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如何申请破产

当事人如何申请破产（共14篇）

篇1：当事人如何申请破产

当事人如何申请破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申请（被申请）破产的债务人应当具备法人资格，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合伙组织、农村承包经营户不具备破产主体资格。国有企业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时，应当提交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其破产的文件；其他企业应当提供其开办人或者股东会议决定企业破产的文件。债务人申请破产，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下列材料：

（一）书面破产申请；

（二）企业主体资格证明；

（三）企业法定代表人与主要负责人名单；

（四）企业职工情况和安置预案；

（五）企业亏损情况的书面说明，并附审计报告；

（六）企业至破产申请日的资产状况明细表，包括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企业投资情况等；

（七）企业在金融机构开设帐户的详细情况，包括开户审批材料、帐号、资金等；

（八）企业债权情况表，列明企业的债务人名称、住所、债务数额、发生时间和催讨偿还情况；

（九）企业债务情况表，列明企业的债权人名称、住所、债权数额、发生时间；

（十）企业涉及的担保情况；

（十一）企业已发生的诉讼情况；

（十二）人民法院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下列材料：

（一）债权发生的事实与证据；

（二）债权性质、数额、有无担保，并附证据；

（三）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证据。

篇2：当事人如何申请破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章 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

第九十二条 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对情况紧急的，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第九十三条 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财产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第九十四条 财产保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

财产保全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

人民法院冻结财产后，应当立即通知被冻结财产的人。

财产已被查封、冻结的，不得重复查封、冻结。

第九十五条 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

第九十六条 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第九十九条 当事人对财产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第二十六章 财产保全

第二百四十九条 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利害关系人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第二百五十条 人民法院裁定准许诉前财产保全后，申请人应当在三十日内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

第二百五十一条 人民法院裁定准许财产保全后，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

第二百五十二条 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第二百五十三条 人民法院决定保全的财产需要监督的，应当通知有关单位负责监督，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第二百五十四条 人民法院解除保全的命令由执行员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31、诉前财产保全，由当事人向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

在人民法院采取诉前财产保全后，申请人起诉的，可以向采取诉前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

32、当事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后没有在法定的期间起诉，因而给被申请人造成财产损失引起诉讼的，由采取该财产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1994年

12月22日 法发〔1994〕29号）

６、人民法院在审理国内经济纠纷案件中，如受诉人民法院对该案件没有管辖权，不能因对非争议标的物或者对争议标的物非主要部分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而取得该案件的管辖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纠纷案件级别管辖的复函（1995年2月16日法经〔1995〕46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级别管辖的规定》收悉。经研究，同意该规定，望认真执行。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反映。

附：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级别管辖的规定（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1995年1月6日讨论通过）

……

五、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后，当事人又向该法院起诉的，该法院没有管辖权的，应告之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1条第1款的批复（1998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70次会议通过，自1998年4月25日起施行。法释［1998］5号）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晋高法［1996］148号关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1条第2款如何理解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1条第2款的规定是指：在人民法院采取诉前财产保全后，申请人起诉的，应当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采取诉前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的，应当依法受理；没有管辖权的，应当及时将采取诉前财产保全的全部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受诉人民法院。

此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财产保全几个问题的批复》已于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９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０３０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５日起施行。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财产保全几个问题的批复

（1998年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30次会议通过 法释［1998］29号）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鄂高法［一九九八］六十三号，《关于采取诉前财产保全几个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后，应当按照诉前财产保全标的金额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决定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

二、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受理申请人的起诉后，发现所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将案件和财产保全申请费一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案件移送后，诉前财产保全裁定继续有效。

因执行诉讼前财产保全裁定而实际支出的费用，应由受诉人民法院在申请费中返还组作出诉前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

篇3：当事人如何申请破产

一、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概念辨析

(一) 程序启动权

再审之诉, 就是将宪法所规定的申诉权利, 将当事人对生效裁判的申诉权利, 提升为一种诉讼权利。[1] 《民事诉讼法》第178条, 明确了当事人是再审程序启动的主体, 由此可知, 当事人享有再审程序的启动权。当事人作为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 要想享有进入审判的诉讼权利, 前提是必须取得合格的“诉者”身份;诉权是当事人民事诉讼法上“实然”的权利, 也就是基于诉权, 当事人取得“有权”向法院申请再审的权利。而该项诉权通过当事人的行使转化为程序的启动权, “诉权”给予当事人参与再审程序的场景, 而启动权则给予当事人打开场景的钥匙;当事人申请再审是打开场景的行为, 而钥匙就是其手中打开场景的权利。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作为当事人手中的一项权利, 由其行使来启动再审程序, 是一项程序启动权。

(二) 裁判请求权

从民事诉讼的“私权”角度而言, 请求裁判权是指民事争议的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请求, 要求法院做出正义判决的一项私权利。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作为一项请求权, 其最基本内涵应该是一项程序性的权利, 明显区别于审判权、检察权等。同时, 该项权利是一种可选择性的权利;当事人可自由行使的一项程序性权利, 当事人基于其自身的意思表示, 其可选择请求法院审理裁判, 也可选择放弃请求法院审理裁判, 法院、检察院都无权干涉。作为一项受益性的权利, 实质上是请求法院积极地予以公正裁判, 从而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以维护。再审程序一旦启动, 审判权有效实行, 不管结果偏向何方当事人, 对双方当事人都是公正的, 也维护了判决的既判力和审判的公信力。所以, 笔者认为, 从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上看, 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是一项受益性的裁判请求权。

(三) 期待公正审判权

从当事人的程序启动的期待夙愿来看, 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除了期待能启动再审程序外, 更为期待的是程序被启动背后能被公正审判的心愿;从权利的价值取向来看, 审判权的存在是以保障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等权利为价值取向的, 裁判请求权是审判权存在的前提。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从权利的价值取向以及诉权的角度, 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是作为再审程序启动主体的当事人享有的向法院请求裁判, 并期待获得公正审判的一项程序性请求权。

二、当事人再审申请权的法理内涵

(一) 程序主体性原则

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原则是从诉讼制度“为谁而存在”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程序当事人以及利害关系人, 不仅不应沦为法院审理活动的客体, 相反, 应赋予对程序的进行有利害关系的人以相当的程序保障。”[2] 我国学者江伟的观点表达的是程序为谁而存在的问题, 他的观点明确地表示程序为当事人而“活着”, 当事人是推动程序向前发展的主体。从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原则角度, 法院和法官应当赋予和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有自主、自治的权利, 能够自主决定是否起诉或撤诉、起诉和权利主张的范围以及提供何类证据, 并且能够自主选择判决或调解的结案方式, 其表现为是否需要接受再次审判的选择权;一旦行使了, 该项权利就得到了实现, 也随之归于消灭, 新的当事人的权利也会在再审程序被启动之后生发出来。当事人就应当预见由此可能带来的结果并为此负责。程序主体性原则它所强调的是诉讼当事人的主体性, 仅是程序上的主体, 为的是实现程序性的正义。由此看出, 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向法院行使了, 不论法院是否决定启动再审程序, 只要当事人行使了该请求权, 它就符合法律对程序运行的要求, 也就体现了程序的正义。当事人应成为诉讼活动的实质参与者和主要支配者, 整个程序都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和尊严, 保障其行为自由。站在法哲学的角度, 对再审程序启动主体之一的当事人, 在程序启动过程中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从哲学意义上的主体, 到由法所统摄的现实世界的法权主体, 再到诉讼程序之主体, 当事人之主体姿态经历了一个由精神领域到物质领域、由“应然”世界到“实然”世界不断展现的过程[3] 。

由此可见, 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所要求的当事人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正是程序主体性原则的基础和应有之意;当事人程序主体性原则内在的精神之一是赋予当事人广泛的“自主决定”的权利, 并应免受审判权的干扰, 它从以“权力”为中心的诉讼制度转变为以“当事人权利保障”为中心。这正是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价值所在。

(二) 处分原则

1.从“私权自治”角度

当事人申请再审权是公民私权领域的一项程序性权利, 它的存在是基于处分原则的内在要求的。当事人的处分权原则的确立最主要是基于对当事人“私权”的尊重和保护考虑, 也体现了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的最大区别。从宏观的角度而言, 处分原则所包含的当事人的处分权包括对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处分两个方面, 而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属程序权利的处分权, 一方面是再审程序的申请启动权, 这主要体现的是对古罗马法中的“没有告诉人就没有法官”的诉讼规则的延续。另一方面是攻防手段的选择权, 民事诉讼过程中, 当事人采取何种诉讼策略、手段, 均由其自己决定。这正如日本著名法学家兼之一所言:“当事者以什么样的事实作为请求的根据, 又以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存在或者不存在, 或是否希望启动再审, 都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领域”。[4] 解决民事案件的一个重要司法原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对诉讼程序的起始、终结以及具体诉讼权利的支配和处分, 均应以当事人本人的意思而定。从这个意义上讲, 无论承认与否, 程序主体在诉讼程序中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为一定的诉讼行为。而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为当事人提供了选择行使或放弃的空间, 是由当事人的意志来管理该项权利的。

2.从“程序利益”角度

当事人的合意反映了民事诉讼内在的、客观的要求。也就是说, 当事人只有在不压抑自己意愿的前提下与对方共同形成了使双方都满意的关系, 才是解决纠纷的最为理想的途径, 也实现了程序存在的意义。而民事诉讼法承认当事人处分权的目的, 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当事人对系争实体权利的支配权, 也是为了使当事人藉此追求程序利益, 以同时维护其受宪法保障的财产权、自由权等。[5] 笔者认为, 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所要实现的是对再审程序启动之后期待得到公正审判的程序利益, 它的存在以已存在的实体利益为前提, 在当事人的自由支配下得以行使。它的存在同时也体现了当前法律环境之中当事人“私权自治”理念与当事人追求程序利益的契合。

三、对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建议

(一) 明确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适用案件类型

笔者建议将其适用的案件类型明确为三类:1) 涉及人事的案件 (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 ;2) 损害案外第三人利益的案件;3) 原审存在根本有违审判的正当性等案件。同时, 建议立法机关将此纳入再审申请制度的司法解释范畴, 以保障实现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民事诉讼法》应当明确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的具体行使范围, 尽量避免模糊规定。当事人的某些诉讼权利具有一定的行使范围, 这个范围规定不明确, 或者确定的范围过小, 不仅均将意味着该项诉讼权利的内容不充分, 而且在行使时缺乏可靠的保障。[6] 因为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是否有效, 将由法院来审定。也正是基于此, 法律对当事人诉讼权利行使上的任何模糊规定, 事实上都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强化, 同时是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能量的削弱。

(二) 确定再审程序启动主体行使权限的次序

首先, 对于“涉及人事的案件”及“涉及案外第三人利益的案件”, 先由当事人选择是否行使申请再审权, 如果当事人主动行使申请再审权的, 检察机关则无需行使抗诉权;如果当事人放弃行使申请再审权的, 检察机关不得依职权提起抗诉, 除检察机关基于检察监督职能对严重违反程序正义的私权益案件提起抗诉外。

其次, 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于《民事诉讼法》第179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 对比检察院抗诉事由的规定, 我们不难看出两者事由是相同的。当事人的申请再审的事由尽管与检察院的抗诉事由完全一致, 但从案件的性质和检察权、审判权等公权力的分工方面看, 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适用案件的类型与检察抗诉权适用案件的类型是不可能相一致的。对于因“原审存在根本有违审判的正当性等案件”, 当事人如果与检察机关同时行使再审程序启动权时, 建议法院应优先受理当事人的请求;如果当事人明确表示放弃行使申请再审权的, 检察院认为程序问题严重, 影响裁判的公信力的, 检察院可以依其检察监督权提起抗诉;若此时检察院不行使抗诉权的, 法院认为有必要的, 可以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基于对法院裁判的既判力考虑, 既没有侵犯当事人的诉讼处分权, 又保障了当事人的基本诉讼权利。

最后, 当法院的启动权、检察院的抗诉权与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行使存在次序时, 笔者认为, 法院的启动权应当置后, 属于保障公私权力 (利) 的最后道防线, 而不应该完全取消法院启动再审的权力。因为再审程序的司法价值取向更为注重的是程序的救济功能。[7] 在再审程序启动权限的设计问题时, 应对所需救济的利益进行一定的衡量, 对确实有必要救济的才能给予救济。

(三) 适当规制当事人申请再审权

一方面, 尽管《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方面增加了一个例外规定, 即:“二年后据以做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 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 徇私舞弊, 枉法裁判行为的, 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但是, 此次的立法修改却未将当事人对生效调解书申请再审的期限做出明确地规定, 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笔者认为应当对当事人对生效调解书的申请再审期限问题进行详细的规制, 以确保当事人申请再审权行使的秩序价值。

另一方面, 《民事诉讼法》对于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的行使次数没有具体规定, 容易产生当事人滥用申请再审权的现象, 产生不必要的诉累。所以, 基于当前我国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受理程度, 笔者建议立法明确规定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的行使次数及相关的救济措施, 适当规制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合理、合法地行使。

四、结束语

站在诉讼法理的角度, 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所要求的当事人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正是程序主体性原则的基础和应有之意;而当事人的处分权原则的确立最主要是基于对当事人“私权”的尊重和保护考虑, 申请再审权的享有和自主行使是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程序主体性地位的要求和体现。面对当前《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的保障尚存在不足, 笔者认为从前上述三点建议尤为重要, 并深信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特别是民事程序法的发展, 人们对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的认识将不断加深, 当事人申请再审权也将得到不断完善。

摘要：当前诉讼法对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实现没有加以系统确定, 忽略了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处分机能和程序利益。本文从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原则和处分原则入手, 以“私权自治”理念和“程序利益”角度为支点, 分析该项权利存在的必要性, 对保障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提出了三点建议。

关键词：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程序主体性原则,处分原则,建议

参考文献

[1]江必新.论创新和完善审判监督纠错机制[J].人民司法, 2011, (15) .

[2]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2-3.

[3]黄娟.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研究——兼谈中国民事诉讼现代化之路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35.

[4][日]兼之一, 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M].白绿炫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5.

[5]邱联恭.程序选择权之法理——着重于阐述其理论基础, 并准以展望新世纪之民事程序法学[A].民事诉讼法之研讨 (四) [C].台北:台湾三民书局, 1993:580.

[6]张晋红, 余明永.民事诉讼改革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检讨和完善[J].法学评论 (双月刊) , 2000, (06) .

篇4：当事人如何申请破产

笔者认为，当事人在遇到以下几种情形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一，遇到证据是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的、不对外开放的档案时，当事人就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去调取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或其他组织是不能查阅和复制的。比如，工商登记信息、土地管理档案等。

第二，有关案件事实的证据是涉及国家秘密的材料。在这种情形下，当事人是无法直接获取的，只有通过人民法院才能调取，并且还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才行。否则，就有可能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

第三，当证据涉及他人的商业秘密时。商业秘密是不为公众所知的、可以给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的信息。比如，产品配方、客户资料、制作工艺等。这些商业秘密关系到权利人的经济利益和生存之道，他们是不可能轻易透露出来的。这时候只有人民法院通过合法的程序才能调取。

第四，当证据涉及他人的隐私时。隐私是一个人不愿意被他人知晓的信息，当事人想要得到并提供，当然会遇到阻力。如果确实与案件事实有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取。

因为客观原因，当事人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

篇5：变更诉讼当事人申请

申请人：林本珍，女，1963年10月26日生，汉族，农民，住广德县新杭镇流洞杨公村五间屋组。

马玉成，男，1990年9月10日生，汉族，农民，住广德县新杭镇流洞杨公村五间屋组。

马玉香，女，1988年10月22日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

黄立凤，女，1927年3月8日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

申请事项：上列申请人因被继承人马声高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广德县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2009）广民初字第号）原告当事人马声高在诉讼过程中死亡而需要变更原告当事人。

申请理由：已由广德县人民法院受理的（2009年）广民初字第号原告马声高与被告王春林、胡孟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诉讼进行中，原告马声高死亡，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应有申请人作为继承人参与诉讼，故申请人民法院准许申请人以原告身份参与诉讼。

此致

广德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

二○○九年十月十二日

诉讼请求变更申请

申请人：林本珍，女，1963年10月26日生，汉族，农民，住广德县新杭镇流洞杨公村五间屋组。

马玉成，男，1990年9月10日生，汉族，农民，住广德县新杭镇流洞杨公村五间屋组。

马玉香，女，1988年10月22日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

黄立凤，女，1927年3月8日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

申请人与对方当事人王春林、胡孟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已由广德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现由于诉讼事项变更，故申请将原诉讼请求事项（详见马声高的损失清单）中第5项“伤残赔偿金”变更为“死亡赔偿金”，请求标的不变，原请求事项中第3项“护理费”增加标的2695元，小计7735元，原请求事项中第6项、第8项申请撤销。此致

广德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

篇6：追加当事人申请书

申请人：周津梅，55岁，汉族，女，现住唐山市路北区吉庆里404-3-302联系电话：***。

被申请人：周景霞，54岁，汉族，女，现住唐山市古冶区林西18号小区联系电话：3680717。

被申请人：周丽媛，50岁，汉族，现住唐山市古冶区唐家庄17号小区10-

1-4 联系电话：***，7751185。

被申请人：周吉颖，47岁，汉族，女，现住唐山市东站铁路楼24楼联系电话：***，7223607。

被申请人：周吉忠，42岁，汉族，男，现住古冶区北范铁路工房11-4-301联系电话：***，7751360。

申请事项： 依法追加被申请人周景霞、周丽媛、周吉颖、周吉忠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

事实与理由：

在周凤智、孙素芝诉周津梅赡养纠纷一案中，被申请人周景霞、周丽媛、周吉颖、周吉忠同为周凤智、孙素芝法定婚生子女, 所以被申请人周景霞、周丽媛、周吉颖、周吉忠与本案正在进行的诉讼具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意见第57、58条的规定，特申请追加被申请人周景霞、周丽媛、周吉颖、周吉忠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

此致

路北区人民法院

篇7：当事人执行异议申请书

法定代表人：张XX

异议人收到贵院(20xx)临兰执字第3812号执行裁定书和xxxx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异议人对此通知书提出异议。

异议请求：

依法撤销xxx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事实与理由：

贵院要求我公司协助冻结被执行人刘XX工资款45万元，我公司无法执行。经查被执行人刘XX早已从我处离职，现并非我公司员工，我公司已不再向其支付工资，双方也无其他到期债权，因此我公司无法冻结被执行人工资款，协助执行通知书错误。请求依法撤销xxxx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此致 XX区人民法院

异议人：XX公司

二?xx年四月十日

篇8：当事人提出法律援助申请-

当事人提出法律援助申请-法律援助中心受理审查-决定给与援助-指派法律援助承办人员-通知受援人并与其签订法律援助协议（法院刑事指定辩护除外）-法律援助具体办理-结案归档-决定不予援助，通知申请人并向其说明理由

篇9：诉讼当事人的权利： 回避申请书

云南省XX县人民法院：

我们是你院立案（2013）鹤民一初字第XXX号民事诉讼原告。我方委托代理人在9月13日前往贵院递交举证材料和具体诉求时被主审法官刘XX拒收。法院其它工作人员叫他收下材料时，刘秉中态度恶劣，说：“案子是我办，我说不收就是不收。”还对我方委托代理人大吼大叫说：“你马上离开，我不想见到你！你再不走，开庭我不让你参加！”

按民诉举证期限的规定：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30日。况且我方诉讼内容是符合《合同法》第122条规定的（侵权与违约的选择），按规定此诉讼在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作出选择后，在一审开庭前又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且此案于9月3日立案，也未超过贵院指定的14天举证期限）。我方质疑刘XX作为办案法官的职业操守，怀疑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故行使诉讼当事人权利，申请刘XX回避此案的审理。同时，我们将保留向相关审监庭、纪检组投诉，追究其徇私枉法责任，并给我们书面处理结果的权利。

望予以批准为谢！

申请人：

篇10：破产申请破产申请的受理的应用

1、破产申请的受理审查

在我国，根据现行的有关破产的法律规定，法院在接到破产申请后，在法定期间内往往将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混在一起一并审查，然后再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笔者认为，对破产申请的受理只需形式审查，即法院仅对案件有无管辖权，破产申请人是否具备申请破产资格即是否具有破产能力以及申请形式是否符合法律，破产申请人(特指债务人)或指申请人(指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的目的是否合法的审查。关于破产申请的实质性审查应在审理程序中进行。因为在受理阶段，法院在较短的时间内不可能对债务人是否具有破产原因作出客观真实的评价，只要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法院就应予以受理。至于债务人是否具有破产原因、能否被法院宣告破产，并不影响法院对破产案件的受理，债务人能否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应由申请人承担。如果将实质性审查也作为受理破产申请的必要条件，那岂不等于民事诉讼中法院受理了原告的起诉同时就必须裁决了原告胜诉。诉讼是有风险性的，同理，申请人(指债务人)或申请人(指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的行为也应具有风险性。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通过审理

认为债务人不具有破产原因，不宣告债务破产。那么债权人或债务人为参加破产程序所支付的费用及造成其他经济损失，应由申请人承担因自己过错所负的责任。何况现实生活中，有的债权人为达到损害债务人的目的，而恶意地申请债务人破产，以达到不正当竞争等目的。同样，有的债务人为达到恶意逃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目的，向法院提供虚假材料，进行恶意破产。

关于形式审查的期限，笔者认为以7日为宜。法院接到破产申请后在7日内审查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形式要件，应作出受理裁定，否则，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司法实践中，法院只向申请人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不制作、送达受理破产申请裁定，这种做法应予纠正。人民法院作出受理破产申请裁定即引起破产程序的开始。破产申请人对不予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不服的，可在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破产申请的撤回-指在法院宣告债务人破产前的撤回

笔者认为在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及受理破产申请后至宣告破产前，无论是在债务人申请破产的情况下，还是在债权人申请破产的情况下都应允许申请人任意撤回破产申请。因为如果债务人对其提出的破产申请撤回，债权人认为债务人该行为损害其利益，债权人也可以作为申请人提出破产申请。如果是债权人对债务人提出的破产申请撤回，则可以视为债权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当然，因申请人撤回破产申请给债权人或债务人为参加破产程序所支付的费用及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由申请人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3、破产申请有的驳回

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后，发现申请人的破产申请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或法律要求的应当以裁定形式驳回其申请。法院对破产申请立案的审查，仅是形式审查，主要包括(1)申请人是否具备申请资格的审查;(2)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要求的审查;(3)本院是否具有管辖权的审查;(4)申请人主观上是否具有破产逃债的故意，客观上是否实施了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以上所列情况若在立案后才发现的，法院应裁定驳回申请人的申请。申请人对法院驳回申请的裁定，有权在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4、破产申请受理的法律效力。

(1)对债务人的效力

丧失对财产的处分权。

这是一种对债权人有利的保护措施。因为在此时，债务人具有现实的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动机，故不应再让其处分和管理财产。在这一点上，我国现行破产法的规定有所疏漏，在破产申请到破产宣告之间的长时间里，没有剥夺债务人对财产的管理和处分权，只有到破产宣告时才成立清算组，由清算组接管债务人财产。这势必造成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不周全保护，笔者建议在新破产法起草过程中予以充分注意。

不得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

因为破产程序是对债务人财产的概括执行程序，具有对全体债权人公平保护的旨意，如果允许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无疑会破坏破产法的这一制度价值，故不允许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但债务人正常生产所必需的除外。但何为“债务人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笔者认为，必须具备两个要件：第一，债务人对部分债权人的清偿以在不损害债权人利益而继续进行生产经营为前提;第二，债务人对部分债权人的清偿必须征得法院或专门机构同意。

对债务人人身的限制。

为保证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和对债权人的保护，应对债务人的人身自由(这里主要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财务人员、文秘人员)等进行必要的限制。具体地讲自法院受理破产案件之日起，债务人应承担以下义务：第一，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所有财产，帐册、文书、资料、印章和其他物品;第二根据法院、管理人或破产清算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第三，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或监督人的询问;第四，未经法院许可，不得擅自离开住所地。

(2)对债权人的效力。

所有债权视为到期。

在一般的民事执行程序中，债权不到清偿期，债务人不负有清偿义务，但破产程序则不然，其具有加速债权到期的效力，即使在破产开始时尚未到期的债权之债权人也有权申报债权，只是在计算债权额时应扣除期限利息。

债权人所接受的债务人的清偿无保持力。

破产程序一经开始，所有权人应服从破产程序而不得接受债务人的个别清偿，否则债权人接受的个别清偿无保持力。我国现行《破产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债务人对部分债权人的清偿无效。

债权申报。

债权申报是债权人请求以破产程序满足其债权的意思表示，也是没有申请债务人破产的债权人参加破产程序的手段。

(3)其他效力。

破产程序对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程序的优先。

破产程序对民事诉讼程序的优先主要是指破产程序一经开始，债权人即不得再提起满足其债权的民事诉讼而应申报债权以破产程序行使债权。强调一点，这里所谓“诉讼”是指旨在执行债务人财产的诉讼，即满足债权的诉讼，并不是排除一切的诉讼。实际上，即使在破产程序的进行过程中，也有其他民事诉讼出现。例如，确定债权额的诉讼，有关财产归属的诉讼等。

破产程序优于民事执行程序，是指破产程序一经开始，民事执行程序应当中止。这主要是因为，个别执行与破产程序的概括执行制度相违背。

有关债务人财产的诉讼的中止。

篇11：当事人如何申请破产

(1998年12月18日民政部外交部发布）

一、离婚的中国公民在 国内申请再婚，如果其前次婚姻关系是在国外按当地法律通过司法程 序解除的，其离婚证件（指法院出具的离婚调解书和离婚判决书）须 经我国人民法院裁定承认。被裁定承认的，视为有效；被驳回的，视 为无法律效力。如其前次婚姻关系是在国外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离婚的，离婚证件 无需经我国人民法院裁定承认，但须经其居住国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权 机构的认证和我国驻该国使、领馆的认证。

二、离婚的外国人在我国申请再婚，须出示离婚证件。如其前次 婚姻关系是在国外按当地法律通过司法程序解除的，须同时提供经我 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的，其原配偶的国籍证明。其原配偶是中国公 民的，其离婚证件（指法院出具的离婚调解书和离婚判决书）须经我 国人民法院裁定承认。被裁定承认的，视为有效；被驳回的，视为无 法律效力。其原配偶是外国公民，或者其前次婚姻关系是在国外婚姻登记机 关登记离婚的，离婚证件无需经我国人民法院裁定承认，但须经其本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其本国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权机构的认证和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由该国驻华使、领馆直接认证。

三、持有我国人民法院第一审离婚判决书的当事人申请再婚，须 提供法院出具的离婚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的证明。

四、我国驻外使、领馆应按有关规定为经驻在国公证和该国外交 部或其授权机构认证过的离婚证件办理认证手续，并为长期或已在国 外取得合法居留权的中国公民出具或认证婚姻状况证明。情况特殊者 应先报国内审批。

五、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将结婚当事人提交的我国人民法院做出 的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裁定书或经公证、认证的离婚证件、国籍证 明或离婚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的证明收入当事人的结婚登记档案。

六、凡与我国签订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外国法院出具的离婚证件 在我国使用，按条约的有关规定办理。

篇12：当事人如何申请破产

为便利当事人申请再审，提高人民法院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工作效率，现将申请再审的有关注意事项告知如下：

1、当事人不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可以依法向作出该法律文书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执行。

2、申请再审的当事人为再审申请人，其对方当事人为再审被申请人。

3、申请再审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应当属于法律和司法解释允许申请再审的生效法律文书。

4、申请再审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列举的事由提出。

5、再审申请人应当提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并按照再审被申请人人数提交再审申请书副本。

6、再审申请书应当写明下列事项：

（1）再审申请人、再审被申请人基本情况。自然人应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地及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写明名称、住所地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及联系方式；

（2）作出生效法律文书的法院名称、申请再审的生效法律文书名称及案号；

（3）申请再审所依据的事由；有多项事由的，应逐项列明；

（4）撤销或者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的具体诉讼请求；

（5）申请再审事由以及再审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及证据；

（6）受理再审申请书的法院名称；

（7）再审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

（8）递交再审申请书的日期。

7、除再审申请书外，再审申请人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再审申请人是自然人的，应提交身份证明复印件；再审申请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

（2）申请再审的生效法律文书原件，或者经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生效法律文书系二审、再审裁判的，应同时提交一审、二审裁判文书原件，或者经核对无误的复印件；

（3）在原审诉讼过程中提交的主要证据复印件；

（4）支持申请再审事由和再审诉讼请求的证据材料。

篇13：当事人如何申请破产

为引导当事人正确行使申请再审权，方便当事人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工作实际，制定本指南。

一、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法定条件

第一条 当事人对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一审、二审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以及经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变原审结果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认为有法定再审情形的，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下列案件不得申请再审：

（一）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

（二）按照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审理的案件以及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后维持原判的案件。

第二条 当事人可以对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下列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一）不予受理的裁定；

（二）对管辖权异议作出的裁定；

（三）驳回起诉的裁定；

（四）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

第三条申请再审人应当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判决、裁定、调解书列明的当事人；

（二）对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案外人；

（三）上述当事人或案外人死亡或者终止的，其权利义务继受人。

第四条 再审申请书列明的再审事由应当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情形。

再审申请书列明的再审事由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情形的，应当改正；再审申请书未列明再审事由的，应当补充。

第五条 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

二、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方式

第六条 当事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可以下列方式提出：

（一）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立案大厅（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提交申请再审案件材料；

（二）向最高人民法院邮寄提交申请再审案件材料。

三、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应当提交的书面材料

第七条 申请再审人应当提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并按照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人数提交再审申请书副本。

第八条 再审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再审人、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当事人是自然人的，应列明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民族、职业（或工作单位及职务）、住所及有效联系电话、邮寄地址；当事人

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列明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及有效联系电话、邮寄地址；

（二）作出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名称，判决、裁定、调解文书案号；

（三）具体的再审请求；

（四）申请再审所依据的法定情形（须列明所依据的民事诉讼法的具体条、款、项）及具体事实、理由；

（五）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明确表述；

（六）申请再审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第九条 申请再审人除应提交符合前条规定的再审申请书外，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再审人是自然人的，应提交身份证明复印件；申请再审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他人代为申请，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函和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是自然人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二）申请再审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原件，或者经核对无误的复印件；判决、裁定、调解书系二审裁判的，应同时提交一审裁判文书原件，或者经核对无误的复印件；判决、裁定、调解书系再审裁判的，应同时提交一审、二审裁判文书原件，或者经核对无误的复印件；

（三）在原审诉讼过程中提交的主要证据复印件；

（四）支持申请再审所依据的法定情形和再审请求的证据材料。

第十条 申请再审人提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应使用A4型纸，同时应当附与书面材料内容一致的可编辑的一审、二审、再审裁判文书和再审申请书的电子文本（word文本）。

第十一条 申请再审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等材料不符合上述要求，或者有人身攻击等内容，可能引起矛盾激化的，应当补充或改正。

四、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立案大厅提交申请再审案件材料的程序

第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在申诉立案大厅设立专门窗口负责审查接受申请再审案件材料。

第十三条 申请再审人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立案大厅提交申请再审材料的，应当填写来访人员登记表，按照提交登记表的顺序由接谈法官审查其再审申请是否符合受理条件以及材料是否齐备。

第十四条 申请再审人提出的再审申请符合受理条件且材料齐备的，应填写《最高人民法院民事申请再审诉讼材料收取清单》一式两份，签名并注明日期，由接谈法官加盖最高人民法院收取诉讼材料专用章后返还一份清单。

申请再审人应同时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

五、向最高人民法院邮寄提交申请再审案件材料的程序

第十五条 申请再审人向最高人民法院邮寄提交申请再审案件材料的，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按照本指南第七条至第十一条的要求提供材料，并附材料清单、送达地址确认书及电话等有效联系方式；

（二）在信封上注明提交民事申请再审案件材料；

（三）在信封上注明来信地址，邮政编码及联系电话。

第十六条 申请再审人以邮寄方式提出的再审申请符合受理条件，但申请再审案件材料不齐备或需要改正的，应当按要求予以补充或改正。

六、其他

第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可供查询民事申请再审相关规定和诉讼文书样式，网址为。

附：

1、再审申请书参考样式

2、最高人民法院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附件一：再审申请书参考样式

再审申请书

申请再审人（一、二审诉讼地位）：……（自然人应写明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民族、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所及有效联系电话、邮寄地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列明名称、住所地。以下当事人均应按此要求写明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写明姓名、职务、有效联系电话、邮寄地址）。

法定代理人（或指定代理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委托代理人：……（律师应写明姓名，所在律师事务所名称；自然人应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被申请人（一、二审诉讼地位）：……（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写明姓名、职务、有效联系电话、邮寄地址）。

法定代理人（或指定代理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委托代理人：……（律师应写明姓名，所在律师事务所名称；自然人应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二审上诉人（或生效裁判中的其他称谓）：……（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写明姓名、职务、有效联系电话、邮寄地址）。

法定代理人（或指定代理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委托代理人：……（律师应写明姓名，所在律师事务所名称；自然人应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申请再审人×××因与被申请人×××……（案由）纠纷一案，不服×××高级人民法院（××××）×民××号民事判决（裁定或调解书），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再审请求：……（写明要求撤销或者如何改变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具体的再审请求）

申请再审所依据的法定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项（或第二款）（对调解书申请再审的，应写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申请再审。具体事实、理由如下：

……（逐项写明申请再审所依据的事实、理由）。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篇14：当事人如何申请破产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教授

一、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权概述

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权，是指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收集证据时遇到客观上的障碍，无法获得必要的证据时，请求法院给予帮助，申请法院帮助其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

申请调查取证权的确立始于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是立法机关修订《民事诉讼法》（试行）时为当事人新增加的一项权利，而赋予当事人这项权利的背景是我国民事审判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初期的三十多年中，我国长期实行的是被理论界称为“超职权主义”的民事审判方式，{HYPERLINK l “m1”|[1]这一审判方式的特点是强调法院职权在诉讼中的作用，要求法院不仅要对案件中的法律问题负责，而且也要对诉讼中的事实问题负责，为了获得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的真相，法官需要积极主动地调查收集证据，需要深入到纠纷发生地进行调查，需要通过走访当事人周围的干部和群众了解案情。

新中国的第一部《民事诉讼法》在相当程度上是在职权主义的理念下制定的，在证据的收集上，该法一方面要求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供证据，另一方面责成法院全面地、客观地调查收集证据（第56条）。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尤其是随着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提出，我国的民事诉讼理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法是私法、民事诉讼是为解决私法上的争议而设置的制度的理念逐渐在理论和实务界占据主导地位。相应地，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最高人民法院主导下我国法院进行了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这一改革的切入点是加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1991年，我国对《民事诉讼法》作了全面的修订，在修订的过程中，立法机关在很多方面引入了当事人主义的因素，弱化了法院的职权。

引入当事人主义的具体做法是突出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在强化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具体到证据的收集而言，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强调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不再要求法院全面、客观地调查收集证据，明确了法院的职责主要是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64条）。

在法院退出收集证据的主力军的新的诉讼格局中，当事人收集证据的重要性凸现出来了，如果当事人不能收集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不能提出证据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败诉的结果可能接踵而来。当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持有证据，或者虽不为其持有但比较容易获得时，收集证据的问题并不存在或不突出，但如果重要的证据为对方当事人占有，或者为诉讼外的第三人占有而他们又出于某种原因不愿意提供给举证人时，收集证据的问题就开始凸显。于是，在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同时，如何保障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利，成为立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收集证据可能遇到的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第64条第2款）。

尽管法律是针对法院作出的规定，是为法院设定帮助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的义务，但是，权利和义务总是相对而生的，既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从权利义务关系的这一原理中，我们不难得出一项新的诉讼权利——请求法院帮助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由此诞生的结论。

《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了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权利，但是，法律关于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帮助义务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只是指明了处理这一问题的大方向。对于一个诉讼中经常会遇到、操作性极强的问题，仅有原则性规定显然是不够的，具体规则的缺位不仅不利于当事人合法行使这一权利，而且也不利于法院正确履行对当事人的协助义务。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其2001年12月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民事证据规定》）将《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这一权利具体化，明确了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情形包括三种：（1）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其他因客观原因不能收集的材料（第17条）。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提出申请的时间为举证期限届满前7天；提出的方式为书面方式，在申请书中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的内容、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如申请为法院拒绝，当事人可以向受理申请的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如果一审中的申请法院未准许，二审法院认为拒绝错误的，二审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收集到的证据可以作为新的证据在二审中使用。

应当说，这些规定从实体到程序充实了这一权利的内容，也有助于保障这一权利的实现。

2007年10月，我国颁布了经过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这次修订只涉及到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在对审判监督程序的修订中，再审事由可谓是重中之重。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把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从原来的5项增加至15项，在新增的再审事由中，就包括了“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第179条第1款第5项）。这充分表明了立法机关对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权的重视。

在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背景下，民事诉讼赋予当事人这一权利，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是保障当事人证明权的需要。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广泛的诉讼权利，并责成法院在诉讼中应当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实现。在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中，证明权可谓是一项处于核心地位的权利，因为在事实争议型的诉讼中，无论是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还是被告提出的抗辩，能否得到法院的采信，全在于证据。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一般要由当事人来提供，所以可以说当事人举证的状况基本上决定了诉讼的胜负。

证明权含有丰富的内容，包括收集证据的权利、提供证据的权利、进行质证的权利、围绕证据进行辩论的权利等，在这些权利中，收集证据的权利应当是基础性的权利，在当事人收集证据遇到困难时，法院只有切实有效地对当事人提供帮助，其证明权才能够真正得到实现。因此，从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角度，法院也应当协助当事人收集证据。

第二，是保障当事人平等进行诉讼的需要。在民事诉讼中，尽管双方当事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法律上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但法律上的平等并不等于事实上的平等，由于诉讼前双方的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如普通的消费者与生产者、经营者，尤其是那些处在垄断地位的大公司、大企业之间；由于双方的事实状态的不平等，如患者和医生之间、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与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之间，都会造成收集证据能力的重大差异。尤其是，有时候尽管某一要件事实是原告方要想获得胜诉必须向法院主张和证明的，但证明该事实的相关证据却为被告一方占有或掌控，在此情形下，如果仅仅由原告自己来收集证据，无异于拒绝对受到损害的原告提供司法救济。即使是那些原、被告诉讼能力相当的案件，有时也会出现主张和证明某一事实的责任在一方，而关键性的证据却由对方当事人控制，对方当事人又不愿意把这一证据交出来的情形，在此种情形下，负有提供证据的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同样需要法院给予协助。民事诉讼的理想状态是双方当事人能够真正地平等行使诉讼权利，在武器对等的情况下进行对抗，而要实现这一理想状态，法院对在收集证据问题上陷入困境的当事人提供帮助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是法院发现真实，完成民事诉讼任务的需要。《民事诉讼法》要求法院通过诉讼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确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合法民事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一句话，要求法院在发现真实的基础上实现实体法确立的民事法律权利义务关系，从当事人的角度说，其合法的民事权益通过诉讼得到了国家的保护，而从国家的视角看，法律所确定的民事法律秩序得到了维护。

就发现真实对实现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的重要性而言，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民事纠纷虽然在性质上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之争，但诉讼实务中的争执很少涉及到对所确认的事实情况的法律判断，更多的时候当事人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即对事实情况，进行争执。

因此对于法院来说，尤其是对于一审法院来说，发现真实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诚如弗兰克所言：“纠纷的公正解决要求有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在这种法律制度下，法院能够并且持之以恒地，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地接近法庭里的争端所涉及的实际事实。我重申一下，司法正义是零售业务，而不是批发业务。因此，在每一个特定案件中，初审法院的事实认定工作赫然显现为现代司法机关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就发现真实而言，如果仅仅依赖当事人举证，有时是难以实现的。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当事人有权收集证据，但当事人毕竟只是民事诉讼主体，他们并没有强制持有证据的对方当事人、诉讼外的单位和个人向他们提交证据的权力，无权对拒绝提交者进行制裁，也无权强制证人到庭作证。即使当事人委托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虽然《律师法》也赋予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由于这一权利同样不具有可以通过律师协会或者司法行政机关强制实现的条件，所以在遇到阻碍时律师也无可奈何。我国的一些行政机关信息公开的程度比较低，同时也担心一些当事人不能正确地、合法地使用所获得的信息，所以一些同纠纷相关的信息，如企业的工商登记资料，房屋产权的登记资料、建筑物的规划、设计资料等，都是当事人自己无权查阅和复制的。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调查收集证据是审判权的必要组成部分，法院的调查取证权是一种能够强制实现的权力，它是以制裁为后盾的，对不合作者、设置障碍者，可以采用罚款、拘留等民事诉讼强制措施。因此，一些当事人无法取得的证据，通过法院的协助，由法院来要求证据持有者提交，是完全有可能获得的。

第四，是减少适用证明责任判决的需要。尽管在事实无法查清，法官依据现有的证据无法形成待证事实真伪的心证时，还可以求助证明责任，根据证明责任的承担作出判决，但是，法院的证明责任判决毕竟建立在对本案事实的真伪无法作出判断的基础上的，证明责任判决虽然强制性地解决了纠纷，但民事诉讼制度所追求的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维护国家民事法律秩序的目标毕竟没有实现。证明责任判决虽然无法绝对避免，但绝不可多用，如果在法院的裁判中，经常性地出现性质上属于“灰色结论”的证明责任判决，将会严重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动摇民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

第五，也是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需要。其实，在法律中赋予当事人请求法院帮助其收集证据的权利并非我国立法的首创。当事人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遇到自身难以克服的障碍是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各国立法机关都需要应对和解决这一共同性问题。所以，在两大法系的民事诉讼法中，都规定了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请求法院提供帮助，例如在美国的发现程序中，当事人为了收集用于支持其请求或者抗辩的证据，有权要求对方当事人、第三人提供所占有的文件，有权要求对对方当事人的身体或者精神状态进行检查，如果被请求方不予合作，提出请求的一方就只能求助于法院，请求法院作出强制披露的命令。

在德国和日本的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当事人有权申请文书提出命令、申请提交勘验标的物、申请询问当事人。其他国家的法律没有设定一条一般性的规则，而是根据需要收集证据的类别，分别作出规定。如果说，在我国原先的强调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职权主义民事审判方式中不存在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权的必要的话，在转向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新的审判方式后，再不规定当事人有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就会很不充分，诉讼制度就会由于责任与权利的严重不对等而存在在明显的瑕疵。

二、申请调查取证权的构成要件

研究申请调查取证权的成立要件，一方面可以使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知道在什么条件下自己有权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另一方面可以为法院审查当事人的申请、决定是否进行调查提供尽可能具体、明确的标准。笔者认为，申请调查取证权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该证据对查明案件中的争议事实具有重要作用

只有当证据同作为裁判基础的争议事实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获得该证据对法院查明争议事实有重要作用时，法院才有必要调查，才会同意当事人的申请。其实，不仅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要以必要性为前提，就是当事人将已经收集好的证据提交法院，也只有在必要的前提下法院才会组织质证。

在下列情形中，当事人的申请就会因为不符合这一要件而被拒绝：（1）证据对解决本案的争议缺乏重要性。如果事实本身对本案的诉讼无关紧要，就不能成为证明对象，当然也就不必用证据来证明。（2）申请调取的证据缺乏关联性。关联性是指由于证据的提出会使待证事实的真实或者虚假获得一定程度的证明，也是证据的基本属性之一；若缺乏关联性，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证据，也就没有必要去收集。（3）证据的证明力太弱。即使请求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存在着关联，但若该证据的证明力相当弱，即使取得这一证据，也不能证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对证明力明显太弱的证据，法院也不会同意收集。（4）超出证明需要的证据。有时候，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虽然与争议事实有关联，但如果法官认为现有的证据已经达到了充分的要求，即使没有这一证据，法官也能够形成心证，法院就会以不必要为由拒绝当事人的申请。（5）可以用其它证据来替代当事人申请调查的证据，并且相比之下，其它证据可用较容易的方法获得或者可以支付较低的成本获得。

（二）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是本人和诉讼代理人无法收集的证据

“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是《民事诉讼法》确定的条件，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法律的这一规定，应当承认，这一规定是高度抽象化的，如同民法中的“善意”、“恶意”、“过失”、“正当事由”一样。最高法院在《民事证据规定》中虽然作出了将其具体化的努力，但能够明确列举的也只有两种情形，不得不规定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这一兜底性质的条款。在诉讼中，如果申请法院调取的是《民事证据规定》明确列举的情形，相对会好办些，当事人只要在申请书中说明该当于这两种情形的具体事实，但问题在于，诉讼实务中发生的，有不少并不属于明确列举的情形。

即使属于明确列举的情形，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还是聘请律师代理诉讼，由于收集证据能力上的差异，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例如同样是企业的工商登记材料，如果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当事人自己去要求查阅和复制对方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就会被拒绝；而假如当事人委托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律师就能够去收集这样的证据材料。法院在审查当事人的申请时，应本着保障当事人的申请权的宗旨，只要对当事人来说确实属于自己无法取得，而由法院帮助收集又不会给法院增加很大的负担，法院就应当同意当事人的申请。在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的场合，法院不宜以本来可以聘请律师代理诉讼拒绝当事人的申请，也不宜建议当事人请律师而自己不去调查取证，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当事人必须聘请律师代理诉讼。

对不属于明确列举的情形，就需要分析能否列入兜底条款的范围。而在进行这样的分析和判断时，需要从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一个个具有典型性的个案，来明晰识别与判断的标准。例如，有些存放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证据资料，虽然这些同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并无关系，但当事人自己去收集的时候，对方是否同意提供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一旦拒绝提供，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除了申请法院调取外并无其他良方。对这样的证据，只要当事人向法院说明本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已经前去收集但遭到拒绝，就可以认为符合“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条件。

（三）当事人向法院提出了书面的申请

《民事证据规定》明确要求当事人应当以书面方式向法院提出申请。在申请书中，应当写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的内容、需要由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写明上述内容，一方面是为了帮助法院判断是否符合申请调查取证的条件，另一方面在于当法院准予申请时，为法院的调查取证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当事人提出书面申请的必要性还在于，法院会把申请书保存在案件的卷宗中，可以起到程序问题的证明作用，这对于可能发生的上诉或申请再审具有重要意义。

（四）一般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7日提出申请

《民事证据规定》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的7日前向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的申请，这一规定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如果等到举证期限即将届满才提出申请，法院就无法在举证期限内完成调查取证的工作；另外，如果法院不同意当事人的申请，当事人还有权申请复议，处理复议也需要时间。但是，这一时间要件也不应当绝对化，因为在有些情况下，是否需要申请调查取证，在案件审理前还无法确定，申请调取证据的必要性是在审前准备阶段对事实和争点的整理过程中，或在质证和辩论的过程中才显现的。考虑到证明过程的动态性，只要证据的确很重要且确实属于因客观原因不能自己收集，法院就不宜以不符合时间要件而拒绝。

当事人不仅在第一审有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在第二审甚至到了再审，仍然享有这一权利。当事人在第二审申请调查取证，通常是由于某一重要的事实未被法院认定而招致了败诉，当事人认为其主张的事实是存在的，只是在第一审中自己并不知道法院认为其举证不充分，所以会在提起上诉的同时，进一步提供证据或者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已经把法院未依法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作为申请再审的事由，当事人以这一事由申请再审时，一旦申请成功，就会请求再审法院调查取证。当事人在第二审程序中申请调查取证，一般应在提起上诉的同时提出申请；而在再审程序中申请调查取证，应当在法院决定再审后及时向负责再审的法院提出申请。

三、申请调查取证权的实际运作

申请调查取证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权利，当事人能否积极、合理地行使，法院如何对待当事人的申请，何种情况下会准予申请，何种情况下会拒绝申请，这些问题需要从诉讼实务中寻找答案。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具有的权威性，本文主要以《公报》上的相关材料作为分析的对象。

（一）法院准予当事人的申请

1.申请法院向案外第三人收集证据。

（1）口福食品公司诉韩国企业银行、中行核电站支行信用证纠纷案。

在该案件中，上诉人韩国企业银行（一审被告）的上诉理由之一是被上诉人口福公司倒签提单上的货物装船日期，欺诈信用证项下的当事人。为了证明这一事实，韩国企业银行还以因为客观原因无法调取“装船日期为2002年6月1日的提单副本”为由，申请二审法院查封中远公司所属的“凌泉河”货轮2002年5月至6月的航海日志，以核实实际装船日期。二审法院收到申请后，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对装船的时间和提单签发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取证，查明承运方装船时间为5月31日8时至6月1日4时，于6月1日签发提单，而在给口福公司的提单上，填写的装船时间为5月31日，确为倒签提单。虽然存在着倒签提单的事实，但二审法院认为，从本案的全部事实看，仅凭倒签提单不足以构成欺诈，不足以推翻一审判决，最终驳回了韩国企业银行的上诉。在该案中，二审法院虽然维持了原判，但通过依申请调查取证，查明了提单是否倒签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给了上诉人一个公正的说法，增强了判决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

（2）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称“开发银行”）与沈阳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沈阳高开”）、新东北电气（沈阳）高压开关有限公司、新东北电气（沈阳）高压隔离开关有限公司、沈阳北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撤销权纠纷案。

开发银行于1998年借款15300万元给沈阳高开用于土建工程和购买设备，应还款期到后，沈阳高开未能还款，在此期间，沈阳高开还出资与其他法人设立了一些新的公司，还进行了股权置换。开发银行2004年5月向北京高院提起诉讼，要求沈阳高开偿还本金和利息，并主张沈阳高开与东北电气的股权转让行为系恶意串通而无效。在一审中，由于东北电气举证证明沈阳高开已将沈阳添升98.5%的股权以人民币13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沈阳德佳经贸有限公司，所以一审法院对开发银行主张的股权转让严重不对等不予采信。开发银行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张沈阳高开将其持有的新泰高压74.4%的股权与东北电气持有的沈阳添升98.5%进行置换，系双方恶意串通、转移财产、逃废银行金融债权的行为。原审判决仅以沈阳高开将所持有的沈阳添升98.5%的股权以13000万元转让给沈阳佳德为由，认定东北电气在与沈阳高开进行股权置换时向沈阳高开支付了对价，依据不充分。在二审期间，开发银行向二审法院提出了调查取证的申请，请求二审法院调查沈阳佳德华夏银行金都支行账户在本案股权交易期间发生的大额款项进出情况，以核实沈阳佳德是否实际向沈阳高开支付了13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二审法院根据该申请，向银行调取了相关的账目，查明沈阳佳德收购沈阳添升股权的13000万元的资金出自辽宁新泰，沈阳高开收到沈阳佳德支付的13000万元后，当日即将其中的10592.63024万元分两笔背书给辽宁新泰和诚安电力，诚安电力又背书给辽宁新泰。因此，13000万元出自辽宁新泰，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款项在划出的当天又转回到辽宁新泰，这些证据已初步证明上诉人主张成立。尽管被上诉人主张这是企业之间的正常经济往来，但二审法院要求被上诉人举证推翻法院的初步认定，由于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法院认定上诉人开发银行的上诉主张成立，并撤销了沈阳高开的股权置换合同。

在该案件中，在股权置换中是否存在严重的不对等，沈阳佳德是否真的支付了13000万的股权转让款是本案争议的焦点。被上诉人采用了表面上支付了对价，然后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资金运作，又把置换股权的资金转回去的做法，来逃废银行债务。由于被上诉人不仅了解资金运作的真实情况，而且也控制着相关的证据，所以在诉讼中很容易举证证明已经支付了13000万元的对价，而对于上诉人来说，由于银行要对客户的资金运用情况保密，仅由自己及诉讼代理人去收集证据，要想获得对方资金实际运作的证据，就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上诉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而对于法院来说，要求银行提供相关的账目，可以说几乎不存在任何困难，法院为此付出的成本也是相当低的。

（3）上海延长印刷厂（以下称“延长厂”）诉上海精华威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称“华威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延长厂于2001年1月委托华威公司印刷宝碟软盘彩卡50000张，纸张由延长厂提供。延长厂收到印刷的彩卡后，因发现印刷品存在严重色差，要求华威公司解决，因交涉未果，向上海市杨浦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解除承揽合同、返还加工费并赔偿损失。原告称，其在同年1月16日、2月16日，分别致函被告，提出印刷品存在严重色差。被告辩解说未收到原告于2001年1月16日、2月16日邮寄的信函，仅收到原告于2002年1月6日邮寄的信函。原告在收货一年后才提出质量异议，已超过了提出质量异议的合理期限。在一审中，原告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申请法院调查其于2001年1月16日、2月16日邮寄的信函被上诉人是否收到的证据，未获准许。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加工的印刷品已交付原告，原告也支付了加工价款，双方之间的承揽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原告与被告达成的口头承揽合同未约定质量验收标准，且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合理时间内向被告提出质量异议，故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败诉后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过程中，上诉人再次提出同样的申请，理由是上述两份挂号信自交寄之日起一年内上诉人可以自行查询，至提起诉讼已过查询期，故上诉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二审法院准许了上诉人的申请，经调查查明上诉人于2001年1月16日邮寄的0695号挂号信、2月16日邮寄的0024号挂号信均由被上诉人以单位邮件收发章签收。这两份证据经质证后，被上诉人亦予以确认。二审法院在查明印刷质量存在严重瑕疵和上诉人已在异议期内提出异议的事实后，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返还加工费和赔偿纸张损失3万余元。

在本案中，二审法院之所以准许上诉人调查取证的申请，一是因为该证据关系重大，如果确实存在着这两封挂号信，就可以确切地证明上诉人在异议期内提出异议，就可以推翻一审判决；二是由于根据邮局的规定，当事人自己确实无法去收集这一证据。

2.申请法院向对方当事人收集证据。

（1）黄颖诉美晟房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原告黄颖购买被告美晟房产公司房屋一套，双方签订了《商品房预购合同》，后来双方为该房屋客厅窗外的一根用于装饰的钢梁发生纠纷。

原告向北京市大兴区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诉称：在办理入住手续时发现，该房屋客厅窗外有一根用于装饰的钢梁。这个钢梁不仅遮挡窗户，给原告造成视觉和心理障碍，还威胁原告的人身、财产安全和隐私权。在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过程中，被告没有以任何方式向原告明示窗外有这个钢梁，更没有在购房合同中约定窗外有钢梁。因此请求判令被告拆除原告窗外的装饰钢梁，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辩称：原告所诉窗外有钢梁情况属实。这个钢梁是从整个小区的美观与协调考虑，按照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的小区建设设计图纸安装的，且符合建筑规范。现在整个小区已经竣工，并经验收合格。原告应该考虑整个小区的利益，况且现在原告已入住，表明其对房屋的现状也认可，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订立的合同合法有效，该钢梁在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核批准的设计图中就有、且建造符合相应建筑规范。在交接房屋时黄某未提出异议，并实际办理了入住手续，现以窗外钢梁侵犯其人身、财产安全和隐私权，造成视觉和心理障碍为由，诉请被告拆除该钢梁，因无合同依据及损害后果，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黄某的诉讼请求。黄颖提出上诉，称他在收房时已经提出异议。二审法院审理时认为，上诉人在一审中一再陈述收房时对窗外有钢梁一事已在“业主入住验收单”上提出过书面异议，该验收单由被上诉人单方面保存。二审法院据此要求被上诉人提交该验收单。由于被上诉人拒不提交，二审法院依据《民事证据规定》第75条推定上诉人已提出书面异议的主张成立。

（2）石鸿林诉泰州市华仁电子资讯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原告石鸿林诉称自己是“S型线切割机床单片机控制器系统软件V1.0”的著作权人，被告华仁公司销售的切割机床未经许可使用了他的软件，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被告辩称该软件是自己独立自主开发完成。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控制器内置软件与原告的源程序具有相同性或者实质的相似性，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出上诉。在上诉中称，被上诉人有义务提供其软件源程序程序进行鉴定，源程序是被上诉人独有，上诉人对此无法获得，法院应当依法要求被上诉人提供。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要证明其被上诉人侵权的主张，需证明双方计算机软件之间构成相同或实质性相同，而要证明这一点就需要将双方的程序进行比对，因而责令被上诉人提供被控侵权软件的源程序。虽然经过法院反复释明，被上诉人仍然不提供。于是，二审法院适用《民事证据规定》第75条，推定上诉人的侵权主张成立。

以上两个案例的共同点是证明责任虽然在上诉人，但能够证明上诉人主张的重要证据却由被上诉人占有，在此情形下，只有通过法院责令被上诉人提交证据，才能够完成自己的提供证据的责任，所以上诉人需要请求法院向对方当事人收集证据。尽管请求向对方当事人收集证据也应当属于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但在审判实务中，当事人一般不会像申请法院向案外第三人调查取证那样写申请书，法院也不要求当事人写申请书，而是直接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供。但在笔者看来，此种情形也应当按照《民事证据规定》第18条的规定写书面申请，这样可以把理由阐述得更充分，法院也会更慎重地对待，如果法院不准许，当事人还可以申请复议。尤其是，将来如果以此为理由提出上诉或者申请再审，申请书的存在可以证明当事人在一审或者原审中就提出过申请。

（二）法院拒绝当事人的申请

从笔者阅读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法院拒绝当事人的申请有两种情形：

1.未说明理由和简单地说明拒绝的理由。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三木公司”）与福建煌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煌星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在该案件中，原告三木公司曾向一审法院申请对被告煌星公司《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项下的房产范围进行调查，但一审法院未对申请作出回应，于是三木公司将其作为上诉理由之一，称在一审中曾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但一审法院没有向上诉人送达是否准许的通知，亦未将调查取证的结果向上诉人说明，违反了法定程序。

在上诉时，三木公司申请二审法院对此调查取证。在二审判决书中，最高法院对这一上诉理由作出了评论：“本院认为，三木公司申请人民法院对煌星公司取得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项下的房产范围进行调查，该《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3条规定的„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范围。本案一、二审诉讼中，三木公司亦认可煌星公司取得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同时，二审庭审后，本院再次给三木公司延长举证期限，故三木公司的诉讼权利并未受损。”

在该案件中，一审法院拒绝了三木公司的申请，但并未告知当事人不予调查取证的理由，并且也没有按照《民事证据规定》第19条的要求，以书面方式通知三木公司。尽管三木公司申请调查取证的请求在第二审也被上诉法院拒绝，但一审法院的做法，不能不说仍然是存在不足的，一审法院这样处理当事人的申请，表明了对当事人的这项诉讼权利缺乏起码的程序上的重视，也确实侵害了三木公司的诉讼权利。[105]在审判实务中，这样的情形并非个别存在，所以这一现象应当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关注和重视。二审法院对三木公司的这一上诉理由和调查取证的申请虽然只做了简单的评说，但至少是已经对当事人的请求作出了回应。

2.详细说明拒绝的理由。国际华侨公司（以下称“华侨公司”）诉长江影业公司（以下称“长江公司”）影片发行权许可合同纠纷案。

华侨公司与长江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拍摄影片《下辈子还做母子》，著作权归华侨公司所有，由长江公司负责该片在江苏省的13个地市放映，影片的放映收入双方按比例分成。长江公司应将放映收入及时告知华侨公司并将分成收入划入该公司的指定账户。后来，华侨公司认为长江公司隐瞒了影片的票房收入，将长江公司告到法院，要求长江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在该案件中，票房收入数额有无漏瞒报以及漏瞒报具体数额的认定是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和本案审理中的关键问题。对所主张的漏瞒报的事实及其数额，华侨公司负有证明责任。由于根据双方的合同，该影片在江苏省全省境内播放，还在许多中小学播放，所以涉及的播放地点相当之多。华侨公司在收集证据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向一审法院提交了1095份证明漏瞒报情况的调查表，但华侨公司认为这仅仅是漏瞒报的部分情形，不能说明漏瞒报的全部情况，所以，在提起上诉时向二审法院提出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请求二审法院直接查清长江公司和江苏各市、县电影公司及影院实际瞒报的票房收入数。

该申请被二审法院拒绝。二审法院拒绝的理由是：首先，涉及该事实的证据不属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的证据。投资公司已经向法院提交了1095份证明漏瞒报情况的调查表，说明该证据并非其无法收集，只是因调查范围广，欲全面、准确收集存在困难。而华侨公司举证的困难，是其在与长江公司签订合同时应当预见到的。其次，该证据亦非属于人民法院因审理案件需要而必须自行收集的证据。合同明确约定，长江公司对投资公司查出漏瞒报数额承担10倍赔偿责任，华侨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可以获得10倍经济赔偿。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华侨公司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举证责任。人民法院应当对华侨公司所提交的证明漏瞒报数额的证据予以审查核实，而不是代替华侨公司履行举证义务。原审法院已经就华侨公司所提供的1000余份调查表的真实性进行了审查核实，如果由二审法院调查收集华侨公司举证范围之外的其他证据，实际上是代替投资公司履行举证义务，不仅违背了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也有悖于法院作为司法机关的中立地位，对另一方当事人亦不公平。第三，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和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全面、准确查清漏瞒报数额不仅难以实现，而且由于10倍赔偿责任的约定已经使华侨公司在不能全面查清漏瞒报数额的情况下，仍可以较大程度地弥补其经济损失，故也不是审理本案所必须的。

应当说，判决书对不予准许的理由的论证是相当充分的。在该案中，由于影片的播放地点多、范围广，要想全面收集证据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困难，所以华侨公司才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但问题在于，如果由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也存在着同样的困难，退一步说，即便华侨公司的申请属于法院调查取证的情形，由法院到各地区调查收集，从人力、物力和时间上，法院也是难以承受的。就该案件的实际情况看，全面地获取漏瞒报的材料成本太高，几乎是无法做到的，无论是要求当事人还是法院去全面收集证据，都是不合理的。所以，仅就此而言，法院也不会准许当事人的申请。

四、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一）证人证言是否属于申请调查取证的范围

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了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权利，但并没有说明该规定针对的是哪一类证据，而民事证据总共有七类，是否所有这些证据都属于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呢？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属于申请调查取证的范围，应当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鉴定结论需要通过鉴定来形成、勘验笔录要由法院的勘验行为来完成，对这两类证据，虽然当事人可以申请鉴定和勘验，但这是独立的获取证据的方法，一般不属于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当事人陈述虽然也是证据的一种，但一方当事人实际上很难通过获取对方当事人的陈述来得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我国也未规定询问当事人的制度，所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一般也不包括申请法院询问对方当事人。应当说，上述范围应当是比较清晰的，存在疑问和令人困惑的是证人证言。证人证言是诉讼中的一类重要证据，在某些类型的案件中，证人证言可能成为当事人唯一能提供的证据。证人证言能否成为申请调查取证的对象，是一个需要详细分析的问题。

在原先注重实体公正、注重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诉讼模式中，证人并不需要到庭作证，证人证言一般以书面形式出现在诉讼中，证人证言的获取或者是通过当事人或律师走访证人，将证人的陈述记载下来提交给法庭，或者由法官到证人的单位或住所，通过询问证人，把证人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记下来，形成法院对证人的调查笔录。由于担心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向证人收集证言时具有片面性，实务中更多的是由法官向证人调查。后来程序公正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让证人出庭接受质询，由双方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当庭对证人询问，是审查判断证人证言真实性的最好方法，所以法院开始改变原来主要依赖书面证言的做法，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然而，让证人出庭在我国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证人通常不愿意出庭作证，法律对拒不出庭的证人也没有规定处罚和强制其出庭的措施，所以在改为要求证人到庭作证后，证人证言的使用率就大大降低了。于是，当证人证言是当事人依赖的唯一证据，法院依当事人申请传唤了证人、而证人又不愿意出庭时，当事人就会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请法院直接找证人做调查笔录。

这的确给法院出了一个大难题，在此情形下，如果法院拒绝，当事人就会因为举证不能而败诉，而如果同意当事人的申请找证人做调查笔录，这样的笔录又无法在法庭上质证。在实务中，法院往往会拒绝当事人的申请。

法院拒绝当事人的申请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是否是好的选择是值得研究的。《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是留有余地的，并不要求证人一律要到庭作证，而是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第70条）。《民事证据规定》又把“确有困难不能出庭”具体化为5种情形：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第56条）。这至少表明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从外国法律的规定看，虽然让证人出庭作证是原则，但与出庭相比，证人用提交书面证言的方式作证在时间和费用上更为节约，所以在一些情况下，法律也允许证人用书面证言替代出庭，如德国1990年的《司法简化法》就允许法院在考虑作证的内容和证人的人格，认为证人提出书面回答已经足够的情况下，可以命令证人提出书面回答。法院在作出证人提供书面证言的决定时，无需取得当事人的同意。

在证人确实不愿意到庭作证的情况下，由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找证人询问后做成证言笔录，应该是一种更优的选择。

为了保证当事人有质证的机会，法院在决定前往证人处所询问时，还可以通知双方当事人，让他们也到场。

（二）如何把握是否属于客观原因

在诉讼实务中，最难把握的是哪些证据当事人有权申请法院调取而法院又应当调取。这一问题虽然《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证据规定》都作了规定，但实务中的把握却并非易事。在这一问题上，不仅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常常存在着冲突，当事人认为自己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但法院确认为所申请调取的证据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范围，而且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之间，受理再审申请的法院与原审法院之间，也会产生认识上的分歧。

出现上述困难并不奇怪，因为尽管《民事诉讼法》设定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这一要件，尽管最高法院在《民事证据规定》中将它具体规定为三种情形，但这些规定在一些情况下其实并不能为法官在具体的案件中提供明确的指引。造成困难的原因在于，是否属于由于客观原因自己不能收集，不仅同案件的具体情况、证据的具体情况相关，而且也取决于当事人的具体情况，例如同样是企业的工商登记材料，如果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就属于因客观原因不能收集，而假如当事人委托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律师拿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介绍信和律师证就能够自己去收集。有些存在于企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的证据材料，如果当事人社会地位比较高，本人去收集往往能够收集到，而那些社会地位比较低的当事人，自己去收集者常常会吃闭门羹。

在由当事本人进行诉讼或者诉讼代理人并非律师的情况下，如果某一证据，只要当事人委托律师作为代理人就可以取得，法院是否可以一方面拒绝当事人调查取证的申请，另一方面建议当事人通过委托律师来帮助其收集证据呢？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采用律师强制主义，当事人未委托律师又有复杂的原因，再加上委托律师需要时间，反不如法院去调取来得快捷，所以只要符合调查取证的条件，法院应当采取调查取证措施。

当然，在对待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问题上，法院既要充分地保障当事人的这一权利，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积极地、认真地去收集，也要防止把握的尺度太宽，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也去帮助当事人收集。就当事人而言，对一些本来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收集到的证据，应当自己去收集，而不能把这一困难的任务推给法院。

（三）申请调查银行存款是否要提供具体信息

在离婚案件中，一方当事人有时会主张对方存有“私房钱”，并请求法院向银行调查，以查明这部分被隐匿了的共同财产。而在当事人提出申请时，法院往往要求申请人提供存款银行的名称、存款的时间和数额，如果当事人不能提供这些信息，法院就会拒绝调查。

其实，在银行普遍采用电子计算机对储户的信息进行管理并且计算机已经联网的今天，存款的银行、存款的时间和数额这些信息不再是进行查询所必需的，只要当事人提供被查询人的姓名银行就完全能够查询。对法院来说，帮助当事人调查也是非常容易完成的任务，不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所以，对这样的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法院不宜再设过高的门槛。只要当事人在申请中对对方当事人可能隐匿财产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法院认为存在着隐匿的可能性，就不妨启动查询。

（四）申请调查取证的规则是否需要进一步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