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美育思想的现代阐释

孔子美育思想的现代阐释（共6篇）

篇1：孔子美育思想的现代阐释

孔子美育思想探微

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对孔子的教育思想、伦理思想等研究颇多,对孔子的美育思想却很少涉及.而孔子的美育思想在他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既有对“成于乐,游于艺”的艺术美感化的重视,又有对“智者乐山,仁者乐水”的自然美陶冶的倡导,更有对“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社会教化美的强调,系统探讨了孔子的美育思想,并深刻揭示了其社会道德教化思想对加强我们中华民族的社会道德建设和塑造民族性格的真切意义.

作 者：孙荣春  作者单位：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江苏,淮安,223001 刊 名：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I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1(1) 分类号：B222.2 关键词：孔子   美育   思想   启迪  

篇2：孔子美育思想的现代阐释

聂振斌在《中国美育思想探源》一文中认为, “中国古代审美教育乃至整个教育思想最早产生于春秋时代早期, 经过孔子及儒家的进一步发挥, 才形成较系统的理论。”《论语》直接记述孔子的言行思想, 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之作, 被学术界称作“东方圣经”。管中窥豹, 可见一斑, 我们重拾经典, 择取《论语》来就孔子的美育思想斟酌损益, 以期能够对当下后现代背景下的生态美育有所启示。

一、礼乐相济———孔子美育实施的途径

孔子继承并发展了西周的“六艺”教育, 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覆盖面广, 既有知识技能教育, 也包括道德情感教育;既有音乐、舞蹈等艺术教育, 也包含政治、法律教育。如此众多的教育内容各具特色, 但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即通过饱含美感的教育来养成德行完美的高尚人格。“礼乐”教育在孔子审美教育中尤其重要。“礼”, 本为祭祀祈祷的仪式, 后来发展为社会行为的规范。据权威统计, “礼”在《论语》中出现了74次, 均作礼仪, 礼制, 礼法释。[1]孔子推崇周礼, 他说:“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八佾》) “不知礼, 无以立也。” (《论语·尧曰》) 礼是“定亲疏, 决嫌疑, 别异同, 明是非”的依据。孔子对弟子讲“礼”, 目的在于修养心性,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 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 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 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 则民不偷。” (《论语·泰伯》) 在这些著述中, 孔子提及了礼的本质, 即人们立身处事、行为规范的基本准则。笃行“礼”, 就可以增进人们的亲缘关系, 改善社会的伦理关系, 从而维系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行, 进而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朱光潜曾说:“诗、礼、乐三项可以说都属于美感教育。诗与乐相关, 目的在怡情养性, 养成内心的和谐;注重仪节, 目的在行为仪表就规范, 养成生活上的秩序。”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曾经说过:“美是各部分之间的一种秩序和结构;由于人性的本来的构造, 由于习俗, 或是由于偶然的心情, 这种秩序和结构适宜于使心灵感到快乐和满足, 这就是美的特征, ……”[2]休谟这里揭示的美的特征, 实际上是美的中介论意义, 从根本上讲即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主张一种内心和谐、外有秩序的生活才是合乎伦理、臻于美善的。孔子所提到的“礼”的本质与休谟关于美的陈述显然是相契合的。

孔子的“乐教”思想源于西周。“乐教”在孔子看来有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孔子常常“礼乐”并称, 他认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要“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 (《论语·泰伯》) 。意思是“读《诗》使人振奋, 守礼可使人立足于社会, 而音乐则能让人完成学业并形成好的思想修养。”子曰:“礼之用, 和为贵” (《论语·学而》) , 即“礼”之为用, 要由音乐来辅助, “礼”才能发挥积极的意义。可见孔子对音乐的教化作用笃信不疑。另外, 孔子本人还有着深厚的音乐造诣, 他曾在鲁国“学琴于师襄”, 去齐国“闻韶乐, 三月不知肉味”。当然孔子不仅仅把音乐作为赏心悦耳、愉悦感官的工具, 更将其作为感化教育学生的良方。孔子曾“七日不火食, 藜羹不糁”, 却“弦歌鼓琴, 未尝绝音” (《庄子·让王》) 。说的就是孔子用弦歌教化弟子, 即使困于窘境, 也坚持用音乐鼓励自己和学生, 要坚持信仰和操守。

孔子作为一位热心救世的教育家, 其美育理论与实践须臾也离不开政治上的教化。孔子崇尚从尧舜到周公的礼乐之治, 歆慕那种在美的浸润中实现的理想社会。“乐也者, 圣人之所乐也, 而可以善民心, 其感人深, 其移风易俗, 故先王著其教焉。” (《礼记·乐记》) 意思是“音乐可以使人心归善, 感人肺腑, 并且能移风易俗。”音乐演奏井然有序, 便能使人目明耳聪, 心气和平, 改易风俗, 天下臻于至治。在音乐的情感陶冶中, 去实现社会的美满和谐。礼乐相济, 在礼数的秩序规范下, 在音乐的熏陶感化下达成人与人的和睦相处, 这种“和”就是一种“大美育”。孔子就是要用这种“大美育”来治国冶情, 从而使个人实现发展, 使社会得以进步。

二、完美人格———孔子美育思想的旨归

孔子所处的时代, 是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的时代;所处的社会, 是礼崩乐坏的社会。正是在这种动荡的历史背景下, 孔子怀揣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 言传身教, 游说于各诸侯国之间, 意图重塑人性, 树立一种以“仁”为核心的高尚的理想人格。

纵观整部《论语》, 孔子讲“仁”达109次之多。孔子曾说:“人而不仁, 如礼何?人而不仁, 如乐何?” (《论语·八佾》) 他认为没有仁, 就谈不上礼, 没有仁, 也就谈不上乐, 即所谓“仁是礼之本, 无仁非真礼”。可见孔子以“礼乐”为途径的审美教育, 其精神旨趣就在于“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或曰“能行五者 (恭, 宽, 信, 敏, 惠) 于天下, 为仁矣”, 或曰“仁者爱人”。“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那么究竟什么是“仁”的本质呢?孔子讲“仁者爱人”, “仁”就是对同类的相爱的感情, 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德行。曾子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 (《论语·里仁》) 按照朱熹的解释, 尽己之谓忠, 推己之谓恕。“忠”即是“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恕”就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可以说“仁”的内涵包容宽广, 但其核心乃是求美求善的心理情感和精神境界却是毫无疑问的。

如何看待“礼乐”之手段与“仁”之目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仁”与“礼”相对, “仁”是内发于心的, 孔子强调“为仁由己”, 即把是否遵循“仁”作为主体自主的选择;而“礼”是外制于人的, 即社会所定的行为规范、法律条文。可以说“仁”是“礼”的内在心理依据, “礼”是“仁”的外在行为表现, 两者是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的结合, 意即只有认识到了“仁”的高尚性, 并决心用“仁”支配自己的行为时才产生了守“礼”的道德行为。孔子将“仁”视作“礼乐”的价值本源, 把“礼乐”视作实行“仁”的途径, 着力在“礼乐”艺术教育上做功夫, 形成了一种以“礼乐”艺教为手段、人格道德教育为心理基础的美育体系。

那么是否做到了“仁”就可以达到孔子理想中完美人格的巅峰了呢?孔子美育思想中的“礼乐”教育和道德教化都以人格境界为旨趣, 不仅在“礼乐”艺术教育中追求完美人格的“道德境界”, 并且在道德教化中追求人格的“艺术境界”, 两者相互贯通, 各有侧重。如果说遵“礼”守“仁”的“道德境界”追求的是一种理性自觉的话, 那么“艺术境界”中所追求的是一种超乎理性的情感体验, 即一种审美境界。这种更高一层的审美境界便是儒家所力倡的“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精神境界。

《论语·先进》中记载了孔子与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华四位弟子之间的一段对话,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 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 则何以哉?”意思是说“因为我比你们年长许多, 没有人肯启用我了。你们平日说人家不了解我啊!假如人家了解你们, 那么你们怎么办呢?”子路回答:“千乘之国, 被逼迫在几个大国中间, 外忧内困。我去治理, 及至三年, 可以使民众有勇气, 而且懂得大道理。”孔子听罢, 撇嘴笑之。冉有接着答道:“国土纵横各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 我去治理, 及至三年可使民众富足。至于修明礼乐, 那就等待贤德君子了。”公西华则说:“不是说我有能力了, 只是我愿意这样学习:宗庙祭祀或者诸侯盟会, 我愿意穿着礼服, 戴着礼帽, 作一个小小的司仪。”孔子又问:“点!尔何如?”曾点说:“莫春者,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 风乎舞雩, 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段对话中既有愿意修明礼乐的冉有, 也有甘做礼仪表率的公西华, 孔子都没有赞同他们的志向, 却对“浴乎沂, 风乎舞雩, 咏而归”的曾点大为赞同。借曾点之口孔子向世人表明了他对人与自然合为一体、超脱功利、追求闲适的审美境界的追求与向往。在这种境界中, 人不仅能够认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 应当遵循规范与法度, 于社会有所贡献, 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人和宇宙万物是一体的, 要知天, 事天, 乐天, 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同时也是孔子审美教育的鹄的, 完美人格的终极旨归。[3]

三、孔子美育思想对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启示

在孔子的美育思想中, 无论是对理性功利“道德境界”的追求, 还是对感性超功利的“艺术境界”的推崇, 都没有偏离儒家传统所谓“美育和德育之不可分离”的观念。

王国维曾说:“孔子教人‘始于美育, 终于美育’。”所谓的“始于美育”, 就是孔子讲“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 从而达于道德教化;他还与学生一同“玩天然之美”“浴乎沂, 风乎舞雩, 咏而归”, 这不独是一种感官快适, 更是孔子对“纯粹美”的追求, 对崇高人格的向往。所谓“终于美育”就是借此养成“纯粹”“无欲”之“我”, 进入“无希望、无恐怖、无内界之争斗, 无利无害, 无人无我, 不随绳墨而自合于道德之法则”的境界。这种境界, 对个人而言, 就是高尚圣洁;对于社会来说, 就是理想国。[4]

孔子美育思想是王国维等在新文化运动语境中所力倡之“审美功利主义”的理论基石。可以说孔子的美育思想构成了中国现代美育的两大传统:道德功利主义和审美功利主义。前者主张以审美和艺术的手段 (礼、乐) 作为政治和道德说教的工具, 要求审美和艺术直接“服务于”政治和道德的目的;后者主张为人生的美学, 反对审美艺术直接充当政治或道德的工具, 而是要求审美和艺术作用于人生境界的提升和完美人格的养成。中国现代美育的内涵就是通过审美的“超越性”和“普遍性”使国人的本能和情感得到解放和升华, 摆脱物欲和私欲, 最终形成完整的人格和高尚的德行。

由此可见, 孔子的美育思想以其历史的穿透力和跨越时代的生命力, 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美育理论和实践, 形成了区别于西方美学的独特传统。他的美育思想渗透在理性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理想人格的达成过程中, 提供给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审美态度和生存方式。在此, 我们从孔子美育观中吸取精华, 这些精华在推动当代美育建设和人格塑造中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巨大的社会伦理价值。

摘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泽被中西。儒学施“仁政”、行“王道”, 渐成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子作为一代儒学宗师, 其言行学说丰富隽永, 不少现代学科都可从中窥见渊源。美育概念虽由席勒提出, 但儒学的文章典籍早已浸润了审美精神和求真、启善的审美思想。孔子以“礼”“乐”为审美途径, 以完美人格的养成为鹄的, 形成了独具中国气派、饱含中国风韵的审美特征。

关键词：美育,礼,乐,仁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著[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2]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3]袁济喜.论中国古代审美教育的实施[J].文艺研究, 2000 (1) .

篇3：孔子思想中对中国梦的阐释

关键词：中国梦；孔子；儒家思想；论语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1-0096-02

习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梦是在对中国5000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提出来的。不管是嫦娥奔月、愚公移山等等这些美丽瑰丽的神话传说，还是《诗经·大雅·民劳》中提出的“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的“小康梦”、《礼记·礼运》中提出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旨有所养”①这样的“大同梦”、还是孟子“耕者有其田，居有宅，食有肉，衣有帛”②的“王道梦”等等都是先人在追求梦想的生动写照。而孔子的儒学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则对中国梦的阐释有着多维的角度。

一、治国思想

在《礼记·礼运》中孔子说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样大同世界的美好憧憬以及“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③的关于小康社会的阐释。

虽然，现在关于《礼记》是否为孔子所做还存有争议，但是，我们可以认为《礼记》实际上是在借孔子之口来阐释儒家的治国理想。《礼记》全面系统地宣扬儒家的礼治主义并且着重记载孔子的言论，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仁”是孔子儒学思想的主流，而孔子的主要学说主要是收录在《论语》中。在《论语》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关于孔子的治国主张。

（一）以德治国

又如，在《论语·为政》篇中提到：子曰：“道之以刑，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④

在这一篇中论述了道德教育对于治国的重要性。孔子认为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整治国家的话，人民虽可以免于刑罚，但是却不会有羞耻之心，而咏道德治理社会，用礼教对人民进行整顿，使人民有羞耻之心，人民有羞耻之心就能自觉地不去犯罪。因此，用道德引导，用礼仪去整治国家，自然要比政令引导，用刑罚要更加有效。以“德”治国，也就是要做到薄赋敛、轻徭役、省刑罚。孔子认为“省力役，少赋敛，则民富矣。”⑤同时，在当时孔子也反对用暴力来统治国家。“苛政猛于虎”⑥就是孔子著名的观点。

（二）选用贤才

《中庸》中提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孔子认为一个国家政治的好坏取决于人民。

《论语·子张》提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⑦

又如《论语·颜渊》中说道：“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⑧

孔子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可以兴盛，最主要的是在于可以选用贤臣。有了贤良的臣下，一个国家的文武之道才不至于丢失，这个国家才能发展。

同时在《论语·选进》中又提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⑨

孔子认为，先学习礼乐后做官的是一般的人民，而君子是先做官然后才去学习礼乐的，如果他自己要任用人才的话，会选择先学习礼乐后做官的平民。这一点是非常珍贵的，孔子这样做，实际上是打破了我国传统社会任人唯亲的传统，是非常值得我们现在学习的。

二、孔子思想关于做人方面的阐述

一个国家能否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关键还是要看这个国家的人民。国民的素质对于一个国家的兴旺也起着重大的作用。在《论语》中，记载了很多关于做人方面的言行。

（一）遵守孝道

《论语·学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⑩

《论语·八佾》中又提到：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1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基础，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理想和道德准则。而孝悌则被认为是“仁”的根本。

又如，《论语·颜渊》篇中提到：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12

孔子在这里虽然回答的是齐景公关于治国的问题，但实际上是在论述怎样做人。孔子认为作为国君要有国君的样子，臣子要有臣子的样子，这样一个国家才会有正常运行的秩序。发展到现在也就说要做到“忠”和“孝”。“忠孝”一直以来是我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道德准则。在现今社会，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理想，“忠孝”仍然是作为我们国家的治国准则，规范着人民的行为。

孔子认为一个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的人是不会犯上作乱的；并且，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仁德之心，才能够正确的对待礼乐。这不仅是做人的基本原则，而且，对于社会的安定和谐也同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守信用endprint

同时，孔子认为，守信用也是做人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

《论语·为政》这样说道：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13

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信用，就好像车子没有了横木，不知道该如何行走了。信用是一个人是立身处世的原则。

在《论语·阳货》中有子张问仁于孔子的话，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14

可见，孔子认为信是一个人道德修养中完善人格的主要内容之一。孔子一再的强调信，并且以信来教育自己的弟子，做人要谨慎而诚实守信，在自己的工作中也是要认真地来对待。所以，才有曾子“为人谋而不信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15 这样一日几次反省自己的行为。

（三）对待富贵和贫贱的看法

《论语·里仁》中讲到：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6

富贵与财富，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所向往的；贫贱也是人们想要摆脱的。但是，孔子认为，要想得到财富，摆脱贫贱，必须通过正确的君子之争的方式来争取，也就是说要通过“仁义”的方式来正确的对待富贵与贫贱。孔子所提倡的君子之争在当今社会成为一种社会规范或者是法制，但是，他对待富贵和贫贱的态度，是当今社会人们应该学习的。

三、孔子思想产生的背景时代以及现实意义

（一）孔子思想产生的背景时代

孔子思想的产生同其他任何一种思想的出现一样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是奴隶社会像封建社会不断变革的时代。生产的不断提升推动者生产关系发生变革，加剧了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同时，各个诸侯国之间不断地兼并与征伐，使当时的礼乐制度土崩瓦解，急需要一种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这个时代要求就是诸子蜂起和百家争鸣的客观条件。先秦诸子思想的出现，是中国学术园地里首先绽放的美丽鲜艳的花朵。而孔子作为中国儒家学派的开山之祖，最早的把官学变成私学，并且大力提倡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这是孔子最具有创造性的地方，同时也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

（二）孔子思想产生的现实意义

孔子思想可以说是在一个礼乐制度分崩离析的状态下出现的，它是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的。孔子的思想是对当时国家发展的一种美好的憧憬，那么在现代社会，它同样可以作为一种向导，指引着我们国家社会的建设。

“中国梦”的提出，是习总书记在通观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的。当今社会上各种伦理思想的纷纭复杂，各种文化相互磨合和碰撞不断。文化和谐，尤其对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孔子所创建的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对民族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壮大有着重大的作用。

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形成了忠孝、以德治国、礼、信等等多种思想，为家庭的完善、社会道德秩序的构造，国家的稳定发展提供了规范。为我们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国梦”的实现有着重大的影响。

孔子所倡导建立的传统伦理思想，经过数千年积淀和发展，已经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特性和重要伦理价值取向。只有深刻认识其现实价值，继承和弘扬其合理成分，才能在历史提供的高起点上创造出更高层次的伦理思想，从而为和谐文化的构建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坚实伦理基础。

在当今时代，我们必须赋予孔子思想以新的内涵，使之成为更加符合我国历史发展现状的指导思想，在新时代的要求下，充满活力，永葆生机！

注 释：

①③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②（宋）朱熹.孟子译注[M].山东：齐鲁书社，1992.

④⑤⑥⑦⑧⑨⑩11 12 13 14 15 16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金元浦.“中国梦”的文化源流与时代内涵[J].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

〔3〕陈良琨.从《论语》看孔子的治国思想[J].江苏工业学院学报，2007，8（3）.

〔4〕杨飞，周鑫辉.试论孔子伦理思想与和谐文化的构建[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3）.

篇4：孔子美育思想的现代阐释

关键词 孔子美育思想 小学审美教育 启示

小学审美教育从狭义的角度来讲就是通过一切艺术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学生受到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此达到美化心灵、规范行为、提高道德素质和自身修养的目的。长期以来，小学审美教育处于尴尬的位置，学校一般以形式单一的美术课、音乐课取而代之。小学阶段的审美教育对小学生的心灵培育、审美思想的培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传统文化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不断推广，小学审美教育也逐渐脱离了教育生产而成为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小学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被视为人生教育中的黄金教育时间。席勒说过：“我们为了在经验中解决政治问题，就必须通过审美教育的途径，因为正是通过美，我们才可以达到自由。”[1]孔子在审美教育方面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提倡由诗的吟诵而发起心志，由礼的讲求而得以立身，由乐的陶冶而完成君子的教养[2]，并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将美育渗透到教育体制当中，认为凡是受教育的人都必须接受审美教育，并要求自己的学生无论在学习中还是生活中都要追求美的境界。

一、孔子的美育思想

1.“兴于诗”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曾说过：《诗经》有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不出自真情。并认为“诗教”是一种情感教育，能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情感，培养正确的情操。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3]他也赞同孔子对“诗教”的看法，并认为《诗经》能以情感人，最终使人获得正确的情感品德。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也提到：“孔子举此一言以包盖三百篇之大义也。惟其诗人性情，千古如照，故学于诗而可以兴、观、群、怨。”[4]“诗教”通过诗歌教育在塑造高尚的品格、提高思想道德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能够塑造君子形象，最终成就善良人性，这与孔子所提倡的审美教育思想不谋而合。孔子提倡“诗教”的审美教育方式，不仅实现了对学生文化知识的教授，同时也达到了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提升。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是指人的文采；质，质朴的意思。孔子认为既要注重思想品德的修养，也要注重文化知识的学习，只有文采和质朴配称得当，使外在感性形式和内在的高尚品德充分结合，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

2.“立于礼”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又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克己，指约束自己；复礼，指遵循礼的要求；为仁，指实现仁德。孔子认为做事情要按照礼的要求去做，学会克制自己，这便是仁。孔子将礼和仁联系在一起，“仁”是人所追求的思想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礼”是一种高于物质的外在约束，由此可以得出“礼”是立足于情感而又规范情感的，并且在实现人修身和立身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有志于修养仁德，心存善念，就不至于有恶行。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心灵美好的人，就不会有邪恶的想法。由此可见，孔子提倡的“礼教”，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规范人的言行，培育人的道德情感，“礼”的实质是以真诚仁爱的思想情感为基础的，这与孔子的审美教育思想是相辅相成的。

3.“成于乐”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孔子在齐国闻《韶乐》，竟然三个月吃肉不觉其滋味，达到了精神世界对世俗世界的超越。《韶乐》俨然已经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层次。徐复观先生曾说过：“孔子对于音乐的重视，远出于后世尊崇他的人们的想象之上，这一方面来自他对古代乐教的传承，一方面是来自他对于乐的艺术精神的新发现。”[5]孔子“乐教”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审美教育思想，乐是建立在内心真诚的情感基础之上的，通过艺术的形式引发真情实感的流露，从而得到内心境界的提升。注重“乐教”对审美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同时也是通过“中和”的方式扩展人类内心善良的情感本质和道德欲望，又消解融合那些邪恶的欲望思想，从而实现“乐教”在审美教育中的真实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当代小学审美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小学审美教育中的问题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教育政策不断改革创新，在素质教育全面推广的当下，审美教育成为了小学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育的功能也逐渐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但是，小学审美教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各方面因素的阻碍，又沦落为传统教育的绿叶，成为了带有形式主义色彩的面子工程，虚有其表。

首先，虽然教育部门已经出台了关于中小学审美教育的相关政策，但是一些偏远地区由于资金问题、师资问题等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审美教育，取而代之的是简单的音乐课程和美术课程，从而加剧了城乡间基础教育的差距。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认为人的社会地位有高下，但是每个人的品质是差不多的，是后天的教育改变了我们的习性。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农村地区教育资源难以配备，就忽略掉对于他们的审美教育，这将成为社会发展中人才培养的遗憾。

其次，在小学阶段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课程，但是经过了近两年的学习之后，小学生们真正学到了哪些传统文化知识？小学阶段开展的传统文化课程包括书法、国画、《论语》、《弟子规》等较为基础的内容。但从调查结果来看，大部分小学生在学习了两年相关课程之后，只能背诵简单的名言警句，对人物故事有大概的了解，但是对内容的具体含义只有模糊的印象，甚至不理解其含义。即使开展了像“回家给爸爸妈妈洗脚”等诸如此类的亲子活动，小学生们也并不能真正了解事情背后所关联的“孝道”、“美德”等含义。纵观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反思的是教学的模式化，教师对传统文化知识的了解到底有多深？对于小学审美教育的实践活动是不是从根源上进行教授？空洞的讲课形式，满堂灌的授课模式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2.对孔子美育思想的理解误区

首先，部分学者认为孔子提倡的审美教育思想是通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教学形式进行的全面教育，因此建议取消专业性教育，培养“全面型人才”。然而，他们只是认识到了孔子审美教育思想中表面的含义，并没有深入地领悟孔子真正的审美教育思想。全面的审美教育，并不是硬性要求学生学习大量的传统文化，而是通过包括专业课程在内的传统教学和其他教学途径实现培育学生思想道德，增强审美能力的协调发展，其核心思想是诸多因素的协调发展，而不是简单的全面发展。

其次，有的人理解的传统审美教育仅仅局限在学校，这与孔子所提倡的审美教育思想是相悖的。孔子授课，不仅在杏坛教育学生，同时也在社会实践中教育学生。他的弟子就算己经在外从仕，但还是会继续学习，甚至跑回来向孔子请教。例如，仲弓做了季氏的家臣后，还要专程回来向孔子请教如何为政（《论语·子路》）；在季氏讨伐颛臾前，孔子亦对已经做了官的冉求、子路进行了批评教育（《论语·季氏》）[6]。大部分家长认为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是学校或辅导机构的事情，自己没有能力对子女进行审美教育。传统的家庭教育理念严重局限了孔子审美教育理念的传播。

三、孔子美育思想对当代小学审美教育的启示

1.通过“诗”教培养学生树立“君子”意识

孔子心中的“君子”是达到行善事、达明理、饱学识的理想境界的人，并且在《论语》中多次出现关于君子的论述。孔子也提倡通过“诗教”来实现“君子”的教育目标，对学生加强思想道德的培养。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君子经心于善道而不在意衣食，君子只为道义担忧，不为困境而愁虑；“君子周而不比”（《论语·为政》），君子以忠信对待人，合群但不谋私利；“君子泰而不骄”（《论语·子路》），君子不因一时的成就而洋洋得意；“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君子要具备行为敏捷、说话谨慎的能力；“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君子的内在美和外在美只有完美结合，才能达到审美的最高境界。落实到小学审美教育当中，我们要在充分理解孔子“诗教”审美教育方式的基础之上，结合教学实际进行特色化的课程改革。例如，通过让小学生排演小品或舞台剧的形式加深对古诗词以及传统故事的理解，同时加强学生对“君子”意识的培养兴趣。加深小学生们对“君子”形象的认识，不仅对他们的思想道德修养的提高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2.通过“礼”教端正学生的思想品德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一个没有仁德思想的人，是不能恪守礼的约束的。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孔子认为真正的礼不是表面奢华的炫耀，而是内心的真挚情感和高尚的美德。由此看来，“礼教”非常强调内心的自我约束，同时强调源自内心的真诚情感，即所谓“著诚去伪，礼之经也”[7]。所以加强小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和自我约束能力是审美教育的重要环节。我们要在“礼教”的基础之上进行创新，针对小学阶段的审美教育进行分层教育，而不是笼统的说教。对于高年级的学生可以通过播放一些好人好事的新闻短片或优秀传统礼教方面的影视资料，引导性地加深他们对于“礼”的认识和了解，鼓励他们记录身边的文明现象。对于较低年级的学生，要增强传统礼教课程的趣味性，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把日常文明用语、传统礼节以幽默易学的方式教授给他们。例如，通过设置奖励的形式调动起小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同时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加深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知识的理解，更要发挥家长言传身教的优势，从根本上增强小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提高其思想道德素质。

3.通过“乐”教实现学生对艺术美的追求

审美教育中美与善的融合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孔子在实践中发现，“乐教”对于调和人的情绪和精神世界有很大的帮助。当人沉浸在艺术境界中时，可以祛除邪念，引导人向善，从而使人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也就是朱子所说的“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稍欠缺”[8]。小学审美教育应该注重审美教育的形式，关注教育方法的创新，综合运用各类艺术知识，调动学生审美思想养成的积极性。在欣赏优秀艺术作品时，学生会潜移默化地受到情感的熏陶，小学审美教育要提供多样的审美体验活动，激发学生内在情感体验外化，学习和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例如在校园里播放一些优秀的音乐作品，对学生增强高雅艺术的熏陶，鼓励学生进行音乐创作，开发学生的艺术天赋，同时为学生讲解歌词含义、歌曲韵律、以及歌曲背后蕴含的励志故事。

四、结束语

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及教育事业的不断进步，小学基础教育阶段成为培育人才的关键环节，道德教育是塑造学生高尚品格的必经之路，而审美教育则是打开学生通往审美最高境界的一扇窗。审美教育在拓展小学生的知识面、开发他们的艺术潜能、陶冶其审美情操、促进其全面发展等多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朱光潜同样对审美教育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他认为：“因此达到自由的路径不是政治经济的革命而是审美的教育，至少须先有审美教育，才有政治经济改革的条件”[9]。同时，孔子审美思想的精华一直以来为小学审美教育的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理论资源，我们只有充分利用这些优秀资源，并结合当下的教学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审美教育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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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中栋（1992-），男，山东潍坊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篇5：孔子“德治”思想的现代价值

[关键词]儒家政治哲学；孔子；德治；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4.002

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社会价值体系和政治建构被打乱。“礼崩乐坏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夏商周‘三代社会秩序的破坏，更意味着‘三代社会秩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本体的失落。”[1]在这种情况下，重建“周礼”，恢复礼制，寻求失落的精神本体，使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得以复现、社会生活变归有序，是时代赋予孔子的历史使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时代造就了孔子及其政治哲学思想。在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中，“德治”思想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是孔子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和价值之所在。本文拟从孔子“德治”思想的主要内容谈起，探讨孔子“德治”思想的基本功能及其困境，发掘传统文化中“德治”思想的有益价值，以期对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一、孔子“德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德治”是孔子政治哲学思想的内核，是其建立大同社会，实现家国同构、天下一体的理论基石，也是构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出发点。孔子“德治”思想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忠恕”之道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仁”是一个核心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按照最初的用法，‘仁指某种雄性或阳性品格，特别指君王所具有的此类品格……然而，到了儒家那里，‘仁逐渐变成了一种具有人道特征的道德品质”[2]（P20）。这就不难理解，在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的对话中，“仁”有多种不尽相同的用法。首先，“仁”是“爱亲”之心，是对长辈的敬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顺父母、尊敬兄长是仁德之本。一个人只有做到爱自己、爱亲人，从内心产生一种仁爱之心，才可能推己及人，从而做到爱他人、爱社会、爱国家。孝悌是仁道的根本，是德性的基础。其次，“仁”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在这里，“爱人”的对象超出了“爱亲”的范围，从而获得了“泛爱”的特性，“将‘仁由‘爱亲推广到‘爱人，不仅体现了‘爱由近及远、由亲而疏的量的变化，而且体现了质的飞跃”[3]。这种由“爱亲”到“爱人”的拓展是“仁”的内涵的扩大，“泛爱众”由家庭推广到社会，这正是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仁爱”产生的家庭有序、社会和谐，是社会生活秩序化的有力保障。

在由“爱亲”推及“爱人”的过程中，个体是如何实现由爱个人到爱大众的呢？对此，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的思想。“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孔子这里所谓的“礼”，就是社会生活秩序化的问题。约束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合乎于“礼”，这就是“仁”。由此可见，“仁”是孔子政治哲学的道德起点，是其理论得以建立的根基。综其所述，“仁”不外乎包含两点，即“忠”与“恕”。“忠”具有“忠君”“忠诚”“忠厚”的意谓，是对人内在本性的感召；“恕”则是指“宽恕”，以“宽恕”之心和“宽恕”之度爱人、体人。换句话说，“忠恕”之道指的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境界。在孔子看来，这是实现“仁”的必备条件。统治者施行“仁政”也就是要行“德治”，要常怀不忍人之心，常行不忍人之政。

2.“制仪”之礼

要实现对社会的“善治”，就必须具有健全的社会礼仪制度，也就是说要有健全的、合乎规范的社会生活秩序规则。在孔子的政治哲学中，这种生活秩序就是“礼”，即制度仪式、道德准则等。以“礼”为中心的伦理标准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只有心存敬畏，方可自觉归正。“‘礼根据一个人在特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制定出不同的标准以规定得体的行为。这样一来，个体就会熟悉在人际关系中的不同义务和情感。在理想状态下，不断依礼而行，就会越来越体会到人际关系的价值。”[2]（P25）“礼”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人们的言行有具体的规定，国家治理必须具有合乎“礼”的规范，也就是要有评价是非、对错的规章制度和价值标准。礼是人们行为的规范，是社会生活的秩序，有礼则安，无礼则乱。

孔子的“礼”对人的行为规范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有学者总结出了孔子“礼”的三种内涵指向：一是个人的精神修养、行为规范和做事准则；二是和谐有序的社会结构，它既可以体现为家庭结构，又可以体现为国家结构或社会结构；三是推动实现社会整合、社会统一的工具和纽带。[4]应该说，孔子政治哲学中的“礼”，不仅是个人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也是社会整合的工具和纽带。同时，“礼”还要以“仁”为道德基础，换句话说，“仁”规定了“礼”，没有“仁”就谈不上“礼”。“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仁德，怎么会遵循礼？因此，“仁”是“礼”的前提。可以说自有社会组织建构以来，人类社会无不以各种“制仪”之礼来规范个人行为，制定社会规则。

3.“德主刑辅”主张

我们今天所说的“以德治国”大体上就是孔子所谓的“为政以德”。孔子曾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在这里，孔子用自然现象来比喻社会政治生活，认为如果国家的领导者施行德政，那么老百姓就会像众星一样拱着他。孔子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的，“孔门论学，最重人道。政治，人道中之大者……孔门论政主德化，因政治亦人事之一端，人事一本于人心。德者，心之最真实，最可凭，而又不可掩。故虽蕴于一心，而实为一切人事之枢机”[5]。孔子认为政治领袖要有德性，有德性才能行德政。另外，孔子还强调“孝”在德政中的重要作用。“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孔子认为在家行孝悌有条有理，这也是从事政治；在家有德性，为政才有德行。这也符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逻辑。

在孔子那里，“德”是第一位的，是其政治哲学的基础。但这并不等于说孔子不注重刑罚的作用，只不过是孔子坚持“德主刑辅”的为政之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比较了两种统治方式，一种是“刑罚”，一种是“德治”，认为两种统治方式的区别在于是否有“知耻心”，其政治理想是主德化，主礼治。对孔子来说，“道德教化对于社会的真正稳定而言比刑罚还重要，因为仅仅以法令引导民众，以刑罚规范其行为，民众只是求得免于法的刑罚，却没有羞耻之心；而如果以道德来引导民众，以礼来规范其行为，那么民众就会因为有羞耻之心而不会做不符合道德或者不符合礼的事情，从而自觉地按照社会规范行事”[6]。“为政以德”，施行仁政，反对暴政，是孔子政治哲学的基本立场，可以说孔子的“德政”奠定了儒家政治哲学“仁政德治”的重德传统。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安居乐业而又尊礼重德，就会推动社会和谐运行。

二、孔子“德治”思想的基本功能

孔子的“德治”主要是指统治者利用德性、德行去教化、感召社会成员，其实质是以道德为根基的儒家人性论。孔子“德治”思想的基本功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教化功能

“德治”是以道德规范为本，强调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主要功能——教化，从这种意义上讲，“德治”的教化功能就是道德的教化功能，“道德教化问题，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其指向的最终目标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中国古代独特的伦理政治型文化决定了道德教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7]（P77）。一言以蔽之，道德教化就是要充分发挥道德的作用，使社会成员认同并遵守既有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规范，以实现社会的和谐运行与良性发展。这就要求，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国家政权的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一方面要“以德为根”，要自身有德；另一方面要用“德”去感召广大社会成员，使他们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用“德”来规范自身的言行，进而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

孔子主张“德教为先”的教化思想，其教化结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社会的兴衰。因此，“德治”的教化功能对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教化的本质是根据一定的社会需要来培养人的实践活动，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维护社会统治和社会秩序的具体要求，是利用道德来影响社会成员的教育形式。“作为一定社会形态下的教育形式，总是要受到这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支配。教育本身的这个特点就决定了在古代中国，教育活动要从属于封建政治需要。因此道德培养居于教育的首位。”[7]（P77）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德治”对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个治理良好的社会必定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没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几乎是不可能的。鉴古而知今，充分拓展“德治”的教化作用，培养一大批社会主义事业的拥护者和接班人，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之所在。

2.规范功能

“德治”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形式，它的规范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形式的主观性。“德治”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使社会成员将道德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就要求个体首先将“德治”规范内化为自身的道德素质和行为标准，然后将内化的道德品格外化为个体的实践活动。这种“内化”和“外化”的过程既是个体主观情感的写照，又是个体实践活动的展现，因而其表现形式具有主观性。其二，内容的客观性。尽管“德治”的规范功能在其表现形式上具有主观性，但在其内容上却是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自身的规范要求，如道德规范、行为规范、价值规范等。这些规范有的是其所处的社会形态所独有的，有的是人类社会所共有的。“德治”的规范功能主要是对社会起规范和引导作用，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规范和引导人们的行为，这是社会主义德治观的基本要求。德治的规范功能，有助于建立起合理的价值规范体系，为社会的和谐运行和良性互动奠定坚实的道德基础。

3.引导功能

“引导”简而言之即为指引和导向。“德治”的引导功能就是要发挥“德治”在社会生活中的引领作用，用道德来指引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孔子的政治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德治”的一些价值标准和行为引导，如倡导仁政，反对暴政，建立合乎“礼”的道德规范，以及重德爱民等。“德治”要做到崇尚仁德，发挥引领功能，首先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有益成分。一个民族德行的养成受民族文化的影响，民族文化决定了民族德行的形态，而民族德行是民族道德的核心内容。因此，要发挥“德治”的引导功能，必须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其次，还应将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结合起来，只有将传统的道德规范、道德价值与当今的时代特征相结合，才能发挥“德治”的时代价值，释放“德治”的现代光辉。“德治作为治理的多元事实或社会控制的多元格局的一种治理力量和存在形态，它在事实上是一种社会人文价值观的历史积淀，是一种战略性的管理，而不仅仅是一种一事一治、一时一管的战术性管理。”[8]因此，“德治”的意义不仅是引领社会的风向，而且是社会发展战略的终极关怀。一个健康的社会形态，一定是道德高度发展的社会形态。今天，面对道德滑坡、价值失范的社会现实，必须充分发挥“德治”的引导功能，用先进的、符合时代潮流的道德规范引导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孔子“德治”思想的理论困境

孔子“德治”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儒家人性论奠定了基础，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但从国家治理的视域来看，孔子的“德治”思想也有其自身的理论困境。

1.治理模式单一化

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将“德治”推到很高的地位，强调“德主刑辅”的治理思想，把政治生活和道德教化合二为一，将政治与道德混为一体，这样就容易将政治和道德的双重统治权让渡给君主，使君主不仅在政治上拥有最高权力，而且是社会成员的道德评判者，于是就出现了家国同构、天下一体的现象。这种缺乏法治基础的社会结构模型为人治的泛滥提供了土壤，使君主在政治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道德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统治，君主势必恩威并施、刚柔相济，这种社会结构等级森严，人民的主体性丧失，广大老百姓沦为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就是明证。由于孔子的“德治”思想过分强调“德治”的地位和作用，忽视了“法治”建设，因此，从治理模式上看，其带有单一化、片面化的倾向，是自上而下的。[9]而且，孔子的“德治”思想主要是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的，主要是建议统治阶级怎样利用道德来维护自身的阶级统治，统治者是唯一的治理主体，广大老百姓是被治理者，是治理的客体。在这种治理模式下，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之间缺乏良性的互动，不利于社会矛盾的消解。

2.社会制度建设缺席

孔子的“德治”思想过分强调“德治”的作用，忽视社会制度的建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问题的。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德治”只不过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向度，除了要充分发挥“德治”的功能之外，还要加强社会制度建设。如果说“德治”是国家治理的“软层面”，那么社会制度则是国家治理的“硬层面”。从根本上说，“德治”是社会成员行为的主体性活动，这种主体性活动带有不确定性，而社会制度是对社会成员行为的硬性规定，是社会成员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要遵守的，带有强制性的特征。尽管孔子“礼”的规定也有政治制度的意蕴，但其核心内容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和宗法制的相关礼仪和规范的“制度”，而不是管理公共事务意义上的社会制度。孔子“德治”思想主要立足于发挥个体的内在德性，促使个体利用道德来规范自身的实践活动，当个体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能按照既有的道德要求来规范自身的言行时，“德治”也就失去了它的功效。在现实社会实践活动中，由于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个体自身的修养程度参差不齐，因此并非每个个体都能达到孔子“德治”思想中预设的崇高精神境界。孔子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其主要任务是要恢复周礼，这就决定了孔子的最初理论构思不可能建立在具体的社会制度架构建设之上，“孔子解决问题的着眼点主要不在于如何变革社会制度，推动社会发展，而旨在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各方面之间的关系，改变不良社会风气，恢复原有的宗法社会关系，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10]。孔子“德治”思想的理论前提决定了其在实践层面的困境，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青睐。

3.“德治”本身存在历史局限性

“德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维，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离不开道德的指引。因此，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道德的作用，这方面，孔子“德治”思想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但是孔子所谓的“德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德治”，它带有明显的封建痕迹。“传统‘德治思想是有其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的。它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过分夸大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11]。另外，孔子所谓的“礼”只不过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具有压制个人的意味。荀子曾言：“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这表明“礼”的兴起在于为封建统治服务，“礼”是对人生欲求的约束乃至压抑，在“礼制”制度之下，社会生活千篇一律，缺乏活力和创造力，人的创造性被抹杀。除此之外，孔子所谓的“爱”也是有差等的爱，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爱，这不利于社会和谐，为后世所诟病。由此可见，孔子“德治”思想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没有从人民的主体性立场出发，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四、孔子“德治”思想对现代国家治理的启示

从国家治理的视域重审孔子的“德治”思想，我们发现尽管其有时代局限性，但是，孔子“重德”的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的作用，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

1.充分发挥“德治”的功能，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统一

国家治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作为国家治理方略的“德治”以实现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为目标，主要通过良好的行为示范、道德教化等方式展开，从某种程度上讲，“德治”是通过对社会成员的引导，来实现社会成员的自我治理。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利益冲突时有发生，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道德失落、价值失范、社会多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等问题，这给我国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实现社会治理路径的转换，以新的治理体系代替旧的治理模式，进而实现社会的平稳转型。在这方面，孔子的“德治”思想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借鉴，即应充分发挥“德治”的功能，唤醒人性中“善”的一面，实现人纯真本性的回归。当然，在倡导“德治”的同时，还应加强“法治”建设。“对于政治来说，人性的消极面是绝对不可以忽视的。治国既要追求应然，更要注重必然。必须如此而不仅仅是应该如此，是政治之为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12]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仅仅讲“德治”是不够的，在召唤“德治”的同时，还要充分运用“法治”的手段。国家治理应坚持“法治”与“德治”两种治理手段相统一，二者不可偏废其一，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为政的应然之路。

2.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没有健全的制度作保障，就不可能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要建立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在孔子的“德治”思想中，关于制度的设计主要是以“尊尊”和“亲亲”为原则的封建等级制和宗法制，其实质是维护既有的封建秩序，这种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有其历史局限性。建立现代化的制度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制度建设在国家治理中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制度规定了国家治理的行为规范和行为边界，国家治理必须在制度规范下运行，权力必须被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保证治理活动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它能保证国家治理行为的持续性和长效性，如果国家治理活动不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就会导致治理行为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其结果是使制度的合法性丧失，社会秩序陷于混乱。因此，制度建设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治理主体的道德修养是治理的关键

治理主体是治理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其能力和素质直接决定着治理效果。在现代国家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超越了传统意义上以政府为核心的单一主体，而是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团体等在内的多元主体，治理主体由一元转向多元，这是由社会分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社会现实所导致的。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自发的或者多中心的秩序是这样一种秩序，在其中许多因素的行为相互独立，但能够作相互调适，以在一般的规则体系中归置其相互关系”[13]。也就是说，现代国家治理的过程是多中心治理主体相互合作治理的过程。多中心治理主体是现代治理的显著标志，为了实现各个治理主体之间和谐共处，就必须提升各个治理主体的道德修养，促使各个治理主体自觉遵守社会秩序，自觉约束自身的行为规范，共同维护社会和谐运转。同时，各个治理主体的行为对社会成员具有示范作用。因此，必须加强治理主体的道德建设，不断提升治理主体的道德修养。

4.人的价值是国家治理的元价值

孔子“德治”思想主张统治者通过道德的感化、引导来治理国家，反对通过暴力的方式进行统治，这表明孔子高度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人在孔子“德治”思想中占具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其“仁爱”思想的具体表现。孔子所提出的“德主刑辅”的政治主张，就是倡导统治者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要坚持“以德为先”，主要依靠道德来治理国家，反对滥用刑罚。在孔子看来，“德”是实现家国同构、天下一体的关键，没有“德”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健康发展。“德治”和“法治”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或手段，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人服务的，如果不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不考虑人的价值，不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德治”和“法治”都是没有意义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孔子“德治”思想的关键在于人。因此，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始终要坚持“以人为本”，要把人的价值看作国家治理的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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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4.

[6]张志宏.德性与权利——先秦儒家人权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5.

[7]罗国杰，夏伟东.以德治国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7.

[8]李兰芬.当代中国的德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4.

[9]陈鹏，马兰兰.原始儒家“德”观念的初衷与疏漏[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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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龚群.以德治国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73.

[12]焦国成.论作为治国方略的德治[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4）：4.

篇6：孔子美育思想的现代阐释

关键词：人学思想；以人为本；社会主体；人的全面发展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丰富和深化。

一、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论述

(一)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马克思认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解决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在生活中人们要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就形成了生产力的概念，同时，现实的人必须结成一定的关系才能从事生产劳动，所以就形成了生产关系的概念。这些论述说明了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没有个人生命的存在，就根本谈不上社会，谈不上社会历史的发展。

因此，从静态上看，个人构成了社会最基本的逻辑起点，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构成了社会全部内容；从动态上看，社会发展的实质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人”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2]所以，社会发展实质上就是人的发展，人是社会的主体，只有从人是主体的观点去认识和理解社会，才能把握社会的真正实质。

(二)人们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马克思认为，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劳动者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什么事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些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3]“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3](P.53,54)在阶级社会中，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任何阶级和个人，只有融入人民群众并代表他们的利益，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整个历史过程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所决定，而不是由永恒的永远不变的自然规律所决定，不应该由认识了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它行动的贵人，贤人和知者来统治。”[4]这就是说承认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承认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群众。

(三)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得到的平等发展，完整发展，和谐发展的自由发展。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一个不断超越某种历史束缚进而推进人的解放的历史过程，是一个逐步提高，不断推进和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根据唯物史观，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提出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5]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核心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科学态度和终极关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集中体现，是个人的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素质在不同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集中表现，是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展示。

二、“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实践要求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展示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水平和执政理念。我党在现阶段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它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当代中国实践的现实需要。

(一)生产的发展是实现“以人为本”的重要基础

“以人为本”的最根本一点就是以经济发展为出发点，以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群众为最终目标。马克思曾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经济、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而且，人的发展离不开现实条件的束缚。马克思认为，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实际上，事情是这样的：人们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1]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受到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生产的发展，社会物质基础的增强，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离开了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人的发展就失去了依托的基础。所以，我党提出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有这样，才能为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奠定基础，才能为人类社会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提供深厚的物质基础。

(二)社会公平与和谐是“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

当前我国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并不是指那种抽象的“人的类本质”的发展，而是在新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对实践要求的回应。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我国人均GDP 登上1000 美元的台阶之后，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矛盾凸显期，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例如，分配公平失衡，贫富差距加大，教育不公，发展不均，就业难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都是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因此，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人为本”，就应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更以弱势群体为本，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我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的。

(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归宿

我国当前倡导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产物，仍然强调对人的多方面满足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只关注人的某一方面的需求或人的单一或片面的发展，而且我们今天倡导的全面发展指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的各方面能力和素质在内容上的不断丰富和水平上的不断提高。

首先，“以人为本”要求我们维护人的尊严，尊重和保护人权。即必须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权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健全民主法制，保护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特别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起来。

其次，“以人为本”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只有保证人们自身素质得到明显提高，才能成为先进生产力的推动者，才能创造和享受到幸福美好的小康社生活。

再次，“以人为本”，就是要在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为人们创造良好的自然环境以及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马恩全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马恩全集：第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恩全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恩全集：第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恩全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