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工作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工作价值观（通用8篇）

篇1：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工作价值观

《孙子兵法》与社会工作价值观初探

08070225508社本2班王海波

【摘要】中国传统社会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工作，但已出现了社会工作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深刻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仁爱思想、爱国济世思想以及救助弱者的思想中。《孙子兵法》是兵家文化的代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被人们尊为“谈兵之祖”，孙子在谈军事战略与战术的时候，无不渗透着儒家的那种人文关怀的仁爱思想与人本思想，闪烁着社会工作的伦理价值观念。

【关键词】 孙子兵法社会工作价值观

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工作属于外来产物，因而在中国本土上发展社会工作就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尽量寻找社会工作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点，开创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工作之路，创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工作理论。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莫过于其蕴涵的哲理智慧，跨越时空影响着人们的观念行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形成完善的社会工作理论，但已具备了社会工作的一些价值观。《孙子兵法》是古代兵学的开山之作，也是古代兵学思想之集大成者。它倡导“兵者，常以仁义为本。”《孙子兵法》在基本理念上与儒家思想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尤其是对于“国之大事”和民心向背的一些基本思想，两者都有相同之处。孙子提倡的“义战思想”等，也无不体现了儒家的仁爱与民本思想，闪耀着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光辉。

一、《孙子兵法》中的“人本”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是相通的。

《孙子兵法》虽然属兵家之作，但其思想内涵却极为丰富，字里行间无处不体现着儒家的仁、义、礼等道德观念，民本思想也体现得非常明显。

其实，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尚书》中便有“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治民抵惧，不敢荒宁”和“唯王子子孙孙永保民”的说法。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则主要散见于《左传》、-1-

《论语》、《墨子》等典籍。孔了继承了《左传》中所述的民本思维，大力反思了国家暴力，提出“仁者爱人”原则，主张重教化而轻刑罚，强调“使民如承大祭”。战国时民本思潮进入鼎盛阶段。孟柯呼吁救民于“倒悬”及“水深火热”中强调从“恒产”着手建立和谐社会，在君民关系上则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深入阐发了“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的思想。荀况也发出了许多振聋之音，如“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和“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墨家的“兼爱”、“非攻”和道家的“无为”思想中也体现出了强烈的民本愿望。在《孟子》中“民”字约出现过200处，孟了提出“民贵君轻”的命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更是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并逐步深化。春秋末年，频繁无情的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以民为本”的思想也受到军事家们的格外重视。《孙子兵法》体现了较多的“重民”思想，《作战篇》曰：“国之贫于师者运输，运输则白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白姓则竭，则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孙了在进攻的战略方面，主张速战速决，反对持久战。因为持久战给国家尤其是给白姓造成了严重的灾难。“运输”、“贵卖”、“则竭”都直接关系到白姓的利益乃至生死存亡。孙子曰：“凡兴师十万，出征潜力，百姓之费，公家之费，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战争增加了国家的开支，给百姓带来了繁重的税收，给家庭带来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孙子的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

在《火攻篇》中，孙武提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功，不合于利而止。”这体现了爱民的思想，君主不能以一时之气下令攻打，而置百姓于不顾。在《谋攻篇》又云：“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故上兵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故知胜之有五：知可以战者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孙武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才是“全胜”的真正思想，深刻体现了对人民的“仁爱”。治国与治军，百姓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君主要把“爱民”当作为政的根本，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就是“爱民”，在战争中，不但要爱护本国人民，还要爱护敌方人民。对于前面所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争中最好的，是以“全”为上，而向我们称臣的敌人只是屈服于我方外在强大的压力，“卒善而养之，是谓圣敌而益强”。善用兵者，修道以保法，故能谓胜败之政。让对方真正的从心

里接受我方，必须感化，保持法度的公平、公正、严明，施行“仁”，才能得到人民的爱戴。

在《作战篇》中，孙武提出，“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二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孙武站在人民大众的角度，力图将战争的捅苦降至最低。在《谋攻篇》中，孙武提出，“是故白战白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和对方交战时，即使赢得战争自己也会付出很多，而在未进行战争前敌人就向我们屈服，不是说我方未进行任何方式的斗争。看似没有战争，实际紧锣密鼓，如用其他方式例如间谍、说客等。用“伐谋”与“伐交”来战胜敌人。在未开战前，先了解敌人的计谋，挫败敌人的战略计划，采取促使以破之，防患于未然的方法。如遇到强大的敌人，则寻求外交上的乎段，故《谋攻篇》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这几种方法灵活多变，可相互配合。这种非军事战争是通过各种非战争的方式来取得胜利的，但这种胜利又不依赖于战场上的斗争，而这中间又有着深刻的智慧，可通过“智斗”来实现。在《谋攻篇》中，孙武提出了预知战争的五种情况，而这种种的战略思想，就是要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这样战争的动员面就小，对老白姓的生活波及面就不大。孙子的民本思想对后来的历史上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甚至农民起义领袖都受到了孔子“均平”思想的影响，并设计过不少济贫方案并加以推行。

从所述可以看到，在孙武以“全胜”为战争的主要观点中，也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大凡智者，必有“爱民”之心。历史的经验证明，如果君卞不关心民生疾苦，民众就会反叛，所以只有以民为本，统治者的地位才会稳固。

二、《孙子兵法》中的“仁爱”和“体恤弱者”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是相通的。

在实际作战中，要想战胜敌人，不仅要有精明强干的将领，而且将领对君主的命令不可以机械的执行。孙武对战争中将帅的作用、素质以及各方面条件都非常重视。在《九变篇》中，孙武从以下五个方面分析了将领素质的某种缺陷可能导致的危机，提出，“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孙武又提出了将帅应具备“智、信、仁、勇、严”五德齐全。在《谋攻篇》中又提出“故知兵之将，生民心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将帅不仅要精明强干，还要足智多谋，随机应变，英勇

善战，公平严明；而目还要以诚待人，一视同仁，爱护士卒，体恤部下。在平时对部属要关爱，但要有度，保持威严，并非娇惯士卒。在训练时，要严格要求。将帅“以菩萨心肠，以霹雳手段”爱兵的做法，才是真正的治军原则。故“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惧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将帅与士兵的关系是构成军队内部的主要因素，将帅如何对待士兵是治军原则的主体。孙子对人民的体恤，也表现在热爱士兵，主张“爱兵”。

在战前，孙武强调“慎战”，既战，则强调：“兵贵胜，不贵久。”在《作战篇》又提出“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这都体现了孙武“仁爱”的思想。战争久拖不决的话，就会加重普通民众的负担。因为陷于战争泥潭的国家机器，在财力、物力枯竭困窘的情况下，为了支持战争，势必向广大民众加征各种赋税，把战争灾难进一步转嫁到民众头上，从而造成民众的不满，激化社会矛盾。因此，“贵胜”、“不贵久”也是出于爱民、惜民的原则。战争对民众来说，确实是重大的消耗性重荷，它可能会导致人民的不满，进而发生内战。在生产力低下的春秋时期，尤其如此。关于战争速胜的观点，也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的。

慎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确定一场战争是打还是不打，最根本的准则是看其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而非一时之怒。“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一切以国家的利益和大局出发。“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为民是保。”这种把国家的全局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做法包含着“仁”的思想。

用间。孙子曰：“兵者，诡道也。”诡道就是欺骗对方，把自己的真实面日，真实意图隐蔽起来，不能让对方了解。“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武主张用间，极力提倡用间，认为不用间，则“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对正义的战争来说，夺取战争的胜利而“用间”则也是正义的行为。全面掌握敌情，加速敌军的灭亡。“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进而使人民尽早摆脱战争的捅苦，将战争带给人民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同战争的巨大耗费相比，用间实在是代价小而收效大的好办法，是掌握主动，出奇制胜的锐利武器，因此必须充分运用。反之，如果因为吝啬金钱爵禄而不重视谍报工作，盲目行动，导致战争的失败，那就是“不仁之至”，必将成为国家和民众的罪人。

“用间”必须是“智慧”与“仁”兼有，非“仁”不能厚赏于“间”。从现代角度看，已具备了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观。

三《孙子兵法》中的“爱国济世”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是相通的。

中华民族有崇尚道德之传统，“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的最突出贡献之。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尤其重视构建理想人格和理想境界。“道和仁是孙子论兵的道德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兵者，国之大事’就是基于一种爱国爱民的道德意识。”孙子提出的全胜的理想境界，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小战而屈人之兵乃是用兵的至上境界。他还提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这些论述表明《孙子兵法》的最高追求己然超越了战争本身。

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人应该在为社会群体奋斗中实现个体的人生价值。古代先秦诸子的代表人物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孙子兵法》也体现了孙子忧天下的意识和在春秋战国大变革的时代勇于创新，将渊博的知识付之于实践的精神。在深层的精神道德层而，我们和古人是相通的，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的智慧和激情，这是跨越千年人们仍受其震撼和影响的原囚。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社会工作价值观念的真谛，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是相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价值体系的丰富源泉。我们要发掘传统文化和社会工作的内在联系，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丰富和发展社会工作理论，促进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司马琪.十家论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48.[2]黄朴民.孙子兵法选评[M].上海：上海占籍出版社，2004.156.[3]诸子集成·论语［M］.上海：上海书店，1986.[4]孙子兵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6.188.[5]曹静，吕锡琛.《孙子兵法》中善的伦理研究[J].东岳论丛，2010.12

[6]张仁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工作价值观初探[J].社会工作，2004.06

篇2：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工作价值观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着每个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达根基”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种“大”“深”“远”“长”，不仅体现在它内容的丰富、学理的完备、历史的悠久和思想的深邃，更根本地是体现在它早已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为人处世和家道伦常之中。一句话，它已内化到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毋宁说，中华传统文化就是每个中国人的信念和操守。

但是，传统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并不能直接画等号。从历史上看，传统文化产生并发展于农业文明下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内容的复杂性，其中既有显而易见的精华，也有同样明显的糟粕，但更多的则是精华与糟粕纠缠在一起的矛盾统一体，因此就需要我们对传统文化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批判分析。优秀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至今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文化”，这些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文化的精髓就是凝聚于传统文化中的“真精神”。这类文化，始终陪伴着每一个中国人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与辉煌，也支撑着每一个中国人渡过人生中的险境与难关，它们正是中国人安身立命、求得心灵慰藉的精神家园。

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要从与不同国家的历史比较中，从中华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挖掘中国特色的内涵，努力在全体人民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如何才能让核心价值观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我们以为，只有从经过千百年历史淘洗并被人们广泛接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发达根基”中去开掘，才可能成功，也只有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发达根基”，才能真正生发出广大人民群众最期盼最向往的共同价值目标和价值。（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基因，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土壤”

从历史维度审视世界各国发展历程不难看出，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必然要带来抑或伴随思想价值体系的转换，而这种思想价值体系的转换又必须建立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考察中国近现代史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不论是在国家强盛、文化繁盛的“高势”期，还是国家沉沦、文化衰败的“低势”期，要想传播、实践新时期的核心价值理念，都必须牢牢扭住文化传统的优秀因素，努力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维系民族传承绵延不绝的精神基因，并将之发扬光大。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注意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特别注重发挥中国文化的作用。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抗战期间，延安创办了《中国文化》杂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在它的创刊号上问世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为深刻，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也更加自觉。十六大强调要“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十七大更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而党的十八大更是明确提出“文化是民族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逐渐走向深入，必然要引导公民确立文化自信和自觉，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将公民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升华为根深蒂固的情感，为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提供“丰厚土壤”。（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凝结着海内外华人情感的精神纽带，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雨露阳光”

众所周知，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而文化又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判断一种文化或曰价值观是否先进，一个比较直观的标准便是看它的影响面有多广泛。这一标准一方面指出先进文化和先进价值观的广泛作用效果，另一方面也说明，先进的文化和价值观一定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否则就难以“仁德怀远”“泽被后世”。如果一国的价值观仅仅拘泥于本国民众而没有世界眼光，那么它终将在封闭中走向僵化，进而走向破产。

海外华侨华人与世界潮流联系最紧密，接触到的各种思潮也较其他群体复杂，如果能够通过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这一国家价值观来凝聚海外华侨华人，不仅能够激发他们支持祖国建设的力量和决心，更能使他们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代言核心价值观的桥头堡和排头兵。而这就要求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始终围绕着能够凝结着海内外中华儿女情感的精神纽带，这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必然责无旁贷。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现代交通通讯手段的进步，国家间原有的以国界为基础的壁垒被打破，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这些事实不仅为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交流创造了物质前提和技术基础，同时也给国家核心价值观建设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课题。“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生动地体现出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世界性寓于民族性之中，民族性是世界性的载体，没有丰富多样的民族性，世界性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形式各异的民族性又体现着世界性因素，民族性依循着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规律从封闭走向开放，最终达到世界性的彼岸，而这个彼岸，并不是民族性的消失，而是民族性自我扬弃后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

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从上古先民至今，中华文化虽历经曲折变化，不断改易，然顽强地一以贯之地延续了下来，没有被外来文化的冲击所中断。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一代又一代爱国志士为了国家独立、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究其深层的文化根基，都能找到民族精神的影响和作用。从这一点上说，中华文化逐渐形成了内在自我的独特精神，且具有很强的包容融合、吸取消化并进而同化不同文化的能力。正因如此，我们说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篇3：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工作价值观

一、社会工作伦理的基本内容

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主要是指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自身应当具有的伦理价值, 以及处理与案主、同事、服务机构及社会之间的关系过程中应遵守的伦理守则。

专业的伦理原则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行动指南, 使我们能够将专业的价值观落实到实践活动中。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的最基本原则强调平等和对人的尊重, 满足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要求。

简单来说, 社会工作专业伦理首先要求社会工作者们以人为本, 重视每个人的人权与尊严, 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并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社会工作基于尊重人的内在价值、尊严及由此引申的权利, 社会工作者需要维护和保障每一个人的身体、心理上的健全和福祉。提倡案主参与的权利拥有并整体地看待每一个人。案主是社工最直接接触的工作对象, 因此, 对待案主的伦理守则, 是社会工作实践中最重要的伦理责任。社工需要在尊重案主的前提下, 保障案主的隐私权、知情同意权和相关权益不受侵害, 并保持他和案主的专业界限。

其次, 社工伦理认为每一个服务对象都充满潜能, 拥有自身无可比拟的优势, 因此, 服务对象可以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和行动。专业社工能做的, 则是在充分肯定其潜能的前提下为其提供帮助, 尊重案主的自我选择权和自我决定权。而不是简单地将“社工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案主, 代替案主做决定。这是社会工作中的案主自决原则。

第三, 社会工作者应当保持价值中立。以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 不带偏见、不批评地对待服务对象。社会工作肯定个体的平等权利和他们的独特性, 因此, 社会工作者要以非歧视的态度正确对待并尽可能地了解服务对象的独特之处, 帮助其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在对待服务对象上, 社会工作者需要采取不批评, 不偏见的态度, 平等地接纳他的缺点和负面情绪, 尽力分析服务对象的行为和背后的意义, 从而更客观地解决问题。

此外, 社会工作伦理要求社会工作者推动社会正义, 无论是在服务社会的层面还是服务个人的层面。社会工作者应当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关心那些需要帮助的群体, 了解他们的需求, 为他们争取合理的社会资源, 从而使他们的社会安全得以保障。社会工作者要立志于社会公益的倡导和实践, 促进社会福利发展, 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

二、老子的“无为思想”与社会工作伦理的交融

道家提出“无为”的道德思想, 它主张顺应自然, 尊重生命, 主张个性自由。老子认为任何事物都要顺应它自身的情况去发展, 不必由外界的意志去制约, 事物本身就具有自然发展的潜在性和可能性。“自然”就是道。就是规律。”无为也是大道本身的运行原则。在老子看来, 世间万物都应当受到尊重, 它们的运行有着自己内在的规律。人也是如此。这和社会工作价值观中的“以人为本, 尊重每一个个体”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社会工作伦理要求社工尊重每一个服务对象, 尊重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的需求、尊重他们的价值观。社工在整个案件介入中只担任指导角色, 顺应案主自己的发展特点, 不过多介入, 让案主发掘自己的“潜在性”和“可能性”。

“无为”是顺应自然, 而“无为而治”并不是指任凭事物发展的不作为, 相反, 无为而治就是要求统治者顺应不断变革的过程, 不胡乱指挥, 而是顺应人民生活发展的规律, 依靠人民自己作为, 由人民自己教化, 最终达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境界。“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之一, 要求社工通过帮助, 减少求助者的依赖性, 增强他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顺应案主的实际情况和自身发展规律, 启发案主用自己的意志, 自主决策, 使求助者从“由他助”转向“自助自主”, 最终使案主获得发展和提升。

《老子·第五十一章》提出的“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 长而不宰, 是谓玄德”, 也和社会工作伦理息息相关。创造了万物而不据为己有, 为万物尽了力而不恃其能, 助万物成长而不宰割它们。正如书中所述, 万物生长各自有其规律, 采用顺应规律的方法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添加助力固然值得肯定, 但是不应当仗着自己的付出而居功自傲, 要求被帮助的万物感恩戴德, 知恩图报。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 我们在对待工作时也应当“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 长而不宰”。一个合格的社工需要用优势视角对待每一位案主, 相信人们天生具有一种能通过利用他们自身的自然资源来改变自身的能力。同时, 社工要注重于挖掘案主自身的优点, 帮助案主认识其优势, 从而达到解决案主外在或潜在的问题。整个工作的核心是案主, 社工只是帮助案主挖掘出自身的优势资源, 其具体努力或是改变, 仍然是案主自己的行为。社工在为案主尽力, 帮助案主获得成长和发展的过程, 正是对应了《老子》中的“生”“为”和“长”。此时, 面对案主获得的成绩, 社工不能居功自傲, 不能将其据为己有, 也不能仗着自己帮助过案主而自觉高人一等或是寻求报答, 而是应当自始至终保持平和、平等的心态, 尊重案主, 肯定他的成绩并帮助他获得更大的进步, 这才是一个优秀社工所应当具有的素质。

与“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 长而不宰, 是谓玄德”相似的还有出自《道德经》第六十八章的“天之道, 利而不害。人之道, 为而不争。”作为自然规律的“天之道”, 是有利而无害的, 若是能遵守天道行事, 则能顺利完成。对于人间的法则“人之道”, 则需要付与而不是争夺。上善之人的行为准则应当是顺应天道而得“利”, 顺应人间之道, 付出而“不争”。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要求社工在对待案例时全身心付出, 对待案主有所作为, 而不去争夺虚名和小利。在一些情况下, 获得帮助的案主可能会出于感激而向社工赠送礼品、许诺好处或寻求关系进一步的发展, 此时, 社工应恪守自己的价值观, “为而不争”, 保持中立性和公正性, 避免自己与案主的与案主的利益发生冲突, 更不能利用自己与案主的关系为自己谋取利益。

三、总结

总而言之,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包含着许多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念, 而这千百年来积淀下的传统文化已经融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 也深深地影响着现今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观。因此, 我们要挖掘传统文化和社会工作伦理的内在联系, 将传统文化的精华纳为己有, 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相互结合, 共通影响, 才能有利于社会工作本土化、专业化发展, 也会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开展提供便利。

参考文献

[1]张仁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工作价值观初探[J].社会工作, 2004 (06) .

[2]何雪松.社会工作理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3]章晓.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影响[J].华章, 2011 (14) .

[4]李耳.道德经[M].北京:金盾出版社, 2009.

篇4：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工作价值观

关键词：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基础。因此，理清中国传统文化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对于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历程及内涵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历程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的战略任务。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论述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和具体内容，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现实着力点，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新部署、新要求。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在培育核心价值观过程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近年来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国家更多关注的是经济发展，而忽视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长此以往，这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质量。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引领社会前进的精神旗帜。核心价值观能否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共识，主要取决于核心价值观是否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其思想基础，是否根植于传统文化。

2.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对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必不可少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因，一个民族一旦抛弃其文化传统就会失去生命力。中国现时的新文化是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使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就必须根植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土壤，必须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只有这样，核心价值观才会有生命力。

（二）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

1.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的核心价值观在传统文化中的体现。

富强即富足而强盛，它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推广到政治就是实行“仁政”民主的价值观在传承民本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和发展。文明与和谐的思想也是传统文化重要的一部分。

2.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的核心价值观在传统文化中的体现。

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自由、平等的思想。儒家文化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思想，意在提醒统治者，国家是公共的，要把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公正的价值观在传承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完善。在传统文化中虽然更多强调的是德治，但也有法治的思想。孟子提出了“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观点，强调国家治理离不开道德也离不开法律。荀子较之孟子更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其思想核心是“隆礼重法”，就是通过法治来补充礼治的不足。法治的价值观是在吸收借鉴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并进行了发展，主张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3.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的核心价值观在传统文化中的体现。

爱国主义在我国是一以贯之的，道教提出了“助国”“保国”的主张。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也体现了一种为国家而奋斗的爱国精神。爱国思想源远流长，深入人心，为人们所崇尚。爱国的价值观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诚信自古就是传统文化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内容，儒家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仁、义、礼、智、信”五个字。诚信、友善、敬业融合到一起的最高境界就是一种爱国情怀。

（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1.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要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既有优秀的思想，同时也包含落后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思想。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不能一味否定，也不能全盘吸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首先要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

2.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起来。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价值观呈现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只有传承传统文化精髓，培育民族文化自信，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注重传承传统文化与创新时代文化的结合，有利于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

3.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要发挥教育引导作用。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人们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使得他们盲目崇外，而把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抛之脑后。因此，加强人们的传统文化教育已成为社会的迫切要求。所以，要采取多样化的文化形式，作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载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培育和践行，需要采取更多为人民群众所熟知、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利用文学、艺术、甚至是传统戏曲以及其它的文化形式，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认同。把学到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精神运用到实践中去，让人们们通过实际行动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篇5：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工作价值观

纵观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都已繁荣不在了，只有我们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世代相传，久经岁月而不言断。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拥有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作为发展之根基。孔子曰“忠恕，则仁德国，仁德，昌则天地和，天地和则万物兴。”可见仁德、和谐，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崇尚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中学习时曾指出，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建立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喻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那么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以扎根的肥沃土壤。同时，中国五千多年博厚悠久的传统文化，如同源头活水，滋润并浇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棵参天大树。根之茂者其实遂，糕之沃者其叶华。如果抛弃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割断民族文化血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就会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却其凝神铸魄的独特功用。

然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就其博大精深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盖天文地理、经济政治、法律道德、文艺宗教、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并在许多领域留下了精神厚重的理论成果，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近代新学，以及当代繁荣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可谓既与时俱进，又浩荡大方，蔚为壮观。早在中华文明的创化时期，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显示出了恢弘博大的气魄和精神厚重的特质，而其“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的文明肇造，开启中华中正大道文明的端绪。此后，炎黄二帝建构中华文化的精神统系。他们兴事创业，“修德抚民”，“衣被华夏”，“冠盖群伦”，初步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始基、规模与格调。尧舜时期“敬敷五教”，“教以人伦”，使中华文化“惟精惟一”，出现了唐虞之治，堪称“以道设教，圣德达于天”的时代。王阳明有言：“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轴心时代”，百家争鸣的出现奠定了此后中华文化的基础、规模和走向。孔孟之道、老庄之道，以及墨、法、兵、农诸家提出了一系列治国、治世和治心的学说，成为后世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

如何学习、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呢？首先我们应该从自身、从家庭、从社会、从历史等方面去感悟中国传统文化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社会以及对未来的影响，从中概括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有人讲，可以用《周易》中的两句话“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概括。虽然“君子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但我认为这是不全面的，就其核心价值观而言，至少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敬畏天地，体察阴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宏大的思想视野和高明的生存智慧；

（二）志存高远，大同理想，百折不挠，愈挫愈勇，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三）家邦一体，国家而忘家，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国家利益至上和深厚的爱国情怀；

（四）上善若水，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和善和以和为贵的处世原则；

（五）孝亲以敬，为人以诚，先义后利，扶危济困，崇尚道德和提倡公平正义的社会风尚；

（六）修身克己，知耻守节，安贫乐道，清洁自律，高尚的人格和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对国民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三个方面新的历史要求与深化改革的挑战。要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必须首先明确价值、价值观以及核心价值观的含义。价值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它主要是指客体或客观事物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而价值观则是指“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于价值、价值关系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并外在表现为处理各种价值问题时所持有的比较稳定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价值观又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系统，从所处的地位来看，可以分为终极（最高）价值观、核心（主导）价值观、一般（非主导、边沿、从属）价值观。其中，核心价值观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起支配作用的价值理念，也是一个社会必须长期普遍遵循的基本价值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人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要求，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居统治地位、起主导作用的价值理念。”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了最新阐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策理论上的与时俱进与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三个层面展开，具体说来：国家层面上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上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上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三个层面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建立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喻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那么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以扎根的肥沃土壤。同时，中国五千多年博厚悠久的传统文化，如同源头活水，滋润并浇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棵参天大树。根之茂者其实遂，糕之沃者其叶华。如果抛弃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割断民族文化血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就会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却其凝神铸魄的独特功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根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项需要始终坚持的浩大工程，需要每一个中国人坚持不懈的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停留在说的阶段，就要从现在做起，从自我做起。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篇6：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工作价值观

摘要:中国文化英雄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集中代表,是中国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播的主要价值载体。中国文化英雄是中国文化价值传播的主要渠道,它与官方建立的士文化是并行的价值传播系统。官方价值代表了社会的、整体的、理论的力量对个体的要求与约束,而民间价值代表了个人的、灵活的、理想化的人生追求。这两种价值体系的互相补充和融合,使中国人的生活有了选择的可能,也有了所谓内儒外道和儒道互补的境界。

关键词:英雄;中国文化英雄;价值系统;价值载体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3023704

中国文化英雄是一个在中国文化史和政治史中举足轻重、无处不在的文化存在,但迄今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正式关注。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中介性存在,中国文化英雄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形成和社会政治运作方面,始终起着导向性、支配性作用。中国文化英雄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集中代表,是中国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播的主要价值载体。

一、英雄、历史英雄与文化英雄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英雄的解释是:非凡出众的人物。指见解、才能超群出众或领袖群众的人。这个解释与一般人的直觉是接近的。美国传统词典对hero一词的解释却略有不同,强调英雄不仅仅要有业绩,还要有所牺牲。大多数英雄可能是在发生战争时对结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在国有危难之时,他们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或振臂一呼,身先士卒;或挺身而出,舍生取义。而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间背景下被认为是英雄的人,一般是指那些有功劳和能力的,令公众敬佩和模仿的,特别是曾经对历史的发展变化(事件进程)产生了自己独特影响的人。

我们通常所谈论和讨论的英雄大都是历史中的英雄。最早的英雄是指那些以其传奇般的个人经历为氏族的生存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那些以其勇敢和力量而受到部落成员崇拜的人。民族、部落兼并过程结束之后,早期的氏族英雄渐渐演化为神话和传说中的英雄,继续受到人们的崇拜。此后,逐渐诞生了为全民族共同认可的历史英雄。

文化英雄这个词较少被人提起,这是因为,在人们的下意识里,已经把文化英雄归并到普通的英雄范围里面了。一般情况下,人们把文化界的某些名人和有成就的人看成是文化英雄;而在比较认真和正规的场合,许多人又把文化英雄等同于知识分子的代表,或是直接把文化英雄看作知识精英,如将陈寅恪、顾准、金庸等人视为文化英雄。但笔者认为,这些认识与决定文化走向和文化结构的文化英雄无关。文化英雄不是一个小圈子里面的英雄,也不是一个阶层、一个团体的代言人。文化英雄是整个文化系统的价值符号和价值象征。人们可以通过文化英雄理解一种文化,学习一种文化,接受一种文化,融入一种文化。所以,文化英雄是人心中的英雄。

文化英雄与通常的英雄概念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一般所谓英雄,是指以其思想、意志和行动影响历史的人;而文化英雄则往往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是一种文化的价值承载者。文化英雄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现象,其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在于,它由一些不同的个体形象在中国文化的时空中不断地丰富延伸,最终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象征系统,成为中国文化得以延续传承的基本载体。

历史英雄最主要的文化功能是显示人类作为一种类存在的力量,为生活中的普通人树立起生存的勇气和信念,使人们在这些英雄身上看到自己潜在的力量和价值;而文化英雄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价值代表和价值象征。历史英雄因为改变了历史,所以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文化英雄则是因为创造了人生的价值,创造了人活着的价值尺度,而成为人们行为的榜样。作为文化象征符号的文化英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价值构成。

因此,本文所涉及的对象不是历史中的英雄,而是人心中的英雄;不是英雄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而是作为文化概念的英雄形象与文化价值、文化结构的关系问题。

二、中国文化英雄

中国文化英雄是价值观的代表,是人生的样板,包括人格、尊严、成功、贡献和理想几个方面。英雄这一称呼适用于两种人物:一种是历史人物,即那些以其个人行动和行动的后果而影响了历史的人;一种是文化英雄,即以其思想、著述、人格、道德影响了他人的信仰和行为的人。历史英雄仅指那些以其行动对特定事件或问题带来决定性影响的人,而文化英雄虽然有时也可能兼具历史英雄身份,但一般说来,是以其人格或思想的影响而位居英雄之列的。例如:孔子、老子、屈原、杜甫、司马迁、诸葛亮、孔融、伯牙、大禹、周公、李白、陶渊明、关羽、苏武、越王勾践,等等。这些被看做文化英雄的人,每个人都有一篇感人的故事,每个人都代表了一种可贵的精神,每个人都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化身,每个人都是人生的一杆标尺。这些人和他们的故事通过口耳相传成为中国人人生经验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人在处理实际生活境遇时的具体路标。人们并不认为自己一定会做出与这些文化英雄同样的业绩或达到同样的人生境界,但却相信,做一个人应该有像文化英雄那样的情操、那样的理想、那样的人格。事实上,这些文化英雄一旦进入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他们就不但作为精神偶像,而且也作为自我形象的一部分而被接受了。在许多具体的生活环境中,人们不仅仅把文化英雄看作学习的榜样,而是通过心理整合把这些英雄身上的特殊品格视为自己个人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使自己在心理上成为英雄的化身。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文化英雄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也只有文化英雄才有资格成为做人的样板。

中国人虽然承认历史英雄的功绩和才干,但他们对历史英雄的敬意远不如对文化英雄那么深广真挚。在某种意义上看,历史英雄是伟人、超人,而文化英雄却是普通人、凡人,所以,中国人敬仰文化英雄而不是那么羡慕历史英雄,这也正是中国人注重现实生活的智慧表现。

中国的文化英雄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特定的社会群体,也不是固定的由外部封赠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作为价值象征和人生样板而存在的非特定群体。所以,在实际生活中,文化英雄很广泛地存在于生活的不同层面,有代表整个中华文化的全民族性的文化英雄,有代表某一种人物性格或人生选择方式的文化英雄,还有代表特定的人生理想或人生境界的文化英雄,等等。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文化英雄并不是一种理论性的存在,而是一些与生俱来的、听得着看得见的生活内容。文化英雄不是确定的官方的样板,而是具体地活在公众心中的生活样板,是老百姓的生活指南。文化英雄代表着多种人生理想、人格理想和价值观念,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文化的不同层面。这样,中国人就可以从不同的文化英雄形象身上,在不同的层次和意义上,看到自己人生的理想境界和前进方向。由此,通过榜样的作用,中国文化英雄使全体国人都进入到文化价值系统的建设进程中去。

在以往的研究中,中国文化的价值传播渠道主要是士阶层。在中国两千年的君权统治过程中,士阶层传递着社会主流核心价值。而在实际生活中,与正式的儒家系统并行的,还有文化英雄这样一个价值传播系统一直存在着。文化英雄在树立和传播价值标准方面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有时比正统意识形态的传播系统更加深入人心。

篇7：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以中国的实际为前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应用,以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的互动。[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话语背景下的思想学说,那么,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为什么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自己的思想武器,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拒斥异质文化传统的国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能够广为传播并成为社会发展的思想纲领,无疑,这里有历史的机遇问题“, 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它绝不是历史的偶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为人类文化提供的思想资质直接相关,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开放的哲学系统,不断现实化与本土化的哲学运动过程相关联。而在这个双向的哲学运动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是与传统中国人的生活经验、话语方式及价值诉求拥有了诸多层面的思想契合,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是一个主体性选择的过程。否则,中国传统文化将很难走出那种被弗洛伊德称之为“那咯索斯主义”的自恋情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将更加步履维艰。当然,这种内在的思想契合事实上也为我们本质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带来了诸多困境。

价值这一术语的意义在社会科学或哲学中并不是确定无疑的,人们对于价值的定义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见解,唯一的一致之处是,价值代表了人类生活中的某种重要事物,[2]价值哲学的核心是应然问题。换言之,也就是说,人们在世界上生活,不仅要认识周围的人、事、物以及其自身,知道“是什么”,而且还要知道“应是什么”,做出“好”与“不好”,什么更有价值的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指导着人们的行动,并在日常生活中渐渐积淀而成人们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念。个人如此,民族亦然, ———个民族的价值观也是在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渐渐积淀而成的,它深层次地范导着民族文化与心理的走向。

从结构的角度看,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与西方价值观念一样也有三个不同的层面,即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思想家所主张的价值观念和大众实际奉行的价值观念,[3]但与西方价值观念在这三个层面上有着相对一致的思想基础这一总体特征相对照,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这三个层面之间的差异比西方的要大得多,而且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其一,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主要根据儒家的一家之言,即道德治化,这直接源于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文化制式;其二,思想家所主张的价值观念彼此迥异,虽然中国传统社会最终形成了“儒学打底,佛老镶边”的文化格局,但儒释道三家与法家、墨家等其它思想事实上通过不同途径影响了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不同人群;其三,大众实际奉行的价值观念比社会倡导的价值观念要实际得多,尽管这些观念并未被理论化和系统化,他们追求的是现世人生的幸福而不是严格的道德理想。千百年来,三个不同层面的价值观念通过不同的方式与路径交互影响着传统中国人的思想与现实人生,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以其丰富的思想因子在不同的层面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形成了诸多共同的问题意识。正是在对以下三个层面具体问题的相关性讨论的视域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进程获得了落实的文化价值根基与现实可能。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质地蕴涵的非西方的人类性关怀与中国传统社会所倡导的道德化的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构成了两者之间第一个相关的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继承了西方哲学史上的自我反叛精神,因此它逻辑地蕴含了非西方的现代化与人类化追求“, 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哲学的政治与社会批判是必然的中介与过程,其目的在于哲学上的人学理想或者说是人本身的历史建构(其核心是人类解放论)。政治与社会批判,意在获得人的生存与生活条件,人类解放论则是人类精神与信仰层面的超越性。”[4]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思想的反叛最终目的是希望实现信仰传统的转变,即从有神论的信仰历史性地转向无神论的信仰。这里“, 无神论的信仰是个体与社会共同性的沟通以及个体通过社会共同性向人类性的开放与融通,其实质是社会性的信仰。这一信仰,其核心价值观即‘自由人联合体’,也即所谓‘共产主义’,但不是那种基于某种群体认同需要而简化成物质生活条件的‘公产主义’,而是强调人类共生和谐的理想生存境界的‘共生主义’。”[5]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揭示了一个超越西方思想传统的社会理想,它以自己的方式向人类理想进行了一个可能的开放。

在伦理一政治型的文化范式之下,在农耕文明的社会经济土壤之中,中国传统儒家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之上的“仁爱”、“德治”思想有着某种天然的形式合理性,因此,孔孟儒家的思想事实上是向夏、商、周三代“以德配天”社会价值理念的回归,它们以维护、承继和阐发这种社会主导观念为己任,并以其深厚的文化功底与深切的生命体验为这种观念的理论完善与民间渗透奠定了基础。以后,经由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大一统,儒家的价值观念渐渐与社会主导价值观念交织在一起“, 内圣外王”成为了中国传统士人的人格理想与人生理想,“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士人通达理想的修身之途,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则是其理想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在《礼记礼运》篇中“, 大同”社会被设计为“: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弃者皆有 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尽管以儒家的面目出现,但作为先秦各家社会思想精华的融合“, 大同”理想显然已超越了孔孟儒家的“亲亲”之情,它是对道家无为而治、墨家兼济天下以及孔孟老安少怀、博施济众、均无贫以及周急而不济富等主张的综合与总结,它表达了传统中国人对“至德之世”的美好愿望。而正是这个沿袭千年不灭的梦想中所蕴含的人类性关怀,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产主义”理想在文化心理上的共振、相容与认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共同问题意识,尽管两者的理论前提与实现途径并不一致。

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同”理想以道德治化为前提,它建立在培养完善的道德理想人格的基础之上,而在宗法—专制型的社会结构下,儒家脱离了血缘亲情的“仁爱”观所赖以生存的道德自律因传统文化本质上内涵的理性缺失已不能不具有了某些空想的色彩;老庄道家的深邃在于他们对人性与人类文化的清醒意识与深刻批判,然而对人类理性的怀疑又不能不使他们向后看,以至于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寄托于“小国寡民”的无为而治;墨家寄希望于“兼相爱,交相利”以克服儒家思想的狭隘与空疏,然而其“济世救民”的宗教情怀却因“自苦至极”而不为世所用,最终几至于湮没。因此,《礼记礼运》篇中主要论述了如何行礼、守礼以达到所谓的小康之世,而对大同社会只作了一个大致的理想勾勒,至于如何从小康到大同则未能提及。然而,人类理想永远不灭,所以,从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文学想象到近

代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的亲身践履,一次又一次道德理想主义的失落并没有妨碍“大同”梦在传统中国人心中的滥觞。

也正因此,当近代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下被迫转型之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因其具普世性质的人类关怀而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大同理想有了一种天然的亲缘契合。然而,虽然同是一种社会信仰,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西方文化传统内部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的自我批判与反叛,其“自由人联合体”是全面、自由而和谐发展的个体所组成的和谐共生的理想生存境界,它不仅是一个实体境界,更是形上境界和实践境界,[6]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反思的方式所确立的一种社会信仰,它以人的实践理性为前提与根基。这无疑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时需要再认识的,那么,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追寻“共产主义”的理想,怎样才能走出传统价值观中泛道德主义的文化弥漫,又怎样才能培植出真正具有实践理性精神的和谐、自由而又全面发展的个体呢,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急需我们探求的理论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化理论与中国古代“元典”的忧患意识构成了两者之间的第二个共同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的批判集中体现在其“异化”观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四种劳动异化现象:劳动者的劳动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与其劳动的异化,劳动者与其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虽然马克思是从他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出发来阐明劳动异化现象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人类性关怀则使其异化理论并不是就异化谈异化,它始终将探寻异化现象的根源与异化的克服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因此,其异化理论实质上内蕴着普遍的、一般的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它研究和说明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普遍性。7]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中,全部人类历史应是社会发展历史、自然史与人自身发展历史的统一,因此,人类要走向理想、克服异化,就必须在尊重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发展人的本性,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可见,异化理论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性本源与人类命运的终极关切与忧虑,而这则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端于《周易》并被后世思想家不断加以阐发的对人的本性丧失及人类家园迷失的忧患意识构成了共同的话语主题。

中国传统的忧患意识萌生于殷周之际的《易经》,作为一部占筮之书,其六十四卦之卦爻辞始终贯穿了一条忧患以及如何解脱忧患,居安思危,化险为夷,趋吉避凶的指导思想。无疑,《 易经》的忧患意识源于周人在激烈的社会变动之际对现实社会生活转型的思考,它首先表现为对宗族、王朝、社稷、国家、民族的一种挚爱和责任情感,但是,在这一特定时代问题的背景之下,《 易经》周易、变革的哲学思维方式中已本质地蕴涵了其对人类本性的思考和对人类社会走向的关切。《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尘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阴阳之道首先是人性乃至万物之性变化的根据,在阴阳之道变化流行的过程中,人性得以形成、发展。由此,在这一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诸子各家在纷争中展开了他们对人性本质的反思与探讨,并最终在历史文化的激荡中积淀而成了“天人合一”的人性思考向度。应当说中国古代各家思想对人性的看法并不相同,不同的人性理论演绎出了诸多不同的治世学说和人生理念。但是,无论是性善、性恶、性灵、性无善无恶、性善情邪,还是道性、佛性,以及后世儒家的心性说、理气说及“性日生日成”说等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思维框架下,它们都将人的存在当作天地万物的一部分,天、地、人三材乃是宇宙系统生成、演化的基础。儒家《中庸》以“天地之谓性”开头,老庄道家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为理论核心,墨家不仅心怀天下,更是身体力行,中国化了的佛教思想则以“自足于心”的“圆融无碍”为旨归,即使是韩非子,在警醒人们意识到人性自私的弱点的同时,其法治理想的最终落脚点仍然是专制君主的道德价值,而明主的依法行事则依违于“天”的公正无私“, 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8]可见,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人的本性都是向内的道德涵养,在保持对自然和未知世界的神圣感与敬畏感的前提下,人可以参赞万物,以人的精神统摄、化解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各种矛盾,从而找到人自己的本质生命感。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异化的方式是侧重于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改造,希望通过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它带有历史理想主义的倾向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则是希望借助复性的方式,在天、地、人参赞化育的具体过程中解决人存在的异化问题,它具有鲜明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9]因此,两种理想指向的一致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另一层面的理论契合,而且,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其特有的政治与社会批判功能已刺激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变革,但在物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依然无法摆脱异化的生存状态这一现实,两者的融通进而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当然,不可否认,道德理想主义曾经带给传统和现代中国人的梦想与创伤几乎是同样深重的,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穿越道德理想主义的迷雾,在共同的问题意识的思维背景下整合传统文化各家思想,并使之真正触及人的生命本质与理想、和谐的人类生存境界呢? 这无疑也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难题。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与中国传统社会大众所奉行的实用理性之间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三个相关问题意识。如果说人的历史实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性诉求能得以实现和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类生存的异化状态能得以克服的最核心内秘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实用理性事实上是不在同一个思想层面的,而且,这其间的理论跨度可能还需要现代中国文化经历相当长久与艰辛的理性启蒙和现代化转向才可能渐趋接近。因为马克思的实践观是在西方哲学深厚的理性传统与漫长的现代启蒙的基础之上的从抽象的精神历史向实践着的人的历史的回归,它超越了传统哲学唯物与唯心的两元对立,它不仅从客体的、直观的方面去理解事物、现象和现实,也不仅仅从感性的、主观的方面去理解它们,它还要从人的实践活动方面去理解它们,这样,在实践活动中,世界才变成了意义的存在,人的全面而丰富的内在本质才得以了发掘与实现。显然,这样的实践理性是超越了形上理性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它不同于我们传统文化的缺乏纯粹思辨根基的实用理性。

然而,实用理性始终是深深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土壤的大众价值诉求,在“天人合一”的思维与价值框架下,传统中国人并不以宇宙自然为异己的力量,相反,人生天地之间,人与宇宙共为一体,人的价值通过现存世界来表现,人不追求现实之外的玄想,由此可见,由实用理性演化而来的实惠价值观念在传统社会是为统治观念所认可的,也是思想家们“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思维范式的自然延伸。同时,在封建伦理所要求的严格秩序、道德理想与普通大众的现实需要或愿望之间,实用的价值观念反映了人们真实的人生期待和价值追求,又以风俗和习惯的形式保存和流传下来,因此,它深层次地范导着传统中国人的现实价值选择与思维方式。而且,从价值的角度看,实用理性以合理的利己主义为前提,人对自身幸福的关注只要不伤及他人利益,不违反法律均无不可,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加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不是抽象的、神圣的,而是具体的、开放的,它对未来人类生存发展的理想境界的追寻是以现实、历史的缺陷与遗憾为背景的,它更强调的是人的不断完善与实践追求的过程,由此,马克思的实践理性涵容了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两者之间拥有了相关的价值契合。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最初是以实用为特征的,它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前提,是为了民族独立和救亡问题,为了人民解放和自由问题才选择、剪辑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而此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以对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为基础,在长期的深入大众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才渐渐找到了“实事求是”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精髓,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进程开始得到落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本质地理解也才得以真正展开。

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事实上是一个文化主体选择的过程,它不是偶然的;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世性特点是由其理论的实质内容所决定的,作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实践活动,作为一种开放的生成性的思维方式,[10]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选择理应是自觉的、融会贯通的。因此,在现代社会,当整合民族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意义日益凸显之际,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意义重大的思想资源和方法启迪。【参考文献】: [1]张洪波,葛善泽.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迅速传播[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4)[2][美]路易斯拉思斯.价值与教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3 ]江畅,戴茂堂.西方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4 ] [5 ]邹诗鹏.如何本质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J ].哲学动态,2004 ,(8)1 [6 ]张奎良.三维境界的合一:马克思言说的共产主义[J ].社会科学战线,2004 ,(4)1 [7 ]夏建国1 人与世界关系的普遍性与“地球异化”现象的克服[J ].江汉论坛,2004 ,(5)1 [8 ]《韩非子.八经》

篇8：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工作价值观

文化是事物错综纷杂的一种现象, 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它的本质是社会意识形态。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 不仅包括儒家思想, 还有道家、墨家和法家等诸家文化。两千多年以来, 各种思想相互碰撞, 相互融合, 并且在各自的独特领域里形成了各自特有的文化价值体系。然而在各种价值文化思想从兼容并包到最后定位的形成过程中, 产生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专属的本质特征和理论体系, “礼之用, 和为贵”便是儒家社会政治价值思想的内核, 由此追求“整体至上”的价值取向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思想的精髓, 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集体主义是指个人隶属于某个共同体, 个人应该对集体尊崇, 在这个共同体系中, 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人只有在相互作用之下, 才能使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焕然一新, 才能开阔自己的胸怀, 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1]集体主义的核心思想是重视集体的力量, 以爱护集体为荣, 强调组织成员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统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正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进一步展开与完善。”[2]

二、传统文化中集体主义的主要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集体文化, 家中有一家之主, 国家有一国之君, 作为国民必须遵从听命于国君, 而国君的全部社交活动也必须是为群体谋利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思想中之所以强调整体意识, 其根本价值追求就是要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整体之间建立一种高度的社会和谐。可以说,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思想的最高原则。

1. 大公无私的爱国主义精神

儒家思想宣扬先公后私、大公无私和先国后家。这种尚公的集体主义为古代爱国思想萌芽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伦理支持。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大公无私, 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优先, 个人利益之后。西汉的李广、霍去病, 南宋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 他们克己奉公, 鞠躬尽瘁, 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有冲突时, 毅然选择服从国家的利益。中国古代天下为公、天人合一的道德规范和先公后私的整体至上的思想价值取向突出全局利益高于局部利益, 突出中华民族以小我换大我, 以小家换大家的思想品格, 孕育着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种爱国主义情怀的光荣传统源远流长, 汉朝贾谊的“国而忘家, 公而忘私”, 伟大诗人陆游的经典爱国名句“位卑未敢忘国忧”,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等爱国情操无不被华夏儿女吟诵传扬。千百年来, 国人就以崇高的爱国热情和无限的效忠来履行着自己对祖国的责任担当和义务, 并且在报效祖国、建设祖国的社会实践中践行自己的承诺和实现自己的最高人生价值。爱国主义精神熏陶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 也为中华民族的进步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支持, 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不竭精神力量支柱。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也激励着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 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团结和国家的独立繁荣以及进步发展进行了不懈的奋斗。

2. 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人文色彩浓厚的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印章中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是一种注重民生的人文主义情怀。孔子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仁”, 他创立儒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有“仁者爱人”。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 明确提出“民为贵, 君为轻”的治国理念。《荀子·王制篇》中有这么一段话:“庶人安政, 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 舟也;庶人者, 水也;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意思是说统治者就像船, 老百姓如水, 水既能让船安稳地航行, 也能将船推翻吞没, 沉于水中, 充分肯定了百姓的根本地位。《尚书·五子之歌》中讲道:“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指的就是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和基础, 唯有百姓富足安康, 国家才能和谐稳定。近代资产阶级领袖孙中山先生也明确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倡导民本思想。民本思想的理念在我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源远流长, 是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思想资源。种种民本思想体现出我国社会文化从古至今都紧紧围绕拥护集体、重视集体、注重组织成员内部的和谐发展为轴心。

3. 家国同构的集体主义精神

《韩非子·忠孝》说:“臣事君, 子事父, 妻事夫, 三者顺则天下治, 三者逆则天下乱, 此天下之常道也。”整体主义是与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相对立的价值原则,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网当中,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倾向整体性思维, 显示出一种明显的整体性特征。在传统儒家思想体系中, 个体是捆绑在宗法血缘关系的纽带上的。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与我国传统文化价值思想有着亲密的联系, 古代中国宗法制度的这种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就是家族本位的观念。在宗法制度的庇护下, 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 并延伸至整个社会领域, 使得社会成为放大了的家庭, 从而形成了家国同构、天下为公的这种社会形态。家中有国、国中有家的这种“天下国家”的思想必然重视家庭利益、家族利益、国家利益, 而把个人利益置于他们之后。所谓的“以天下为一家”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意味着要从家的关系来认识和创建天下的社会准则和规则秩序。一个家庭如果仁义, 这个国家也会仁义;一个家庭懂得谦让, 这个国家也会胸怀宽广。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思想对核心价值观的启示

“礼之用, 和为贵”,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元素, 主张用“天人合一”的思想来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各种复杂关系, 而体现在现代社会中就是和谐友善的价值取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 “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 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 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这是传统文化思想之于现代文明的实践, 以和谐友善的态度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治国平天下”与国家层面的构建具有内在的吻合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同构思想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一致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生产资料属于全体人民或劳动者集体所有的一种所有制形式, 它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对立的。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后, 进行社会主义国有化、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产生并发展了社会主义公有制。集体主义的基本内涵是个人与集体的互助共赢, 而从数千年的阶级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个人利己主义的价值观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本主义的价值观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倡导的共同富裕是一致的。在这种环境当中, 整体的利益要远远大于个体的利益, 对一个君子来说, 国家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相关, 不管是大公还是爱国, 修身、齐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治理国家, 使天下太平, 没有国就没有家, 所以他们最终还是把个人利益结合到国家的利益之中。

目前中国所走的道路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深水区, 所以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继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加强坚持和发扬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精神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全面的推动作用。这种和谐本位, 人本主义的思想能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建立和政府积极参与宏观经济指导提供智力支持, 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离不开传统文化中集体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要具有中国特色, 在这一过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要在传统文化的网络下生根、繁殖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有序进行需要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维持, 然而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要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和关注, 然后是得到社会大众的心理认可。民本思想对此则起到不可抹杀的作用, 传统文化中淳朴自然的爱人思想对于人们积极建立和发展社会保障系统无疑起到非常巨大的助推作用, 有助于民情一心、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就是要树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这也是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基本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就是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 这种价值观也倡导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民主、人们幸福安康的思想和精神。

2. 大同秩序与社会层面的宣扬具有独特的联系性

中华民族是崇尚公平正义的大民族, 孔子曾经说:“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孟子在描述他所认为的社会行为准则时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与孔子对大同之世:“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孟子认为百姓和君主是相互依赖的、和谐发展的, 主张以集体为本位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来说明黎民百姓和君主的关系, 崇尚集体主义。到墨子时期便用“兼爱”来取代孔孟的“仁爱”, 墨子指出:“视人之国, 若视其国;视人之家, 若是其家;视人之身, 若是其身。”大爱, 博爱的人道主义是无阶级的爱, 他强调天下一同, 体现整体一同的美好正当的社会理想。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全会的形式研究部署了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 中央把“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将继续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形式, 因为这躲不开、也绕不过, 这“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市场经济是靠市场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联结运行的, 然而这种契约的遵守和履行需要一定的法律制度来监督规范。”[3]传统文化中集体主义的法治观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运行具有良性引导作用。先秦时期的法家在安邦治国时非常重视法治, 管仲曾经提出“依法治国”, 商鞅也强调“缘法而治”, 法家这种集体主义的法治观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只有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 市场才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3.“修齐爱国”与个人层面的修养具有天然的亲和力

没有天然的隔绝体, 只有天然的亲和力。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篇经典著作中也表达出这样的思想观点:“宗教价值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实质上是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 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财富大量累积的缘故。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和天职观念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内在亲和性, 再加诸如经济状况等其他因素的配合, 便产生了欧洲现代工业资本主义。”[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信誉来维持, 经济活动的进行既要遵守公平自由竞争的原则, 又要遵守各自的职业道德。社会道德规范在这些原则的维持当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我国经济的转型时期, 以道德伦理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中集体主义道德观恰恰具备了这一功能。集体主义道德观非常重视人的修身养性, 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团结。这种道德观的构架对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德不孤, 必有邻”“人如无信, 不知其可也” (《论语》) 。孟子也曾经说过:“诚者, 天之道也, 思诚者, 人之道也。”把诚信友善当作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 言行一致, 恪守信用不仅是儒家思想中人格修养的重要内容, 也是当代经济社会中一种最为根本的商业道德。康德说过:“世界上有两种事物能引起我心灵的震撼, 一个是在我们头顶上的星空, 一个是人类崇高的道德感!”“在现代市场行为中, 每个组织成员都要讲信用, 否则既会伤害对方, 也会损害自身形象, 最终导致破坏市场秩序并被市场淘汰。”[5]市场经济的其中一条法则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道德观有助于优化外部市场行为, 有助于组织成员的健康发展。

传统文化中集体主义的奉献精神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失社会主义的方向, 这种奉献精神也是市场经济的导向性价值规范。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重义轻利的哲学思想使社会主义奉献精神发扬光大, 在封建社会里这种强调绝对奉献的价值理念也为古代中国历史文明的延续做出突出贡献。后来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价值道德观的指导, 集体主义的奉献精神也得到提炼和升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集体主义的奉献精神是与市场经济的价值交换并列存在的, 这双方的对立面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集体主义奉献精神是社会主义的主导价值思想, 而价值交换是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本质体现, 对此我们应该用集体主义的奉献精神克服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用等价交换原则克服奉献精神的理想化色彩, 正确对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们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方向, 用奉献精神来规范制约和引导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 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条件”, 坚持把集体和社会的利益放在首位, 同时充分肯定个人的正当合理利益, 最大程度地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统一起来, 让我国的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全面健康的发展。

总之, 当个体经济得到发展时, 集体的社会的福利也会得到增加和改善。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 只有互助合作才能共赢共生。集体主义在中国的几十年社会建设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也是我们认同倡导的一种道德精神。但是在中国实行短暂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 集体主义被片面化了, 即对集体主义过分强调而忽视了个人的正当利益和个体的积极性。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集体主义价值思想的扭曲, 我们也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既需要加强自身的道德文化修养, 又要不断进行改革创新。这种内化与外化相结合的集体主义价值思想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一种主体的道德规范, 而且是一种主观能动性的实践活动。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我们要走出对集体主义价值思想的误区, 全面深刻地了解集体主义, 以其强大的正能量作正确的价值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 体现着推崇整体利益而又兼顾个体利益的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市场经济价值取向。因此, 坚持物质文明的同时,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坚持义利统一的道德原则, 这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基本原则。”[6]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从中汲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营养,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奋斗。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相接, 这就需要理性地从传统文化精神中吸收精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的集体主义思想这一论点入手, 深入研究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启示, 并以建设现代社会为主体, 发挥传统文化中集体主义思想为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的作用。这不仅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具有重大理论价值, 而且也能为中华文明的进步作出实际贡献。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实践中融合而成的, 它是中国文化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总汇。其悠久的历史和精深博大的思想, 特别是家国同构、天下为公等集体主义雏形的基本观点, 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精神, 对当代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是极大的推动力。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参考文献

[1][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2]耿步健.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集体主义价值观[J].社会主义研究, 2007 (5) .

[3]邵士庆.当代集体主义的三重视域[J].北京:学术论坛, 2005.

[4]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 1985.

[5]马涛.儒家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