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分税制模式的比较及其在中国的定位

世界分税制模式的比较及其在中国的定位（精选5篇）

篇1：世界分税制模式的比较及其在中国的定位

世界分税制模式的比较及我国分税制的现状、不足及修正建议

摘要：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财政体制，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公共财政理论要求的，这是市场经济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较为成功的做法。本文在主要介绍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长期的市场经济运行中积累的分税制模式经验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我国分税制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认为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善分税制改革，不仅需要从我国实际出发，而且有必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把国外分税制的普遍经验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关键字：分税制

一，外国分税制模式考察

分税制是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和公共财政的理论确立的一种分税分级财政管理制度。它是国际上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一种财政分配体制，是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一种较为规范的方式，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作为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制度，分税制将一个国家的全部税种在上下级政府之间进行划分，以此来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范围，其实质是根据各级政府的事权确定其相应的财权，通过税种划分形成中央和地方两个收入体系，为各级政府行使相应的事权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分税制是一种较为规范、科学的财政管理体制，有利于协调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有利于促进企业平等竞争和统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有利于国家产业政策的贯彻和实施，还有利于促进地方合理发展经济，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提高经济效益，最终增加财政收入。

世界主要国家多数已采用分税制，各国分税制的具体模式千差万别，但按税权分配程度，大致分为三种：集权为主的、分权为主的、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分税制的类型。

（一），集权为主的分税制。

这种类型以英国、法国、瑞典为代表。它们的共同特点是：

(1)政治集权、经济干预。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法国也是一个具有200年历史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瑞典也不例外；这类国家在经济管理上的共同点就是推行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

(2)税权集中。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决定了税收管理体制的高度集中，如英国、法国、瑞典的法律都明确规定，税收立法权归议会，税收条例、法令由财政部制定，地方政府负责执行。

(3)中央税收为主体。这些国家的中央税收占绝对优势，如在英国，以所得税、公司税为主要税种的中央税收占税收总额的75%以上，以财产税为主要税种的地方税收仅占税收总额的25%以下，而且近些年来地方税收入比重仍在下降，最低时竟下降到不足1%。在法国，以增值税、所得税为主要税种的中央税收占税收总额的85%左右，而以财产税为主要税种的地方税收仅占税收总额的15%以下。由于地方政府的税种小、收入少，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很大。例如，法国在一般年份，中央补助占地方预算收入的50%以上。高度集中的税收管理体制，虽然有利于集中财力实现预期经济目标，有利于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但却较严/ 6

重地压抑了地方政府组织收入和促进市场竞争，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近几年的税制改革中也大多采用了这种模式。

（二），分权为主的分税制。

这种类型以德国、原南斯拉夫为代表，其特点是：

(1)三级政府，三级预算，相对独立。中央(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各有一定税权、分税分管。税法由联邦议会统一立法，具体条例、法令由财政部制定，但地方政府有一定的机动权，如规定起征点、加成减税、开征某些捐税等。联邦、州和地方三级税务机构只有工作关系，没有统属领导责任。

(2)共享税是主体，税种分为各级政府的固定税和共享税两大类。作为共享税的是几个大税种，包括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等。共享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总额的70%。固定税都是一些小税种。联邦政府的固定税种主要是关税，州政府的固定税种主要是财产税，地方政府的固定税种主要是土地税等。各级政府的固定税加上分得的共享税，占全部税收总额的比例分别是：联邦48%，州34%，地方13.6%，欧共体抽3%。在这些国家，虽然联邦政府规定，经济发达的州要支援经济条件较差的州，以求平衡，经过支援和协调仍感财源不足的，联邦可从增值税分成比例中拿出1.5%给予补助，但主要还是要求严格贯彻“一级政府、一级财政”，自求平衡的原则。这种分成分税制能较充分地发挥各级政府理财办事和推动市场自由竞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宏观管理。

（三），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分税制。

这种类型以美国、日本为代表。此类国家在沿袭各自历史传统和信奉的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大致相同的分税制特点。主要包括：

(1)有比较完善的中央和地方两个税收管理体系。美国建立了联邦、州、地方三级税收管理体系。联邦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公司所得税为主，各项税收约占税收总额的60%左右；州以销售税等为主，各项税收约占税收总额的25%；地方以财产税等为主，各项税收约占税收总额的15%左右。日本建立了中央、都道府县、市町村三级税收管理体系。中央税有所得税、法人税等26种，各项税收约占税收总额的63%；都道府县税有居民税、事业税等15种，各项税收约占税收总额的16%；市町村税有居民税、固定资产税等17种，各项税收约占税收总额的21%。这种税收体系，既能使中央有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又保证了地方政府的经济自主权。

(2)有比较灵活的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调控措施。美、日两国地方政府虽然都有自己的税收来源，但由于社会公益事业等支出庞大，仍然入不敷出，需要中央政府给予补贴。对此，美国是通过转移支付进行弥补的。美国的转移支付，主要包括中央对地方的专项补助和非专项补助，与此相应，地方得到的补助金包括联邦补助金和州补助金，一般来说，联邦和州补助金占地方预算收入的76.5%。日本实行的是包括下拨税、让与税和国库支出金的分税制。从性质上看，下拨税类似非专项补助，让与税类似专项补助，国库支出金则类似委托支付。一般情况下，通过接受补助，地方政府的收入反而占税收总额的60%以上。综合上述，两国通过转移支付制度将中央和地方三级财政联结成了一个共同的利益整体，补助金制度是中央政府监督和调控地方政府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

(3)有比较健全的税收管理体系。美国三级财政体制中、联邦、州、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征税制度。联邦税法由国会制定和修改，州和地方政府也都有独立的课税权。三级政府三套税务机构，各司其职，互

不干预，没有领导关系，只有业务联系。日本也实行三级征管制度，税收立法权归国会，地方税收，原则上只限“地方税法”中所列的法定税种，但经过自治区大臣批准，地方政府也可以新设法定以外的普通税。在机构上设有国税厅、国税局和税务署，三级税收分别征管，但上下有监督和指挥的关系。可见，美、日两国因国情的差异，分税制也各具特色。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也多采取这种模式。

二、我国分税制的现状、不足及分税制模式的修正建议

(一)我国现行的分税制

199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央的“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战略部署指导下进入新阶段，财税体制改革充当改革的先锋，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建起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管理制度，并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收机构分别征管；在核定地方收支数额的基础上，实行了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转移支付制度等。成功地实现了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税种、税权、税管的划分，实行了财政“分灶吃饭”。

1.我国分税制的内容

我国分税制按照征收管理权和税款支配权标准划分，凡征收管理权、税款所有权划归中央财政的税种，属于中央税；凡征收管理权、税款所有权划归地方财政固定收入的税种，属于地方税；凡征收管理权、税款所有权由中央和地方按一定方式分享的税种，属于共享税。我国分税制的特点

2.我国目前的分税制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按照税源大小划分税权，税源分散、收入零星、涉及面广的税种一般划归地方税，税源大而集中的税种一般划为中央税。

一般来说，不可能把大税种划为地方税。但由于地方税不仅对法人(公司、企业)征收，而且更多的是对个人征收，所以，税源分散在千千万万个纳税人手中；又由于地方税征收范围面小，税源不厚，所以收入零星；由于地方税税种小而多，所以涉及面广，几乎涉及到所有单位和个人。

第二，部分税种的征收管理权归地方。地方政府对地方税可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决定开征、停征、减征税、免税，确定税率和征收范围，这是地方税的主要特点。由于赋予地方以较大的机动权限，从而既能合理照顾地方利益，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同时，不致于影响全国性的商品流通和市场物价。因为地方税一般均属于对财产(不动产)、对行为和部分所得以及不涉及全面性商品流通的经济交易课征，所以，即使各地执行不一致，也不影响全局。

第三，税款收入归地方。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力完全集中于中央或过多地分散于地方，都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践证明，在保证中央财政需要的同时，给地方一定规模的财力及适当的支配权，方能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实行分税制，建立中央与地方相对独立的分级财政，给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加强文化建设提供资金保证，就成为我国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方向。

（二）现行分税制的不足

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我国税制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为财税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分税制改革也取得明显成效。但是新的运行机制才初步建立起来，受政治、经济、历史诸多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与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分税制相比，已经出现一些问题。

1.分税不彻底。现行分税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税制，旧体制的痕迹非常明显。如分配格局不变，对地方既得利益部分搞基数返还，增值税按比例分成。从表面看按税种划分收入，实质上并没有真正实现“分税”。

2.税种划分未充分考虑税收职能作用的发挥。现行分税制主要考虑的是税收收入在各级财政之间的归属与分配，旨在通过税收划分解决财政预算分配问题，而对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考虑不够。最为明显的是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划为地方税，这个税种关系到引导投资方向与产业结构调整，是应由中央掌握的宏观调控手段，划为地方税将产生许多问题：（1）会损害中央宏观调控的有效程度，为中央统一税率的执行增加阻力；（2）强化地方利益，使[企业与政府的血缘关系更加明朗，不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3）加剧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致使富的地方愈富，穷的地方愈穷。

3.实行两级分税制，难以适应复杂情况，难以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两级分税制使省、市、县三级政府形成一个利益整体，中央政府很容易被架空。从两套税务机构分设后人员配备来看，省地税局主管领导多数由省级财政厅主管领导人兼任，在政策的执行、征管范围的划分及地方各有关部门的工作配合上，地税局明显优于国税局，也是造成目前国税税收任务难以完成的一个因素。

4.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从国外成功的分税制经验看，转移支付制度是一种通用做法，许多国家都建有一套科学、合理、完整、严密的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制度能起到既调节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又调节各地区间的分配关系的作用，对加强中央宏观调控，促进地区平衡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我国现行分税制采取的基数返还、保护地方既得利益的一系列做法，没有摆脱旧体制的束缚，没有摆脱过去的财政补贴办法。

（三）分税制模式的修正建议

分税制作为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一种有效方法，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已实行多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及与国际惯例的逐渐接轨，采用渐进式的由非完全分税制逐步向完全分税制过渡的模式，是因地、因时制宜的，实施以来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实施时间较短，经验不足，实践中已暴露出一些问题。为了加强宏观调控，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完全有必要在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对我国现行分税制模式进行改进与完善。

1.确立科学的分税制模式。我国现行的非完全分税制模式是过渡阶段的产物，就长远目标而言，完全分税制才是我国财税改革的科学与理想的模式，即中央与地方都拥有各自的主体税种，且按税种划分各自的固定收入，地方也有一定的税收管理权，中央与地方都有完善的税收征管体系，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也较为规范。而要做到实施这一科学模式，不仅需要一个时间过程，也难以一步到位。故可在现行的非完全分税制模式基础上分两步进行：先实施非完全分税的分率制，即除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各自的固定收入外，仍保留有部分共享税，但可改原来的分成制为分率制，中央与地方同源课税，各自分率计征。分率制实施一段时间后，待时机成熟，即可过渡到分权程度较高的完全分税的分级财税管理体制。

2.正确界定与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事权的正确界定是实施科学分税制模式的条件，也是确定中央与

地方财政支出与收入的依据。凡是涉及宏观经济、有较大影响的事权应集中于中央政府；反之，则由省级和市、县级政府执行。中央负责国防、外交、中央机关事务、全国性文化、卫生科技事业、环境保护和国家级基本建设及重大灾害救济等事务；而省、市和县负责社区治安、社会福利、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与此同时，还应尽力改进中央与地方在事权上的交叉重叠，该由中央负责的事（职责）全部收归中央，该由地方负责的事（职责）全部下放地方，做到各行其是，各负其责。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在事权界定的基础上可相应划分财权。即按照各级政府的事权，可划分出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再根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确定和划分出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而财政收入则又主要按税种性质进行划分。总之，在原则上做到中央应办的事由中央财政负担，地方应办的事由地方财政负担，各级政府都应有相应的财权和财力作保证。

3.合理配置税种。正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关键在于税种的划分，即如何合理地配置中央与地方的税种，使其都拥有主体税种和较为充足的税源。其配置的原则为：将维护国家权益、涉及全国范围、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须的税种划归中央；将只涉及地方范围、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归地方，并进一步加强地方税种的建设。为保证地方政府的财力，共享税中的增值税的地方分享比例可从25%适当提高至30%.另外，还可适当开征新的地方税种，如遗产税和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等。

4.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体现了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政返还与补助，即各级政府之间的财力转移，包括体制补助、税收返还和专项拨款等。而要使其规范化，必须坚持“兼顾效益与公平”的原则：一方面要优先考虑经济效益高的省（市、县），效益越高，人均建设性转移支付就应越多，即“办事钱”要体现差别，转移支付要向“高效益”地区倾斜；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考虑缩小地区间差异和人均收入差异，人均收入越低，人均建设转移支付也就应越多，即“吃饭钱”要大体相同，达不到基本标准就要实施重点转移支付。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地区经济效益的提高和差异的缩小，才能保证各级政府在权、责、利上的合理划分和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规范各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重要的一环，就是实际操作方法，即不仅要测算收入能力，还要测算支出需要，通过收支对应比较来最终确定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返还与补助。这就需要变现行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数法”为“因素法”，即充分考虑影响地方财政收支的人、自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财政收入、教育卫生与市政建设、特殊性等因素，通过“系数因素法”测算出各地的标准收入能力和标准支出需求，即建立起地方各级政府的标准预算，来确定中央对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

5.税收管理权和税收征管关系。按照统一税法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应将税收管理权包括税收立法权、解释权、税基税率选择确定权、税种开征停征权、减免权、调整权等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合理划分，不应全部集中在中央。如对于中央税与共享税的立法权、征收权、管理权可集中在中央；对于不在全国统一开征、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地方税的立法权、解释权、征管权可全部划给地方；对于全国统一开征、对宏观经济有较大影响的地方税如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可由中央制定基本法规和征收办法，相应给予地方一定的征管权、税率确定权和政策调整权等。这样既理顺了中央与地方对税收管理权的分级划分，又可以发挥中央与地方税收征管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在税收征管关系上，（1）在政策上必须明确国税、地税两个系统的征管范围，避免相互交叉重叠和相互扯皮、拆台；（2）在操作上必须对两者进行协调，可建立协调机构、联席办公会制度、共同征税大厅以及采取联合行动等；（3）在司法上建立共同的税收执法保障体系，可在两者之间组建税务检察室、税务治安派出所、税务法庭和税务警察等。从而确保税收征管工作的正常运行和减少税款流失以及中央与地方财税收入各自入库。

总之，借鉴国外经验，为我所用，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我国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还需要根据我国的政权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的财政状况，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整体设计与逐步推进相结合。外国实行的分税制，一般是在健全税收制度的基础上，一步到位，直接通过分税，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我国的分税制则不同，它是在税制逐渐完善和改革财政包干制的基础上进行的。针对这种实际情况，一方面，学习外国经验，在总体设想上，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科学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基础上，依据事权，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合理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目前，根据我国实施分税制的状况，从总体看，我们调整和改革了税收制度，在工商税方面，把原来的32个税种，调整、合并为18个税种。在流转税方面，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体，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税并立，对部分产品实行增值税与消费税相互交叉，增值税普遍调节，消费税重点调节的流转税格局。在企业所得税方面，改变了按经济成分设置所得税种的状况，统一了内资企业所得税。再者，按照国际惯例，统一了个人所得税，扩大了税基，调整了税率，提高了免征额。另外，根据税种设置和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对税种进行了划分，确定了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建立了分税制框架。另一方面，针对我国实际情况，考虑到实行分税制关系到中央与地方利益的调整，涉及面广，矛盾多，加上实行分税制在我国是一个新事物，税制还不健全，许多税种还没有开征，已开征的税种也还有不少的问题需要解决。在我国实行分税制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分步实施，如在建立分税制的初期，我国还需要暂时实行“分税加包干”双轨并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总之，从包干制到彻底的分税制，还需要一个过渡时期。因此，采取总体设计与分步实施，稳步推进，逐步完善的步骤，是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

主要参考资料：

（1）周开君《划分税权和完善分税制的比较与借鉴》（载《税务研究》2001年第3期）。

（2）石恩祥《税收体系优化问题探析》（载《天府新论》2001年第2期）。

（3）王卫星《中国分税制财政体制及其运行情况》（载《中国经贸导刊》2000年第12期）。

（4）谷 义、秦家顺、佟玉凯《分税制模式修正研究》（载《税务与经济》1999年第1期）。

（5）赵 越、施洪发《西方发达国家分税制的比较》（载《辽宁财税》1999年第7期）。

（6）张国富《试论国外分税制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分税制的启示》（载《经济经纬》1997年第4期）。

（7）梅春国、王 逸《分散与统一：美国的分税制》（载《山东税务纵横》1999年第4期）。

（8）邹展霞《分税制的国际比较及借鉴》（载《税收与企业》1998第年8期）。

（9）阎 坤《日、美、法分税制比较》（载《日本学刊》1997年第1期）。

（10）段启华《深化分税制改革的探讨》（载《税务研究》2000年第9期）。

本文作者:

复旦大学2007金融学硕士班学员徐沁威

篇2：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的国际比较

1 中外个人所得税概况

凡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中国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所得的,以及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所得的,均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

1799年英国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自此以后,各国陆续开征个人所得税。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已经成为财政税收来源的第一大税种。

2 税制模式的国际比较

目前,世界各国实行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可分为三种:综合所得税制,分类所得税制,分类综合所得税制。

综合所得税制是指,将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的全部收入全部综合相加,减去各项法定扣除费用和免税的项目后,按照统一累进税率进行征税的制度。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家采用这种所得税制度。综合所得税制实现横向和纵向的双公平,能够反映纳税人的综合负税能力,调节性强。

分类所得税制是指,按照一定方式将纳税人所得划分为若干类别,每一种类别都按照不同的扣除标准和税率计算应纳税额的所得税制度。我国则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度。虽然税源可控且征收简单,但不能全面反映纳税人的实际纳税能力,易造成合法避税,导致税款流失,缺乏公平。

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是指,对纳税人的所得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和综合所得税制的交叉征税、并列运用的所得税制。瑞典、日本、韩国等国家实行这种类型的所得税制。

3 我国税制模式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分类所得税制对不同的所得采取不同的扣除标准,适用不同的税率,使收入相同者由于收入来源不同,导致税收负担不同。例如以月收入4 800元为例,工资薪金和劳务项目两种情况来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工资为4 800元时,每月纳税额为(4 800-3 500)×3%=39元,而按劳务算税额为4 800(1-20%)×20%=768元。显然,按工资薪金项目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较少。但如果4 800元分6次获得,每次800元,则纳税额为(800-800)×6=0元。则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再比如由于收入来源多而形成费用重复扣除,从而适用较低税率的情况,甲每月只有工资收入20 000元,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为(20 000-3 500)×25%-1 005=3 120元。乙每月总收入为20 000元,其中有工资收入10 000元,税额为(10 000-3 500)×20%-555=745元;稿酬所得6 000元,税额为6 000(1-20%)×20%×(1-30%)=672元,房屋租赁所得4 000元,税额为(4 000-800)×20%=640元,则乙个人所得税共计为745+672+640=2 057元。则甲比乙多缴纳个人所得税1 063元。所以说分项计征使得有多种所得来源的收入者税负相对较轻,而对于所得来源集中的收入者可能税负更重。且高收入者可能利用对各种所得规定的扣除费用,将来源不确定的收入分散化,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不用纳税或少纳税,所得来源少的、收入相对集中的纳税人却要多纳税的现象。因此,分类所得税制既不能全面地体现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也非常有限,缺乏公平性。

4 完善税制模式的建议

我国应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即先将一部分所得项目按类别进行征收,由代扣代缴义务人进行扣缴,然后年终将全部所得汇总后再综合征收,多退少补。这样既可加强源泉扣缴,防止税源流失,确保税款及时入库,又可以通过年终的综合申报,综合扣除费用,按累进税率征税,平衡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调节收入分配,缩小分配差距。

综上所述,我国应建立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既实现了公平性,又提高了效率,且促进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曹跃.浅析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模式的选择[J].经济视角,2010(2):61-63.

[2]Marietta E A Haffner.Dutch Personal Income Tax Reform 2001:An Exceptional Position for Owner-occupied Housing[J].Housing Studies,2010,17(3):521-534.

篇3：世界分税制模式的比较及其在中国的定位

关键词：流域管理；区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4）01001805

一、江河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分析

如何实现各流域的综合治理，彻底改变流域管理职能分割、职权分散行使的状态，是目前中国流域管理面临的大问题。2002年的《水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这为中国江河管理体制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此引导下，2003年以来，各大江河管理系统纷纷搭建流域管理协商制度，如海河流域的《海河流域水协作宣言》、珠江流域的泛珠水事协作机制、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省部际会议制度等。然而，尽管流域管理与区域行政管理相结合已经被确定为中国流域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但如何结合，以谁为主谁为辅，当前法律体系缺乏规定与引导。因此，新《水法》出台以来，关于如何理顺流域管理和区域行政管理的关系，已作为水利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而被积极探索。2010年，《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2010-2030年）》明确中国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2011年，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建立权责分明、协调有力、运行高效的水资源管理工作机制。

在中央精神的引导下，各江河流域不断探索适合自身的管理体制。从实践看，不论从地域特色、制度探索，还是从意义与影响来看，有三种改革模式更具代表性：一是以区域协调为主，流域管理为辅的珠江管理体制改革；二是以流域管理为主，区域行政管理为辅的辽河管理体制改革；三是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并重的长江管理体制改革。文章试图通过对三种改革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深入了解中国江河流域管理体制发展的最新动态与主要趋势，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提供支持和参考。

二、中国江河管理体制改革典型模式分析

（一）区域协调为主，流域管理为辅——珠江管理体制改革模式

珠江由西江、北江、东江和珠江三角洲诸河组成，流域总面积45.26万平方公里。其干流西江发源于云南省东北部，流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区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北江和东江水系几乎全部在广东境内。由于珠江支流繁多，流经省市众多，在广东境内流域面积大的原因，对于珠江的管理一直有着两个层次：一是省际层次，二是广东省内层次。“十一五”以来，特别是随着泛珠战略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珠江省际和省内管理都有了更好的平台，并逐步建立起省际、地市两个层次的区域行政管理协调机制，从而形成了“区域协调为主，流域管理为辅”的珠江管理体制模式。具体而言，该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1.设立多层流域管理机构，但主要管理权限仍在省、地、市行政机构

珠江管理设立省际和广东省内两个层次的流域管理机构。在省际层次，由合署办公的珠江水资源保护局和水文局组成，两局受水利部、环保部和珠江水利委员会（简称珠江委）领导，是具有部分水行政管理职能的副厅级事业单位，负责珠江流域省际的水资源保护和水文工作。在省内层次，成立于2008年的广东省流域管理委员会作为议事协调机构，负责广东省范围内各大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的协调和决策工作。此外，广东省设立四大流域管理局：东江流域管理局、北江流域管理局、西江流域管理局及韩江流域管理局（图1）。这些流域管理局既受流域管理委员会领导，又归属广东省水利厅管辖，其主要任务是协助制订省内本流域各项规划、预案并监督实施等。

在实际运行中，珠江流域管理机构均属于派出机构：珠江水利委员会及其下设的珠江水资源保护局、水文局属于水利部的派出机构；四大流域管理局属于广东省水利厅的派出机构。它们都是中央和地方水行政部门职能的延伸，无法承担跨部门、跨区域性问题的综合性协调与管理任务。因此，珠江流域管理体制中，流域管理机构与地方行政主管部门的关系是“指导不领导、监督不干扰、协办不取代”[1]。关于珠江水资源管理的执法权、行政审批权等，仍然主要由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行使。流域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做好信息披露与共享，促进地方协调沟通，参与规划与设计等。2.由省、市首长及地方水主管部门领导构成区域行政协商的牵头机构

为了促进珠江流域内各省、地市之间的沟通协调，珠江流域组织形式多样的省际、地市高层联席会议，为珠江不同区域行政的协商沟通提供强有力的领导保证。首先，在省际层面，泛珠水利协作年度会议制度的建立，意味着珠江流域省际水利部门高层联席会议机制形成。2004年5月，由珠江委牵头，泛珠三角九省区和港澳地区水利部门领导参与的水利协作会议商定，各省、自治区派一位副厅（局）长作为协作会议联络员，每年定期由各省、自治区的水利厅（局）轮流承办会议，会议内容是研究解决当前水利协作中的突出问题。其次，在省内层面，广东省流域管理委员会和四大流域工作小组是省内流域协商的领导保障机构。流域管理委员会主任由省政府分管领导担任，成员包括省府办公厅、省水利厅、发放委、财政厅、环保局等单位代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省水利厅承担；各流域工作小组组长为水利厅分管各流域的副厅长，副组长为各流域管理局的局长，成员为流域内各地级以上市水利（水务）局长。

3.以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为契机，建立一系列行政区域协商机制

首先，以泛珠战略为平台，建立一系列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协商机制。例如，于2004年通过的《泛珠三角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协议》中，水环境保护被视作跨地区合作的重要内容；2007年珠江委牵头广西、贵州两省区水利、环保部门搭建“黔、桂跨省河流水资源保护与水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同年，珠江委联合云南、贵州、广东等省，签署《珠江流域跨省河流水事工作规约》，建立水事活动协商机制，以解决珠江流域跨省河流水事纠纷；等等。其次，以《珠三角改革规划纲要》实施为契机，建立地市一级的水资源保护协商机制。2009年以来，珠三角各地市之间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推进珠江口东岸地区紧密合作框架协议》《广州市佛山市同城化建设合作框架协议》《推进珠中江紧密合作框架协议》以及《广佛肇经济圈建设合作框架协议》等。这些协议中，有多项举措涉及环境保护和珠江水资源治理，为省内流域治理提供合作平台。

4.通过统一规划、地方立法，明确权责分配，完善管理

首先，在规划方面，2010年12月，《珠江河口综合治理规划》通过国务院审批。这意味着，地方性水资源相关规划需服从流域整体规划，需与《珠江河口综合治理规划》保持一致。其次，广东出台多项地方立法，明确省内珠江流域管理中的权责分配。2006年以来，广东相继出台《广东省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保护管理条例》《广东省江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草案）》《广东省东江西江北江韩江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等，以此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及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所辖区域水资源管理的标准、责任与考核等。

（二）流域管理为主，区域行政管理为辅——辽河管理体制改革模式

辽河干流全长538公里，全部在辽宁省境内，沿岸城市密集，且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污染严重。2010年5月，辽宁省委、省政府划定了辽河保护区，成立了辽河保护区管理局，对辽河保护区实行统一管理。根据改革方案，辽河保护区管理局，为正厅级建制，省政府直属事业编制，专门管理辽河保护区，推进辽河治理保护工作。这是中国首次出现的河流“划区设局”，它意味着“流域管理为主，区域行政管理为辅”的辽河管理体制的诞生。具体而言，该体制具有以下特征。

1.划区设局，成立职能集中的辽河保护管理局

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辽宁省辽河保护区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下称《通知》），省水利厅、环境保护厅、交通厅、农委、国土资源厅、林业厅、海洋与渔业厅7个部门承担的关于辽河保护区的相应职能均划归辽河保护区管理局（图2）。统一管理后的辽河保护管理局的职能范围包括编制规划、水质量管理监督、水政执法、环境评价、项目审批与许可等。为保证其统一管理权力，辽宁省政府给予其充分的政策、资金和人员支持：《通知》明确其为省政府直属正厅级事业单位，核定事业编制55名，经费由财政全部补助[2]；同时设立辽河保护区公安局以保障其有效执法。

2.多项举措强化流域管理机构的决策权、执法权与监督权

与珠江流域管理机构相比，辽河保护管理局不仅有协商沟通权限，而且具有流域管理中主要的决策权、执法权和监督权。首先，其内设机构的职权属性可以反映这一点。辽河保护管理局的内设机构有8个，除了办公室是针对内部管理而设外，其余处、室权属要么拥有项目的决策、监督与审批权，要么拥有水资源管理的执行权。其次，辽河保护区公安局的设立，也是其强化监督权、执行权的重要体现。在改革中，辽河保护区公安局作为省公安厅的直属机构，正处级建制，实行省公安厅和辽河保护区管理局双重管理。其主要职责是维护保护区内的安全与秩序，保障管理局行政执法工作。再次，通过辽河保护管理局与省水利厅、环保厅的职责分工，强化管理局的权限。在改革之前，辽河水资源的管理工作主要由水利、环保部门负责。改革后，省辽河保护区管理局负责保护区内水资源的监督管理，而省水利厅、省环境保护厅则负责技术性工作，并向管理局提供相关监测数据。即水利厅、环保厅逐渐演变为技术辅助、信息支持的角色。

3.通过地方法制，为流域管理机构理顺纵向和横向的权责关系

2010年12月实施的《辽宁省辽河保护区条例》（简称《条例》）为辽河保护管理局理顺了纵向和横向的权责关系。首先，纵向权责关系上，根据《条例》，省辽河保护管理局直接向省政府负责，并领导各市、县辽河保护区管理局，市、县管理局负责本区域内保护区行政执法工作。其次，横向权责关系上，明确省、市、县的水利、环保、国土资源、交通等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辽河保护区管理机构做好治理保护工作。此外，《条例》还规定地方政府在政策支持、资金保障方面的责任：省和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流域水污染防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专项资金，增加治理投入。

（三）流域管理与区域行政管理并重——长江管理体制改革模式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流，长江流域从西到东约3 219公里，由北至南966公里余，流经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针对长江流域贯穿省份地域多，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重大的特征，长江水资源管理主要是国家统一管理与区域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长江水利委员会（简称长江委）作为水利部派驻长江的流域机构，和沿江各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相结合，对长江流域进行共同治理。“流域管理与区域行政管理并重”的长江管理体制具有以下特征。

1.以长江流域重大工程项目为切入点，强化流域管理

长江流域注重流域管理，但其并非以自然流域为流域管理立足点，而是以重大工程项目为切入点，围绕工程建设，强化流域管理机构在统一规划、监测、审批、协调等方面的权限（图3）。具体来说，长江流域管理主要通过以下工程建设推进：（1）水资源保护工程。即通过长江委参与实施流域纳污能力核算、排污方案设计与实施、项目审批等，强化其在水资源保护方面的监督权。（2）长江水资源统一调度工程。即通过长江委统筹协调各部门各地区用水需求，开展长江水资源的联合调度，强化其对全流域统一协调、联动的权限。（3）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即通过长江委设置了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对相关地区进行水体生态修复，关停沿江污染项目，严格核定各种取水许可等，强化其在长江整体生态保护方面的统一管理权限。（4）水资源应急响应工程。即通过长江委建立与流域各省区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应急协作机制，协调省际间工作，强化其在整合流域资源、统一应对突发事件的权限与能力。

2.用规划、制度、机制和行政指令等促进流域管理与区域行政管理的结合

首先，通过水资源管理的综合规划实现二者的结合。2010年国务院批复的《长江流域及西南诸河水资源综合规划》和《长江流域综合规划》，不但提出了未来20年长江水资源发展的战略目标与总体布局，同时也明确了各地方区域的水资源管理的主要目标与任务。其次，通过一系列管理制度实现二者的结合。从2001年颁布的《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到2006年颁布的《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和2008年颁布的《三峡水库调度和库区水资源与河道管理办法》，再到2011年颁布的《长江流域大型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检查办法》，均以法制规范的形式分别从采砂、取水、水资源调度、生态保护等角度明确长江委及其下属机构与流域各省区的权责分配。再次，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实现结合。即长江委根据2011年中央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精神，建立流域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并指导地方把相关指标细化到各支流和各行政区域，同时，建立对各行政区域的监督考核制度，从而建立“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 [3]的流域工作体系。最后，通过各省区之间的联动、协商、合作等机制促进二者的结合。例如，长江流域已经建有“水土保持委员会”和“长江防汛总指挥部”，均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领导参与，通过区域高层的沟通互动促进长江流域管理与区域行政管理的有效结合。

3.流域管理与区域行政管理呈现多重关系

长江流域改革中，流域管理机构与区域行政管理机构之间呈现多重关系。首先，服从关系。即在涉及流域宏观事项中，区域行政管理要服从流域整体管理。如长江流域范围内的省、区水资源规划应服从长江流域综合规划。其次，合作关系。即在涉及跨流域治理事项时，需要流域管理机构与省、区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合作进行。如制定长江流域跨省水资源调度方案，需长江委与有关省人民政府合作完成。再次，分工关系。即流域管理机构与区域行政管理机构各自按法定权限对长江流域水资源相关事项进行依法管理。最后，监督关系。即在调处省际边界水事活动和纠纷时，长江委对省、区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具有监督、执行权责。如长江委有权对省际边界的违法取水、采砂工程进行查处。

三、中国江河流域体制改革的趋势分析

珠江、辽河、长江三大江河管理体制改革是中国江河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代表，从三种改革模式中，可以看出中国江河流域管理体制改革存在以下几个发展趋势。

（一）因地制宜，建立合适的管理体制

如何实现流域管理与区域行政管理的有效结合是各流域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珠江、辽河、长江的改革分别以“平等协商方式”、“统一集中方式”和“有选择性集中方式”实现二者之间的结合。不论是哪一种改革模式，其管理体制的形式均与当地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密切相关。辽河之所以采取“统一集中方式”，对辽河进行“跨职能、跨部门”统一管理，是因为辽河干流全部在辽宁省境内，在一省之内实施行政职能调整、整合资源，容易形成治理合力，即改革阻力较小，成本较低。而对于跨越多个省、区的珠江和长江而言，这种管理体制显然不适合，因为跨省河流涉及不同的省级行政区划单位，各单位之间都是平等的行政主体，相对较难形成统一性的意见和建构统筹性的机构。珠江管理体制改革中充分利用“泛珠战略”和“珠三角规划”两个层次的区域合作政策环境，借助区域合作平台，促成省际和广东省内关于珠江流域治理的沟通协调机制。而长江在全流域范围内没有类似“泛珠”的多省、区合作基础，所以很难形成以自然流域为单位的管理体制，因此它在改革中围绕水土保持、生态保护、水资源调度等重大工程强化流域整体管理，形成“有选择性集中”的流域管理体制。

（二）重视法制建设，以法制促进管理体制的顺利变革

无论是哪一种改革模式，都非常重视配套的法制建设，通过法律制度授权主体资格，确定职责分工，理顺部门关系等。《泛珠三角水利协作年度会议制度》《泛珠三角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协议》《珠江流域跨省河流水事工作规约》《广东省江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等协议制度为珠江流域省际和省内两个层次的信息共享、沟通互动、协商管理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支持。《辽宁省辽河保护区条例》作为辽河保护管理局统一行使流域管理职能的支撑依据，有力地保障了政令通达。而《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等法制，则明晰地划分了长江流域管理中流域管理机构与行政区域管理的职权界限。

（三）提升流域管理机构的作用地位，使其担当重要角色

珠江管理体制改革中，省际和省内流域管理机构通过平等协议，充分调动了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使决策的制定能够兼顾各方利益。在此当中，珠江水资源保护局、水文局、广东省流域管理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充当区域间水行政主管部门协商的牵头人、重要组织者的角色。正是由于流域管理机构的作用，珠江流域水资源的跨省、跨市治理得以走向常态化。而辽河保护管理局作为一个职能集中的流域管理机构，不但依法拥有流域管理的主要决策权、执法权和监督权，并且享有地方政府为其提供的政策、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的大力支持。长江委及其下设机构在重大工程项目中的决策权、监督权、监测权、执行权、协调权不断提升和强化。

（四）建立并完善可供多方参与的平台机制

虽然三种改革模式均有相对明确的法制授权流域管理中相关单位的职责分工，但实际运作中仍然会出现“职权交叉或管理空白的情况，各相关单位不能较好地配合”[4]。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各大江河流域管理体制改革都纷纷建立健全可供多方参与的平台机制。珠江流域以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契机，组织形式多样的省际、地市高层联系会议。辽河流域中，省政府正在筹备成立综合执法处，并以省分管领导和水利厅、环保厅、交通厅、农委等部门领导组成流域决策委员会，共同参与辽河流域的政策制定、规划设计和重大项目决策等。长江管理体制中，已经建有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领导参与“水土保持委员会”和“长江防汛总指挥部”等高层参与平台机制，为长江治理中的科学决策、有效执行、及时反馈和解决问题提供了保障。

四、总结与展望

新《水法》实施以来，珠江等流域逐步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管理体制改革模式，开创了流域管理体制新思路，它们为其他流域管理创新指明了方向。只有从流域自身的实际出发建立合适的管理体制，完善配套法制建设，理顺流域管理机构与区域行政主管部门关系，并搭建多方参与的平台机制，才能更好地实现水资源管理中流域管理与区域行政管理的结合，促进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人水和谐的流域治理。参考文献：

[1]广东省水利厅.加快流域管理体制改革 开创流域管理工作新局面[R].全国水利人事劳动教育工作会议交流发言，2007.

[2]薛刚凌，邓勇.流域管理大部制改革探索[J].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3）：7-12.

[3]陈晓军.贯彻中央1号文件 大力加强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与保护[N].长江水利网，2011-05-30.

篇4：世界分税制模式的比较及其在中国的定位

摘 要：为适应高等院校历史教学改革的需要，我们对“世界近现代史”{1}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从课程性质、教学目的、培养目标、史学理论与历史观、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等方面进行比较，将世界近现代史课程的史学理论和历史观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内容之中，将“中国近现代纲要”的教学内容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融入世界近现代史课程的教学内容之中，改变世界史和中国史教学内容的相互脱离、史学理论和思政教育的各自独立状况，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人生观。

关键词：世界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比较研究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4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4-0214-02

马克思说过，其实世界上只有一门最大的学科，这就是历史。历史对整个社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2011年2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正式通过了新的学科目录调整方案，世界史正式成为一级学科。世界近现代史课程是高校历史学专业基础必修课程，是世界通史的一部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则属于高校大学生公共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二者同为必修课程。但存在许多不同，前者重视史实和史观，后者重视史实和思政。在课堂实践教学活动中，我们将世界近现代史的史学理论和历史观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中，将中国近现代纲要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思想政治教育特征融入世界近现代史课程的教学之中，以改变世界史和中国史教学内容的相互脱离、史学理论和思政教育各自为政的状况。世界近现代史课程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比较研究型教学模式的构建正是适应这一需要产生的。下面我们从课程性质、教学目的、培养目标以及史学理论、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进行对比与比较。

一、课程性质、教学目的、培养目标的比较

世界近现代史课程是高等院校历史学专业基础必修课程，该课程主要涉及16世纪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历史。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世界近现代史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了解世界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及重要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本学科的基本学术动态；培养学生从事历史学学习和研究的基本技能，初步掌握撰写史学研究论文的方法和技巧；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通过对世界近现代史的学习和研究；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一门具有历史性特征的思想政治理论公共必修课，具有通过历史教育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功能。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不仅具备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同时也具有其独特的历史教育功能，因此既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是历史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涵盖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现今170多年的历史，讲述了中国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积极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近代以来我国的历史和国情，理解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振奋学生的民族精神，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为实现中华民族之发展而不懈努力。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学习和研究，发挥其历史与政治双重教育功能，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形成正确的历史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二、史学理论与历史观的比较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世界近现代史课程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指导理论，运用唯物史观阐释历史，以唯物史观作为教学的指导原则。而近年来兴起的新的史学观念和理论，是我国学者依据马克思的史学理论，在借鉴西方的史学理念的基础上提出的宏观史学理论，即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近年来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也开始运用这三种史学理论，将中国近现代历史置于世界近现代史的视野和背景之下，并加强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深入研究和学习这三种理论，是任课老师和学生共同的任务。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近现代史的研究应更多地体现现代化理论和全球史观，并且把三种史观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发展的多元性。

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教授说过，世界历史内容虽然包括整个近代，但把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联系成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却是20世纪以后部分，因此说世界史就是现代史。全球史观冲破了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论史观，把世界各国历史日益紧密联系的新体系，避免了将世界通史讲成国别史。文明史观则重视历史过程中人创造历史的过程及成果，突出不同地区和不同文明族群文明的特点，以及与其他文明的交流。现代化史观突破了革命中心史观，也突破了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进说，主要关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关注不同民族与国家的交流与互动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只有从全球历史观出发，将每个历史事件放到世界范围内去进行考察，才能全面客观地剖析人类的历史活动以及世界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过程，并揭示出演变的基本规律和趋向。文明史观涵盖全球化史观和现代化史观，把中华文明纳入到世界文明当中进行综合全面地考察研究，由此确定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并且在和其他文明的比较中探讨中华文明的特点。例如，关于中华文明与西方世界文明交流与互动的问题，这既属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内容，也属于”世界近现代史”内容。对此，需要明确的是，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与西方世界文明的交流互动，起初不是自愿自发的，也不是平等对等的，它是在一系列暴力征服、野蛮战争和不屈的抵抗中完成的。可以从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史中的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在当今全球化中力量对比和权力配置。近代以来中国是如何实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外交的转型以及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在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中的重要作用等，对于这些问题，需要综合运用唯物史观、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等，将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和说明，并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融入其中。这样才能加深学生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道路的认识，弄清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从而进一步增强他们拥护党的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自觉性，坚定他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通过这样的学习，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提高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明辨历史是非的能力，使大学生逐渐形成科学的历史观。

三、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的比较

“历史教学的责任，不尽在于历史知识的推广与普及，尤其是在于历史知识的提高与加深”。{2}我们在“世界近现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在教学方法上注重学生的参与互动，变学生被动知识接受者为主动的进行研究性学习的研究者。我们运用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可采取教师主讲式、学生主讲式、问题探究式、讨论式、演讲式、研讨式、影视说史、人物说史、考察实践等多种方式进行研究性教学实践活动，并且实行过程化考核。在教学内容上有针对性地深化和拓展，开展“世界近现代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内容的专题研究和比较研究，如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重要的改革或变革、重要的革命或战争、重要的文明或文化等，都可以从中国史和世界史、从东方和西方、从国家和地区、从微观和宏观、从横向或纵向等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例如，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评价问题，首先使学生明确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角度，对中国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具体分析，从战争的性质、战争过程直至结束，以及其中有关重要历史事件、从东方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从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坚持斗争等的角度来进行比较研究，将中国抗战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和视野之下，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全面正确的分析和评价，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为适应高等院校历史教学改革的需要，我们对“世界近现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从课程性质、教学目的、培养目标等进行比较，将世界近现代史课程的史学理论和历史观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内容之中，将“中国近现代纲要”的教学内容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融入世界近现代史课程的教学内容之中，改变了世界史和中国史教学内容的相互脱离、史学理论和思政教育的各自独立状况，达到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人生观的目的。

注 释：

{1}本文中世界近现代史课程是指《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两门历史专业基础必修课程，意在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时间断限相对应，故而在文中统一称为世界近现代史课程。

{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三联书店，2001.168.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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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建华.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J].学习月刊，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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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祝中侠.《世界现当代史》教学改革刍议[J].中国成人教育，2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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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向阳，陈沛志.高校世界史课程教学改革新思路[J].中国成人教育，2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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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郭学信.研究性学习与高校历史教学改革[J].历史教学，2008，（16）.

篇5：世界分税制模式的比较及其在中国的定位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外企数量的增加，外国商会数量日增。为了规范其管理、保障其权益，1989年6月14日，国务院颁布了《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该条例明确规定外国商会是非营利性团体，应当通过中国国际商会将书面申请材料报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审查，审查合格后到民政部登记注册并依法开展活动。按规定，一个国家只能注册一个商会。二十多年过去了，目前只有二十余家外国商会在民政部登记注册，其余大量游离于政府的监管之外。政府和外国商会的不断博弈，不仅增加了政府运作成本，更平添了诸多不确定性。如何在总结外国商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规范政府管理？我国的商会和行业协会目前急需提高能力，外国商会的运作能否成为它山之石？

上海美国商会：董事会负责机构运作

美国商会目前在海外有114家代表处，其中在中国有6家，分别设在北京、上海、天津、四川、广东、香港。除了在北京登记注册的中美贸易委员会以外，在中国开展活动的其他美国商会、行业协会很多，主要集中在农贸、制造业、半导体行业、医疗器材等领域，但基本无登记注册。这些商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和运作。例如，美国各州的商会设立了数十家代表处，有些成立咨询公司，有的咨询公司甚至下面挂了好几个行业协会。

上海美国商会成立于1915年，解放后退出中国，1987年重新设立。目前，上海美国商会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商会，现有会员约3600家，其中有1500多家是企业会员，其他为美国公司分公司会员、美国个人会员以及特别会员（如慈善组织，这些会员不收会费）等。申请参会者必须是美国公司或在美国有分支机构以及与美国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公司，会员自愿申请入会。目前，世界500强企业在上海投资的有270多家，其中250多家是上海美国商会的会员。上海美国商会的业务范围主要在长三角流域，在苏州、杭州都设有分会。其主要工作有：为会员企业介绍潜在客户；为行业订做各种研讨会；举办各种培训会议，帮助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商业技巧；通过办INSIGHT商会月刊搭建企业信息交流平台；此外，还为会员提供赴美签证、医疗保险、与中美两国政府沟通等多项服务。

上海美国商会现有工作人员36人，其中6人为美国人，其他均为中国员工。商会下设6个部门：会员服务部、业务拓展和市场部、政府事务部、出版和发行部、会议组织部及财务和行政部。商会下设22个行业分会，例如知识产权行业分会、公司法律顾问行业分会、人力资源行业分会、制造业行业分会、高科技行业分会及房地产行业分会等。

上海美国商会由会员选举产生的董事会负责机构运作，董事会由上海的会员选举出的13位董事组成，每年11月，上海美国商会都要进行董事会选举。考虑到整体利益的代表性，在上海美国商会目前还没有注册的情况下，选举出的董事多为影响较大的大公司代表。为保证公正，上海美国商会出资委托第三方成立选举委员会并组织选举。选举委员会成员11人，有时具体人数由行政总裁来定。他们可能是一些前上海美国商会主席、其他公司退休的经理或一些年轻的小公司负责人。因为公司小、影响小，其负责人没有机会做主席，但如果他们对此感兴趣，也可以进入选举委员会。上海美国商会办公室会做一些资料收集工作和制定规则。比如，任期、任职资质、多少主席候选人以及其他候选人等。选票设计好之后，选举工作就交给选票收集和分析机构。结果出来以后，上海美国商会设一个选举网页，前主席会对整个组织整体情况进行总结，新主席要表示将来做什么。为了避免一年一换届对组织决策延续性上的消极影响，上海美国商会把新老主席的交接时间一般定在翌年4月。

上海美国商会的财务报告放在网上，只有会员能浏览，若个别会员对此特别关注可以直接找上海美国商会的行政总裁要求查帐。商会每年均进行审计，并且内部审计由董事会决定。董事会对商会管理非常严格，预算、审计报告均由他们来审核，此外还请独立的审计机构参与审计。

上海美国商会也从事慈善活动，商会专门有员工负责企业社会责任，每年在特定时段给二三十家地方非营利组织发出邀标通知，再从社会责任委员会里选出会员公司经理或者对公益感兴趣的人士组成评审小组来评标。此外，上海美国商会每年年底都举办慈善拍卖。该组织事先定一个主题，谁感兴趣就可以把捐赠物给主持人来拍卖，同时将这些非营利组织介绍给会员公司。会员公司会通过选择贴近其自身领域的一些项目树立形象，从而将公司品牌和市场进行有机结合。上海美国商会并不直接介入到企业的具体事务中来倡导或推行企业社会责任，而是引导企业通过公益项目来塑造自己。

中国德国商会：与政治、商业团体保持密切关系

德国工商总会是德国海外商业官方组织的一部分，属于德国商会全球网络。德国工商总会透过地区办事处为德国企业提供广泛服务。德国工商总会在中国的网络组成主要包括北京代表处、上海代表处、广州代表处、青岛代表处、杭州代表处以及宁波代表处。它们代表了德国工商业在中国普遍的经济利益，与德国的政治团体、商业和其他组织也保持密切关系。

中国德国商会会员增长很快，2005年，德国商会上海代表处就被认定为世界上最大的德国商会之一。目前，德国商会上海代表处有主席1人，副主席1人，执行主任1人，财务官1人，董事会成员9人。德国商会北京代表处有董事会成员12人，包括上海办事处的主席、副主席、财务官、执行主任。

德国商会提供的服务很多，例如上海德国商会提供服务包括以下内容：组织常规工作会议、圆桌会议、商会会议和特别活动；商会媒体宣传；提供会员名册和公司名册；给会员办理快捷签证项目；慈善项目；互动网络；社区项目（外来孩童学校）等。在经费支持上，各地德国商会基本依靠德国工商总会和德国政府提供，个别地方也有少许服务收费。

中国韩国商会：韩国本土以外的唯一商会

韩国企业密集分布的区域主要在山东、长江三角洲以及东北等地。目前，在中国有四十多家韩国商会。1993年，为促进在中国的韩国企业之间的经济信息交流，同时为保护会员公司在中国内经营的相关权益，在大韩商工会议所的推动下，中国韩国商会在中国商务部登记，业务主管机关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韩国商会是韩国在本土以外设立的唯一一家商会。在上海，最早是几家大的韩国企业之间的非正式交流，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韩国人商工会，2003年初改称上海韩国商会。据估计，中国境内共有两万五千多家韩国企业，只有1/5是韩国商会的会员。北京地区只有180家左右的企业加入中国韩国商会，上海有330多家韩国企业加入上海韩国商会，约占1/10。

北京的中国韩国商会提供以下服务：每天发送关于“中国经济信息”的邮件；每个月把最新的法令法规、法律、投资政策、税收、劳务、金融、展览等信息以中国经济简报形式发给会员；通过网页提供信息；运行企业经营商谈中心：如有关投资贸易、税收、财务、劳动者问题、知识产权等的免费商谈；有偿代办设立公司的程序；维护韩国企业的权益；与驻中韩国大使馆进行信息交流会：与韩国使馆定期交流，倾听韩国企业的意见、情况、收集信息，探索解决方案；促进会员公司之间的信息交流；在税收、劳务、海关方面举行说明会、交流会；通过与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各级经济团体，驻华其他外国商会形成网络，促进韩国企业和中国企业或其他外国企业的交流；代理会员公司职员的韩国签证业务，为了会员公司职员在韩国短期教育和出差时的方便提供代理申请韩国签证业务。

除了北京韩国商会，其他地区的韩国商会名称之后都加韩国人会是由于传统的韩国家庭观念，很多家眷都和在中国的韩国商人在一起，其子女教育、家眷的娱乐交流等服务项目也由韩国商会提供。韩国官员认为，一些韩国人对韩国商会的运营、目的并不了解，他们更认同韩国人会。所以，绝大多数韩国人商会和韩国人会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韩国商会会长多担任当地韩国人学校的校长。

目前，在北京韩国商会的工作人员只有8人，其中6名是中国朝鲜族。整个组织内部并不像上海美国商会那样分为多个部门来运作。每年12月各地韩国商会派代表在北京参加选举。选举产生的理事会负责运作韩国商会。理事会一般有会长1名、副会长若干名、监事1名、顾问若干名组成。会长任职一年，可以连选连任。在副会长下面设有专务局局长，由其负责商会的日常事务。2006年12月，为了进一步加强华东地区韩国商会间的互通有无，“中国华东地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韩国商会（韩国人会）”成立。该会章程中明确表示其目的是为在中国的韩国商会/韩国人会的发展做出贡献，行政地区上由华东地区的（1个市、3个省）的各个地区构成的韩国商会（韩国人会）的总联合会，具有代表性，增进相互间的和睦和协力保护会员的权益，希望韩人社会的整合和繁荣，为韩中之间的增进相互协力以及地区发展做出贡献。联合会会长一年一选、连选连任。如果华东地区某个地方的韩国人商会会长当选华东地区联合会会长，则华东地区联合会的办公地点就设在该地区的韩国商会。

按照中国对外国商会的登记管理暂行办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家商会能够登记注册，所以北京韩国商会凭借其地理优势而得以登记注册。其他地区的韩国商会和北京韩国商会也不存在隶属关系，但这不等于他们之间没有业务联系。至于会费，原则上各地分会是要交纳给北京，可如果他们不交，也没有强制性措施迫使其交纳。

除了北京韩国商会正式登记注册以及上海韩国商会等未能登记注册的两种形式之外，还有一种获得合法身份的形式，即青岛模式。在这种模式中，韩国投资企业分会挂靠在青岛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之下。前者成立于1992年1月4日，原名为“在中国山东省韩国投资企业协议会”，是由在中国青岛投资的韩国企业（最初26个会员公司）自发设立，1998年得到青岛市政府认可。656个公司会员主要以制造业为主，也包括服务业、自营业和运输业等，这些会员分属11个地会。青岛韩国商会和青岛韩国投资企业分会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韩国在青岛的企业既是青岛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的会员，也是韩国商会的会员。企业交纳的会费中，一部分是给青岛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的会费，另一部分给下面的韩国商会。交会费给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主要是为了得到政府机关的认可批准，这显然是青岛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采取的策略。

韩国商会的财务审计一般为内部审计，上海韩国商会也请自己的从事审计业务的会员公司来审计。审计结果一般在年底的选举会长的大会上公布。

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

上海登记注册的唯一外国商会

北京日本商工会已经登记注册，但日本商工会更多分布于上海、杭州、无锡、成都、昆明、深圳、厦门等地，彼此间没有隶属关系。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1982年已经在上海开展活动，2004年得到上海政府的承认。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由1300多家在上海的日本企业加盟而成，迄今是世界上最大的日系商工俱乐部，目前有专职员工10人。起初成立该组织的原因主要是在上海的日本人想聚在一起消除在异国他乡的寂寞。现在约有6300家日本企业在上海投资，其中1850家是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的会员（法人会员），会员公司都是规模比较大的公司。

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是上海登记注册的唯一一家外国商会，业务主管单位是外经贸委，同时也接受上海市民政局社会团体管理局、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监督，每年的活动情况都要向他们汇报。

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把会员按照行业类别分为12个部会：机械金属、电子、电机、资源化学品、商社流通、金融保险、社会事业、服务行业。此外，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还设立了10个地域联络会。地域联络会是按地域来分，所以在里面可以接触到不同行业的法人，如：松江地域联络会，主要就松江的信息进行交流。一个法人既可以加入地域联络会也可以同时加入行业部会。日本商工俱乐部还有10个委员会，如文化委员会、社会贡献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等等。

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通过在领事馆网站和日本经济新闻上贴出招聘广告，在中国或海外的日本人接受理事长和理事成员的面试后即可成为事务局长，任期3年，若得到理事会的认可则可连任。理事长任期1年，从锁定的12家日本公司中来选出。这12家公司主要限于金融保险、商务流通领域。理事和副理事均从各个部会里自动产生，每个部会有一名部长和一名副部会长，部会长可升为理事，副部会长升为副理事，均系各部会自由讨论选举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