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执行难

2024-08-22

解决执行难（精选9篇）

篇1：解决执行难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难的提案

提案人：

长期以来，我国的司法执行工作步履维艰,执行难的问题不仅成为法院工作的痼疾,而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将执行难概括为“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特殊主体难碰”五种情形，五种情形如同五座大山，难以逾越，处处给我国的法院执行工作带来困扰。究其原因，主要是被执行人规避法律、逃避执行所致。有人说审判工作是法院的灵魂，而执行工作则是法院的尊荣，毋庸讳言，司法执行的难题亟待解决，否则将严重影响我国司法权威与社会和谐。因此，能否解决好执行难的问题，关乎百姓对人民法院工作的信任度，更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否。要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关键从开展反规避执行工作入手。

一、在基层法院，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现象存在的原因

(一)人们法律意识淡薄、法律观念落后。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导致法律意识淡薄、法律观念落后，加上封建观念、村规民俗的制约，人们通常认为关系、人情才是人际交往最重要的东西。被执行人犯了“官司”，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履行自身义务，而是千方百计寻觅亲朋好友，挖空心思试图找关系、搞歪门斜道干预司法执行。

(二)社会诚信缺失。社会缺失诚信，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既影响社会和谐和经济的发展，也影响法治建设的进程。诚实信用、守法经营的价值观念已日渐淡薄，拖债、逃债、赖债在一些人眼中已不是可耻的事，反而被视为“本事”，一些债务人利用各种形式逃避债务的`清偿，逃避法院的执行。

(三)立、审、执之间相互衔接不到位。执行作为法院审判的后续环节，受立案、审判的影响极大，如果前面工作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不力，就会使当事人有机会转移财产，给后续的执行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目前，立、审、执衔接不到位主要表现是立案庭、审判庭不能正确引导当事人启动诉前保全和诉讼保全程序，过分注重调解率而忽视了执行阶段的工作，给败诉一方当事人在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前隐藏、转移财产的时机。

(四)强制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缺位。《强制执行法》从《民事诉讼法》中剥离单独立法已经呼唤了10多年，但迟迟未出台，立法严重滞后于现实，虽然现行民事诉讼法增加了执行比重，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一些相关的司法解释。但这些难以解决当前执行工作中日益纷繁复杂的状况，无法满足当下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无法可依，导致对被执行规避执行的打击力度不大，执行威慑力不强，显然无法有效解决规避执行和反规避执行问题。

二、反规避执行、解决执行难的对策

(一)加强司法宣传教育工作，增强人们法律意识、诚信意识。加强对司法执行的调研工作，集中收集被执行人规避执行以及人民法院反规避执行的典型案例，通过法院宣传栏、公告栏，法院官方网络平台，地方论坛、报纸等媒介，多管齐下地进行系列宣传报道，使社会各界充分认识到反规避执行的复杂性、艰巨性、重要性，疑聚共识，形成声势，为反规避执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使他们认识到对协助法院执行工作方面的义务，明确拒不协助执行的所需承担的法律后果，达成共识，为今后通力合作夯实基础。

(二)加强法院内部立、审、执之间相互衔接，完善执行联动机制。在法院内部，强化内部立审执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搞好工作衔接，用足用够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等法律措施，从体制机制上反制规避行为。在立案审查中，告知当事人诉前保全和先予执行的权利。在案件审理期间，充分考虑以后的执行工作，发现被告有隐匿、转移财产苗头，及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掌握执行工作的主动权，彻底遏制被执行人赖债的违法行为;在外部，一方面，法院应与公安、银行、税务、工商管理、土地管理、房产管理、车辆管理等部门进行联动，实现信息共享，通过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全面地查询到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节省执行成本、缩短执行周期、提高执行效率;另一方面，与新闻媒体建立互动平台，建立债务人黑名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欠债不还的老赖在新闻媒体、网上曝光，限期清偿债务，使老赖们无所遁形。这些举措无疑将使得本院从过去消极、被动、单一的协助执行机制转变为积极、主动、多元的执行联动机制，大大提高了执行工作效率，对规避执行的债务人形成有效制约。

(三)出台强制执行法，完善反制规避执行的立法，加大对规避执行行为的惩处力度。首先，从执行难的现实出发，深入分析执行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尽快出台《强制执行法》，进一步将执行程序、执行措施、被执行人义务、协助执行人范围、责任等具体化，真正将“原则”转化为“细则”，使执行工作切实做到有法可依，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其次，在刑法上，加大对假诉讼、假析产等恶意逃债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再让“拒执罪”成为摆设，在执行中查明被执行人有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的情形并已涉嫌犯罪的，坚决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坚决予以从重从快打击，决不姑息。同时建议进一步扩大构成拒执罪的犯罪情形，对规避执行者予以严厉打击。

(四)完善司法救济体系，解决法院执行的后顾之忧。执行案件过程中，有些案件穷尽了所有执行措施而被执行人确实查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几乎每个法院都会遇到，而在这些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中，有的严重伤残，有的体弱多病，有的生活没有来源等，都属于弱势群体，他们因无法拿到执行款来到法院上访，甚至集体闹事，致法院于尴尬的境地。对于这类案件应纳入财政或社会适当救济范畴，可以避免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也有利于营造和谐的司法氛围。

篇2：解决执行难

代表姓名

建议内容

一、随着我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经济纠纷案件日益增多，xxxx年法院共办各类案件28316件，同比上升19.5%，结案数居全省第二;法官人均办案273件，是全省平均数的2倍。给我市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强度和压力。常常出现“判决容易,执行难”的局面，当事人赢了官司输了执行，没有执行结果。解决法院案件执行难的问题，是困扰法院工作的问题之一。造成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个人权力滥用、个体行为妨碍、审判、执行工作相分离等原因。结合当前现实的工作，在当今的和谐社会，怎样改变这种局面，提高审判、执行效率。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尝试：法院要建立一支政治素质、业务素质都要过硬的执行队伍。在执行队伍的建立过程中要经常性地对执行人员进行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实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建立过错追究制度，彻底消除“不请不送不执行，又请又送才执行，多送多执行，少送少执行，不送不执行”的现象，建立合理、公平的执行款分配制度。

二、在审判时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考虑到当事人能不能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会不会出现申请执行，好不好执行的问题，不能一味地把追求案件审结率而把诉讼过程中能化解的矛盾转移至执行环节上。

篇3：解决执行难

关键词：执行难,阻却事由,社会分析,改善措施

民事合同纠纷案件执行难, 在执行过程中较为普遍。具有执行力的生效法律文书如果不能获得执行, 不仅直接使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落空, 使当事人之间扭曲的法律关系进一步扭曲、变形, 而且极大地损害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执行难”发展到极致, 就会演变为“暴力抗法”、暴力抗拒执行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现象。[1]执行难已经超越司法领域, 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我们应本着客观、务实的态度, 分析造成“执行难”的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并从多个方面探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从而实现执行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2]

一、民事合同纠纷执行的阻却事由

(一) 被执行人难找

民事执行, 是指国家机关依债权人的申请, 依执行依据, 运用国家强制力, 强制债务人履行义务, 以实现债权人民事权利的活动。执行依据中负有义务的人, 在执行工作中就是被执行人。合同纠纷案件在申请执行时找不到被执行人的情形大量存在, 由此导致的执行难以进行的案件也占很大比例。被执行人难找, 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执行的难度。许多被执行人在判决其承担义务以后, 为逃避债务便跟当事人和法院玩失踪, 同时随被告人一起失踪的还有被执行人的财产。

(二) 被执行人对抗执行

很多案件, 被执行人能够找到, 法院的判决也合法、公正, 但由于当事人的原因, 执行工作仍然不能顺利进行。主要表现在:有的被执行人在订立合同时就没有履约的诚意, 甚至没有履约能力, 压根不想履行判决;有的被执行人则以为法院的民事判决要靠自觉履行, 没有强制执行力, 故意不履行;有的被执行人对法院判决不满意, 对执行的抵抗情绪极大, 公然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 如擅自处分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 故意撕毁人民法院执行公告、封条;有的被执行人则对法院的执行通知置之不理, 企图用拖、赖等方式使执行不了了之;有的被执行人转移财产, 以此逃避执行;还有的被执行人, 通过各种关系与对方当事人沟通、打招呼甚至给法院施加压力, 逃避执行。

(三) 执行财产难寻

民事执行的实质是财产执行, 执行案件立案后必须设法找到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调查债务人有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以及可供执行的财产的种类、数量、所在地, 然后决定采取何种相应的执行措施, 是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3]主要表现在:

1.人民法院享有调查权。法律赋予人民法院采取搜查、询问等措施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的权力, 但人民法院人力、物力、时间有限, 特别是在基层法院, 在很多案件中无法穷尽调查措施。如果每个案件的执行, 法院都要向金融机构及其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工商管理部门、电信部门、税务部门等单位和个人调查被申请人财产状况, 不仅执行成本很高, 而且导致执行的效率低, 违背执行的及时原则。

2.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规定“被执行人必须如实向人民法院报告其财产状况”, 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状况是被执行人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的义务之一, 但在执行过程中, 主动申报的寥寥无几。

3.追求债权实现的申请人及其代理律师, 法律规定其应当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或线索, 但并未明确规定申请人及其代理律师的调查权, 由此导致债权人及其律师调查被执行人财产难度重重。《执行规定》第28条规定“法院可授权申请执行人的律师调查”, 但并没有规定律师的调查权限以及调查保障措施。

4.在企业、法人账户方面, 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越来越多进驻大陆的跨国银行为吸纳资金允许企业、法人多开户头、公款私存, 使法院和债权人难以了解和掌握企业、法人资金的真实情况。[4]

5.由于对企业缺乏严格的监管, 有的企业为逃避债务, 将企业财产全部转移, 仅仅留下一个空壳企业, 而将抽逃出来的财产注册新的公司, 重新经营, 给民事执行的财产调查造成重重阻碍。

一方面法院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很多时候力不从心, 另一方面其他获得被执行人财产信息的途径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四) 执行财产难动

民事合同纠纷的执行既要保障被执行的基本生活, 又要实现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然而在具体的案件中对被执行人的保护与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会出现利益冲突, 而导致二者不能兼得。

被执行人的财产原则上均可强制执行, 但实体法和程序法基于保障社会安全或债务人的生存、维护社会公益、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等考虑, 对于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和必须的生活费用等特定财产, 执行法院不得采取执行措施。[5]在民事案件执行的过程中, 经常遇到除了法律规定的执行豁免财产[6]

目前法院的工作存在审判人员只管审判, 执行人员只管执行的现象。审判人员在案件的审理阶段支付按审判, 不考虑案件审结后的能否执行, 更不考虑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为案件的执行创造便利条件, 这样不仅提高执行的成本, 更可能给债务人隐匿转移财产提供可乘之机。因此, 应当建立法院的“大执行”观念, 明确审判人员配合执行的的职责, 把为执行服务、力求解决执行难问题的观念贯穿于法院审判工作的全过程。可以采取的措施有:

1.立案环节, 应当告知当事人因义务人缺乏执行能力而无法执行的风险, 增进当事人的理解, 增强当事人的风险意识和举证意识。

2.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审判人员应当关注义务人的执行能力状况, 督促债权人关注债务人的财产状况, 注重对债务人财产信息的收集, 为日后的执行打下基础。如果出现债务人转移、隐匿、毁损财产可能导致日后判决难以实现情形时, 应依职权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防止出现执行时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发生。

3.建立和完善审执兼顾的监督评价机制。尝试将有执行内容的案件的执行情况作为评判案件审理工作的一项指标, 督促审判人员关注执行工作, 为执行工作提供支持。

“执行难”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是我国在长期的经济发展、制度改革、法治建设过程中日积月累而成。“执行难”的原因既有法律制度不健全、法院执行不规范的原因, 也有社会公众的诚信度、风险意识等方面的原因。因此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也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需要宏观的把握和微观的调控, 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协调和配合。可以期待, 随着社会的发展, 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执行工作会一步一步走出困境, 步入坦途, 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7]

参考文献

[1]童兆洪.民事执行前沿问题[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166.

[2]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办公室.执行工作指导[M].第2辑.北京:人民法院出版, 2008.

[3]江平.民事诉讼法[M].4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437.

[4]童兆洪.民事执行调查与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55.

[5]江平.民事诉讼法[M].4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407.

[6]青岛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解决法院执行难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9:19.

篇4：解决行政诉讼执行难的“妙手”

这一新增条款立时被学界及民间所追捧，视为解决行政诉讼执行难问题的“妙手”。而事实上，对于法院判决、裁定的执行，法律上已经有了一些相似或相同的规范。比如强制执行、司法拘留，直至刑法所调整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但由于行政机关国家公权力的性质及司法行政之间的关系复杂性，这些手段对于行政诉讼而言，几乎无一点可落实之机率。更由于许多强制措施本身就要依赖于行政机关或行政力量。因此，事实上对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所采取的司法强制措施，基本上都是针对普通的民事、经济、刑事自诉案件。

因此，在行政诉讼法中，直接将行政机关责任人员的司法义务，纳入司法强制措施相对方，在相关条款中进行明确规定，无疑对促进执行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的责任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将行政诉讼中法院作出的裁判及其执行当作法院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问题。行政诉讼法应当增加相关条款，树立起行政机关履行裁判文书义务不仅是司法义务，同时也是行政职责、行政义务的观念。因此，可以将“可以”一词改为“应当”，并增加对拒不执行且产生严重后果的，对相关责任人、负责人参照刑法相关条款以渎职罪入刑的规定。

履行行政诉讼裁判是行政职责

2006年，山东某市发生了一起自杀事件—这位名叫李民生的市民，其实正是被不履行行政判决的市房管局逼到这一步的。该市一公司进行商业开发拆迁，但在未能与拆迁对象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在市房管局拿到一纸拆迁“裁决”。2006年3月，经拆迁户提起行政诉讼，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此裁决。然而，该局却于5月再次作出一份裁决，对拆迁户进行强拆。目睹一切的李民生感觉前路迷茫自杀身亡（据2006年11月《记者观察》）。

行政机关对法院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执行，具备双重义务—法定诉讼义务和行政义务的特征。执行行政诉讼裁判是法定诉讼义务，这一点，对于涉诉各方当事人而言都不是问题。但对于行政机关来说，除了是法定诉讼义务外，还是行政职责，是行政义务。

从行政机关的职能上来说，行政机关要在国家赋予的行政职权范围内，承担相应职责，发挥相应功能。现代政府或者说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是责任，行政职责就是行政主体在履行国家行政职能，进行社会管理过程中的义务和责任。而在行政诉讼中产生的诉讼法律关系，由于其基于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特点，其实质还是属于行政法律关系。自然，司法义务中除去程序部分的实体部分，对行政机关而言，既是司法义务，也是行政义务。这种基于诉讼产生的行政义务，是由法院经法律程序所确定的法定义务，是一种派生的法定职责。

认清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诉讼裁判是一种法定职责和义务，对行政诉讼实现其目的—依法行政有着重要的意义。许多地方视行政诉讼为行政机关与法院的关系问题，而非职责义务的问题，以致有行政机关以公函形式要求法院“讲政治顾大局”，如果行政机关败诉，法院要承担相关“后果”。确定行政诉讼中的实体责任是行政职责，有利于将行政诉讼回归于行政行为当事人双方的关系，认识到法院只是根据法律居中裁判。这样，有助于法律准确设定相关环节措施，使法律执行更简单、更单纯一些。具体来说，就是行政机关不履行行政诉讼裁判所确定的义务，应当认为是渎职失职行为。以前述案件为例，该市房管局在法院判决书生效后，即产生了行政义务：不再执行被撤销判决的行政义务，也就是“不作为”（消极作为）的行政义务。该局随后却作出一个新的“裁决”，并依此裁决进行执行，是一种滥用职权的渎职。

不履行裁判严重者可判渎职罪

目前，对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有强制执行、司法拘留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等手段，保障法院判决、裁定的落实。在司法实践中，此几种方式的落实，都要依靠行政机关或行政力量。对于行政诉讼案件，强制措施的落实几近于无。此次修正案草案对行政机关主管人员及直接责任人员提出司法拘留的建议条款，看起来使行政诉讼裁决更具刚性和威慑力，事实上其作用仍值得怀疑，力度也不够。因此，尚可从现行法律之中，找到更为有力的手段和措施。

前述案例，因行政机关不履行职责致拆迁户自杀，后果特别严重。而一起发生在2012年，由最高人民法院、中央政法委督办的天津市公安局塘沽分局拒不执行法院行政判决的案件，则堪称“影响特别恶劣”。此案当事人黄友元做煤炭生意，与一公司因煤炭发热量标准发生纠纷，噩梦从此开始。1990年6月18日，几个陌生人以谈生意为名，将黄友元叫出宾馆，推进一辆面包车。第二天，天津公安以“涉嫌投机倒把”将黄友元关进了看守所。后来，天津市公安局塘沽分局以代为处理债务等名义，将黄友元存放在港务局的3万多吨煤炭，批给包括广钢在内的十多家单位和个人。1994年12月27日，塘沽公安分局以“不构成犯罪”为由，撤销取保候审，解除了对黄友元长达54个月的人身限制。此后，为追回自己被违法处理的煤炭款，黄友元向法院起诉并胜诉，塘沽分局被判赔500余万元。但塘沽分局拒绝执行。此案先后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及中央政法委发函督办，却一直得不到执行。时任天津市公安局长，后曾任天津市政协主席，并因滥用职权被开除党籍，成为第一个自杀的正部级高官的宋平顺曾干预此案执行，称“谁给赔钱，就撤谁的职”（据2008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最终此案在舆论的强力介入下获得“解决”，却是打了法律折扣：一是金额减少；二是搁置了判决，以双方“友好协商”的名义，给的“和解费”（据2008年6月6日《华西都市报》）。

可见，几乎每一个拒不执行行政诉讼裁判的案例背后，都有着干预司法、蔑视法律的“故事”。

在笔者看来，“依法行政”已经喊了多年，虽有成效，但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比仍显滞后，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更好的切入点来强制植入“依法行政”的核心思维。此次借行政诉讼法大修，确立起“拒不履行法院行政诉讼裁判为渎职失职”的基本规则，其实是一个极佳的切入口，从规则角度为“依法行政”奠定基石。

篇5：解决执行难

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融入一些执行的思维理念。要加强财产保全，以降低执行难度；提升裁判质量，以明确执行依据；注重审执衔接，以提高执行效率；鼓励诉讼调解，以减轻执行压力；加大释明力度，以避免执行矛盾。

审判过程中的执行思维，是指在审判环节不仅应考虑如何将案件审结，还应考虑审理的结果能否执行到位。在当前执行工作实践中，因执行依据不明确无法执行和因审判工作不到位难以执行的情形不在少数，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审判与执行的脱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完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但不管改革的最终走势如何，执行依据明确都是实现审执分离不可或缺的必要基础与技术条件。因此，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融入一些执行的思维理念。

加强财产保全，以降低执行难度。有效控制义务人可供执行财产，可以保障胜诉方在执行阶段最大化地实现权益。因此，在立案、审判阶段应当加强对被告的财产保全，有效的财产保全可以较大程度地降低执行的难度。一方面，在立案阶段要将财产保全置于诉讼的最前端，尽量从源头上保证执行效果的实现。立案法官必须告知原告有权利对被告财产申请诉前、诉讼保全，阐明财产保全的意义，充分调动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主观能动性，以防可供执行的财产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隐匿、转移或变卖，为执行创造充分条件。另一方面，在审判过程中法官要主动树立起财产保全的意识，尽量保证判决结果的能够兑现。审判法官要注意观察和分析，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向原告作出财产保全释明，必要时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如果原告提出保全申请，则必须及时作出裁定移送执行。执行的效果有赖于审判的保全程度，因此只有在审判阶段充分做好保全工作，才能在执行阶段有效降低执行难度，更好地保证胜诉当事人的胜诉权益得以实现。

提升裁判质量，以明确执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二）给付内容明确。”这里所谓给付内容明确，其实质就是要求有明确的执行依据，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在裁判文书中要确定支付金额或者财务的数量，明确应当履行的行为。然而在当前的司法实务中，裁判依据粗糙模糊的现象仍然较为严重，不得不说这是造成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想要提高执行工作效率，解决好执行难问题，提升裁判文书质量，明确执行依据是关键。首先，应当端正态度，树立起责任心。法官应当真切感受自己肩负的责任，用心对待每个当事人，用心处理好每一起案件。其次，查清案件事实，理清法律关系。清楚的案件事实，是公正明确裁判的基石，这是处理每一起案件必须完成的基础工作。第三，正确适用法律，作出明确的判决。每一次裁判都是评判是非的真切体现，所以必须正确理解适用法律，设身处地站在不同的角色上分析思考，避免作出模糊不清的裁判结果，保证裁判文书内容用语恰当，明确无误，表述清晰。

注重审执衔接，以提高执行效率。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审判人员与当事人接触时间较长，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性格特点、财产状况、联系方式都有着全面的了解，这些信息对执行工作的开展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在工作实践中，注重审判与执行的衔接，对于执行工作的开展有着事半功倍的功效。执行法官拿到执行案件，首先要做的就是尽快查清关于被执行人的所有相关信息，理清基础法律关系，与审判阶段的法官进行沟通或者查阅审判卷宗则是最好的路径；作为案件审判阶段的承办法官，应当摒弃“案件一结，事不关己”的错误理念，要有配合兑现裁判结果的正确态度，在提供法律文书生效证明的同时，应当积极提供案件信息表，注明被告姓名、身份证号码或组织机构代码、住址、联系电话、履行能力和可供执行财产状况等，以便为执行法官快速进入案情，从而为制订执行方案创造条件。如此，既能节约办案资源，也能提高执行效率。

鼓励诉讼调解，以减轻执行压力。实践证明，围绕“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在提倡调解结案的同时，通过审判法官深入细致的工作，使当事人在诉讼环节达成共识、止纷息诉，能够最大限度解决执行包袱。尤其在当下，法院普遍面临着“案多人少”的尖锐矛盾，诉讼环节的实质性化解矛盾，裁判结果的即时结清，对于执行无疑起着巨大的帮助，不仅降低了进入执行案件的数量，而且有效减轻了执行压力。审判与执行看似分离，实际上也是一体，许多的案件，完全可以通过审判法官在诉讼阶段直接履行兑现完毕。因此，作为审判法官要有定纷止争的角色意识，尽量避免更多的案件进入执行环节。

加大释明力度，以避免执行矛盾。在案件执行过程中不难发现，许多进入执行环节的案件，之所以被执行人不主动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多数原因都是不服裁判结果。之所以不提出上诉，要么是对司法失去信心，要么是不懂得诉讼程序的规定，即便如此，其对提出的理由仍然坚信不疑，始终认为自己是有理的，法院的判决不公，进而在执行过程中对抗或者逃避。由此可以看出，裁判结果让当事人胜败双方皆服，对于执行工作的开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可以避免执行矛盾，还能降低执行阻力。所以，在审判阶段，不仅要求法官作出明确无误、表述清楚的裁判结果，而且要法官在作出裁判后，必须认真围绕裁判结果向当事人做好法律释明和权利义务告知工作，尽可能地通过辨法析理把道理向当事人讲清、讲透，让当事人赢得清楚，输得明白，消除当事人对裁判的抵触和对抗情绪，使义务人明确不自觉履行法律义务要面临的法律后果，促使其自觉履行。

篇6：略论执行难的解决对策

【摘要】执行难是指生效法律文书成为法律白条。表现在被执行人难寻、被执行财产难查、被执行财产难动。执行难造成了社会信用和法律救济的缺失。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司法权威。制定一部独立的民事执行法，完善法院执行体制，建立完整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社会综合治理的制度模式是解决执行难的唯一出路。

【关键词】执行难；法律救济；制度模式

所谓的执行难，简而言之，即生效法律文书得不到实际、有效的履行，案件裁决书成为法律白条。

“执行难”一直是法院工作中的难点，执行难的常规表现形态和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归纳起来有：被执行人经济困难，无力还债：被执行人逃匿或隐藏转移财产；有关单位协助不力或拒不协助．甚至给被执行人通风报信，出主意想办法逃避执行；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停业后无权利义务者，也没有遗留财产；法院之间司法协助不够，委托执行难以落实；被执行人法制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有法不依，甚至钻法律的空子；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干扰和阻碍执行工作等等。这些问题仅靠法院自身的力量是很难扭转和克服的，它有待于全社会法律意识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秩序的好转。除此之外，还有因裁定违法、执行违规而带来的问题，包括严重超标的执行、执行案外人财物的；任意变更强制措施，对被执行人或案外人滥用强制措施，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等。

一、民事执行难造成的危害

1、它导致了社会信用的缺失，如果法院的作出的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有效的执行，人民将不再信赖法院和法院的判决书，也不再畏惧法院的强制执行，这等于变相鼓励违法。

2、造成法律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救济缺失，会促使公民被迫从公力救济向私力救济寻求保护，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民事强制执行这种公力救济落实不到实处，会促使人们丧失对公力救济作用的认同感。

3、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司法权威。

二、民事执行难的成因分析

1、法律制度层面存在的问题

(1)民事执行制度的不足

包括执行方法上的欠缺和被执行财产分配制度上的欠缺。据国外经验，在房地产等领域，可以引进强制管理制度。强制管理制度，是执行机构依法选定不动产的管理人，对不动产行使管理由管理所产生的收益，用于偿还债权，这样就可以解决我国当前的这一难题。

在处理多头债务的执行时，我国在制度上没有明确规定．很容易引起执行分配的不公平现象。

(2)债权人保护制度的不足

我国债权人保护制度构建中，出现了三个问题：①法定优先权在《担保法》中有所缺失；法定优先权，是指特定债权人直接基于法律的规定而享有的就债务人的总财产或者特定动产、特定不动产的价值优先受偿的权利。②有关判决优先权的缺失，判决优先权又被称为司法上的优先权，我国的债权人可以申请进行诉讼前、诉讼中和执行中的财产保全来保护其债权，但仍有其不足之处，使得没有人愿意主动申请保全财产，最终带来民事执行难的困难局面。③《公司法》中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制度不足，修订后的《公司法》虽然有了一些在保护债权人方面的改进，但还是存在缺陷，比如在公司清算前非法处臵财产如何确定其效力、欺诈债权人的责任如何追究等问题都缺少相应的处理办法和规定，形成了制度上的盲区。

(3)我国破产制度的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都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保证实现债权的。执行程序强调对特定债权人的债权的保护，即通过人民法院执行机构的执行工作，保护单个债权人的利益。而破产程序是概括执行，强调对多个即全体债权人的平等保护。虽然，两者各有其发挥作用的领域，不过它们对保护债权人的债权却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破产程序的有效运行，执行程序也会形同虚设，反之亦然。现实中，申请破产的案件是相当少的，而大多数是在申请执行的过程中部分受偿，而在很多执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者已经是资不抵债。这种使特定债权人部分受偿的做法是不法当然也是不妥的，使其他为申请执行的债权人不能通过合法的破产程序得到赔偿。

2、法院执行体制层面存在的问题

(1)我国法院系统构架存在的问题

首先，法院系统没有独立的财政权。简单地说，就是法院在经济上不独立，使地方政府有干预法院判决和执行的筹码。其次，法院系统没有独立的人事任免权。法院中的领导干部的行政职务由地方各级权力机关选举、委任和罢免，审判人员也由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任免。对法院主要领导干部的推荐权和指派权，也由各级地方党委的组织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人事部门掌握。这样，法院不能对立思考、独立完成执行工作。

(2)法官的独立性不够

①在法院中，执行庭法官始终是以法院工作人员而不是以法官个人身份出现在执行程序中，他们对外代表法院履行职权．但却要受院方的控制，院方又常常受到行政机关的影响。②法院内部运作机制存在的问题，直接导致了执行法官的不独立。由于案件层层审批，大量案件的执行由庭长、院长或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执行的好坏不能与执行法官个人的责任联系．即使不能执行，也往往找不到负责任者。

(3)法院执行体制的不健全

首先是执行机构设臵的不健全。《法院组织法》没规定专门的执行机构；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各级法院都“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执行机构，说明执行机构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机构。其次，法院执行人员的法律定位模糊。执行员是属于审判人员还是其他人员呢，这在性质上很难界定。因此，法律对执行人员提供有效保障，至少是为其正名，是很有必要的。

其三，执行权的行使过于集中化。在法院的实际执行工作中．包括执行的审查权、纠纷解决权、复议权、命令权、调查权、措施施行权等执行权，都由同一个执行机构行使。各案的执行由承办的执行员独办，权力过于集中。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执行权力的过于集中，必然会造成执行权的滥用，不但会造成“执行难”．还会造成“执行滥”。

最后，便是没有统一的执行体制。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资讯、房屋抵押、逃匿通缉、关系人员、公司破产等资讯。增强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的社会信用度，开展信用道德教育，增强社会群众的信用意识。

4、建立社会综合治理的制度模式

检察机关要坚决执行民事监督制度，将各级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执行中作出的裁定、决定违反律法规定或执行活动违反法定程序的：不依据生效判决、裁定所确定的被执行人和执行标的，严重超标的执行，或者执行案外人财物的；任意变更强制措施，对被执行人或案外人滥用强制措施，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等作为监督的重点范围。

建立执行案件的信息库，加强执行中的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立，确立数据开放制度。可实行“悬赏执行”，采取上网公告、街头宣传、散发资料、媒体曝光等手段促进执行工作的社会化和信息化。

建立社会救济制度，对确实不能执结的，法院可在征得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成立“执行难案救济金”专门帐户，对救济的条件、审批程序、救济金筹集的方法、方式、途径做出明确的规定，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进行有效救济。

相信只要全社会上下都能够关心、支持执行工作，经过法官们的不懈努力，在不远的将来，执行难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彻底解决。

【参考文献】

[1]“执行难”与民事执行制度的立法完善——关于制定强制执行法和执行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EB／OL]．下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2]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11．

[3]陈孝铭，著．刍议“职权主义”困扰下的执行．7-作U]．福建审判，2002，2．

[4]沈德咏．人民法院执行实务

篇7：解决战略执行难的七把利剑

但周瑜对孙权是否真正下定决心作战，依然没有底。因此，他对孙权说：“我决心为将军决一血战，万死不辞。但不知道将军您是否还狐疑不定?”

孙权拔出佩剑，用力砍下面前奏案一角，说：“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说完，便将此剑赐给周瑜，封周瑜为大都督，程普为副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如文武官将有不听号令者，即以此剑诛之。

周瑜受了剑，对众臣说：“我奉了主公命令，率众破曹。诸将官吏来日俱于江畔行营听令。如迟误者，依七禁令、五十四斩施行。

孙权，做为最高决策者，拔出利剑，表明立场，充分授权，让决策得以执行。

而一家企业的老总曾给我看过他们的年度计划：用十六开纸订起来的厚厚一叠文件，共有12页。其中，大项5项，小项283项，

这个计划让我瞠目。要知道GE公司韦尔奇手下的大区经理，年度计划不过两页纸。于是问D总：光这个计划做了多长时间?答曰：一个多月。能执行下去吗?答曰：不到30%。

战略执行难已成为企业中比较普遍，企业家中比较头疼的顽症。为此，企业内部要祭起七把利剑：

有些企业家平时多谋少断，遇事瞻前顾后，决策迟迟未果，没有主剑(见)。

企业家暂时没有主见是正常的。我们要充分考虑到在目前环境剧烈变化的今天，制订一个明确的战略是有相当的难度。企业家对战略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战略一旦明确，就应不容置疑，迅速推进。我们知道，企业家有不同的领导风格，有的企业家属于强力型，他强调在企业需要变革，需要克服阻力。有的企业家属于协调型，他的管理风格是调整和优化。有的企业家则属于适应型，没有外部压力不轻易改变。显然，我们知道，哪种领导类型更能够推动企业的战略执行。

无论哪种类型的企业家，都要有主剑(见)，即使不说，也要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反之，迟迟没有方案推出，就会在企业内部产生胡猜乱想，引起人心惶惶。

二是上剑

篇8：浅议“执行难”

一、现阶段执行难的主要表现

当前来讲, 执行难的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寻找被执行人困难。目前, 被执行人故意躲藏:拒收执行通知、举家搬迁以及强力阻碍 (主要表现在一些军警公司或企业) 。

2、寻找被执行财产困难。被执行人户头多、假破产、假抵押或资产虚假转移, 以逃避债务, 法院掌握的都是空头账户。

3、撼动被执行财产困难。

对找到的被执行财产, 执行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企业职工起哄、银行不配合以及外地执行的公安、检察机关影响执行等。

4、寻找协助执行人困难。

在外地执行时, 当地银行和法院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口头协助, 暗地通风报信;就是出面“协调”, 大多也是要求权力人让步。

二、执行难的危害

1、执行难使司法公正和人民法院的权威受到挑战。

法律的生命力就是执行, 如果法律都不能落实, 纸面上的法律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空气振动而已。

2、执行难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受到扰乱。

法律文书不能执行, 公民、法人的债权无法保障, 导致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信用关系和商品交易安全受影响深刻。

3、执行难最终会使人们对法律的权威缺乏信心, 自觉守法, 依法办事准则受到动摇。

4、执行难还使社会稳定受到影响。

执行难是一个法律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司法如果不能保障实现债权可能导致有些当事人走向极端, 对当事人进行人身攻击、利用黑社会索债、绑架等, 危害社会治安, 影响社会安定。

三、执行难的原因

1、法治意识淡薄。

之所以会存在执行难是因为惧权而不惧法的社会历史原因产生的。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 皇帝金口玉言一人说了算, 造成国人已经习惯人治, 加之封建社会我国司法权都是从属和依附于行政权。于是, 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 崇拜领导个人主义。司法权威没有受到人们普遍的认可,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行政干预执法等现象处处可见。虽然, 在全民普法教育的影响下, 公民的法制意识逐渐增强, 依法办事的自觉性也在慢慢提高, 但是社会上有法不依现象仍然没有消失。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问题还比较严重, 批条子、打招呼, 非法干预执行工作等。

2、存在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

地方保护主义就是执行进程中的一只“拦路虎”。具体表现为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考虑局部利益, 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滥用权力, 非法干预执行工作。

3、执行环境不好。

债务人经营情况恶化, 人民法院对纠纷的裁决本身不能改变其本身的财产和经济状况。当前很多企业经营困难, 没有偿债能力, 相互拖欠资金的现象严重。因大多数企业经营不善, 大多工人下岗, 寻找“被执行人”更难。

4、执行法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民事诉讼法》执行篇中仅列了33条, 且言简意赅, 而其他指导执行的法律规定的数量也屈指可数。执行办案没有一部系统的法律可以依循, 必然会出现随意执行问题。法院对审判工作的建章立制多, 执行工作方面的法律条文少, 导致执行问题越来越突出。

5、执法队伍素质差, 执法装备落后。

相当一部分执行人员对法律无知, 实际工作中往往出现适用法律错误, 执行不当等情况。更有些执行人员给钱就办事, 严重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执行庭的物质装备包括通讯、交通、戒具等基础设施配备不够齐全, 也导致执行难。在执法队伍中, 执行乱、乱执行情况更增加了执行工作的阻力。当前“执行难”问题突出, 另外, 执行工作一直属于法院的独立工作, 常常是孤军作战, 执行更难。

四、执行难的对策

鉴于执行难的具体表现、危害及其产生的原因, 笔者考虑的对策如下。

1、继续加大普法教育力度。

一方面教育全体公民遵守国家法律, 依法办事;另一方面也要宣传不遵守国家法律的严重后果和应受到的惩罚, 使全国公民都能知法、用法、守法, 根据法律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 自觉履行生效的法律法规。

2、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束缚。

首先, 明确法院系统内部职能的外部关系, 使法院在人、财、物的安排使用上与其职责相适应, 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执行权。其次, 加强审、执之间的协调和配合, 从源头上解决执行难的难题。

3、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和执行艺术, 探索执法的新途径。

执行要保证严格执法, 又要兼顾法律效果和经济效益,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探究执行工作的新途径。这些新途径包括:单列执行机构、执行机构企业化、引入私人力量执行、引入执行激励机制等。

4、完善民事执行立法, 尽快出台民事强制执行法。

我国要认真总结汲取“执行”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尽快出台有关“执行”的法律, 将执行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建议法院把执行工作重视起来, 做到“院长亲自抓、分管院长真正抓”以带动全院执法人员重视执行工作, 这是克服“执行难”的重要环节和途径。

5、增加执行力量, 提高执行人员素质。

执行人员素质的高低往往直接影响到执法活动的质量。为此理应做到:首先继续推进综合考核制度, 能者上愚者下。每年从大量优秀法律专业毕业生中选调一些品学兼优者, 充实到执法队伍。其次要确保执行人员的业务素质稳步的提高。人民法院要经常对执法人员进行执行培训, 加强他们的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教育。最大限度的保障执法的物质装备先进齐全, 同时也要为执行人员提供优厚的生活待遇, 消除腐败的内部因素。

总之, 执行难问题是一个历史的顽疾, 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 只有不断探索执行工作新途径, 才能更好的解决执行难问题。

摘要：司法部门面对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执行难。本文拟对执行难的表现、危害和产生的原因加以分析, 提出解决对策, 以期使执行得以顺利进行, 使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更加健全。

关键词：执行难,被执行人,地方保护主义

参考文献

[1]刘家兴主编.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1]刘家兴主编.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篇9：解决战略执行难的七把利剑

合伙人，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管理学硕士。

E-mail:maruiming@allpku.com

一家企业的老总曾给我看过他们的年度计划：用十六开纸订起来的厚厚一叠文件，共有12页。其中，大项5项，小项283项。这个计划让我瞠目。要知道GE公司韦尔奇手下的大区经理，年度计划不过两页纸。于是问D总：光这个计划做了多长时间？答曰：一个多月。能执行下去吗？答曰：不到30%。

在《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孙权面对曹操大军压境的挑衅，犹豫不决，降无奈，战无数。而下属们也是意见不一，叽叽喳喳。文官主降，过度夸大敌人的力量。武官主战，也没有拿出必胜的计划。周瑜见到孙权后，陈说利害，与孙权达到统一的认识，作战。

但周瑜对孙权是否真正下定决心作战，依然没有底。因此，他对孙权说：“我决心为将军决一血战，万死不辞。但不知道将军您是否还狐疑不定？”

孙权拔出佩剑，用力砍下面前奏案一角，说：“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说完，便将此剑赐给周瑜，封周瑜为大都督，程普为副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如文武官将有不听号令者，即以此剑诛之。

周瑜受了剑，对众臣说：“我奉了主公命令，率众破曹。诸将官吏来日俱于江畔行营听令。如迟误者，依七禁令、五十四斩施行。

孙权，作为最高决策者，拔出利剑，表明立场，充分授权，让决策得以执行。

战略执行难已成为企业中比较普遍，企业家中比较头疼的顽症。为此，企业内部要祭起七把利剑：

一是主剑

有些企业家平时多谋少断，遇事瞻前顾后，决策迟迟未果，没有主剑（见）。

企业家暂时没有主见是正常的。我们要充分考虑到在目前环境剧烈变化的今天，制订一个明确的战略是有相当的难度。企业家对战略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战略一旦明确，就应不容置疑，迅速推进。我们知道，企业家有不同的领导风格：有的企业家属于强力型，他强调在企业需要变革，需要克服阻力；有的企业家属于协调型，他的管理风格是调整和优化；有的企业家则属于适应型，没有外部压力不轻易改变。显然，我们知道，哪种领导类型更能够推动企业的战略执行。

无论哪种类型的企业家，都要有主剑（见），即使不说，也要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反之，迟迟没有方案推出，就会在企业内部产生胡猜乱想，引起人心惶惶。

二是上剑

一般的规律是，企业在制订制度的时候会非常投入，但执行制度的时候却虎头蛇尾，半途而废，最终不了了之。

比如，有的企业办公室的墙上写着禁止吸烟，而办公桌上却放着烟灰缸。一打听，是某某领导的办公室。试想如果企业的高层不能以身作则，企业的制度也是成为一纸空谈。如果制度只是用来约束员工的，那这种制度将会遭遇抵制。

笔者遇到一家企业，他在每条规定的后面加上一名话：“如不完成，罚款xx元”。这种办法说起来非常非常原始，但却非常管用。

因此，企业内部要有上剑，上方宝剑，约束高层及中层管理干部的制度。只要高层带头，真抓实干，企业没有执行不好的。

三是领剑

对于下面两种企业，相信我们一定不会陌生。

在第一类企业里，员工积极热情，主动寻找工作，相互配合，共同促进。在第二类企业，员工看起来没精打采，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遇事能推就推，能拖就拖。

同样是企业，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是企业文化在起作用。

我们知道，企业文化是企业战略的主要推进动力。所以，企业要有领剑，要有引领员工前进，努力完成工作的剑。任何一个企业家，都希望在第一类企业工作。企业是企业家自己建立起来的，想成为第一类还是第二类，由企业家自己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