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人们思维方式的偏移与防治

社会转型期人们思维方式的偏移与防治（精选6篇）

篇1：社会转型期人们思维方式的偏移与防治

社会转型期人们思维方式的偏移与防治

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突现、思想观念多元、人们心态失衡,其中思维方式偏移,对人的生活和工作产生着现实和潜在的`影响.并由此引发一系列必须予以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

作 者：李兆中 晋利民  作者单位：乌鲁木齐陆军学院 刊 名：党政干部论坛 英文刊名：CADRES TRIBUNE 年，卷(期)： “”(6) 分类号： 关键词： 

篇2：社会转型期人们思维方式的偏移与防治

为目标，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关键词：社会转型思想观念价值观青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场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不仅要改变落后的、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管理体制等等制度层面，而且也必然要求、必然带来整个社会在价值观念、情感心态等文化心理层面的一系列变革和更新。现阶段中国社会正处于全面转型时期，价值观念变革不仅是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是社会转型期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精神前提。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多元化引发的社会分配结构的多元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多元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元化、社会就业方式的多元化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等等，这些都影响着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青年价值取向也就必然呈现多样化的趋势。青年作为社会的主体，其对各种思想的筛选与

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社会人们思想观念的嬗

变。

一、社会转型对青年的影响

（一）经济的影响

1、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影响：随着经济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不断加大，大批国有企业转制、合并甚至破产，由此带来了劳动力结构的重大调整，改革的代价是部分人利益的牺牲，对青年而言形成了就业无门及择业机会增加的背反，大批青年进入非国有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以与父辈截然不同的生活方

式生活和工作。

2、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影响：目前，90%以上的生产资料和95%以上的生活资料已由市场决定。“包装”、“炒作”等市场化运作中产生的名词为人们所熟知甚至为青年所崇尚，经济上的市场化带来了文化的商品化，生活的商品化，人际关系的商品化。打开电视收听广播，商业广告铺天盖地，时尚节目大行其道，在这重情况下，人们的生活，乃至人际交往无一不具有浓重的“等价交换”的色彩，对青年的影响更大。

3、国际化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发展，中国经济对外依存逐年攀升，三资企业大批成立，而其中员工98%以上的为青年，中国包装总公司加入WTO之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增加，这就直接造成了东

西方文化价值的碰撞，对青年的影响不可低估。

（二）社会的影响

1、“国家——个人”的两层型社会结构转化为“国家——民间机构——个人”的三层型结构：这种变化相对减弱了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力，使个人对行政机构的倚赖性大为降低，单位人正向社会人转变，可以更多的从个人兴趣出发选择个人的生活方式，而青年总是新生活的开创者。

2、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一方面富有人数增加，出现中产阶级，另一方面贫困人口为数巨大，失业人数不断上升，富人和中产阶级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社会价值观影响越来越大，青年对各

种不同甚至相悖的价值取向感觉无所适从。

3、农村城市化及进城务工青年现象的产生和增加：城市经济的迅速增长和生活方式的迅速传播，使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受到城市文化生活、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行为模式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全国各大中城市出现了大量农村务工青年群体，城市与农村的巨大差异造成了他们价值观的冲突。相对作为弱势群体，他们的呼声如果长期得不到重视，价值观将被扭曲，处理不当，将成为消极力量。

（三）文化的影响

1、青年观念与传统意识形态的疏离：文革以后，尤其是近10年，社会文化无论是高雅文化、大众文化还是流行文化都表现出与正统意识形态疏离的倾向，在青年中表现更为明显，甚至出现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等，引发了一部分青年对终级性的理想信念的蔑视和鄙弃，更多青年则把实用主义奉为圭臬，使当代青年成为讲实惠的一代，并直接导致道德失范，拜金主义等现象的泛

滥。

2、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在对外开放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过程中，西方文化影响已经波及到文化的各个层面，西方的各种文化理论如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等都被介绍到中国，成为一部分青年的处世哲学，西方民主、自由、平淡、人权等观念为青年所认同。在广告文化、营销文化、服饰文化等方面，西方影响也不可忽视，西方文艺作品对青年的影响更大，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3、文化多元化的影响：多元化可以说是中国转型期文化的最基本特征，由于正统意识形态的控制能力削弱了，改革开放中社会阶层及人群的迅速分化导致文化上的多元化，除了正统社会主义文化和西方文

化的入侵，各种宗教文化也层出不穷，这些都注定了青年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及不稳定性。

（四）信息革命的影响及预测

当代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革命将对传统社会结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产生重大影响，其对青年一代成长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历史任何一代人成长时所面对的时代。网上空间具有即时性、虚拟性、交互性、开放性与匿名性，已经或正在成为许多青年人迷恋的生活方式，网络对青年的影响也是一柄双面剑，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从积极的方向看，数字化社会彻底改变了“知识=年龄+经验”的传统社会生存模式，青年将借助于数字化工具与载体，以平等、互助、生动的方式获取知识和技能，这使他们更加有主动性和创新精神，也更加用于挑战权威，崇尚独立，从消极的方面看，社会的青年心理和社会问题会增加，其影响不仅限于思想观念而且波及到各个方面，主要问题有：消费心理盛行、由信息泛滥导致的信息焦虑、消极数字化人的出现、大众文化泛滥而高雅文化消褪、色情及消极文化的侵袭等，从而造成青年对信息技

术过度依赖、淡漠国家民族观念甚至是非观念。

二、青年价值观念的转变

1.由社会本位转变为个体本位

在转型期前期社会主体要求个体服从主体，对自我本体持否定、排斥态度，政治上高度统一，个体观念薄弱，什么时候都是以社会集体利益取向为主，即“舍小家，为大家”，个体利益往往被忽视。随着社会转型，人们思想观念开始转变，以青年学生为思想先驱，人们价值观念开始转变。价值取向由社会本位向个体本位转化，甚至有个人价值取向超过社会价值取向的倾向。这种价值取向的转变，渗透到青年价值观体系的方方面面。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社会归属、社会地位和社会义务等，他们懂得市场经济是一种肯定主体自主生存发展的经济，并且它又为每个利益主体提供创造社会价值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均等机会。这样，自他们懂事时自我意识普遍认同，对自我的存在更为重视，往往根据个人自身特点和社会需

要，设计并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因而，就出现了价值主体由社会本位向个体本位的转变。

2.价值取向由单一转变为多样

在改革开放以前，社会环境大一统，人们思想观念呈单一化，在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思想开始多样化，经济的全球化，各种思潮的涌入，人们价值的取向的转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多元的价值观成为他们价值观变化的又一显著特色。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来选择生活，从服饰、发型、娱乐、交友方式到职业选择都是如此。在别人的眼中，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另外的人们眼中变得正常，吹口哨不再是流氓的行为、男明星留长头发不再是怪异等等等等。在一项调查中显示，对待“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问题，有26.5%青年回答“为了理想而奋斗”，有13.6%的人选择“充实而积极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好坏无所谓”，选择“勤俭节约，精打细算”的占6.2%，赞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占4.3%，“人生在世及时行乐”占5.6%，“拼命的赚钱，潇洒地消费”占14.4%。这些都反映出今天青年在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的变化趋势。除此之外，在高校形成了“小集体主义”、合理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多种价值观并存的局面，这些尽管是市场经济给青年价值取向转变带来的负面因素，但也能从另一侧面来反映新世纪青年在价值观上的多层面，这些价值观之间相互碰撞激荡，同时也推动着青年价值观的演变和发

展。

3、价值目标由理想化转向现实化

20世纪80年代青年往往将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与国家前途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90年代以来的青年，在人生价值观上，那种理想主义的、集体主义的人生追求在逐步淡化，现实的、功利的人生追求正在抬头，追求个人美好生活成为大学生普遍的人生理想。在价值目标和方向上，青年从比较注重理想追求，到比较注重现实功利；从注重奉献的理想主义，转向注重实惠、实用和物质享受的现实生活。当代青年已经走出了“柏拉图”式的理想国，把自己的视野转向现实，一种关切中国社会具体问题的倾向开始明显增强。他们已经意识到，个体不再是脱离现实而独立存在的，要受到现实各种因素的制约，因而他们更加强调接受现实，把现实作为一种前提条件，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并且在现实利益的追求中试图把奉献和索取统一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目标世俗化，短期化和功利化倾向，追求美好的个人生活成为大学生较为普遍的人生理想。随之而来，也带了负面的影响，这就是由于价

值取向的偏差而引起的道德滑坡现象，极易导致出现拜金主义。

4、道德取向和利益取向的价值冲突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个人主体作为经济主体的性质为政治与道德的力量所掩盖，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主体作为经济主体的性质日益凸现，适应这一转变而形成的价值观（如奋斗、选择、创造、竞争、注重经济利益等）便与作为道德与政治主体相适应的传统观念相冲突。如重义轻利、重“理”轻“欲”、提倡 “中庸”而扼杀进取等观念与个体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的客观要求很不适应。经济主体的角色使功利性与实用性成为衡量价值的重要尺度。当义与利相悖时，取利而忘义成为许多人行动的基本价值

取向。

三、社会转型期青年价值取向整合的趋势

青年价值取向整合的趋势，在冲突与调适中实现了个人与社会的结合；与西方国家青年的价值取向在趋近与背离中并存；在延续高度分化的基础上走向整合。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青年学生价值取向是越来越走向科学的发展方向。改革、进取、创新、务实和辩证的批判精神是青年学生价值取向整合的主流变化趋势，这种变化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对青年学生价值观的变化认识越来越科

学化，价值取向的评价标准更加合理完善。

1、在自我与社会的冲突与调适中实现个人与社会的结合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基本上以自我实现为外显形式，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外显形式的衬底和背景。自我与社会的尖锐矛盾已成历史，调整自身适应社会将成为青年主要的价值取向。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当代中国青年对激进个人主义的反思和对抽象集体主义的放弃，而且在于他们随着整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实绩感染而来的心智上的成熟。挥拆方遒、激扬文字、青春动荡、指点江山的个人豪情逐渐为市场经济强

势作用下的协作、共存所代替。青春性仍在，但毕竟理性多了。面向21世纪，青年明确意识到“个人逞英雄”的时代过去了，个人在与社会互动、适应中求生存成为理智的选择。自我满足是大学生群体价值观念的表现，但又不同于西方典型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和我国现阶段所主张的个人与集体双向互动式辩证统一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而是表现为在自我价值基础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整合，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大学生并不排斥社会，而是接受社会，把社会作为自己发展的客观环境，在现实社会发展中寻求个人

发展，对待社会以一种理性的认知，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实现个人与社会的有机统一。

2、中西青年价值取向的比较中的趋近与背离并存

世界一体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类似的重要问题，如：如何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纳入到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图景中；如何理解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如何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等等。共同关注焦点的存在导致主体间价值目标的相对靠近。文化中心主义相对削弱使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价值有了与发达国家对话交流的机会，互相学习、借鉴，承认彼此文化发展的独特性也使主体间共同的价值认定有了依托。此外，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向全球的扩散也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青年价值观的趋近有了可能。具体表现在：经济观上相似的现实性与理智化；主体价值选择上主张的自我实现和服务社会的统一；生活方式上类似的求新求变、求高；青年自身身心失范问题上共同存在的复杂性。与趋近并存，还有背离的一面。最主要的原因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方式的差异。比如：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青年对于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淡出”将需要较长一段时间，这不意味着消费主义完全冲垮了传统的价值信条，而是说明消费主义与对贫困的恐惧心理结合在一起时产生固着作用的事实。中国青年将在这股思潮裹挟下转向现代化，而西方发达国家则直接面临后现代的种种困惑，同一时代遭遇不同的矛盾也将使中国青年价值观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背离。再比如：中国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本质差异，而这种差异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这也决定着中国青年在未来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对国家政治观念的体认与世界许

多国家有别。

3.价值取向在延续高度分化的基础上走向整合当代青年价值取向的特点，在延续了从前的价值观多样化、分化的特点基础上逐渐呈现整合态势。对进一步分化、多样化的预测主要来自对青年主体分层的考虑和对他们自身青春性、时效性特征的反思。改革开放20余年来青年主体分层的历史事实启示我们：新世纪青年群体更不可能铁板一块，主体分化将更加明显，用某一个先在的整齐划一的价值观念去统摄所有青年小群体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了。在新世纪历程中，我们将会看到“第五代青年”对自己是演员还是观众已无所谓，他们只倾心于青春的角色，时尚的舞台上于是有了风云际会的多种景象。加上青年与生俱来的青春、易动的一面，使青年价值观在正常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自然趋于多样。价值自身就是一个充满时效性的概念，相对稳定、绝对多变。时代变了，价值观念必然发生变化，呈现其充分展开的历史丰富性。但万变不离其宗，社会的主导性始终指引着青年价值

取向的发展方向，分化归于社会价值理念的整合，这也是当代青年价值取向整合的必然趋势。对青年价值取向逐步走向整合的预见，是依据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在未来发展的基本情况，以及大学生自身价值领域的理性思考所得出的。从个人与社会的结合上，体现社会主导价值理念的认同；从中西青年价值取向的趋近与背离体现世界一体化进程；从价值取向的分化走向整合体现价值取向演变的规律。对青年价值取向整合的趋势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可以由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四、价值观冲突的原因探析

导致价值观冲突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其中，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调整、经济发展不平衡与贫富分化以及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引起人们价值观的变化与冲突重要原因。

首先，社会结构的变迁引发价值观冲突。改革开放后，社会分化速度加快，社会结构要素的类别增多，社会结构诸要素间的差距拉大，体制外活动增加，民间非政治性的经济活动群体也增多，由此社会结构由总体性行政整合型向分化性契约合作型转变。地方绝对服从国家的总体生存模式向地方社区相对独立

生存模式转变。国家再不是唯一的利益主体，利益的分化使地方成为利益主体，地区间在所有制结构、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发展速度等方面的异质性明显增强，地方社区独立性增强，单一的“全国一盘棋”格局为多元化的政治——经济格局所取代。由此造成了个体（地方）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冲突。

其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现状导致了贫富阶层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对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分享社会资源的机会极其缺乏，只能远离资源分配的权力中心，当社会利益的需求强烈而致富机会短缺时，有些社会成员会不顾自己的条件，用非正当方法去获取利益，而当卷入越轨行为的人数量较多时，消极价值观产生的条件就成熟了。这些与主导价值观格格不入，但在现实生活中逐步累积起来的消极因素，经过一部分越轨人员的相互交流和补充，构成了消极价值观，它的一些解释系统和行为方式

被相关的人所认同和共享。如此，消极价值观与主导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就在所难免。

再次，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型而导致传统计划经济价值观与现代市场经济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计划经济强调集体与社会优先，市场经济强化人的主体意识，张扬人的主体性；计划经济要求的是一种附属关系，而市场经济要求一种契约关系。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强调政治忽视经济、强调精神忽视物质、强调集体忽视个体、强调义忽视利、强调人的社会价值忽视人的个人价值为基本特征的价值观与现代市场经济倡导的自主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平等观念、开放观念、法制观念等主要内容的价值观

同时并存，这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

五、价值观冲突的调适

对当前价值观的多元化态势及所呈现的价值观冲突，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提倡多样化，坚持主导性，在法制的基础上协调、解决各种价值观冲突，在实践探索中寻求交流、理解、沟通，逐步达到共识。

1、坚持价值观“一元”与“多元”相统一。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价值观都是一个以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并有多层面的价值观与之相结合的结构体系。第一，要努力吸取各种价值观的合理因素，确立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使功利价值与超功利价值、个人价值与群体价值、义与利、理与欲之间保持平衡；第二，又要承认其各自的合理性，对各种价值观采取宽容的态度，避免用主导价值观去代替一切、将主导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对立起来的做法，力争冲突各方的融合或达成价值互补；第三，健全各种价值观交流和对话的平台

和机制，以有效消除相互冲突价值观之间的隔膜和误解，实现多种价值观在新形势下协调发展。

2、坚持集体主义主导原则，赋予集体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我们所提倡的集体主义应该是在兼顾个人利益基础上的集体主义，而不是那种泯灭个人的集体主义。建构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主导价值观，不仅要在观念上形成对集体主义的科学认识，更要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使集体成员的个人利益得到应有的伸张和维护。价值观体系越是体现对每一个个人的关心，个体就越容易形成集体观念。我们在传播我们的价值观时，一定要使这些价值观念与人的现实生活相联系，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把握这个价值观念，不是停留在人们的观念中，而是体现在人们的行动中。例如，在我们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如果说假话、空话、大话者总能获得实际的好处，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的行为总是得不到及时而有效的查办，在经济生活中那些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坑蒙拐骗的人总能得到实际的利益，而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么无论我们怎么宣传要诚实、廉洁，这些观念都是难以普遍生效的，即使人们认同了诚实廉洁是一种美德，不少人也不会付诸

实践。

3、健全道德价值导向机制和法规制约机制。道德价值导向机制主要通过良心自律、社会舆论监督和道德教育等途径得以实现。一是要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伦理道德的教育，坚持助人为乐、扶危济困的价值导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下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二是在价值观教育中要坚持以先进价值观作为价值导向。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教育工作和文化建设工作都需要有先进价值观的指导，同时也是为了把这种先进的价值观变成人民群众接受、认同和遵从的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三是要为多元价值观念并存的社会提供有效的社会价值规范，健全法律法规，以引领社会转型期价值迷茫的人们走出价值冲突带来的阴影。哈贝马斯曾对这种规范结构加以肯定，他说：“这些规范结构的发展乃是社会进化的领步者，因为新的社会组织原则意味着新的社会一体化的形式。”所以，要加强立法，用法律来惩治那些

为谋私利而损害他人和社会的损人利己的违法行为。

总之，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是日新月异、百花齐放的，青年的思想变化尤为显著，如何把握好其价值取向，是所有人应当深思的，相应的，我们应当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进步。只有解放思想，变革旧的、落后的价值观念，形成新的、先进的、适合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特征的价值观念，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个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十七大理论”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才

能开创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这是生活实践向我们提出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单光鼎、陆建化主编 《中国青年发展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

4（2）陈立思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对青年干部三观的影响》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0年

2月

（3）戈玲 《试析当代青年价值观念变化对其政治倾向形成的影响》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0

年2月

（4）王敏、常家树 《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因特网

（5）《过渡时期与青少年社会化问题》《蚌埠青年》 2000年总第七十三期

（6）钱永祥主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中国青年》 1992－2002的中国青年研究出版社

篇3：改革开放与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变

改革开放前, 在短缺经济下, 商品供应匮乏, 人们买衣服要凭布票, 服装的色彩单一, 样式也很单调, 多以灰色中山装或蓝色解放装为主, 被形容为“蓝 (灰) 色的海洋”。改革开放后, 随着物资的丰富和思想的解放, 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日益讲究衣着, 注重衣服的面料、花色、款式和品位。商店里的名牌服装争妍斗奇, 时装表演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民以食为天”, 改革开放前后, “吃”的变化也很大。过去, 城镇居民每月凭粮票、油票购买定量供应的粮食制品和食用油, 人们的营养严重不足;有些农村甚至没有解决吃饭的问题。改革开放后, 随着国民经济迅速发展, 我国以全球7%的耕地, 使占世界约1/5的人口的温饱已不成问题。市场上食品供应丰富, 凭票购物已成往事。人们不但能“吃饱”, 而且还要“吃好”, 吃得健康, 注意营养均衡, 选择绿色食品, 讲究合理膳食。

改革开放前, 人们的居住条件较差。1978年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只有3.6平方米, 住房拥挤、狭小、设施落后;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只有8.1平方米, 多是土坯房和茅草房。改革开放后22年, 即2000年时, 我国城镇人均居住面积超过了10平方米, 许多城市人告别了老式的旧房, 搬进了设施齐全的居民小区;农村人均居住面积超过了24平方米, 农民住上了砖瓦房, 在一些富裕农村, 还建起了住宅小区。目前城市居民不仅人均居住面积扩大, 居住环境也大为改善, 高层住宅区、花园小区鳞次栉比, 而且由此引发了“装修热”。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交通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铁路、公路和航线的增长很快, 四通八达。高速公路应运而生, 形成了覆盖全国的高速公路网。在发达的城市, 公交路线增多、设施改善, 不仅有普通公交车, 还有较为先进的豪华大巴、双层巴士, 车内还安装了空调、移动电视;出租车招手即是, 私家车也屡见不鲜, 地铁、轻轨等新型交通工具出现。由于人们经济的好转, 出门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除乘火车外, 乘坐飞机也不稀奇, 自驾车游的人也占一定的比重。

篇4：社会转型期人们思维方式的偏移与防治

一、聚焦发展重点,畅通发展的思想路径

1.创新学习方式。贴近工作实际,把中心组学习课堂、专题辅导课堂,前移到漕河泾开发区浦江高科技园、华侨城、世博局这样的发展前沿,做到理论学习有本有纲,实践探索有研有果。

2.建立实践基地。深化党员干部的培训教育,建立各级党组织学习实践基地,把一批优秀的青年干部推到动迁、拆违、村庄改造的第一线,接受体验教育,放下机关架子,主动融入群众,用群众的语言、群众的要求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把干部从“官本位”思想上解放出来,做真正的人民公仆。

3.直面发展问题。从镇党委班子开始,深入开展案例研究,围绕发展中的问题,经常性开展课题调研和实践讨论,不断总结反思,不断破解复杂难题,探索建立了园区建设与村级经济发展联动机制、“四位一体”动迁机制、重信重访问题化解机制等。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解决疑难问题、化解复杂矛盾的集体智慧,推动各项工作的蓬勃发展。

二、呼应社会转型,自觉改进党的领导方式

1.畅通上下沟通的渠道。镇党委加强了上下联系机制的建设,构建了“镇党委委员联系镇党代表、镇党代表联系党员群众”的群众工作机制,设立了社区舆情直报点,做到“上情能够下达”,“下情能够上传”,使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能够直通到党委班子,问政于民、问事于民、问计于民,集中群众智慧,推动改革发展。

2.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围绕着广大党员干部的自我转型和自主发展,加强了基层民主建设,全力推进党务公开、民主集中制的试点工作,落实党代表列席党委会、列席镇长办公会、列席重要专题的调研会等各项制度,充分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员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使更多的党员代表能够参与到决策中来,参与到重大问题的解决中来,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

3.扩大社会管理的视野。鉴于当前日趋多变的发展形势,以及长期沉淀下来的复杂问题,镇党委引进市场机制,很好地解决了城市管理中的渣土问题;导入中福会等优质社会资源,很好地解决了社区的优质教育问题;依托企业的力量,有力地推动了动拆迁;建立信访接待志愿者队伍,从源头上化解信访矛盾。借助社会力量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难点问题,为党的领导聚集了强大的社会力量,赢得了更广泛的支持。

三、重视组织再造,建设群众满意的基层组织

1.夯实基层组织。镇党委紧贴实际,全面深化联合村党支部的管理模式,稳步推进“公推直选”,把人民群众认为最好的干部,推上领导岗位,配强配好村支部“一把手”。针对不断扩大的社区党建,镇党委加强居民区党组织的建设,探索以党支部为领导核心的“四位一体”管理模式,在注重居民自主管理的同时,突出党组织的领导地位。针对新经济组织的党建难问题,镇党委大力推进党工一体化建设,以党建带工建,以工建促党建,切实做到组织建设的全覆盖,把党的基层组织延伸到每一个社会组织,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2.培育干部队伍。群众对基层干部满意不满意,关键在于会不会做群众工作。镇党委采用差额推荐、票决选拔的任用方式,把熟悉群众工作、群众满意的干部推上领导岗位;加大优秀人才引进和干部的交流轮岗力度,建立了科室长竞聘制度、大学生助理制度,把优秀大学生、优秀中青年干部推到群众中去,学会在逆境中成长;不断扩大测评的范围,先行试点干部报酬的民主评议,取得群众的信任,打造一支作风过硬、能做实事、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干部队伍。

3.建设民心工程。围绕着党员的形象建设和人民群众的实际要求,镇党委建立了结对帮扶的长效机制,开通“双困”、“双失业”家庭扶持的绿色通道,做到对困难群众帮扶的常态化;深入开展文明示范窗口的创建活动,让广大党员亮出身份,接受群众的监督;在基层单位设立了信访接待室,党员领导干部挂牌接待,变上访为下访,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加强党员服务中心的建设,推行党员的“设岗定责”工作,在服务中体现党员的先进性,发挥“磁铁”效应,更好地凝聚党心民心。

四、持续深化改革,永葆党组织的生机活力

1.探索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着眼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突出党代会决策地位,镇党委全力推进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重点解决发挥代表作用、扩大党内民主、加大党内监督、推动改革发展等四大问题。深入开展代表培训活动,征集重要议题,落实“两联三会”制度,建立党代会闭会期间党代表履职基地,按照“小型、多样、务实、有效”的原则,深入开展调研活动,构架党群连心的桥梁。以试点工作为契机,构建规范的工作实绩考核体系,突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迎世博”四大重点工作,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敢闯新路。

2.探索“三重一大”工作机制。落实“三重一大”工作,重在制度建设。围绕着重大问题的决策,建立了会前的征询制度、听证制度以及信访评估制度,会中的票决制度,会后的责任追究制度,做到广泛征询、充分酝酿,科学决策、严格执行。设立了党内监督工作小组,全程监督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规范大额资金使用的审批程序,落实了内审制度,建立招投标平台,确保对“三重一大”问题的有效监督、民主决策。

3.探索来沪人员的综合管理。来沪人员是浦江镇开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也是社会管理中一个复杂问题。为切实解决好这一发展中的难题,探索了“一中心、多层次、全覆盖”的来沪人员党员服务模式。以来沪人员服务中心建设为契机,以镇企联建、社企共建为抓手,切实加强来沪人员的党、团组织建设,发挥组织的凝聚力,把来沪人员紧密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共同推动本地区的发展。

作者系中共闵行区浦江镇委员会书记

本文由中共闵行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推荐

篇5：社会转型期人们思维方式的偏移与防治

关键词：音义结合,约定俗成,关联

人的声音如何和它无关联的东西关联起来?这个问题古今中外的语言学家已做了很多的研究并提出了各种看法, 但依然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认识, 争议的焦点就在作为语言符号两个部分的声音和意义是怎样结合的。有人认为是约定俗成的, 有人认为是任意的, 有人认为这种结合是有理据的, 还有一种观点我们一般称之为“两阶段说”, 即在语言的初始阶段, 音义结合是任意的, 在语言的发展阶段, 音义结合是有理据的。还有人将音义结合的任意性称为“不可论证性”, 将理据性称为“可论证性”。各种观点和学说都对这个问题有其一定解释力, 但由于他们的理论对某些概念限定的内涵和外延有所不同, 以及术语的繁多芜杂, 还有因时代局限或其他原因的导致资料收集的不全面性, 各种观点的碰撞有时不免会给人带来更多的疑惑。下面笔者将从有关音义结合方式的几种观点、音义结合过程——约定俗成、声音形式与人的意识内容的关联方式三个部分来对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关于“音义结合”的几种观点

1、约定论、约定俗成说、任意性、偶然性、不可论证性

这是有关音义结合语言学界常用的几种不同概念, 虽然概念名称不同, 但它们的核心观点是一致的:声音和意义或者说能指和所指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持以上观点的代表人物有中国古代荀子、古希腊的赫漠根尼等, 现在的语言学教科书也采纳了这种观点, 但在这里想要指出的是, 这几种概念还是有微小的差异的, 主要表现为观察角度的不同。比如, 约定论是一种理论学说, 持这种理论学说的是古希腊的赫漠根尼, 他认为词语可以任意改变, 重要的是只要人们接受, 语词就可以有确定的意义。侧重于人们对词语的接受程度。约定俗成说是就语言符号音义结合的形成过程和结果来说的;而任意性和偶然性和不可论证性是就语言符号的性质来说的;如果换成是“任意结合”这个词语, 是就语言符号创制之初音义的结合方式来说的;即便是任意性和不可论证性, 也有学者指出二者是不同的, 如张永言指出:“如果将:‘约定俗成’与‘不可论证性’混同, 则不等, 因为一切语言现象 (包括一切词) 都经过约定俗成, 才获得语言价值的, 但并非一切词都是不可论证的, 相反, “除了一些‘原始名称’以外, 语言里的词大多数是有其内部形式可寻或者说有其理据可讲的。”张永言的观点中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即音义结合都完全是任意的吗?以下这种观点向前一种观点提出挑战, 作为它的对立面出现。

2、自然论、理据性、可论证性

这三个术语是作为上面几种术语的对立面提出的。即认为音义结合是不是毫无联系的, 而是有一定根据的。持这种观点的有古希腊的克拉底鲁, 还有中国的训诂学者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训诂学者提出了训诂学的一种重要方法——声训法, 与这种方法相关的概念是“声义相因”、“因声求义”等, 其语言学的理论依据就是:“在某个词的系列的音义关系是有一定联系的, 构成了一串的词”。因此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原理来考求同源词, 证明通假字, 考求方言音转现象。这种语言学的依据实质就是说音义结合是有理据性可言的。自然论是古希腊克拉底鲁的理论学说, 他认为名称是自然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名称的发明者, 而只有那些能看出事物正确名称的本性的人即“立法家”才能给事物命名。一个名称要么命名了事物, 因此是正确的, 要么没命名事物, 因此是没有意义的。它是和赫漠根尼的约定论截然对立的学说。这三个术语也有其研究视角的不同, 理由同上面的一样。

以上两种观点在解释音义结合这个问题上站在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上, 其实持第二种观点的人是赞同音义结合是有任意性存在的前提下同时坚持音义结合还有理据性的存在。二者的矛盾在于一个是全称判断而另一个是特称判断, 即第一种认为所有的音义结合都是任意的, 第二种认为有些是任意的, 有些不是任意的, 而是有理据的, 于是便有了一种折中的说法:音义结合的方法二者兼而有之。持这种观点的人最早可反映在古希腊的苏格拉低的语言学观上, 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记载, 赫漠根尼持语言约定论, 克拉底鲁持语言自然论, 让苏格拉底作一个裁判, 而苏格拉低却折中了二者观点, 提出了“自然——约定”论。这样矛盾似乎就解决了, 但在音义结合时任意性和理据性孰先孰后? 哪个是主要的?哪个是次要的?这样便又有了第三种观点:音义结合两阶段说。

3、音义结合两阶段说

“声训的具体内容不能完全否定。事物得声之始, 固然是任意的, 但到了一个词演变为几个词的时候, 就不再是任意的, 而是在语音上发生关系的了。”这句话是说, 事物得名之始阶段是任意的, 但到了“一个词变成几个词”的阶段, 便不再任意了。作者是想力图驳斥那些用音义结合任意性理论来批驳声训这种训诂学方法的不科学的人, 告诉我们声训有其重要的价值和理论依据, 就是在第二个阶段中, 音义结合是理据性的, 不再是任意的。作为理论, “两阶段说”也有其缺陷。首先, 它混淆了“任意性”和“不可论证性”的概念。显然, 表述者的意思是:原始词的音义是不可论证的, 而之后, 词的音义可以在比较中加以论证。其次, 两阶段说会让人误以为音义结合的任意性和理据性这是两个截然分开的阶段。事实上, 在用语音形式表达内心的内容时, 两种方法往往是同时在使用的, 不是说先任意把一些最基本的词造完, 然后再用理据的方法加以扩展, 它们在时间上不存在绝对的早晚问题, 而是造词的程序上有先后问题, 即必然是先是任意的, 后是有理据的。因为有些词在一开始就是根据理据性创造的, 它出现的时间可能比那些还没来的及创造的基本词汇还要早, 但若要追根溯源, 则无论是什么样的词它的“母词”只有只一个, 在整个词汇系统中只存在一些为数极少的“母词”, 它们就是语言在初始和发展阶段用任意的方法造出来的词, 而那些基于“母词”创造出来的数量庞大的“子词”, 则是用理据的方法造出来的词。语言系统就像一片树林, 有几百棵大树, 就像我们的“母词”, 有的“母词”已经生根发芽, 拥有了众多“子词”, 而有的树 (母词) 还没来得及种植, 但它一旦种植, 最终也会生根发芽, 而且长得更为茂盛也说不定。

总之, 音义结合是个看似简单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 但是它又十分重要, 因为它关系到语言符号的创制问题, 并最终关系到人类用符号表达认知内部世界的问题, 因此, 比较慎重的说法就是, 语言符号在创制的初始阶段, 实现音义结合靠两种方法:任意和理据, 两种方法同等重要, 而理据是以任意为前提, 而到了语言符号相对丰富的阶段, 任意的方法逐渐接近于消失, 而理据的方法占据了主导甚至是唯一的地位, 现在很多新事物新现象的出现, 需要我们去创造新词, 但现在的新词很多是根据旧词创造出来的, 无论是利用旧词的语素还是给原有旧词增加新的义项甚至是外来词也是如此。以上是就音义结合的方法来谈的, 下面就音义结合的过程——约定俗成来谈谈自己的认识。

二、音义结合过程——约定俗成

音和义结合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约定俗成”来源于荀子的《荀子正名》:“名无固宜, 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 异于约者谓之不宜。”这句话想必搞语言的人都不会陌生, 我们刚接触到这句话时, 就感觉到荀子真的十分伟大, 他用四个字就点出了语言符号的精髓, 于是我们也将这四个字作为语言学的经典理论广为传授, 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这个观点, 这是恰好是另一种“约定俗成”。因此, 约定俗成应该指的是一个过程, 是“指某个新的语言现象 (包括新词) 进入交际, 人们对它从熟悉到承认的过程。”语言符号音义的结合的过程也和上述现象相似, 这是由于人的感知方式是一样的, 因此通过相同的感知通道会得到一个个相似的内部世界, 再加上尽管每个人的内部世界丰富程度不尽相同, 但认知的能力和方式几乎差不多, 因此, 在创造“母词”时, 也就是用任意的方法造的词, 约定俗成表现在单向的接受和继承过程, 而在创造“子词”时, 也就是一旦有理据的方法参与其中时, 约定俗成的过程既可能表现为一种单向的接受继承过程, 也可能表现为一种双向的过程, 期间经历过若干回流反复的过程。其中单向的过程就像是上面所叙述的现象那样, 大家觉得某个词造的好, 符合事物的特征性质, 并且简洁生动, 便于记忆, 于是这样的词大家欣然接受, 而那些大家不认可的词将最终受到抵触, 使得“立法家”们不得不重新为之命名, 直到大家满意为止。因此, 音义结合的过程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 一个词语的出现, 无论是单音词、双音词还是多音词, 从它们的创制到创制的最终完成, 约定俗成一直贯穿其中, 判断一个符号的是否最终形成应该以是否约定俗成为标志, 只有约定俗成才能赋予符号其价值意义。因为符号创造出来总是要指称一定的事物和现象, 这就是符号和现实现象的关系问题了, 我们将在下一点中加以说明。

三、声音形式与人的意识内容的关联方式

上文中所说的现实现象指的就是人的意识内容或者说是人的内部世界也可以, 人类创制语言符号就是为了要表达人的内部世界。符号和人的意识内容是一种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 简单说就是符号反映人的意识内容, 具体说就是人的意识内容是人从外部世界感知后内化得到的, 因此内部世界是外部世界的抽象;符号中属于意义的那部分又是从人的意识内容中抽象出来的, 是抽象的抽象;意义借助一定的语音形式通过音义的结合, 构成语言符号并通过声音表达出来, 才使得人的内部世界得以外化, 这就使语言符号成功地反映了人的意识内容。因此, 人们表达内部世界的过程也即人的声音和它无关联的东西关联起来的方式应该是: 先有意识到的需表达的内容, 然后利用抽象思维形成概念, 再使概念和声音结合形成语言符号, 最后用符号来反映意识内容。这里的概念仅指的是人们对某物抽象概括出来的认识而不是语言符号所要最终反映的意识内容。因此, 声音和它无关的东西关联不是直接关联, 而是必须经过意义这个中介。一句话, 内部世界中有某物欲表达, 先梳理思路形成概念, 概念和声音通过两种方式相结合, 用声音把概念“包装”好然后以声音的形式表达出来, 表达的内容反映的就是你的内部世界。

四、结语

综上所述, 声音和人的意识内容是靠意义这个中介得以关联的, 意义和人的意识内容的关联是通过人抽象思维的概括, 声音和意义的关联是通过任意和理据两种方法, 并通过约定俗成得以最终实现。当然, 语言是不断变化发展的, 人的认知水平是不断提高的, 语言理论也应该相应的发展和更新, 理论的正确与否, 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参考文献

[1]徐通锵, 叶蜚声.语言学纲要[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瑞]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 1980.

篇6：社会转型期人们思维方式的偏移与防治

关 键 词：创新社会管理；领导方式；边疆地区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２）０９－００４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７－２０

作者简介：韩勇（１９７９—），男，辽宁大连人，广西行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战略与决策实验室副主任，留英博士，同济大学在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领导科学、公共管理、组织和人力资源管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２０１２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十六大以来党在民族地区创新社会管理实践与经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１２ＸＤＪ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广西行政学院校级课题“广西社会管理及创新的实践探索和优化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构建和谐社会和加强社会管理已成为我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明确把“社会管理”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一起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９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因此，加强社会管理与创新是我国构建新型社会管理格局的应有之义。

我国边疆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其稳定和发展，对于我国在新形势下维护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尤其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冲突必将给社会各个方面带来深刻的变化。由于边疆地区是后发展地区，不仅有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也有伴随社会发展产生的新的热点问题，其社会管理相对于我国其它地区难度较大。

一、我国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在国外，广义的社会管理是指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对各类社会公共事务（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所实施的管理活动。狭义的社会管理所涉及的范围一般也就是社会政策所作用的领域。［１］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提出，“所谓社会管理，就是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２］《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管理就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３］

（一）无限增长的基层公共服务需求与有限增长的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

首先，社会管理模式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引发了公共服务需求量的激增。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管理是以国家——单位——个人构成的一元主体的社会管理体制，其特征是全能国家、一体化社会和去市场化（商品化）。这一阶段，单位在社会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改革开放后，我国充分释放市場力量，人民群众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社会管理方式也从“单位管理”向“社会管理”转变，从而引发了基层公共服务需求量的激增。其次，伴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和我国快速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就业问题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进城农民工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返乡农民工就业、流转土地农民就业等问题使社会管理日趋复杂且多元化。再次，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均衡造成了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衡。因此，如何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引下，依靠发展来解决社会管理问题，加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快覆盖城乡的劳资保障、公民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系统建设，合理调整分配结构，实现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的科学、合理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就成为当务之急。

（二）不断增加的流动人口、特殊群体数量与相对单一的流动人口、特殊群体管理和服务方式、方法之间的矛盾

首先，流动人口的管理任务繁重。我国对流动人口和特殊群体采取“公平对待、服务至上、合理引导、完善管理”的原则，在实践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由于流动人口数量大，在实行“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制度的同时，实行“一证通”将流动人口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险、义务教育、疾病预防控制、幼妇保健、计划生育、法律服务和治安管理融合在一起的服务机制尚有待进一步完善。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其中，少数人文化素质低，法制意识淡薄，经济状况差，把违法犯罪作为生存致富的手段，导致违法犯罪总量中流动人口作案比例偏高。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工、中等教育程度以下青年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而其素质参差不齐，缺少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也增加了社会综合治理的难度。［４］其次，对特殊需关爱人群如精神病人、吸毒人员、艾滋病人及其感染者、未成年犯罪人员、劳改释放人员的法制教育、社会帮扶、心理矫正、职业技能培训等服务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

（三）动态变化的社会管理新形势、新情况与相对静止的社会管理老经验、老办法之间的矛盾

由于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以往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方法已不适应或不完全适应如今社会的需要，我们还以老经验、老办法来处理新问题，在新形势、新情况下有时显得束手无策。例如：我们对新兴社会事务的管理在某些环节上就显得比较薄弱，特别是对新兴经济组织、新兴社会组织和新兴媒体的管理和服务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增强和提高，“权责不对称矛盾十分突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式与手段有时呈无序性、简单化的趋势，缺乏有效性、规范性、系统性和统一性”。［５］

（四）人民群众深刻变化的思想观念与相对滞后的思想教育、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机制之间的矛盾

随着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社会流动性和开放性日益增强，我国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居住结构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其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渐凸显，公平、民主、权利、法治、监督意识明显增强，而我们的思想教育、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工作却没有跟上，没有形成运转协调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合力。

（五）相对欠缺的少数领导干部的能力和素质与不断发展的社会管理胜任能力之间的矛盾

首先， 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干部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理念还没有牢固树立起来。基本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没有抓实抓好，重经济发展，轻社会管理。其次，部分政策落实不到位，一些政策措施不配套。某些地方的政策措施缺乏充分的科学论证，致使相互之间不衔接、不配套，甚至存在政策相矛盾、相冲突现象，造成按下葫芦浮起瓢，旧的矛盾没处理好，又出现新的矛盾的后果。第三， 部分干部不善于运用综合手段进行社会管理，做好基层群众工作的能力比较弱。由于社会诉求保障机制运行不畅，社会矛盾调处机制不健全，在涉及拆迁矛盾、劳资纠纷、交通安全、城市建设、消防安全等问题上，重治标轻治本，重事后处置轻源头预防的现象比较突出。

二、党在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实践中的积极探索

根据现有的资料，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十六大以来，党在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综合起来包括：

（一）管理主体创新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园区、楼宇、市场、院落党建；枢纽型组织；社区党建）；社会组织（政府购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社会志愿者提供的公共服务）、企业、高校参与的多元治理；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北京海淀社区服务公约、“政府——居委会、人大代表工作站、业主委员会”的二元体制，深圳桃源的“六位一体”、宁波的“委员代议制＋社工职业化”等）。［６］

（二）管理内容创新

主要是完善党委和政府领导的群众利益保障和权益维护机制（例如住房保障体系、公共就业服务网络等）；化解矛盾机制（大调解协调中心、拆迁保险、民警和法院参与的司法调解、医患纠纷第三方协调）；信访机制（三级联动视频接访、网络问政、信访代理机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预警机制；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机制（嘉兴市新居民事务局；暂住证变居住证；奉化“力邦模式”，浙江刑满释放人员、艾滋病人、吸毒人员、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与社会融合；黔东南关爱留守儿童长效机制）；公共安全体系建设（重庆的警务改革，台州市 “传统＋科技、民警＋群众、执法＋服务”）；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监管体制；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机制（枫桥三级联动维稳机制）；新兴媒体和网络的管理机制（毕节、厦门、福州）；社会诚信制度（浙江、顺德）；社区建设（资金保障；公益资产管理保障；义工一卡式管理、义工服务“时间银行”、居委会成员与政府雇员选聘合一制；社区学习型组织建设；社会组织奖励机制；“江汉模式”的民主评议制度、社区服务第三方评估等评估机制）。［７］

（三）管理环节和管理手段创新

在管理环节上，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治理，使关口前移（深圳桃园四整合、衢州“三民工程”、枫桥三级联动维稳机制）。［８］在管理手段上，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北京东城、南京仙林、深圳桃园、舟山）；整体性、无缝隙治理（北京东城“７＋Ｘ”工作机制、深圳龙岗大综管体制、深圳桃源四整合）；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融合（北京大興区“社区化”、石景山 “新居民”互助自律、深圳桃源的文化治理与精神家园建设）；信息化数字化治理（天网工程、电子政务、北京东城信息化数字化治理、北京朝阳的“全模式”、宁波公交车装视频与１１０指挥中心联网、建瓯市的“ＱＱ警务室”）。［９］

然而，纵观现有的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我们发现，其对边疆地区的社会管理缺乏相应的关注。因此，本研究就新时期西南边疆地区河池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突破口，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积极探索为研究对象，以期为丰富边疆地区党领导下的社会管理方式创新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三、党领导下的社会管理方式创新：河池基层党组织建设

河池市地处广西西北边陲、云贵高原南麓，东连柳州，南界南宁，西接百色市，北邻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全市总人口为４０９万人。近年来，河池市立足于市情和社情，就基层社会管理面临的经济欠发达、基础设施不完善、信息不畅通、农村三大纠纷、库区移民等一系列问题，始终坚持以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为突破口，以党建工作为主导，整合社会管理各类资源和力量，积极探索符合河池实际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模式，本文从管理机制和管理手段上进行了分析。

（一）基层党组织社会管理机制创新

表１整理了河池基层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的干部选拔机制（“领头雁”工程）、学习培训机制（“素质提升”工程）和激励保障机制（高标准发放村组干部待遇），这些创新机制增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针对性。

表１：河池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社会管理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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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贝为超．以创新理念务实态度做好社会管理创新大文章——访河池市委书记蓝天立［Ｎ］．广西日报，２０１１－０３－２９．

（二）基层党组织社会管理手段创新

⒈建设网格化、精细化管理的基层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所谓网格化社会管理，就是将行政地区划分为一个个的“网格”，使这些网格成为党委、政府管理基层社会的单元。网格化社会管理的第一个特点是将过去传统、被动应对问题和分散的管理模式转变为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河池市创新社会管理的具体方式是将基层党组织设置由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向重大项目、自然屯、产业链、专业协会、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等领域延伸，使党组织联系和服务群众的网络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在少数民族聚居村寨、民族旅游区、民族文化团队建立党支部５４７个，党组织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实现全覆盖。在矛盾纠纷较多的龙滩、岩滩水电站库区移民点，建立党支部和党小组８３个。在‘两新’组织建立党组织１５１个，应建组建率达到１００％。” ［１０］

网格化社会管理的第二个特点是制定了一整套规范、统一的管理标准和流程。河池市结合多年来自然灾害和公共突发事件多发、频发的实际和灾害特点，在反复实践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于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８年建立了河池市《基层党组织应对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为了确保基层党组织应急机制扎实有效的运行，专门研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应急机制建设的意见，提出了“六有两规范”的推进措施：

表２：河池“六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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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秦斌．河池市基层党组织应急机制的创新实践［Ｍ］．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两规范为：“⑴规范台账管理。把应急工作制度、工作职责、处置流程图、应急处置分工一览表等重要的制度性文件材料上墙，同时设立以“五簿三册两卡”（“五簿”即应急培训演练记录簿、应急队员履责记录簿、应急物资管理使用登记簿、应急机构值班记录簿、应急事件处置记录簿；“三册”即应急机构名册、应急装备登记册、灾害隐患排查整改登记册；“两卡”即党员“三定”责任卡、日常应急工作记实卡）为主要内容的应急工作台账制度。⑵规范考核评价。把基层党组织应急机制建设纳入基层党组织书记党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作为评先评优与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１１］

⒉建设整体性、无缝隙治理的基层黨组织，创新社会管理。整体性、无缝隙治理是由公共管理和服务“碎片化”这个概念而产生的解决问题之道，“碎片化”主要是用来描述政府机构数量庞大、相互分割的状况。Ｄａｇｇｅｒ认为，碎片化是“在城市地区，由于政府职权的划分和政府管辖权限与边界的增值而产生的复杂状况。”［１２］“为了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许多西方国家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以应对管理模式碎片化所带来的问题”。１９９７年，英国开启了“整体政府”改革的先河，首相布莱尔在《公民服务会议》上首先提出了“协同政府”的施政理念， 英国的“一站式”服务中心、美国的无缝隙政府、韩国的亲切服务大厅等，都是各国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一种创新，这种治理模式后来被称为“整体性治理”，也被称为“整体政府”、“全面政府”。其四个基本目标包括：“通过消除不同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张力，直接有效地增加公共政策的效能；通过消除不同项目方案的重叠和冲突而充分利用资源；在政策部门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加强合作、传递优秀理念，形成一种协同的工作方式；以公民需要为导向，提供一套无缝隙的服务而不是碎片化的服务”。［１３］

以此为指导，河池市天峨县整合资源，创立了“云榜模式”：天峨县云榜村以村党支部为核心，以村组干部为骨干，组建了一支有治安信息员、法制宣传员、人民调解员、森林消防员、交通安全员、抢险救灾突击员的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功能于一身的覆盖整个村屯的巡防队伍、人民调解队伍和民兵抢险救灾应急突击队伍，并整合资源在移民安置点建立了５个工作联系点，逐步形成了“村干部＋警务室民警——联防队员＋警务室民警－——队干＋警务室民警——各屯党员、群众＋警务室民警”环环相扣的“云榜治安防范网络警务模式”。 ［１４］

东兰库区将“农事村办”延伸到“农事船办”：即组织民政、海事等部门上门服务。“农事船办”是让移民和渔民业务船上办、证件船上拿、有苦船上诉、技能船上学。东兰库区和谐稳定，“农事船办”功不可没——２０１０年以来，接待库区群众８００多人次，调解矛盾纠纷２０２件。［１５］

⒊建设文化治理的基层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文化是引导社会进步的罗盘，是张扬真善美的旗帜，文化对思想解放起着引领作用，对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对社会和谐起着滋润作用，对人类的进步起着催化作用”。［１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口号， “河池每年举办文艺演出３００多场，观众７０万人次。通过歌谣、铜鼓艺术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化形式，激活基层党组织活力，使党的政策能通过群众听得懂的声音、看得懂的方式，渗透到生产生活当中”，［１７］不仅拉近了干群关系，而且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总之，本文以广西河池依托基层党组织建设领导社会管理创新为例，探讨了转型时期边疆地区党组织探索领导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式。十六大以来，党在边疆地区领导社会管理创新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面对新形势下社会管理出现的新问题，我们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参考文献】

［１］李程伟．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公共管理学视角的解读［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０５．

［２］［４］王郅强．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仍面临诸多突出问题［Ｎ］．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０８－０９．

［３］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Ｍ］．中国大百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５］龚建华．对不稳定性的稳定管理——从深圳市桃源街道办事处社会管理体系看城市社区的公共管理［Ａ］．基层行政管理创新暨‘桃源模式’解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Ｃ］．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深圳行政学院和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２０１０．

［６－９］韩勇．泛北部湾地区基层党政干部领导力模式研究［Ｍ］．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０］贝为超．以创新理念务实态度做好社会管理创新大文章——访河池市委书记蓝天立［Ｎ］．广西日报，２０１１－０３－２９．

［１１］秦斌，河池市基层党组织应急机制的创新实践［Ｍ］．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２］罗思东．美国地方政府体制的“碎片化”评析［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０５，（０４）．

［１３］雷尚清．桃源街区社会管理碎片化的整理——“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视角［Ａ］．基层行政管理创新暨‘桃源模式’解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Ｃ］．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深圳行政学院和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２０１０．

［１４］［１５］［１７］韋鹏雁，陆耀华，邓明甫．党旗引领和谐路——河池市以党建促进基层社会管理［Ｎ］．广西日报，２０１１－０７－２６．

［１６］中宣部．２００８理论热点面对面［Ｍ］．北京学习出版社，２００８．

（责任编辑： 高 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Ｌｅａｄｅｒ ｏｆ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ｅｃｈｉ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Ｈａｎ Ｙ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ｕｃｈ ａｓ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ａ ｆｅｗ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ｃａｄｒｅｓ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ｅｃｔ，ｄｅｅｐ－ｓｅ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Ｈｅｃｈｉ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ｌｉ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ｒｅａｓ，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