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监督与机制创新

权力监督与机制创新（共6篇）

篇1：权力监督与机制创新

权力监督与机制创新权力监督与机制创新党内监督条例强调了对领导机关、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监督主要是对权力的监督。权力和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权力未必带来腐败，但腐败显然和权力有关。权力的独占性、排它性和扩张性，决定了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如何监督权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是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

在腐败问题发生的各种复杂原因中，机制上的改革、创新带有根本性，只有抓住这个根本问题，通过机制改革创新，才能减少违纪违法问题发生的比率，逐步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反腐倡廉既要抓好现有体制制度的改革创新，又要进一步拓宽从源头上拓展防治腐败的领域。反腐败机制的建立，主要是指建立科学的权力配置机制、规范权力的运行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在权力配置机制上关键是要建立起合理的权力结构，权力太集中就容易滥用，权力太分散则难以制约。要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起党政一把手在集体决策中的一票制机制，这样才能从机制上杜绝“一言堂”和“家长制”作风，同时权力也不能过小，过小则不能维持正常的秩序，形成好象大家都负责，实际上无人负责的局面。

首先，在权力结构的设置上，要使各种权力形成相互配合又互相制衡的结构，形成制衡机制。金湾区委、区政府在权力结构机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区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组长由区委副书记担任，副组长由区政府副区长担任，成员由公检法及各相关单位领导、各镇有关同志组成，形成党政相互配合、互相制约，在实践中证明是可行的。在村委书记、村主任的设置上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由于村一级可支配的资源有限，如果村管辖的区域、人数较少的村委书记、村主任可以兼任，这样就能够减少因人员过多而产生扯皮、推诿现象，提高行政效率。

二是要建立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权力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运行。在实践中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凡涉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各项重大决策都应先了解民情倾听民意，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发放问卷调查等形式，集中群众的智慧，形成科学、民主、规范的行政决策机制，行政管理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便民、高效、诚信，提高行政效率和行政管理水平。

三是建立权力的监督机制。着重抓好三个环节，一是要以责任制为重点，着力构建反腐倡廉的领导机制。通过责任制的层层落实，从机制上克服权力监督工作出现的监督、管理缺位的问题。二是要以责任分解为途径，着力构建权力监督的协调机制，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各单位在落实权力监督工作中的责任和义务。三是要以党内监督为核心，着力构建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要进一步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坚持按程序办事，重大问题和决策要集体决定。在现行的监督机制中，镇级领导班子主要受镇人大和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纪检、监察以及区政协的监督。从监督的范围、力度来看，还有待拓宽监督的范围、加大监督的力度；从监督的内在逻辑来看，治国重在治官，治官重在治权，治权重在严法；从监督的对象来看，有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就目前情况来看，要加大党外监督的力度；从监督的方式、方法来看，有行政监督、组织纪律监督、媒体监督等形式；从监督的因果关系来看，要对权力实行全程的监督，即从授权开始就要实行监督，做到权力运行到哪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从工作实践来看，领导干部年度

篇2：权力监督与机制创新

——留坝县建立“责任清单”全面落实“两个责任”纪实

深入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坚决落实好两个责任,对于健全反腐败指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落实好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是贯彻责任制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责任制的实施效果。留坝县结合县域实际，认真落实县委确定的“管理提效年”的总体要求，坚持用改革精神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制度创新，全面深化“三转”，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在全市率先推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责任清单”，明确界定党委、纪委责任界限，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

明确职责使命，增强思想认识

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是党章赋予各级党委和纪委的重要职责，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举措，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牛鼻子”,进一步明确“两个责任”,促进“两个责任”具体化、规范化、程序化,确保各责任主题主动作为、各司其职,是深入贯彻落实“两个责任”的当务之急。在此背景下，留坝县委在去年制定落实两个责任《实施意见》的基础上，又率先在全市出台了《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办法（试行）》，给各级党委、纪委列出了明确的“责任清单”，明确了各级党委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者、执行者、推动者，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必须要带头干”、而且要承担“第一责任”，进一步深化了“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抓不好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不称职”的工作理念，大力纠正“党风廉政建设是纪检监察机关的具体业务工作”的错误认识，切实做到“党委主动担责不松手、党委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甩手、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不袖手、纪委履行监督责任不缩手”。一是县委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与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整合合并，进一步完善了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惩防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职能，督促各职能部门充分履职，督促下级党委履行主体责任，形成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工作格局。二是推行联席会议例会制度，定期召开成员单位联席会议，督促检查反腐倡廉责任分工任务落实情况；对重点案件实行备案排查、线索移送、案情通报等制度。三是建立健全了责任包抓督促机制，实行常委会包抓联系点制度，县委常委会、县纪委常委会班子成员每年分别联系包抓一个镇或部门作为党风廉政建设联系点，带头深入到村、社区、企业、学校、医院等基层单位倾听民声，到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点地区、重要领域和单位等加强调研和指导，协调解决突出问题，坚持把反腐倡廉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列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实行统一研究部署、统一组织实施、统一检查考核，督促“两个责任”落到实处。四是细化教育监督机制，以构筑“大宣教格局”为着力点，细化各级各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宣教任务，形成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整体合力，大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实施廉政文化精品工程，夯实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不断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在全市率先建成省级廉政文化进农村示范点一个，全面提升全社会勤政廉政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推动形成了反腐倡廉的强大合力。

明晰责任内容，创新履职方式

责任决定动力。责任不明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组抓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识不强、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落实好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牛鼻子”,进一步明确“两个责任”,促进“两个责任”具体化、规范化、程序化,确保各责任主体主动作为、各司其职,是深入贯彻落实“两个责任”的当务之急。

一是明晰党委的主体责任。党委主体责任是指各级党委（党组）及其领导班子成员作为责任主体，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环境责任、强化领导责任、选人用人责任、规范权力运行责任、维护群众利益责任、深化作风建设责任、检查考核责任。在实际工作中，县委将将各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分解落实到各个层面，细化了党委（党组）领导班子集体、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个人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的具体职责，科学划分各责任主体之间的责任界限，建立完善工作程序和保障机制。《实施办法》为各级党委列出了履职“责任清单”：将领导班子责任细化为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宣传教育、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制约与监督、深入推进源头治腐、深化干部作风建设、严格督促检查、执行报告制度、及时考核总结、领导和支持查办案件、支持配合上级巡视工作等11项；将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责任细化为坚持“四个亲自”、强化组织推动、协调解决问题、加强教育监督、督办案件处理、带头开展检查考核、带头廉洁自律、述廉述责并接受评议等8项；将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责任细化为主动研究部署、加强督促指导、加强教育管理、支持查办案件、自觉接受监督等5项。并且明确提出党委（党组）领导班子集体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执行和推动责任；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是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要带头履行好主体责任；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实施办法》将党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应该干的事”汇集起来，清晰而明确，以“主体责任”形式固化下来，让党委“责无旁贷”、无处推脱。二是明晰纪委的监督责任。纪委（纪检组）监督责任是指各级纪委（纪检组）依照《党章》和党内法规的规定,履行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的职能,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责任、严格执纪问责、加强监督检查。县委要按照聚焦中心任务，突出主业主责的要求，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纪委监督责任的履行，推进纪委“三转”，着重明确、细化“检查、督导、纠错、考评、追责、惩戒”等环节上所应负的责任，不断创新监督方式，完善纪委对同级党委及其领导班子成员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监督机制，探索对纪委监督责任的再监督机制，不断提高纪委监督责任履行的规范性和公信力。《实施办法》对纪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应当而且必须”承担的“监督责任”首次作了清淅的明确和界定。为各级纪委列出了专门的“责任清单”，包括协助同级党委（组）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教育管理、加强作风建设、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执纪问责等5项。将原参与县上议事机构彻底清理调整，保留牵头和参与机构9个，退出机构94个，进一步厘清派驻机构主业职责，纪检组长不再承担监督执纪以外的其他所驻部门的业务工作，集中精力抓好主业主责。建立了联组办案、联组巡查机制，制定了《留坝县纪检监察机构联组工作办法（试行）》，全县共建立9个联组，其中，组建委局机关办案联组3个，镇、街道办、部门联组6个，分别由县纪委常委担任组长，主要履行党风廉政建设巡查，专项检查，案件查办等职责，形成了全员办案的新格局；大力推行办案协作区、交叉办案制度，有效解决了基层办案人员少、突破难的问题。通过开展“民情直通车接访”、向重大项目派驻监督检查组等形式，主动出击，广辟案源，多渠道多途径挖掘案件线索，按照省市纪委提出的认真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开展农村财务、惠农政策贯彻落实等专项整治和检查，先后查处了农村干部违反财经纪律、贪污土地综合直补款、挪用集体资金等案件；结合干部作风建设，从严查处了工作失职渎职、公车私用以及公职人员参与赌博案件。三是实现党内监督的“全覆盖”。充分发挥纪委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的作用，协助党委加强党内监督，组织协调党内监督工作，加强对同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加强对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以及党组织关系在本地的机关事业单位的监督。将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事业单位、群团组织的党委（党组）和纪委（纪检组）及其班子成员全部纳入监督范围，实现了党内监督的“全覆盖”。县委全力支持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保障纪检监察机关聚焦中心任务，突出主责主业，充分发挥执纪监督问责职能作用。把端正党风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夯实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责任，进一步健全完善了纪检监察机关内部管理监督机制，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教育管理，推进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保证了派驻纪检机构集中精力履行监督职责，加强了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实行党风廉政责任报告机制，健全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推行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在查办案件方面，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既要加强对查办案件工作的领导，又要认真落实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坚持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的规定，坚决杜绝压案不查、瞒案不报。各级党委要为执纪执法机关查办案件撑腰壮胆，做到查办案件工作人员、设备、经费“三落实”，对腐败问题敢于揭短、敢于亮剑，切实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迁就。

严格责任追究，完善问责机制

篇3：构建大学学术权力运行与监督机制

尽管“去行政化”的呼声日益高涨, 理论研究也日渐深入, 但在实践层面上收效甚微。强化学术权力自然是一种正确的抉择。但是, 任何权力的运行必须考虑以下两方面因素: 一是权力运行的有效载体; 二是对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学术权力之所以被弱化, 长期处于缺位状态, 根本原因是在大学权力运行框架内, 没有赋予学术权力有效的载体, 更没有形成成熟的运行机制。尽管校院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十分健全, 但是这些学术组织没有独立的组织机构, 没有独立的运行机制, 而是在行政体系下运转, 最终成为行政权力的附庸, 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在这种情况下, 行政权力侵占学术权力就会成为一种必然。

权力本身并无好坏之分, 不受监督的权力, 不论是行政权力还是学术权力, 都不会成为好的权力。从实际情况来看, 学术权力的运行不仅缺乏有效的载体, 而且对学术权力的监督更是一片空白。

综上所述, 强化大学学术权力的当务之急, 是要尽快构建学术权力的运行机制和相应的监督机制。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将会导致两种结果: 一种情况是学术权力缺乏安身之所, 最终成为一副招牌而难以落实, 行政权力我行我素, 继续膨胀; 另外一种情况是, 过分注重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分割, 在短时间内过快地加大学术权力在学校管理中的比重, 从而导致一系列新问题的产生。如果在运行机和监督机制并不完备的情况下, 过分强化学术权力, 则有可能会导致学术权力的滥用, 进一步催生学术失范、强化学术霸权、加剧学术腐败, 危害学术权力的纯洁性和公正性, 发展到一定程度, 则会扰乱大学权力的整个运行体系。

当前很多大学在强化学术权力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改革, 其基本思路就是削弱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侵蚀和占有, 具体举措就是让大学行政权力的典型代表———大学校长退出学校学术委员会。但这种做法, 不仅隐含着大学在办学理念上的混乱, 而且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校长并不完全等同于行政权力, 校长的退出并不意味着行政权力的退出。在现有条件下, 学术委员会依然是行政权力的天下, 或者说, 学术权力依附于行政权力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校长的退出, 也并没有解决对学术权力的监督问题。不能这样假设: 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只产生于那些官员型的学者身上。事实上, 不受约束的学术权力具有相当大的魔力, 同样会使掌握这种权力的人不断铤而走险。从更深意义上来讲, 校长既是行政权力的代表, 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学术权力的代表, 更是协调两种权力矛盾和冲突的核心人物。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意味着对两种权力的协调环节的断裂, 因此是一个危险之举。

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构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方面进行了可贵探索。这种探索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的: 一是教育独立: 一是教授治校。教育独立处理的是大学和政府、党派的关系, 属于大学宏观管理体制范畴; 教授治校处理的是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 属于大学内部的管理体制问题。

教育独立的倡导者为蔡元培先生, 其主旨有三: 一是政治上的独立; 二是教育经费上的独立; 三是宗教教上上的的独独立立。。这这三三种种独独立立力力求求厘厘定定大大学学与与社社会会及及各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但是力求以“教育独立”来厘定大学与社会的关系, 则近乎天方夜谭。任何大学都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组织而存在, 也必定为一定的社会所服务。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 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而不是越来越疏远, 不仅带来社会发展方式、社会发展历史的巨大变化, 而且也使大学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大学的职能由单一的保存与传授知识, 发展为教学与科学研究并重, 再增添社会服务的职能, 大学由独处社会一隅的“象牙之塔”逐渐走进社会发展的中心。因此, 遵循教育发展规律, 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成为现代大学的主要特征。对现代大学而言, 教育独立或大学独立, 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伪命题。大学的独立品格, 并非表现为大学与社会的隔绝, 而是表现为大学内的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 表现为识分子追求真理的独立品格。

对于大学内部管理体制而言,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矛盾和冲突是一种客观存在, 两者相互制衡, 此消彼长。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不同的组织形式, 决定于不同的办学理念, 导致不同的办学模式, 例如, 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奉行的是教授治校模式, 替代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则主张教授治学、校长治校。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 依照教授治校的原则, 建立了一套新的校内管理体制。一是设立评议会, 作为全校最高的立法和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为校长和各科学长, 同时每5名教授选举产生1名评议员。一年改选一次。校长为评议会议长, 其职责是: 负责制定和修改学校的各项章程法令、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的学衔和学生的成绩、提出经费的预决算等。校长负责执行评议会的决定。二是设立各科 ( 系) 教授会。先是设立各科教授会, 会员从教授和讲师中产生, 主任由会员公举, 任期两年。成立系后, 改称各系教授会, 系主任由会员选举产生。教授会的主要职责是规划本系教学工作。三是设立行政会议, 作为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构, 掌握全校行政大权, 负责实施评议会决定的行政方面的事物。下设11个专门委员会, 分管相应行政事物。除此之外, 还设立教学会议和教务处, 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 设立总务处, 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务工作等等。

清华大学教授治校的运行机制是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三会体制”。《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对这一机制规定甚详。教授会由学校全体教授和副教授组成, 职权范围主要有: 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 学生成绩的审核和学位的授予; 建议有关评议会的事项及由校长或评议会交议的事项; 互选评议员等。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会互选的评议员若干人组成, 互选的评议员人数要比当然的成员人数多一人。各学院院长的产生首先要经过教授会从教授中推荐, 教务长也要在教授中聘任, 因此, 评议会可以看作教授会的常务机构, 主要职责是: 议决大学重要的章制, 审议预决算, 议决基建及其他重要设备采购; 议决学院、学系的设立与废止; 议决选派留学生计划和经费分配; 议决校长和教授会交议的事项。校务会由校长、教务长和各学院院长组成, 其主要职能是议决一切通常校务行政事宜, 协调各学院、学系之间的问题等。

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都由校长召集和主持。虽然教授会也可以自行建议集会, 但大多是在特殊情况下而采取的举措。作为教授会常务机构, 评议会是学校的最高决策、立法和审议机构, 主要的法案、章制都由评议会动议和制订。校务会则是一种行政审议机构。清华大学教授治校的模式, 在西南联大时期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 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西南联大数年的辉煌。

20世纪30年代初, 蒋梦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 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 对学校内部管理体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最为主要的变革是取消了原来的评议会, 改设校务会议, 决定学校的方针大计, 其职权为: 决定学校预算; 决定学院、学系的设立和废止; 决定大学内部各项规程; 校务改进事项; 校长交议事项。此外设立行政会议和教务会议, 计划全校的行政事务及教务事宜。这种改变, 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大学的行政权力, 对于加强大学的领导、提高工作效率, 全面推进大学改革和整顿起到了重大作用。

由此可见, 教育独立带有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梦幻, 并没有深刻把握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显得幼稚和不切实际。但作为校内管理体制的一种模式, 教授治校虽然不失偏颇, 但是学术至上的理念更加接近大学的本质, 因此对于纠正当前大学管理中行政权力过分膨胀这一弊端, 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蔡元培和蒋梦麟办学理念上的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博弈。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高校内部管理模式, 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

三

要彻底改变以行政权力为主导, 学术权力式微的局面, 充分体现教授的治学权, 实现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有机融合, 就必须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的切割, 实现大学学术权力的复位和回归。行政权力主要协调和处理学校的行政工作, 学术方面的事务则交由学术委员会或教授会处理, 使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各安其位、各司其职。

第一, 制订大学章程, 进行学术权力运行与监督体系的顶层设计。大学章程的制订要避免照搬照抄, 空话连篇, 要破解难题, 推进改革, 便于操作。在总体原则和操作层面上, 明确学术权力的地位和权威, 建立发挥其职能的保障机制, 形成制约学术权力的监督机制。以立法的形式来保障和约束学术权力, 既是一种教育理论的创新, 也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基础工程和核心工程。

第二, 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 构建学术权力运行的制度体系。对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进行有效切割, 关键是构建学术权力有效的运行载体。在学校层面, 强化校学术委员会的地位, 使之成为学术权力的最高决策机构。学术委员会依照学术规律来管理学术研究, 可以就学术问题单独召集会议, 独立做出有关决议, 委员会形成的决议应该成为相关行政决策的依据; 学术委员会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术行为, 尊重学术自由, 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 校长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运行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既能够促进两种权力的融合, 也能够对两种权力实施有效的制衡, 在一定程度上校长也是学术权力决策的执行者, 因此校长不仅不能退出学术委员会, 而且要担任学术委员会的主持者, 并在学术委员会运行和监督机制的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虽然校长不必退出学术委员会, 但是应当减少职能部门负责人在学术委员会中的比重, 增加纯教授身份学术委员的数额。成立独立设置的学术委员会办公室作为委员会的协调、执行机构, 保证委员会各项决策的顺利执行。

第三, 强化学院学术权力, 推进大学管理中心下移。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行政权力的中心在大学的上端, 学术权力的中心在大学的下端, 越往上, 行政权力越大; 越往下, 学术权力越大。长期以来, 由于行政权力占主导地位, 学院一级没有人权、财权、物权, 缺乏自主权, 学院工作围绕学校行政权力运转, 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 被动应付, 效率低下; 本来应该得到彰显的学术权力受到挤压, 教授群体在学院发展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不释放二级单位的学术权力, 强调管理中心下移, 只能造成学校和学院两级对行政权力的分割。由于学校一级并不情愿放权, 这种分割势必举步维艰。要改变这一局面, 必须推进学术权力的在基层单位最大限度的释放, 只有这样, 才能推进校内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具体来讲, 就是要在学院设立教授会, 发挥教授群体在治学方面的作用, 在学院层面上把学术权力做大做强, 让学院的学术权力和学校的行政权力形成相互支撑、相互制衡的态势, 以此实现管理中心的下移。教授会应该成为学院学术权力的最高决策机构, 在学院管理层面上, 应该以学术权力为主导, 管理权力应该服从于学术权力。只有把强化学院的学术权力和推进管理中心的下移有机结合起来, 积极探索院系民主管理的新模式, 才能够实现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的创新。

第四, 完善两级教代会制度, 构建学术权力的监督机制。当前, 教职工代表大会是我国大学内部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基本形式。《高等教育法》规定: “高等学校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 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 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与此同时, 学院一级也大都设立了二级教代会制度, 作为二级单位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基本形式。但是不论是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 还是学院的二级教代会, 都带有强烈的行政权力的色彩, 所谓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大多是针对学校和院系的行政权力而言的, 学术权力在两级教代会中依旧处于缺失状态。从两级教代会代表的结构来看, 绝大多数是学校、院系的各级领导, 只有极少量的教职工代表。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召开中层干部大会, 并无太大差别。因此, 首先要改变代表的结构, 加大纯教授身份代表的比例, 降低各级各类领导干部的比例。其次成立隶属于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学术督查委员会,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关于学术规范的意见, 出台落实学术规范、惩治学术不端行为的相关规定, 制订违反学术规范及道德的惩戒措施, 促进学术规范建设的经常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及时妥善处理学术不端行为, 努力营造有利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文化氛围。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监督和保障作用, 充分利用监察、审计机构的监督功能, 形成协同督查的宏观管理机制。

摘要：强化学术权力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涵。强化学术权力的关键是要尽快构建学术权力的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 否则学术权力根本不能落实, 而且学术权力也会带来学术腐败。只有在构建大学学术权力运行与监督机制上实施制度创新, 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关键词：现代大学制度,行政权力,学术权力,运行机制,监督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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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领导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创新研究

【摘 要】 文章基于领导权变理论和纳什均衡理论的相关原理，通过构建非合作博弈的监察模型，分析制约监督领导权力的动力机制，从而得出创新领导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策略：完善对权力主体的制约与监督制度，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发挥新型媒体的监督作用。

【关键词】 领导权力；监察模型；制约监督机制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4年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打造战略支点与区域创新发展”（项目编号：YCLT20144009）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普胤杰，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公共管理；黄武，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 C9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5）09-0023-02

一、相关理论概述

1. 领导权变理论

美国当代领导权变理论学者菲德勒认为，各种领导方式都可能在一定的环境内有效，这种环境是多种外部和内部因素的综合作用体。用公式可以表达为：

在上述公式中，S代表领导方式，L代表领导者特征，F代表追随者，E代表环境。我们利用菲德勒的领导权变理论讨论领导环境中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领导权力的监督机制。

2. 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是非合作博弈理论中一种博弈策略均衡的状态，即在给定其他玩家策略的前提下，任意玩家都去选择对自身利益最优的策略。于是，在这种状态下，博弈中的任意玩家都没有独自改变自己策略的积极性，最终形成了一个纳什均衡。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很多纳什均衡现象，我们将运用纳什均衡原理构建监察博弈来分析领导权力的监督机制。

二、构建基于纳什均衡的监察博弈模型

1. 理论预设

假设一：监察博弈中有两个参与者（本文称玩家），一个为委托人（记为玩家A），一个为代理人（记为玩家B），而且均是理性经济人。

假设二：玩家A有两个策略——监察和不监察，监察需要花费的成本h>0，通过监察可以提供玩家B是否偷懒的证据。

假设三：玩家B有两个策略——偷懒与工作，工作的成本为g>0，通过工作可以为玩家A提供价值为v>0的产出。

假设四：如果玩家A有证据证明玩家B偷懒，则不付给玩家B任何报酬，反之，则将工资w付给玩家B，w>g。

假设五：两个玩家同时选择他们的策略，玩家A在决定是否监察时不知道玩家B是否会选择偷懒。

2. 监察博弈模型

当上述假设条件满足时，可构建出该监察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3. 监察动力机制分析

（1）当w≤h时的情况。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玩家A的占优策略是不监察，玩家B的占优策略是偷懒。因为当玩家A选择不监察时，其作出的支付是-w，比选择监察时要付出的成本低（因为w≤h，所以-w>-h）。同理对于玩家B来说，此时选择偷懒要更节省成本。

（2）当w>h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中，没有纯策略的纳什均衡：如果玩家A不监察，则玩家B严格偏好于偷懒，如果玩家B偷懒，则玩家A的最优反应是监察；如果玩家A监察，则玩家B的最优反应是工作，而玩家B工作时，玩家A的最优反应时不监察。因此，两人在均衡中必须采用一种混合策略。

经过求解，当w>h时，监察博弈的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为（（g/w，1-g/w），（h/w，1-h/w）），即玩家A以g/w的概率不监察；玩家B以h/w的概率偷懒，以1-h/w的概率工作。

三、结合模型及权变理论分析我国领导权力制约监督现状

根据领导权变理论的描述，领导方式受到领导环境、领导者特征以及追随者的影响或制约，其中，领导环境是最为重要的。因而，我们结合博弈模型从领导环境角度对我国领导权力制约监督现状进行分析。

1. 政治文化环境

我国自古以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样一个融合了多元文化和不同信仰的国家里，政治上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对国家发展是有益的。古代中国大部分时间里，在国家政治层面，实行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而且在社会生活层面，大到君王宫廷小到寻常百姓家几乎都实行“家长制”。因此，在国家法律、社会意识等上层建筑以及人们的政治心理中，“专权”“特权”思想较为显著。新中国成立后，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的民主制度在我国得以确立，民主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但几千年来的封建专权统治还是给我国政治生态留下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主要表现为“官本位”的思维倾向、“阿谀奉承”的不良风气以及违纪违法的“权力寻租”行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依法治国”再次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点课题，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上下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法治实践活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成为我党执政过程中突出的重点。随着领导环境变化，领导者、追随者必然受到不同以往的约束和监督，因而在这一时期的监察博弈模型中，监察工作的监督成本（h）因素的影响率（h/w）相对下降，即监察者（玩家A）将在成本可控的条件下积极开展更多的监察工作，此时被监察者（玩家B）被监察的概率增大，其工作积极性自然增强，即被监察者（玩家B）选择工作的概率（1-h/w）变大。虽然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监察工作得到加强，反腐败工作也取得了较大成效，但是要构建一个领导权力监督监察的长效机制仍然需要全党上下长期努力。

2. 经济社会环境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据世界银行统计，从2011年起，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即人均GDP已达到3000-5000美元，按照经济学家的理论，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时，会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即经济发展因缺乏动力而停滞不前。在此发展阶段中，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预测能力、调控力度均需要全体公务人员的努力付出。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些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就是权力寻租空间大、投机行为扩散、腐败现象蔓延、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受到严重扭曲。习近平主席在出席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曾指出，“对于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由于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建设没有及时适应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要求，出现了许多体制与制度上的漏洞，使得这一时期处于腐败现象的多发、高发时期。

3. 法治环境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坚持依法治国，全面依法行政，弘扬法治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断推进各项工作的法治化。但是法律普及的效果还不够理想，在法律实施的某些方面还面临着巨大压力，例如法律权威性体现不足、司法独立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等等。

由于缺少有效健全的全民法治教育以及基层普法宣传系统，在基层以及农村偏远地区，民众的法律意识还不够强，民众之间在发生利益矛盾时常常采取人身攻击等违法行为，严重损害社会公共治安。此外，一些从事基层公务活动的人员，对法律的敬畏感不强，“小官巨腐”现象时有发生。

四、监督机制创新策略

1. 完善对权力主体的制约与监督制度

当领导权力成为监督制约对象时，应该对权力主体的制约与监督制度进行相应完善。首先，要把握好领导权力主体准入的原则和标准，必须坚持公正、公开、公平等基本原则，必须按照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等标准突破地域、视阈的局限，严格选拔专业相关、能力相符的领导人员；其次，完善领导权力运行监督体系，要针对权力主体的职责范围、职能作用设置与之相对应的、清晰透明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督标准。例如在坚持权责统一原则下，推行和完善权力清单制度等；再次，规范奖惩程序，完善监督制度，提高领导权力运用效益和监督效率。

2. 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法律与道德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法律体现的是道德的最低要求，任何违反法律的（下转第30页）（上接第24页）行为均违背了社会道德，道德则是在更为宽广的领域对法律起到支撑和补充作用。领导权力的监督与制约需要法治的刚性和强制性的规范，同时也需要道德的柔性和广泛性的约束。

在法律层面，首先，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努力做到广泛覆盖、与时俱进，使领导权力时刻处于法律法规的监督范围内；其次，要完善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及制度，拓宽普法渠道，努力做到广为人知、易于接受，使领导权力主体更为明确其法定职责及法定义务；再次，应该加强领导权力违法案件的司法程序（法定不允许公开的除外）的公开透明力度，努力做到公平公正，确保领导权力的各个监督主体的知情权。

在道德层面，首先，要不断完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努力做到广为认同、人人践行，使领导权力主体提升自我的约束意识和整体的精神内涵；其次，要完善社会主义道德的教育和传承机制，努力做到循循善诱、自觉主动，使领导权力主体自觉保持优良传统。

3. 发挥新型媒体的监督作用

在领导权力的监督过程中，必然需要一定的载体或工具，在互联网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传统媒体的部分舆论监督功能已经被一些新型媒体取代，新型媒体以其传播迅速、便捷、广泛等特点正日益发挥着强大的舆论监督功能。我们应该将新型媒体作为领导权力监督的重要力量，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积极运用互联网技术开展广泛的社会监督，积极挖掘和发挥新型媒体的社会监督功能，例如开展微博问政、网络政府建设、政府与社会公众的网络论坛等，扩大社会监督的范围并提升舆论监督效率，使领导权力的监督体系更为完善、更具活力。

参考文献：

[1] 周三多，陈传明.管理学——原理与方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 霍元奇.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我国社会领域反腐败问题 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2.

[3] 秦小茹.中国的“两会”制度论析[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2.

篇5：权力监督与机制创新

败的制度机制

——湖南保监局纪委在中国保监会系统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的经验交流材料

为进一步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力度，确保监管权力在阳光下规范运行，2008年以来，湖南保监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有关要求，在容易滋生腐败、发生问题的权力运行重点领域寻求突破口，从强化对保险监管权力的监督制约入手，选准着力点，大力推行行政处罚查处分离。我局按照“有力制衡、阳光运行、量化法治、全程监察”的设计理念和实践要求，着力完善工作制度机制，合理配置权力结构，加强监督制约，实现案件调查权、处罚建议权、处罚决定权和监督权四个执行主体分离，在创新有效预防腐败的制度机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行政处罚查处分离工作机制实施一年多来，对规范监管权力运行、依法行政和进一步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发挥了积极作用，效果明显。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周强批示：“湖南保监局积极推行行政处罚查处分离工作机制，是可贵的探索。”实践表明，推行这一机制对于实行依法行政，提高行政绩效和执法公信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我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一、提高认识

如何围绕抓监管、防风险、促发展来更好地发挥纪检监察在预防腐败、监督权力运行方面的作用，使纪检监察全程参与、有效渗透保险监管中心工作，始终是我们思考的重点和工作的重心。我们认识到，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缺乏制约，往往容易产生问题，滋生腐败。推行行政处罚查处分离工作机制，科学配置监管权力，加强对监管权力行使的监督制约，就是要使纪检监察全过程参与保险监管，进一步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从而不断促进依法行政，实现科学有效监管。

（一）加强对监管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是预防腐败的必然要求

中央在《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中提出，必须紧紧抓住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以规范和制约权力为核心，进一步从源头上深化防治腐败的体制改革。推行行政处罚查处分离工作，建立既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又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权力运行机制，是进一步落实中央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力度，切实提高有效预防腐败能力这一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和改进纪检监察工作，围绕监管中心不断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引向深入的必然要求。只有关口前移，着眼防范，规范监管权力的行使，才能从制度机制上保证监管干部在履行监管职责、行使手中权力时头不昏、眼不花、手不拿，保证党员干部不犯错误、廉洁行政。纪检监察把预防腐败工作抓好、抓实、抓出成效，就是对监管工作的最好服务，就是对抓监管、防风险、促发展最大的支持。

（二）加强对监管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是依法行政的现实需要

伴随着快速发展，保险市场一些违法违规行为也时有发生。如何更好地发挥行政处罚在规范市场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如何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行为，是我们纪检监察工作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长期以来，执法检查权、行政处罚建议权集中于业务处室，行政处罚缺乏明确统一的裁量标准，对执法行为没有合理的评估监督，容易导致行政处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难以确保执法的公正。推行行政处罚查处分离工作机制，是把依法行政内在本质的要求，通过合理配置各方权力，规范工作程序，严格裁量标准，有效限制权力的滥用，控制监管的随意性，统一处罚尺度，保证对不同监管对象的公平性，确保行政处罚的公开、公平与公正，真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促使依法行政工作不断上台阶。

（三）加强对监管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是科学监管的正确选择

通过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科学的监管理念，湖南保监局科学监管工作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但在监管实践中我们也发现，由于业务处室既查又处，不符合决定与实施相分离的原则，同时，受人力和专业的限制，业务处室在行政处罚上的专业水平也受到较大影响，容易造成在抓监管、促发展两方面都不专不精。推行行政处罚查处分离机制，实现调查权和处罚建议权的分离，一方面能使业务处室更加集中精力于市场发展和现场检查，切实加强监管能力建设，提高科学有效监管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在全局范围内选调9名监管业务熟、法律功底好的干部组建法制处，使法律审核更加专业，保证了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和准确性，使不同的违法违规行为得到相应的惩罚和处理，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行政处罚对规范市场行为的作用，行政处罚对规范市场的有效性进一步提高。

二、基本做法

围绕案件调查权、处罚建议权和处罚决定权相分离这一基本要求，我们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办法、规定，规范执法检查、处罚裁量、处罚执行等环节的工作标准、程序和时效，努力构建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

（一）构建职责明晰、制衡有力的权力架构

行政处罚查处分离工作机制的核心是案件调查权、处罚建议权和处罚决定权三个执行主体分离，即执法职能处室负责立案，实施现场检查和信访案件调查，对调查取证程序的合法性、证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承担责任，督促被处罚机构和个人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处负责审核案件调查程序、内容、依据及相关证据的合法性，组织听证，提出行政处罚建议，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法律文书，对行政处罚建议的合法性、适当性承担责任；局长办公会从案件定性、事实证据、法律依据等方面对行政处罚建议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形成行政处罚决定意见。

（二）建立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

在行政处罚查处分离具体工作实践中，加强各环节的相互制约和配合，既严格限制相关处室的查处权力，也严格规范局长办公会的决策行为，确保权力既相对独立行使，又有序衔接运行。

一是加强对案件调查权的监督制约。在执法检查阶段，全程进行法律监督，有力提供法律服务。一是强化立案法律监督。对需立案调查的案件，执法职能处室必须会签法制处后，报分管局领导决定是否立案。案情复杂或者影响较大的，还需报局长决定是否立案。法制处认为执法职能处室立案或不立案的意见不妥当，有权提出修改建议。二是前移法律审核关口。将法律审核的时间提前，调查终结后执法职能处室立即移交案件材料，避免执法职能处室在调查取证程序及事实定性、证据形式等方面可能出现的偏差。三是加强执法过程服务。法制处通过参与调查方案拟订、调查取证技术指导等工作，为监管执法全程提供法律服务，确保程序合法和证据有效。在今年进入法律审核程序的22起案件中，有5起经法制处法律审核后，要求执法职能处室及时进行补充调查或进一步核实证据，形成了运转协调的监督制约和协作配合的工作机制。

二是加强对处罚建议权的监督制约。在法律审核阶段，法制处认真听取执法职能处室意见，合法、适当提出处罚建议。一是法制处在组成审核小组正式审核时，必须先听取执法职能处室和调查组关于案件有关背景、违法事实、当事人的态度及反映等相关情况的介绍，认真考虑执法职能处室的意见，提出合法、适当的处罚建议。二是法制处提出的处罚建议，必须会签执法职能处室，再报局领导决定是否上会研究。执法职能处室如认为处罚建议不妥，可以在上会之前报请分管局领导召集调查组和审核小组进行再次研究。通过相互监督和配合，在法律审核中既做到独立审核，又不独断提出处罚意见。

三是加强对处罚决定权的监督制约。在集体决策阶段，严格按照规定的裁量标准决定行政处罚。依照《保险法》和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湖南保险市场目前违法违规行为的主要表现，首创性地出台《湖南保监局行政处罚裁量暂行规定》，共梳理设定了13大类55种违法行为的具体裁量标准，量化裁量权，着力规范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限，使处罚裁量更具操作性。其核心内容是综合考量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事实、动机或目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预先确定普遍适用的行政处罚措施种类与幅度控制标准，对查证属实的违法违规行为按照规定标准实施行政处罚。局长办公会成员在集体决策时，只能根据查实的事实，对照裁量标准来决定处罚意见，避免了处罚的主观随意性，最大限度减少了权力寻租空间，有效提高了执法公信力。经过法律审核的22起案件中，有1件经局长办公会讨论后，在细化后的裁量标准范围内加重处罚、1件重新提出处罚建议、1件决定不予处罚。

（三）开展考核严格、监督有力的效能监察

我们除了着力设计行政处罚查处分离制度机制，还注重运用效能监察手段，对查处分离工作进行事前、事中与事后全程动态监督检查和考核，以确保制度落到实处。一是全程开展监督。对立案后的案件，纪检监察处指定专人负责及时跟进，以“一案一监察”的方式，对立案、调查取证、案件送审、法律审核、权利告知、执行和归档等各环节进行监督检查，促使权力依法规范行使，保证机制有效顺畅运行。二是严格进行考核。对照制度规定，从工作时效、调查取证、审核落实、工作纪律四个方面，对案件查处分离执行主体——执法职能处室和法制处实行严格的“双百分”考核，通过将评分和工作考核挂钩，强化对各相关处室的鞭策激励，促使其不断改进工作，严格按照规定办事。三是认真总结完善。对效能监察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以《效能监察意见函》的形式向相关处室进行反馈，督促其及时整改，认真总结。12月1日，我们还召开专题局务会，对机制运行的效果进行全面分析评估，进一步研究完善制度机制的方法，确保监管权力既监督制约有力，又协作配合有效。6月1日以来，共对18起案件开展了效能监察，除前4起案件的考核得分相对低外，其余已结案的案件得分均在92分以上。通过严格的考核和有力的监督，执法职能处室和法制处更加注重调查取证和法律审核的程序规定、工作标准和时限要求，行政处罚的质量和工作效能不断提高，机制运行更加顺畅，权力行使进一步规范。

三、几点体会

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力度，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的任务。推行行政处罚查处分离机制一年多来的探索和实践，使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推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创新的重要，也从中收获了诸多启示。

（一）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纪检监察工作必须始终围绕和全力服务依法监管、科学监管、有效监管，促进保险业科学发展这个中心和大局，主动思考，深入研究，努力解决妨碍依法行政、科学监管的突出问题，抓住监管权力运行中的重要部位和关键环节，通过科学配置权力结构，着力加强监督制约，使纪检监察工作融入保险监管中心工作，在参与中做好监督，在监督中搞好服务，在服务中履行好职责。

（二）必须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

改革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也是纪检监察工作取得突破与发展、保持生机与活力的关键。推行行政处罚查处分离机制，加强对监管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于和善于跳出原有的思想框框和思维定式，才能不断创新有效预防腐败的理念、手段和方法，不断增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实效。

（三）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注重预防

制度是管根本、管长期的，纪检监察工作必须更加重视防治腐败和加强对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的制度机制的建设。只有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努力构建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才能有效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和行为失范，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轨道运行，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监察部副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

一、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切实加强对专项检查工作的领导政府采购制度是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工作，是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重大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是从源头上防止公共资金滥用和滋生腐败的重要措施。今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廉政建核心期刊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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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特别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缺乏制约的问题。从根本上加强制度建设，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土地和矿产资源开发、政府采购、国有资产转让等公共资源管理。

探索“制度加科技”预防腐败新机制情况

一、严格因公出国（境）审批及管理工作。重点实现：精细化管理，对本市党政干部出国（境）情况进行实时动态分析；加强预警提示，及时制止重复出访、多次出访；注重跟踪管理，有效预防违规事件的发生。

二、加快政府采购信息管理平台建设。推动市财政局通过建设平台，将政府采购中的通用产品通过电子集市实现网上采购，逐步扩大网上采购产品的范围，最终实现通用产品全部在网上采购的目标，从根本上解决和消除社会上对政府采购“质量差、价格高、采购周期长”的评价和反映。

三、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监管。建立以区局域网为支撑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系统”，创新了政府投资项目从决策、执行，到监督的全过程信息化管理。以达到“决策科学、权力规范、资金可控、责任可究”的目标。

四、建立本市“建设工程评标专家语音通知系统”。推动市建设交通委，建立本市“建设工程评标专家语音通知系统”。

承德县着力创新机制有效预防村官腐败

创新管理模式，阻塞村级财务管理漏洞，建立农村财务委托代理制，实行村财乡（镇）代管，建立农村财务联审会签制度，实行财务、重要事项公开公示制度，保障村民知情权和监督权；

创新操作规程，促进村级资产资源管理规范。建立农村集体财产清查登记备案制，将各村集体资产资源进行专项清查，统一备案；建立资产资源处置民主决策制和统一招标制，村集体资产资源的处置、租赁或所有权变更，必须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后，由乡镇派人监管并公开招标；建立部门对村级援助款

创新对接手段，确保亲农惠农政策落实。实行“一折通”制和公示制，对涉农补助资金实行“三专一封闭”管理，即：专人、专户、专账，封闭运行；对家电下乡产品实行代垫直补制；建立农村低保核查审验制，纪检监察部门牵头，每年对低保工作进行重点巡查，查补漏洞，对重大问题快速立案，严肃查处，为进一步落实预防工程建设领域、涉农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广丰县检察院制定出“预防约谈”工作新机制，实行以谈防腐、以谈促廉的工作方法，及时与存在职务犯罪隐患及犯罪苗头单位的相关人员进行约谈。

一是明确约谈“对象”。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的人员；群众

反映强烈、多次举报，查证未实，易引起群众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相关责任人员；重点岗位、要害部门、易发案单位中的相关人员、新上任的领导或具体责任人进行约谈。

二是确定约谈“内容”。即了解掌握被约谈对象单位状况及职务犯罪工作开展情况；宣传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法律法规和预防职务犯罪内容；共同分析产生问题的危害、原因，帮助其制定预防管理措施；对相关人员不廉洁行为或职务犯罪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实行劝告、规诫和提示。

三是严格约谈“制度”。即建立“约谈资料备案制度”，进行预防约谈档案管理；“约谈情况反馈制度”，实行被约谈人在一定期限内向检察机关书面反馈落实情况。

是党群关系。加强党的群众工作,保持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要以“放权、亮权、制权”为原则，架设保证公共权力始终沿为人民谋利益的运行轨道。应该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的要求，紧紧围绕“放权”、“亮权”、“制权”的精神来推进体制创新，规范权力行为，制约权力运作。放权以减少以权谋私的机会。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的滥用。权力越大，以权谋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要减少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就必须创新体制，下放权力。应围绕三方面来进行：

第一，要按照“尽可能少的行政干预”的原则，加快政企分开步伐，把政府的职能真正转移到制定市场规则、规范市场秩序和为企业服务上来，从而减少因权力干预市场而引发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

第二，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于那些不符合政企分开和政事分开原则、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的行政审批权，坚决予以取消：对于那些可以用市场机制代替行政审批的项目，就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处理；而对于那些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的项目，要建立规范的运行机制，以堵塞漏洞，减少权钱交易的机会。

第三，要按照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从制度上杜绝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的发生。反腐败斗争必须实施“阳光工程”，将决策和办事的依据、程序和结果等向社会公开，防止“暗箱操作”。为此，要努力实现以下“三个转变”：首先，在亮权范围上，要实现从局部向全方位转变，力求应亮的权力毫不保留地亮出来。其次，在亮权内容上，要实现从“粗放”向“精作”转变。第三，在亮权方式和手段上，要实现从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要综合运用新闻媒体、网络、通报会、听证会和热线电话等有效形式多渠道、多角度、多手段地将权力运行公之于众，最大限度地扩大监督范围，提高监督的整体效能。制权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约束力。第一、要合理配置权力资源。不能出现越俎代疱的情况；第二，要强化对权力的监督。首先必须加强党内监督。因为党内监督在监督网络系统中处于关键和核心地位。第三，要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机制。如建立包括使领导干部“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不敢腐败”的惩治机制、“不需腐败”的保障机制和“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在内的完备制度体系，从制度上防止以权谋私光）

《浙江省预防职务犯罪条例》、《宁波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从此走上了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对反腐倡廉工作做了统一部署，深入贯彻落实《条例》规定的工作职责，积极探索，锐意创新，大胆实践，全面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开创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新局面。

《条例》吹响了反腐倡廉的强劲号角改革开放30年，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将“反腐倡廉”作为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执政能力，不断推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来抓。

进入新世纪，党的十六大在总结反腐败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作出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在认真积极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几经讨论、修改，集思广益，《浙江省预防职务犯罪条例》、《宁波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这两部集中反映近年来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经验和成果，又着眼建立健全具有地方特色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地方性法规诞生了。

作为依法治国方略在反腐败工作领域的具体实践，《条例》的颁布和实施高扬了反腐倡廉的旗帜，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愿。《条例》坚持党领导反腐败的工作体制机制，科学总结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实践经验，并经法定程序把党的政策、政府的主张、人民的期盼变为地方性法规，顺应了依法治国的时代潮流，是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重要标志。《条例》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和内部预防、专门预防、社会预防相结合的原则，成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重要法制保障。

《条例》还首次就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执法主体、职责措施、监督保障、法律责任等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是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抓手。人们从《条例》中看到了党委、政府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坚强决心，战斗在反腐第一线的同志从中汲取了战胜腐败的智慧和力量，肩负预防职务犯罪职责的相关部门从中明确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条例》提供了依法预防的行动指南有法可依，是实行“依法治国”的必要前提。

重温《条例》可以发现，其核心是鲜明地指出了职务犯罪预防必须坚持“内部预防、专门预防和社会预防”相结合的工作格局。首先，本部门本单位对内部业务运作模式比较熟悉，坚持内部预防为主，使预防工作的主体得以归位，有利于制定严密的管理制度，减少制度漏洞，实现制度预防。其次，《条例》赋予了检察、监察和审计机关监督、指导有关部门开展预防工作的职责、权利和义务，检察、监察和审计机关负有查处职务违法违纪的职责，在掌握职务犯罪发生现状与规律上有相对优势，可以结合执纪执法情况，有针对性地指导、监督相关部门开展预防工作。这种内部预防为主，专门预防指导的格局，整合了预防资源，实现了优势互补。第三，《条例》实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各负其责，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确定了预防工作实行领导责任制，明确预防工作列入领导干部的工作考核内容，从而以法规的形式落实了责任主体，保障了预防工作的全面开展。《条例》还规定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权利。

不难看出，这种“三位一体”的布局使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分工负责”得到了充分体现，有助于推动预防工作的全面开展。为保证“分工负责”工作的顺利开展，《条例》还明确了各方履行职责所享受的权利、可运用的措施和不正确履行职责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首次提出了必须保障预防职务犯罪专项资金到位的要求，从而做到了责任明确，制衡有方，保障有力。

———如何有效调动群众参与反腐败的积极性，———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条例》规定了国家机关和国有单位实行信息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的同时，还赋予了新闻媒体依法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和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情况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

———遏制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职务犯罪事关基层的和谐稳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条例》把依照法律、法规授权或者依法受委托从事公务的组织、单位以及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也纳入了调整的范畴。

对招投标资格预审工作的程序。

———强化过程监督，开展重大建设项目同步预防。市检察院、市监察局积极联合市重点办、市发改局等单位，定期或不定期地深入工程现场抽查，检查工程进展、资金运作、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和廉政建设等情况，通过抽查来加强对管人、管钱、管物等重点部门、重点岗位的防范，协助建立健全各类人员岗位责任目标，强化各岗位之间工作程序的监督。

———结合办案，积极开展个案预防。按照党中央反腐败斗争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加大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的要求，结合自身办案，积极主动地开展个案预防，强化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实效性，在个案预防中，坚持实施“四个一”制度，即一次教育、一次分析、一个建议、一次总结，积极协助案发单位反思案发原因，查找漏洞问题，吸取沉痛教训，及时查漏补缺，建章立制，进一步完善监督制约机制，达到了“办一案、教一片、治一线、防一批”的目的。

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腐败现象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预防职务犯罪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条例》贯彻实施中的一幕幕，则无不让关注我市反腐败事业的人们感到振奋，充满希望。我们有理由相信，《条例》一旦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掌握，必将成为推动我市反腐败工作的强大武器！

近年来，湖南保监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有力制衡、阳光运行、量化法治、全程监察”的设计理念和实践要求，加强对保险监管权力的监督制约，在创新有效预防腐败的制度机制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尝试。

一是创新“6+2”监管工作机制。湖南保监局在监管制度机制建设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创新了查处分离、审监分离、派驻稽查、零现金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高管培训六大主体监管工作机制和行政效能监察、合同纠纷快速处理两大辅助机制。其中，查处分离机制分离了案件调查权、处理建议权、处罚决定权和监督权，构建起职责明晰、制衡有力的权力架构，执法的公信力和监管的权威性显著提高。一系列制度机制的创新，不仅规范了监管权力运行，还有效提高了监管效能，二是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在从程序上加强对监管权力监督制约的同时，要率先在保监会系统从实体上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对常见违法行为，明确了裁量的主要因素，量化了处罚标准。通过横向设定适用减轻、从轻、适中和从重处罚的具体情形，纵向列明各项违法行为，将违法违规行为的法定处罚措施分档量化，预先控制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压缩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空间，让自由裁量不“自由”，有效防止了权力滥用、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腐败行为产生的可能。

篇6：高校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研究

关键词：高校；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

高校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地方，被人们称为“圣洁”的“象牙塔”。然而，近些年来，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大学校园不再是一片净土，单单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尧山校区建设腐败案中就挖出了24起案件，其中，涉及厅级干部2人，处级干部6人。诚然，随着高校拥有的资源增大、自主决策权扩大，高校领导干部和职能部门的权力也越来越大，而与之相适应的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建设却相对滞后，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滋生。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因此，加强高校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建设，积极规范高校权力的运行与行使，已成为当前高校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高校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育和认识不到位

目前，大多数高校关于反腐倡廉的制度已相当健全和完备，但在实际上，人们对高校权力运行监督的认识还不是很到位。首先，当权者缺乏自我制约与监督意识。有的领导干部认为自己的控制力很强，但到了实际当中，尤其是涉及利益时，往往就没有了自制力，就会将自己置于监督之外或凌驾于监督之上，对监督持反感和抵触态度，阻碍了监督的进行。其次，权力的制约与监督者缺乏主动实施制约与监督的意识。高校师生员工是权力制约与监督的主体，他们或因怕得罪领导，当老好人，或因不知情而难以实施制约与监督。三是上级领导和纪检监察部门对隶属的高校监管不力，通常是只停留在组织学习上，而没有真正实施对下属单位的监督。四是有的宣传教育是一种形式，甚至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没有真正收到宣传教育所要达到的预想效果。

（二）机制和制度不完善

1．从高校党内权力结构上看，党内权力配置失衡。高校党员代表大会是同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但由于受到开会时间和次数的局限，高校党代会很难起到实际的领导作用，同时党内监督机关也是在它的领导之下。这样一来，高校党委就集决策机关和执行机关于一身，成为一级党组织的唯一领导机关。2．从高校行政权力上看，权力配置不合理。有些高校职能部门职责不明确，岗位设置不科学，存在互相扯皮和推诿现象，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有的部门职权过于集中，容易滋生腐败。同时，高校官本位思想较为严重，行政权力泛滥，严重挤压了学术权力的发挥空间。这就导致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在高校权力运行中的又一失衡。

3．从监督制度完善程度上看，监督制度尚不完善，监督弹性比较大。制度建设是加强科学管理、规范权力运行的保证。近年来，高校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并且取得了很大成效。如广东省教育纪工委牵头制定有关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制度共58项，这为加强广东高校依法治校提供了强力保证。但有些高校，由于缺乏对权力运作的研究，制度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有的制度没有突出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有的制度比较原则和抽象，缺乏严密程序。

（三）检查和监督不到位

1．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监督不到位。从权力治理结构而言，高校的所有者是国家，高校是受国家的委托来开展教育活动的。因此，高校对资产的管理和内部权力的运作，必须受到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然而，近些年，由于政府教育管理职能转变还未完成到位，部分教育行政管理人员依法行政总识和能力还不强，造成所有者——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的管理及高校内部的权力职责监督不到位。

2．受益主体监督不到位。高校的直接受益者是教职员工、在校大学生和对高校有教育要求的社会广大人民群众。按理说，高校的受益主体应该成为高校权力运行监督的最强监督力量。但由于教职员工代表、大学生代表及社会群众代表都没有进入高校的决策层，信息严重不对称，所以，大多数师生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情况下是不主动履行监督职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