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

2024-04-28

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精选8篇)

篇1: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

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

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不太想得起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

对鲁迅,我的认识有过反复,感情有过起伏从60年代至70年代是信奉,80年代则是怀疑、疏离,甚至有点厌烦。80年代最后一年起,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

在片面信奉的年代所形成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无异于一场包办婚姻。除了意识形态

读物,你能够读到的另一种读物就是鲁迅,你对20世纪上半叶的了解如果不满于教科书的灌输,那就去读鲁迅全集后面的注解。由此产生的热爱是盲目的热爱,没有经过选择的

热爱,与包办婚姻有什么两样?包办婚姻是不牢靠的,很容易被第三者插足。80年代一来有多少精神世界的新鲜第一者打将进来?由此产中包办婚姻破裂,出现另一种选择,完全正常。经受了80年代的冲击,还固守在原来的状态,并不令人尊敬,而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

80年代结束,所有搅动起来的东西开始沉淀下来。这时逐渐对鲁迅发生回归,发生亲近、此时回归,可以说是痛彻心肺之后的理解。他那样肃杀的文风,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使然,后来方明白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的文风,甚至可以说,是那样的时代需要那样的文风。他正是以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反过来,现在读林语

堂,读梁实秋,你还想象就在如此隽永轻淡的文字边上,发牛过“三一八’血案,有过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然,在那样的心境中,鲁迅也消耗了自己。他是做不出也留

不下钱钟书那样的学问了。

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已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

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

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迫使自

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

此外,还有一个私心所为,那就是对文人趣味的厌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多多少少都会读到那股熟悉的气味,惟独鲁迅没有。而鲁迅,本来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资格过上那种精巧雅致的文人生活。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通常是文人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几乎老农一般的固执。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还是他咬住这土地不放,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却应该值得惊奇。

我曾经以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苛求过鲁迅。后

来才明白,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鲁迅坚持在那个世俗精神能够支撑的高度上,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想想看,中国人成天念叨鲁迅,有无一人敢于继承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仅此一点.就说明了全部。人人都能谈鲁迅,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

处,任其风干。鲁迅的生前并不快乐,鲁迅的死后更为凄惨。

鲁迅是留下了缺俗的。

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实秋,是林语堂,是周作人。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

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坐标,同时也不辱没鲁迅的是胡适。

胡适的一生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

态度坚持了60年,同时不失坚定、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

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60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这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

胡适学术建树一股,但大节不坠,人格上更有魅力。鲁迅生前对他有过苛评,但在鲁迅死后,当后人问及胡适对鲁迅的评价时,胡适却告诉来者,不能抹煞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雷震一案发生,胡适原来对雷扈那样的活动方式有保留,用今日某些人合情又合理的标准,胡适完全可以拍手旁观,指责雷震犯了“激进主义”病症。谁也没有想到,当被问及对此事的反应时,胡适竟然那样动了感情。他当场以来人杨万里诗(桂源输)作答: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注声日夜喧。

等到前头山脚尽,

堂堂小溪出前村。

我曾经与一位学界老人谈论此事。老人当时正病卧沉思,突然从床上坐起,口涌此诗;热泪盈眶!

篇2: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

在五颜六色的灯光下,城市里的气氛变得热闹起来,街道里满是人,人人脸上都带着微笑,可又有谁留意路边那位可怜的老人呢?

这天,我正从超市出来,口袋里刚好有几块零钱。一位正在路边乞讨的老爷爷跪在地上,头发蓬乱,衣服破烂不堪,低着头。

“当、当、当”,一枚硬币滚到了马路中央。当老爷爷捡起那一角钱时,突然一辆车急速冲来,在“哧——”长长的刹车声中,车子停住了。还好,老人没被 撞着。一会儿,司机从车上下来,对着老爷爷大吼大叫:“你这个死叫花子,想钱想疯了,要不是我反应快,你都不知道是怎样死的”。司机骂骂咧咧了好一会儿, 扭头上车走了,只留下一溜长长的尾气,刺鼻的汽油味扑面而来。

随后,老爷爷拿着一天攒的一元六角钱,向一个包子摊走去,包子店的.老板说:“快走,快走,你的这点钱不够买。”老爷爷低着头走进了一个小巷子。我急忙拿起口袋里的零钱去包子摊买了一袋包子,向巷子走去,可是却不见老爷爷的人影了。

望着这空空的幽深的小巷,我不禁打了个寒噤,这世界太缺少爱了,就连对这样一位可怜的老人也不给予同情。

篇3: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

一、注重多形式导入,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教学过程中, 导入是最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一节课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节课导入的好坏。好的导入犹如磁石, 能够迅速集中学生的注意力,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形成良好的课堂气氛, 从而为提高课堂效率打下坚实的基础。新课的导入在设计时, 既要符合教学目标、教学内容, 也要符合学生的实际, 只有这样才能为师生的沟通搭建好第一座桥梁。因此, 我们要注重教学导入的情境化, 力求做到形式多样, 引人入胜。诸如多媒体演示导入法、歌曲导入法、故事导入法、社会热点导入法等, 它们都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兴趣, 激活他们的思维和求知欲, 从而使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建立新型师生关系, 融洽课堂教学氛围

以往提到师生关系, 便会想起“师道尊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言辞, 在这样的师生关系中, 教师是主动的, 学生是被动的;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中心, 是主宰, 学生只能围着教师转。在新课程改革中, 我们大力倡导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 即教师与学生是一种平等、互动、共同进步的关系。

1. 提倡平等

在思想品德的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放下架子, 与学生进行平等对话, 学会尊重学生, 学会以一种倾听者、赏识者或是合作者的形象出现。例如教学中, 我经常会用这样的语句:“你能帮帮我吗”“你能给我一些好的建议吗”, 这样的对话可以大大缩短师生之间的距离, 如此教师才能真正走进学生内心世界, 与他们进行有效沟通。

2. 加强互动

教师在组织教学活动时, 要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 充分了解学生, 以一种积极健康的心态去关心爱护学生。在互动中, 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 学会欣赏他们、鼓励他们。通过互动, 教师也可以及时发现学生在思维上的偏差, 对他们进行适时的引导, 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思维品质。

3. 共同进步

韩愈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新型的师生关系应该是一种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关系。在教学中, 教师可以运用自己的经验引导学生, 学生也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影响教师。师生之间的交流应该是一种智慧的启迪、思维的碰撞, 是彼此共同探讨、共同成长的过程。

三、注重学生主体参与, 提高学习自主性

传统的思想品德课教学模式过分强调教师的教, 忽视学生的学。这样容易出现“满堂灌”或“一言堂”的局面, 学生成了学习的机器, 只是被动接受, 缺乏自主性和创造性。因此, 为了适应新课标的要求, 我们必须克服以教师为中心的倾向, 积极探索符合中学生实际的教学方式, 变封闭式教学为开放式教学。

1. 转变教育观念,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思想品德课的教学中, 教师必须转变观念, 坚持“以学生为本”, 改变单向的、“灌输”式的教学方式, 把学生从死记硬背、机械训练中解放出来。课堂教学活动要让学生充分参与, 展示他们的才能, 发展他们的个性, 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2. 巧设课堂疑问, 激活学生的参与热情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思维是从疑问和惊奇开始的。”问题是思维的起点, 也是思维的动力。课堂中巧设疑问能打破学生平静的思维, 使他们产生悬念, 开动脑筋, 大胆探究, 激活学生参与教学的热情。同时, 教师也要鼓励学生大胆质疑, 让他们根据所学内容提出自己的疑问, 并展开讨论。在讨论过程中, 教师要耐心倾听, 及时引导, 积极鼓励, 给学生营造一个自我展示、自我教育的氛围。

3. 开展多种活动, 引导学生的自主学习

在课堂教学中, 我们要增加学生活动的成分, 积极开展社会调查、小组讨论、情境表演等形式的活动,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主动探索社会现实与自我成长中的问题。通过活动的开展, 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大胆发言, 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四、推进课堂情感教育, 培养学生道德情操

新课程标准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作为第一教学目标, 要求教师不仅要重视学生知识的学习, 更要加强道德情操的培养, 关注学生情感教育。

1. 创设情境, 触“境”生情

在教学过程中, 我们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创设情境, 使学生如临其境, 触“境”生情。通过情感交流, 引起师生共鸣,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是思想品德课的生命和灵魂,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同时, 注意结合社会热点话题, 引导学生了解国内外大事, 增强他们的政治敏感性, 使其逐步学会运用所学理论去分析实际问题, 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3. 坚持正面教育, 以情动人

在思想品德课的教学中, 教师不仅要给学生传授知识, 更要教会他们做人, 教师要通过自己的情感去感染学生,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因此, 在教学中我们必须坚持正面教育, 以情动人。

篇4: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

朱学勤

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想起钱穆,不太想得起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

对鲁迅,我的认识有过反复,感情上有过起伏。60年代至70年代是信奉,80年代则是怀疑、 疏离,甚至有些厌烦。80年代最后一年起,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

在片面信奉的年代所形成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无异于一场包办婚姻。除了意识形态读物,你能够读到的另一种读物就是鲁迅,你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了解如果不满于教科书的灌输, 那就去读鲁迅全集后面的注解。由此产生的热爱,是盲目的热爱,没有经过选择的热爱,与包办婚姻有什么两样?包办婚姻是不牢靠的, 很容易被第三者插足。80年代一来,有多少精神世界的新鲜第三者打将进来?由此产生包办婚姻破裂,出现另一种选择,完全正常。经受了80年代的冲击,还固守原来的状态,并不令人尊敬,而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

80年代结束, 所有搅动起来的东西开始沉淀下来。这时逐渐对鲁迅发生回归,发生亲近。此时回归,可以说是痛彻心肺之后的理解。他那肃杀的文风,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使然, 后来方明白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的文风。他正是以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反过来,现在读林语堂,读梁实秋, 你还想象就在如此隽永清淡的文字边上发生过“三·一八”惨案,有过“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然,在那样的心境中,鲁迅也消耗了自己。他是做不出也留不下钱钟书那样的学问了。

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 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能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此外,还有一个私心所为,那就是对文人趣味的厌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

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 多多少少都会读到那股熟悉的气味,唯独鲁迅没有。而鲁迅,本来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资格过上那种精巧雅致的人文生活。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通常是文人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几乎老农一般的固执。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还是他咬住这块土地不放,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

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却应该值得惊奇。

我曾经以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 别林斯基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苛求过鲁迅。后来才明白,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 鲁迅坚持在那个世俗精神能够支撑的高度上,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想想看,中国人成天念叨鲁迅,有无一人敢于继承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仅此一点,就说明了全部。人人都能谈鲁迅,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处,任其风干。鲁迅的生前并不快乐,鲁迅的死后更为凄惨。

鲁迅是留下了缺憾的。

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实秋, 是林语堂,是周作人。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坐标,同时也不辱没鲁迅的是胡适。

胡适的一生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 他是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坚持了60年,同时不失坚定。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 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现,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种平和的态度, 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60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

胡适学术建树一般,但大节不坠,人格上更有魅力。鲁迅生前对他有过苛评,但鲁迅死后,当后人问及胡适对鲁迅的评价时,胡适却告诉来者,不能抹杀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雷震一案发生,胡适原来对雷震那样的活动方式有保留,用今日某些人合情又合理的标准,胡适完全可以袖手旁观,指责雷震犯了“激进主义”病症。谁也没有想到,当被问及对此事的反应时,胡适竟然那样动了感情。他当场以宋人杨万里诗《桂源铺》作答: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等到前头山脚尽,

堂堂小溪出前村。

我曾与一位学界老人谈论此事。老人当时病卧沉榻,突然从床上坐起,口诵此诗,热泪盈眶!

我还时时想起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那样的书名,未及开卷,就让人体味到儒家的生命观照,是那样亲切自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则发育于师友。两种生命皆不偏废。

学者需钱穆的学术专著, 一般读者仅钱穆回忆录即可获益匪浅。钱穆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著称,他的回忆录本身就提供了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释。

钱穆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在苏、锡、常度过的小学、中学生涯,同学中有刘半农、陈天华、瞿秋白,教师中有吕思勉等,一时人文之盛,令今天的牛津、剑桥的博士都羡慕不止。1941年夏,他回乡省亲,当时声望已不在吕思勉之下, 吕思勉邀其回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一代国学大师,与当年的师长比肩而立,竟句句以学生自居。他谆谆告诫那些年轻的校友: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 亦渴望在场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钱穆在学问上与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 但是他公正地感谢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提携了他。顾颉刚回苏州探亲,发现了钱穆的才华,推荐他进燕京大学任教。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中学教师,一步登上了大学讲台。后来他与胡适失和,但并不影响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所有这些回忆,反过来该能纠正一些时令学人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人物批评过盛。

鲁迅,胡适,钱穆,三人之间,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然而他们却构成了30年代知识界的柱梁。我们是喋喋不休地重复梁实秋的雅舍、 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的学生,我们曾经有过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三者合一,应该成为我们向学生介绍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那是一个已经逝去的铁三角,他们凝视着这个轻佻的当下,沉默不语。

[创新阅读宣言]

阅读不是消极地接受什么, 而是通过自己的心灵感受明白了什么!我们这个时代与上个世纪初相比,似乎欠缺伟大人物与伟大精神,时代的发展,让我们与曾经的时代伟人渐行渐远: 鲁迅先生以他那博大雄浑的文化气度及其所开创的一代文学精神,在创作意识、精神气质、文化观念以及包括语言在内的审美表现形式上, 给我们以无穷的滋养和灵魂的启迪,可我们是不是把他当做一个完整的人来理解?一直在我们视野里陌生化了的胡适先生与钱穆先生,当他们逐渐地出现在我们的精神空间的时候,是否熟悉他们也曾经对我们民族文化作出巨大的贡献?阅读开阔视野,阅读改变观念,期待着同学们在深入的阅读中能够对这三位文化巨人有新的认识,新的感悟,新的收获!

[读出问题]

1. “我”为什么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想起钱穆,而不太想得起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依据文本内容理解进行阐释。

2. 作者认为在片面信奉的年代所形成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无异于一场包办婚姻。那么,这场包办婚姻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3. 下面是一些政治文化名人对鲁迅先生的评价,请从文章中找出作者对这种现象的认识与思考的观点。

毛泽东: 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王朔:各界人士对他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我不相信他如此完美,没有这样的人, 既然大家越来越严厉地互相对待, 他也不该例外。他甚至应该成为一个标尺,什么时候能随便批评他了,或者大家都把他淡忘了,我们就进步了。

叶圣陶: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芽滋长,播撒到大众的心里。

郑振铎:鲁迅先生的死,不仅是中国失去了一个青年的最勇敢的领导者, 也是我们失去了一个最真挚最热忱的朋友。

老舍: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赞同。

茅盾: 要保证这一切伟大的永久的纪念的必得办到,有一个先决条件:学习鲁迅!

[读出自己]

4. 随着时代的发展,鲁迅先生也成了备受争议的人物之一, 下面选取台湾的两位学者对鲁迅先生的评价,请结合文章内容,谈谈自己的认识。

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中对鲁迅的文学及思想进行评价:

鲁迅的作品, 我已说过, 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在小说方面,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

李敖在凤凰卫视接受访谈时曾说:

我觉得鲁迅在大陆过分被政治化了,高估了。鲁迅像写《阿Q正传》和《中国小说史略》,都是非常好的书。可是,鲁迅写的杂文其实不好。大家觉得鲁迅杂文犀利,其实不好。我觉得鲁迅被过分高估了。连他弟弟周作人也这样讲, 他说鲁迅可能本人不愿意这样被高估。高估不在鲁迅, 而是证明你高估他的人,你的水平出了问题。

5. 读读下列材料中的胡适, 你认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联系前面的一些政治文化名人对鲁迅的评价,结合文章内容谈谈你对这两位文化巨人的异同的理解。

材料一: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周作人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写了一篇回忆胡适的文章,这篇文章可称得上是绝世的精品,这可能是胡适死后,大陆仅有的一篇纪念文章。当时,胡适在大陆已被批得臭不可闻,更是晚年回到台湾而死,说他一句好话就会有不测之灾。而周作人以文人的最高智慧,竟在大陆做出了怀念之文, 真是奇迹。他的文章对胡一句好话没讲,而是细数了由胡帮助出了几本书,几篇文,得了多少钱,分毛清楚。而且特别说起,拿某笔钱,买了坟地,埋了母亲,女儿,至今念念不忘。

材料二:1936年鲁迅去世后, 女作家苏雪林写长信给蔡元培、胡适,对鲁迅进行了攻击。当时的鲁迅骂胡适尽人皆知,而胡适在回信中则尽力为鲁迅辩护。胡适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 如他的小说史研究, 皆是上等工作。”对鲁迅的谩骂,在鲁迅生前,胡适则一律采取“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从不公开应战。鲁死后,也从没发过恶声。

6. 钱穆没有留洋,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按现今的说法,叫作“自学成材”,是个地地道道的“土产”学者。请思考,你从这位大学者身上学到了些什么?

阅读训练四 参考答案

1. 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三者合一,应该是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只更多地代表个人的消闲与狭隘!

2. 包办婚姻是不牢靠的,很容易被第三者插足。

3. 人人都能谈鲁迅,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处,任其风干。鲁迅的生前并不快乐,鲁迅的死后更为凄惨。

4. “围剿鲁迅”与“神化鲁迅”都是不对的。鲁迅有其灿烂光辉的一面,也有其细节中的不足,这恰恰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已。过于偏爱就容易产生盲点。作为个人来说,偏爱无可厚非。有人喜欢鲁迅,有人喜欢胡适,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把个人喜好与学术研究融合在一起时,固然会有相契于心的亲切,也会有袒护自己所喜欢的人之毛病。至于鲁迅先生的成就不是哪个人说了算,是被曾经的历史证明了的与现在的历史正在证明着的。

5. (1)坚持自由主义的,乐善助人,温和谦恭的,不坠大节而有人格魅力的文化学者。(2)有相近处,就是自由主义精神。要回应什么大问题,主要就是中国的现代性与民族性问题。有不同处,就是鲁迅更注重自由本身,胡适更注重主义本身。鲁迅更注重国民构成的民族性,胡适更注重制度建构的现代性。还可以略加分析如下——鲁迅是试图用人类流传有序的文化文明影响中国人(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影响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埃塞俄比亚人等等)。这个文化文明迄于现代,在鲁迅看来,主要表现为源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因为鲁迅看到的中国问题是:国民劣根性。他试图从人性(而不是制度)方面回应中国人的现代性和民族性问题。胡适也试图用人类流传有序的文化文明影响中国人(他也从不去想到要去影响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埃塞俄比亚人等等)。这个文化文明迄于现代,在胡适看来,主要表现为源于自由主义的政治生态。因为胡适看到的中国问题是:极权之专制。他试图从制度(而不是人性)方面回应中国人的现代性和民族性问题。

篇5:你时常令我想起作文

幼年时,我们一起玩耍、嬉闹,常常玩得不亦乐乎,直到很晚才会想起回家,经常被父母训斥。我们虽然都说下次不会再犯,但仍然还是屡次晚归。

小溪边,你挽起裤管,在溪水中跑来跑去,银铃般的笑声会传遍整个林里。那时的我很调皮,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捧起溪水,从后面偷袭。你意识到后,我便慌忙逃跑,笑着说着。每每这样,你都会反击,追着我一直跑回家。

夕阳的余晖渐渐染红了天空,这时我时常会与你坐在小山上,静静地欣赏。这时候的你很安静,褪去了调皮,倒让我觉得你成熟了许多。

现在又到了枫林尽染的季节,可再也看不到你的身影了。我漫步在山间小路上。这里,是我们幼时一起戏耍、玩闹的地方。闭起眼,记忆便会涌出来。忽然,鼻子一阵酸,泪水滑过了嘴角。这泪水有些涩,也有些甜。记忆中的你如蝴蝶翩然,时不时露出一抹明艳的微笑。我又想起了我们分别时的情景。那年秋天,层林尽染,霜色满天,你泪落满衣衫。你说,你要去别的地方上学。我突然觉得胸口一阵壅堵,指尖微凉,我们相拥而哭。多年的玩伴,说走就走了,怎能让人不难过。

篇6:如果要寻找思想我不会想起鲁迅

我很小就知道鲁迅是文豪,是脊梁,尤其是浙江老乡兼本家,就愈发地有兴趣。不过真正接触鲁迅的文字还是在教科书上。当时鲁迅的课文是必须要全文背诵的,老师一个一个地叫去办公室,《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纪念刘和珍君》、《友邦惊诧论》,中学时代的日子就是在背诵这一篇篇文白夹杂、晦涩难懂的名篇中度过的。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鲁迅显然太挑战智力了,说一句话总要绕上很多弯,尽管如此,他的影响依然是直接且巨大的,特别是关于国民性的批判。当时正是《河殇》和《丑陋的中国人》风靡的时候,对于少年叛逆期的我,这种“横眉冷对”的批判姿态当然是极有魅力的。记得高一的时候参加班里的演讲比赛,就曾经大量地模仿鲁迅还有柏杨的语气和思路,只可惜类似的叛逆体验不能久长,就好像偶像很快就要面临黄昏。

八零年代后期,大概是我高一的时候,一个来自地级市的文化人莅临我们县城中学做讲座,说的就是鲁迅其人其文。这次演讲是我们那个浙西南小城为数不多的几次文化盛会,记忆中该文人说了不少鲁迅和周作人的私人恩怨,特别是周作人夫人的那一段公案,让我极其震撼,同时也好奇心大盛。回到家里,立刻找来父亲收藏多年的1973年版《鲁迅全集》读。现在了解,究其根本,还是名人八卦的“看客”心理在作祟。

又过两年,再次翻看《丑陋的中国人》,就有了不忍卒读的感觉。鲁迅的阅读体验没那么糟糕,但也隐约开始觉得他的批判是有局限的,至少,并非凡是鲁迅赞成的都是正确的,凡是鲁迅骂过的都是错误的。

进入大学后,开始读教科书从未收入的胡适、梁实秋还有林语堂的文章,分明可以体察到他们对于这个民族、国家、文化的忧患与挚爱。鲁迅死前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这话说得酣畅淋漓,但我一直特别疑惑,之所以一个都不宽恕,真的是因为鲁迅打心底里认为其他人都是宵小之辈,而自己则是完全地真理在握吗?假如事实是,每个人都只是说出了他眼中所能看到的那一部分真理,那么我们的教科书,就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维特根斯坦曾经这样评价托尔斯泰:“当他是在讲故事的时候,对我的感染力远远大于当他对着读者说话的时候……在我看来,当他的哲学隐含在故事里面时,他的哲学就最为真实。”鲁迅同样如此,当他在讲故事的时候才会吸引我,而当他拿着小匕首戳人或者试图面对大众直接布道的时候,他的魅力就大为失色。本科毕业之后我就很少读鲁迅了,如果要寻找思想我不会想起鲁迅,对我来说他只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存在下去。

前两天,我重新翻看鲁迅的《我的第一个师父》,好几次忍不住大声笑出来。我突然有这么一个感觉,今天汉语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中那些对于小场景的灵动描写,真正的师承都可以上溯到鲁迅那里。如果鲁迅还活着,一定是BBs上的灌水高手,这老先生太能写了,一晚上造上好几篇高质量的骂战文章,谁“拍”得过他呢?

篇7:想起儿时常吃的肩担“豆腐花”

记忆最深的,莫过于那三分钱一碗的无锡豆腐花。每当下午三点过后,从街口由远而近地传来一声嗓音洪亮且余音悠长的吆喝声:“花……”。我和邻家小孩便会向妈妈要三分钱,拿一个小碗在门口等着那个身材魁梧、肩挑马头担的中年师傅走来。当他见到孩子们已伸出拿碗的小手,就会停下担子,操着一口无锡乡音问:“你要啥个豆腐花?”无锡豆腐花有荤汤豆腐花和素豆腐花之分,荤汤豆腐花就是以前马头担中间一只锅子中捞出的带汁豆腐花,加上那马头担盘前边和后面分别放着的榨菜末、虾皮、紫菜泥、葱花、芝麻油、白酱油、红辣油、味之素调料。后担是一只带盖木桶,中间放的是盛着素豆花的一只口小肚大的陶钵,四周塞着棉絮,除了起到保暖作用,还可起到防震作用,避免如脂的嫩豆花在挑担过程中晃碎。“我要素豆腐花!”只见无锡师傅从钵中捞出薄薄的一片片豆花,盛到一小碗中,再把那七八样调料淋洒在上面,只见那白豆花上铺着黄的虾皮、黑的紫菜、绿的葱花、红的辣油,特别好看。最后从马头担盘中一只用木炭火煨着滚烫酱汁的小砂锅中舀出一勺热酱汁,浇在葱花上,递到我手中时,那扑鼻的香味直冲脑门。吃一口,嫩、滑、鲜,那些紫菜、虾皮、榨菜在质感的差别下更是别有风味。

这一小碗的无锡豆腐花,是我小时候每天下午的必食点心,直到读中学离开泗泾小镇。如此一别,已有60多年,那拖腔悠长的吆喝声,如今想来,还在我耳边回荡。

篇8:忽然想起了鲁迅……

鲁迅是以“挖祖坟”著称的革命斗士、力倡“拿来主义”的文学旗手、连死后都不愿“宽恕”一个敌人的民族英雄。然而,事实上如何呢?关于这点,中国思想史界说了千言万语,大概还有万语千言要说。但我宁愿引一个外国研究者的话语视为同道,那就是列文森(JosephR.Levenson)讲的:鲁迅思想上面向未来,情感上系恋过去。这其实也是对与鲁迅相濡以沫的许广平看法的浓缩。许广平说:“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这也许触到了鲁迅的痛处,他反省说:“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的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为的剧变而失去力量。这些瞻前顾后,其实也是很可笑的,更将不能动弹。”为什么鲁迅要写包裹满腔怒火的《呐喊》,为什么要写肝肠寸断、苦涩而美丽的《彷徨》?这个远未被思想史界揭发出来的奥秘,如果略予省视,大概还是援引萨特那屡为人所诟病的话较为真切,即“存在先于本质”也。也正因此,对传统也才想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

我的一个直觉告诉我,这四位作者分别表现或折射了鲁迅的不同侧面。当然,这只是“直觉”,因为我主要凭借了他们的“话语文本”,而未能“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地了解那话语后面的生活。但如果白纸黑字的真实,能代表他们的心声,那么下面的判断也许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了。传统道德“衰朽已极”(王海明)、宋明理学“令人窒息”(赵汀阳),好像倾向于鲁迅批判诅咒的一面;而企图转换出“忠恕”、“诚信”的“底线”成分、舍弃其中蕴含的“成圣”因素(何怀宏)、钟情“我们这个缺乏统一性和权威宗教文化却拥有较丰厚美德伦理资源的国度”(万俊人),似乎更认同鲁迅留恋过去的情感层面。当然,这四位作者的论著可能比鲁迅更注重逻辑推理、严密系统,也参考、借鉴了鲁迅逝世后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西方伦理学著述,但我总觉得在根本精神上、在总体水平上大概还没有超过鲁迅,如西西弗斯式的鲁迅话语,在四位作者的书中似都未安营扎寨。

“伦理学只能接受生活本身定义的价值概念”(赵汀阳),没有比这更使我感兴趣的了。但我想略作补充的是,如果不拘泥于共时态而侧重于历时态,即过去、现在、未来不可分割的生活之流,才会更有力地把握住生活,从而伦理学、美学总之一切“表述”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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