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十四节气的诗歌

2024-05-11

关于二十四节气的诗歌（共10篇）

篇1：关于二十四节气的诗歌

关于大暑的节气诗歌

在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大家肯定对各类诗歌都很熟悉吧，诗歌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还在苦苦寻找优秀经典的诗歌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大暑的节气诗歌，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盛夏》

烈日下摇动蒲扇只是心理安慰

瓜农开启一个成熟的西瓜作为宣传

西瓜却咧开嘴开心的笑

瓜农也是家里的最成熟的一个

却也是在蒲扇下叫卖

健康的麦色皮肤被晒得黝黑

西瓜的味道飘过来

盛夏到了

《大暑》

一只迷路的野蘑菇

在夜幕降临之前被孤独笼罩

在潮湿的土地上

撑起简易虚弱的蒙古包

试图隐匿对黑夜的`恐惧

而蜷缩在狭小的空间里

哀鸣的蟋蟀

即是它无法假装镇定的羊群

此时它们拥有猎犬一样灵敏的听觉

风吹草动时

又不约而同失去暗夜战士的勇敢

在慌乱之中相互踩踏痛处

《大暑颂歌》

暑气升腾万物华，满河翡翠映荷花，蝉鸣高树吟新曲，犬卧荫凉守老家。

庄汉挥锄流热汗，顽童贪吃摘香瓜。

农民盼得甘霖降，五谷葱茏心意嘉。

《暑气》

烈日照

白云出逃

山泉枯

农夫汗作涌泉

把地浇

《别样的节气》

清风吹过脸庞

带来一个绿绿的信息

炎热的夏季来到

山是绿的.水是绿的就连带着温暖气息的风也是绿的没了春花的香气

迎来了别样的艳丽

撑着小花伞身穿裙子的美女

校园里，公园中

街道上，三五成群

走路，聊天，嬉戏

《关于大暑》

为何

这么热烈

当所有的果实

转来羞涩的脸庞

当所有的海浪

唱起澎拜的歌曲

当所有的雨水

亲吻贫瘠的土壤

当所有的阳光

滋润干涸的心灵

当你倾其所有

拥我入怀

一无所有的我竟不知如何

说出再见

《换种思维过大暑》

我不怕热。太阳像炉火般

炙烤着大地。我走在大街上

显得*露。连续几天的高温

天地像蒸房，裹挟着我吓人吧，如注的汗水浸泡着额头

吓人吧，如火的烙铁熨透了肌肤

过了一街又一街

走了一程又一程

那么多车辆穿梭

那么多行人打伞

只有我，像个狂徒

我是在想：这又怎么了

不就是免费洗了个汗蒸

来了个日光浴

我深信，只有内心的冷静

才能抵挡住外界的燥热

篇2：关于二十四节气的诗歌

立夏

俞云杰

跨过了春的门槛

绿色泛滥，花事次第开放

蚯蚓出，蝼蝈学唱

她们跳跃在五月的线谱上

风有点牛，正值青春期

阳光不再羞涩，四处游荡

万缕金黄轻轻铺开

旷野上，酝酿一季麦香

一切都在叫嚣着生长

心湖，与初夏一样芬芳

苍穹之下，谁在偷窥

小满后的景象

立夏介绍

顾名思义，立夏是指夏季开始。但是，各地冷暖不同，入夏时间实际上并不一致。按气候学上以五天平均气温高于22℃为夏季的标准，立夏前后，四川盆地南部刚跨进夏季;盆地其余的地区气温为20℃左右，还处于“门外无人问落花，绿阴冉冉遍天涯”的暮春时节;而川西南低海拔河谷则早在4月中旬初即感夏热，立夏时气温已达24℃以上，可谓夏日炎炎了。《易纬》有立夏“电见”之说。但就四川而言，即使在初雷最晚的盆地西北部，常年雷暴也始于4月上、中旬，“电见”无须等到立夏。立夏以后，正是盆地中稻大面积栽插的需水关键期，大雨来临的早迟和雨量的多少，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此时如不下较大的雨，那些无水灌溉的农田就无法梨耙栽秧。据气候资料统计，多年平均大雨开始期，盆地东部在4月中、下旬，中部在5月中、下旬，西部在5月下旬。5月雨量盆地东南部为100至200毫米，西北部为75至100米。盆地西部、中部因大雨开始较晚，雨量偏少，往往有夏旱露头。这段时间，正当盆地收获小春作物，播栽大春作物，特别要注意多变天气的影响。晴天要及时抢收，雨天应抓紧栽插，连阴雨天气须提防小春收获物生芽、霉烂，还要搞好抗旱保苗，警惕20℃以下的低温对早稻的危害。

立夏的由来

立夏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夏季的第一个节气，表示孟夏时节的正式开始，太阳到达黄经45度时为立夏节气。斗指东南，维为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立夏，四月节。立字解见春。夏，假也。物至此时皆假大也。 ”

在天文学上，立夏表示即将告别春天，是夏天的开始。人们习惯上都把立夏当作是温度明显升高，炎暑将临，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旺季生长的一个重要节气。

立夏这个节气在战国末年(公元前239年)就已经确立了，预示着季节的转换，为一年四季之夏季开始的日子。

实际上，若按气候学的标准，日平均气温稳定升达22℃以上为夏季开始，“立夏”前后，我国只有福州到南岭一线以南地区是真正的“绿树浓阴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的夏季，而东北和西北的部分地区这时则刚刚进入春季，全国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在18～20℃上下，正是“百般红紫斗芳菲”的仲春和暮春季节。进入了五月，很多地方槐花也正开。立夏时节，万物繁茂。

立夏养心四个方法

1、起居有时。立夏之后应顺应季节昼长夜短的特点，及时调节生活节奏，晚睡早起，保证充足睡眠。

2、饮食清淡。夏季阳气上升，食用过多油腻、易上火食物，会引发痤疮、口腔溃疡、便秘等病症。建议多喝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能补充营养，又可达到强心的作用。平时多吃蔬菜、水果及粗粮，增加纤维素、维生素C和维生素B族的供给，预防动脉硬化。

3、有氧运动。立夏以后气温渐升，易出汗，汗为心之液，若此时再剧烈运动，容易造成机体缺水，故应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慢节奏的有氧运动，并在运动后适当饮温水，补充体液。活动强度以不感到疲惫为宜，时间不宜超过1小时，以减少心脏负荷，防止心肌缺血发作。

篇3：关于二十四节气的诗歌

黑色幽默产生的原因的背景让人难以说清但是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虽然黑色幽默有着一种荒诞的性质,但是这并非作家主观臆造,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环境原因:麦卡锡主义

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美国当时社会并不太平,不稳定因素还有很多。在对朝鲜战争的结束后,充斥在美国的还有麦卡锡主义[1]对人们的压制和禁锢,是美国的麦卡锡肆意的诬陷和诽谤美国的共和党人和有不同意见的人,有着“美国文革”之称。无疑这会对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都造成严重的伤害。并且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中失利后伤亡比例高代价大,国内的反抗情绪逐渐高涨。人们开始对当时的民主社会产生了怀疑,尤其是美国的中小资产阶级,面对现实想要改变却无能为力因而开始对现实进行了嘲笑讽刺和挖苦。

(二)社会原因:当时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人们的传统观念也不断地受到挑战,不管是之前的文艺复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肯定了人性,还是启蒙运动宣称的人民主权社会契约论,在过度解放天性的同时总会出现一定的弊端。就像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作品《哈姆雷特》其中的社会道德受到的挑战都是过度解放天性造成的,而这个时期的黑色幽默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时期的美国人尤其是当时的年轻人,他们对现实社会不满进行讽刺和挖苦,崇尚标新立异,追求放荡不羁的生活,似乎在追求一种原始社会的解放和自我的放纵。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作用力就是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伴随之而来的就是金钱关系和物质的社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就对当时社会的金钱交易和人与人之间的物化状态进行过揭露和批判,在金钱和人的关系之后丛生出自然主义等诸多的流派。但二战爆发后人们的精神世界也收到了考验,他们对理性社会感到失望。除此之外黑色幽默也受到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存在主义哲学小说主要表现出世界的荒诞性,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世界的荒诞性不在于环境的荒诞也不在于人的荒诞,是两者的关系不协调。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和自由的选择,黑色幽默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的诞生。黑色幽默的特点则更加的突出,他们则更加的悲观和消极他们不突出自己选择的重要性,而是面对种种的荒诞性他们只是一味的苦笑的嘲讽,用幽默的方式来与残酷的现实进行分离。《第二十二条军规》作为黑色幽默的典范之作也是用一种非理性化的手法来嘲讽当时社会。

上文对黑的幽默的产生背景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在1960年代美国的大背景下过后,黑色幽默的小说和电影在当今的社会仍然受到追捧的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除了黑的幽默中的“黑色”以外就是在“黑色”中附加所带来的大胆,黑色的事物往往代表这未知和大胆,在黑色幽默中它虽是一种喜剧的存在,但是它的存在也是为了来打破禁忌的,禁忌总是让我们无法靠近没有勇气去触碰和接触。不管是种族歧视中的黑人和拜白人两者种族的问题,或者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同性的感情的存在还是在战争上的问题,这就是存在主义常说的他人即地狱的说法。如果你不能正确地对待他们,那么他们就是地狱,就是痛苦的根源,而黑色幽默就敢于拿于禁忌来开玩笑,而且是禁忌越大越讽刺越挖苦,达到的效果会更佳,这就是黑色幽默所带来的不一样的感受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阿诺德·欣奇利夫.荒诞说—从存在主义到荒诞派[M].刘国彬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

[2]毕天华.黑色幽默的艺术特色[J].外国文学研究,1989,(5).

[3]常耀信.美国文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

[4]陈世丹.荒诞的社会现实与怪诞的小说世界[J].辽宁师范大学报,2002,(2).

[5]程锡麟.荒诞,幽默--《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叙事艺术[J].外国文学2006,(4).

[6]陈永国.二十世纪文学泰斗—海勒[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7]丁芸.《死二十二条军规》的双重解读[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4).

[8]周静琼.美国黑色幽默小说欣赏[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9]丁芸.《死二十二条军规》的双重解读[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4).

篇4：关于二十四节气的诗歌

在我们的新诗史上，地方性的书写并不少见，但像二十一世纪以来如此多的诗人以如此高的热情近乎集体性地投身于地方性的诗歌写作，并且形成了一股现象与潮流，似未有见。之所以如此，我以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二十一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剧，世界各地都激发出了警醒和反对文化同质化倾向的本土自觉，特别是在中国，随着二十一世纪以来的经济崛起，文化上的自信与自觉也日益突出，独特、悠久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越来越被人们所深切认同。表现在诗歌界，就是很多诗人不再像上一世纪的1980、1990年代那样热衷和侧重于向西方寻求诗学与文化资源，而是更多地转向中国本土的诗歌文化传统，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这样的转向，形成了中国新诗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又一次转型。

当然，促成这一转型的，并不只是全球化这一较为外在的原因，在中国诗歌的内部，从中国诗歌史自身的历史演变与发展逻辑来看，1999年4月的“盘峰论战”提出的很多重要问题，特别是其中关于诗的本土传统与西方资源的问题，经过1999年和2000年近两年的激烈争论、拓展与深化，非常明确地凸显在诗歌界面前，很难让我们忽视与回避，使我们接下来的诗歌创作和诗学思考，必须对此作出回应。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在对自身问题关注与处理的意义上，实际上就展开于这样的背景，所有对诗学问题有所思考和有所自觉的诗人，都将在此背景中有所调整，他们的创作，也变得更加自觉和更加明确——转向本土，回归地方，成了很多诗人的共同选择。

转向本土，回归地方，使得我们地方/本土的自然、地理和文化景观与内涵都能得到自觉的展示与发掘，自然也丰富了我们的诗歌创作，诗歌创作的精神与美学都得到了相应的拓展，在全球性的文学格局和诗歌版图中，中国诗歌的“中国性”也得到了加强，这些方面的意义与价值都毫无疑问。但是在另一方面，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地方性与本土性自觉，在诗歌观念和诗歌创作的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偏至或迷误。最为重要的，可能就是对个体自我的忘却。有些诗人的地方性写作在技艺、语言和文化内涵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水平，也有很多应该说是不无盲目的拥趸，但是他们最为核心的方面，即个体自我，却被放弃与忘却。我们很难在这些诗人的作品中，感受到他们最为真实和最“属己”的痛苦，他们的关切、他们的喜悦、他们的希望、他们的哀伤、他们的愤怒与挣扎……他们的内心中最为“属己”的东西悉遭屏蔽。有些时候，他们的诗中也会有“我”，但这个“我”所表达的，却经常都是我们的传统诗歌和传统文化中习见的一些精神情感，它们或者是较为浮泛的对亲人的感恩与怀念，或者是对一方风物和一方水土的热爱，或者，也会是文人士大夫的悲戚、放达或某些所谓的“文人趣味”——我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这些，而是想说，这样的表达很容易流于空洞，流于我们所习见的陈词滥调，而丧失或忽略了个体自我的深切表达。

个体自我的忽略与忘却，导致一些作品往往停留于对地方性的表面呈现，很多诗歌中不同的地方特色，往往也只有类型的差异，有些是写西藏，有些是写东北，有些则是写江南……这些表面和类型化的地方特色成了很多诗人的标签与符号，人们也往往会以这样的符号来简单化地认识和理解一些诗人。我们知道，一个诗人的真正确立，主要还是要依赖于他在精神和美学上极为独特的个体性，这些外在、表面和类型上的差异，很难真正确立一位诗人，这便意味着，二十一世纪以来表面上颇有差异的一些地方性写作，实际上在精神内核上颇为同质，它们都未能够提供出扎实有力的独特个体。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还是有一些诗人对此问题较为清醒，他们的写作在表现不同的地方性时，更是对地方性有所超越。比如沈苇。二十一世纪以来，沈苇的诗歌写作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独特性和它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诗歌写作的地方性问题上，沈苇的思考和他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可贵的启示。沈苇乃江南湖州人氏，却在青年时代奔赴新疆，主要在新疆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成为一位著名诗人。沈苇写作的主要内容，大多都关于新疆。新疆与江南，无论是地理自然，还是日常生活、风俗与文化，均都具有明显的差异，这不仅使沈苇能够以“他者”的眼光来书写新疆，更是使他对文化的差异、包容与融合产生了非常切身的体验，一方面，他注意到即使是新疆这样一个独特的“地方”，文化上也并非同质，内部的丰富性与差异性也非常突出，并没有一个近乎本质化的、形而上学的新疆。在沈苇看来：“差异性是一种美，每一种异质经验都弥足珍贵。人的差异性、社会的差异性、地域的差异性，才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多元、丰富与活力。趋同就是死亡，是把自己提前送进了坟墓。新疆之所以令人迷恋，就是因为它保留了这种差异性——历史的、文化的、风土的、族群的差异性。它可能是差异性的残留物，很脆弱，很边缘，但弥足珍贵。它是不退却，不祛魅。我称新疆是一个‘美的自治区‘多元文明的圣地，并不过誉。差异性构成了新疆的大美。抹去了这种差异性，新疆就不成为新疆了”。实际上在我看来，不只是新疆，人类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在有其大体上的基本共性的同时，差异性可能更为根本，也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是沈苇诗学和文化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他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另一方面，沈苇在谈到地方性写作时，更加强调“人性”问题，认为“从地域出发的诗，恰恰是从心灵和困境出发的”、“诗人不是用地域来划分的，而是由时间来甄别的。地域性写作是地域的，更是人性的。地域性当然重要，因为人性的一半由地域造就，但——人性要大于地域性”。“人性要大于地域性”——这是沈苇在地方性问题上的另一个认识。这样的认识，与二十一世纪以来以诗歌写作的地方性知名的另一位诗人雷平阳的观点非常相近。

我在谈到诗歌写作的地方性问题时，经常会说起雷平阳的一首题为《亲人》的诗作——

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

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

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

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

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

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

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

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

雷平阳的诗歌以对云南的书写著名，他有一部诗集甚至全都写云南，书名就叫做《云南记》。我们的诗歌界对地方性问题的讨论，也总是离不开对雷平阳关注。但就是在这首诗中，诗人在一方面表现出非常强烈和非常“狭隘”与“偏执”的地方意识和地方认同的时候，另一方面，却又对地方性有所质疑。这种质疑，主要表现为他所热爱的“地方”由“云南省”到“昭通市”再到“土城乡”这一“逐渐缩小的过程”。这样的过程，非常突出地说明了地方性的内部差异和相对性的本质。相对于国家，“云南省”是“地方”；相对于“云南省”，“昭通市”是“地方”；而相对于“昭通市”，“土城乡”又变成了“地方”……这样一种悲剧性的和类似于剥洋葱一般的“逐渐缩小的过程”，最后所揭示的，实际上是相对于“亲人”的“地方性”的虚无。在这种辩证的、甚至是解构性和怀疑主义的地方性观念中，诗人最后的立足点和最可靠的认同便只剩下了建立于“血亲伦理”基础上的“亲人”。我想，这也是这首诗的题目就叫做《亲人》的主要原因。在这样的意义上，《亲人》中的地方性观念并未把“地方”形而上学地凝固化和本质化，而是有着非常突出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质疑的精神，与沈苇的观点非常相近。

沈苇与雷平阳非常相近的观点均都强调人性对地方性的超越。在沈苇看来，“人性要大于地域性”，而在雷平阳的《亲人》中，“狭隘”与“偏执”的“爱”，也更集中于“亲人”——亲人与亲情，这当然也属于人性的范畴。至此我们发现，雷平阳与沈苇的共同之处，实际上都是在强调人性对地方性的超越。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就应该认识到，我们的诗歌，即使是对地方性的书写，如果离开了人性，离开了我们对人性的挖掘、体察与表现，作品的意义也非常可疑。而一旦谈到人性，个体自我的精神与情感首先就会被凸显。比如沈苇，他在关于地方性问题的另一篇文字中，就更明确地谈过人性对地域性的超越，实际上就是个体性的超越。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混血的诗”的概念，认为按照遗传学的观点，我们每一个个体身上，实际上都混杂着一代一代无数祖先的血，因此他说“所谓‘混血的诗，它的诗学基础仍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如果自我是一个混血的人，自我与他者则是一个更大的混血儿，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这样一个整体的建设，才是攸关性命和未来的”。沈苇“混血的诗学”以“混血的个体”为基点，并由“混血的个体”出发，将其“混血”的眼光和“混血的方法论”扩展至对个体自我与他者、与无数个他者所组成的地方、族群以至于人类整体之间关系的思考，在如今这样一个文化与族群问题灾难连连、纷争颇多的时代，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文化价值。具体化或者仍然返回到我们关于诗歌写作地方性问题的讨论，我们便会很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们对地方性的表达与书写中，个体——一个具有复杂人性或混血的个体——仍然应该处于超越性的核心地位。

篇5：二十四节气谷雨的诗歌

随时随处都在我心中狂飙

风儿听了欢笑

雨儿听了劲摇

你是我的歌谣

江河随处戏闹

粼粼细涟变成波涛

扭着节奏好不逍遥

你是我的歌谣

天山峰雪分外艳耀

跟你手舞随你足蹈

迎接寒流迅猛呼啸

你是我的歌谣

你的胸涌你的波涛

是我创作源头活水波光涛涛

无尽的心弦拨动出优美的歌谣

你是我的歌谣

你的晴阴雨雾无常变幻无遥

是我心灵颤抖谱写诗歌晴雨表

你怨你闹你仇嗔，我从来不敢笑

心迹连着情节意深义遥

人间悲欢离合赋予诗韵基调

你的观察和你的思潮

为我伏案驰骋提供材料

你变幻莫测的回眸眸倾天下

人间仙境中的残渣被你踩着

死赖纠缠，无期无遥

让我无时无刻不在烦恼

你是我卸载不了的歌谣

或许今生不会再有新调

或许来世也没有可变心谣

你是我的世界，你是我的歌谣

你的霞光涛涛

我的思维心跳

似海市蜃楼飘渺

篇6：二十四节气的立春诗歌

《京中正月七日立春》

【唐代】罗隐

一二三四五六七，万木生芽是今日。

远天归雁拂云飞，近水游鱼迸冰出。

寓意：首句连用七个数字组成。既暗寓正月初七是人日之意,又含若表达了诗人仿佛在扳着指头计数,盼望和欢呼立春之日到来的心情。通俗明快,别具一格。

《立春》

【唐代】杜甫

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全盛时。

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

巫峡寒江那对眼，杜陵远客不胜悲。

此身未知归定处，呼儿觅纸一题诗。

寓意：杜甫由面前的春盘，回想起往年太平“盛世”，两京立春日的美妙情景。但眼下的现实，却是飘泊异乡，萍踪难定。面对巫峡大江，愁绪如东去的一江春水，滚滚而来。悲愁之余，只好“呼儿觅纸”，寄满腔悲愤于笔端了。

《立春》

【唐代】韦庄

青帝东来日驭迟，暖烟轻逐晓风吹。

罽袍公子樽前觉，锦帐佳人梦里知。

雪圃乍开红菜甲，彩幡新翦绿杨丝。

殷勤为作宜春曲，题向花笺帖绣楣。

寓意：春到人间草木先知，春风暖烟轻入梦，开轩饮酒吟春。

《立春日》

【宋代】陆游

江花江水每年同，春日春盘放手空。

天地无私生万物，山林有处著衰翁。

牛趋死地身无罪，梅发京华信不通。

数片飞飞犹腊雪，村邻相唤贺年丰。

寓意：春虽至，雪依旧纷纷，傲梅冒寒开放，呼邻唤友庆年丰。正可谓瑞雪兆丰年，飞雪迎春到啊。

《立春》

【宋代】朱淑贞

停杯不饮待春来，和气先春动六街。

生菜乍挑宜卷饼，罗幡旋剪称联钗。

休论残腊千重恨，管入新年百事谐。

从此对花并对景，尽拘风月入诗怀。

寓意：一首呼唤春景，召唤爱情的诗章，以充分的.豪情抒发了对春天的盼望。

《立春偶成》

【宋代】张轼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

寓意：冰化雪消，草木滋生，开始透露出春的信息。于是，眼前顿时豁然开朗，到处呈现出一片生意盎然的景象;那碧波荡漾的春水，也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活力。

《春雪》

【唐代】韩愈

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寓意：人倒还能等待来迟的春色，从二月的草芽中看到春天的身影，但白雪却等不住了，竟然纷纷扬扬，穿树飞花，自己装点出了一派春色。

《立春日晨起对积雪》

【唐代】张九龄

忽对林亭雪，瑶华处处开。

今年迎气始，昨夜伴春回。

玉润窗前竹，花繁院里梅。

东郊斋祭所，应见五神来。

寓意：立春邂逅积雪，白雪覆梅竹，似玉似花，别有一番滋味。

《木兰花·立春日作》

【宋代】陆游

三年流落巴山道，破尽青衫尘满帽。

身如西瀼渡头云，愁抵瞿塘关上草。

春盘春酒年年好，试戴银幡判醉倒。

今朝一岁大家添，不是人间偏我老。

寓意：读陆游此词，抑郁之情贯穿始终，上下片表现手法截然相异，构局又极错综复杂。读上片，看到的是一个忧国伤时、穷愁潦倒的悲剧人物形象;读下片，看到的是一个头戴银幡，醉态可掬的喜剧人物形象。

《汉宫春·立春》

【宋代】辛弃疾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

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

年是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

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

却笑东风从此，便熏梅染柳，

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

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

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

篇7：有关二十四节气夏至的诗歌

其一

李核垂腰祝饐，粽丝系臂扶羸。节物竞随乡俗，老翁閒伴儿嬉。

其二

石鼎声中朝暮，纸窗影下寒温。踰年不与庙祭，敢云孝子慈孙。

夏至过东市二绝(宋·洪咨夔)

插遍秧畴雨恰晴，牧儿顶踵是升平。秃穿犊鼻迎风去，横坐牛腰趁草行。

夏至过东市二绝(宋·洪咨夔)

涨落平溪水见沙，绿阴两岸市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蔌蔌冬青几树花。

夏至日雨(宋·袁说友)

烟暝千岩木，溪明一带楼。片云封旧恨，急雨罥新愁。节又匆匆过，诗从轧轧抽。病躯无耐暑，老鬓不禁秋。

到义宁自夏至秋不得家书思亲谋归不遂(宋·曾丰)

散客强名邑大夫，琴堂余暇北窗孤。灯前夜雨无宁竹，枕上秋风有战梧。悬望北音思射雁，满怀东道梦烹鲈。白云一望二千里，羞听林间反哺乌。

夏至日北涧自留坐怀一二知已(元末明初·徐贲)

日午步屧去，行循北涧浔。解衣因坐久，对此嘉树林。虽无薰风至，微凉满芳阴。况兹涧中水，汪然澄我心。白鸥自荡漾，黄鸟有好音。我有一樽酒，欲酌还停斟。安得携朋俦，于焉共清吟。

夏日杂兴七首其六(元末明初·刘基)

夏至阴生景渐催，百年巳半亦堪哀。葺鳞不入龙螭梦，铩羽何劳燕雀猜。雨砌蝉花粘碧草，风檐萤火出苍苔。细观景物宜消遣，寥落兼无浊酒杯。

夏至对雨柬程孺文(明·张正蒙)

堂开垂柳下，默默坐移时。岁序一阴长，愁心两鬓知。雨檐蛛网重，风树雀巢欹。惆怅无人见，深杯空自持。

丰城夜泊(明·李梦阳)

夏至北风至，晚清凉意增。江船逼新月，沙色乱疏灯。暗桨故相拨，浮阳还自蒸。倚樯看剑气，仍见斗间曾。

夏至后苦雨四首其二(明·潘希曾)

篇8：关于二十四节气的诗歌

关键词：兴京,光绪二十九年,水灾,史料

兴京是清朝发祥地, 万历四十四年 (1616) , 努尔哈赤曾定都赫图阿拉, 天聪八年 (1634) , 皇太极尊赫图阿拉为兴京。兴京境内及周围的主要河流有苏子河、富尔江等。据兴京县志记载, “本境水道分水岭以东各水皆归入富尔江入佟佳江;分水岭以西各水皆归苏子河, 西流至抚顺界入浑河;龙岗以北各水皆归浑河, 长春岭以南皆归太子河, 各由其道汇于辽河入于海。”[1]卷1, 10其中, 苏子河贯穿县城, 对兴京影响最大。“陵街南临苏子河沿北, 近草仓河岸, 两河相距仅一、二里许, 而陵街适当两河之间, 每当淫雨连绵, 山河水暴, 顷刻间街市汪洋, 直同海市。”[2]兴京地区受浑河影响较大, 在清代发生过多次洪水灾害。

《兴京旗人档案史料》书中有一组档案, 分别为“兴京协领为请查明陵街附近被水情形事移兴京抚民同知衙门”、“旗人蔡长发为其兄蔡长春等人被水淹毙事之供词”、“盛京将军增祺为奏准抚恤灾民事札兴京协领等”, 从不同角度对光绪二十九年 (1903) 水灾进行了反映。

一、史料的内容

1. 关于水灾的基本情况。

在档案“兴京协领为请查明陵街附近被水情形事移兴京抚民同知衙门”中, 对光绪二十九年兴京地区水灾情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本年春夏以来, 雨水原不甚多, 突于六月二十七日, 秋雨淋漓, 沟壑皆盈。迨至二十九日, 彻夜大雨滂沱, 两河暴涨, 合而为一, 大街平地水深丈余及五六尺不等, 商民纷窜。直至三十日午后, 水势稍退, 而沿河两岸所有房间被水漂泊着无算。本部之马、步各队营房两处垣墙屋壁冲倒垣塌者, 多半不堪栖止, 本署两院亦水深三五尺不等, 周围墙垣亦大半颓圯, 所幸河伯效灵, 陵寝无恙, 淹毙人口无多。至陵寝明堂前之草仓河、苏子河并龙头、石路各处泊岸以及各乡村屯情形若何, 应俟饬查明确, 再当随时咨会核办。”

一般关于受灾情况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统计。其一是人口方面, 这次水灾在总体上“淹毙人口无多”, 在“盛京将军增祺为奏准抚恤灾民事札兴京协领等”档案中有“至淹毙男子二名、幼童幼女二名口”。而“旗人蔡长发为其兄蔡长春等人被水淹毙事之供词”中对在本次水灾中死亡的蔡长春淹毙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其二是关于房屋建筑的损失, 在本次水灾中, “本部之马、步各队营房两处垣墙屋壁冲倒垣塌者, 多半不堪栖止, 本署两院亦水深三五尺不等, 周围墙垣亦大半颓圯”, 这是营房衙署的损失情况。对于一般民房的损失, 主要体现在请求蠲免的档案中“冲倒草房墙盖俱无、尚有木料者二百三十三间”。第三是关于土地受灾情况, “大街平地水深丈余及五六尺不等”。关于土地收成, “有沙石露者, 有地垅平者, 亦有被水一过者, 受灾轻重不等。……沿河一带田禾房间均被水淹, 灾重着秋收仅得一分, 灾轻者尚得四五分。随饬各灾户指明段落, 详细查勘, 若以合属统计被冲地亩不过十分之一, 惟沿河两岸偏灾较重, 勘得被灾六分地一万六千五百一十四亩, 被灾八分地三千六百八十亩, 被灾九分地二千零二十九亩, 计共地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三亩。”

除了关于人口、房屋、土地的灾情统计, 在兴京还有一重要建筑即永陵。永陵是清王朝的祖陵, 埋葬了兴祖福满、景祖觉昌安、显祖塔克世及努尔哈赤其他伯祖、叔祖等人。清朝多次对永陵及周边建筑进行修缮。在光绪二十九年水灾中, 虽“所幸河伯效灵, 陵寝无恙”, 但地方官也非常重视, “至陵寝明堂前之草仓河、苏子河并龙头、石路各处泊岸以及各乡村屯情形若何, 应俟饬查明确, 再当随时咨会核办”。在清实录中有关永陵周边泊岸损毁的相关记录还是较为丰富的。

2. 关于清政府的应对。

有清一代, 已然形成比较完整的救灾程序。如遇灾害, 必须经过报灾、勘灾、赈济、抚恤等一系列的救灾程序, 而这种程序完整性在这组史料中得以体现。

光绪二十九年的这场水灾, “突于六月二十七日, 秋雨淋漓, 沟壑皆盈。迨至二十九日, 彻夜大雨滂沱, 两河暴涨, 合而为一”。暴雨突至, 持续三日, 已然成灾。在七月初四日, 距雨停仅四、五日, 地方机构快速作出反应。兴京协领为请查这次水灾情况报与兴京抚民同知, 并对如何上报等相关事项也做了一定要求。“除将陵街被水之大概情形先行咨报军督部堂查照外, 合亟札饬札到该协领、同知遵速查明, 详细具报可也。”在报灾时, 档案文件中对受灾的情况进行了形象的描述, 而具体受灾的程度、范围还要经过勘灾, 才能较为准确地反映。经过初步勘灾, 称“临河两岸田亩被水冲伤, 收成稍减, 统计不成份数”。

清政府为了便于对受灾地区实行救助, 对于灾情还要反复勘察。显然, 这次水灾也是至少经过两次勘验。在“旗人蔡长发为其兄蔡长春等人被水淹毙事之供词”条中有“正白旗界官派差到小的界内查勘被水情形, 小的就近报明在案”, 句中“正白旗界官派差”应为首次勘验。“兹蒙委员复查, 把小的差传到案来”, 则应为复勘。本次水灾复勘的情况在“盛京将军增祺为奏准抚恤灾民事札兴京协领等”条中更为完整。勘灾人员由“委员佐领胡俊、试用知县徐之庆、兴京协领毓瑛、署同知高暄阳等”构成, 对本次受灾的人员、房屋、土地的受损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统计, 对伤亡人口进行认真的调查, 并将调查结果上报。

关于清政府对于这次水灾赈济的安排在“盛京将军增祺为奏准抚恤灾民事札兴京协领等”条中有集中的反映。“请照章分别蠲缓钱粮, 酌给埋葬修费, 造具册结, 会请核办前来。复查, 该处既据印委各员会同复勘, 究系沿河偏灾较重, 自应查照例章办理, 以广皇仁而恤民困。”根据受灾情况, 清政府一般有蠲免、缓征等措施, 并且根据受灾情况的不同程度, 蠲免和缓征也分为不同类别。在史料中, “计被灾九分地二千零二十九亩, 应请照例蠲免本年正赋十分之六;被灾八分地三千六百八十亩, 照例蠲免本年正赋十分之四;被灾六分地一万六千五百一十四亩, 照例蠲免本年正赋十分之一。其余蠲剩钱粮均请照例缓分三年、二年带征”。对于伤亡人口, 清政府也有抚恤措施, “至淹毙男子二名、幼童幼女二名口, 每口照例给发埋葬仓米五石, 小口减半酌给”。对于水灾冲毁的房屋, 清政府给予“冲倒草房墙盖俱无、尚有木料者二百三十三间, 照例按间发给修费二两”。

二、史料的价值

这组档案出版时间不短, 但是却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鲜有见到。仔细分析该档案, 它在研究灾害史方面具有一定价值。目前关于辽宁乃至东北清代水灾研究中, 主要依据史料为地方志书、荒政全书、清实录、水利史研究所整理的相关史料等, 这些史料记载各有侧重。与这些史料相比, 这组史料来源于辽宁省档案馆所藏《兴京县公署档案》, 主要针对光绪二十九年兴京地区水灾这一个案, 所记述的内容与上述史料相互印证, 互为补充, 而且三条档案从不同角度记述, 内容相对完整, 尤其突出事件细节。如在本次水灾发生和政府应对的时间方面, 根据档案的记载基本可以进行大致估算。本次灾害始发生于光绪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的暴雨, 到七月初四, 兴京协领为请查这次水灾情况报与兴京抚民同知。至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光绪皇帝对本次水灾及基本受灾情况知晓, 朱批“知道了”。经过当年十二月左右的进一步勘灾等程序, 至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本军督部堂、抚尹堂”将结果及蠲免钱粮、给予抚恤修费等事会奏, 于二月二十八日得到光绪朱批, “着照所请”, 于三十年三月初七, 盛京将军将抚恤灾民事下札兴京协领等。

这组档案对研究兴京地区地方民族政策有一定价值。兴京地处边疆, 又是清朝发祥地, 清政府在处理兴京地区与其他中原地区还有很大区别。兴京地区是清朝龙兴之地, 清政府先后在此设立了多重管理机构。首先是盛京驻防体系。顺治元年, 以盛京总管留守陪都, 初为驻防大臣, 后常简称盛京将军。兴京城初设城守官, 康熙二十六年 (1687) 设城守尉, 隶属盛京将军。光绪元年 (1875) 于永陵街内设兴京副都统衙门, 光绪二十四年 (1898) 于赫图阿拉设兴京城守尉等衙门。兴京城守尉后改称兴京协领。其次, 奉天府下辖管理。顺治十年, 盛京地区始设府制。乾隆二十八年 (1763) , 置兴京厅, 为奉天府所属, 设兴京理事通判一员。光绪三年 (1877) , 移治兴京厅于新宾堡, 改理事通判厅为抚民同知厅。第三, 关于永陵陵寝的管辖。在盛京三陵总理事务衙门, 设总理陵寝事务大臣, 由盛京将军兼任。康熙九年 (1670) 设永陵总管衙门, 专司陵寝安全防卫。康熙十一年 (1672) 设永陵掌关防衙门, 专司永陵祭祀及陵内一切事务。在应对洪水灾害时, 三重机构是协同应对, 在三个档案中关于文件往来于兴京协领、兴京抚民同知、盛京将军三个主要地方官员之间。在组织勘灾赈灾时, 又有佐领胡俊、试用知县徐之庆、兴京协领毓瑛、署同知高暄阳等共同办理。可见盛京地区实行旗民二重制, 虽有“盛京十四城旗人, 皆统于将军, 其民人则辖以府尹”的区别, 但在处理灾害时, 旗民官员还是共同办理。

在蠲免和抚恤方面, 兴京地区受到清政府的优遇。根据雍正六年 (1728) 清政府对灾后蠲免的规定, “凡水旱成灾, 地方官将灾户原纳地丁正赋, 作为十分, 按灾请蠲。被灾十分者, 蠲正赋十分之七;被灾九分者, 蠲正赋十分之六;被灾八分者, 蠲正赋十分之四;被灾七分者, 蠲正赋十分之二;被灾六分五分者, 蠲正赋十分之一。 (奉天省被灾丁银, 按成灾分数, 分年带征。) ”[3]第2辑, 卷4, 21清政府关于水灾抚恤的规定为:“奉天省水冲旗民房屋修费银, 全冲者, 每间给银三两;尚有木料者, 每间给银二两;有上盖者, 每间给银八钱。每二人合给一间银两。又淹毙人口, 每口给仓米五石。”[4]卷270本次水灾中, 清政府的应对与奉天地区的规定基本一致, 与其他地区省份相比, 无论是蠲免缓征制度上, 还是抚恤的金额上, 都体现了清朝政府对龙兴之地的优遇。

参考文献

[1]中国方志丛书[M].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4.

[2]赵焕林.兴京旗人档案史料[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1, 页204—207.文中引文未标明出处的均引于此.

[3]李文海.中国荒政全书[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6.

篇9：关于二十华年的残句和短文

整整三天，啥也吃不上。

我的二十华年啊，我的速度和力量！

谁肯来把这二十岁的机器收购？

四行残诗，勾起许多记忆，一段情结。

全诗应是四节十六行。此前有一节，此后还有两节，记不得了。诗题，记不得了。作者，同样记不得了。只记住这四行，以及原诗是某种欧洲语言，我见到的是英译本。

但仅这四行似乎也够了：它们近于我国古典诗话中所谓的“诗眼”，跃然画出一个形象：一个属于被践踏的某社会群体的青年，有抱负，也有为此抱负而奋然前行的速度和力量，但被剥夺了机会，潦倒而至于自甘充当机器、求人收购的地步。何等的惨痛和愤怒！

我们也都有过自己的二十华年的。所以，那天——大约是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我在图书馆翻旧刊物，这几行跃入眼帘，便赶紧讨了张纸，借个方便地方，把这首诗先是抄，后又译了出来。

说是译，不如说是生凑，凑脚韵和节奏，尤其是此外的三节。如今再也回想不起它们，大约便是如此。虽然当初一词一句，煞费苦心。

这几行其所以记得，还有一个原因：它们和其余的十二行，以及此外的许多行，统统是自己动手一把火烧掉的，这就应了一句常言：失去了才觉宝贵。而失去是出于主动，又添了几分遗憾。

原不打算发表，情不自禁的偶译也付之一炬，自然是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前夕。明知不消几天便会当众揪出，大会批、小会斗；不烧，无非留给专案材料组。有些东西，例如这几行所表达的年轻人的伤痛，以及我因此而触发的伤痛，我以为是人间的真情。我不忍心让那些敢登攀的人——此种人有时着实不少——把它们拿去当作裹脚布。反正平日所讲所写(例如在课堂上)也尽够运用了，如后来证明的那样。

当然，也还有别样的二十年华。

少年时期，初中课堂，姓李的国文老师几次为顽童们背诵一则讽喻小品：

公少，学书不成；去而学剑，又不成；去而学医，三年无问津者。公忧，公疾，公自医，公卒。

老师说，这小品的文题就叫“公自医”，出自某本世说体笔记小说。他要学生们记住，用以自儆。我大体上记住了，所以能引在这里，虽然可能小有出入。后来果真偶然在某书中见到，似乎也就是这么几句。近些年一位外国同事就中国古代小品集萃，凑巧又兼“八旗子弟”的故事正在推陈出新，我就把这几句译了连同原文一并给了他，告诉他那头几句是故意模仿太史公写项羽，反其意而用之。颇受欣赏。看来，好文章几乎可以跨越国界。

但这小品虽佳，未必全无缺欠：学书、剑、医而不成者，既是“公”，便未见得一定无出路。反过来，若不是“公”或“公子”，虽想学书、剑、医也不一定能有学的机会。而如果得以入学且终于学成，同样不一定有机会为己为人做点什么有用的事。

但不必苛求古人了。他们的人和事都比较简单些，淳朴些。

那么，我们这一代的、以及以下两代的二十华年呢？

一九八七年五月，在里昂拜望阔别四十载的老师李树化教授。老师和师母都那么慈祥。小住三天，顿顿饭师母都频频劝我努力加餐，再干一杯当地名产葡萄酒，再进一片为我挑选的、气味较不那么强烈的奶酪。老师仍喜欢搓手，搓着手问道：这些年你都干了些什么？我一一回答，偶或闪烁其词，他便追问——仍然搓着手——道：还有那一段呢，在某年？

师母仍然只讲法语，我连大致也听不懂，全靠当年同班同学的师妹翻译。一次饭后开车送我回我的住处，她忍不住责问我：你怎么把法文全忘光了呢？

她从来认真。三天中听她讲述别后的颠沛流离，贯串着一片自怨自艾：她为中国近十年来的每个进步欣喜，却说愧于在五十年代初期随父母来法，没有像我们那样在国内坚持。我连忙劝解，说就连讲求愚忠愚孝的古代，也有“大杖则走，小杖则受”的提法。大杖不走，活活打杀，此后拿什么来效力？说当年老师携家来法，是周总理批的。如若这件事于理不当，周总理岂是因同学之谊(在里昂中法大学，她后来领我去看那个地方，照例拍照留念)随便批条子之人？她于己严，于老同学也不客气。尤其是，当年我们班学法文，课余有三五人常赖她辅导，小老师不比老老师少严格多少。那时我自找了若干其他事务，法文课成绩一期不如一期，便曾受到责备。如今和那时一样，她毫不容情：“上月得到来信，我还把你来举例告诉学生：在远离中国社会的地方学汉语，不背书行么？你怎么把法文全忘了呢”

“没有全忘光，”我忙找遁辞，给她背一首课堂上学来的诗：

Qu’a tu fais，toi que voila，pleurant sanscesse，

Qu’a tu fais，toi quevoila，de ta jeunesse？

我说：“你瞧！”她却沉默了，片刻后，她把这两句复诵了一遍。译过来，那意思是——

你做了些什么啊，你，在那边的那个人，涕泣涟涟，

你做了些什么啊，你，在那边的那个人，将你的少年？

是的，我们做了些什么啊——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将我们的少年？

名诗人笔下的诗，未必首首都好。不那么名的诗人笔下，有时也会出现名诗，被采入各种读物和选本，包括为表现本民族文化精华的集子，例如A.E.豪斯曼的这一首：

树中之最美者啊，那樱桃

正把雪花儿缀满枝条，

沿林间马道玉立，

为复活节披一身白衣。

如今啊我的七十年华

有二十已逝如落花。

把七十扣除二十，

我只有五十年剩下。

而注目于繁花的树

五十春啊何其短促。

我这就向林地出发，

去看樱桃满缀雪花。

以数字入诗，并非豪斯曼的创举。但加加减减如此而不失诗意，可算别具一格。二十华年便预料七十必死(诗人本人活了七十七岁，与那个“施罗普郡少年”所设想差不太多)，忙着去看樱花，悲观和达观似乎都嫌早了一点。而若与那些不能有所作为，乃至无以为生人相比，这样的二十华年也嫌差距过大，近乎优游人间疾苦之外者的無病呻吟了。不过，人事无常，诗人多感，似乎难以厚责。欧阳修不也说过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更何况豪斯曼是在拟二十岁的人说话——希冀长生，在万岁爷为愚妄，在少年原不过出于幼稚。也许，在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得多的层次上，人间真只会剩下这一种忧愁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