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政府官员

县级政府官员（共8篇）

篇1：县级政府官员

县级官员的真实状态

作者/郭少峰

“书记、县长平均每天工作11小时。不少领导干感到身心疲惫。”

这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2011年11月底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

2010年9月，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组成课题组，田改伟参与所里主持的“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生活状况观察”课题组，针对8个省市12个县（区或县级市）的162名县处级干部，实地观察他们的工作、生活。

这项课题是首次以科学方法描述我国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

据介绍，县处级领导干部常年工作在第一线，上对中央、省委负责，下要面对群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工作生活方式是他们关心和研究的重点。

当前一般群众与党政领导干部存在一定程度的疏离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根据研究结果表明，县处级领导干

别是党政“一把手”的工作方式及特点，正是造成千群疏离感的重要原因。

每天工作11小时

杨万东2010年卸任西南省份一县委常委、常委副县长职务。

2011年11月18日，他说，他任上具体事儿特别多。

“不是我去找别人，就是别人来找我”，一旦遇到突发事件，杨万东还要保证随叫随到。

2008年他先后经历“5-12”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等大事件，那期间他基本上全天候工作，“经常通宵，最多的一次三个通宵。”

平时的工作也很烦琐，除去重大节日以及洪涝等灾害时期外，杨万东平时需解决信访、矿产资源纠纷、“烂尾楼”处理以及维稳等烦琐的事件。

杨万东的例子在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的课题报告中得到了体现。

郑建君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博士，他曾花一天时间贴身观察一位县委“一把手”。

早晨7点50分，那位县委书记到医院体检，检查一项即离开。8点一刻，他回到县委开会。会开到10点多又开小会，到11点多。

那段时间正值县里安排体检，这位书记忙得连体检都不能一次完成。每天医院一上班，他就去检查一项或几项。

11点开始，这位县委书记门口就像商场收银台一样排队。前面一拨人进去，后面的人则在门外等候。l小时有4拨人找他汇报工作，直到12点还没结束。

到中午，这位“一把手”向郑建君表示歉意，本来他说好跟郑建君一起吃午饭，“他跟我说，不好意思，你看我这里还有人”。

下午2点多，这位书记先后到老干部活动中心和社区，考察老年人健身场所修建情况。4点多他又跑到—个乡镇调研，到晚上才回来。

田改伟说，这些领导干部平时住在县里，晚上九十点钟开班子会很正常。

依照课题组观察，这些县处级干部平均每人每周工作总时长达47.56小时，按照一周5个工作日计算，平均每个工作日约为9个半小时。

而书记、县长工作时间更长，他们周工作时长平均为55.08小时，工作日平均每天工作11小时。

“这都是实打实的工作，非常辛苦。”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肯定这些干部群体的勤政程度，他说，“要知道这群人长年累月都是这样的工作强度，常人很难承受。”

但让课题组意外的是，在观察的县处级领导中，他们平均睡眠时间长达8.7小时，每周睡眠总时长达到61.48小时，其中晚睡55.34小时，午睡6.14小时。“他们中午可以回家午休，这在北京很难做到。”

陪领导肘间长

县委书记、县长“陪同多”是这次调查出来的特点。

郑建君强调，陪同的对象不仅仅是上级领导，还包括本行政区域外的来访人员参观调研等接待活动。

作为常务副县长的杨万东，陪同客人“吃饭、喝酒、休闲是家常便饭”。

2010年Il月18日，杨万东说，前来考察的老板、上级来督察，这都需要一位县领导陪同。有些重要的客人，除了“一把手”陪同外，还要两三位常委跟着。

他说，外地客商前来考察投资，一般都需要一两天，陪同的县领导基本上全天围着他转。一个普通项目至少需一位县领导陪着，“要是很重要的项目，一个班子都陪着”。

要是部委、省里来的重要人物，有的需要“全陪”：提前到高速公路口接，车队到宾馆后，吃饭、开会汇报情况，陪同到现场视察，集合开会总结情况，走的时候还要送到高速路口，“更重要的人物，四大班子领导都要来”。

杨万东说，这种“全陪”的情况还不少，平时上面的财税检查组，项目督察组接待，都需要“全陪”。

郑建君说，他们调查的情况是，一旦上级官员出差或到本地视察，“一把手”肯定要全程接待。他们对全县情况掌握更全面，是汇报工作的最佳人选。

领导干部用于“陪同上级领导或本行政区域外的来访人员视察调研、参观考察等接待活动方面”的时间占到周工作总用时的9%。

职位越高的干部用于陪同的时间越长，党政“一把手”周均陪同时间为6.25小时，明显多于其他领导干部的3.93小时；常委周均陪同时间为4.80小时，多于其他非常委领导干部的3.25小时。

在陪同次数方面，党政“一把手”平均每周4次，比其他领导干部的约2次多1倍。

会议多1走基层少

与“陪同多”形成对照的是，田改伟他们通过比较发现，职位越高的干部，与群众打交道的时间似乎越短。

另外，除了上述“陪同多”之外，会议多、出差多、休闲少是县处级“一把手”的工作生活特征，报告中称之为“一少三多”。

会多也是杨万东对工作的一个主要感受。

作为常务副县长的他，处理文件和开会是他的主要工作形式。

“开会差不多占30%的工作时间”，县长外出期间，他还要主持县里的工作。

除了县里开会，杨万东还要外出开会，跑钱跑项目，“给上级汇报工作，或者去推介县里的项目。”

篇2：县级政府官员

为了更好的加强部门间的协调合作，加大力度完成各餐厅办证工作，营运部对接待政府相关部门的流程，有如下规定：

一、有政府相关部门（包括卫生、工商、消防、环保、税务部门等）到餐厅询问，有餐厅执行长负责接待问询，尽可能让其出示证件，以防上当被骗。

二、礼貌接待政府人员，可以主动提供可乐及餐厅食物。但需入机打印票据。

三、礼貌的问询执行人员，包括其姓名、部门、所谓何时及联络电话。并告诉政府部门，公司相关公司人员正积极的在处理该问题。有任何疑问可提供我们电话给相关工作人员。

四、不可以向政府人员透露或让其查看营运报表及营业额等资料及餐厅的营运状况信息。

篇3：论提高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

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缺失的种种现象

2009年6月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被开发商建成了别墅和楼中楼, 当记者就此事对郑州市规划局进行采访时却遭到副局长的质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 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河南南阳小伙儿王清依据《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 向全市181个部门申请公开公款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等信息, 就在他前往某个单位递交申请的时候, 接待领导说:“球信息公开, 这里没有什么信息可公开。”

如果说这只能体现出一些基层工作人员缺乏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 那么2010年两会期间发生的湖北省省长抢夺录音笔事件则凸显出更多的问题。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 由于媒介素养的缺乏, 我国政府官员在应对媒体时出现了严重的交流危机和知识恐慌。

“官腔事件”频繁曝光的原因

时代特点——社会已经进入媒介生存化社会, 尤其是网媒时代。在现代信息社会, 公众和政府都已经处于媒介化生存的条件下, 正如塞伦·麦克莱所言:“传媒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文化中心’。”媒体除了传达政策外, 还能通过它的信息筛选和散布功能, 直接引导舆论, 感染情绪, 影响大众的判断。 (1)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社会进入了网络媒体时代。近几年, 网民率先发布的信息, 反映了最前沿的基层舆情。在网络媒体时代, 一方面要保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配合媒体采访报道, 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另一方面, 又要及时处理各种社会问题, 运用议程设置积极引导舆论, 如何应对突发事件, 这就要求各级官员具备较高的媒介素养。

社会原因——社会转型期, 突发事件频发的时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 由农业封闭的传统型经济发展成为工业的、开放的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 各种矛盾日益凸显, 在一定区域内, 民众或多或少地都存在对政府的焦虑心理, 在这种大环境下如果应对媒体不得当, “雷人雷语”就会很容易刺激人们的神经, 由此引发民众广泛的质疑和声讨。

我国目前的舆论环境和舆论格局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部分官员并不适应新形势下媒体的质疑和监督, 官员对新闻媒体也应该有新的认识:媒体不仅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 是宣传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工具, 更是社会监督的哨兵和民意舆论的发言人, 了解到这一点, 就不会说出像上文“你是准备替党说话, 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样的雷人官腔了。

个体原因——缺乏应对媒体能力。政府官员中流传着一种说法:“防火, 防盗, 防记者。”正是这种“防”的态度, 表明了许多政府官员新闻素养的缺乏及应对媒体时出现的恐慌心理。新华社江苏分社总编室编委郭奔胜批评说, 地方官员面对民众诉求, 采取“拖、躲、捂、推”四字诀, 会使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一方面, 正是这种新闻素养的缺乏导致政府官员在面对媒体和公众时, 不知道该说什么话, 进而说错话;另一方面, 也说明当前一些地方和政府部门中的官僚主义习气仍然比较浓厚, 个别官员存在权力的“傲慢与偏见”, 当官是在为上级负责, 而不是真正为人民负责。

如何提高政府官员新闻素养及应对媒体能力

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认为, 当代官员必须面对舆论、面对媒体。由于新闻素养的缺乏, 应对媒体不当的政府官员越来越多, 所以提高新闻素养及应对媒体的能力应成为政府官员的必修课。 (2)

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理论水平和自身修养。社会媒体化的快速发展, 对干部的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领导干部在面对媒体时, 必须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和新闻宣传纪律。在和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 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都必须以政策纪律为原则, 不能信口开河, 更不能随便发表个人议论, 以维护党和政府的严肃性与权威性。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必须以“内强素质, 外树形象”为标准要求自己, 理性地应对媒体, 重新认识媒体并借助媒体来树立亲和的政府形象, 使之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动力。

培养和提高领导干部的新闻意识与媒介素养。所谓新闻意识, 是指人们对新闻报道和新闻相关工作的一种敏感度。所谓媒介素养, 就是我们认知和解读各种传媒信息的基本能力, 包括对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及网络等各种媒体信息的快速反应能力、良好的思考力和判断力。

领导干部都需要具有较强的新闻敏感度和良好的媒介素养, 对于突发事件, 要能审时度势, 对事件性质能够迅速作出深刻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提高新闻意识和媒介素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所以要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 不断提高对新闻宣传工作的认识, 不断学习掌握新闻媒介的基本知识和理论, 全面地了解新闻媒体的运作方式和工作程序, 积极与媒体沟通, 主动进行新闻发布, 提高应对媒体的能力。 (3)

掌握必要的媒体应对原则和技巧。有些领导干部, 由于缺乏必要的应对技巧和经验, 在面对媒体时不知所措, 处理不当, 结果导致媒体的报道方式和报道内容影响到工作大局与个人形象, 甚至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因此, 领导干部很有必要掌握一些应对媒体的基本原则和技巧:

第一, 真实、坦诚的原则。领导干部面对媒体的采访, 一定要坦诚相待, 以事实为依据, 客观真实地传递信息, 这也是树立领导干部良好媒介形象的基础。领导干部如果对记者问及的情况不甚了解, 或者没有把握, 就宁可少说或者不说, 绝不可以说假话。

第二, 主动、及时的原则。领导干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最好事先有所准备, 要占据与媒体交往的主动权。对于敏感问题和尖锐问题, 也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想好应对的办法, 做到“愿说、敢说、会说、主动去说”。

第三, 尊重每一位记者。尊重记者的报道权就是尊重公众的知情权, 尊重记者的工作就是遵循公共管理的规律。采访过程中尽量不说“无可奉告”, 不要直接拒绝记者的提问或当众拒绝某位记者的提问, 不能怀着自己的主观偏见来回答记者提问。如果是突然拦截采访, 态度一定要亲和, 要具备作为国家公务人员的基本素质, 正确合理地回答记者提问。

第四, 不要企图控制记者, 而是要控制自己的言行。对待舆论要宽容, 要支持舆论监督, 容许媒体对不足、缺漏进行批评。

当媒体承担监督职能对工作失误或者是缺漏采访时, 是不是还能尊重新闻媒体的报道权利?而不是像“官腔事件”中的主角遇到批评就无法理解, 出言不逊, 这对每个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都是一种考验。

重视利用新媒体。近年来, 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发展势头迅猛, 影响日益扩大。领导干部应充分认识新兴媒体蕴涵的巨大能量, 带头学习掌握有关新兴媒体的知识, 努力提高运用新兴媒体的能力;切实加强网络阵地建设和管理, 努力打造定位准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传媒体系, 充分发挥其在提高工作效率、推进信息公开、参与舆论监督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使其成为了解资讯、化解矛盾、推动工作的重要平台。

在新的时代背景条件下, 政府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地借助媒体做好正面宣传、舆论监督、决策调查和形象塑造,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另一方面政府官员更要理解新闻、尊重记者、服务媒体, 提高自身的新闻素养和应对媒体的能力。过去我们已经认识到, 媒体是党实践宗旨、凝聚民心的桥梁, 是舆论监督的主要力量, 但在现代媒介环境下更需要提高自身的新闻素养和媒体应对能力, 在政府官员中消灭“媒体盲”现象。之前发生的“官腔事件”已经对官员们敲响了警钟, 在舆论宣传十分重要的今天, 对政府官员应对媒体能力进行培养可谓任重而道远。

注释

1 叶皓:《应对媒体---政府、媒体、舆论的新视角》, 《南京社会科学》, 2006 (6) 。

2 郑文:《构建政府、公众、传媒的和谐关系---首届中国政府新闻学高峰论坛综述》, 《现代传播》, 2007 (5) 。

篇4：县级政府官员

66.9%的人表示自己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强，原因何在？这则信息可以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呢？一方面是有关领导干部实事求是承认自己差距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凸现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当前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改革攻坚阶段。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任何一个举措都会影响到许多人，处理得不好，就会出问题。

在经济方面，伴随着变革的阵痛，也产生了大量严峻的社会问题，结构性失业问题严重，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个人、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现象空前加剧，农民收入偏低，犯罪猖獗，生态环境恶化。对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如果估计不足或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引发危机。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遏制，将会使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严重受挫。此外，还有很多其它意想不到的因素会诱发危机，如恐怖活动、官员的腐败、重大的生产安全事故、疾病、谣言等等。这些因素都表明需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而有近2/3县级官员自认驾驭市场的能力不强就是执政能力不强的表现，是对困难局面应对乏力的表现。

笔者以为，近2/3县级官员自认驾驭市场的能力不强透露的信息必须加以重视。重视这些信息有助于加强执政能力，同时巩固党的合法性基础。

政治学原理告诉我们，政党的合法性基础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就越牢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由党的先进性资源、宪法和法律资源以及群众认同资源等三大资源构成。其中群众认同本身就包含着对党的先进性的认同和对宪法和法律授权的认同。但是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群众认同，既有群众对党的过去资格的认同，也包括对党的现在资格的认同。对党的过去资格的认同已经写进了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得到了宪法和法律的承认和肯定。但是宪法和法律不能保证党的执政地位一劳永逸。要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使党能够长期执政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执政党还需要继续取得群众的新的认同，即价值认同、制度认同和政绩认同等。从政治实践的过程来看，获得了权力认同的执政党不一定具有很强的合法性，只有当权力与政绩结合起来，才能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结合实际来说，就是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解决政治、经济、社会中间存在的问题，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才能获得群众认同，巩固党的执政的合法性地位。

篇5：国外政府官员财务公开制度

我找了两片文章，一篇是关于外国政务公开的，一篇是关于外国官员的财务公开。对财政学和会计学不是很熟悉，不晓得这些是否有用，请酌情使用。

国外政府官员财务公开制度

美国：在众多实行财务公开的国家中，美国可以说是制度最为完善的一个。美国国会《政府行为道德法》（1989年修订为《道德改革法》），其中规定行政、立法和司法3大机构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公开个人财务：①在立法机关，参众议员要在每年的5月15日或该日之前，申报上一的财产情况。在大选中如果有人成为议员侯选人，那么他必须在成为候选人之日起的30日内或者当年5月15日或该日之前申报其财产状况；②在行政机关，总统、副总统（包括他们的候选人）以及凡是其基本薪金在联邦薪金级别GS-16级以上（包括16级）的官员和雇员，都必须在每年的5月15日或该日之前，申报上一的财产情况，另外，邮政总局局长、副局长、美国邮政理事会理事以及基本薪金相当于GS-16级的邮政总局和邮资委员会的官员和雇员以及特殊行业从事秘密工作或具有制订政策性质工作的雇员也必须报告个人财务情况；③在司法系统，要求法官和法院的高级雇员都必须公开财务情况。财务公开的内容包括七部分：1．收入。前一从任何来源取得的收入以及收到价值为100美元或超过100美元的酬金。2．馈赠和补偿。前一收到积累价值在250美元以上（含250美元）的礼物和补偿。3． 权益与存款。在前一中，对于买卖或交易中的财产持有的任何权益，或者对用于投资的财产所持有的任何权益以及个人账户中累计为5000美元或高于5000美元的所有存款。4．买卖交易。前一金额超过1000美元的有关不动产、股票、公债、期货以及其他形式的证券的买卖和交换情况。5．债务。本人及其配偶和抚养子女任何超过l万美元的债务，含申报期间从l万美元降到1万美元以下债务，非公经营所负债务也不例外。6．政府工作之外的兼职收入。7．对未来聘用事宜、报告人担任公职期间的离职许可、除美国之外的前任雇主继续支付报酬以及继续实施的职员福利方案应予以说明。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各部门可对当事人直接进行处罚。司法部可对当事人提出民事诉讼，法院可判处l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人，可提出刑事诉讼，判处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或5年监禁。在美国，不仅制度完善，而且对制度的执行也非常严格。在1989年，美国众议院议长詹姆士・赖特就因为违反财产公开的相关制度而提出辞职。

法国：法国规定国家公职人员必须依法对其拥有的财产状况，包括财产的数量、来源、增减等情况向指定的监察机关作出报告，以接受审查和监督。特别是在《政治家生活资金透明度法》中，对公务人员财产公开制度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根据该法，总统及其候选人、国民议会议员以及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和特定的地方官员，包括大区区长、海外省议会议长、居民达3万以上城市的市长、地方议会主席以及经营规模较大的企业负责人（主要指主管2000套以上低租金住房的机构和年营业额500万法郎以上的合资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和国际经理）都必须报告个人财务情况。总统候选人在正式竞选开始前，必须将其有关财产状况的资料以密封函件的形式交给宪法委员会，这些资料的内容包括财产状况申报单以及任职期间新增加的财产报告以及书面凭证。宪法委员会确定并宣布总统选举结果时，对于当选的总统候选人，必须同时公布他的财产状况。总统在任期届满前1至2个月内重新申报其财产情况；如果是辞职，则应在辞职时或最晚在其辞职后的一个月内重新申报其财产状况，重新申报的财产状况应当在递交后的一周内在法兰西共和国《官方公报》上公开。国民议员在上任后的15天内，必须向所属议会、议院办公厅提交财产申报单，在任职期间届满前1到

2个月内国民议会议员重新申报财产状况。政府官员被任命或上任后15天内，应向有关部门提交一份财产状况的清单，每3年对这些政府官员的财产变化情况作一次报告，在政府公报上公布。在实际工作中，财产来源往往成了查获官员职务犯罪的先导。

韩国：在1993年2月20日，金泳三将自己和直系亲属的全部财产公开，并于同年5月20日向临时国会提交并通过了以高级公务员财产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公职人员伦理法》修正案，此法于同年7月11日生效。该法规定进行财产申报和公开的公职人员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总统、国务总理、国务委员、国会议员等国家政务职的公职人员；地方自治团体的负责人和地方议会议员；四级以上的担任一般职国家和地方公务员及报酬与此相当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四级以上的外务公务员和国家安全企划部的公务员；法官和检察官；大将以上的将校及与此相当的军务人员；教育公务员中校长、副校长、大学院长、学长及专科大学长和与大学相当的各种学校的负责人以及总警以上的警察公务员、消防正、地方消防正以上的消防公务员等。申报的财产包括本人、配偶及本人的直系亲属（出嫁的女儿、外祖父母、外孙子女除外）的不动产的所有权、地上权、传世权；矿业权、渔业权和其他准用于不动产的权利；总额超过1千万元以上的现金、预金、有价债券、债权和债务以及总额在500万元以上的黄金和白银、宝石类、古董和艺术品等；合名、合资及有限公司的出资份额。申报的时间包括任职时、每年定期和退职时三种：任职时，申报人员应该在任职后的一个月内进行财产申报；每年定期申报是指公职议员必须在每年的一月份申报上一财产的变化情况；公职人员在退职后的一个月内应申报本1月1日至退职这段时间内的财产变化情况。韩国的财产申报制度使得很多的公务员因无法说明自己的财产来源而被迫辞职。

新加坡：为了使公务员做到廉洁自律，新加坡制定了《财产申报法》、《公务员纪律条例》、《公务员指导手册》等。根据这些法律，每个国家公务员在任职之初，必须详细申报个人财产。此后，每年1月2日申报上一的财务情况。申报的内容包括自己的动产、不

篇6：中国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及对策

论文题目中国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及对策

作者姓名

王霄霄

专 业 名 称

行政管理学专业

准 考 证 号

030112150171

指 导 教 师

王志松

2014 年5月11日

【内容摘要】我国是一个行政大国，官员系统庞大，体系尚待健全，官员素质尚待提高，官员腐败问题突出已经成为困扰我国政坛的一大难题。改革开放上以来，虽然经过党和政府的不懈努力，惩治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在惩治和预防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看到成绩的同时问题依然突出，行政腐败如久治不愈的顽疾，反腐倡廉工作依旧任重而道远。本文则是从中国政府官员产生腐败的表现、特点、危害、原因、对策等方面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对于反腐倡廉工作大有裨益。【关键词】政府 官员腐败 反腐 监督 对策

目 录

一、我国政府官员腐败的表现„„„„„„„„„„„„„„„„„„„ 1

（一）政治方面„„„„„„„„„„„„„„„„„„„„„„„„„ 1

（二）经济方面„„„„„„„„„„„„„„„„„„„„„„„„„ 1

（三）生活方面„„„„„„„„„„„„„„„„„„„„„„„„„ 2

二、我国政府官员腐败的特点„„„„„„„„„„„„„„„„„„„ 2

（一）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2

（二）手段呈多样化„„„„„„„„„„„„„„„„„„„„„„„ 2

（三）作案情节、后果严重化等„„„„„„„„„„„„„„„„„„ 2

三、我国政府官员腐败的危害„„„„„„„„„„„„„„„„„„„ 3

（一）政治危害„„„„„„„„„„„„„„„„„„„„„„„„„ 3

（二）经济危害„„„„„„„„„„„„„„„„„„„„„„„„„ 3

（三）社会风气方面„„„„„„„„„„„„„„„„„„„„„„„ 3

四、我国政府官员腐败产生的原因„„„„„„„„„„„„„„„„„3

（一）权力监督体制存在漏洞„„„„„„„„„„„„„„„„„„„ 3

（二）利益至上是官员产生腐败思想的主观原因„„„„„„„„„„„ 4

（三）惩治不力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原因„„„„„„„„„„„„„„„ 5

（四）道德观念淡薄„„„„„„„„„„„„„„„„„„„„„„„ 5

（五）相关法律的不完善„„„„„„„„„„„„„„„„„„„„„ 5

（六）信息的不透明化„„„„„„„„„„„„„„„„„„„„„„ 6

五、我国政府官员腐败的对策„„„„„„„„„„„„„„„„„„„ 6

（一）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机制，制度化反腐 „„„„„„„„„„6

（二）加强廉政思想教育，完善用人机制，以文化反腐 „„„„„„„„6

（三）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民主化反腐 „„„„7

（四）加强惩戒力度„„„„„„„„„„„„„„„„„„„„„„„ 7

（五）建立健全法制„„„„„„„„„„„„„„„„„„„„„„„ 7

（六）增加政府信息透明度等„„„„„„„„„„„„„„„„„„„ 8 参考文献„„„„„„„„„„„„„„„„„„„„„„„„„„„„ 8

正 文

提到腐败，过去，媒体与权威人士总会这样说：是个别现象，大多数是好的，主流是好的。最近，有中央领导从刘铁男等案件反思，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某些领域和行业，某些单位和组织中，某些腐败行为，难道真的都是“个别现象”吗？

腐败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腐蚀政府权威和行业信用，败坏社会风气的行为，它使公共权利没有得到合理的发挥，严重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因此，中国政府官员反腐败势在必行。

一、中国政府官员腐败的表现

目前，不少领域存在易发多发腐败现象和问题，这是我国实际国情所导致和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目前存在于不少领域易发多发的腐败现象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政治方面

政治上背离党、脱离群众。一些领导干部不能很好地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按党的组织原则处理党政事务，脱离领导集体的民主集中制，不能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工作纪律，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个别少数领导干部自酿的腐败案件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有些行政官员在工作中权钱交易，权权交易，行为失范，令不行、禁不止，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存在，严重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任人为钱不为贤现象日趋严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求是》①杂志发表文章指出，要深入政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还要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二）经济方面

经济上收贿受赂，公饱私囊。一些领导干部、权力部门的干部，长期在岗位权力严重失控，滥用职权，老百姓不给好处就不办事情，“收红包”还美其名曰“劳务费”、“收入提成”，数额巨大的，干脆直接给存折或者支票，行贿还有 ① 李宝善：《求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 2011年 第20期

更隐蔽的方式：邀请考察、介绍职业、调动工作、聘任顾问、提供性服务等等；截留、挪用、骗取国家用于基层农村建设和给群众的政策性减免照顾、补助资金。在经济管理、财务管理、支出审批方面，严重违反管理原则和制度，权利失控，独断专行，以权谋私，挥霍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资源，弄虚作假。

（三）生活方面等

生活上腐化奢侈、贪图享乐。一些领导干部公开带头利用公款大吃大喝，请客送礼，行贿受贿，拉拢关系。借会议、考察、培训等各种名义，经常公款境外旅游、公款高额消费。有的单位铺张浪费成风，讲排场、搞攀比，办公场所、办公用品越来越高档。一些领导干部道德沦丧，生活出入高档酒店、夜总会和歌舞厅等娱乐场所，找“三陪”、包“二奶”、养情人，把这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视为很正常。

二、中国政府官员腐败的特点

（一）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近几年发生的贪污腐败案件，涉案金额较之过去是数倍、数十倍、百倍的增长，有的案件已经是上千万、甚至上亿，令人咋舌。例如，2014年初，总后勤部副部长**在河南的老家被抄，调查人员起获了数百箱的军用专供茅台，还有寓意“一帆风顺”的大金船，寓意“金玉满盆”的金脸盆，以及纯金毛泽东像等等，财物装满四辆卡车，折合下来几十亿人民币，引起很大的轰动。

（二）手段呈多样化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贪污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其手段也在不断翻新，更加多样化。特别是一些国家工作人员，钻法律空挡，走政策边缘，制造模糊行为，浑水摸鱼，猖狂侵吞公私财产的实践突出。如有的利用认亲结友、婚丧嫁娶等传统民俗节日等。但就是最近，媒体还曝光一位县委书记私下里告诉记者，他光是春节就有1--2百万元的进帐。更有县长转书记后，“廉内助”与其感叹：“当书记和当县长就是不一样”。现在还有一种就是性贿赂，这种非物质型的贿赂犯罪也是屡见不鲜。

（三）作案情节、后果严重化等

由于近些年贪污数量上的不断增加，涉案金额的不断增大，主体的多元化，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危害较之过去更为严重，特别是司法权，贪污腐败犯罪无孔

不入，某些司法监管公职人员中的司法权的商品化，已经是这一神圣的国家权力受到了玷污，对政权稳固构成严重的威胁。

三、中国政府官员腐败的危害

中国政府官员腐败在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等方面对一个国家产生巨大的危害它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了社会主义声誉，挫伤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是我国当前社会不稳定的主要诱因。

（一）政治危害

在政治方面，腐败会动摇政府合法性地位，使民众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中国政府工作人员想着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广大人民谋福利，在工作互相推诿工作效率随之下降，腐败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削弱党和政府的凝聚力，使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离心离德，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纷争、**、乃至四分五裂。***和陈良宇、陈希同一样，在政治局委员这一级高官中，是极少数，是个别现象，但他们造成的危害，因他们而倒台、出事的官员，贪腐的数目却不可小视，不但影响政治领导人的声誉，而且对党、对国家和对人民等个个领域都有极坏的影响。

（二）经济危害

在经济方面，腐败分子不仅自己通过贪污受贿侵占国家资金，而且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使国家巨额资金和大量财产流入不法分子手中。更为严重的是，腐败分子以权谋私，权力进入市场，直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

（三）社会风气方面

腐败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腐蚀性，个别行政官员的腐化堕落、骄奢淫逸、狎妓嫖娼、贪污受贿、贪赃枉法等违法犯罪充斥整个社会，会使封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腐朽思想沉渣泛起，污染社会。

四、中国政府官员腐败产生的原因

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存在和演变都有其深刻的社会与时代的原因。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相当复杂的。

（一）权力监督体制存在漏洞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与权力监督制约有关的政治、行政和司法的机构

部门在不断的调整充实。目前，承担着党内外政治、行政和司法监督，进行反腐败斗争的主要有下述三大机构部门：

1．党的机构，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2．行政部门，国家监察部和地方省市县监察厅（局）。

3．检察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的反贪污贿赂总局和省市县检察院设立的反贪污贿赂局，主要负责对检察机关办理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经济类犯罪案件侦查、预审工作的指导；参与重大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的侦查；直接立案侦查重大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

从以上情况看，我国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部门机构已经不少，体系也很完整。但是，由于现有的三大部门机构对于所监督的权力主体，形不成独立的权力制约关系，因此难以收到有效的监督效果。

谁都清楚，失去监督的权力，一定会产生腐败。小平就说过，制度好，坏人不敢作恶，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这些年，反腐败的监督与制度的建设，应该是进展很大，但是，即使将权力关进了笼子里了，无论是官员和百姓都清楚，这个笼子是还太稀松了。正如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所说的，是“牛栏关猫，来去自由”。既然是牛栏关猫，你就指望关在笼子里的只能是圣人，只能靠自律了。而我们的官员，又有几个是不食人间烟火，不中钱弹肉弹的圣人与神呢？只要牛栏关猫，来去自由是个普遍现象，腐败，就肯定是个普遍现象。

(二)利益至上是官员产生腐败思想的主观原因

共产主义理想②是党和干部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奋力前行的指明灯。当今政府官员经不起腐败思想的侵蚀和金钱物质的引诱。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机关和企业单位的某些公职人员由于本人素质不高，受封建主义残余思想，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侵蚀。一些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在金钱和物质引诱面前失去了自控能力。而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与政治存在不合理方面，又为这些不坚定分子提供了便利条件。这就使得少数公职人员当官做老爷和以权谋私的欲望恶性膨胀起来，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大搞权钱交易，为了私欲不惜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三）惩治不力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原因

②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 人民网 1999年12月28日 第1页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生灭兴衰，都与统治阶级的反对与提倡、限制与纵容密切相关。在反腐败斗争开展后的现今，我国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这与打击惩治不严不无关系，以使中国官员的腐败行为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有的专家将我国查处腐败的情形比喻为“隔墙砸砖头”，砸到谁谁倒霉。还有就是对于已经查出的官员惩处不严，由于腐败大面积的发生，致使案件的查处标准在一些地方不断被放宽。如厦门远华案，贪污5万元以下的免于处理；马德卖官，涉案265人，只有4人被处理。而出现这种情形据说是由于“涉案人员太多，如果全部处理，整个政府就跨了，无法运行，而具体做法只能是抓大放小”。可是这种处理结果与情与理都是对腐败的纵容和鼓励，必然使腐败更加猖獗。

（四）道德观念淡薄

柏拉图说：“人的品性是政治的基础，而人的品性堕落是政治败坏的根源”。③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当前，在社会转型期，由于道德理想的迷失、道德观念的错位、道德准则的失范，引起道德行为的失序。这种失序反映在政治生活方面便是权力的腐败，资本主义自由化和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想对干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政府官员摆脱了自己应遵守的各种道德规范的约束。比如某些干部包养二奶、参与赌博等，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相当严重。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五）相关法律的不完善

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规范，它不仅有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不少法律条例本身就是道德规范)的功能，也有内化的特性，可以使只顾个人需要而不顾法律的规范要求的行为受到惩处。但是，由于我们缺少执法守法的传统,致使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所以，一方面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度混乱，对一些现象失去了辨别是与非、罪与非罪、违法与合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手段。

（六）信息的不透明化

③ 何贻轮：《政治学与行政学名人观点揽要》 延边出版社 2002年 第167页

无论是机关进入，还是提拔任用、目前尚缺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机制，“靠关系”、“走后门”在一定范围内仍广泛存在。由于“任人唯亲”这一现象还在存在，使得我国的官场腐败甚重；还有一些上下级之间的利益共享，使得官官相护，腐败现象此消彼长。

五、中国政府官员腐败的对策

权力是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可以造福人民运用不当则贻害无穷，因此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对权力制约的关键就是建立健全行政监督制度，主要包括行政系统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

（一）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机制，制度化反腐

1．完善体制内监督，在党和行政内部监督机制上，实行由上级的纪检部门对下级行政机构进行监督，实行政治、行政和司法的独立监督，确保监督的权力保障性；

2．完善选举制度，提高人大代表的素质；

3．完善舆论监督机制，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等的舆论监督形式，拓宽监督渠道，发挥广大民众的监督权，提高公民的反腐败意识 ；

4．完善官员财产监督，试行并不断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对官员财产进行有效监督，有效遏制腐败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一直强调不论是谁，不论职务有多高，只要搞腐败就坚决查处，绝不手软。对***、刘志军等人问题的查处就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

（二）以德倡廉，完善用人机制，以文化反腐

廉政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源远流长。《周礼》曾提出：“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意思是说一个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基本品格，六个方面均以“廉”为冠。官员只有经常加强廉政文化的学习，才能廉洁自律意识，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此外在政府官员任免上要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坚持五湖四海，拓

宽视野选拔干部，广辟途径培养干部，满腔热情爱护干部，严格要求管理干部，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能力，培养造就大批优秀年轻干部，健全干部管理机制，从而有力的遏制了所谓的“亲情文化”的蔓延，净化干部队伍。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而从思想源头上抵制腐败。

（三）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民主化反腐

在党内民主构建上，必须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坚决反对“一把手说了算”的领导个人决策形式，积极鼓励和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可以改革领导班子制度，部分班子成员参与决策，其余班子成员行使否决权。根据班子成员所代表机关的性质，只有那些执行机构的代表直接参与决策，而非执行或监督机构的代表不参与决策而只负责监督，并且可以对决策结果行使否决权，从而可以有效分解官员的权力，有效防止专权腐败。

（四）加强惩戒力度

《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中有一计为“杀鸡儆猴”，意为杀一儆百，用惩罚一个人的办法来警告别的人。一方面警告有企图或者正在腐败的人，另一方面也使公民对于反腐败意识更急积极。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许多政策，可是腐败仍在蔓延，可以看出，惩治力度仍要加强。加大反腐监督和执法力度，推进“责任政府”的建立，打击贪污贿赂犯罪，使利益相关者不敢为。对于那些腐败的官员决不能姑息迁就，要从政治上让他们声败名裂，经济上让他们倾家荡产。

（五）建立健全法制

光靠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政策调整是远远不够的，应当以法律形式将腐败治理法律化，依法防止腐败，依法治理腐败。目前我国在这方面还远远不够，缺少相应的法律基础。因此，要建立和完善这一方面的立法工作，尽快出台一些涉及到有关政府官员行为可能导致的腐败现象，进一步明确腐败的种类，追究方式，惩处方式，受到的惩罚力度。查办腐败案件，措施要实，真管真查，不能心慈手软，防止有案不查，有罪不定，重罪轻判等问题。要排除和抵制各种干扰，保证

司法公正性。

（六）增加政府信息透明度等

实行政务信息公开制度，保证实现公众对政府官员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打造阳光政府。党的十八大将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对反腐倡廉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中央纪委也正在制定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体系2013-2017年的工作规划，进一步完善党内反腐倡廉的教育、预防、监督、惩治的制度体系。

总之，通过以德倡廉，以法护廉，以监督保廉，彻底转变政府的职能，为防止腐败筑起了一道思想防线，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条件，建立了一套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从而使为官者、当权者“不想腐败”、“不愿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进而达到防止权力滥用，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目的，使政府官员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参考文献：

1.许连纯、徐洪波：《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腐败问题研究》，2005年。2.徐家林、邓纯余、陈静、卞莉莉：《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史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

3.浦兴祖：《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

篇7：论政府官员的隐私权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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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府官员的隐私权限度

论政府官员的隐私权限度

摘 要 政府官员作为一类掌握特殊权力的主体，其身份具有双重属性，即公共性的官员身份与私人性的公民身份。而隐私权的要求在这两种属性中却是冲突的，由此，如何划定一条界限来界定在公民享有知情权的同时而不至于侵害到政府官员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最基本的隐私权，这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力图使这一界限的划定更具有可操作性。

关键词 隐私权 知情权 限度 政府官员

作者简介：任旋旋、杨坤，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诉讼法。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2-188-02

一、政府官员的身份属性之一：公开性要求

一般来说，政府官员指的就是在政府机关承担公共事务工作的公职人员，在我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务员，其和在党政机关从事工勤工作的人是不同的，政府官员的工作对象是公共性的事务。正因为政府官员工作对象的特殊性，所以党政机关中这样或那样的职位都会带有公共性的特征，既然该职位权力的行使关乎公民集体的利益，那当然会受到公民的监督，这就要求政府官员在行使该种权力的过程是公开、透明的。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权力应当以实现公共目的为宗旨。如果偏离公共目的，公权力掌管和行使的合法性也就不复存在。因为公共目的本身就具备公共性要求，这也就决定了公权力掌管和行使的公共性要求，并由此奠定了公权力的合法性。当某个政府官员据有该种职位时，该职位本身的公开性要求也会传递到此官员的身上。恩格斯曾提出：“个人隐私应受法律保护，但当个人隐私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应成为历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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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

西方隐私理论传统上使用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二分法，在形式上往往表现为公开与隐蔽的区别。其实这种公开性的要求可以从人性的角度解释，作为一个具有正常理性的个人，他是有自己的私心的，绝对大公无私的人不能说没有，但那也是极个别的特例，我们可以予以忽略。当我们这些具有或多或少私心的个人占据该种职位时，那么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公共目的实现。引用唐斯的说法：政府官员行为的唯一动机“就是为了从担任公职中得到收入、声望和权力；这样，在我们的模式中，政客从来就不把公职视为执行政策的手段；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从担任公职中得到好处。他们把政策纯粹视为实现私人目的的手段，而他们只

有当选上了官员，这些目的才能实现”虽然这种说法有些极端，不过确实也道出了人性的弱点。既然人性深处有这样的弱点，那么我们真正要关心就是如何限制他们的私欲，从而能更好公共大众以实现公共目的。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就是将政府官员行使公权力的过程公开化。这样一来，行使公权力的公开化就为民众的监督提供了可能，政府官员在监督之下就会感受到压力，此时的他就会竭力克制内心的私欲，使公权力的行使不致偏离实现公共目的的轨道。由此可以推论，政府官员行使公权力的过程越公开，实现共目的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官员利用公权力谋私的空间也就会越小。

二、政府官员的身份属性之二：秘密性要求

当政府官员在享有和行使公权力时，由于他的工作对象指向的是公共性的事务，那么公众就会关心涉及到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的执行情况，并可就执行情况提出自己建议或者意见，这也就是所谓的公众知政权。由于政府官员与公共事务的执行有密切的关系，公众知政权的合理要求也会传递到政府官员的身上，也就是政府官员负有告知各种公共信息及其相关个人信息的义务。但是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时，我们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政府官员无论何时都是以一国的公民的身份存在，而法律也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隐私权。所谓隐私，就是指一个人不想或不愿对他人公开的、自己保有的秘密，而且这个秘密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它的特征就在于不公开性，个人对公开与否握有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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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论文 的权利，而且他人不得干涉，法律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这种不公开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不能以政府官员的身份而剥夺其作为一个公民所应享有的基本隐私权。张新宝认为：“国家官员的下列隐私权应与其他自然人同样受到法律保护：住宅不受非法侵入或侵扰；私生活不受监听监视；享有通信秘密与自由；夫妻两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或调查；与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完全无关的私人事务受法律保护。”对于隐私权，我们可以这样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现在已经发展成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衡量尺度。即使罪大恶极的罪犯，他也享有隐私权所包括的通信秘密与自由等权利，更何况是据有公共职位的政府官员。当然，政府官员毕竟与普通民众是不同的，他的隐私利益应当是而且只能是与其私人性公民身份相关的利益，这也就是说该利益是政府官员在作为公民身份的私人领域内所产生的，不与任何公共领域的活动产生关联。对于作为个人与公共利益和职务没有关联的私人信息、私生活安宁和私密事务的自决应当与普通人一样瘦法律和制度的平等保护，对其限制和侵入同样需要合理的论证和正当程序的约束。

三、政府官员隐私权的限制

既然作为政府官员的公共身份与作为社会成员的公民身份都是不容否定的，那么由政府官员公共身份所导致的公开性要求与基于公民身份所产生的秘密性要求都有其自身的正当性根据，即便两者要求的方向是相反的。如此，就会产生如何在两个相互冲突的权利之间平衡、取舍的问题。与其说是两者之间的平衡取舍，不如说是对政府官员隐私权的限制。因为政府官员较普通民众的隐私权来说，由于受到公共职位公开性的要求，势必要缩小其所享有的隐私权的范围。这一限制的原则必须以被限制内容与公共利益有关，而且有公众知政权的对应存在。因为隐私权是一种消极权与对世权，而民众的知政权却要求有积极的行为。如果没有对应的民众知政权存在，那么法律就会自动的保护一个公民所应享有的隐私权，免受他人的干涉与侵害。为此，两者之间需要划定一条合理的界线，这样政府官员不得隐瞒藏匿有关信息，公众也不能随意僭越侵犯官员隐私权。

（一）政府官员需要公开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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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官员的个人基本信息，比如年龄、学历、履历等个人信息以及关于职位的信息。这些信息既涉及官员的私人信息也包括职位的具体职能信息，由此公众能够根据两者之间的匹配度来判断官员是否适合当前所处的职位。另外，职位的高低，也就意味着掌握公权力的大小，那么个人信息公开的程度是否与此呈正相关呢？张新宝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经选举或任命产生的全国性官员，对其隐私权应作较多限制；而经考试录用的一般官员，对其隐私权应作相对少的限制。对于主要领导干部，其隐私权应作较多限制；对于一般干部，其隐私权应作相对少的限制。对于级别高、权力大、收入高的官员，其隐私权应作较多限制；对于级别低、权力小、收入低的官员，其隐私权应作相对少的限制。上述规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应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种说法我是比较赞同的，因为职位级别越高，官员掌握的权利越大，其对公共生活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影响也就越大。根据权责统一原则，其相应的责任就会越大，这里的责任应当包括满足公众知政权的义务，也就是说他需要公开的信息会更多、更详细。

2.政府官员的家庭财产情况。一个官员的家庭财产情况可以从侧面反映该官员执政的廉洁程度，这些信息的公开有利于防止贪腐的发生，而且能够重新建立公众对官员的信任。而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建立财产申报制度，由官员主动上报财产收入状况并提供合法来源的证明，以保持并提高官员廉洁性。这一制度起源于1883年英国的《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随后美国、法国、日本等国也相继建立自己的财产申报制度。虽然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但使官员的家庭财产处于公众监督之下的核心理念是一致的。目前，在最近的反腐浪潮中，官方和民间对于惩治贪腐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使我们对于建立财产申报制度也看到了一丝曙光。其实，中国应该做的就是加快财产收入申报制度的立法进程，使之早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之中。

3.政府官员工作的业绩。这是最重要的公开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此作了详细规定，该条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一个人是否能够胜任一项工作，那就需要工作业绩来证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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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官员的工作业绩既是组织对其考察的重要指标，也是民众行使监督权的直接对象。

（二）政府官员隐私权限制的程度

对政府官员的限制应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界限。民众之所以能够对官员的隐私作出限制性的要求，那是因为政府官员的行为牵涉到公共利益，关乎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政府官员的私人生活在这些讨论中只能被理解为指的是在没有表现出与公共责任具有实质性联系时是私性的行为。此时政府官员已经脱掉了公权力的外衣，回归到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那些附加在其身上的隐私权限制就应暂时隐藏起来，此时法律保护政府官员所享有的无关公共利益的纯私人领域的隐私。再者，民众行使知政权时涉及到政府官员隐私的，不应侵害政府官员的人格尊严，因为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非法侵犯。

四、结语

对于政府官员的隐私权限制牵涉到民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的冲突，根据两种权利所代表利益的大小，笔者认为对官员隐私权的限制是非常有必要的，以此来维护公权力所代表的公共利益。这也是政府官员隐私权限制的一条界线，虽然这条界线不甚明晰，具有抽象性，但根据一个正常理性人的思维，去判断何种信息会影响到公权力的执行进而触碰到公共利益还是会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本文具体落脚到这样一种程度的界线：在不侵犯官员人格尊严的情况下，对于那些有可能影响到公共利益实现的信息，民众是享有知情权的，可以要求官员的相关信息进行公开；至于那些纯私人性的事务活动，任何人则无权干涉，官员享有普通人所享有的平等隐私权的保护。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91页.吕耀怀.论国家官员的隐私及其伦理限度.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2（13）.[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著.张成福等译.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第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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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页.张军.宪法隐私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页.孔祥仁.亮出你的家底——美国财产申报制度一瞥.环球瞭望.2004年版.第32页.[美]阿米·古特曼，丹尼斯·汤普森著.杨立峰等译.民主与分歧.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页.参考文献：

篇8：论政府官员的寻租性腐败

寻租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的一个重要成果。“经济人”假说最早是斯密系统运用的经济学基本范畴。所谓“经济人”假设, 即“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 是理性的, 并且是效应最大化的追逐者。”它认为人有两个特点:自利和理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选择活动中的理性原则应用到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活动, 政治人被视为“经济的”、“理性的”即“政治理性人”, 政府官员参与政治的动机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所以, 政府在干预经济的时候, 从主观上说, 难免会产生腐败。

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把寻租定位为:“指那些本可以用于价值生产的资源被用于只不过是为了决定分配结果的竞争……寻租从总体上看没有配置价值, 是一种纯粹的社会浪费。”

巴格瓦蒂称寻租为“寻求直接非生产性利润”。寻租是一个社会的内耗, 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浪费。从经济学上讲, 权力腐败在性质上是一种寻租活动, 它是指少数人利用非法的手段谋取经济租金的活动。寻租是政府官员与各种利益主体的双向寻租活动过程。寻租性腐败是指握有公共权力者通过利用特权的供给和分配主动创租、寻租, 非法获取租金的行为。利益主体为获取政府特许或庇护, 向掌握一定权力的政府官员施加种种影响, 如实物的或金钱的行贿、回扣给种种好处, 以便获得额外的或垄断的利润 (租金) , 导致官员走向腐败。所以寻租性腐败就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腐败。

2 寻租性腐败的危害

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形态下, 由于寻租性腐败的客观存在, 寻租性腐败的危害和影响是极坏的。寻租活跃本身既是社会腐败的突出表现, 同时也是加剧腐败的催化剂。

2.1 寻租性腐败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寻租从本质上讲, 是非生产性的、有损于社会福利的活动, 它非但不能增进社会福利, 反而会白白消耗社会经济资源。或者说它只是一种为单个企业创造利润而不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经济活动。对于寻租者而言, 寻租是有效益的, 对于整个社会, 特别是社会生产力而言, 则是完全有害的。

2.2 寻租性腐败带来严重的社会性问题

第一、增加了交易成本。从表面上来看, 支付给政府官员的部分租金似乎是私人和企业主从自身利润中分摊的, 实际上这种费用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来获得的, 并人为地通过“特许”、“垄断”等形式让特定的经济群体获得租金, 继而又把这种成本和费用转嫁给社会公众。第二、造成了贫富差距悬殊和社会的不公平。数量巨大的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影响收入的一个重大因素, 使社会大量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 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第三、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政府官员权力寻租, 影响党和政府形象, 在民众中产生了恶劣影响。第四, 示范效应。寻租活动容易导致“理性人”纷纷效仿, 使寻租陷入恶性循环。一旦政府官员发现有利可图, 他们就会主动设租, 迫使被管理者为其提供实惠。如果其他人都在寻租, 那么做一个廉洁的官员的相对成本就非常之高, 其他人也会加入到寻租的行列中。

3 寻租性腐败的原因

寻租型腐败产生的前提就是租金的存在。按照布坎南提出寻租理论, 他把种种生产要素供求差价及优惠条件, 亦即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 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 称作租金。当政府官员借助行政权力, 运用强制手段直接干预经济活动时, 就会产生租金。贺卫在《寻租经济学》一书中, 把政府创租活动分为三类, 一是政府无意创租, 二是政府被动创租, 三是政府主动创租。政府无意设租, 主要是因为政府知识不足, 不知道自己的活动会没置租金, 导致寻租活动。政府被动设租, 是因为政府能力不足, 利益集团势力太大。政府受利益集团的左右, 政府成为某些利益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政府主动创租, 则是因为政府官员本身动机不纯, 利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来增加某些行业或企业的利润, 人为地制造租金。

我国社会经济制度转型时期, 政府主动创租在寻租活动中占主体地位。导致政府官员寻租性腐败形成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机制因素

经济体制转轨是政府官员寻租行为泛滥的原因之一。新旧体制转轨的缝隙为寻租性腐败提供了滋生的机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确立, 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新旧体制处于胶着状态, 如在土地配置上, 招标与行政划拨并存;在承接建设工程项目上, 招标与议标并存;在政企关系上, 政府职能转换滞后, 行政管理手段仍然齐全, 行政审批项目仍然繁多等等, 这些都为寻租活动的出现提供了机会, 也为掌握一定资源配置权的党政干部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创租设租提供了活动空间。

3.2 管理制度因素

不受制约的权力, 必然会被滥用, 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人类历史证明了的真理。容易被监督的地方和环节一般不太容易发生腐败, 所以腐败主要发生在不易被监督的程序上。中国现有监督体系的不健全、监督措施的不完善、监督力量的不到位, 特别是对掌握着各级和各部门单位最高权力的党政“一把手”, 由谁监督, 监督什么, 如何监督, 没有明确的规定, 更缺乏经常有效的具体监督措施, 导致对他们的监督失控, 正好为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提供了条件。哈佛学者施莱佛曾经指出的:“腐败所带来的好处, 提供着政府官员为更大的腐败设置管理权力的激励, 从而腐败意味着更大的腐败, 寻租意味着无穷无尽的设租与寻租。”

3.3 思想因素

需要和利益是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因, 规定着人们行为的基本指向。无论任何人 (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 , 只要他无法摆脱物质基础而生存和发展, 他就必须去获取经济利益, 政府官员也是如此。实行市场化改革以后, 社会文化观念及人们的心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马克思说, 货币是特殊商品, 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更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 官员用权力交换取代商品交换, 即把权力商品化, 或以权力为资本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 进行权物交易、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 谋取金钱和物质利益。权力像物质形态的土地、产业、资本那样被物化了, 转化为商品货币, 进入消费和财富增值环节。这正是一些腐败行为公开存在的重要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言, 这是“利益升格为普遍原则”、“升格为人类的纽带”。

4 抑制寻租性腐败的对策

4.1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减少、减轻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政府过多的干预是产生租金和寻租的根源。随着改革的深入, “尽量缩短体制转轨的过渡时期, 实现社会资源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优化配置和流动, 减少行政权力`寻租'的机会和条件, 堵塞权钱交易的体制漏洞, 从体制上规范社会财富的配置、获取行为。”从管理上尽可能减少政府干预, 把政府干预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规范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范畴内。政府要管少、管好、管精。取消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审批权限, 把更多的权力还给市场, 根除“官场经济”, 把资源配置权从官员手中夺回还给市场。

4.2 健全权力制约机制, 规范权力运用

“一切法治国家都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首先, 权力本身的强制性和支配性使权力在客观上蕴藏着扩张性和易腐败性;其次, 权力的扩张性和对人的依附性使权力的承担者具有利益的相对独立性, 在道德不完善的情况下, 在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目的的驱动下, 公共权力的承担者有可能超越授权范围, 使权力蜕变为一种危害社会和公众利益的力量, 这就背离了权力存在的宗旨。因此, 必须对国家权力进行监控和约束, 使之在法定的轨道上正常运行, 防止权力的行使者滥用权力, 把权力变成为他们谋取私利, 满足私欲的`私权力'”。而建立健全权力制约机制是一项涉及各个方面的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建立和完善规范领导干部行为的各项制度。减小权力不当行使的空间和条件。合理设置机构职权, 形成权力制约关系。

4.3 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 遏制寻租性腐败

“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民主是腐败的天敌, 监督是清除腐败的利器。”只有建立起监管严密的管理机制才有可能使腐败减小到最低限度。监督管理机制主要包括事前监督机制和事后惩罚机制。充分发挥立法、司法和民主党派监督作用。要强化党内监督意识, 进一步改进监督的方式方法, 采取主动监督, 加强对权力授予过程和运行过程的监督。要建立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专门监督机构。要改革目前的纪检监察体制。把受同级党政机关领导的体制为中央垂直领导体制, 各级纪检、监察工作直接向上级机关和本系统机关首长负责, 中央纪检和监察工作直接向党中央和国务院首长负责, 必要时中央特派员有权直接参与各级纪检、监察工作。减少和排除同级党政权力干扰, 依法打击腐败行为。

4.4 加强惩罚机制, 提高寻租成本, 惩治寻租性腐败

美国政治学家克利特加德在研究了大量的反腐败案例的基础上, 用一个公式表达了腐败行为产生的动机:腐败动机=贿赂-道德损失-[ (被发现和制裁的机会) × (所受惩罚) ]>薪金+廉洁的道德满足感.政府官员在进行腐败决策时必然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在查处腐败行为后, 除了降职减薪外, 腐败者还可能受到罚款、审查、监禁、社会歧视、丧失名誉等经济、法律、道德等方面的损失。加大权力腐败的惩罚力度, 提高了寻租成本, 使腐败者“在经济上倾家荡产、政治上身败名裂、思想上后悔莫及, 使腐败者抛弃侥幸思想, 产生畏惧而不敢腐败。

4.5 加强教育, 强化道德内在的约束力, 构筑抵御寻租欲望的心理防线

“比改进机构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建立一套更为深刻的道德价值观”。加强政府官员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的教育和道义责任、人文素养和社会良知的培养, 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严防权力私有化、权力商品化、权力特殊化、权力家长化等权力的“四化”现象。强化道德内在的约束力, 能从一定程度上消除寻租腐败产生的思想根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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