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败法

中国反腐败法（共6篇）

篇1：中国反腐败法

美国商会：中国反腐败法让美企忧心合规问题

北京时间2月26日，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商会指出，自中国政府大力推行反腐倡廉以来，美国企业对中国法律合规方面的担忧越来越强烈。

为了完成一年一度的中国商业报告，该商会对400家在中国运作的美国企业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2013年的葛兰素史克腐败丑闻和中国政府大力度的反腐行为，已促使这些企业中的40%计划增加法律合规费用。

四分之一的受调企业指出，他们已经根据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对旗下商业行为或激励机制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调查还发现，相较中国经济增长减速，这些企业更担心的是中国反腐败、反价格操纵和反不当竞争等法律的执行给他们的业务所带来一系列的风险。

上海美国商会主席Ken Jarrett表示，“对于美国企业来说，遵守中国法律变得越来越重要。”近半数的受调企业认为，遵守一国法律远比遵守国际反腐败法更为重要，比如说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和英国《反贿赂法》。2013年，在葛兰素史克腐败丑闻爆发前，相关调查结果显示仅有不足三分之一的受调企业表示更加担心中国法律。

风险顾问公司Control Risks主管大中华区和北亚事务的肯特•克德尔指出，“今年制药行业的形势令在华业务运作变得非常敏感。但中国目前尚未出现类似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统一的反贿赂或反腐败法律。当下，在中国，执行反腐败法律的监管主体太多，这令海外企业非常迷惑。”

克德尔称，“三分之二的在华美企都在努力对抗欺诈和腐败。”不过，他补充说，这些企业现在担心的不是政府腐败，而是机构内部的腐败，其中包括高管进行的谋私交易等。

此外，超过半数的受调企业指出，他们最担心的给客户提供销售佣金的压力，以及雇员欺骗公司的风险。克德尔表示，他认为美国企业的腐败行为并没有比之前严重，只不过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致使这些企业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腐败问题。

调查还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而来的是一种向服务行业的结构性转变。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在超过半数的美国企业中，服务业在营收中所占的份额超过50%，比2012年增长1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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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中国反腐败法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反对浪费 第三章 反对采购腐败

第四章 反对审批腐败

第五章 反对用人腐败

第六章 预防腐败

第七章 反对资源性腐败

第八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国家廉政建设，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扭转公共权力滥用的局面，进而预防腐败，遏制腐败、消除腐败，保障个人、集体、国家的权益不受侵犯，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指的腐败是指公务部门及公职人员违反或偏离职责，在履行公务行为过程中，私用或滥用公众赋予的公共权力，损害公共职务的廉洁，侵害公共管理秩序，使得国家权利异化，损害个人、集体、国家利益的行为。

第三条 本法所指的公务部门包括但不限于各级党政机关，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及其工作人员第四条

第四条 本法所称财政拨款和资助，包括下列情形：

（一）政府以拨款、贷款、资本注入等形式直接提供资金，或者以贷款担保等形式潜在地直接转让资金或者债务；

（二）政府放弃或者不收缴应收收入；

（三）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础设施以外的货物、服务，或者由政府购买货物；

（四）政府通过向筹资机构付款，或者委托、指令私营机构履行上述职能。

第四条 本法所指公职人员包括一切从事或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人员。第五条 本法所指公务行为是指切从事或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人员依其特定身份和职务行使的与其身份和职务相关的管理行为。第六条 中央纪检部门、监察部门负责全国范围的反腐败工作，地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纪检部门、监察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反腐败工作。

第七条 公职人员具有本法所规定的腐败行为的，按照公务员法或者刑法分别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刑事处罚

第二章 反对浪费

第一条 公务部门应当落实中央构建节约型社会要求，加快推进“三公”经费公开，自觉维护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杜绝浪费行为，不得建设“面子工程”，严禁奢华。

第二条 浪费行为是指公务部门违反规定进行不必要的公务活动，或者在履行公务中超出规定范围、标准和要求，故意或者过失不当使用公共资金、资产和资源或没有节制挥霍及损毁国家资源和物质财富，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的行为。

第三条 党政机关履行公务，反对浪费，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从严从简原则，降低公务活动成本；

（二）遵守法律法规原则，严格按程序办事；

（三）严格控制原则，严格控制经费支出总额，加强厉行节约绩效考评；

（四）实事求是原则，从实际出发安排公务活动，取消不必要的公务活动

（五）公开透明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事项外，公务活动中的资金、资产、资源使用等情

第四条建立健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信息公开制度。除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要求须保密的内容和事项外，下列内容应当按照及时、方便、多样的原则，以适当方式进行公开：

(一)预算和决算信息；

(二)政府采购文件、采购预算、中标成交结果、采购合同等情况；

(三)公务接待的批次、人数、经费总额等情况；

(四)会议的名称、主要内容、支出金额等情况；

(五)培训的项目、内容、人数、经费等情况；

(六)节会、庆典、论坛、博览会、展会、运动会、赛会等活动举办信息；

(七)办公用房建设、维修改造、使用、运行费用支出等情况；

(八)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的审计结果；

(九)其他需要公开的内容。况应予公开，接受各方面监督；

第五条 公务部门应当建立责任追究制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一）组织无实质内容的调研、会议、培训等活动，浪费公款巨大的。

（二）公车私用，浪费国家资源的

（四）超标准修建办公楼，超过当地政府财政承受能力的；

（五）超标准购买公车，浪费公款巨大的；

（六）借出访调研为名，出国旅游，浪费公款巨大的；

（八）随意调配警力，阻碍安全保卫工作，交通管制不当，给人民群众造成损失的

（七）公款吃喝，浪费公款巨大的；

（八）重复建设，拆毁5年内建成的建筑和设施的；

（十）滥发钱物，讲排场、比阔气，搞铺张浪费。以各种名义年终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和实物

（十一）各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相互收送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或者公务人员利用婚丧嫁娶等事宜借机敛财的。

（十二）公务部门进行相互走访、送礼、宴请等拜年活动的

（九）其他严重浪费国家资金和财物的。

(一)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铺张浪费、奢侈奢华问题严重，(三)不履行内部审批、管理、监督职责造成浪费的；

(四)不按规定及时公开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有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信息的；

第六条 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能够证明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虽然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不属于浪费行为：

(一)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的；

(二)为提高产品质量、增进效率，统一产品规格、标准或者实行专业化分工的；(三)为提高经营效率，增强竞争力的；

(四)为实现保护环境、救灾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的；

(五)因经济不景气，为缓解销售量严重下降或者生产明显过剩的；

(六)为保障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正当利益的；

(七)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公务部门应当进行部门预算编制管理，按照综合预算的要求，将各项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部门预算，严禁以任何形式隐瞒、截留、挤占、挪用、转移、坐支或者私分党政机关依法取得的罚没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产收益和处置所得等非税收入。

第五条 公务部门应严格执行预算，严禁超预算或者无预算安排支出，严禁虚列支出、转移或者套取预算资金。年度预算执行中不予追加，因特殊需要确需追加的，由财政部门审核后按程序报批。

第五条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负责统筹协调、指导检查全国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建立协调联络机制承办具体事务。地方各级党委办公厅（室）、政府办公厅（室）负责指导检查本地区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

第六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加强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的组织领导。党政机关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负总责，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负主要领导责任。

第七条 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宣传、外事、发展改革、财政、审计、机关事务管理等部门根据职责分工，依法依规履行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相关工作的管理、监督等职责。

在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增加反浪费职能，同时增设反浪费专职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浪费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研究拟订有关反浪费政策规定；

(二)组织调查、评估市场总体浪费状况，发布评估报告；(三)制定、发布反浪费指南；

(四)协调反浪费行政执法工作；

(五)党和国家规定的其他反浪费职责。

第八条在确定浪费所造成的损害时，应当审查下列事项：

（一）浪费造成的直接损失；

（二）浪费造成的间接损失；

（三）浪费造成的社会危害和影响

第六条 公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管理制度。申请活动项目预算应当提出项目资金使用绩效目标，无绩效的项目一律不得安排预算。应当加强绩效管理结果应用，扩大绩效跟踪和评价范围。

第七条各级财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结合实际制定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会议、培训等公务活动经费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建立开支标准调整机制，严格支出报销审核。

第十二条 公务部门对党政机关差旅审批、差旅费预算及规模控制等作出规定。从严控制国内差旅人数和天数，严禁无实质内容、无明确公务目的的差旅活动，严禁以公务差旅为名变相旅游，严禁异地部门间无实质内容的学习交流和考察调研。不得安排照顾性、无实质内容的一般性出访，不得安排考察性出访，不得把出国作为个人待遇、安排轮流出国，严禁集中安排赴热门国家和地区出访。

第十三条 出访人员应当严格按规定标准安排交通工具和食宿，不得违反规定乘坐民航包机，不得安排超标准住房和用车，在不影响公务、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应当选乘相对经济便捷的交通工具；在住宿费标准限额内，选择安全、经济、便捷的宾馆住宿。

第十四条出访人员应当严格按规定使用差旅费，费用由所在单位承担，不得向下级单位、企业或其他单位转嫁。差旅人员住宿、交通、就餐由接待单位协助安排的，应由差旅人员自行支付相关费用，并按规定标准回所在单位报销。

第十五条出访人员不得向接待单位提出正常公务活动以外的要求，不得在出差期间接受违反规定用公款支付的宴请、游览和非工作需要的参观，不得接受礼金、礼品和土特产品等。

第十八条 加强出国培训总体规划和监督管理，严格控制出国培训规模，科学设置培训项目，择优选派培训对象，提高出国培训的质量和实效。严格遵守因公出境经费预算、支出、使用、核算等财务制度，加强因公临时出国经费预算总额控制，严禁违反规定使用出国经费预算以外资金作为出国经费，严禁向所属单位、企业、驻外机构等摊派或者转嫁出国费用。无出国经费预算安排的不予批准，确有特殊需要的，按规定程序报批。

出国期间，不得与驻外机构和其他中资机构、企业之间用公款互赠礼品或者纪念品，不得用公款相互宴请，不得接受超标准接待，不得参加娱乐活动，不得接受礼金、礼品、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

第二十二条 公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接待费用控制制度。禁止党政机关以任何名义新建、改建、扩建所属宾馆、招待所等具有接待功能的设施或者场所，禁止超标准装修、超标准配置家具和电器。

严格执行公务接待标准，接待住宿应当严格执行公务接待的有关规定，不得擅自提高接待标准，浪费国家资源

第二十三条 公务部门应当开具公务接待清单。如实反映接待对象、公务活动、接待费用等情况。接待清单和财务票据、派出单位公函一起作为财务报销的凭证，并接受审计。

第二十五条地方招商引资等活动应当参照公务接待标准，严格审批，强化管理，严禁超规格、超标准接待，严禁扩大接待范围、增加接待项目，严禁以招商引资等名义变相安排公务接待。

第二十七条公务部门应当积极推动公车改革，禁止公车私用行为。第二十八条 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必要的公务用车除外。普通公务出行可由公务人员自主选择，鼓励乘坐公共交通或其他社会化提供的车辆。

取消的一般公务用车，应当采取公开招标、拍卖等方式公开处置。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不得以车改补贴的名义变相发放福利。

第二十九条 公务用车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公务用车的采购审批管理，严格按规定报批公务用车购置。公务用车实行政府集中采购，应当选用国产汽车，优先选用新能源汽车。

公务用车严格按规定年限更新，已到更新年限尚能继续使用的应当继续使用，不得因领导干部职务晋升、调任等原因提前更新。

各级党政机关应当全面实行公务用车加油、保险、维修的定点采购管理。

第三十条 公务部门在公务用车方面严禁下列行为

（一）占用下属单位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车辆，（二）违规租用社会车辆，（三）接受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赠送的车辆。

（四）擅自扩大专车配备范围或变相配备专车。

第三十二条公务用车应当根据公务活动需要，严格按规定使用。公务人员不得因私事使用配备给自身或部门的公务用车。

第三十三条除涉及国家安全、侦查办案等有保密要求的特殊工作用车外，执法执勤用车应当喷涂与执法执勤性质内容相一致的统一标识，否则应不予登记上牌或按规定拍卖处置。

因涉密没有喷涂统一标识的特殊工作用车，应当单独登记，严格管理。

第三十四条 公务部门应当在部门网站上定期公开公务用车使用和运行经费情况，切实降低公务用车的运行成本。

第三十五条 公务部门举办会议活动，应当从简，严格控制会议数量和会议规模，内容重复、主题不明确、准备不充分的会议坚决不开，能合并的会议坚决合并，能通过发布文件、现场协调等方式部署的工作一律不安排会议。

第三十六条 公务部门开展会议活动，会议经费应当经过审计部门的审核批准，未经批准以及超范围、超标准开支的会议费用，一律不予报销。并且应当在本单位网站上予以详细说明，公开相关信息，保障公民知情权。

严禁违规使用会议费购置办公设备，严禁列支公务接待费等与会议无关的任何费用，严禁套取会议资金。严格执行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制度规定。

第三十七条 举办会议安排参会人员食宿，应当简洁俭朴，工作会议一律不摆放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会议期间，不得安排宴请，不得组织旅游以及与会议无关的参观活动，不得以任何名义发放纪念品。

第三十八条建立健全培训审批制度，严格控制培训数量、时间、规模，严格执行分类培训经费开支标准，严禁以培训名义召开会议。

严格控制培训经费支出范围，严禁在培训经费中列支公务接待费、会议费等与培训无关的任何费用。严禁以培训名义进行公款宴请、公款旅游活动。

第三十九条严格控制各类节会、庆典活动。未经批准，党政机关不得举办大型庆典活动。

经批准的节会、庆典活动，应当严格控制规模和经费支出，不得超出规定标准。

第四十一条公务部门应当从严控制办公用房建设与改造，严格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不得以任何形式规避审批。坚决终止违反规定的或者未经批准的办公用房项目，凡是超规模、超标准、超投资概算建设的办公用房项目，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限期腾退超标准面积或者全部没收、拍卖。

第四十二条 公务部门办公用房建设项目应当严格执行办公用房建设标准，不得奢华，不得攀比。

第五十一条 公务部门应当努力减少消耗，降低行政费用支出，建设节约型政府

第六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造成浪费的，情节较轻的，给予批评教育、警告、责令作出检查；情节较重的，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者调离岗位、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以上责任追究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第六十九条违反本法规定获得的经济利益，应当予以收缴或者纠正。违反本实施细则规定，用公款支付、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应当责令退赔。

第七十条主要负责人、有关领导干部或者相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需要查明事实、追究责任的，由有关机关或者部门按照职责和权限调查处理。其中需要追究党纪政纪责任的，由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党纪政纪案件的调查处理程序办理；需要给予组织处理的，由组织人事部门或者由负责调查的纪检监察机关会同组织人事部门，按照有关权限和程序办理。

第七十一条实施责任追究不因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工作岗位或者职务的变动而免予追究。

第七十二条受到责任追究的人员，取消当年年度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

单独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人员，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职务，工作的重新安排和重新任用，按照组织部门有关规定执行；受到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升职务。同时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和组织处理的，按影响期较长的执行。

第七十三条受到责任追究的人员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按照相关规定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受理申诉机关应当依据有关规定认真受理并作出结论。

申诉期间，不停止处理决定的执行。

第九条 开展对浪费行为的调查，各部门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被调查的单位或个人的其他有关场所进行检查；

(二)询问被调查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要求其说明有关情况；

(三)查阅、复制被调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利害关系人的有关材料、协议、会计账簿、业务函电、电子数据等文件、资料；

(四)查封、扣押相关证据；

(五)查询被调查的单位或者个人的银行账户。

采取前款规定的措施，应当向纪检监察部门主要负责人书面报告，并经批准。

第十条被调查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利害关系人应当配合纪检监察部门依法履行职责，不得拒绝、阻碍调查。

第十一条被调查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利害关系人有权陈述意见。纪检监察部门应当对被调查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利害关系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核实。

第十二条纪检监察部门对涉嫌浪费行为调查核实后，认为构成浪费行为的，应当依法做出处理决定，并可以向社会公布。

第十三条对纪检监察部门调查的涉嫌浪费行为，被调查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利害关系人承诺在纪检监察部门认可的期限内采取具体措施消除该行为后果的，纪检监察部门可以决定中止调查。中止调查的决定应当载明被调查者承诺的具体内容。

第十四条纪检监察部门决定中止调查的，应当对被调查者履行承诺的情况进行监督。被调查者履行承诺的，反浪费执法机构可以决定终止调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纪检监察部门应当恢复调查：

(一)被调查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未履行承诺的；

(二)做出中止调查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发生重大变化的；

(三)中止调查的决定是基于被调查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不完整或者不真实的信息做出的。

第十五条自然人、法人或者有关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向纪检监察部门提出反浪费调查的书面申请或举报。

第十六条申请或举报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申请人或举报人的名称、地址及有关情况；

（二）对被调查的浪费行为完整说明，包括浪费的成因、所造成的损失、危害后果等；

（三）申请人或举报人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内容。

（四）相关证据。

第十七条纪检监察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人或举报人提交的申请书及相关证据之日起６０天内，对申请某单位是否构成巨大浪费问题进行审查，并决定立案调查或者不立案调查。在特殊情形下，可以适当延长审查期限。

第十八条在特殊情形下，纪检监察部门没有收到反浪费调查的书面申请，但有充分证据证明某单位或个人存在巨大浪费的，可以决定立案调查。

第十九条纪检监察部门可以采用问卷、抽样、听证会、现场核查等方式向利害关系方了解情况，进行调查。

纪检监察部门应当为被调查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提供陈述意见和辩驳的机会。

第二十条纪检监察部门进行调查时，利害关系方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利害关系方不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的，或者没有在合理时间内提供必要信息的，或者以其他方式严重妨碍调查的，纪检监察部门可以根据可获得的事实做出处理。

第二十一条纪检监察部门根据调查结果，就严重浪费行为作出相应裁定。

裁定应当载明重要的情况、事实、理由、依据、结果和结论等内容。

第二十二条对纪检监察部门做出的裁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上一级纪检监察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第二十三条上一级纪检监察部门行政复议后，可以裁定维持、变更和撤销原裁定。上一级纪检监察部门做出的裁定为终裁，被裁定处罚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仍然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四条反浪费调查，应当自立案调查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结束；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但延长期不得超过６个月。

第二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反浪费调查应当终止，并由纪检监察部门予以公告：

（一）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存在严重浪费问题的；

（二）浪费问题较小的；

（三）不适宜继续进行反浪费调查的。

第二十六条纪检监察部门调查涉嫌浪费行为，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执法人员进行询问和调查，应当制作笔录，并由被询问人或者被调查人签字。

第二十七条纪检监察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执法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二十八条单位或个人违反本法规定，有第五条规定的浪费行为，造成国家和社会财富巨大浪费的，由纪检监察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浪费数额百分之二十的罚款。

单位或个人主动向纪检监察部门报告有关浪费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纪检监察部门可以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对该单位或个人的处罚。

第二十九条纪检监察部门确定具体罚款数额时，应当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和持续的时间等因素。

第三十条被调查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实施浪费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浪费行为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纪检监察部门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

第三十二条对纪检监察部门依法实施的审查和调查，拒绝提供有关材料、信息，或者提供虚假材料、信息，或者隐匿、销毁、转移证据，或者有其他拒绝、阻碍调查行为的，由纪检监察部门责令改正，对个人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纪检监察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泄露执法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章 反对政府采购腐败

第一条 政府应当规范采购行为，提高政府采购费用使用的公开性与透明性，杜绝利用采购为本人或者他人牟取利益的行为，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廉政建设，遏制采购腐败。

第二条 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采购，是指以合同方式有偿取得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包括购买、租赁、委托、雇用等。

货物，是指各种形态和种类的物品，包括原材料、燃料、设备、产品等。

工程，是指建设工程，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装修、拆除、修缮等。

本法所称服务，是指除货物和工程以外的其他政府采购对象。

第三条 政府采购应当先由采购单位报预算到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审批后，将采购通知下发政府采购中心，采购中心组织招投标，由评标委员会推荐得分高的投标商，并进行选择，中标后，在政府采购网上发布中标公示。

第四条 政府采购实行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模式，采取强制委托和自愿委托的形式。

第五条 公务部门采购预算由国务院和省级政府或授权部门制定并颁布。

第十条 公务部门采购工作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公平竞争、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完整编制采购预算，严格执行经费预算和资产配置标准，合理确定采购需求，不得超标准采购，不得超出办公需要采购服务。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程序，不得违反规定以任何方式和理由指定或者变相指定品牌、型号、产地。

第八条 加快政府采购管理交易平台建设，推进电子化政府采购。

第五条 采购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依法必须进行招投标的，应当进行公开招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得违法限制或者排斥本地区、本系统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加投标，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招标投标活动，确需改变采购方式的，应当严格执行有关公示和审批程序。

第十四条 公开招标应作为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但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或者因不可抗力不能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的除外。

第六条 列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范围的，应当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并逐步实行批量集中采购。严格控制协议供货采购的数量和规模，不得以协议供货拆分项目的方式规避公开招标。

第六条 公务部门应当按照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采购需求组织验收。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逐步建立政府采购结果评价制度，对政府采购的资金节约、政策效能、透明程度以及专业化水平进行综合、客观评价。

第五条公务部门及公职人员采购应当自觉接受外部监督。

第六条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第六条 负有编制部门预算职责的部门在编制下一财政年度部门预算时，应当将该财政年度政府采购的项目及资金预算列出，报本级财政部门汇总。部门预算的审批，按预算管理权限和程序进行。

第七条 政府采购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并且应当应当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但涉及国家安全、商业秘密的除外，同时禁止任何虚报、伪报采购经费的行为，如虚报经费数额过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作出行政处分或者承担刑事责任。

第八条 政府采购限额标准，属于中央预算的政府采购项目，由国务院确定并公布；属于地方预算的政府采购项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机构确定并公布。

第九条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必须回避。供应商认为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其他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其回避。

前款所称相关人员，包括招标采购中评标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谈判小组的组成人员，询价采购中询价小组的组成人员等。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是负责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的部门，依法履行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

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履行与政府采购活动有关的监督管理职责。第十一条 有关部门进行政府采购活动，应当符合采购价格低于市场平均价格、采购效率更高、采购质量优良和服务良好的要求。

第十二条 政府采购可以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定条件，采购单位有权自行选择，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第十三条 政府采购不得与供应商相互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得以任何手段排斥其他供应商参与竞争。供应商不得以向政府部门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评标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竞争性谈判小组的组成人员、询价小组的组成人员行贿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或者成交。采购代理机构不得以向采购人行贿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谋取非法利益。

第十五条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及采购结果使自己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提出询问，第十六条 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质疑。

第十七条 采购人应当对政府采购供应商质疑、投诉按规定进行受理，并在受理供应商的书面质疑后七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和其他有关供应商，但答复的内容不得涉及商业秘密，否则，供应商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第三十二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对供应商的投诉逾期未作处理的，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第十八条 公务部门采购统一由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实施监管，应当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及集中采购机构的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是：

（一）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执行情况；

（二）采购范围、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

（三）政府采购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

（四）采购预算的使用情况

（五）在采购过程中，是否存在公务部门与供应商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社会、国家的利益

（六）公务部门收受贿赂，利用采购行为为他人牟取不正当利益

第十九条 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标准应当公开。采购人在采购活动完成后，应当将采购结果予以公布。

第二十八条 应当依法公布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标准和采购结果而有关部门未按照要求公布的，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条 采购人必须按照本法规定的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进行采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本法规定，要求采购人或者采购工作人员向其指定的供应商进行采购。第二十一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活动进行检查，政府采购当事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材料。

第二十二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公务部门采购行为的绩效考核，对，必须定期对政府采购成本、采购价格、采购效率、节约资金效果、服务质量、信誉状况、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发展前景、有无违法行为等事项进行考核，并如实公布考核结果。

第二十三条 审计机关有权对公务部门采购进行审计监督。公务部门应当自觉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

第二十四条 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国家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察。

第二十五条 政府采购部门在采购过程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将政府财政专项资金挪作他用的

（一）应当采用招投标方式采购而未举行公开招投标的

（二）没有正当理由擅自增加经费用于采购的；

（三）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妨碍供应商之间公平竞争的；

（四）在招投标采购过程中与投标人进行协商谈判的；

（五）拒绝有关部门对本部门采购行为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

（六）与供应商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

（七）在采购过程中接受贿赂，收受回扣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八）在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中提供虚假情况的；

（九）开标前泄露标底的；

(十)内定供应商为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牟利的；

（十一）采取不正当手段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进入本地区或者本行业政府采购市场的

（十一）其他在采购过程中滥用职权为自己或者他人牟利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政府采购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权控告和检举，有关部门、机关应当依照各自职责及时处理。

第二十七条 采购人有本法第二十五条所述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以上责任追究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第二十八条 公务部门采购过程中存在滥用权力的行为，由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停止按预算向其支付资金，由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依法给予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分。

第二十九条 采购单位不得隐匿、销毁应当保存的采购文件或者伪造、变造采购文件，否则，应由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政府采购当事人有本法第二十五条违法行为之一，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并应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在实施监督检查中，利害关系方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利害关系方不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的，或者没有在合理时间内提供必要信息的，或者以其他方式严重妨碍调查的，纪检监察部门可以根据可获得的事实做出处理。

第二十一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据事实，客观就被调查部门是否存在采购腐败行为作出相应裁定。

裁定应当载明重要的情况、事实、理由、依据、结果和结论等内容。

第二十二条公务部门对纪检监察部门做出的裁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上一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第四章 反对审批腐败

第一条

国家机关及授权组织应当转化政府职能，落实政务信息公开，加大对行政审批权的制约与监督，减少与下放行政审批项目，杜绝滥用审批权所引发的腐败行为。第二条

行政审批，是指行政机关经依法审查，批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但是行政机关对其他机关或者对其直接管理的事业单位的人事、财务、外事等事项的审批除外。

第三条 行政审批的法定依据，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实施行政审批的依据，不具有法律效力。

第四条 行政审批的实施机关、条件、程序、期限等信息应予公布。

第四条 行政审批过程与审批进度应予公开，并且应当对申请审批的主体和资质、申请项目开工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说明。第五条

行政审批的结果应予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

第六条人 民群众、有关团体、其他上下级机关有权对结果提出质疑，有关部门应当在7日之内对公众的咨询和请求进行解释和回复，并且提出相应证据。

第六条 国家有关法律对行政审批权的设置应当分散，不得过分集中，尤其对公共工程建设权力集中的部门，应当强化内部控制，防止权力滥用，重点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

第五条 行政审批的实施，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便民、高效的原则。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有依法取得行政审批的平等权利，行政机关不得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对行政区域内所有公务部门审批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应当建立健全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审批的监督制度，加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审批的监督检查，预防审批过程中出现的腐败行为。

第十二条 国家应当尽量减少行政审批的项目数目，只有下列事项才需要依法予以审批：

（一）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

（二）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

（三）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

（四）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

（五）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审批的其他事项。第十三条 如果特定活动能由下列方式解决的，可以不需要行政审批

（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

（二）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

（三）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

（四）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

第十四条 有权机关不得随意增设行政审批项目。如需增加行政审批项目，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公众意见，并向上级机关说明设定该行政审批的必要性、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

第二十二条 行政审批由具有行政审批权的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第二十三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法定授权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审批。被授权的组织行使行政审批权参照行政机关。

第二十五条 为进一步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经国务院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精简、统一、高效的原则，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审批权。

第二十七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审批，不得向申请人提出购买指定商品、接受有偿服务等不正当要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审批事项，不得索取或者收受申请人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非物质性利益。

第二十八条 对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设备、设施、产品、物品的检验、检测、检疫，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行政机关实施的外，应当逐步由符合法定条件的专业技术组织实施。行政机关对专业技术组织必须制定特定的要求，筛选符合资质的组织。

第三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审批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

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第三十一条 申请人申请行政审批，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行政机关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与其申请的行政审批事项无关的技术资料和其他材料。

第三十三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有关制度，推行电子政务，在行政机关的网站上公布行政审批事项，方便申请人采取数据电文等方式提出行政审批申请 害关第三十七条 有关部门对符合审批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按照规定程序作出批准决定，不得随意拖延时限，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予审批的书面决定，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四十条 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审批，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第五十三条 作出行政审批，行政机关需要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作出决定的，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方式，如果违反招标、拍卖程序，损害申请人合法权益的，申请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十四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审批所需经费应当列入本行政机关的预算，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按照批准的预算予以核拨。

第五十九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审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收取费用的，应当按照公布的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所收取的费用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任何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财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向行政机关返还或者变相返还实施行政审批所收取的费用。

第六十条 上级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审批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行政审批实施中的违法行为。

第六十一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审批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

第六十三条 行政机关实施审批，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被许可人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第六十九条 在审批过程中，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形式的行为，（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行政审批决定；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的；

（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审批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审批的其他情形。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审批的，应当予以撤销。

撤销行政审批，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除外

第七十一条 行政机关滥用行政审批权为自己或者他人牟取利益，有关机关应当责令其改正，或者依法予以撤销。

第七十二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腐败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特别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审批申请不予受理、不予审批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审批决定的；或者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予以审批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行政审批的；

（三）（二）滥用职权，违规审批、对同等条件的申请人予以差别待遇和歧视待遇的

（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五）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未经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的。

第七十五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审批，不得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的，对于其违法所得，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退还非法收取的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实施行政审批依法收取的费用的，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篇3：中国反腐败法

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主要内容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除序言之外, 正文由八章71条组成。

《公约》的主要内容包括: (1) 腐败的预防。《公约》要求缔约国在预防腐败行为方面承担义务, 主要涉及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社会参与和洗钱四个方面。 (2) 刑事定罪与执法。《公约》要求缔约国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和其他措施, 将涉及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侵吞资产、影响力交易 (指公职人员或其他人员利用自己实际或潜在影响力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好处的行为) 、滥用职权、资产非法增加以及洗钱、窝赃、妨害司法等行为规定为犯罪, 并要求对私营部门内的贿赂和侵吞资产行为进行刑事定罪。 (3) 国际合作。《公约》规定的国际合作包括国际司法合作与执法合作两方面内容, 主要参照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其他有关国际公约, 确立了引渡和司法协助规则, 并规定了缔约国开展执法合作的相关措施。 (4) 为提高国际合作的效率, 公约规定了一系列执法合作措施。 (5) 资产追回与返还。《公约》要求缔约国确保本国金融机构核实客户身份。确定大额账户资金实际受益人的身份, 并对相关重要账户进行强化审查, 以便预防、监测并及早发现洗钱行为, 防止腐败犯罪分子转移资产。对被转移他国的腐败资产, 《公约》规定了追回资产的具体措施。 (6) 履约的监督。为监督《公约》的履行, 《公约》规定了后续监督机制和相关措施, 其中最重要的是设立“公约缔约国会议”。 (7) 技术援助和信息交流。《公约》专章对进行技术援助和信息交流作出了规定, 以加强有关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反腐败的能力, 促进缔约国间的信息交流[1]。

通过分析《公约》的主要内容, 尤其是关于刑事定罪与执法的规定, 我们可以发现《公约》在规定腐败犯罪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

1. 规定的犯罪主体呈二级多元化。

公职人员是腐败犯罪的主要主体。《公约》在第2条第1款, 规定, 本公约中的公职人员是指:“ (1) 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在缔约国中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员, 无论长期或者临时, 计酬或者不计酬, 也不论该人的资历如何; (2) 依照缔约国本国的法律的定义和在该缔约国相关法律领域中的适用情况, 履行公共职能, 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履行公共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任何其他人员; (3) 缔约国本国法律中界定为公职人员的任何其他人员。”[2]公职人员因所履行的公共职务存在于国家与国家间、国家与国际间的区分, 《公约》第15条、第16条将其划分为本国公职人员、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另外, 《公约》第21条第2项规定, “以任何身份领导私营部门实体或者为该实体工作的任何人, 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 以作为其违背职责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可见, 《公约》将私营部门的相关人员也纳入了规制的范畴, 使之成为贿赂犯罪的主体之一。由此可知, 《公约》规定的是以公职人员为主, 以私营部门人员为补充的二级多元的犯罪主体体例[3]。

2.贿赂范围的广延性。在贿赂犯罪的对象问题上, 《公约》使用了“不正当好处”的概念, 可以看出, 《公约》不是按照贿赂物是一种物质性利益还是非物质性利益作为判断标准的, 只要行为具有公职与利益交易的性质, 就是贿赂行为。因为, 贿赂与权力的联系性与对价性以及贿赂对掌权人的诱惑性和腐蚀性是贿赂的突出特征, 行贿人只要对受贿人投其所好, 不一定仅限于财物与财产性利益。而且《公约》在第2条第4款明确规定, 所谓“财产”指“各种资产, 不论其为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动产或不动产、有形或无形的, 以及证明这些资产的产权或者权益的法律文件或文书。”由此可以看出, 《公约》对待贿赂物没有划定界限, 范围具有广延性。

3.腐败行为具有多样性。根据《公约》第三章的规定, 腐败犯罪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 贿赂犯罪。在第15、16条中既规定了公职人员的受贿行为又规定了向公职人员行贿的行为。其中向本国公职人员行贿表现为, “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公职人员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者实体不正当好处, 以使该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不作为”;向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 除了以上的客观行为外, 还要求以“以便获得或者保留与进行国际商务有关的商业或者其他不正当好处”为要件。 (2) 公职人员贪污、挪用或者以其他类似方式侵犯财产。 (3) 影响力交易。根据《公约》第18条的规定, 影响力交易的公职人员没有直接利用自己的公职行为, 而是利用了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这一行为从受贿行为中分离出来, 单独构成影响力交易罪。 (4) 滥用职权。《公约》第19条规定, 公职人员滥用职权或者地位, 即公职人员在履行职务时违反法律, 实施或者不实施的一项行为。 (5) 资产非法增加。根据《公约》第20条的规定, 资产非法增加, 即公职人员的资产显著增加, 而本人无法以其合法收入作出合理解释。

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刑事立法的对接与转化

第一, 《公约》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性质。作为国际刑事领域的重要法律, 《公约》所规定的权利 (力) 与义务在国内法上属国家与公民间的公法关系。基于公法实施对公民权利侵害的风险, 现代社会均提出了明确的限制适用要求。作为刑法各国均普遍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 强调犯罪成立与刑罚以国内法中存在明确规范为必须。而《公约》大量借鉴、吸收了世界各国的反腐经验, 不仅扩大调整对象的范围, 增设新罪名, 还在传统国内立法所规定的贪贿型犯罪的基础上扩大了犯罪对象、行为类型等构成要素的范围, 因此缺乏宪法明文规定以及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另外, 《公约》的规范因欠缺明确的刑种及刑罚幅度的规定而无法直接纳入到中国的刑法体系之中。

第二, 《公约》与国内刑事立法难以直接对接。由调整内容的综合性, 《公约》选择了“一揽子”的立法模式。具体内容涵括了犯罪预防与控制法、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法等方面的内容, 有些内容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是整体缺乏的, 如犯罪预防与控制法, 中国目前尚未有对应的立法, 对腐败犯罪的预防与控制尚停留于政策或者方针的层面;而有些则是部分缺乏的, 如《公约》在刑事追诉机制规定中, 提出应当建立独立反腐刑事诉讼机制的要求, 以此为指导, 一系列崭新的刑事诉讼制度被《公约》所规定, 如消除腐败行为的法律后果 (第34条) 、腐败行为的损害赔偿 (第35条) 、控制下交付等特殊侦查手段 (第50条) 等, 这些规定, 相对于中国现行反腐刑事追诉制度、基本诉讼制度而言, 明确体现出了在反腐败斗争中刑事法向社会保障功能倾斜的立法取向。这些规定若未经国内法转化而在国内直接适用, 势必导致追诉机关获得超过国内法所规定的权力, 从而限制了被追诉人权利范围的结果[4]。

第三, 《公约》规范性质类型具有多样性。《公约》属指导性规范, 考虑各国观念、制度差异及可接受程度, 《公约》为诸规范设定了不同的效力等级, 有些属强制性规范, 各国均有履行的强制义务, 如《公约》第15至17条关于“各缔约国均应当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 将贿赂本国公职人员、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人员、公职人员贪污、挪用或者以其他类似方式侵犯财产等行为规定为犯罪的规定;而有些则为授权性规范, 各国可依其国内法律制度的具体情况选择适用, 如《公约》第20条即明确在“不违背本国宪法和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的情况下, 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资产非法增加”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三、中国刑事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差距及完善

(一) 中国刑事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差距

《公约》第15条规定的“贿赂本国公职人员”以及第18条规定的“影响力交易”行为, 相当于中国《刑法》第389条、第385条、第388条和第393条中规定的行贿罪、受贿罪和单位行贿罪。另外, 《公约》第21条规定了“私营部门内的贿赂”问题, 类似于中国《刑法》第163条和第164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公约》第17条将“公职人员贪污、挪用或者以其他类似方式侵犯财产”规定为犯罪行为。这类似于中国《刑法》第382条、第384条规定的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但是中国《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和《公约》的内容比较起来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这主要表现在:

1. 关于贿赂犯罪。

中国《刑法》规定成立行贿罪, 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 而《公约》对行贿人的主观目的未作要求;中国《刑法》规定的“贿赂”是“财物”, 而《公约》规定的则是“不正当好处”, “不正当好处”的范围可以是无限制的, 不仅可以表现为金钱方面, 也包括提供服务、机会等。关于受贿主体的范围, 中国《刑法》规定的接受贿赂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 而《公约》规定的则是“该公职人员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 其范围更宽。在中国《刑法》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构成受贿罪的客观要件之一, 而《公约》对此并未规定。另外, 《公约》作为国际条约, 将“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为入罪, 而中国《刑法》则没有作出相应规定。

2. 关于贪污罪、挪用公款罪。

中国《刑法》规定的贪污罪的对象是“公共财物”和“国有财物”, 挪用公款罪的对象是“公款”和“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而《公约》规定的贪污、挪用型犯罪的对象是“因职务而受托的任何财产、公共资金、私人资金、公共证券、私人证券或者其他任何贵重物品”, 其范围远比《刑法》规定的大。关于挪用公款罪, 中国《刑法》规定的挪用公款罪在客观方面严格限定为三种情形: (1) 进行非法活动的; (2) 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 (3) 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而且挪用公款必须是归个人使用的才构成犯罪。而《公约》则没有这些行为方式上的限制, 只要公职人员为其本人的利益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的利益贪污、挪用的, 均可构成犯罪。

3. 关于洗钱罪。

《公约》规定的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比中国《刑法》规定的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广泛得多。《公约》第23条第2款第2项要求, “各缔约国均应当至少将其根据本公约确立的各类犯罪列为上游犯罪”。也就是说其对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基本不作限制。尽管中国《刑法》修正案 (六) 已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扩大到“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七种, 但是与《公约》相比较, 其范围还是有局限性的。

(二) 中国刑事立法的完善

1.对贿赂犯罪的修改和完善。首先, 应该增大“贿赂物”的范围。近年来, 贿赂犯罪由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权色交易, 用设立债权、无偿劳务、提供住房、免费旅游等财物以外的物质利益以及升迁、招工、迁移户口、提供女色等非物质性利益进行贿赂的案件频繁发生, 为了彻底打击贿赂犯罪, 中国《刑法》应参照《公约》的规定对“贿赂物”的范围予以修改, 将其扩大到“不正当好处”。其次, 在受贿罪中应该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构成要件。根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理解和适用, “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 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由此可以看出, 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扩大解释的方法, 不管受贿人有无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 只要收受他人贿赂, 即可认定为受贿, 因为行为人接受贿赂, 即是对权力交易的认可, 就是亵渎了自己的职权, 就侵犯了本罪的客体, 即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为他人谋取利益”意图的有无,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行为人的罪责程度, 但不影响行为构成“受贿”的本质。而且, 在实践中一些人故意把收受贿赂和为他人谋取利益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开, 形式上切断二者的联系, 这给司法机关的认定带来了困扰, 以致行为人因此逃脱法律的制裁。因此, 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一个量刑情节比较合适[5]。

2.扩大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犯罪对象的范围。如前所述, 《公约》在规定公职人员贪污、挪用犯罪时, 并没有限制财物、资金的所有权性质, 只要是利用职务进行贪污、挪用的, 不管财物、资金的性质如何, 都构成贪污、挪用犯罪。这一规定是合理的, 符合公职人员贪污、挪用犯罪的本质特点。因为公职人员贪污、挪用行为的本质特点就是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贪污、挪用财物, 危害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财产本身的权属并不重要。《刑法》将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限定为公共财物、国有财物、公款, 不仅不符合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本质特征, 而且容易造成司法实践中不必要的认定困难与理论上的争议。因而, 从完善刑法的角度看, 《刑法》应取消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犯罪对象的限制, 将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由公共财物、国有财物、公款扩大到一切财物、资金。

3. 进一步扩大洗钱罪的适用范围。

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中国《刑法》规定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仅限于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这几种, 随着新情况的不断产生, 肯定会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不能应对自如, 明显范围过窄, 而且也和《公约》寻求将洗钱犯罪“适用于最为广泛的上游犯罪”并强制性的要求各缔约国至少应当将《公约》所确立的各类犯罪列为上游犯罪的立法精神远远不符。另外, 为了避免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中洗钱犯罪的洗钱地, 也应当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

参考文献

[1]张业遂.让腐败分子无处藏身——解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J].求是, 2004, (8) .

[2]赵秉志, 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暨相关重要文献资料[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 (4) .

[3]邓红梅, 徐岱.《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阈下中国反腐败法律举措的完善[J].当代法学, 2006, (6) .

[4]魏昌东, 赵秉志.《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中国刑事立法中的转化模式评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08, (2) .

篇4：中国反腐败法

中国已经成为朗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中国区业务收入占该公司2003财政年度总收入的11%，在全球电信业一片低潮之中，一枝独秀的中国市场对于深陷持续亏损泥淖的朗讯其意义不言而喻。朗讯声称“此次事件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同时表示“目前还无法确认该事件是否会给公司的中国区业务带来冲击”，显然，此次朗讯自曝家丑也等于将中国客户牵进贿赂丑闻，公司今后的中国区业务实在不容乐观。

朗讯此举究竟出于何种动机？难道是主动帮助中国反腐败？似乎还看不出朗讯有此政治觉悟，毕竟不能要求商业机构同时也是活雷锋。难道是为了长期发展而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朗讯当然清楚信誉和形象的价值，也明白为操作行贿而账外设账、非法支付很容易导致企业内部管理失控，然而当下公司面临的却是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相信朗讯一定对凯恩斯的名言深有同感，“就长期而言，我们已经死了。”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断是，朗讯遇到了麻烦，而且问题严重到无法在公司内部加以解决，只好丢车保帅、争取主动。

根据《反海外腐败法》，违法企业将被课以最高达200万美元的罚款，相关人员也将面临最高达10万美元的罚金及最长达5年的刑期，此外，这些企业与个人还可能面临民事处罚，损失数千万美元乃至更大数目也属寻常。朗讯此次主动查处中国区的问题，表达与监管部门合作的诚意，应是一种坦白从宽、寻求和解的策略。

被朗讯抛出的四名主管人员当然有理由埋怨公司冷酷伪善、卸磨杀驴：在潜规则密布的新兴市场行走，岂有不湿鞋之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业绩压力当头，只能入乡随俗，甘冒触犯母国及东道国法律的双重风险，承受职业操守和道德良知的灵魂拷问。孰料攻城掠地、捷报频传之际，竟骤然落得如此结局！然而朗讯此举虽不合情理，却是完全合法的，四人要怪也只能怪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美国为何制定这样一部法律？难道是担心美国公司在海外势头太猛而冲击了当地民族产业、压制了他国竞争对手？也许美国不乏道德理想与国际形象的考虑，然而根本目的还在于维系企业和公民对于自由市场制度的信念，保持企业的竞争压力和创新动力，何况全球化时代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海外腐败行为损害的不仅仅是当地企业和居民以及他国竞争对手，往往也损害了美国企业与美国公民。即如朗讯“贿赂门”事件，朗讯用不正当竞争手段夺走的不止是中国的中兴、华为、瑞典的爱立信、芬兰的诺基亚、法国的阿尔卡特的市场份额，同时也有美国的摩托罗拉的市场份额；中国政府官员与电信运营商没有以合理价格采购朗讯设备固然使中国纳税人和消费者蒙受损失，同时也使美国股民蒙受损失，毕竟中国主要电信运营商如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都在美国上市。

当然美国也很清楚，如果只有美国执行《反海外腐败法》而他国并无同类法规，那么必须保持清白的美国企业将面临不必保持清白的他国企业的不平等竞争，何况在新兴市场这样的富饶而泥泞之地，保持清白就意味着主动退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才是有生命力的规则，在美国积极推动之下，欧盟以及经合组织成员国已经完成相应立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将“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定义为犯罪行为，并规定了详细的管辖、司法合作、引渡等具体条款。

篇5：中国反腐败报告

0 中国反腐败报告

2010-01-21 15:02:02 浏览 419 次 | 评论 1 条

民间律师发反腐报告曝落马国企老总人均涉案1亿 http:// 2010年01月21日12:42

青年周末

王荣利 ◎图片来源于网络王荣利的《中国反腐败报告》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专访“民间反腐报告”第一人

律师欲解巨贪犯罪“魔咒”

◎文/杜敏

一位民间律师，因自费推出《中国反腐败报告》、《企业家犯罪报告》而生活窘迫，他便是被人们冠以“反腐”律师之称的陕西籍律师王荣利。

2009年底，王荣利在北京推出《2009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此前，“不务正业”的他曾编成50万字《中国反腐败报告》，被专家称为“民间反腐报告”标本。

“民间反腐报告”之外，律师王荣利遇到了哪些故事，他到底要告诫中国企业家什么？作为来自民间的声音，他真能被社会所接受吗？1月16日，王荣利接受了《青年周末》记者的专访。

■落马国企“老总” 人均涉案1亿

在王荣利的《报告》中显示，近500个腐败案例中，曾担任过各级党委(党组)领导职务的有122人，所占比例最高，为28.77%。曾经占据各大财经高管媒体的国内首富精英，如黄光裕、吴志剑等，如今皆为阶下囚。高达60%以上的腐败行为，都集中发生在土地交易、建设工程、产权交易领域。

青年周末：你的报告中，国企老总涉案的金额是什么情况？

王荣利：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1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1.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青年周末：大部分涉案民营企业家的身价和涉案数额也很惊人？

王荣利：在2009年的49名涉案民营企业家中，身价逾亿元或者涉案金额逾亿元的“落马富豪”多达36人以上。70%的人曾获得极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称号，可谓名流显贵各居其中。

2009年有85例企业家涉嫌犯罪，其中国企36名，民企49名。这些涉案企业家，有夫妻档“国内首富”之称的黄光裕、杜鹃夫妇；有父子兵“湖南首富”吴志剑、吴耀均；有兄弟联手集资诈骗的庄勋华、庄勋斌；也有“搭档”组合同为国企高管的曾国新、黄旭明；有浙江“舟山首富”黄善年；有曾获“经济人物”的“资本狂人”顾雏军。

青年周末：中国富豪涉案都有哪些罪名？

王荣利：在已经确定罪名的43例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涉及各种诈骗、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传销、非法经营、抽逃出资、偷税等罪的经济类案件22例；“涉黑”案件9例；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6例；涉嫌行贿或者介绍贿赂的案例2例；涉嫌其他类别犯罪4例。

民营企业家犯罪主要表现在缺乏诚信合同诈骗、滥施暴力杀人伤人、对抗国家机关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官商勾结行贿获利、组织黑社会称霸一方等。在已做出判决的21例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涉案22人中被判死刑的有7人；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1人，即广东阳江“黑社会老大”林国钦；被判无期徒刑的2人，即“三鹿事件”主角田文华和武汉“石油王子”吴涛；被判10-15年有期徒刑的有7人；被判5-9年有期徒刑的有3人。

■企业家犯罪跟年龄没有关系

在王荣利看来，国企老总“59岁现象”、“39岁现象”、“26岁现象”、民企老板犯法源于“原罪”，这些都是伪命题，他看到的事实并非如此。

青年周末：媒体大多喜欢将企业家犯罪跟年龄联系起来，你怎么看？

王荣利：媒体经常总结一些“59岁”现象、“39岁”现象，“仇富”现象等，都是根据个案总结的。研究的个案越多，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在腐败犯罪案法院认定期间，许多人犯罪不是哪一次，也不是哪一年，是持续了十几年的一个过程。国企干部犯案集中在53岁左右，而不是58岁、59岁。民企业老板犯事的年龄平均年龄是45岁。

青年周末：为何53岁和45岁成为企业家的危险年龄？

王荣利：国企干部到40岁的时候走向中层，那时还有人制约他，一般都是40多岁才能担任重要领导岗位，到老总级别一般都到了45岁，45岁到60岁是国企企业家的黄金年龄。而到了53岁左右达到了巅峰时期，基本是“一把手”，权力制约很小。此时重权在握的他们，会有很多人找上门来求着办事，周围会出现许多溜须拍马的人，在这种环境下，位高权重，很容易冲昏头脑。

而民营企业的老总一般都是草根出身，经过20多年打拼，到45岁左右时也到了事业巅峰时期，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企业家往往在巨大的成功面前迷失方向。

总之，腐败犯罪，企业家犯罪也好，跟年龄本身没有关系，是跟其所在年龄时间所掌握的权力过程密切相关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青年周末：很多把企业家犯罪归于“原罪”，您怎么看？

王荣利：这同样是一个伪命题。民营企业家犯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环境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环境问题，要与国企竞争，许多民营企业没有走正路，走的是弯路；融资渠道的不畅通，也致使很多企业最终走向了贷款诈骗、信用证诈骗、集资诈骗。

中国的企业家其实很多在早期积累阶段大部分都是守法勤业的，倒是后来随着财富的增加，加上外部环境的不公，才铤而走险。

■老板狱中打电话“求救”

在著名国企担任法律顾问，他亲眼看到几任老总锒铛入狱，有的老板入狱后甚至偷偷电话“求救”。一些真实的生命，在他的生活中消失，原本呼风唤雨的人物，甚至失去了作为普通人的自由。“大部分身边缺少一个提醒的人”王荣利决定给这些企业家提出“忠告”。

青年周末：曾经作为企业的法律顾问，您是不是也亲历过老总落马的事件？

王荣利： 1994年我在当时国内一家著名的信托公司担任法律顾问，七八个亿的项目投资都涉及到法律问题，公司当时所有的法律事务都是我一个人处理。公司新委任了一位老总过来接手。当时一旦遇到问题，他就说王律师，你打个报告。他也不决策，我打了报告就传到北京总部，总部批了以后他说王律师就按这么办，程序上比较规范。

这位老总离开后，我也走了。后来他前一任的老总判了5年。接他班的人后来又被媒体报道，拘留了，在法律上也出了事。而就当时与我共事的这位老总没有出事。所以客观地说我保护了他。

2000年我帮西安的一位老板做过法律顾问，他那时在西安钟楼附近租了半层写字楼，我做了半年，觉得没什么共同语言，离开了。后来听朋友说他犯事儿了。2005年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荣利，我的事情你知道吧？”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已经在里面了。他说：“我老婆有事会来找你。”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在监狱里打电话，不方便多言。接着他爱人拿着材料过来找我，想翻案。但是因为涉及到2700万的诈骗贷款偿还不上，我一研究，虽然案情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款项没有办法还，翻案根本没有办法做到。

青年周末：是这些事情触发了你想要写一份这样的报告吗？

王荣利：可能是做法律做久了之后，有些感受很深。当时看到海南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他在法庭上痛哭的情景，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非常同情。

我想假如我为他做辩护，那我就会探讨他犯罪的成因，主观客观的原因；我还想如果当时和他有接触，我可能会提醒一下他们的法律意识，这些人在位高权重的时候，没有跟法律人打交道，鲜有法律意识，如果跟我是朋友，聊聊其他案例，我会把这种意识灌输给他，他也许不会走到这种地步。

2005年即将过春节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里做反腐报告，研究腐败犯罪。案子里深圳劳德荣家里搜出来七八千万，他是在深圳非常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他一系列的荣誉排出来比我的简历还长。突然在59岁落马，家里还有老母亲。我把这个报告做完，从办公室里出来，街上喜庆欢腾、万家灯火。当时我兜里只剩几十块钱，却感觉心里非常踏实，我可以坐在路边欣赏深圳美丽的夜色，可那些人在监狱里。有的局长捞到钱子女跑到国外去，自己进去判了无期，六十几岁的人了坐牢连个探监的人都没有，而子女拿着钱在国外，没有亲戚朋友，国内还不能回，跟他们相比，我幸福一百倍。

■出版商不敢出版《中国反腐报告》

2005年，王荣利将其花费10年时间搜罗到500多个官员腐败案例整理成50万字的《中国反腐败报告》，这部被誉为首部民间反腐败的报告，却因更像“腐败报告”而无人敢出版。

青年周末：你最早做的是《中国反腐报告》？什么原因促使你做这个体制内的人不做的报告呢？

王荣利：我曾经写了两部书稿《贪官八耻——剖析腐败犯罪的八种表现方式》、《权力的陷阱——透视腐败犯罪的八大结局》。当时社科院正好要编一部反腐倡廉的书，因为我熟悉反腐败研究，于是作为编外人员参与到那本书的编撰之中。写这本书给我的启发非常大，觉得应该对腐败案件进行系统分析，写成一个分析报告。

最后他们的书没出来，反倒促成了我自己来写一部中国的反腐报告。

青年周末：《中国腐败报告》的结果怎么样？

王荣利：2005年我跟出版社联系，当时我把它叫反腐败报告，有几个版本，三十几万字。当时许多出版社看了说非常有震撼力，可能影响会非常大。还有民营的书商跟我联系过。他们认为一般反腐报告写这么多案例，挺不容易了。

我后来自己打印了近60册，分别寄给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纪委预防腐败办公室、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央党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新华社等媒体以及一些大学、社科院等研究机构。

但是没什么回音，出版商后来觉得题材太敏感，他们没有人敢拍板出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书，没有一个高一点的领导审查把关，一个平民写的，不好出版。

■以后每年都要出一份《报告》

从海南到深圳，到转战北京，面对越来越糟糕的经济状况，王荣利仍坚持每年出一个“报告”，“虽然这个世界没有一平方米的房子属于我，但我还是要忠告那些有钱人。”

青年周末：在整理报告的过程中，你还收集到一些非常滑稽的事情？

王荣利：很多贪官被查处后巨额财产都是在家里搜出来的。我搜集资料看多了，发现贪官藏钱，辛苦得很。

有人把钱放办公室，结果遭了小偷，导致案发。放家里也不行，放银行更不能实名制。胡长青在云南开会，他老婆因为找不到人，以为事发了。赶紧去银行存钱，结果露了马脚。存折放哪也是个问题。

还有深圳的一位民政局局长，涉案几千万家里的保险柜都发霉了，把钱打包埋到单位食堂里面，查处后检察机关点钱，三台点钞机全烧坏了。江西有位局长，自已特制了一个双层煤气罐，一层装气，一层装钱。包括文强，把钱给亲戚，藏在水池里被捞出来的。检察机关专门研究这个，瞒不过去。

青年周末：近十年你主要的工作都放在反腐研究上？生活艰难吗？

王荣利：生活一直负增长。我2001年到深圳时在企业属于中高层，2003年出来后收入就大不如前。做这件事以后，每年只接少数的案子，维持生存。职业成本也高，办公室成本、生活交通成本，每年的费用大概七八万，有点入不敷出。

这几年虽然有一点社会效益，但是经济方面都没有什么改善。做到2008年底，已经无法维持了，我现在是破产了，被套进去了。

青年周末：不赚钱的事情，为什么做得这么有兴趣？

王荣利：我有时也很感慨，如果我想生活过得好一点，做几个案件就能带来很高的收益。以我背景、资历，赚钱没有问题。

篇6：中国的反腐败问题

腐败是一种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公共权力产生而产生的复杂社会历史现象，任何国家、任何朝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腐败现象。早在19世纪，英国的阿克顿勋爵就说过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而且它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焦点，各国都普遍存在这一问题。

1、腐败问题原因

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而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并没有相应的配套政治体制、法律体系等与之配套，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使得诸多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违纪违法案件在一些地方呈易发多发态势。

（一）制度不完善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旧体制的某些做法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受到权力的左右，这样就给权钱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制度建设方面，当前我国正处于初级阶段，在传统的政体中，人治的色彩很浓，家长制的作风占主导地位。

（二）权力缺乏监督是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说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从我国这些年的反腐败实践看，腐败现象的产生存在这样的“三个

基本”现象：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缺乏监督，事后基本不是监督。领导班子的内部监督流于形式，特别是对主要的领导干部，同级党委不敢监督，同级纪委也不敢监督。人民群众形象地描述对“一把手”的监督现状：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媒体监督太险，下级监督不敢。

（三）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教育缺失

改革开放以后，对外交流不断加深，社会文化环境得到了发展，但也也使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有所滋长，使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权力观发生了变化，经受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跌入了腐败的泥潭。此外，我国经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官僚主义、等级观念、特权意识、官本位思想等封建社会的固有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成为滋生腐败的主要土壤。

2、关于中国特色反腐败工作的一些思考

我国现阶段反腐败斗争，是在社会转型期诸多矛盾相互交织下进行的，我们既要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又要充分认识到其长期性，坚定信心是关键，反腐败斗争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急于求成。

（一）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加强制度执行力建设

依法反腐是国际反腐败经验的重要总结，我国的反腐倡廉也要多加完善具有较强执行力的法律制度，避免假、大、空的政策性规定。同时，还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保证已有反腐败法律的执行力，促使国家各项廉政措施真正得以贯彻落实。

（二）继续深化改革，为预防腐败提供强大动力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旧的体制打破了，新的体制又不完善，就容易产生腐败问题，对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以改革统领反腐败的各项

工作。

（三）健全反腐败监督机制，保障人民监督权

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把专门监督与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