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通用6篇）

篇1：非正式制度

答：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的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它通常是成文的并由权力机构来保证实施，如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契约等。非正式制度被学时变化中的社会关系所强化，如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既相互依存，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化。

1．两种制度的对立主要体现在制度冲突或不兼容。

非正式制度安排具有自发性、非强制性、广泛性和持续性的特点。相反，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地对社会行为确定的规范，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且一旦确立就会形成制度刚性，对经济活动产生深刻的影响。

2．两种制度的统一主要体现在互补性和替代性。

首先，从互补性来看，一个富有效率的正式制度形成，应该考虑与道德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互补，才能保持整个社会制度系统的和谐，制度改革才能成功和富有成效。

另一方面，一个有形的制度安排，如果没有相应的非正式制度与之匹配，也许就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或者说，同样的正式制度，与不同的非正式制度相匹配，就会有不同的经济效果。

其次，从替代性来看，一方面，在正式制度缺位的情况下，非正式制度安排也可能替代正式制度提供一系列安排，以获得有效的经济运行。

3．两种制度的相互转化性。

非正式制度可能因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或强制性制度变迁转化为正式制度，相反，正式制度也可以转化为非正式制度。就正式制度向非正式制度转化而言，主要是历史上的正式制度向非正式制度的转化。

篇2：非正式制度

文章导读：在企业管理中，经过一定的程序正式颁布的规章制度是正式制度，而藏在脑子里的表现为集体潜意识的文化是非正式制度，两者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是关系非常紧密。那么在企业文化咨询、企业文化建设中，何为企业的制度文化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呢？此文将为您一一作答。

正式的制度是组织的“法典”，是维护组织核心价值观的武器，是保证组织正常运行的约束性力量，正式制度代表正式约束，是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是对各种关系处理的明晰的规定，并不解释为什么的问题。

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用意志“人造的”，是保护某种利益的产物。而非正式制度是组织的文化，在企业就是企业文化，是制度层面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或制度文化对于企业行为是非正式的约束力量，即是一种非正式约束，是在观念上，舆论上，气氛上，道德上，精神上左右企业行为的一种“无形的”力量。这两股力量的合一才能使组织力量强大。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相互作用并相互制约的，一方面正式制度体现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企业文化要与正式制度相匹配。如果两者相互脱离，正式制度不能体现核心价值观，或偏离了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则组织正式制度在实践中必然会遭遇来自文化的无形抵抗。

使正式制度降低或失去效用。相反，如果非正式制度的企业文化不能与正式制度所需要确立的文化相协调，则这种文化自会成为正式制度实践的阻力，使正式制度遭遇“滑铁垆”。这时，或是应该变革文化，或是应该检讨制度是否高出了组织成员能承受的文化心理，修订制度的不适宜部分，或加大心理调适的“修正”，或使制度的“演变”循序渐进。

“企业的制度需要通过正式组织网络传递并起作用，但不可能达至的地方就得靠制度文化的作用。但没有刚性的制度，制度文化也是没有附着力的。企

业的制度文化是通过观念、信念、精神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组织的传递和影响。他是企业看不见的网。”

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正式制度的重要补充，没有这种补充，正式制度往往很难发生效用。一般说，正式的、有形的制度要通过无形的制度来“匹配”，作为意识形态的企业文化是一种不能忽视的无形的制度安排。强调与制度和谐一体的企业文化，不仅是为了使管理更加柔性化，增加管理的弹性度，也是为了加大管理的密度，“文化是无所不在的”，只有借助文化的力量才足以织成管理格局中那张疏而不漏、厚薄均匀的网。维持一个组织的“稳态”主要靠企业文化中的制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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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非正式制度

“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抑制着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的和乖僻的个人行为, 使人们的行为更可预见并由此促进着劳动分工和财富创造。制度, 要有效能, 总是隐含着某种对违规的惩罚。”这是德国学者史漫飞、柯武刚总结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的含义。

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现代经济学家对“经济系统”之外的变量越来越重视, 如生活习惯, 文化传统, 社会习俗等间接作用于经济系统的变量, 经济学家把他们归为制度的一部分, 称为“非正式制度 (无形制度) ”。把法律法规, 条例章程等称为“正式制度 (有形制度) ”。从内涵支柱看, 正式制度有强制性支柱, 非正式制度有规范性支柱和认知性支柱。从约束力看, 正式制度的强制性约束力远大于非正式制度的规范性约束力, 正式制度的违规成本是显性的, 即时的, 量化的, 而非正式制度的违规成本通常是隐性的, 潜伏的, 不易量化的。但违规成本的大小要具体分析。

我们将制度视作一个矛盾综合体,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是他的两个方面。以辩证法的思维研究二者的关系, 我们发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是统一的、对立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

一、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是统一的

(一) 正式制度源自非正式制度

从制度的产生来看, 正式制度孕育于非正式制度的母体之中。非正式制度伴随重复性的人类交往行为而产生, 本质是简单的“是与非的度量”。随着社会实践的丰富, 这些意识和观念日积月累, 化零为整, 形成“无形制度”。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阶级分化愈加明显, 强权集体开始将自己所认可的“无形制度”固定下来, 凭借强制力执行, 形成一套“有形制度”。制度从无形过渡到有形, 从非正式到正式, 人与人相互交往规则更加全面和确定, 违反规则的代价更加沉重。

(二)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有互补性和替代性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组成制度的总体。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经济运行过程中中有互补性和替代性。正式制度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人类社会的发展呼吁一种强有力的制度安排来对抗潜在的风险, “刚性”的正式制度能满足这个需求。因此二者互补性的主要体现在于制度的效力和范围。非正式制度是一种软性约束, 它的内容不全面, 主要关注文化和道德内容;它的效力以人们的高自觉性作为保证。而正式制度是一种刚性约束, 凭借强制力推行, 有效性得到充分保证。

互补性的另一体现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的组合。二者在时间、空间范围上具有多样性, 因此会产生不同的组合。组合不同, 效果大相径庭。制度移植是一个典例。我国许多企业都很好学, 主动向一流公司学管理, 学经营。这种精神值得鼓励, 但其中也存在问题。很多企业忽视了自己的“文化土壤”, 将好的制度、方法直接照搬, 结果不尽人意。一个好的正式制度要有相应的非正式制度与其互补, 才能发挥其作用。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有替代性, 常见的情况是正式制度缺位, 非正式制度代替其提供制度安排, 以确保经济的有效运行。在企业管理中通常有两种情况, 人治和法治, 分别对应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人治机制下, 决策由独裁者制定, 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和主观性, 决策效果取决于独裁者的能力和眼光。法治机制下, 决策是一个科学的、规范的过程, 包括信息收集与分析, 决策方案拟定、论证、选择等等, 这个过程减少了主观因素的影响, 保证了决策的效果。

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对立的

(一) 正式制度具有不可替代性

我们引入时间变量, 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替代性进行动态研究会发现, 在短期内, 非正式制度可以代替正式制度, 并且有效保证经济效率;然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 特别是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时, 单纯依靠非正式制度是不行的, 正式制度的不可替代性便体现出来。这与前文提到的非正式制度可代替正式制度并不矛盾。

正式制度不可替代的原因在于它的优越性。正式制度实际上是国家机器制定的, 通过特定程序公告社会, 要求人们遵守并执行的规章制度, 目的在于统治国家, 维护社会稳定。正式制度受国家立法、司法、执法机关保护, 拥有绝对权威, 是非正式制度无法比拟的。

(二) 两种制度的冲突

非正式制度的产生具有“自发性”, 人们一言一行所遵循的无形的制度安排是“非理性的”, 社会处在“自发秩序”之中, 一个社会如果只有非正式制度将陷入“霍布斯丛林”。因此一种基于理性的“自觉秩序”亟待建立, 而“自觉秩序”的基础是经过理性计算的正式制度。“自发秩序”与“自觉秩序”之间的碰撞便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冲突。

两种制度的冲突主要表现是落后的非正式制度阻碍正式制度发挥作用, 由此增加经济交易成本, 降低经济效率。中国作为金砖五国之一, 是一个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 对跨国公司有很大吸引力。然而很多世界一流的公司初进入中国后往往发展并不顺利, 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他们会发现, 一些合乎规则、顺理成章的事务操作起来却十分棘手, 原因在于他们尚不明白中国社会运行中的非正式规则。在中国语境下, “办事儿一定得有人”, 建立社交关系网至关重要。良好的社交关系网本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 但是当社交关系变成牟利工具, 架空了正式制度, 将会降低经济效率, 败坏社会风气。两种制度的冲突说明了建立先进的非正式制度的必要性。落后的非正式制度会拖正式制度的后腿, 增加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同时, 会影响社会风气, 甚至可能造成社会动荡。

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

首先, 非正式制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正式制度。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成为例, 安徽凤阳小岗村村民实行的“包产到户”的非正式制度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合法的, 是自发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安排, 但经过实践证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了农业发展。这种不合法的非正式制度最终转变为正式制度, 极大提高了经济效率。。

其次, 正式制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变为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一般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历史上, 伴随着朝代更迭, 旧的正式制度瓦解, 新正式制度建立。然而, 旧的正式制度的影响是不易磨灭的。长期实行的正式制度深入人心, 渗透到人们生活的点滴, 形成了社会风俗和习惯, 实质上, 正式制度已经内化为人们心中的无形制度。这种影响是稳定的、持久的。

四、中国经济制度状况

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腾飞离不开良好的经济秩序做支撑。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正式制度改革平稳推进, 对国民经济发展意义重大。非正式制度也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推陈出新, 支持、配合着正式制度, 在必要情况下代替其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有着完整的体现。本文将从几个突出特点切入, 分析二者关系对中国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

(一) 正式制度建设滞后, 不利于构建良好的经济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十分重视经济立法, 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法律体系逐步形成, 其中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由于历史、政治、经济和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 我国立法的滞后现象较普遍, 而经济立法的滞后尤为突出和严重。[2]立法的滞后有两个表现, 一是“无法可依”。二是法律跟不上时代步伐。因此, 我们应该及时改变正式制度落后的局面, 加紧制定配套法律、法规, 改变立法滞后状况, 与时俱进, 根据新问题、新情况及时调整, 改进立法, 提高立法质量。为构建高效安全的经济秩序提供支持。

(二) 以“扬弃”态度对待非正式制度

中华民族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儒家重视人伦, 尤其在调节社会关系方面有诸多论述。此外, “法家”和“道家”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哲学思想。“外儒内法”常用来刻画典型的中华民族性格。作为一种传统文化, 随着时代的变迁, 这些思想也会“过时”, 一些陈旧的观念和想法会束缚人们的思想, 给社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我们称其为“文化糟粕”。

我们对待非正式制度的态度是“扬弃”, 对传统文化应该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在当代, 儒家伦理思想之义利观、忠信观、中和观对当今企业构建义利合一、忠实诚信、以人为本、合作共赢的企业文化,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公平公开, 诚实守信的经济秩序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 将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 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 我国非正式制度缺失下, 正式制度效力不足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非正式制度缺失的突出表现是不良企业道德的泯灭。近年来,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式严峻, 问题食品频现, 三聚氰胺奶粉、苏丹红鸭蛋、地沟油、瘦肉精等, 这些问题食品直接危害着人们的生命健康。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些企业惟利是图, 过分追逐经济利益而丧失基本道德。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已遇到严峻的道德挑战, 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刻不容缓。我们应该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 大力弘扬民族精神, 重建道德秩序, 为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提高人民福祉打下坚实基础。

摘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的两个方面, 具有统一、对立、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关系。其中,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保持良好的兼容性才能充分发挥效果;正式制度具有不可替代性, 但在短期内, 非正式制度可代替正式制度提供安排。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制度创新和非正式制度建设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经济效率,法律

参考文献

[1]史漫飞、柯武刚.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篇4：学校非正式制度探微

[关键词] 学校组织；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功能

[中图分类号] G47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1128（2009）01-0061-04

中国人对制度也许并不陌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已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在《辞海》里，制度的第一涵义就是指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按统一程序办事的规程。在新制度经济学里制度被看作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抑制着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的和怪僻的个人行为，使人们的行为更可预见并由此促进着劳动分工和财富创造。”① 当今社会正处在一种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之中，要使社会系统得以有序运行，必须通过各个层面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来完成。近年来，人们不仅在理论上关心制度的研究，还在实践上注重制度的建设。② 制度理论日益引起我国政府和企业管理界的极大重视。学校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其内部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和变革，“以‘制度挂帅引领学校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 ③。作为培养人的组织，学校的发展不仅需要正式制度的变革和创新，同时更应考虑到非正式制度对学校变革和发展的惯性作用。然而，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对学校中的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还不多，这显然和构建现代学校制度是不协调的。

一、非正式制度的涵义及其特征

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制度学派的先驱——凡勃仑，他首先将制度纳入科学研究，认为“制度无非是一种自然习俗，由于习惯和被人广泛地接受，这种习俗已成为一种公理化和必不可少的东西。它在生理学中的对应物，类似于各种习惯性的上瘾”④。尽管他没有单独对非正式制度进行定义，但是这一定义为后来经济学家对制度的分类指引了方向。随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将制度划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实诺斯更喜欢用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并且诺斯强调：“对非正式制度的关注是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一书之后最明显的学术改变。”⑤ 自此，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概念在经济学家的思想里不再模糊。尽管人们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基本思想还是一致的。正式制度是外部设计出来的并靠政治行为由上而下强加执行的规则，非正式制度是群体内部经验演化的规则。非正式制度包括人的习惯、内化规则、习俗、道德规范、思想信仰和意识形态等，它不通过组织的方式对违反制度的行为做出处罚，而是通过个人的自律行为、一定的自我控制能力及组织内的舆论监督使制度得以执行，仍然是对人行为的一种约束形式，但更多地靠人的自我约束，在群体中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与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存在方式的内隐性，非正式制度往往不以文字、书面的形式存在，它是无形的，存在于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之中，以舆论、口传心授的方式相互传递，世代传承；（2）形成时间的早先性，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在人类历史上，往往是先有不成文的风俗习惯、行为规范，尔后才有成文的法律、契约等正式制度；（3）作用发挥的自发性，非正式制度一般是经过人们长期互动选择演化而来的，违反时没有专门的组织加以明确的量化惩罚，成员遵守制度是自愿的而不是被迫的，所以，它不具有外在的强制约束机制，靠的是内在的心理约束，违反者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和道德的批判，一般不会受到法律法规的制裁；（4）内容包含的普遍性，在一个社会里，正式制度是很少的，每个领域的正式制度可能不尽相同，但作为传统习俗、礼仪道德等形式的非正式制度可能是普遍相同的；（5）存续状态的稳定性，正式制度的稳定性是相对的，但存在于特定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由于其是经长时间积淀下来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是不易被改变的，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表面稳固的正式制度只是形式的稳定而非质的稳定”⑥，但非正式制度的改变却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二、学校组织中非正式制度的构成

及其特殊性

1.学校组织中非正式制度的构成

过去人们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一般集中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之中，其实，我们可以把非正式制度“移植到”教育领域中来。在学校组织中，非正式制度也是普遍存在的并对学校组织的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那么，究竟什么是学校非正式制度？笔者认为，它指的是在学校、学校所在的社区中的组织、人员长期经验演化而成的与学校有关的传统，如习俗、习惯、道德规范以及思想信仰等未成文的规则体系。它内化于学校组织及人员的意识之中，是无形的，反映的却是学校组织的本体面貌。

学校传统是学校历史中师生共同创造的各种意义的复合体，是师生“理性、智慧与经验的积累”。学校存在的历史越长，学校所积淀下来的传统就越深厚、越丰富。学校“习俗”指学校组织成员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相沿成俗的、具有一定程度强制性和权威性的行为或生活模式。它来源于学校生活本身，产生于诸多并且明确意识到其作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们的各自学校活动，因此，它是师生参与学校活动累积的结果，体现的是“共同行动”⑦，是学校成员“自愿”通过学习和模仿而沿袭下来的行为或生活方式。如果说学校“习俗”体现的是“群体行为”，那么学校“习惯”则体现的是学校组织成员的“个体行为”。由于学校是以教学为主要活动的场所，所以，这里的学校“习惯”主要是指教师“教”的习惯和学生“学”的习惯，是师生在教育活动中形成的习以为常的教和学的行为。“道德规范”是把个体行为引向某种秩序的规则，是潜在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这是对教师的基本要求。在学校这个特殊的场域里，教师面临的是一群模仿意识极强的学生，教师的言行举止对他们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教师必须固守职业操守，因为其道德层次决定了学校道德水平的高低。教师职业需要教师具有崇高的教育信仰，因为教育是“育人”而不是“制器”的活动。伟大的教育家总有坚定的教育信仰：孔子信仰“仁”和“礼”，卢梭信仰“自然”，苏霍姆林斯基则宣扬“我的教育信仰在于使人去为他人做好事，并发自内心地去做，在于建造自我”⑧。笔者认为，教师的信仰其实包含了三个层次。它们分别是：教师对学校组织的信心、教师对专业发展的信念和教师对教育事业的信仰。这三者是一个不断递进的过程，教师对学校组织的信心是最初的态度倾向；教师对专业发展的信念则是其自觉进行专业反思和成长的思想准则；教师对教育事业的信仰是最后的升华，是教师依托教育事业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应然追求。教师的“思想信仰”构成了学校非正式制度的核心。

2.学校组织中非正式制度的特殊性

学校非正式制度除了具备非正式制度的一般特征之外，还体现出四个方面的特殊性。

第一，形成过程的文化性。学校是师生共享智慧的场所，人们在这里共同分享概念、符号和知识体系。教育活动一直是学校的主题，而教育活动就其本质来讲其实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活动。教师教与学生学的习惯的养成、学校领导风格的形成、师生对学校组织信心的树立、教师对教育事业的追求等都随着学校教育活动的延伸而使学校特有的传统不断得到强化或消减，蕴含其中的文化特性不断提升或衰退。学校传统所体现的文化特性和学校存在的时间是正相关的。学校历史越久远，蕴含其中的文化特性就越浓厚。

第二，存在对象的差异性。在学校组织中，非正式制度产生作用的对象主要是教师和学生。教师或是学校领导者大多数为知识性、智力型的人才，他们渴望的不仅是简单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对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自身的专业成长，其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取向，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处事态度和风格。学生是成长中的个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校文化的渲染，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在进一步构建并体现出个体的差异性。

第三，价值评价的变通性。从体现的价值来看，学校正式制度代表的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正面形象和肯定性价值，其规则和规范是刚性的。它是通过“应该做什么”、“应当怎样做”以及“禁止做什么”等规定性的话语来体现其“刚性”的价值判断。而学校非正式制度的价值评判上具有可以“变通”的灵活性，常常表现为“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

第四，影响结果的深远性。学校是传承人类文明的场所，是教育使命得以完成的空间载体。良好的学校非正式制度会营造一个好的教学氛围，对学校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产生强大的驱动力，能够激励师生为了共同的教育目标而奋斗。反之，如果消极的学校非正式制度成为主流，其直接后果就是学校教育活动的变异。如教师教学得过且过，学生学习失去兴趣，师生价值观扭曲，学校不良“潜规则”盛行等，所有这些都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不仅会影响到师生个体价值的实现、专业的发展，还将直接影响到学校教育目标的达成。

三、学校组织中非正式制度的功能

存在于学校组织中的非正式制度作为学校正式制度的补充，尽管是一套无形的规则体系，但同样对组织成员有着潜在的约束或激励功能。具体来看，学校非正式制度一般有如下功能。

1.导向功能

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能对人们的行为加以规范，为人们的社会活动提供行为范式。学校的传统、习俗、习惯等都为学校师生活动提供了一定的“先验模式”，在师生潜意识中形成了“应该这样”而“不应该那样”的想法。良性的学校非正式制度一旦形成，会激发全体师生的积极性和能动性，释放他们的潜能、激情，一起朝着学校目标不断努力奋斗，最终达到一个理想的境界。反之，消极的学校非正式制度一旦占了上风，学校组织会呈现病态，学校发展则会陷入恶性循环当中。

2.激励功能

学校正式制度是学校成员必须遵守的各种规范，规定着学校成员在特定的情况下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这些规范就如同无形的网，圈定了师生活动的边界。如果这条边界得到全校师生的认可，内化于每个组织成员的意识当中，那么在边界线以内的活动，会得到他人的许可、赞赏和鼓励，超越界限的行为，则受到他人的排斥、舆论谴责。所以，学校非正式制度的激励功能主要是通过提倡什么或反对什么、鼓励什么或抑制什么的内在规范，借助群体压力和个人的道德修养等机制来实现。

3.替代功能

由于正式制度的局限性，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学校正式制度不可能对每个层面加以规范，组织成员的内心需求、价值追求、自我认知等方面，学校正式制度是无法详尽规定的，而学校非正式制度的传统、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思想意识等恰恰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学校组织成员可以借助这些非正式制度的惯性、协商性、约定性、教育性，对某些活动进行自我调控、监督和执行。

4.教育功能

由于学校非正式制度形成的文化性已内化于学校组织成员的意识当中，所以这些无形的规范对学校组织成员的行为、人格、品质等方面的自我评定提供了内在的尺度，并对师生品德的形成起着规范和约束的作用。学校有什么样的非正式制度就会形成和强化什么样的师生价值观和人生观。当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处于主导地位时，无疑会对学校组织成员具有正面的教育作用。

5.评价功能

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合理得当，有着许多不同的评价尺度。学校非正式制度作为一种潜在的规范，同样具有对师生行为的评价功能，不过，这种评价不是靠有形的组织或技术来进行，它带有浓重的道德经验的色彩。作为学校非正式制度存在的传统、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是师生在学校长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生活、教育经验和惯例的集合体，通常具有伦理的性质，往往能对师生某些行为活动的合理性进行道德的评判。

四、结 语

学校制度不应只是一种技术性、实证性和工具性的存在，而是一种价值性的存在。学校在进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固然要合理设计和安排正式制度，但是更应注意学校非正式制度对学校正式制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就像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是营造有序而和谐的校园文化的保障，也可能是造成压抑沉闷的学校气氛的工具。学校制度的创新只有和学校非正式制度相容，才能被接受、被认同，才能存在，才会有效。

注释

①柯武刚，史曼飞：《制度经济学》，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5页

②杨永福：《规则的分析与建构》，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③基础教育阶段现代学校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关于现代学校制度的含义、特征、体系的初步认识》，《人民教育》，2004年第17期，第7页

④凡勃仑：《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经济研究》，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8，139页

⑤姚洋：《制度与效率——与诺斯对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⑥李政涛：《学校管理中的制度分析》，《教育评论》，1998年第6期，第15页

⑦李江源：《论教育习俗》，《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年第8卷第5期，第8页

⑧苏霍姆林斯基：《怎样培养真正的人》，蔡汀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作者单位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篇5：浅谈中国金融市场非正式制度创新

摘 要：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包括道德观念、约束禁忌、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近几年来，中国金融市场的制度建设，主要表现在正式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而非正式制度的建设稍显滞后。这严重降低了金融市场的整体制度效率,制约了资本市场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影响了群众的金融生活质量。当前，推动金融非正式制度创新迫在眉睫，本文对创新的基本原则和创新的途径作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非正式制度 金融文化 创新

道德哲学家、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写过两部代表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分别讨论了道德行为和经济行为，其主题相互冲突，动机大相径庭，人性本善的道德利他主义与人性本恶的经济利己主义互相冲突。斯密高扬道德行为，但并没有贬斥经济行为，这就是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

人性既有自利又有他利的特性，既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又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在制度经济学的视野里，人既是经济人又是道德人。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是指以道德观念、约束禁忌、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存在人们内心世界的规则，靠主观自觉遵守，往往无形。道德是非正式制度的核心概念，文化是道德伦理、习惯习俗的集中反映，也是非正式制度的主要内容。

一、中国金融市场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基本原则

1.非正式制度创新应该以道德教化为基本原则

道德是非正式制度的核心。道德培育的原则：以社会普遍和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为最低要求界面；以人们的行为是否违反基本规范为道德伦理底线；以合理、公平、稳定、秩序为道德致思。表现为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主要是一个自然演进的漫长过程。道德是非正式基本制度，德治是非正式制度安排。良好的制度规范会鼓励人民抑恶扬善，缺陷制度会为“从恶”提供方便，从而抑制“行善”的动机。中国社会形态正从封闭的自然实体社会，转变为合理化、制度化、程序化的开放的结构性社会。结构的转型要求道德起到具体的调控作用，保证人们的平等合作。

2.当前非制度创新的途径是搞好文化建设

文化是非正式制度的主要内容。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和泰勒认为，文化包含道德，是道德伦理、习惯习俗等的集中体现。因此，搞好文化建设是提高道德水平，促进非正式制度创新的重要途径。道德规范尽可能成为可以操作的“制度” 建立道德执法监督机制：（1）制定或确认道德行为准则，包括公共道德准则、职业道德、家庭道德准则，并附以事后物资的和精神的双重惩罚。（2）把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使道德价值得到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双重确认，增强其硬约束力，发挥道德与法律的互补作用。（3）通过制度安排保证具体的道德行为获得较大收益，败德行为付出极大的成本，使道德收益和败德

成本内化或部分内化。（4）通过其他组织建立利益制约机制。（5）道德教化和宣传。开展积极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全民思想境界和情操水平，警惕等价交换的经济原则渗透到道德生活的各个方面。

二、培育社会主义特色金融文化

道德行为具有道德收益外溢，败德行为具有败德成本外溢的特点。制度安排就是要找到一种内化道德行为收益和败德行为成本的方法、规则，从而能够激励道德主体继续践行道德行为，警醒败德者减少实施和不再实施败德行为，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制度环境是人选择道德还是败德的最大化行为边界。非正式制度规范人际交往的规则，保护个人的自由领域，帮衬人民避免或缓和冲突，增进劳动和知识分工。“自利”是个人的自由，通过制度给“自利”划界，达到既有自由又有约束的局面。„合利‟不会自动出现，制度规范对保证“合利”十分必要。制度创新目的，就是要保证经济与道德的和谐共生，辨证统一。

任何经济学的研究都离不开道德责任，非正式制度安排还必须内含经济正义的要求，非正式制度的创新，首先必须在经济正义的前提下进行。经济正义与所有权制度相联系，是指经济实践中的人的解放，其解放程度与生产力有关。社会主义制度是最正义的社会形态和制度，即符合人性、体现公平正当。为此，应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文化含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组成部分，是金融业在实现经营管理目标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行业特色的一系列相互依存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总和，主要包括企业精神、价值取向、群体意识、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经营策略和服务理念等内容，它渗透于金融企业的一切活动之中，是企业的灵魂。世界金融业变革、发展的实践证明，现代金融管理科学只能从正式制度方面揭示金融企业运行的规律，而要全方位阐明并根本有效地推动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还必须考虑非正式制度方面的因素，就必须建设良好的金融文化

2.建设社会主义特色金融文化的途径

目前，根据加入WTO的承诺，在全面开放金融业的情况下，金融企业开始混业经营，且大都已经改组为上市股份公司。结合金融市场的特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文化主要有以下途径：

（1）培育科学的企业精神，促进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

金融企业精神是金融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它集中体现着企业和员工的群体价值观。要经营好上市金融公司，必须使员工理解并接受公司的发展目标、投资风格和经营策略，并愿为之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到团结一致、同舟共济，朝着预定的目标奋斗。要营造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使大家找到共同的语言——企业精神，形成人们认同的行为方式，以此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①培养敬业精神。敬业精神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要求人们热爱金融业，心甘情愿地

为之奋斗。不仅关注物质报酬，而且更加关注单位的社会意义。某种意义上说，敬业精神也就是奉献精神。它既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体现了公司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敬业精神对基金公司的价值导向、个体行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②培养进取精神。开拓进取创新意识，是企业精神中表现最活跃的因素。它要求员工努力奋斗，既为公司的发展做出贡献，又为个人的成长进步创造条件;通过不断学习和钻研新技术、新业务，提高个人素质，高效优质地完成工作任务;敢于创新，不断开拓新的金融产品，提供新的服务方式，提高业绩，使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胜利。

③培养团队精神。团结协作，富有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公司经营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内部密切的团结协作能够形成强大的合力，有利于提高效率，提高业绩。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会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消除磨擦，减少内耗，使人们心情舒畅地去工作。

④培养效益意识。效益，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追求效益，是企业经营的根本原则和最主要的目标。但是必须把良好的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商业利润和自我最大化效用相结合。如推行混业经营，拿出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等。

⑤培养忧患意识。金融市场，在金融全球化、经济自由化的今天，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激烈竞争。目前金融业业绩的分化非常明显，优胜劣汰已经来临。面向市场，立足竞争，这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有压力才有动力，增强优患意识、危机意识就显得十分迫切、十分必要，是企业精神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此外，培育金融企业精神，还应当注重树立廉洁高效意识、艰苦奋斗意识、守法遵规意识和尊重人才意识等。

（2）塑造良好企业形象，提高金融企业社会信誉和美誉

塑造良好的金融企业形象，是金融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金融文化建设的一个战略性目标，是一项复杂的动态的任务。金融企业形象，是指社会公众运用文化、伦理等各种评价尺度衡量对金融企业的整体印象和全面评价。一般包括信誉形象、服务形象、管理形象、机构形象、员工形象、领导形象、环境形象等内容。这些具体形象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相互包容，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金融企业形象。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企业巨大无形资产，主要有四种功能:激励功能，凝聚功能，约束功能，宣传功能。在形象塑造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金融行业特色和各自公司的经营风格、特点，体现和反映出整体性、独特性、创新性和稳定性等符合实际的形象要素。

①塑造格守信用的形象。信用是金融机构的本质所在，也是衡量形象好坏的基本尺度，是金融企业无形资产的重要内容。形象不好，投资者就会用脚投票。

②塑造安全稳定的形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理财的目的之一，在居民的风险意识日益增强的情况下，金融企业能否树立稳健经营的形象，将关系到成败。由于信用链的传递作用，金融机构安全稳定的良好形象，也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以及社会稳定。

③塑造竭诚服务的形象。服务是系统工程，新的服务形象应当充分体现德、诚、礼、信之理念，包容服务技术新、服务手段多、服务效率高、服务质量佳、服务态度好等因素。

④塑造勤俭廉洁的形象。金融机构中普遍存在的豪华开场、办公奢华现象，甚至以权谋私等金融犯罪现象，在社会公众中引起了较大反响，严重地影响了金融企业的形象。因此，树立勤俭廉洁的形象，是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也是金融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

（3）建立规范管理机制，确保金融企业稳健经营和持续发展

篇6：非正式制度

摘 要：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土地纠纷的问题。土地对农民来说既是必要的生产资料，也是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土地的纠纷也自然是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现实生活中，农村土地纠纷的问题比较复杂。有农民和农民之间的土地纠纷，有农民和村集体等组织之间的土地纠纷，也有集体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土地纠纷。尤其是国家政策的变动后，实行包产到户，农民土地纠纷就更为普遍，加之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之间的土地纠纷又呈现出不同的现状。而解决这些纠纷需要制度。制度根据存在的形式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中有时并不适用，农村土地纠纷问题的解决更多的要靠人情关系来实现。土地纠纷的解决也就与非正式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关键词：土地纠纷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

一农村土地纠纷的概述

土地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生产比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也是构成农村生产关系中最有决定意义的客体。

所谓土地纠纷，是指当事人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及其他有关土地的权利归属问题发生的争议。具体而言，就是两个以上单位或个人同时对未经确权的同一块农村土地各据理由主张权属，根据各方理由难以解决的土地权属矛盾。

根据争议的内容不同，可以分为三类：土地确权纠纷。此类纠纷是指因不同主体间就土地所有权或土地使用权的归属或界线等问题产生异议而引发的争议纠纷。土地侵权纠纷。此类纠纷是指因对他人已依法取得的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构成侵害，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之间引发的争议纠纷。土地行政争议。此类纠纷是指因相对人对土地行政主管机关或人民政府作出的土地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引起的争议纠纷。

农村土地纠纷有诸多特点。纠纷情况复杂。农村土地纠纷一般不仅仅是土地的问题，通常还包含着许多其他的因素在里面。纠纷产生的年代久远。不少农村土地纠纷是土地改革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问题查证难度大。由于时间久远等因素，事实难以查清。纠纷与国家政策关联性强。我国许多的农村土地纠纷都产生于国家土地政策的变动。土地改革、集体化、人民公社会运动等政策的变动，产生了很多土地纠纷，而且遗留至今。

引起土地纠纷的原因比较复杂。包括相邻单位或者个人之间权属界线不清，实地面积与批准面积不一致，用地手续不完备，有关补偿、安置措施未落实，国家政策变动，其他历史原因遗留问题等。

二非正式制度及其运用

非正式制度是是相对于正式制度而言，它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是属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它不仅可以蕴涵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性，而且还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甚至有可能取得优势地位或以“指导思想”的形式构成正式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和最高准则。

非正式制度具有自发性、广泛性、持续性、非强制性等特点。所谓自发性，是指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是由文化遗传和生活习惯累积而成的，并非理性设计，人们遵循某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常常是出于习惯而非理性的计算。广泛性是指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调节人们行为的大部分空间，其作用范围远远超过正式制度安排。持续性是指一种非正式制度一旦形成就将会长期延续，其变迁是缓慢渐进的，在变迁中先前非正式制度的许多因素经常会在新规则中“遗传”下来。非强制性是指它不像正式制度那样必须遵守，并有一套强制性的实施机制，而主要是靠主体内在的自觉或良心来维持的。

非正式制度在农村土地纠纷中广泛使用的原因及其优势：

1、正式制度在解决农村土地纠纷中的局限性，需要非正式制度来补充。

所谓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的并以正式形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国家法律、政府政策条例等，以及由这些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再到特殊的细则及政府的规章制度。在研究农村土地纠纷的问题上，我们所说的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国家的土地制度和土地纠纷解决机制，以及与之有关的法律法规。（下同）

不可否认正式制度在解决纠纷中起着基础地位的作用。它在整体上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土地纠纷解决提供了大的方向和政策，起着一种导向性作用。正式制度在规范社会秩序中，首先从源头上减少了纠纷的发生，其次，在一些重大的土地纠纷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但正式制度在解决农村土地纠纷中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一方面是制度的设置上。

正式的制度的概括性与地区特点不符。国家制定的正式制度是国家根据国家总体情况来制定的，但固定的规范容易产生刻板、僵化的倾向,不易随时代的发展而及时变迁,而农村土地纠纷都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每一个地区的土地纠纷的表现形式、纠纷内容、适合的解决机制都有所不同。从这点上讲，国家大的制度、规定在地方有很多不适应。

正式制度的阶段性与土地纠纷的遗留性之间的冲突。从时间上看，正式制度一般在一个时间段内具有稳定性，但是我们不可忽视它的变化性，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国家有关土地方面的制度就作了几次大的调整，包括１９５３年完成的土地改革，７０年代后期的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有关农村土地方面的法律，大多是90年代才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1991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2002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1985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4年出台）。用现行的法律制度评价历史问题必然会有很多不足之处。另外，现行的有关农村土地方面的法律法规大多是90年代制定的，而现在的土地纠纷又呈现出许多新的状况，比如说城市扩大，政府征用城市郊区的土地，房地产事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变化等等，使土地纠纷变得更加复杂化。这就使得解决机制与纠纷出现脱节的现象。

另一方面是制度的运用上。

国家层面的制度本身与地方实际情况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其起到的作用大多数时候只是一个指导性作用，对解决农村土地纠纷来说意义不是很大。地方的规章制度在运用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在土地纠纷中，很大一部分是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纠纷（因征地而引起的纠纷比较多）。政府作为制度的建立者，在纠纷中又作为一方利益主体，就很难保证正式制度的运用时确实公正合法。同时，应该注意到的是，即使政府正确运用正式制度解决农村土地纠纷，其公信力本来就受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去解决问题很难达成一致，即使达成一致，农民也或多或少对处理结果抱着质疑。

2、农村土地纠纷的特点需要非正式制度的调整。

要选择农村土地纠纷的解决方式，我们就不得不先分析农村的特点及农村土地纠纷的特点。虽然国家一直在倡导依法治国，倡导用法制来规范社会。但是我们的现实社会，尤其是农村，人们还生活在世俗社会当中。人们还是按照传统的习惯说话办事。对大多数人来说，其对法律的了解是刑法中的几种重要犯罪，及自己的行动不违反刑法就行了。很少有人在日常生活中去评价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是否违反了某某法律的规定。而且，我们仔细调查就会发现，一般民众所了解什么行为违反刑法也只是根据一般的传统，没有谁专门从刑法法典中去学习。人民在遇到纠纷时，一般是从传统习惯以及地方的普遍价值观去寻找解决方案，除非万般无奈，很少有人会思考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即使当事人想用法律解决问题，他也会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自己对法律不了解。要是找懂法的人帮忙的话，花费的代价比较高。因此在农村发生农民之间的土地纠纷，人们一般会选择从协商和调节开始，而更普遍的是找当地的村干部进行调解。村干部在调解时综合考虑当地的习俗，争议双方的利益、力量对比，以及其他与争议相关的实际情况。这种解决方式本身就是非正式制度的运用。

3、解决纠纷的成本要求非正式制度的广泛存在。

我们在考虑运用制度的选取时，还要注意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使用该制度的成本。正式制度的运用，需要有一个执行机构，需要按照较为严格的程序，同时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对一般比较小的土地纠纷，或者纠纷所涉及的利益关系不是很大时，运用正式制度的花费可能会比争议所涉及的价值更大。而非正式制度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非正式制度在解决纠纷时的效力比较高，其所需要的成本也相对比较低。对农民之间的土地纠纷来说，一包烟或者一顿饭就解决问题了。

运用非正式制度解决农村土地纠纷，其考虑的因素比正式制度要广。正式制度是正式的条文及其相应的结构组成，其伸缩性比较小。而非正式制度要考虑纠纷双方的利益均衡，纠纷双方可接受程度，纠纷双方关系的维系等等。

另外，非正式制度的运用具有较强的地区适应性。在我国，农村土地现状差异很大，土地纠纷的种类、复杂程度也相应的有很大的差别。在东部地区，由于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沿海地区一般人均耕地不足0.7亩，据在沿海12个省、市、区的调查，仅2000～2001年共征地246.9万亩，其中耕地171.4万亩，失地农民236万人，大体上每征用一亩土地就会造成1.4人失去土地。而土地利用价值相对较低的西部山区、高原地带，土地纠纷争议不是很大，多是农民之间的土地纠纷。而对于草原地区，土地纠纷则主要体现在土地制度的变化造成大量农民失去原有土地而引起的纠纷。从这些状况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纠纷的产生，是历史传统的土地格局受到现实因素的冲击，导致双方利益严重冲突。如果仅仅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办理，很多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满足，征地的补偿达不到农民可接受的程度，这样的结果是产生了大量上访的群众。怎样处理这类问题，关键是看选取的解决措施是否符合当地的实际。其实农民并非守着土地不放，不放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从土地中得到应得的利益。在很多城市边缘的农村地区，农民其实是很想土地被征用开发的。因为他们的生活面貌会因此而改变，只要给的补偿不至于低到他们不可接受的程度就行。这就需要我们考虑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结合运用。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结合是指在国家政策法律的大体背景下，充分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遵从原有习惯，打破一层不变的政策、法律规定，寻找适合当地发展的解决模式。这种结合运用以保护农民利益为核心，为农民找到可以持续发展的路径。

非正式制度在解决农村土地纠纷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有自身的缺陷，也有无法克服的弱点。当农村土地纠纷上升到集体与国家之间的纠纷时，单纯的靠非正式制度是不能解决的。在这种纠纷当中，没有一个非正式制度的代表能够维持其起作用的权威了。这一点跟非正式制度非强制性的特点密切相关。这种纠纷，必然会运用正式制度，只是非正式制度会影响正式制度的运用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