是出于政治需要, 党和政府力图维护社会稳定, 将矛盾和纠纷化解在基层, 在信访的原初设计上就体现为政府收集和反映民情、听取社会民众呼声和实现社会公正的民主意愿。
2. 公民渴望参政议政, 表达诉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 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信访由于范围广泛, 能够充分满足公民参政议政的需求。通过信访, 人民群众可以对各级党和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存在的腐败行为进行检举揭发, 督促党和政府清除腐败, 纠正不正之风;可以对党和政府的勤政为民工作提出积极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对立法机构、执法机构是否依法办事、秉公执法进行监督等。另外, 接受人们的情绪宣泄也是信访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我国民意表达机制尚不健全
当前各级人大、政协也包括其他社会团体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并未真正发挥好其民意表达的功能, 尤其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诉求表达方面尤为欠缺, 社会各阶层缺乏有效的制度渠道实现公民与政府的沟通, 使得这些民意表达渠道在公民心中的公信力下降, 公民往往更加愿意采取“信访”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己的权利。
这样, 在政府的倡导和推崇下, 在民众的渴望和现实选择下, 信访作为一种民意表达机制在公民心中深深扎根。不管权利是否需要救济, 信访都成为人们直面行政机关的习惯和倾向。
(2) 权利救济与信访偏好
除了民意表达, 信访扮演的另一个重要角色就是行政救济。作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补充机制, 信访这一非司法途径却得到了更多人的心理认同, 成为绝大部分公民在遇到问题时的现实选择。这与信访这种特殊的权利救济方式自身所具有的突出特点密不可分。相比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公民选择信访的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1.信访自身特点
(1) 信访受案范围广, 门槛低
信访的受案范围明显比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宽广, 公民申请的门槛低。行政复议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审查范围, 而信访人对任何规范性文件不服均可以提出请求, 几乎没有任何的限制。行政诉讼保护的是人身权和财产权, 行政复议保护范围扩大到其他权益, 比如受教育权, 而信访保护的是信访人的一切权益, 比其他救济方式宽泛得多。
(2) 形式多样, 程序简便
在形式方面, 民众可以采取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进行信访, 行政复议原则上应提出书面申请, 书面申请有困难的也可以口头申请。行政诉讼则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应以书面形式进行, 即写起诉状, 才能引起行政诉讼程序的开始。信访的程序简单, 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都有较为严格的程序规定。信访机构在接到上访人提出的上访事项, 即可受理、交办或转送, 进入办理阶段。
(3) 信访无时效限制, 可以无限上访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有各自的复议期和起诉期限, 大量超过复议期限和起诉期限的案件流入信访机构。另外,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存在最终效力, 在最终决议下不得重新申诉或更改。但是, 信访没有限制, 只要上访人对结果不满, 就可以不断上访。
2.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
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遗留的传统人治观念在我国政治生活领域仍然影响深刻, 法治权威在人们的头脑中还没有真正确立。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条件下形成的“官贵民贱”、“民不和官斗”等思想不但是中国人的千年古训, 也是中国政治法律传统的心理支柱。老百姓不知道如何去告状;怕打击报复不敢去告官;承担不了巨大的诉讼成本不愿去高官;抱着告了也赢不了, 告了也没用的心理逃避告官……在这种状态下, 信访就成为了人们维权的首要选择。
3.法制权威的缺失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本身存在不足
在司法行政救济中, 法制的权威地位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 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屏障的法律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法律处于劣势地位, 权力经常凌驾于法律之上, 主要表现在民众对司法审判结果不信服, 反复申诉、重复上访, 希望得到领导人的批示后重新判决, 这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司法权威, 导致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激增。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作为法治进程中的新制度, 在行政救济过程中还存在较多不足, 其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也致使民众对两者还存在许多疑虑和不认同。
出于以上三大方面的原因, 公民在进行全力救济时, 也纷纷选择信访这一途径。
二、信访救济在行政救济体系中的困境
民众对信访的偏好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信访制度作为民意表达和权利救济的优越性, 但是这种偏好是具有片面性的路径依赖, 在传统制度和文化熏陶下的民众重民意表达轻权利救济, 重“权”轻“法”, 这种偏好对法治建设进程中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产生了阻碍, 它自身存在的救济能力不足也提醒我们必须认清信访救济在行政权力救济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更好的发挥其优势作用, 摈弃其对人民的误导。
1. 信访自身救济能力不足
一方面, 信访救济缺乏严格规范的工作程序和处理标准。信访救济最大的弊端正是在于它的非程序性和不确定性, 缺乏一套清晰、普适的运作规则, 不可能提供理性可计算的成本预期。另一方面, 信访承担的责任重大但权限过小。信访现有救济功能信访机构不具有维系其机制的正常开展行政的职能和权力, 没有独立处理问题的权限, 只能承担上传下转的程序性功能, 不可以也不可能解决本应由负有一定职责的国家机关办理的社会事务。
2. 信访救济在行政救济体系中定位不清
信访救济作为我国行政救济制度中的补充机制, 本应该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之外发挥其应有功能, 但是在现实中却往往“越俎代庖”, 统包统揽, 超越了其工作能力范围。相对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而言, 信访救济都存在自身的优势, 更存在救济能力中的诸多劣势。由于信访的受案范围广, 信访救济与另外两种救济方式在职能上存在叉重叠部分, 造成定位不清, 关系不明的弊端, 影响行政救济制度的有效运行。
因此, 理清信访救济与其他救济制度的关系, 将信访纳入法治轨道, 塑造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主导地位是现代行政救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信访救济偏好对我国行政救济制度建设的启示
信访救济偏好不仅凸显了信访的优势所在, 也暴露了我国行政救济制度建设的不足, 我国行政救济制度要想取得长足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1) 加强法制建设, 完善法律法规
加强法制建设,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维护司法的独立性, 巩固司法权威。尤其是现有的信访活动更多的体现了一种“人治”的色彩, 不利于我国法治化进程。因此, 我们需要通过法律重塑信访的功能、规范信访程序、限制信访的范围, 充分发挥其疏通、引导的作用, 尽可能的将属于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争议引入正规的复议环节或诉讼环节, 更多的通过法治途径来解决行政纠纷, 通过我国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进程”。
(2) 明确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 完善信访的救济缺陷
在当前我国司法独立尚待实现的情况下, 救济制度设置中应有相应的补充机制, 而信访一直是我国公民实现权利救济的重要制度选择。因此, 应该积极促使信访制度的转变, 专门针对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在内的不良行政行为进行监督。
(3) 构建统一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构的多元权利救济体系
最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应该是一套系统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构成, 只有当各种纠纷解决方式能够正常发挥效用, 且当一种方式失灵后能自动衔接至另一种方式, 这个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才能良性运转, 各种争议才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化解。首先, 要确立司法救济的主导地位。其次, 建立信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三者的工作衔接、协调机制。加强信访机构之间、行政复议机构之间、行政诉讼机构之间的协调与沟通, 避免案件重复累积。最后, 扩大宣传和引导, 鼓励民众选择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救济途径。相对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民众对于信访的了解更多一些, 对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启动、运行程序了解较少。我们应向广大群众详细的介绍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及其优势, 信访只是一个补充救济途径, 行政复议在行政救济中优先适用, 而且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解决行政争议和行政纠纷的效率相对于信访更高, 能够更快更好地解决问题。
摘要：信访作为我国行政权力救济的补充机制, 却一直承担着比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更为繁重的民众诉求, 成为绝大部分公民解决行政争议的首选。这与它所承担的双重功能——民意表达和权利救济是密不可分的。本文首先分析了两种功能导致的信访偏好, 接着探寻信访救济在行政救济中存在的困境与不足, 最后提出信访救济对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启示性建议。
关键词：信访,民意表达,权利救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参考文献
[1]马怀德.“信访不信法”的现象值得高度警惕[J]学习时报, 2011 (1) .[1]马怀德.“信访不信法”的现象值得高度警惕[J]学习时报, 2011 (1) .
[2]刘刚.信访制度的历史演进:一个功能论的视角[J]法治与社会, 2011 (3) .[2]刘刚.信访制度的历史演进:一个功能论的视角[J]法治与社会, 2011 (3) .
[3]陈丹:行政复议与信访衔接问题研究[J]理论探索, 2011 (3) .[3]陈丹:行政复议与信访衔接问题研究[J]理论探索, 2011 (3) .
[4]杨寅.信访与行政复议衔接疑难问题解析[J]法学研究, 2007 (6) .[4]杨寅.信访与行政复议衔接疑难问题解析[J]法学研究, 2007 (6) .
[5]马怀德.是”信访”还是”信法”[J]学习月刊, 2010 (11) .[5]马怀德.是”信访”还是”信法”[J]学习月刊, 2010 (11) .
[6]季卫东.信访终结制与审判终局性[J]财经周刊, 2009 (2) .[6]季卫东.信访终结制与审判终局性[J]财经周刊, 2009 (2) .
[7]田文利, 马立民.民主与法治之间:信访的多维解读与多重建构[J]南都学刊, 2008 (7) .[7]田文利, 马立民.民主与法治之间:信访的多维解读与多重建构[J]南都学刊, 2008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