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关于民国教育的书

那些关于民国教育的书（通用4篇）

篇1：那些关于民国教育的书

那些关于民国教育的书

那些关于民国教育的书作者:朱晓剑

标签：生活2013-04-22 06:57 星期一

在近年来的民国热中，民国教育也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这里截取最新推出跟民国教育相关的图书，其中所谈的内容涉及不同的教育内容，以及对教育的反思，以期能够看出民国教育的全貌。

《给教育燃灯》 许骥/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这本书是“回望民国教育”丛书中的一本。编者认为，民国知识分子多元而充满人文关怀的教育观，再现其思想的景观，不仅能澄清我们可能存在的错误认知，也有助于思考当下教育的许多症结。

《如何培养好公民》 王小庆/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公民教育这几年提得多，这本书所倡导的是从公民教育开始，从具体的侧面，到整个教育观，可以看到整个民国教育的思考和实践。民国期间的公民教育，依据的是宪政与社会教育的基本思想。

《让性回归常识》 郭初阳/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立足于发掘民国时期的文章，尤有意义。研究性教育的当代学者每有一种时间停滞之感，仿佛我们还是生活在中古时期，本土的性教育，如同卡夫卡笔下使者携带的那道圣旨，奋力地穿越但永远也通不过内宫的殿堂；即便通过去了，还有许多庭院；外面还有第二圈宫阙，接着又是石阶和庭院，然后又是一层宫殿，如此重重复重重，几千年也走不完——无论如何，我们依旧“在暮色中凭窗企盼，为它望眼欲穿”。

《民国课堂：大先生也挺逗》 潘剑冰/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3年3月

这本书辑录了民国一代教育大师们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借以通过这些片段，感受他们的种种风范。为什么民国课堂至今值得我们追忆，这背后所隐含的是时人对教育传统的追怀，更兼顾着对文化传承的担忧。辜鸿铭、章太炎、陈寅恪活在古文化里，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活在新文化里，虽然他们有着不同的风格，却还是让人惦记，他们对学问的追寻，不再是简单的“重温那段美好的时光”，而是要懂得民国的学术和教育。

《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 刘宜庆/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年3月

谈民国教育，少不得西南联大。这本书聚焦中国远征军中西南联大学子的身影，展现联大教授议政参政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厘清联大教授与各党派的关系和纠葛：穆旦翻越野人山，闻一多喋血西仓坡，张伯苓晚景凄凉，钱端升神情落寞……历史困境中的西南联大人，最后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在20世纪剧烈变革的中国，当学术遇到政治，当知识分子面对独裁者，诞生了悲剧，也铸就了大师的风骨。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是一段伤心史。

《民国先生》 马建强/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此书以扎实的史料功夫，流畅优美的文字，再现了近代教育家和知识分子不为人知的风采、情意、抱负与挣扎。从北大校长蔡元培，到好父亲梁启超，从教育实业家张謇、陈嘉庚、李光前，到出版巨擘张元济、陆费逵，从名人雅集，到友人情谊，本书呈现了民国文化人的人生百态和民国新教育各方面的图景，读之令人感叹。

篇2：那些关于民国教育的书

——吴念真

吴念真是笔名，本名吴文钦 ，英文名Wen-ching Wu，1952年8月5日出生，中国台湾导演、作家、编剧、演员、主持人。

感想

读高中的时候，教室里有书架，书架上面是每个同学推荐的自己最喜欢的书，某个晚自习课间，突然发现书架上有两本一模一样的书，想着居然会有两个人都喜欢这本书，那一定很不错，于是就借了来。

一直以来，听很多人说读一本书一定要读一读它的序，可是书的前言和作者的自序都是很难吸引我的，我总觉得很枯燥很无聊。可是这本书不一样，读了序就发现很喜欢，让我感觉到很温暖，就像开起小灶说邻里间的话，不紧不慢，充满温情。而书里的故事更是这样，很多人都说吴念真先生是“最会讲故事的人”，他用文字写下心底最挂念的家人、日夜惦记的家乡、一辈子搏真情的朋友，以及台湾各个角落里最真实的感动。他在讲着云淡风轻的故事，却让读者的内心风起云涌。

他的书，更多是一种古早味，是一种情怀。其实我觉得大概就是这种情怀戳中了我。论文笔，论构思，很多作家可能比吴念真先生要高出许多，可是有时候，我们读书，并不是仅仅为了追求感官上的刺激，很多时候，我更觉得，一本好的书，是当你合上它之后，真正的想做些什么。所以说，阿真伯真的是个讲故事，而不是写故事的人。

篇3：那些关于纯净心灵的书

作者：姜振宇

“微反应”全称“心理应激微反应”。早在20世纪70年代这项研究已经达到高峰。本书是一本从微反应入手讲识人术的图文书。本书每一章从情境展开，按照人们学习微反应的步骤进行讲解，首先写在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情境中哪些表情是人内心真实的反应，哪些，是用以蒙蔽我们的假表情；然后讲解不同情境会出现什么样的微反应和微表情；人的不同经历造就了不同的微反应和微表情，怎样结合人的不同经历判读微反应显示出的内心；最后，将人和环境相结合，讲述在复杂情况下如何使用微反应。

我的心只悲伤七次纪伯伦经典散文诗选

作者：【黎】纪伯伦 译：冰心

本书收录了著名诗人纪伯伦最著名的两部詩集：代表真理的 “小圣经”《先知》和智慧格言集《沙与沫》，由著名文学家冰心翻译，是一本关于生命、艺术、爱情、人生的箴言书。“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在纪伯伦的笔下，四季流转，云朵变幻，生命的解答蕴藏其中。无论是午后的咖啡馆，飘荡的旅途，或者深夜展卷，书中美丽的片段总会不经意间感动你我，仿佛看见——泰戈尔在风中微笑，纪伯伦在雨中降临，徐志摩在寻找天空里的一片云……

正能量

作者：查德·怀斯曼

每个人身上都是带有能量的，而只有健康、积极、乐观的人才带有正能量。理查德·怀斯曼在《正能量》中用数十个案例和步骤向我们一一道来。为者常成，行者常至；一等二靠三落空，一想二干三成功，怀斯曼的建议，我们不妨一试，也许就在你的不经意间，正能量就会让你的人生得到神奇的大转变，让你的人生不断走向精彩。

等待我的离去17岁女孩最后的生命感悟

作者：（挪）蕾吉娜·施托克

这是一个罹患白血病的花季女孩，在生命的最后时候的动人绝唱。她用博客的形式，记录了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的真实情感，感动了无数网友。她的文字直指心灵和生命，真实呈现了一个年轻的十七岁女孩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心灵状态。从这个平凡的小女孩身上，也许我们能得到一些感动、一些思考、一些醒悟。

走吧，去欧洲：朱自清经典散文名篇选

作者：朱自清

篇4：民国那些人怎样办教育

阎锡山为了在山西推行义务教育，给手下的旅长、团长、营长、排长都下了硬指标：每人包定几个村，在两年内把学校建起来，建成以后，直接担任该学校的校长。

张作霖有句名言：“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也要办东北大学！”

壹

民国也有义务教育

首先要说明，民国也有义务教育。那时候一般不叫义务教育，叫“强迫教育”，意思是政府逼着家长把孩子往学校里送，不完成义务教育不算完。到了北洋政府完蛋、国民政府成立的前后几年里，“义务教育”的说法才渐渐取代“强迫教育”。其实义务教育也好，强迫教育也罢，叫法虽然不同，意思都是一样的。

现在义务教育搞的是九年制：小学6年，初中3年，全部修完，义务教育才算完成。民国时要求比现在低：小学一毕业，义务教育就算完成了，至于念不念中学，政府不强求。

现代人只要说小学毕业，指的就是小学六年级毕业或者小学五年级毕业，而在民国，你跟人家说你小学毕业，人家会接着问你：“请问您是国民小学毕业呢，还是高等小学毕业？”国民小学又叫“初等小学”，简称“初小”，指的是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有的初小还包括四年级）；高等小学简称“高小”，指的是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有的高小不包括四年级）。我们现在习惯把中学分成初中和高中，民国人则习惯把小学分成初小和高小。

高小又叫“完小”，在某些省份，例如北洋时期的江苏，政府强令小孩一直念完高小；而在另一些省份，例如北洋时期的山西，念完初小就行了，高小并不在义务教育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同样在民国，同样是推行义务教育，同样是要求小学毕业，省份不同，义务教育的期限是有区别的，有的省份搞的是三年制义务教育，有的省份搞的是六年制义务教育。

贰

学费不全免

虽说是义务教育，学费没能全免。例如民国六年（1917年），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其中念初小的学生每人每年要交学费2.2元（银元，下同），念高小的学生每人每年要交学费4.4元，学生如果住校，每年还得加收1.5元的住宿费。再比如广东公立第二十四国民学校，只有一二三年级，完全属于义务教育，学生每人每年得交6元的学费。

在民国六年，银元1元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现在人民币75元，广东公立第二十四国民学校每人每年6元的学费，也就相当于现在四五百元而已，跟现在私立小学的学费相比，实在便宜得惊人。

叁

公办小学的财政补贴

广东公立第二十四国民小学是民国四年开办的，校址在广州市越秀区的九曜坊，具体位置在今天西湖路以南、惠福路以北、广东华侨中学以东、教育南路以西，当时是一座大院子，里面全是单层的平房，有教室、教员室、接待室、图书室、体育器械室、浴室、操场、食堂以及男女厕所各一间。全校总共3个年级，分成4个班，每班学生40多名（当时标准班级是42名学生），男女生都有。一个学生一年6元的学费，全校加起来1 000多元，折成人民币仅有七八万元，这点儿钱，连给老师发工资都不够（待会儿我们会谈到老师的工资），更别提别的开支了。

学费不够开支，缺口就由政府来补贴，当时管这笔补贴叫做“栽培费”，类似现在国家财政拨给公办小学和公办初中的经费。以第二十四国民小学为例，在民国六年，广东省财政拨给它的栽培费是2 172元，折成人民币约16万元。由此可见，在学校经费里面，政府拨的栽培费占大头，学生交的学费只占一小部分。

再举个例子。民国十年，广州市立第一高等小学，简称“广州第一高小”，全校140名学生，每人每年也是缴6元学费，而广州市财政局按每个学生55元的标准拨付栽培费，总共向这所学校拨了7 700元，折合人民币将近60万元。

肆

广州教师能拿多少工资

民国十年以前，广州教师的工资偏低，按照课时多少和任职年限，正式教员每月薪水最低6元，最高能拿到30元。而到了民国十年以后，广州市财政大幅度提升教师工资，级别最低的九级教员每月也能领到30元薪水，级别最高的一级教员每月则能领到125元薪水，当时任课教师一般还都兼任学校的会计、校监、教务主任等行政职务，所以每月还能领到一些“勤务俸”，相当于半个月或者小半月的工资。

假设一个任教多年的小学教师，属于一级教员，兼任学校会计，那么在民国十年以后，他的月工资会是125元，另有每月15元左右的“勤功俸”，加起来共有140元。在民国十年，银元在广州的购买力相当于人民币60元，月薪140元则相当于现在月薪8 400元。这个薪水不算低。但是我们必须说明，在民国的国民小学和高等小学里面，一级教员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以民国十年的广州公立第二十国民小学为例，全校17名教师，没有一个是一级教员。

事实上，即使是薪水最低的九级教员，也比普通工人挣得多。民国十九年南京国民政府社会科学调查所主持过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薪水大调查，在广州市区调查了199户工人家庭，平均每家有两个半人参加工作，全家人的月收入只有25元。而我们前面说过，民国十年调薪以后，级别最低的九级教员每月能领到30元薪水，一个小学教师比一家工人挣的还要多。

纵观整个民国，除了抗战胜利后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薪水上涨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教师的工资相对其他行业来讲都是比较高的。教师的工资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重视教育。

民国政府如何重视教育，相关文章已有不少，这里毋庸赘述，我想谈谈民国军阀是如何重视教育的。

伍

陈炯明劝学手段独特

先说粤系军阀陈炯明。

民国十年，陈炯明为了推动广东教育，成立了广东省教育委员会，聘请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当委员长，将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同时推进，做了很多有建设性的工作。

那时候，民间比较守旧，没文化的人不重视教育，有文化的遗老反对新式教育，政府花大力气建成了国民小学和高等小学，每年又给公办学校补贴了那么多栽培费，大多数家长却不愿意把孩子送进学校。

以广州为例，市政府本来规定6岁到13岁为入学年龄，这个年龄的孩子只要没有残障和精神疾病，必须接受新式学校的义务教育，可是截至民国九年，全市已有57 328名学龄儿童，上学念书的只有26 251名，其中大约一半的小孩（调查数据是13 000人）读的还是私塾，而不是新式学校。是因为他们的家长没钱，上不起新式学校吗？不是。私塾没有财政补贴，学费比新式学校还要高，公办小学一年收费六七元，个别学校甚至收费更低，而私塾收费通常在10元以上。所以念得起私塾的小孩，自然更加念得起新式学校。家长不愿意送孩子到新式学校就读，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认为读四书五经比读数理化有前途；二、看不惯男女同校。所以即使在辛亥革命胜利以后10多年，广州市区仍然存留有1 100多所私塾，比国民小学的数量还要多得多。

为了改变这个现状，时任广东省省长的陈炯明听取陈独秀的建议，成立“巡回教员”制度，也就是给新式学校的老师发补贴，让他们在课余时间轮流到附近的私塾授课，给里面的学生讲四书五经里没有的新知识，重点是教他们手工课和算盘。这样半年时间过去，家长一瞧，自家孩子突然能书善画，还学会了打算盘，小小年纪就能帮着大人做生意，都很高兴，明白了新式教育的好处，于是也渐渐地愿意把孩子送到新式学校就读了。

陈独秀还建议陈炯明大搞社会教育，提高成年人的文化修养，陈炯明也一一听取。当时社会教育的手段主要有3种：

一、办市民大学，请文化名人办固定讲座，每个讲座持续讲7个星期，市民免费入场听讲；二、搞通俗讲演，省教育委员会聘请8个“讲演员”，在全省宣讲新思想和新式知识；三、设流动图书馆，当时叫做“巡回文库”，由省政府出资购买一大批图书，每天一大早像洒水车一样摇着铃巡回于各个街道，让市民免费借阅，车辆通不过的内街，挑着书箱往里面送。

民国十年，美国教育家孟禄来到广州，参观了几所国民小学，也听了几堂通俗讲演，称赞“广东教育和美国教育一样好”。他的话有些夸张，但也说明当时广东得风气之先，教育走在全国前列。

陆

阎锡山派兵办“强迫教育”

陈炯明在广东推广义务教育，其手段还是比较温和的，属于渐进式或者改良式的教育改革，阎锡山在山西推广义务教育，则真正有了“强迫”的味道，挺符合民国前期称义务教育为“强迫教育”的特色。

在民国元年，山西学龄儿童（该省规定7岁到13岁为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上学的不到20%，阎锡山从民国五年担任山西督军，民国七年起开始在山西推行义务教育，据说到了民国十一年，全省学龄儿童就学比例已经达到了80%。从统计数据上看，效果非常显著。

阎锡山的方法是这样的：先在山西省城太原推行义务教育，然后在其他城市推行，而后在县城推行，之后在三百户以上的村落推行，最后在小村庄推行。即先城市后乡村，先大城后小城，循序渐进，一步一步走。

山西的民风，比广东更守旧，大部分老百姓对义务教育是不感冒的。

首先，搞义务教育得花钱，这钱当然不能从阎督军腰包里掏，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是老百姓出，山西民间虽富，富的是商人和矿主，普通农民和普通市民并不富裕，一户一年攒不到两块大洋，其中一块半得交给政府去办义务教育，他们不情愿。

其次，办学得有校舍，阎锡山雷厉风行，要求全省从省会到村庄几年内统统建起国民小学，要是全都使用新建校舍的话，不但财力上不允许，时间上也不允许，所以得把孔庙、土地庙、关帝庙、龙王爷庙等等原有的公共建筑给占了，而占用孔庙必然招到遗老的反对，占用其他庙宇必然招到善男信女的反对。

最后，民国成立之后很多年，民间裹脚的风气依然盛行，而阎锡山最反对裹脚，还把严禁女人缠足的条例写进了他老人家亲自撰写的《人民须知》里，当做全省学校的必修课，这是跟民风唱反调。

老百姓反对，阎锡山推广起义务教育来就会变得阻力重重。还好阎的手里有兵，哪里有阻力，他就派兵过去，用武力弹压。

太原城西15华里，有个东社村，民国九年，政府在该村普及国民小学，找不到校舍，占了村里的龙王庙，村民迷信，怕冲了龙王爷，群起而攻之，老师去上课，总挨村民的打。阎锡山听说后，派手下的得力干将混成旅旅长赵茨龙前去。赵茨龙带了一个排，荷枪实弹进了东社村，老师去上课，他们就在龙王庙门口站岗，再也没人敢捣乱了。

问题是，山西那么大，村庄那么多，阎锡山把军队全派出去，也不够站岗的。为了使建校更顺利，阎锡山想出一招儿：直接让军官去办学。他给手下的旅长团长营长排长都下了硬指标：每人包定几个村，在两年内把学校建起来，建成以后，直接担任该学校的校长。

前面说过的混成旅旅长赵茨龙，就曾经在太原创办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并担任了该校的校长。在后来的几年里，这所学校为山西全省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非常优秀的小学教师。

阎锡山的同学、山西省军械局局长张维清，则在太原西郊创办了一所国民小学。张维清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会讲流利的日语和英语，该校的外语课就由张维清来担任。此人的教育能力非常突出，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居然能用英语跟外国人顺利交流。

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像赵茨龙和张维清那样有办校能力和教育能力，更多的军官只会打仗，文化水平有限，对教育更是谈不上热爱，让他们去办学校，好处是能够迅速完成任务，坏处则跟“文革”时期的军代表驻校和贫下中农指挥教师有一比。

阎锡山这个人，在民国军阀中算是比较有文化有思想的，他这样搞教育，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弊端，只是恨铁不成钢，急于求成而已。晚清时代，中国教育落后，处处挨打，处处让外人瞧不起，给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有识之士留下了惨痛教训，所以阎锡山执政山西之后，迫切想把这个省的教育搞起来。他说：“凡上过学的人，智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哪一国的人不明白，就要受别国的欺负，也就和乡下哪家的人不明白就要受别家欺负是一样的。”很通俗地表明他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柒

张作霖要求每个县总经费的40%用于办学

奉系军阀张作霖，对教育也很重视。

民国五年，张作霖出任奉天省长，刚上任就说：“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他还训令东北各县县长（时称“县知事”），要求每个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必占到全县年度总经费的40％，哪个县达不到这个标准，把县长开除公职。他规定的这个教育经费比例，比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都要高。

民国七年，奉天国立师范学校成立，在该校就读，学杂费一律免收。当时师资力量严重短缺，为了多培养教学人才，民国前期其他省份，像广东、江苏、河南、山西等地的师范学校，也免收学杂费，但张作霖更进一步，给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学生免费提供食宿，住宿不用交钱，吃饭也不用交钱，而且伙食相当不错，有菜有汤，周末还有猪肉和海参打牙祭。

民国九年，由于北洋政府经费欠缺，在日本留学的几千名公费留学生没有了经济来源，张作霖听说后，自己掏腰包，给他们汇去10万大洋。

民国十年，美国教育家孟禄访华，在东北跟张作霖座谈，谈到给留学生汇款这件事，张作霖说：“这些人都是外省的，东西南北都有，他们都是国家的人，何必分你我？”又说：“凡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重教育、实业而成功的呢？”

民国十二年，东北大学正式成立，张作霖每年批给这所大学的经费是大洋160万元，而当时南开大学常年经费是40万元，北京大学常年经费是90万元，清华大学加上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补贴，每年经费也只有120万元。张作霖有句名言：“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也要办东北大学！”

平心而论，张作霖给留学生汇款，用的也不全是他自己的合法收入，他当奉天省长期间，年薪不过几千大洋，平时开销极大（赏赐厨师和副官，动辄上千），自己花都不够，不搜刮民财的话，是拿不出10万大洋来的。不过那时候各省督军、省长无一不贪，贪来的钱用到教育上，总比买豪宅包小蜜以及去澳门豪赌要强得多。当时河南督军名叫赵倜，曾经做袁世凯的部下，后来跟张作霖关系也挺密切，他在河南派兵贩毒，获利巨大，自己也沉迷于吸食鸦片，把全省教育交给时任省长的张凤台来办，自己不管不问，离张作霖可就差远了。

捌

齐燮元自办希望小学

民国十年前后，驻守江苏的军阀叫齐燮元，他是吴佩孚的部下，后来在日军侵华期间当了汉奸，在历史上名声很臭。但我们知道，哪怕是再坏的人，也有好的一面，一辈子专干坏事儿的人，一不小心也会干件好事儿出来。齐燮元干过的好事儿，主要就是在江苏建立希望小学。

齐燮元在南京创办过一所很大的贫儿院，说是贫儿院，其实跟现在的希望小学没有区别，也是专收那些家庭困难没条件读书的孩子入学。在民国十年，齐燮元为这所贫儿院招收了430个男生，320个女生，规模比当时南京最大的国民小学都要大。这些学生不用交学费，不用交住宿费，学校还发给他们衣服和零花钱。经费从哪儿来呢？刚开始是齐燮元自己掏腰包，后来是财政拨款，学生在手工课上学会木工、刺绣之后，也经常做些玩具、苏绣、食品袋，周末时拿到夫子庙去卖，卖的钱也能补贴一部分学校的开支。

齐燮元还在江苏督军府办过一所规模较小的学校，专收智力发展有缺陷的孩子，也是学费全免，他和他的妻子亲自去教。齐燮元在宋明儒学上造诣很深，是明朝心学大家王阳明的忠实信徒，他说：“王阳明小时候很笨，13岁才会说话，最后还是成了一代宗师，我不信这些孩子里面就出不了一个王阳明。”他的座右铭是：“唯求知之机会平等，则天下可平等。”

王阳明注重“知行合一”，齐燮元认为很有道理，他教学生语文、数学，不用备课，唯独教品德课时，需要把教材上的内容一句一句标上记号，凡是自己觉得很难做到的道德标准，他只问学生那些道德对与不对，而不要求大家按照那些道德去做。他说：“阳明师首重实行，倘若我自己也做不来，就不教。”单从教学上看，这绝对是个很可爱的老师。

（据《羊城晚报》 李开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