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自由与科学

民主自由与科学（共6篇）

篇1：民主自由与科学

论民主与自由

【摘要】民主与自由是现代政治理论中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一方面，民主只是自由社会的必要条件,不是其充分条件；另一方面，自由又与民主达成了促进关系。本文主要论述在不同分类中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关键词：自由、民主

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中，自由与民主息息相关，一直是人们苦苦追求的两个价值目标。为了实现自由和民主的和谐，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付出了长期的奋斗和艰辛的努力。

民主：何为民主？所谓民主, 就其本质来说, 是全体公民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治；但是，就其实现来说，却是多数公民而并非全体公民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治。所以，在相关文献中看到托克维尔写道:“民主政府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 因为在民主制度下, 谁也对抗不了多数。”政治学家们追根溯源，总是从希腊语中发现它的最初表达形式。希腊语“民主”一词意为人民的统治，顾名思义是以民为主，它充分尊重了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所应该享有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与义务就来自于人的自由，相对于民主而言，自由是更高层面的社会价值。

自由：何为自由？自由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名词，有哲学意义、法学意义等，因此自由是一个使用的非常广泛的范畴。一般意义上的自由通常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摆脱控制和实现自主的发展程度。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自由是政治自由,即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因法律确认而享有的政治权利。同平等相对于特权、民主相对于独裁一样, 自由是相对于专制而言的。它包括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政治自由是同政治平等和政治民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范畴。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

政治自由

所谓政治自由，众所周知, 是能够使政治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的活动。在以往的封建以及奴隶制社会，政治自由是没有的，君王享有独裁专政。反之，在一个民主社会，能够使国家政治按照自己意志进行的，是每个公民。因此，在民主社会, 每个公民都享有政治自由。那么享有政治自由无疑必须拥有政治权力。因为所谓政治，即为权力统治、权力管理。这样, 任何人要想使政治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便必须拥有权力。没有权力，不能进行权力管理或权力统治。所以，一个人只有拥有政治权力，才能使政治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才能有政治自由；如果他没有政治权力，便不可能使政治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不可能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必定只能为拥有政治权力的人所享有，因而必定只能为社会的统治者所享有。这显然仅仅是政治自由事实的客观本性，而不是政治自由的道德原则。所谓道德原则，即每个公民不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应该享有政治自由。但是, 如果社会的被统治者能够反过来对统治者进行管理，从而变成统治者的管理者和统治者，那么,这种社会的被统治者便拥有了政治自由。被统治者拥有政治自由，决不是因为他们是被统治者，而是因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统治者。那么，如果一个社会，全体公民都直接或间接掌握国家最高权力，那么才可以使被统治者同时成为统治者。这样, 被统治者就能够与统治者同样直接或间接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同样成为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同样使国家的政治按照自己意志进行，因而同样拥有最高的政治自由。可是，如果让一个社会, 为能使全体公民都直接或间接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必须采用民主。

政治民主

民主即民治，民主是一种人民自治的制度；民主即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人民即统治者。更确切些说,民主是全体公民直接或间接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治,是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一样直接或间接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治, 是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一样是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是被统治者能够与统治者一样直接或间接地使国家政治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的政治，因而也就是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一样拥有最高政治自由的政治。只有以民主的方式管理社会时才能充分实现社会主义，即人与人相互关联的个人生活中的自主。只有在民主的政体下，全体社会成员才能拿出自己的规则来管理共同事务，并将自己置于这些规则的约束之下。这样，民主政体通过使被统治者反过来成为统治者，解决了每个公民，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应该拥有政治自由的道德原则与政治自由的事实上只能为统治者所拥有的客观本质的矛盾。

自由和民主之间的关系

自由与民主密切相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没有自由，民主就失去了平等的前提。所以，讲民主必须讲自由。但是，民主和自由又不是同一个东西，二者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民主是一种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决定的机制。实现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就意味着少数人的自由意志向多数人作了转移。这种转移表现为一部分人的自由必须服从按照多数人的意志决定后形成的制度和法律，这也是民主的重要保障。如果把自由与民主混为一谈，甚至把自由看作民主的核心,民主就无法实行。要实现民主, 就必须坚持自由和平等。自由和平等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自由和平等，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民主之所以不能离开自由，是因为民主的主体首先不能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了人身自由也就束缚了人民投入到民主活动中去，丧失了享有公民权利的义务；其次自由是民主活动的前提，没有自由这个前提,民主就无从谈起。经查处民主是相对于独裁和专断而言的。在独裁和专断的制度下, 统治者个人独断专行, 完全垄断国家权力，根本就不可能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和要求。但是民主与其恰恰相反，民主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让人们充分地发表意见和看法。只有在人们自由地发表看法、平等地交换意见的基础上, 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程序才能健康地进行。民主通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但即使如此, 少数人的自由意志和意见也应当加以保护和尊重。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自由，也就谈不上民主。所以，若追求民主，首先争取自由。

但是自由并不等同于民主，民主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决定的机制。在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中, 就包涵着在按照多数人的意见进行决定之后少数人的某些自由必须向多数人作出转移，如果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并且上升为制度和法律之后，少数人只强调个人自由，甚至在行动中反对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的决定，民主也就不可能实现了。所以，把自由当作民主的核心，在理论上是不能完全实现的。政治自由是与专制形成对立的, 但是与法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法律是对政治自由的确认和保护, 同时也是对无限制的政治自由的限制。在民主社会中，民主必须按照程序化的原则来运行，也就是说民主必须实行制度化和法律化。在民主活动中，按照多数人的政治自由意愿作出的决定, 必须上升为制度和法律, 根据制度和法律来运作，依靠制度和法律来保护。在民主社会中，相当于没有离开政治自由的法律, 但也没有离开法律的政治自由。

以自由看待民主

通过对上面民主与自由关系的论述，若要以自由看待民主，主张首先要通过民主让自由更加自由，然后要通过自由使民主更加民主，最后要将民主的发展和自由的发展结合起来。通过查阅资料，自由可分为三种模式来分别解析和民主的联系。第一种模式：共和主义式积极的“在场自由”和民主的关系。“在场自由”和民主的关系是一种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自由提升了民主，因此它受到了民主的压制，两者的关系是偏执的。在历史上，古希腊人是无个人自由的。在中世纪的城市共和国中，自由和民主的结合是没有前途的。当代的共和主义的复兴只能仅限于外表。自由和民主关系的第二种模式：自由主义式消极的“下场自由”和民主的关系。在这种自由和民主的关系模式中，自由试图构建民主的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的关系，而民主则一直在抗争。两者之间的斗争总是无休无止，循环往复。这是因为，在这种关系模式中自由压制了民主，民主不甘心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自由和民主关系的第三种模式：唯心主义式“离场自由”和民主的关系。在这种自由和民主的关系中，由于人们不从外在社会关系中理解自由，而是从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实现自由。唯心主义“离场自由”往往无视民主和专制的根本区别，成为专制、压迫的“忠实反对派”。这种自由以自我实现为终极目的。

一、通过民主让自由更自由

只要自由中没有足够分量的“下场”和“离场”因素，仅凭着“在场”的因素处理其和民主的关系，或者仅凭着“在场”和“下场”的因素处理其和民主的关系，自由和民主之间就无法摆脱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的对话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可以促进民主，而民主却不能反过来促进自由。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推动下让自由从根本上去除了对民主的排斥作用，使其回归到作为“人的根本属性”的这种状态，使自由从物质转变为规律。马克思主义倡导：物质的自由中，自由式数量；规律的自由中，自由是性质，数量以多少衡量，性质以有无衡量，这就避免了民主以多数人为中心的理论，从而使民主可以促进自由的发展，让自由更自由了。

二、通过自由让民主更民主

通过自由让民主更民主应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使自由在其和民主的关系中发挥更多的工具性作用、增强民主在它和自由的关系中的目的性意义；二是保证自由在发挥工具性作用的同时，不被民主去目的性。这样，始终使自由和民主互为目的、互为工具。在“在场自由”和民主的关系中，自由在本质上便能让民主更民主。所以，通过自由让民主更民主的问题主要涉及的是“下场自由”和民主的关系。仅仅把“在场”的因素引入，“下场自由”也不能使自由能够心甘情愿地促进民主，还必须要把“离场”的因素引入自由，对自由进行某种改造，从而能让自由能够着实促进民主。这种基于“下场自由”，并融合了“在场自由”和“离场自由”的自由观在康德的著作中得到了体现。康德把唯心主义“离场自由”纳入自由，避免了“在场自由”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康德就解决了自由主义内部永远无法解开的难题。他在“下场自由”的基础上融合了“在场自由”和“离场自由”，既增强了民主的目的性价值，又巩固了自由的目的性价值，使两者互为目的。因而，他既保证了通过自由促进民主更加民主，又防止了民主在成为目的性价值的同时对自由的侵犯，从而使自由和民主能够处于一个远离相互掣肘且能够相得益彰的状态。也因此使其在自由的前提下民主更民主。

自由和民主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辩证关系，相辅相成。一方与另一方在政治理论体系的协助下起到了促进作用，政治自由与政治民主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下的合理体现也标志着自由与民主的一致性。因此这两者的作用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对中国从历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走到了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也为构建中国的特色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动力。与此同时，因自由是民主的基础，体现了民主的价值，只有民主的社会才能健康稳定的发展，而民主的社会必须由自由来推动，自由和民主也因此密不可分。

篇2：民主自由与科学

一

近年来，“主义”之争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我认为，目前在中国语境中的“新左派”、“老左派”和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和它们在西方语境中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在讨论之前有必要把这些概念梳理一下。

在改革以前我国施行的是一种类似于斯大林模式的体制。而在西方有它的左派思潮，“新左派”这个概念是相对于“老左派”而言的。在欧美的话语系统中，他们讲的“老左派”指的是共产党和社会党，但是西方大部分国家中共产党的势力都不如社会党，因此“老左派”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社会党。比如说在美国，“老左派”指的是以哈灵顿为代表的社会党人，就是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共和人民党。这样哈灵顿就被认为是美国“老左派”的代表。所谓“新左派”就是与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不同的另外一种(在美国带有一种雅皮士式的)左派。在欧洲话语中“新左派”指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化倾向，包括现在的布莱尔、吉登斯等标榜的第三条道路。他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道路，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既不要福利国家，也不要自由放任。他们讲的“老左派”是以社会党国际为代表，和以在西欧、北欧执政的社会党的理念为代表的那种思潮。

与此同时存在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在欧陆叫自由主义，在美国叫保守主义。美国主流学术话语中的保守主义是和欧洲话语中的保守主义不同的，美国的保守主义就是欧洲的“自由主义”。它要“保”要“守”的是个人自由，而欧陆的“保守主义”在美国被称为“托利主义”，它要“保”要“守”的正是美国革命革掉的那些东西：贵族传统等等。)，目前这几年在欧美话语中流行的“新左派”也就是90年代社会党国际中流行的“社会自由主义”(布莱尔提出“新工党”理念，就是自由主义化的工党理念)。与此不同，中国90年代以海外华人学者崔之元等倡导的所谓“新左派”立场实际上是在中国原有的斯大林体制和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中取一个折衷。这表现在他们一方面在中国非常强调在改革以前的体制中吸取资源，比如说，认为“人民公社”是经济民主的典范，“文革”是政治民主的典范，等等。当然他们也讲了一些西方社会民主的内容，如伊索普模式(雇员持股计划)等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过去正统的理论有所不同。另外他们吸收的思想资源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来自社会民主主义，而是来自西方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与社会民主思潮有很大的不同。许多中国人都误认为“西马”和社民党差不多，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非常大。“西马”就其产生的思想理路来说，它发源于已经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传统决裂后的第三国际内部的一支异端，以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为代表，虽然与第三国际正统有异，但与社会民主传统却没有因此接近。葛兰西等人当初与俄国人的分歧主要是形而上的，即反对唯物主义，更强调文化自觉、阶级意识等类似“主观战斗精神”的思想。显而易见，这里潜藏着一些比俄国人更“左”的苗头，因此他们中一些人对中国毛泽东式的主观浪漫主义感兴趣，并不完全是对我国现实的隔膜，也有形而上的根源。这在欧美自由社会中作为一种批判的声音自有其价值，但这些资源再被传入中国后，它和斯大林体制之间的距离要近于它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距离。他们的思想可以说是在斯大林体制和“西马”之间，而不是在斯大林体制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当然更不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这就是中国话语中的“新左派”。显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点：中国的“新左”和西方的“新左”有很大的不同。

就中国的情形看，这两种“新左派”我们都不能接受。我们显然和中国“新左”不同，与他们在种种事实上有不同的判断，对他们承继的两种资源也持否定的看法。另一方面，我们与西方的“新左”也有明显的不同点：西方的“新左”取一种既不同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与他们完全不同，中国现在不是自由放任太多，也不是福利国家太多，因此我们不是既不要自由放任又不要福利国家的问题，而是恰恰相反，既要更多的自由放任又要更多的福利国家。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家的现实生存环境中，不仅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有其基本的价值重合，而且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也有明显的价值重合。 在自由秩序建立之前的时代，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有很大的价值重合面，它们共同对付反自由主义反社会民主的价值：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而自由主义赞同但社会民主派反对的价值与社会民主派赞同而自由主义反对的价值这两部分都很小。这里讲的价值重合面主要就是公民权利、自由与程序正义。必须强调的是，这些价值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而并不是什么两个主义“之间”的“第三”立场。最近《天涯》杂志发表了我的《田园诗与狂想曲》一书韩文版序，这篇文章原题就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但编辑部没有改动文章内容，却未经我同意把题目改为“我的第三条道路”。两个主义重合的那些基本价值决不等于两个主义之外或“之间”的“第三”立场。

随着自由秩序的建立，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重合部分在缩小而两者价值歧异、观点对立的部分在扩大，同时作为两个“主义”之共同敌人的价值(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完全分离，这时才可以说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比自由主义“左”而比社会民主“右”的那种立场才有了发展余地。而我们现在的立场用语言表述就是，我们赞成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认同的那些基本价值，而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反对的那些价值。在中国的环境中，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存在着主要的重叠之处，我们就是站在这些重叠之处的人。我认为这也是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基本价值。而我们反对的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赞成的那些东西，即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

至于自由主义赞同而社会民主主义反对的价值或者社会民主主义赞同而自由主义反对的价值，我们认为对目前中国人来说还是假问题。比如说，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争论的一个重要点就是关于工会权利问题。在西方话语中，最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认为威胁个人自由的危险之一来自工会(这里指的当然是民间工会，而不是官办工会)，但实际上正如我们以前在东欧看到的：在一种与哈耶克所处环境完全不同的条件下，真正的工会力量的强大并不是对个人的威胁，恰恰相反，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促进。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工会和自由个性之间的尖锐冲突。反过来讲，自由主义支持而社会民主主义反对的东西，如美国那种充分竞争的规范化自由市场，在今日中国也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自由竞争不限制就会危害“平等”，而在我们这里危害平等的根本是另外的东西。

这里要指出，

强调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共同底线的优先地位，这与所谓历史决定论并无关系。如今有个有趣现象：一些“新左派”对马克思的反感似乎比他们所说的“右派”还大，他们在津津乐道于文革、大跃进的同时，张口闭口批判马克思的“西方中心论”;在津津乐道于“后学”“前沿”的同时，一提到马克思就是“科学主义”谬误、“历史决定论”与“机械进化论”的过错。有时他们甚至宁可从“保守主义”那里借用非理性、民族性等武器，而批评“右派”没有和马克思划清界限!

葛兰西以来的“西马”主流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无论其他方面如何对立，在批判马克思(尤其是晚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性主义倾向方面却存在着有趣的一致性。“西马”以浪漫主义、哈耶克以经验主义来抵制理性主义的僭妄，这或许反映“后现代”西方对启蒙理性的过分扩张之反感已成为超越左、右的潮流。对此我们应当怎样看，这是一个问题。然而中国“新左派”的反马克思却没有这种后现代背景，他们的反感只在于马克思的历史规律论为肯定资本主义优于中世纪提供了理由。 然而事实上，19世纪的人们，包括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之敌视中世纪而向往公民社会，不仅是出于唯理主义，更是出于人道主义。这与“历史规律论”是否成立，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简而言之，“交换”比“抢劫”要好，这是人道的常识，它完全不必以证明从“抢劫”发展到“交换”是“必然的客观规律”为前提。“交换”也许并不高尚，它不是“慈善”，然而一个抢劫横行的世道是决不会有兴旺的慈善事业的，因而禁止抢劫就成了交换者与慈善家的共同底线。这与他们相信不相信历史决定论毫无关系。没有底线伦理，高尚道德就不可能站得住脚，如果说这也叫决定论的话，那它也是一种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决定论，而不是什么“历史决定论”。因此，真正的慈善家(不论他是“新”的还是“老”的)必然比交换者更激烈地反对抢劫;而如果一个“慈善家”竟然认为“抢劫”比“交换”更可取，“交换”比“抢劫”更可恶，他当然会被怀疑为伪善，甚至被怀疑为劫匪的同谋。这与“否定的否定”无关，更不是可以“反对历史决定论”来辩解的。

二

总之，在中国目前存在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共同坚持的价值和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的对立。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完全可以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用诺齐克的话说：自由竞争的自由度是不应该受限制的，也就是说，我们假定“获取的正义”：一个人最初的财产是清白的，此后又坚持“转移的正义”：它后来的每次交易也都是自由公正的，既没有强制也没有欺诈，则这个人的财富就是积累到富可敌国的地步，也无可非议，但是这个过程只要有一个环节出毛病，诺齐克认为就可非议了。他坚持“正义”是个完整链条，只要有一个环节不正义(比方说最初的资本是抢来的)，那么即使以后的交易都是正当清白的，都是自由交易，其结果也是非正义的，是不可接受的。他提出要以“矫正的正义”对此进行匡正。诺齐克这个观点，受到很多批评，其中既有来自自由主义以外的，也有来自自由主义内部的，比如罗尔斯就不同意他的这种看法。罗尔斯认为，即使最初的财产是清白的，以后的积累也是光明正大以正当行为获取的，但是积累太多了，国家还是要以二次分配来调节的。

这种争论我认为并不是中国当前所需要关心的问题，因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最初财产来源清白而以正当手段积累发展到相当的水平需要限制的问题，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不少财产的最初来源就不清白，以后财产的积累也不是按照自由竞争的公正方式建立起来的，这是现在中国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坚持诺齐克式的立场。罗尔斯与诺齐克之争在目前的中国可以算作一个假问题。中国现在的贫富分化或社会矛盾并不是完全公正致富的人与比较穷的那部分人的矛盾。在中国现实中大量存在着西方的左派和右派都不能赞成的一些东西。

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不是说西方的左派和右派都不赞成的，我们就要表示异议，当然不是如此。中国是有些完全特殊的东西。比如，在婚姻与性方面，西方保守主义是坚决反对堕胎的，左派则是坚持堕胎自由，但反对强制堕胎。而中国存在的并不是有无堕胎自由的问题，而恰恰正是如何看待强制堕胎的问题。这个事例显然超越了西方左右派之争的范围。在另一方面，西方的左派在大力争取“同性恋”自由，而西方的右派是反对同性恋自由的。但即使右派，也只是反对同性恋自由，决不会反对异性恋自由，左派就更不用说了。然而在中国不是同性恋自由的问题，就是异性恋自由也还有重重阻碍。大家知道，不久前引起争议的“新婚姻法”修订稿就有很强烈的呼声，要求在“新婚姻法”中加入“配偶权”的概念，就是类似于“通奸罪”这样的概念，等等。这又是超越了西方的左右派之争的范围。“激进”得连西方的左派也害怕的强制堕胎，“保守”得连西方右派也害怕的通奸罪，足以表明中国的特殊性。不是说我们要一概反对特殊，如我是坚决反对设立“通奸罪”的，但对强制性计划生育措施，在我国当前人口危机已经亮起红灯的情况下，就得考虑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但在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抵制那些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能容忍的东西。例如，西方左派主张“福利国家”，西方右派是反对的，左派主张扩大工会权利，右派是反对的。可是我们现在的福利保障水平之低不是权利大小问题，而是有无的问题。在这方面，不光是社会党的价值观不能接受，就是保守党的价值观也无法容忍。最近我国的一些学者到英国去访问，他们与保守党人士座谈，英国保守党人士对中国下岗工人的政策提出很大的批评。他们回来以后感慨地说，且不说工党怎么看我们的政策，就连保守党也觉得无法容忍。再比如农民问题，农民是我国国民的主体，他们的社会保障之少不仅超过社会党人的想象，而且超过保守党人的想象;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就业自由之少不仅超过自由派的想象，而且超过社会民主派的想象，在这种问题面前西方式的现代左右派之争还有什么意思?

另一方面，我们一些所谓“经济自由主义”者已严重突破诺齐克原则的底线，他们实际上认为“抢来本钱做买卖”也是无可厚非的。某些学者还把它上升为理论，成为一种直接与诺齐克正义相对立的观点，叫“交易先于权利”，它的实际涵义是对于现在产权不明晰的资产是可以供有权人来任意交易的，也就是说把诺齐克的“获取的正义”给否定了。在诺齐克那里“权利先于交易”，获取正义优先于转让的`正义。首先要解决了产权的公正设定然后才能谈得上自由交易。而如果产权是公共的，我作为一个掌权者，作为公共资产的看守者，我就任意拿这笔资产做交易，这从常识来说是不正当的，但却被很多人认为是正当的，这已经超出了诺齐克正义所许可。这是因为中国自由主义话语中一些问题涉及到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交易成本”理论在中国目前的使用问题。

反过来，中国的一些“新左派”却明确提出对“最初资本来源清楚，其后的交易也自由公正”的致富者也要实行限制与打击。别人不同意，他就质问你是否愿意堕落到诺齐克那样的地步!这真叫人啼笑皆非，难道他不知道在今日的中国，诺齐克的正义标准已经是高不可攀的了吗?

对于这样的人，你用诺齐克式的理论去批评他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会说，我本来就讨厌诺齐克。反过来，对那些支持“抢来本钱做买卖”的人你用福利国家理论(更不用说用马克思的理论)去批评他，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会说我本来就讨厌福利国家。所以对第一种人你必须使用社会民主理论去批评他，而对第二种人你必须用自由主义(而且是古典自由主义)批评他。这样的批评模式或许在西方人看来有些奇怪，但却正是“中国问题意识”所要求的。

我们完全可以提出一种既不同于中国式的“新左派”也不同于西方式“新左派”的立场。也就是我们不仅要做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种原则的互补，而且还可以做到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互补。这是因为，不论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它们最初都是作为西方国家在走出中世纪时，在争取个性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在早期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而且它们在一个大方向上――反对共同体的束缚方面这两者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在走出中世纪时在相当程度上他们的价值是重合的，重叠部分以外的部分较少，随着社会越来越向市民社会过渡，自由秩序的建立也就越来越成为现实，这两者的距离也就越拉越开，他们之间共同重叠之处就逐渐变小。到自由秩序完全建立以后，就产生了一种话语上的两极化;也就是否定自由秩序和肯定自由秩序已经成为一种逻辑上的紧张关系。最典型的就是哈耶克的“消极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哈耶克思想的主题是“自由秩序”虽有毛病，但它是人类可以建立的最好的秩序。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不要想入非非，不要做这些那些，否则我们就会失去“自由秩序”。社会民主主义者则认为“自由秩序”有很大的弊病，我们要解决它。

三

现在的问题是，在西方经历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的兴起和衰落以后，现在西方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在趋同。相反，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话语倒弄得水火不容，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以至于发展到中国的“新左派”批判的矛头不仅仅一般地指向自由主义，甚至也指向社会民主主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中国“新左派”从19开始大量使用从西方引进的“社群主义”观点不是批评诺齐克，而是批判罗尔斯。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中国这些所谓“左派”对罗尔斯比对诺齐克更不能容忍。

相反，中国一些所谓“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们的批判对象，不是罗尔斯，不是社民党，而是诺齐克，亦即他们批得最厉害的是自由主义中最古典的部分，人为地把张力拉得更大。因此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制造了许多伪话语。一个具体的例子，就在产权改革这个问题上，现在中国出现了两种很奇怪的声音：一种声音是很多“新左派”学者主张实行所谓“民主治厂”，就是要限制产权明晰化的倾向，具体提出的模式是“鞍钢宪法”。他们认为鞍钢宪法中“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后福特主义”。有人说“丰田公司”“沃尔沃公司”实行的就是中国的“鞍钢宪法”。这些人主张在产权已经明晰化的资产中，在私人物品领域中实行公共选择、公共参与。实际上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应该说“民主化”是人类发展的趋势，在发达国家，在民主权利意识，平等意识比较发达的国家，所有者在企业经营中征求非所有者或叫“利益有关者”的意见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但是最终决定权，作为市场经济本身的原则，应该是所有者或者所有者委托的人来负责。道理很简单，对财产负有责任的人才能对财产行使权利。这是个权、责、利相统一的问题。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对财产不负责任的人干预、决定财产的经营能取得好效果的例证，这不仅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是如此。我们文革中“鞍钢宪法”式的企业状况就比苏联一长制下“马钢宪法”式企业状况要糟得多。

但是与这种对私人领域实行公共选择的要求并存，我国又存在着很多对公共物品领域实行有权者“自由交易”的呼声。有些人不是主张在企业经营中实行“一长制”，而是主张在产权改革过程中，也就是在把公共资产变成个人所有的过程中，也要实行“一长制”，即把“一长制”原则从经营管理泛化到产权明晰化过程中。这是任何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等于说，现在掌握在手中的公共资产，我想给谁就给谁。这个原则一旦成立，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现在的确在中国产权改革中存在这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产权改革中应该实行“一长制”，应该由一个绝对权威想给谁就给谁。据说，这样做的好处是“交易成本”最低。而另一种意见认为，产权早已明晰的那些资产，应该是大家说了算，本来就是私人所有的那部分财产，要由一些不相干的人去插一脚。以“鞍钢宪法”为旗号主张“民主治厂”的人，以及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旗号主张在产权变革中实行“一长制”的人，目前在中国大有人在。但是恰恰就是主张产权改革要民主，管理改革要集中的这种呼声在中国是最弱的，即主张在私人物品领域自由交易，在公共物品领域民主选择的观点最不成气候。其实，一方面在企业经营中尊重所有者的权利，另一方面在产权明晰化的过程中要实行公共决策、公共选择。这道理并没有什么深奥的，原来的财产是公共的，现在的产权改革就应该是公共事务，而不是个人决策。已经明晰了，你就既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委托代理，你可以征求“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但决定权还在所有者个人。但如今这两个常识都受到强烈的挑战，这是中国目前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打着“经济自由主义”旗号否定诺齐克正义的寡头，另一方面是打着“左派”旗号对罗尔斯原则的否定;一方面对产权改革中的民主有很大的阻力，另一方面也有对正常市场秩序中的所有者权利的忽视。

这些问题都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产权改革就不能正常进行，另外改革以后的市场经济也不能正常运营。

四

我常用马克思的观点反驳“新左派”，用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反驳权贵资本主义者。有人认为这如何能统一?我认为这完全可以统一。我举一个历史上的案例。19以前的俄国，它的经济，尤其是农业实行农村公社制度，实行土地公有、劳动组合，在政治上实行专制。这时的俄国思想界出现了四种思潮，一种是持当局立场的正统专制主义，即乌瓦洛夫称之为俄国民族性的三原则：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第二种是下层的代表反近代化的民粹派，他们认为俄国土生土长的

村社是好得了不得的东西，沙皇政府的一切弊端就在于他们引进了西方自由主义瘟疫，本来沙皇政府只发扬民族传统时，就是好沙皇，不幸的是他们引进了许多西方的歪门邪道(这就像中国一些人认为我们的政府需要批评之处，在于他们引进了西方的殖民话语)。俄国思想界的另外两种思潮是以从民粹派中决裂出来的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思潮和以米留科夫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潮。1905年以前，俄国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派形成了一种反对民粹派和专制主义的联盟，最明显的标志就是19前后这两派人合作编的许多书，如《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等等。参与者包括司徒鲁威、约诺夫、列宁、普列汉诺夫，他们明确讲，这是双方的“文字联盟”。这个“文字联盟”就是针对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的。

这时俄国社民党人的话语在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上和自由派没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在经济上社民党1886年纲领没有对土地私有制提出任何批评，它只提出一项要求，要求给予俄国农民退出公社的自由，在他们与民粹派进行论战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名言：俄国人现在已分裂成两个阶级，这就是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的个人。普列汉诺夫认为当时俄国的矛盾，是共同体与自由个性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政治方面，从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来，俄国一直有批判西方自由的强烈传统，其理由是这种“抽象权利”不能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而穷人没有钱就很难行使权利。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句名言说：言论自由有什么用，贫穷的人上不起学，不能看报纸，言论自由就和他没有多大关系，因此西方人所宣扬的，无非是有一个用金碗吃饭的自由，但穷人无钱买金碗，因此这个自由是没有用的。“这是一个可以用一个银卢布甚至更贱的价格来出卖的、没有价值的权利。”对这种言论，包括列宁在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给予了猛烈的批评。列宁曾大骂那种“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只能使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思想”。普列汉诺夫更明确地讲：“‘自由主义者所忙于争取’的‘抽象权利’正是当今俄国人民最需要的”，而俄国式的所谓“村社平等”才真正是骗人的东西。那么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何处呢?(如果完全一样，就构不成两个不同的派别)。区别在于：第一，社会民主派在体制演变过程中，更多的强调下层的利益。比如大家都主张要瓦解公社，实行自由农民和自由地产制度。但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把权贵们化公为私的那部分土地无偿追回――即“收回割地”。自由主义者比较缓和，他们认为应采取赎买的方式，但是这个赎买和“收回割地”也差不多，首先不是自由讲价，而是由国家定价;其次赎金不是由农民付，而是由国家付，国家用很低的价格从地主那里把割地(不是传统的私有土地，而是1861年改革后权贵霸占的公社土地)拿过来，然后无偿地分给农民。亦即在“公平分家然后自由竞争”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区别，但在实现这一点的手段上，后者更为激进。第二，在自由秩序实现以后，自由主义认为就算尽善尽美了，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做到这一点后，他们还要搞社会主义。当然这是后话。这就是两者的区别所在。

这一时期，也就是俄国自由主义和社民主义形成联盟的时期，俄国的历史发展应当说是正常的。这个发展和旧制度的冲突到了最尖锐的时期就出现了1905年革命。1905年“事件”按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是他们领导的革命，现在历史资料证明，当时基本上是以自由派为主体的立宪运动。它的主导力量是杜马中的自由派，用当时列宁的话说，俄国出现了“最革命”的杜马和“最反动”的政府之间的冲突。这时杜马是由立宪民主党领导的，它在经济上要搞自由小农经济，政治上要搞宪政民主。在这一点上俄国社民党和自由派差别不大，只不过社民党更强硬些。1905年“革命”被沙皇镇压下去了，在镇压过程中也把沙皇政府中的开明派――维特踢了出去，换上了斯托雷平。

斯托雷平上台以后，把社民党和自由派都一耙打下去，当初人们认为，俄国会出现全面大倒退时期，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斯托雷平时代在政治上是专制的反动时期，在经济上却发起了“最激进”、“最勇敢”、“毫不妥协”的改革。他用政府权力，用充分满足权贵的办法来对农村公社进行了大规模的解散。实际上就是家长(联合“长子”)独霸家财，把子弟们一脚踢出去，用这种办法来瓦解大家庭。结果就使俄国的文化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同时走向没落：一方面许多自由主义者基于对市场经济的认同，发展为对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不公正做法的认同。最典型的就是《路标》文集的出版，该文集对1905年以前的自由主义进行了反省，认为此前的自由主义太激进，老是过激的要求自由，实际上最可怕的不是政府而是人民。“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决不敢幻想与人民结合，我们应该感谢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遭疯狂人民的迫害。”文集作者之一格尔申宗这样说，在这个基础上自由主义已经从原来的立场退到了寡头权贵的立场上。

另一方面，当时的社民党人到1905年以后，由于斯托雷平不公正改革激起的反改革思潮，形成了民粹主义的大复兴。在“回到村社去”的下层运动中社会民主主义发生了最重要的分化，一部分社民党“超民粹主义化”。最典型的代表是列宁，列宁基本上把1905年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来了个大颠倒。1905年以前，列宁认为村社民主是最虚伪的，西方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后来他又讲西方民主一钱不值，是“清谈馆”，而民粹派的那一套公社主张才是“民主革命的最高形式”;1905年以前列宁认为俄国最大的灾难是农村公社，19却不断地强调对公社的破坏是俄国最大的灾难。10月革命的“土地纲领”是拿社会革命党的，而当时他们对社会革命党的批评，说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纲领，俄国社民党的这一派走到了比社会革命党还要社会革命党的地步。

五

这样一来，就使俄国出现了“反公正的伪竞争刺激起了反竞争的伪公正”的现象，由权贵资本主义刺激出了“人民专制”。这场“人民专制”带来的后果到了90年代以后，俄国又一次面临着从“人民专制”返回市场经济的道路。从这里我们感觉到中国目前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是虚假的。但是，真正的矛盾是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应和“寡头主义”划清界限，二是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应该和民粹主义划清界限。

我的一个提法是：“不患寡而患不公，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针对寡头主义的辩护者，我们要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公”的原则;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提出“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的原则;针对寡头主义，我们提出的是“产权改革”要民主的原则;对于民粹主义我们提出的是“管理改革”要集中的原则。

寡头主义反对乌托邦却不反对强制(化公为私的强制)，而我们强调旧体制的弊病不在于乌托邦，而在于强制。因此告别旧体制不是告别乌托邦，而是告别强制。

反之，民粹主义反对市场，但也不反对强制(化私为公的强制)，而我们认为现在的弊病，并不在于市场，仍然在于强制，因此现在不是要限制市场，而是要告别强制。在如今的改革中为市场辩护和在评价过去的体制时为乌托邦辩护，都有一个中心观点，就是反对强制，也就是维护自由。反对强制的自由，是关于自由的低调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对自由的理解不限于这个低调，但仍是以这个低调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承认自由不仅仅是反对滥用强制，但首先是反对滥用强制。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反对强制性的化公为私，反对“权贵私有化”，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反对强制化私为公，反驳“人民公社就是经济民主”的说法。

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反对不公正的伪竞争;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反对反竞争的伪公正;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坚持起点平等，过程公正，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对“结果平等，主人恩赐的公正”持坚决反对态度;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反对以“交易优先”为由，否定诺齐克正义原则，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反对以“社群主义”来否定罗尔斯正义的做法。

总之，第一，我们反对原始积累、用强权进行的积累;第二，我们要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中竞争，应当指出：由于中国现实中存在的这些真问题，因此，不管是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还是自由主义理论，都面临着挑战，中国人要有自己的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中国面临着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先例的过程。第一，中国并不是在传统私有制国家的基础上，而是在公共资产为主的基础上进入市场经济的，因此对政府的要求和传统私有制国家不同。传统私有制下国家搞市场经济，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说，对政府的要求就是一个有限政府。所谓有限政府就是不要多管闲事的政府，大量的事情由市场解决，政府只限于维护市场，只限于当竞争场上的守夜者，至于这个政府是不是民选的，这与市场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人认为民选的政府就是有限的政府，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民选的政府也可能什么都管，世袭的政府也可能无为而治。这两种情况我们在历史上都见到过。对传统私有制基础上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只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建立市场竞争机制的规则，再无须解决其他问题。

中国则不同，由于她是在公共资产高存量基础上通过产权改革进入市场经济的，因此除了要建立市场竞争的秩序外，更重要的是面临产权或交易权初始配置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中国这样的国家面临着“卖方缺位”的问题，就是说以公共名义持有的资产要进行一场交易，而这场交易不是由所有者来进行交易，因为所有者是公众，并不是有权的人，有权的人只是公共资产的“看守者”。严格地说，他们没有交易资格，因为他们不是所有者，但是由于技术的原因，所有者――公众不能直接参与交易，这样就产生了代理交易的需要。在这样的改革中，人们就不能仅仅要求政府是个少管闲事的政府，而且还要求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严格的委托代理交易机制。第一，做这种交易，政府要取得公众的授权。第二，政府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只有在这两个条件下进行的产权改革，才是公正的改革，否则就容易沦为看守者监守自盗。这种公众选择代理，监督交易的机制实际上就是政治民主制。在这种条件下，自由主义立场与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就更易于取得一致。在传统私有制国家，自由主义也许比较强调市场竞争的自由，而对政治民主的兴趣相对较小。相反，社会民主主义在那里要强调起点平等就有个“劫富济贫”的问题。传统私有制国家，在漫长的积累过程中，起点已经不平等，从头开始就要搞革命，人为地恢复一个“平等的起点”，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社民党的“平等理念”，这一点自由主义就不会答应。

篇3：论自由与民主

自由是一个使用的非常广泛的范畴。一般意义上的自由通常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 摆脱控制和实现自主的发展程度。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自由是政治自由, 即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因法律确认而享有的政治权利。

同平等相对于特权、民主相对于独裁一样, 自由是相对于专制而言的。政治自由是同政治平等和政治民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范畴, 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要实现民主, 就必须坚持自由和平等, 自由和平等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 离开了自由和平等, 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 民主只能在奴隶主阶级和封建主阶级的“自由人”中间进行。因为奴隶和农奴根本没有或很少能有人身权利, 他们与奴隶主和封建主之间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 由于奴隶和农奴根本没有和很少能够享受到人身自由, 就更谈不上思想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了。因此, 他们不可能成为民主活动的主体, 因而, 也就无法享受民主。民主是相对于独裁和专断而言的, 在独裁和专断的制度下, 统治者个人独断专行, 完全垄断国家权力, 根本就不可能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和要求, 而民主与其恰恰相反, 民主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让人们充分地发表意见和看法, 只有在人们自由地发表看法、平等地交换意见的基础上, 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程序才能健康地进行。民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但即使如此, 少数人的自由意志和意见也应当加以保护和尊重, 在这个意义上说, 没有自由, 当然也就谈不上民主。所以, 人类在追求民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首先必须争取自由。

早在古希腊时期, 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就论述自由问题。而对自由给以充分和系统的论述, 是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而高高举起了自由的旗帜之后才出现的。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以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基础, 改造和利用西方历史上的自然法和契约论等古老观念, 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革命时代资产阶级的一整套政治思想, 成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是, 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后, 自由并没有被全体人民所享有, 只是成为资产阶级本阶级的专利, 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却在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中完全丧失了个人的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 也就把人类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劳动人民由于不能占有生产资料, 在经济活动中丧失了自由, 政治自由就更无从谈起。所以,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工人阶级只有通过社会革命, 推翻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建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 才会享有真正和全面的自由。

自由是一个好东西, 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但是, 自由和民主并不是一个范畴。为了弄清这个问题, 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自由与民主的关系。首先, 自由不能等同于民主。与专断和独裁不同, 民主是一种按照大多数人的意愿进行决定的机制, 民主的主要特征就是大多数人说了算, 在通常的情况下, 选举是民主的一个重要特征。当然, 民主并非是一种尽善尽美的政治活动机制。因为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办事, 能够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但是, 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不等于就是客观真理, 真理有时恰恰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 民主不仅要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 也要注意保护少数。

自由与民主是两个有区别的范畴, 民主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决定的机制, 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本身, 就包涵着在按照多数人的意见进行决定之后事实上少数人的某些自由必须向多数人作出让渡, 如果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并且上升为制度和法律之后, 少数人只强调个人自由, 甚至在行动中反对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的决定, 民主就不可能实现了。所以, 把自由当作民主的核心, 在理论上是站不脚的。其次, 自由不是无限的。自由这个范畴, 是同专制相对立的, 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 新兴的资产阶级举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 对封建专制主义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从而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看, 相对于封建专制主义, 自由主义毫无疑问是一种重大的历史进步。但是, 列宁说过:“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会通向谬误, 自由是反对专制的有力武器, 但不能对其无限夸大”。

政治自由是专制的对立物, 它是与法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法律是对政治自由的确认和保护, 同时也是对政治自由的限制;在民主社会中, 没有离开政治自由的法律, 但也没有离开法律的政治自由, 这一点, 西方古典政治思想家卢梭和盂德斯鸠都有充分的论述。孟德斯鸠就认为,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禁止的事情, 他就不再有自由了, 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当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论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洛克、卢梭等思想家既强调自由、又重视法律的传统民主观不同, 主张个人权利本位, 过分崇尚个人权利的绝对自由, 忽视社会整体和义务观念, 其结果是造成社会缺乏和谐, 个人主义泛滥。

自由与民主在不同国家,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历史, 不同的发展阶段当中各有自己的辩证发展特点和偏重及价值特色。在国际政治领域, 维护对本国的政治认同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核心利益。政治认同的模糊与混淆必然导致国家的分裂与瓦解。对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认可与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是两回事情, 不可彼此混淆乃至以前者取代后者。不能任由意识形态偏好、主观意志和民族情感肆意支配整个国家的利益选择和行为模式。

总之, 一切先进的思想观念及制度都不是教条, 是需要一个本土化的探索过程, 这是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国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得来的经验。需要本着国情与现实, 通过逐步的深入改革、扩大开放、不断探索, 才能在我国建立和完善既适合国情又体现现代文明的先进政治制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2]李铁映.论民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4]詹姆斯.自由民主与政治学[M].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篇4：民主自由与科学

幼儿的科学探索活动是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持续与跟进的，因此，如何给幼儿创设一个能自由操作，大胆探索，宽松和谐的外在与内在环境刻不容缓。本文以此为着眼点，从实践出发，分析创设良好科学教育环境的具体策略。

关键字：环境创设；科学探索

中图分类号：G616

论文：

在想象力丰富的幼儿期，保护孩子的好奇心，挖掘幼儿科学探索的潜力是刻不容缓的。而幼儿的探索活动又是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产生，持续的，因此，给幼儿创设一个能自由操作，大胆探索，宽松和谐的外在、内在环境又是落实幼儿园科学教育的关键。

一、了解幼儿及幼儿园科学教育的特点，重视科学环境的创设。

（一）幼儿科学生活化。

幼儿的科学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在孩子眼中，自然界和人们社会活动的一切现象都是科学活动的内容。比如：小鱼为什么会游泳，录音机里的声音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白天黑夜等等，这些都是孩子们所好奇的。所以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的特点就是结合生活实际，给他们创设宽松、和谐、自由、民主的探索空间和平台。

（二）重视科学环境的创设。

幼儿的探索活动是受周圍的环境所激发，受良好的操作环境所影响和持续，宽松、和谐的环境，易于激发幼儿的智力潜能。因此，我们要创设良好的科学环境，其中包括外在的操作环境和内在的心理环境，使孩子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获得科学探索的精神和品质。

二、为幼儿科学教育创设良好的环境。

（一）创设良好的活动室和科学实验室的环境，充分挖掘自然、社会的探索环境和资源，形成良好的科学氛围。

1.创设科学实验室

实验室可创设多个区域，如：电磁区，力区，声光区，玩水区等，供幼儿动手操作、试验和探索；也可针对各年龄阶段孩子的特点，提供丰富的半成品操作材料，如：对于小班幼儿提供纸盒，剪好的小圆片等材料，让幼儿制造自己喜欢的汽车。对于中大班幼儿可适当制造一些障碍，比如提供方形、三角形、梯形的材料，让幼儿在制造汽车的同时，探索滚动的原理。

2.充分利用科学角。

在活动室的一角开辟一个“我发现”的科学角，提供尽可能丰富的材料，让孩子运用感官主动探索，随时满足孩子求知欲的需要。例如我们可以结合主题“生活中的科学”在探索角提供磁铁，铁丝，回形针，塑料玩具，小斜坡，自制汽车，各种纸制品等生活中常见的材料，让孩子探索磁铁、摩擦、纸的秘密等等。在材料的投放上要便于操作，多功能的特点，做到一物多用。

自然角也是科学角的组成部分之一，结合季节种植各种小植物，让孩子照顾培植，中大班的孩子还可以在观察的基础上尝试记录等。教师应细心观察孩子的探索情况，根据孩子的需要提供材料，持续孩子的探索活动。

3.巧妙利用自然环境。

科学现象五彩缤纷、神奇有趣，它缘于生机勃勃、变化万千的大自然。美丽的科学自然环境是科学教育最好的课堂，也是科学活动最直观的教材。

或许你有个和孩子走在雨地里的经验，他们会不停的问你“为什么会下雨，太阳上哪儿去了？”。当然他们还会很调皮的跑到雨中，亲亲大自然的礼物，用小脚踩着溅起的泥坑里的水花！这些十分“越轨”的行为，恰恰是孩子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所表现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

4.利用丰富的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是指与孩子直接联系的家长资源及幼儿园所在地区中可被教育利用的人力、物力资源。有一次，孩子突然有了这样的疑问：“太阳也有翅膀吗？”由于大家兴趣非常浓厚，我们就展开了一系列的探索和操作活动，如组织幼儿到附近的图书馆查找资料，查找宇宙的奥秘；发动家长提供各种废旧物品，如挂历纸，光盘，塑料袋等材料，和孩子一起制作太阳的翅膀。有了社会资源的支持，我们的活动即让孩子找到了科学的真相，又迎合他们的童真世界，给孩子一个给太阳装翅膀的探索动力。

（二）给孩子建立一个民主、自由、有安全感、易于合作的心理环境。

1.做孩子持久的支持者和合作者。

孩子的兴趣没有丝毫预存的成分，或许有些行为破坏了常规，打乱了教师正常教学活动，但正是这些“越轨”的行为，表现了幼儿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这时就需要教师的支持和合作，使孩子的探索活动得到持续和延伸。如在《有趣的纸》活动时，有个孩子很不配合的拆开了纸制牛奶盒，教师询问后才发现孩子是对某些纸制品的不吸水性产生疑问和兴趣。教师立即表扬他细心观察，并及时生成下一个探索活动，提供材料让幼儿继续探索。如果教师一味责怪破坏常规的孩子，这样就导致大家不敢有新的疑问和创举，扼杀孩子探索和创新。

2.创设一个有安全感的心理环境。

教师要给孩子留有充分自由和探索的空间，试着先了解孩子的某些行为动机，不要过分干扰和限制孩子的行为，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例如，在一个冬日，孩子给花儿浇了开水而导致花凋谢了。对于这一事件，教师如果冷静的了解孩子的动机，就不会责备孩子，而引导孩子探索为什么花儿不能浇开水，它在怎样的环境下才能生存，幼儿在这种有安全感的环境下，才能大胆探索，在失败中获得新的经验。

3.创设一个相互合作的氛围。

将来的社会需要合作型的人才。在幼儿的探索活动中，往往会有自有为中心的现象，教师可以有意思的设置一些障碍，鼓励幼儿合作完成任务。如“马路上的汽车”活动中，我们可以提供较少的操作材料，引导孩子与同伴合作交流，获得同伴的帮助，互相诶和共同操作，共同探索来完成。在与他人的合作过程中让孩子渐渐意识到合作的魅力，它能获得合力，更有效的获得更多的智慧，促进活动的成功，为将来成为一个善于合作的成功者打下基础。

总之，环境在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有许多值得研究，值得深入的层面。我们深信，幼儿园科学教育会以更为独特的魅力和更为开放的体系，纳入幼儿的日常活动之中，渗透到幼儿园教育的各个领域之内！

参考文献：

1.张俊.幼儿园科学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刘占兰.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解读.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篇5：科学与自由

贾湛

（扬州电大，江苏 扬州 225002）

内容简介：随着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现代社会有部分人也把科学与自由对立起来，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应用半形式化方法重新定义了自由的概念，详细讨论了科学对自由的贡献。

关键词：科学

自由

人文文化

科学文化

Science and freedom

Jia Zhan(Yangzhou TV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Jiangsu, China)Abstract: With humane culture being set against scientific culture, some people nowadays cournterpose science and freedom..This essay,basing on predecessors’study, redefines the concept of freedom and details the contributions of science to freedom.Key words: freedom;humane culture;scientific culture

人们向往自由，可自由怎么这么难获得呢？回答它，首先要问自由是什么？古今中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说自由的概念一直是争议最大的概念，也许不同的人从不同的侧面理解去它，而它肯定代表了人们的某种愿望，为了清楚的看出自由究竟指什么，先来看看各种有关自由的观念。

一、古今中外自由观念

一般认为自由概念来自西方，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培育了自由思想，文艺复兴运动实际上是自由的复兴。然而虽然东方一直处于专制统治，但对自由的认识却较为独特，只是总体介于保守。

1、东方的自由观念

中华民族是有一定的自由传统的，但由于缺少民主的思想，其自由思想主要的是与专制统治相适应的儒、道、释的有关思想。简单说来，儒家追求“入世的自由”，道家追求“忘世的自由”，释家追求“出世的自由”。下面让我们较为具体的了解这三种自由。

①儒家的“入世的自由” 所谓“入世”，就是对现实生活持一种积极的态度：投身其中，参与其中，负起责任来，担起义务来。此即孔子所谓“务民之义”。所谓“入世的自由”，就是绝不逃避现实，而是从负责任中求自由，从担义务中求自由。自由并不在生活之外，而就在生活之中。孔子自述一生自我修养的经过，就是儒家追求自由的一个写照：“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儒家所理解的真正的、现实的自由境界。比起道、佛自由意识来说，较为积极，但显然可见缺少主动创造的自由意识。

②道家的“忘世的自由”

“忘世的自由”即“避世的自由”。“避世”就是回避现实；“忘世”就是忘怀现实。因为在道家看来，现实生活是一种羁绊、桎梏，是不自由；甚至于是一种迷误、罪恶。所以他们要避开现实，要忘却现实。因此，道家喜好隐遁：或隐身草莽，或遁迹山林。能避则避，“眼不见，心不烦”；但人有时身不由己，未必能避得开，此刻就要能忘。“得意忘形”，那是道家的崇高境界。所谓“得意”，就是“得道”；所谓“忘形”，就是忘掉了肉躯物欲，摆脱了自身的束缚。由此可见，道家追求的乃是心灵的安宁，追求非社会性的个人的自由。

③佛教的“出世的自由”

至于佛家，追求“出世的自由”。佛教小乘的“自度”，那是追求个体的自由；大乘的“普度”，则是追求群体的自由。在佛教徒看起来，人间是“无常”的“苦海”；只有依据经、律、论三藏，通过戒、定、慧三学，断除烦恼，渡过苦海，超脱生死轮回，达到“涅般”境界——一种高度智慧的、自由的精神境界。佛教中唯识宗是最讲通过智慧求得自由的宗派。然而这种追求虚拟的自由是以牺牲现实的自由为代价的，本质上是束缚。

由亚·伯林对自由的两种分类（见下文）来看，东方的自由概念基本上是属于消极的自由，缺少积极自由的思想。显然社会进步的缓慢与这有关。我国近代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蔡元培和李大钊等革命先驱为宣传西方的自由思想作有一定的努力。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于1917年在北京大学率先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李大钊针对压迫思想言论自由的人总是强调有所谓危险思想，他说“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昧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可惜的是在缺少积极自由传统的中国，没有太多的人能分清思想和行为的差异，把思想的危险性扩大化，过多的禁甚至独尊某种意识，导致不能充分吸收西方的先进的自由意识。

2、西方的自由观念

柏拉图把政治自由说成是民主的目标；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自由的意思就是为自己而生存，而不是为他人而生存。孟德斯鸠认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霍布斯认为自由不过是“法律的沉默”；斯宾诺莎认为：自由在于不屈从于外在的原因，而是摆脱了外在的原因。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写道：“唯有服从人们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自由就是做你愿意做的事。在真正称得上人愿意做的事情中，重要的是思想、信仰和表达的自由。伏尔泰认为：“自由意味着认识人权，而认识人权就是捍卫人权”。克罗齐认为：自由是最高规律，是被认识了的必然性；但这种认识意味着不只是认识，而且是善于把认识到的东西运用于实践。

在马克思看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的真正自由是和它的真正强大相等的。“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

英国当代政治哲学家伊赛亚·伯林（1909-1997）提出两种自由概念。第一种“自由”的政治意义，称为“消极的”(negative)自由；这种“消极的自由”，和针对以下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解答有关，亦即：“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第二种意义的自由，我称之为“积极的”(Positive)自由，则和以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虽然可能有重叠之处，但却显然是不同的问题。

二、自由的新定义

站在巨人的头上去看问题就可以比巨人看得更深远，因为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从模糊认识到清晰认识。不管是消极的自由还是积极的自由，都实际上说：自由有两大要素，一是人们想做而可以做和允许做的目的性活动，实际上是这就是指的人的各种需要。二是获得这些需要必须耗费的一定代价。下面自由新的定义将把这两个因素考虑进去。

定义：

个人具体的自由（Zgi）——指个人进行某项独立活动的自由。它等于某种特殊需要的满足程度（Xgi）与所需付出的代价（Egi）的比率。即ZgiXgiEgi„① 个人总体自由等于具体自由加权求和。即：ZG存在约束：

kZigi„②

EgiEG„③——指个人有个能力限制。

集体某具体自由（ZJi）——指个人参与某个集体活动的自由。它等于某特殊集体活动产生的某种需要的满足程度（XJi）与集体开展这项活动所需付出的代价（EJi）的比率。即ZJiXJi„④ EJi集体总体自由等于具体自由加权平均。即：ZJ存在约束：

kZiJi„⑤

EJiEJ„⑥——该社会集体活动能力的限制

社会自由——指一个人处在在社会中感觉到的自由。显然应该等于平均个人自由与集体总体自由的和。

即：ZZGZJ存在约束：EZNGiZJ„⑦

EGiEJi⑧——社会总能力有限制。

解释：

我们说一个社会非常美好，常常是指在这个社会里生活非常自由，包括每个人工作的愉快和生活的自由选择以及参与各种社会组织的活动自由。每个人的个人自由是由许多具体的个人自由构成的。而每个具体的自由就是指个人的某种需要满足的程度与所付出的代价的比率，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大量举例中具体的体会到这样描述的合理性。每种自由对具体个人来讲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则个人活动的总自由应该是每个具体自由的加权和。社会自由应有两部分，即个人自由和集体自由。又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若承认人权的平等，则社会自由中的个人自由应该用平均个人自由来衡量。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社会能量也的有限的（受时代和环境的限制），所以社会自由有一定的约束。

注：

1、自由的概念是非常复杂的，新定义完全没有定量化讨论的意思。只是借助符号，想把自由说得比以前清楚些，或许真的可以定量讨论，那是意外收获。

2、这里是用的理想模型，许多社会集体活动往往不是免费的，因非理想情况下，难以叙说，所以这样理想化定义是必要的。实际情况可以看成是理想情况的近似。

3、社会自由的概念是很难准确描述的，上述描述最好用于城市社会系统，因为人生活的圈子以城市描述最适宜，太小了如社区，人的自由范围远远超过它；太大了，许多社会集体活动与个人无关。

建立了这样的定义后，再来讨论科学与自由的关系，则应该可以远远超出过去的认识。

三、酒神的自由和阿波罗的自由

尽管科学诞生之初，科学理性与人文自由是完全和谐的，然而现代人明显感到理性与人文的对立。并形成了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两大对立的文化阵营，即所谓的酒神文化和日神文化的对立。两种文化是尼采首先提出的。在古希腊神话中，尼采把酒神（狄奥尼索斯）看成强力意志的代表，因此认为把酒神精神与欲望、激情、强力意志等等联系起来。把日神（阿波罗）精神和造型、理性、道德、逻辑等等联系起来。并认为酒神精神是人的本质，日神精神是人意志的工具。

1、酒神文化是自由的源泉。尼采认为：“欲望全部是有益的，„„这是最大的力量来源。”这是与他的酒神精神是人的本质的理论一致的。但很多人都可能不赞同这样的说法，因为这样说没有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动物有欲望而无理性。当一个人乱性交时，人们会说他是野兽或原始人。但如果把自由看成人的本质时，就能把生命的本能与人特有的理性结合起来。自由的新定义让我们看到可以实现的欲望才是构成自由的组份。但非理性的欲望和浪漫毕竟是我们的生命意义的核心内容。

往往人的层次越高，所谓的“小资情调”就越多，即越有浪漫的幻想和美梦。高层次的美好感觉主要来自于翩翩联想。显然酒神文化可以让我们满足这样的需要，文学作品，电视、电影，各种艺术等让我们生活于动物没有的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不能认为虚拟的生活不是生活，如果过分严肃的理解生活，则真正现实的生活也会被看成“梦的世界”，这不仅佛教等宗教是这样认为的，连尼采等许多哲学家都这样认为，所有生活将是过眼烟云，所有生活都毫无意义。

文学作品等人文文化除了人为构成一个虚拟的世界外，它往往又是现实世界的前导，翩翩的联想构成的美好梦境，会激励科学家会实现梦想而努力。嫦娥奔月的神话激励了多少科学家的努力。顺风耳和千里眼的古代文学想象，经科学家的不懈努力，如今终于以电话、电视和手机的形式终于实现了。许多科学的创新最初都可以在文学作品里找到其影子，而且文学家的自然知识成份越多，理性思维越多，则科学的前导作用越强。航天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不仅提出了火箭原理，而且他在他自己的小说《在地球之外》中的描写，如宇宙枪宇宙游泳，着陆船和宇宙飞船上的具体生活，竟然与我们现在宇宙航行中的实际情况相差无几。可见科幻小说有强的预见性，也就必然对科学活动有很大的前导作用。

人文文化会因为理性的渗入而更丰富，更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一部作品，理性成份越少，则现实意义就越少，这样的作品很难供成熟人享受，更不容易进入高层次的人群的精神生活。当然完全理性，完全是现实生活的素描就不是文学作品了，文学作品 不能没有浪漫，描写婆婆妈妈的生活绝对令人乏味，因为这样不是在提供一种新的自由。

2、每一个科学大发现必将开辟至少一条现实自由。文学作品往往提供一些虚拟的自由，只有待到科学有突破时，才会产生新的现实的自由。牛顿力学和瓦特的蒸汽机开创了人类利用热能和机械能的时代。有了动力机械，建筑业突飞猛进，交通运输全面改观，农业产生效率大大提高。电灯让我们活动的自由扩展到晚上，电机让我们多了一种方便的能量利用形式，电话、电视、手机让我们实现了更加自由的空间交流。电脑的发明，激光的发明等不仅让我享受了过去皇帝都享受不到的自由地生活乐趣，而且让我们的思维能力大大提高，我们可以借助它们了解非常复杂的事物，了解感官以外的中观、微观和宇观新世界。生物学的进步不仅大大缓解了人们的粮食需求，酶的利用提供了新的高效的获得我们需要的物质材料的生产方法。基因知识让我们更本质的了解我们自身，为我们在时间上获得自由打下了基础。虽然，不能保证每种人们的愿望科学都能实现，但科学往往可以设法绕过自然规律的束缚，以某种形式来实现人们的大部分愿望。

3、理性活动提高人的各种需要的满意程度。

从公式①可见，当科学开创了一种自由后，科学理性的作用可使这种自由进一步扩大。以现代手机为例，一开始只是起顺风耳的作用，厂家为了进一步满足人们的需要，逐步改进，把游戏、计算、照相和网络等功能集于一体，其过程也许应用了新的理论和技术，也许就是只把旧有的知识综合起来，无论如何产品性能的提高才能提高人们对这种需要的满意程度，这必须靠人们的理性活动。

4、理性活动降低自由的代价。从公式①还可见，科学理性活动还可以用降低获得该自由的代价去增加自由。为简单起见，我们用金钱来衡量其代价（有不少代价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再以手机为例，如果一部高性能的手机卖得很贵，则人们获得它花了钱就多，这样必然会影响到他获取其它自由。但科学技术的改进，可以降低它的生产成本，这样也就能降低出售价格。显然科学从降低自由的代价的角度也可以增加人的自由。

如果说科学是无止境的，则自由也是无止境的。自由受时代的限制，我们今天不能追求乘坐宇宙飞船而飞出太阳系，正如古人不能去追求登上月球。自由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有限性与无限性之统一。无限的自由是由一系列有限的自由构成的，自由的现实性（历史性、地域性），就是每一个人置身其中的具体的时空条件。当社会一直这样正常发展时，我们的后代会象我们笑话古人那样获得的自由是那么可怜。但现实的自由的获得虽然本源于我们非理性的欲望，但我们不能不感谢科学理性的全面协助。

四、自由的追求

自由是人的一种感受，思想自由是最直接的感受，所以已往哲学和政治学讨论的自由常常就是指的思想的自由。这里就免去讨论而集中讨论现实的自由。思想自由是主要是心理的，现实的自由则往往看起来很实在。思想自由产生虚拟的自由，现实的自由尽管不是与它一一对应，但却可以非常相似。哲学家和小说家都在不停地构想理想社会和未来的各种梦想，当这些梦想成为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信念组成部分时，很多梦想可以迟早变为类似的现实。

（1）空间自由的追求

科学技术给人们在空间上的自由扩大是非常明显的，这种神奇的变化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出。

①、日常活动空间范围的自由。

随着科学的发展，现代交通越来越为人们的活动范围提供了更大的自由。我们很容易通过定义公式①来讨论这种自由，甚至是定量讨论。我们可以把如果我们把每天能自由（有目的）地走多少公里来表示这种自由的满意程度，把其费用和疲劳程度看成这种自由的代价，我们就能大致具体的比较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用不同的交通工具获得的自由。最好比较的是在一个城市中乘电平车和摩托车的自由，设一次充电/加油足够一天的行程，再设都有安全速度行使，设充电和加油的麻烦一样，疲劳程度一样，则两者的自由只要计算一下每天的行程和平均每天总的费用。后者主要有这几项，买车费用除以平均使用寿命（平均每天车费）、平均每天修理费用和平均每天，因为用电/油费用。乘电平车的与乘公交车的自由比较就难些，因为乘公交车有个候车时间和转车方便程度的问题。同样与骑自行车也难以比较，骑自行车的疲劳程度因人而异很难定量讨论。可见真正用公式来定量讨论自由是十分困难的，从以上讨论我们体会到了为什么数学难以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也许社会科学的许多问题永远只能定性讨论。但模仿成功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还是非常必要的。符号公式不只有定量功能，还有理清变量数目和关系的功能，本文的讨论基本上都只是利用这后一功能。

②、特殊活动空间范围的自由。

指过去我们几乎无法生存的空间内的自由。人类的伟大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大大扩大了人的生活环境，现在人们有海洋公园，可以潜入浅海底旅游，深海虽然一般人去不了，但即使是最深的海底也有人去过；最高的山峰有人去，最冷的南极有人在那儿，地球外空间，甚至月亮人们已去过，虽然用于费用太大，很难用公式①去计算其自由，但这只是人类征服特殊空间领域的开始，工程师正在设计海底建筑，科学家正在设计实用的巨型空间站，可以说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这些实实在在的自由的。

③、作用空间范围的自由。

空间的自由不一定是指人们身体可以自由的到达的地方的规模，自身的作用范围的扩大也的这种自由的一部分。古人只能千里共蝉娟，这是虚拟的作用，完全心理的，不能形成互动。现在就不同了，电话、手机、传真、网络实实在在地把远在千里万里的人们联系起来。远在天涯的儿女通过手机随时与家人联系，通过语言即时给与精神上的帮助，通过汇款很快可以获得经济上的支持，通过邮寄也能较快地获得物质上的需求。现代通讯现代交通，大大扩大了人们相互作用的范围，有缘的朋友可以很快通过网络成为知己；总统一声令下，可以立即停止战争。可以用定义①分析出，现代科学对自由的贡献最主要的这方面的贡献，即人的实际作用范围的巨大变化。

（2）时间自由的追求

如果要寻找为什么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宗教确仍然活跃的原因的话，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现代科学的成果在时间维上自由的扩大远不如空间维，人的价值除了对外产生影响外就是个人的永生问题。宗教能回答这个问题，而科学目前还不能。如果说古代人的平均寿命为四五十岁的话，现代社会也只不过才七八十岁，远不象空间自由那样有数量级的变化。这可能原因有：一是时间不象三维空间它是一维的，并且是不可逆的；二是生命规律远比物理规律复杂，人认识上的突破还需要有个过程；三是很可能存在象热力学第二定律那样不可违抗的生命规律的限制，人们在时间上获得的自由只能是有限的。然而我们仍然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争取时间维上的自由。

①、延长寿命梦想的追求。

科学中的医学实际上就是人们追求时间上的自由的工具。治疗疾病一方面是改善人的生活质量，一方面就是延长寿命，医学已经证明，过去认为的老死，绝大部分人实际是病死。目前人的寿命的延长全是通过疾病的治疗获得的。在医学还没有弄清楚寿命的本质原因之前，只能通过去病来延年益寿。当然科学不会满足对时间自由的这点点索取，基因理论、细胞理论和自组织理论的突破，必将揭示生命的规律。端粒酶死亡基因和干细胞的研究，最终会揭开寿命的奥秘。也许会发现存在限制人寿命的规律存在，人类成仙的梦想可能永远实现不了，但至少现在还不能定论：人不能在时间自由上有数量级的变化。

②、生死轮回梦想的追求。

按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定义，可见我是我的思想的总和，而肉体只是思想的工具。如果认为这样的定义没有问题的话，则医学中的器官移植技术，可能能帮人实现生死轮回梦想。生物学已能让一个动物在很短时间里长大，则我们可以用克隆技术迅速复制一个自己的身体，在这个身体还没有思想前，通过换头术或换脑术，把自己的思想从原来衰老身体上移下来。甚至可以不进行物质交换，把原有的头脑内的主要思想以信息形式输入克隆体新大脑里。如果技术上可行，如果不引起道德的争议，则这种梦想是有可能变成现实的。当然这样的后果会非常复杂，道德也许通过不了，如果如此，拟子(meme)说将永远激励高层次的人圆永生梦。现代拟子(meme)是说人死后，只有两样东西有机会流传后世，一种是其基因（gene），另一种是其拟子(meme)——他的思想。没有后代的人，前一种可能被剥夺了，没有思想的人，后一种可能也就自动放弃了。

③、工作时间的人性化和自由时间的争取。

如果长寿的愿望和轮回的愿望不能实现的话，则科学至少一定能帮助人们充分利用时间。科学将通过提高产生力，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为人们争取出自由时间来。而社会科学的发展，管理水平的提高，则可以让工作时间尽可能人性化，尽可能让人们不觉得工作是一个负担。现代社会已向该方向发展，将来人们的业余时间会越来越多，工作也会越来越有趣。

（3）多维自由的追求

扩大时空范围的追求是自由的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时空总与物质运动变化紧密联系的。本来不需要分别讨论，但时空与物质运动还是相对独立的，物理上把时空以外的物质运动变量看成是抽象维，每个维就是一个自由度。因此把每个相对独立的自由分开讨论，可以让我们对自由的认识更清楚。由于篇幅的限制，就不讨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增加了各种可能的现实自由，但现代人的失落感很可能比过去更严重。显然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思想自由的重要性远比本文重点讲的实在自由更重要。自由定义公式后面的内容本文没有讨论，因为集体自由与人文管理关系太大，难以短篇幅讨论。反封建反专制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如果思考的自由说话的自由都没有的话，所有实际的自由是无意义的。各种宗教许多正常人从感觉上就觉得不自由。科学对科盲来讲也会有不自由的感觉，但这是我们的教育方法不当形成的。科学的形式化语言，让许多人对科学畏惧。这需要我们的教育水平大大提高才能改变这种现象。从本质上讲，科学是不仅是自由的工具，而且是自由的眼睛。没有科学则人们生活会感觉到处有陷阱，于是人为的框框条条会特别多。从上述自由定义公式中，我们看到，人的各种欲望和愿望被人为的禁止，自由就会大大减少。由此可见，思想解放是何等的重要。人们明显会感觉到宗教迷信或意识形态控制越多的社会自由就越少。自由的另一半，有待于我们对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认识的提高，有待于人性化管理水平的突破。

参考书：

《论美国的民主》〔法〕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商务印书馆 1991年。《人的潜能和价值》（美）马斯洛等著，林方主编 华夏出版社 1987年 《两种自由概念》（英）伊赛亚·伯林著 陈晓林译，来自网页：

篇6：魏书生的民主与科学

魏书生老师讲的科学是指做一切事情都应该有计划、有检查、有评价，而不应该是盲目的，随心所欲的，杂乱无章的。科学应该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教师在工作中要想做到科学，必须尊重学生的个性，尊重教育规律，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班级管理的两大点，一靠民主，二靠科学。当老师的树立为学生服务的思想；建立师生互助的关系，互相搀扶着，帮助着，度完这段不太长的人生；发展学生人性中美好的部分，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决策过程要民主，班级怎样管，语文怎样教，课堂怎样，怎样更加活跃，更加适合同学们的需要，都大家共同商量。科学分为三段，一建立计划系统，二建力监督检查系统，三建立总结反馈系统。三个系统，互相制约，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形成一个完整的封闭的管理的网络。班级管理上了民主和科学的轨道，班主任就越当越好当，大家也学起来越学越高兴，越学越自由。

魏老师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凡是学生能干的事，班干部不要干；凡是班干部能干的事，班长不要干；凡是班长能干的事，班主任不干。”从魏老师的这句话里，体现了他民主、科学的管理思想，他认为民主管理提高了学生对管理的认识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学生参与管理的积极性，解决了学生服从管理、投入管理的问题。

一、培养民主治教的习惯。

所谓民主，就是增强师生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把对自己、对家庭、对集体、对国家尽责任当作享受，学会把个人、家庭、集体、国家利益统筹考虑，多方兼顾。我们从树立服务意识、建立互助关系、发展个性、决策大家商量四个方面培养民主治教的习惯。(一)增强服务意识。

2005年盘锦市实验中学校长升为市教师进修学院院长，需选拔一位新校长，合适的人选是大洼县新兴农场中学张百清校长。为表示诚意，我驱车到这所农村中学拜访张校长，没想到他婉言谢绝了。我以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他没有考虑好，便告辞，请他再考虑几天。过了几天，我再去，他还是不答应。第三次我去的时候，向他分析了利弊：实中校长由市委组织部任命，享受县处级待遇，新兴校长连副科级都算不上；实中校长比新兴校长工资高一倍还多(那年农场没改革，教师工资极低)。百清也动情地讲他的价值观：老师们工资这么低，还这么爱学校、爱课堂、爱学生；学校坐落在农村，还有15个省的学生到这里来读书，真舍不得离开这些老师和孩子们。他说他还想把校园建得更美，学生宿舍建得更宽敞，教室都安上多媒体，教师们的待遇要提上去。谈到离开，他表情凄然；谈到为师生服务，他眼里闪着快乐的光芒。对他的选择我只能表示尊重。

2002年市一中与五完中合并。范宝丰同志任校长，两年以后这所薄弱学校有了起色，现在已经踏入了先进行列。老师们谈起7年来宝丰校长任职的经历，一致佩服他满心惦记的都是为师生服务，老师学生有了困难都愿找他倾诉。7年来他不仅为师生们解决了许多难题，自己还一直教物理课，后来还当一个班的班主任。

我们盘锦有许多学校的校长都像百清、宝丰一样，努力做到“多工作，少得利，勤服务，无亲疏”。校长诚心为师生服务，师生自然乐意为学校、为国家服务。办得好的学校共同特点都是校长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强，先进班级的共同特点是班主任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强。幸福人生的共同特点是谁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强，谁的人生就充实，就快乐，就幸福。12年来教育局一直强调树立“学习、工作、尽责、助人是享受”的核心价值观和苦乐观，越来越多的校长、师生树立了服务意识，这不仅符合每位师生的利益，也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建立互助关系。

奴隶社会，人与人是角斗关系，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没有赢家，刚刚取胜的奴隶主又紧接着新一轮更残酷的厮杀。到了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人皆为尧舜，个个都是圣贤，知识渊博，技能精湛，自然充满和谐与互助。

助人为乐是千千万万好人的追求，把助人当享受的人越多，社会就越民主，越进步。一个班级，一所学校，把助人当享受的师生越多，大家就越幸福，集体就越进步。(三)发展人性与个性。

处天外遥望地球很小，居体内细察心域极宽。从宏观的角度看世界，人永远不要骄傲，从微观的角度看自我，人永远不要自卑。任何一位平凡的学生，内心深处都是一个宏大的世界，都有人性中最美好的资源。教育就是帮助学生发现、开发人性中这些最美好的资源，并帮助其成为可再生的资源。

我们心中都有日月星辰、江河山川、花鸟草虫、阶级政党；真善美、假恶丑并存；积极乐观勤奋、消极悲观懒惰共生。

被动生存的人，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人，面对发展提速、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利益重组，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国际化带来的评价体系多极、评价标准多元的现代社会，面对滚滚红尘、遍地诱惑，失去自我、贪婪堕落、傲慢挥霍、自私懒惰，心灵深处假恶丑泛滥，这样的人即使当了地球的球长、太阳系的系主任，有了几亿吨的黄金，也还是不会有人生的幸福，也还是要经受求之不得的煎熬。

主动生存的人，对自己负责任的人，会自觉地坚守自己心灵深处追真、向善、求美的阵地，坚守心灵深处学习、工作、尽责、助人是享受的苦乐观。我们的时代、祖国为我们坚守人性中这些最美好的阵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环境，经济的迅速发展一定会促进政治环境、文化环境朝着更真、更善、更美的方向发展。教育的责任就是要引导受教育者，也包括教育者本人抓住机遇，坚守自己内心深处学习、工作、尽责、助人是享受的阵地，坚持人性中真善美的阵地，坚守坚守再坚守，拓展拓展再拓展；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我们就能高楼住得，茅屋居得；高官做得，百姓当得；顺境处得，逆境受得；表扬经得，批评听得。不管生活的大浪把我们冲上高峰，还是卷入低谷，我们都能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即使不断受挫折，即使一辈子品德高尚、知识渊博、技能精湛，但仍然做极平凡的工作，做工、务农、当兵、做推销员，也仍然能够迅速角色定位，明确自己的责任，积极乐观进取，不断改革创新，把平凡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往精细处钻研，在为祖国为人民尽到责任的同时，品尝到做人的幸福感、自豪感。宇宙浩茫，人生须臾。每个人个体的渺小与生命的短暂，注定了人不能在多个领域都有所作为。人生归根结底两大任务：做人与做事。每位师生员工在做人上要争取与伟人相同，永远保持平常心，即平等正常之心。在做事上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优点、特长、个性，即使全市文化课考试成绩倒数第一的同学也要找自己的特长，或音乐、美术，或打球、跑步；或焊接、钳工；或养鱼、育苗，认识到任何一个平凡的工作都是一个宏大的世界，静下心来，聚精会神，一心一意，越钻越深，越做越精，做得有滋有味，与众不同，不断改进，不断创新。

学校、教育部门要为学生多设舞台、多设赛场、多设跑道，使每位有特长的同学都有机会上舞台、上赛场、上跑道，去展示自己。局里每年除了开运动会之外，还要举办艺术节、科技节。

我们要求各学校张贴七十二行状元榜，大张旗鼓地宣传学生们的个性特长，鼓励每位学生都抬起头来走路，坦坦荡荡承认自己的短处，满怀信心地发展自己的长处。(四)决策大家商量。

我们的工作，既是为了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又是为了全市师生员工的利益。既然是为了师生员工的利益，决策时就应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大家有了决策的参与权，主人翁责任感才越来越强。领导者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决策才越来越符合实际，越来越科学。

一、科学的内含。

1、建立科学的计划系统。在班级管理中，魏书生老师建立了一整套科学的计划系统。如班级一日常规、一周常规、一月常规、一年常规。在一日常规中，学生每天写一则格言，课前唱一支军歌，每天集体跑步5000米，每天写一篇日记、写50字左手小楷等等。这一系列活动，是素质教育的需要，体现了教育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市教育每年的工作总结和下的工作要点，都分三个大部分：坚持民主治教，推进素质教育；强化依法治教，尊重科学规律；端正领导作风，提高教师系质。计划要点的内容安排体现了教育局工作的科学性。

2、建立科学的检查监督系统。班级制定的一日常规等班规，不是仅仅挂在墙上，更重要的是检查和监督。每名学生既是班规的制定者、执行者，又是检查和监督者。各项制度和各项任务的监督检查者，通过自检、互检、班干部检查、班集体检查、班主任检查五种方式进行。各种检查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确保检查工作到位。检查、评价已成为各项工作的监督手段。

3、建立科学的总结评价系统。评价系统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班规制度本身的科学性、有效性、操作性的评价。这种评价通过个别讨论评价、班干部评价、班集体评价及家长评价进行。通过评价使班规更趋于科学。第二个层次是班级各项活动质量的过程性评价。任何一项活动，都有其发展过程和结果。魏书生老师十分重视过程评价，根据不同的任务，制定不同的考评细则，把目标任务的完成进行量化，使评价过程客观，具有可信度，从而使评价体现出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