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书记谈瓮安事件（精选5篇）
篇1：省委书记谈瓮安事件
谈瓮安事件
三条经验值得总结
石宗源说，瓮安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是主要领导干部没有在第一时间到群众中间倾听群众呼声。他提出，瓮安事件至少有3条最主要经验留给日后参考。
第一条，要在第一时间把真实、准确的信息全面地让媒体知道，并借助媒体力量披露事件真相和细节，这样做是大有益处的。石宗源说，瓮安事件发生之初，网上有许多谣言，群众也认为官方是自圆其说。但是通过媒体披露事件真相后，群众的质疑得到了回应。因此，坚持信息透明是迅速平息瓮安事件的最重要原因。
第二条是启动舆论监督系统。石宗源说，瓮安事件发生之初，网上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死者的叔叔被人打了，是谁打的？“当时我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情况。通过调查，发现确有其事，是一个基层民警指使别人所为。到网友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立即在网上回答了这些疑问，平息了民愤。说到底，舆论监督就是人民的监督，我至今仍然这么认为。”
第三条就是启动问责制。石宗源说，过去，对这类事件的说法已经形成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这样的公式，我们打破了这样的公式，实事求是地公开真相，问责不作为的干部，这正是对我党实事求是优良作风的继承和发扬。
谈瓮安治安
群众安全感升至89%
瓮安事件处理后，石宗源给自己打了不及格的50分，有媒体认为这是一个官员自我评价罕见的低分。昨天，石宗源对这个50分首度给予了解释。
“瓮安事件惊动了境内外，对贵州的形象，对我们国家的形象，都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作为贵州省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
“2007年，瓮安群众的安全感是59%。为什么觉得不安全？因为确实有好几个黑恶势力存在。“黑”到什么程度呢？瓮安妇女不敢戴耳坠。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戴了以后耳朵就不存在了。一般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在大街上，哪怕熙熙攘攘的时候，几个人，也不慌，围上来，就把你的耳坠摘下，然后扬长而去。所以我们现在贵州公安搞侦破黑恶势力的骨干都去那儿了。一个县，有300多人从事黑恶活动，所以群众的安全感只有59%。”
“你说，我及格吗？”石宗源反问。
“后来由于媒体的支持、舆论的监督，事态得到了平息。我也希望记者现在到瓮安县城去采访，不要通过我们官方，而是偷偷摸摸去，走家串户。2008年底，瓮安群众的安全感，已经变成了89%。”
石宗源其人
曾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一职的石宗源，2005年调任贵州省任省委书记。他对记者笑称，“长期以来，我和你们是一个战壕的，一般不愿意上镜，也不愿意接受采访，就是想干点活。结果，瓮安让我出了名了。”
在去年年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的50大魅力人物中，石宗源榜上有名，被称为“开明之魅”。颁奖词称赞他以自己的良知，展现了面对群体性事件的另外一种可能。面对瓮安突发的群体性事件，打破了官场潜规则，3次向民众道歉，当众严厉批评瓮安干部，让事件得以公开透明报道，阻止了谣言进一步传播。
对此，石宗源称，南方人物周刊搞这个评奖，没征求他的意见，不民主。如果集体也可以算作一个人物，那么他认为，2008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你看看汶川地震后，炎黄子孙的那种凝聚力，包括奥运，包括瓮安。你只要把真相告诉他，广大群众都是通情达理的。在这些事件中，我们的民族精神成了我们的精神支柱，我们真正看到了中国人的脊梁。所以，我不足挂齿。”
(记者刘薇)(来源：京华时报)
篇2：省委书记谈瓮安事件
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醒广大党员干部牢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开区组织党员干部赴瓮安实地考察，集中学习瓮安事件经验教训。使我对瓮安事件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感受，并且深受启发。
一、杜绝官僚主义，强化服务宗旨
赵克志书记在瓮安警示基地视察时指出，瓮安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的作风出了问题，官僚主义盛行，严重脱离群众，干群关系对立。这告诫我们，要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各项工作各个环节都细心研究群众的利益，关心群众疾苦，体察群众情绪，努力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方法，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这条根本的生命线和工作路线，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党性和宗旨。一旦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的工作和事业也就无从谈起。从开发区的具体情况来讲，干部职工要坚决杜绝官僚主义，牢记开发区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服务宗旨。做好日常接访工作，及时疏导、积极化解政府拆迁、企业欠薪等工作中存在的矛盾。避免矛盾僵化。
二、转变干部作风，推动基层工作发展
瓮安事件之后，当地政府吸取事件经验教训，积极转变干
部作风，真抓实干，推动了瓮安经济快速发展。在开发区当前的形势下，转变干部作风的关键在于抓好落实，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开发区领导要做好带头示范工作，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正扑下身子开展调查研究。通过走访开发区企业、走访村民，特别是要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群众意见最多的地方去开展问题调查研究活动，对发现的问题要明确责任，盯住不放，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同时要指导帮助和监督问题的解决，要对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有效预防和减少问题的发生。要坚持少说多做，坚持群众路线，依靠广大群众解决难题、求发展。
三、主抓民生保障，推动社会和谐
瓮安事件发生之后，当地政府认真总结事件的经验教训，以民生工程为抓手，加强社会管理，推动瓮安和谐稳定。到2012年底，瓮安建设保障性住房1655套，发放廉租住房租赁补贴385万元。实现住房公积金归集9495.94万元，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8383.9万元，同比增加4423.2万元。完成保障性住房回迁156户156套、商品房回迁671户822套、门面回迁389个，建成“返乡农民工创业园”标准厂房3万平方米。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也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必要条件。开发区在全面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大力推动政府资源向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
公共服务领域倾斜，高度关注群众生活，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帮扶力度。健全社会管理和服务的体制机制，实实在在的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推动社会和谐。
四、完善危机管理机制、积极应对突发事件
篇3：省委书记谈瓮安事件
就目前以CNKI搜集到的资料来看, 学界对“发泄型群体事件”的称呼有“无直接利益冲突”和“社会泄愤事件”等。
刘亚静 (2007) 认为, “群体性事件”是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 或因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而积累、激发, 有部分公众参与, 有一定组织和目的, 采取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堵塞交通、集会、聚众闹事、群体上访等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 (可能造成) 影响的群体性事件。[1]
于建嵘 (2009) 认为, “群体性事件”是指有一定人数参加的、通过没有法定依据的行为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影响的事件。这一定义, 大体上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其一, 事件参与人数必须达到一定规模……其二, 这些事件所进行的行为在程序上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有的甚至是法律和法规明文禁止的。其三, 这些聚集起来的人群, 并不一定有共同的目的, 但有基本的行为取向。其四, 这些事件对社会生产秩序、社会生活秩序、社会管理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
刘勇 (2009) 认为“无直接利益冲突”界定为群体事件的一种, 认为它是在复杂的群体心理支配下的非理性的、严重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重大社会泄愤事件。它的特殊性在于“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引发冲突的事件本身并无直接的利益关系, 只是借助这一偶然事件, 来发泄郁积在心中的强烈不满和压抑的怨气。”[3]
熊友华 (2010) 认为,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 或者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 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 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 感觉到自己是显在或潜在的被权力迫害者, 于是借机表达、发泄不满情绪, 使流言传播情绪传染得小的矛盾纠纷引发大规模冲突, 个案演变为群体性事件。“无直接利益冲突”从本质上说还是一种利益冲突, 它远远不是表面上显示的一种情绪表达和发泄, 而是一种源于终极意义上的利益冲突, 具有根本利益追求的性质。这种冲突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权力部门, 大多是官民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冲突的对象往往是党政干部、人民警察、政府公务人员或者是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4]
从以上学者的论述中, 可以总结出发泄型群体性事件的一些基本特点。发泄型群体性事件往往是偶遇群体而非有组织的群体由于在此之前自身的利益受到来自权力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的侵害, 或者由于长久以来对官方或权力集团的不满情绪、积怨等得不到有效的排解, 借助作为导火索的某一偶发事件或突发事件, 以冲击代表公共权力的部门等方式, 宣泄自身的不满情绪, 同时给社会正常生活秩序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破坏的事件。
二、发泄型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特征
“偶遇群体”、参与者“自身利益受到权力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的侵害”没有明确的抗争目标“只为发泄自身不满情绪”等特点, 也会影响这类事件的信息传播特征。
(一) 事件爆发前的流言传播阶段
这是从导火索事件发生到发泄型群体性事件发生前的一段时间。在这一阶段, 信息的传播主要是与导火索事件本身有关的流言在较小范围内的传播。
流言是“是一种信源不明, 无法得到确认的消息或言论”。[5]流言的特点主要是无根据性, 而且会在一定范围内迅速传播。流言传播的方式一般是口头的、非正式的、非官方的。在流言传播过程中, 某些内容会引起听者的注意, 给听者留下较深刻的印象, 并因此而变得更加突出。此外, 流言接受者会根据自己的已有经验、知识、习惯、态度、兴趣、需要、情绪等主观因素来理解流言的内容, 凡是符合他的这些主观状况的, 他就会接受下来, 同时对各种内容按照他自己认为合乎逻辑的系统加以归纳整理, 进一步加工, 甚至添加枝节, 然后再传播;[6]而对于不符合他的主观状况的部分, 他会在传播的过程中舍弃。所以流言在传播过程中会遗漏许多具体细节, 流失很多信息 (这些信息中可能会包含对澄清事实真相很重要的信息) , 使其内容变得越来越简略而扼要, 最初产生的流言到最后可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这时的流言已经和事实真相完全不同。
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认为, 在一个社会中, 流言的强度和事件的重要性以及对事件的真实情况不明确性呈正相关的关系。即:
流言的流通量=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7]
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流言发生的重点, 即“第一, 流言通常是围绕人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涉及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发生的;第二, 来自正式渠道的有证据信息的不足、证据的暧昧性增加, 会推动人们去通过流言渠道寻求信息。”[8]
很多发泄型群体性事件是由一件意外的、较小的事件作为导火索而引发的, 而且, 群体性事件往往是在导火索事件发生了一段时间之后才爆发的。新闻媒体或者相关部门一般会有一定的信息传播或情况说明, 但往往或者语焉不详, 造成人们对于导火索事件的不明确性;或者难以说服当事人或当事人家属 (导火索事件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重要的) 。后来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的一部分人 (这些人往往是和导火索事件中的当事人有关系的, 而不是后来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去的和导火索事件不相关的人) 通常对于导火索事件有自己看法, 这种看法多和新闻媒体或者相关部门就导火索事件所作出的说明不相符,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会认为新闻媒体或相关部门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而故意掩盖了“事实真相”, 他们不相信新闻媒体或者相关部门公布的信息和所做的说明。这就会造成流言的传播。另外, 也可能是因为在导火索事件发生之后, 新闻媒体或者相关部门“缺位”, 没有及时“发声”, 澄清事实真相。这也会造成对证据的暧昧性, 给流言的传播留下空间。
比如在“瓮安事件”中, 2008年6月24日, 县公安局认定死者溺水死亡系自杀, 但是死者家属对公安机关的结论不服。6月26日, 尸检报告仍维持溺水死亡的结论, 家属则坚持有奸杀的嫌疑。遇难者家属难以被说服, 这给流言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因为这些解释不能让人满意, 而流言的产生代表了社会公开的信息渠道尚未提供合理的解释, 或者是说, 其解释不能让人满意。后来又有了死者是被“奸杀”的流言。
(二) 事件爆发前的谣言传播与情绪酝酿阶段
在这一阶段, 流言仍在传播, 与上一阶段相比, 这时的流言中已经出现了谣言。并且随着事件的发展, 谣言在群体中逐渐盛行并完成了怨恨的动员。
谣言和流言有相似之处, 比如都是无根据的;都是通过非正式的、非官方的渠道传播的;都是和事实真相不相符的;都会对人们认识事实真相造成困难等。但和流言相比, 谣言有故意捏造、恶意攻击、蛊惑人心的性质;而流言一般不是故意去伤害某人。某些流言具有消极的作用, 甚至引起社会混乱, 但它在动机和目的上与谣言是有区别的。[9]不难看出, “谣言”有传播者更多主观的或故意的成份, 而且在发泄型群体性事件中, 谣言多是涉及到导火索事件的当事人和某些特权阶层, 并且有意地把两者对立起来, 谣言的传播者有更鲜明的“教唆”、“蛊惑”和“鼓动”的动机。在发泄型群体性事件中, 这种“教唆”、“鼓动”会激起人们对权力阶层的不满和怨恨。
如在“瓮安事件”中, 和李树芬最后接触的3名男女被传出多种身份和深厚背景——其中一名男子被指是贵州省公安厅某领导的亲属, 而李树芬的家属则坚称王娇是瓮安县政府一名主要领导的侄女。
这些传言, 当地民众虽然无从核实, 却越传越广, 期间又不断有新的版本出现。李家也在众多的传言中梳理出一个“事实的真相”:李树芬因考试时不让一个名叫王娇的同学偷看, 于是被王和两名无业男子报复, 最后酿发命案。因为他们有权力背景, 导致警方不予刑事立案, 并打击家属追寻真相的努力。
不难看出, 在这些谣言中, 以“贵州省公安厅”、“权力背景”等词语都是和“特权阶层”相联系的, 而在谣言中“特权阶层”又是和“老百姓”——弱势群体对立起来的, 这就会引起当地群众对于“特权阶层”所指向的政府、公安机关等产生不满甚至对立情绪。
这种情绪使得人们不去分辨流言 (这时已经成为有故意捏造、恶意攻击、蛊惑人心性质的谣言) 的真假, 人们头脑中已经有了“信念的真实”是“特权阶层”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造成了这样的“悲剧”。在这个时候, 真相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他们只看流言是否符合自己头脑中这一既有的想法或信念:对于符合的, 他们就接受并加以传播;对于不符合的, 他们会拒绝接受。这就是“信念的真实”对史实的控制。而这样的传播自然会进一步激起人们对于“特权阶层”的怨恨情绪。
怨恨“是因为现实利益受到伤害后无能进行报复只能咬牙隐忍的一种强烈的情感”。[10]我国社会目前普遍存在的怨恨多是针对政府和富人, 它们基本源于社会公平的失衡。因此当一件能够体现社会公平失衡的小事出现后, 很容易引起人们心中隐忍已久的怨恨, 从而起到怨恨动员的作用。
(三) 事件过程中情绪的群体感染与行为的群体模仿
“任何叙述都包含两个层面的信息:一个是事实层面, 它主要包括各种诸如时间、地点、人物、情景等事实要素信息;二是意见层面, 它是事实信息背后所暗含着的情绪、情感、意见……即便是具有‘真实、客观、公正、全面’专业主义约束的新闻报道都能够‘用事实说话’, 即具有意见情感信息, 更遑论没有任何限制的流言传播。”[11]“在发泄型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过程中, 除了信息本身的传播之外, 伴随着大量的情绪、情感的传播与感染;甚至发展到后来, 作为导火索的事件本身的信息已经不重要, 或完全不得而知, 而只剩下情绪、情感或信念本身的传播。情绪、情感与行为的传播主要是以暗示、效仿的方式进行, 且以异常的速度在人群中蔓延开来。这种现象被称为群体感染。”[12]在发泄型群体性事件过程中, 大多数参与者是和导火索事件无关的人, 他们参与到事件当中来, 往往是因为受到了情绪的群体感染。在情绪的群体感染下, 流言或者谣言能够唤起人们心中与此事相关或类似的事件的原型或集体记忆, 从而进一步凝聚人们共同的情感。这是因为比如, 在“瓮安事件”中, 不论元凶总是与官员相联系的传言还是死者家人被当权的强势团体欺侮的传言都会唤起人们心中关于“官员欺压百姓”的集体记忆, 进而凝聚人们对于为官者的仇视。
此外, 群体的“去个体化效应”会使得身处群体中的人身份模糊化, 由于群体中的个人认为自己淹没在人群中, 由于在“法不责众”的心理的支配下, 由于此时个人只剩下情绪的控制, 由于处在特殊的情境中流言盛行唤起的群体的记忆和共同的情感, 在这种情况下, 既会导致群体中的人行为失常, 又会造成群体中的人对他人过激行为的模仿, 所以, 过激的行为会在群体中蔓延, 成为群体性的过激行为, 从而造成巨大的破坏。如在瓮安事件中, “很多学生都站在最前面, 当我们一起把车推翻时, 人群中有人起哄, 有人给我们鼓掌, 那一刻, 我觉得自己像个‘英雄’, 根本没有想过这样做会有怎样的后果, 也没有想到这样的行为是在违法, 在看守所中接受记者采访的黄卫平泪流满面, ‘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多么盼望能给自己悔过自新的机会, 还能回到学校继续读书’”。[13]
(四) 事件平息后谣言的消散和情绪的消解阶段
群体性事件结束后, 群体都会散去, 参与者也都会恢复理智, 这是因为, 群体的情绪已经发泄了出来, 积怨和不满已经得到释放。这一阶段的信息传播往往表现为自上而下的传播:政府站出来澄清事实真相, 安抚群众情绪, 恢复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
在这个阶段, 由于政府的“思维定式”和急于对事件作出定性的结论的原因, 政府往往在没有做出充分调查的情况下就把发泄型群体性事件定性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政府。如在“瓮安事件”中, “事件基本平息后, 瓮安县委有关负责人在与黔南州有关部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称这一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事件起因是死者家属对公安部门的鉴定结果不服, 组织了一些人员拉着横幅在街上游行, 围观人员跟随聚集到县政府上访。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 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 随后, 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抢烧”。[14]
不难看到, 这个时候, 官方的信息传播渠道已经恢复并通畅, 政府已经向民众传递了自己的观点。但这样的观点一般会不为群众所接受。“贵州当地媒体一位资深记者说, 当地政府在尚未展开充分调查的情况下, 就作出这一结论, 稍显匆忙。有关部门依照惯性思维急于寻找幕后‘黑手’的做法, 也很难令人信服。随后, 当地媒体即开始大规模地刊登和播放‘瓮安群众愤怒谴责不法分子’等新闻, 引起了更多群众的反感和猜疑, 引发了广泛的争论。”[15]
“2008年6月30日, 事件初步平息第二天一早,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赶到瓮安查看现场, 走进老百姓家里倾听群众的想法, 并召开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座谈会, 他三次鞠躬向百姓道歉, 并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起事件有深层次的因素, 一些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妥善的解决, 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好, 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干部作风和工作方法上还存在很多问题, 群众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16]
不难看出, 发泄型群体性事件结束后, 对于事件发生的原因, 群众有群众的“解读”模式, 政府有政府的“解读”模式。但是, 政府往往会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家长式”的口吻作出“权威发布”, 而不理会群众对事件的解读。这种发布往往引起民众的不满。这时, 如果政府一味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有可能会造成民众针对政府的新的怨恨从而为政府埋下“不稳”的“祸根”。如果政府换一种姿态, 及时走访群众, 对发泄型群体性事件爆发的深层次原因作出深入的调查, 同时安抚群众情绪, 尽量使得政府和群众对事件“解读”相符或相近, 并在调查的基础上调整相关政策, 解决发泄型群体性事件背后的深层次矛盾, 则可以重新树立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 并最大限度地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摘要：近年来, 群体性事件在我国多有发生。本文针对“发泄型群体性事件”首先在了解我国学者论述的前提下对其概念进行了辨析, 在此基础上, 以“瓮安事件”为例, 把发泄型群体性事件分为事件爆发前的流言传播阶段、事件爆发前的谣言传播与情绪酝酿阶段、事件过程中情绪的群体感染与行为的群体模仿, 以及事件平息后谣言的消散和情绪的消解阶段, 并分析了各阶段的信息传播特征。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流言传播,情绪传染
参考文献
[1]刘亚静.群体性事件相关概念之界定[J].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 2007 (9) .
[2]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9 (6) .
[3]刘勇.“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心理分析及应对策略[J].理论前沿, 2009 (19) .
[4]熊友华.我国“无直接利益冲突”研究的批判性分析[J].科学社会主义, 2010 (6) .
[5][6][7][8]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98.
[9][10]曾庆香, 李蔚.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与政府应对[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0:8.
[11][12]曾庆香, 李蔚.论发泄型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特征与媒体报道[J].现代传播, 2010 (8) .
篇4：瓮安事件的教训
当地政府目前认定这其中有受黑恶实力煽动、利用不明真相的民众，并正在查处这些黑恶势力；另一方面，地方高级官员也承认，不明真相的民众之所以聚集起来参与冲击政府，乃是事出有因。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称，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
专贵处理瓮安事件的中共省委副书记王富玉的分析更为詳尽。近年来，瓮安县经济确实在高速增长，但在移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革改制中，沉积的有影响的重点信访案件就有二十多起，各种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化解。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导致官民关系紧张，民众中出现了仇官、仇富心理。
另一方面，石宗源又指出，一旦发生官民纠纷、冲突，政府机关又相当随意地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动用警力进行强力压制。可能也正是因为公安机关在这方面投入太多力量，导致其在维持社会治安方面无所作为，加上自身又存在严重腐败，因而，警民关系紧张，民众对公安机关也缺乏最基本的信任，甚至出现仇警心理。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民众会集中起来冲击当地公安机关。
应当说，贵州省高层对瓮安事件根源的分析是相当到住的。但其实，贵州省高层提及的这些现象，并不仅限于瓮安一县，整个贵州、乃至全国各地，程度不等地存在上述种种现象。
过去十几年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是各地政府官员追求的主要政绩目标，地方政府成了经济增长的主体，地方官员几乎成为商人。为追求这一政绩目标，地方政府官员积极地利用其所掌握的巨大、并且始终没有受到有效限制的权力，比如，随意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者，给予那些能够增加官员政绩的企业以不受环保、劳工权利，社会保障等法规管制的特权。当然，地方政府也利用权力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经营各种自然资源。由此迅速获得大量财政收入，也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然而，少数地方政府的手伸得太长，直接介入资源的商业交易过程，或为了经济增长政绩而过分保护某个群体、甚至毫无顾忌地损害普通民众的权利和利益，固然可以在中短期内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长期来看，必然导致严重后果。这种后果首先体现在经济方面，就是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最近一年来，这种失衡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工业衰退、出口下滑、企业大量倒闭等现象已表明，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陷入困境。
不过，以权力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机制，最严重的负面后果表现在社会与政治方面。最近几年人们一直在谈论中国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的根源则是不同群体、不同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自由与权利的不平等，导致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正是权力支配经济过程，人为地授予某些人以特权，以限制乃至剥夺另一部分人的正当权利。
在贵州省高官所提及的征地、拆迁、矿权分配等领域，权力制造权利之不平等的情形是严重的。由此或可获得一种异乎寻常的效率，但这种效率缺乏正当性基础。由此形成的财富配置结果，不可能得到人们的认可。
事实上，由此创造出来的财富越多，群体间的敌视就越深。其中最尖锐的是官民、贫富之问的敌意。这种敌意不断积聚，最后就会在无人能够预料到的时间、因为一件无人能够预防的小事件，而演变成具有极大社会和政治冲击力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这样的事件已经频繁发生。
如贵州省高官所说，瓮安事件这样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事出偶然，却具有必然性。不过，不论是对执政党和政府，还是对负责任的公民来说，当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恰恰是阻止这种必然性变成现实。因为，在宣泄愤怒的情绪推动下、具有严重破坏性的这类群体性事件，无助于从根本上化解民众的怨恨，增进民众的权利。
人们普遍承认，这一目标的实现有待于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而建立这种制度需要的是理性、建设性，需要的是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妥协与合作。
篇5：关于学习瓮安事件的心得体会
石堡乡社事办 陈家驹
通过对《在痛定思痛中浴火重生——从瓮安之乱到瓮安之变警示录》一文的学习，深刻认识到从瓮安之乱到瓮安之变与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工作是迷不可分的，瓮安事件发生后，他们不回避矛盾，深入分析事件发生的的原因。把这项事件结合工作实际，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要与时俱进，干部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在学习上，要加强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执政能力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学习，要用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素质。在思想上，必须提升境界，摆正心态，找准位置，认真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激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干部要深入基层一线，了解社情民意，发挥好桥梁作用，通过“开展干部下基层开展社会调查活动”,把工作落实在群众一线，认真化解群众矛盾纠纷，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在作风上，要“实”字当头，要实事求是地为人民群众办事，讲究办事效率，实行限时办结制度；同事要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
二、大力加强党员教育，激发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内在大力，让党员的教育与时代的步伐一致，形成有效的教育机制，创新教育形式，更新教育理念，找准群众的出发点和群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