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变革

中国共产党的变革（精选8篇）

篇1：中国共产党的变革

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说明主义和信仰是有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经过了几次大的社会变革。在这一系列的变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寻找到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独立、人民富强的理想与信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行了一系列的结合。

第一，中国共产党进行北伐战争和土地改革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进行了北伐战争，并且此后开展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就是消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得到翻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第二，中国共产党进行反帝反封建。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最终制定了一条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实现了对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抗日战争时期是近代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史上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大发展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展开进而达到成熟的时期。第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的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

第四，改革开放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改革开放是一个全新的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与改革同步，对外开放工作也正式启动。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建立经济特区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决策。改革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第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现代化建设事业稳步前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各项改革事业取得重大进展.，全方位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第六，金融危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成功应对金融危机，成功的遏制住了经济的下滑态势，经济回升趋势明显。

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以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通过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信仰产生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对了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进行了科学的指导，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力量，中国人民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信仰得以实现。

篇2：中国共产党的变革

一、经营观念：《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药品医保目录》、新农合的实施、全省挂网招标采购等政策，使得产品的同质化在加强，医药企业的竞争力由产品力、销售力、品牌力，到了今天的价值链竞争力，医药企业必须抛弃“为我所有”的思想，而是转变为“为我所用”的经营观念，整合一切值得整合的资源和力量。只有你的价值链够“结实”，你的企业就是不可战胜的。

二、利润模式：产品利润空间的变化带来企业利润模式的变化，产品的价格在逐年降低，而生产成本、营销费用却在不断提升。暴利时代，只要有销售额就一定赚钱，而在微利时代只有不断优化利润模式，才能赚钱。 企业必须在微利时代求生存，变革原来的组织机构、绩效管理、营销模式等，精兵简政、精耕细作、精打细算，是医药企业必须养成的利润意识。资金效率决定企业利润多少，营运速度决定企业成败。

三、产品线规划：从营销的角度讲，好产品是销售做出来的，销售额是评价产品的好坏的唯一标准。市场中，药品从几毛钱到几百元都有，关键是医药企业是否将产品科学分类和产品线合理规划，一种市场只能容纳一种药品。高端市场、中级市场、低端市场；医院、社区、新农合、药店；招标产品、非招标产品、医保药品、非医保药品；广告药品、学术药品等等，这些都是产品规划的主要考虑因素。只要产品对路，就有销售出路。

四、企业行为：很多医药企业还处在“原始”的企业运营和管理阶段，部门不健全、形同虚设，总部不能统筹全局，营销只靠销售人员的个人力量，不能形成一体化的企业运作体系。新的形势下，企业不能指望没有想到或者没有推动的事情就能做好。建立以企业总部为核心的“指挥层”，建立以省区为单位的“执行层”，上下互动、政令畅通、知行合一，才能将企业的想法，变成销售的做法。

五、管理制度：纪律是兵团作战取得胜利的保证。结果是销售的硬道理，过程是保证结果实现的硬手段。变革原来的管理制度和绩效体系，重新制定和建立完善的、简单的、有效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绩效考核体系。能够执行的制度才有效，否则就是废纸。制度不在于多，而在于有效。奖金不在于数额的大小，而在于奖励给谁和为什么奖励。

六、品牌意识：在医药行业，口碑就是软实力，

企业信誉、员工行为、产品质量是建立企业品牌的主要因素。随着同类药品之间价格差异化的缩小，医药商业与医药工业合作的基础、患者购买药品的选择标准就是品牌。医药企业销售的不仅仅是药品，而是企业的商业价值，即品牌。品牌时代必将取代高毛利时代。

七、营销模式：营销模式的多样性，决定企业的经营宽度。医药企业要想强大，要想突破二十个亿以上销售额，就不能只做一种营销模式。学术推广模式、精准招商模式、深度分销模式、方案营销模式等，都是企业必须学会并且熟练应用的模式。一支队伍只能熟练掌握一种模式，这样才能打造出企业和团队的专业性。企业变革营销模式，实行多事业部、多销售部，百花齐放，方能争奇斗艳。

八、团队状态：人之初、性本“懒”。老员工就是因为懒、缺乏创业激情，致使业绩增长不快。老员工焕发新动力，是企业必须变革的内容。微利时代不是你的团队有多庞大，而是你的人员有多强大。激活老员工、培养新员工，建立企业内部竞争机制，焕发企业活力，才能体现企业的竞争力。团队状态决定企业竞争势态！

九、客户价值：你的企业有多少员工？如果你没有将客户算在你的企业员工之列，说明你还没有明白“客户价值原理”。企业在分你和我，客户就在分你和我。而产品是客户帮助你销售出去的，医药企业应该建立“大我”的客户价值观。春节团拜时不要忘记向你的客户说声谢谢，没见面的客户更应该得到尊重！不要比你离优秀的企业有多远，而是看你离优秀的客户有多近！

十、终端管理：没有医药终端的信息掌控，企业就是盲人瞎马，就不知道行业的水有多深。医院、科室、医生、药店、店员、患者，这些终端要素和信息的掌控及其管理，是显示一个企业是否能够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的重要标志。变革企业“重商业、轻终端”管理的观念，将终端管理和信息反馈作为企业重要的工作之一。企业的产异化在于最早发现市场机会。放弃终端，就等于放弃战场！

高普才，北京德兴隆医药管理咨询公司首席顾问，惠氏药业公司总经理，中国人民大学EMBA，服务过的企业： 扬子江药业、威特医药集团、巨能实业公司 诺氏（中国）制药等，创立了医药营销管理的“中国规则”、“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并建立了独特的医药管理体制、管理模式和市场营销方式等。为几十家医药企业做过培训，培训过众多医药职业经理人，并策划了众多医药企业发展战略、产品论证与规划、产品上市项目策划、广告项目策划、营销执行、队伍建设等。电子邮件：gaopc0602@sina.com

篇3：中国物流的创新与变革之路

卫光:实际上, 物流行业在过去的发展速度很快, 相对于整个中国的经济而言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尤其是目前的情况下, 整个电子商务和互联网发展, 会给物流业带来更多的创新机会。而物流业与金融业的深度融合和行业模式的创新也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同时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对整个物流业智能化的发展, 也有很大的推动。目前普洛斯在中国的建设速度在逐渐的加快, 到今年为止, 普洛斯已经进入了36个市场, 建设了156个物流园, 总体建设规模达到1.6万平方米, 这样的规模对于国内需求来说, 发展空间仍然是巨大的。

就目前物流业发展情况来看, 物流业基础设施发展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在“新常态”情况下, 普洛斯会重新选择新客户和新的合作伙伴, 在发展过程中不会单打独斗, 而是真正跟一些企业集团共同携手提高物流机制的管理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同时在供应链金融方面也会有很多的创新。普洛斯的成长和客户的成长结合在一起, 在金融、信息, 甚至在整个企业的盈利状况上, 大家共同分担。

恽绵:明白了, 第一是坚定看好, 第二是强强联合, 第三是紧密融合, 第四是共同成长。对于这两个问题, 刘总您怎么看?

刘志锋:“不要给流氓打吗啡, 不要给死人输血, 不要让好人吃亏”。中国经济最根本的变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 只有坚定的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决议落实到位, 才是我们物流行业甚至是中国经济真正的春天。我们物流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最基础的理论还是: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分工, 社会效率不断提升, 我们物流总量一定是增加的。

至于创新, 我觉得核心就是两句话, 第一是市场效率的提升, 第二是交易成本的降低。我们物流人能干点什么?第一, “物贸金”的融合是一个必然, 不想做电商的物流不是好的金融机构。第二, 千方百计降低物流成本。而其中最核心还是“物贸金”的融合, 中国不能再开当铺了, 基于行为分析, 给好人资源的优配, 基于大数据来判断谁是好人。

恽绵:不管利丰集团现在是物流公司还是贸易公司, 但是它在我们物流行业里确实是翘楚企业, 下面听听赵总给我们讲讲利丰的想法。

赵丽娟:我觉得如果掌握了整个渠道就是掌握了中国经济, 而要掌握这个渠道, 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物流, 所以物流是非常重要的。物流跟服务业是非常重要的关联点, 现在中国从制造业转型为服务业, 而利丰集团已经从事服务业一百年。已经把整个金融体系融入整个供应链管理, 包括采购、经销、零售, 尽量满足客户的所有需求。国际物流和供应链部分如何去管理, 不是单纯从本土运到国外这么简单, 而是要设计整个流程。举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客户, 他想运一个在中国本土生产的产品到澳大利亚, 我们通过考察整个流程, 给他设计了不同的流程, 减少了20%的物流成本。一个英国的红酒商, 把酒运到中国成本非常高, 我们就给他设计了一个流程, 了解他们的需求后, 先把酒运到新加坡, 之后打上LOGO, 然后下订单再打印, 最后再运送亚洲, 又节省了成本20%以上, 客户的满意度也提高了。这两个例子说明, 现在整个物流跟供应链配合, 根据客户的需求, 跨国的设计可以把整个客户成本大大的减低, 还能把满意度提高。

恽绵:李总, 您是从事煤碳交易的, 随着近年来煤碳价格不断下降, 能够活下来的企业寥寥无几, 您是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行业, 煤碳交易的领域又是如何创新的?

李洪国:随着这几年的变化, 煤碳行业变成了过剩的状况, 这种状况下, 煤炭企业所面临的环境或者下一步的出路, 只有创新创新再创新。我们从5年前开始就尝试在行业里建立一个基于互联网的煤碳交易平台, 但仅有平台是不够的, 整个传统行业的环境是不透明的, 正是因为这样的状况, 使传统的煤碳供应链变成串联式的长链条的供应链, 所以行业的成本非常高, 效率很低。

我们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创造一种透明化标准化的产品, 不仅有平台, 还要在平台上去创造全新的东西, 这个东西我们叫做“短长协”, 通过团购的方法形成C2B模式, 就能够形成交易成本上的下降, 这种下降就会带来集约化, 这种集约化和透明化会带来资本的下降及物流成本的下降, 从而带动平台的进一步发展。但我们并不满足于此, 目前还在研发天天招牌、冬煤超市等产品, 我们希望通过未来3到5年, 使目前完全创新非主流线上交易成为主流, 通过平台式的创新, 能够让行业的金融成本、交易成本、物流成本下降, 从根本上降低整个煤碳供应链的成本, 提升煤碳供应链的效率。

恽绵:接下来想请问罗总, 特别传统的仓储业如何面对电子商务爆发性的增长, 以往的经验来看, 往往很难面对, 您是何如在痛苦里找到快乐的?

罗贵:这些问题是我们经常面对的, 我认为, 电子商务特殊性不会存在太久, 最终会成为传统性企业, 从事电子商务的仓储, 最终会使得传统的仓储业走上机械化、高效化、互联网化的道路。所以目前传统仓储业应该要与电商的发展高效协同。现在很多传统企业, 没有完全进入到电商环境中来, 同时没有理解电商给传统经营模式带来的变革和推动, 导致他们认为电商是异类, 是新的行业。但从行业的发展来看, 电商跟传统仓储一定会殊途同归。在未来, 我们希望, 电商企业也好, 传统仓储企业也好, 一定要发挥各自的优势, 各自在服务上做一定的延伸, 不只提供单一的服务。两年前我们就开始注重电商仓储的标准化建设, 接下来希望能在仓储业建立起适合中国本土的高端化信息化的标准。

恽绵:许总, 您的川山甲精神是很了不起的, 埋头苦干, 从底层一步步做起来的, 您如何看创新?

许建华:创新很重要。我们公司工业品的流通成本程, 发达国家大概占了30%左右, 而中国占了70%左右, 假设一个产品的成本是30元, 卖到中国是100元, 而卖到发达国家则只需要60元, 中国就贵了40元, 这是什么原因?中国的电子商务搞了十几年, 但其中工业品的消费量是生活消费品的5倍, 为什么?说明这个市场潜力非常大, 在未来工业品的流通成本肯定会减少, 而整个流程过程, 则需要现代物流信息化系统相结合, 不单单是互联网的结合, 而是供应链管理、信息化与现代物流的整体结合。

篇4：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作者：罗纳德·哈里·科斯 王宁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价格：58.00元

出版日期：2013年1月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现为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荣休教授。科斯创造了“交易成本”这一重要概念。不但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经济领域的重要指标，也深刻影响了社会。

01 笼中之鸟

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改革

要回答为什么国营企业改革会失败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仔细研究一下中国当时的工业结构。一定程度上，由于毛泽东数次尝试分权，中国经济脱离了传统苏联模式的轨道。在苏联模式中，生产、分配、定价和投资都由中央经济办公室严格控制。在中国，国营企业处于多层政府部门的监管之下，从中央政府（国务院下属的部委）到省级、地市级、县级甚至乡级政府。和国营企业相似，城乡集体合作制企业也在市政府和乡政府的监管之下。此外，国营企业的运营受两条指挥线的控制：纵向的指令叫作“条条”，横向的指令则称为“块块”。对所有的产业而言，纵向的指令从中央直属部委一路向下达到省地市县级对应的主管部门，横向指令则由地方行政部门下达。

在纵向指令系统中，如果一个国营钢铁厂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监管，则属于中央国营企业，将听令于冶金工业部；如果这个钢铁厂由地方（省市县级）政府监管，则属于地方国营企业，听命于当地的冶金部门。在横向的指令系统中，国营企业要根据自己所属层次（中央、省、地市县等）受到相应的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控制。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指令总是可以到达企业，因此国营企业面对的是一个网状的监管结构。

一些其他因素让国营企业的监管体系更为复杂。首先，所有的地方工业部门都需要同时向当地政府和更高级别的部门主管以至国务院下属的部委负责。在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中，横向的指令系统并不存在。然而在中国，由于毛泽东坚持不懈的分权化努力，地方政府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在横向系统中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其次，国营企业经营的不同业务经常接受不同部门的监管，包括人事（晋升、调动和招工等）、工资体系、财务、生产计划和投资计划等。人事和工资的指令一般通过横向系统来传达，生产和投资计划指令则基本上通过纵向系统来传达，尽管这部分也会受到横向系统的影响。监管的职能划分和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关联使得对国营企业的管理变得异常复杂。第三，国营企业及其管理层也有着不同的级别划分。受到高级别部门监管的企业往往可以获得更多的诸如资金和原材料等资源，与此同时，这些企业也面临更多的生产责任。最后，也是最复杂的，监管职能的划分模式随着企业和行业的不同而不同，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特别受放权与收权的周期影响。因此，国营企业不仅面临着一张管制网，而且这张管制网因企业不同而各式各样。

02 国营企业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它们没有提高自身实力的压力

在经营层面上，许多现实问题又给国营企业面临的限制条件增加了变数。例如，政府经常因为某些临时的原因对部分企业进行补贴，因此导致对其他企业的歧视。即使国营企业在中央经济计划之外的范畴经营时，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中央制订的经济计划并没有覆盖国营企业生产运营的方方面面，因此总有各种各样计划外的交易，这被称为“合作关系”。为了这些“合作关系”，相关各方在商定价格时会遇到一些特殊的计划内生产碰不到的问题。由于经济计划明确规定了投入和产出的具体数量，商品价格仅仅是方便会计核算的工具。由于缺乏市场价格信息，经济计划之外的交易价格往往波动很大。不同的企业在不同的时间采购的原材料或者中间产品的价格都会不一样。而员工的报酬由全国统一的工资水平决定，工资因此并不能反映生产效率的高低。这种现象和市场经济的情形正好相反。

在1981年国营企业改革之前，中国国营工业体系中并不存在真正的定价机制或者市场纪律。消费品和资本商品的价格很大程度上由政府决定，无法通过价格来区分商品的质量高低。这意味着企业没有动力来改进产品，更不要说研发新产品了。由于各个国营企业都面临着蜘蛛网一般的监管机制，即使一个国营企业有足够的积极性来改善自身条件，它也会最先把力气花在监管机构身上，与它们搞好关系，而不是致力于提高生产效率或者改进产品质量。此外，由于工人的收入和生产效率并不相关，他们的积极性当然很低落。更糟糕的是，企业没有辞退或者自主招聘的权力。“铁饭碗”和平均主义在国营企业展现得淋漓尽致，导致它们丧失了最基本的激励员工和提高生产质量的管理手段。

国营企业改革让企业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留存部分收益的权利，但企业仍旧更倾向于在外部的条条块块上做文章，而不是增强自身的实力。实际上，政府欢迎企业与相关主管部门协商与生产过程相关的各种规则，从产品的生产定额到原材料的数量，从国家获取的支援到企业可以留存的收益等等。这几乎等同于允许企业自行决定所需原材料供应的价格和税额。

一个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的企业，就没有提高自身实力的压力，这是国营企业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企业并不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受消费者青睐的企业也得不到应有的奖励。对于国营企业来说，创新与提高效益的压力依旧太少。

03 深圳的经济试验并非一帆风顺

作为改革的先锋，对深圳的批评从未停止过

在改革开放年代，对外开放是整个过程极其关键而不可或缺的部分。

把西方的市场经济引入中国，深圳经济特区走在了全国的最前面。但深圳的经济试验并非一帆风顺。邓小平是当时最支持深圳的中国领导人。然而，1985年6月，邓小平承认：“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在中国领导人关于未来的展望中，从来不缺少分歧，但随着改革的推进他们不断调整，修正自己的观点。在改革之初，中国领导人曾团结一致要将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978年）。不久之后，他们就将目标更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2年），之后又变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后来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改革目标，深圳不得不时时调整自己，尽最大努力去适应不断更改的党的路线。

作为改革试验的先锋，对深圳的批评声音从未停止过。总是先于当前政策一步，深圳经常发现自己与当前的主流思想相悖。由于深圳和其他特区创建的目的在于利用资本主义实践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样的批评总是不可避免。深圳不得不承受来自意识形态和实践双方面的巨大挑战。从实践方面来看，特区是个前所未有的全新试验，事事都得从头学。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中国还没有作好接受市场经济的准备，深圳因此经常被认为是“精神污染”的来源，在1982年和1983年遭到了大量的攻击。直到1992年，邓小平找到了堵住这些攻击的方法：“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外国资本和知识的引入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不仅仅局限在“吸引外国资本和获取先进技术”之上，政府同样开始渴求管理上的先进经验。

新书速递

《忍不住的“关怀”》

作者：杨奎松

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5月

定价：48.00元

杨奎松最新著作。继“革命”之后，杨奎松教授将研究重心转向“建国史”，他的关注点首先放在了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命运变迁上，试图解释和理解他们对时代巨变的认识，以及采取的应变行为。

《美国城市的文明化》

作者：[美]F.L.奥姆斯特德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4月

定价：32.00元

本书是美国景观设计之父，纽约中央公园、国会大厦广场等景观设计者奥姆斯特德对人居环境与城市文明的思考。奥姆斯特德主张在城市心脏部分应引进乡村式风景，使市民能进入不受喧嚣干扰的自然环境之中。

《绝境大逆转》

作者：《日经信息战略》杂志社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5月

定价：29.00元

篇5：中国土地法制的问题与变革

中国土地法制的问题与变革

一、中国土地法制建设的沿革

我国土地管理法制建设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950—1979年：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土地法制建设进展不大，但正式确立土地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并存的土地制度，并且这种制度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根本改变。1979—1990年：这一时期，各地纷纷制定了有关上地利用、开发、保护和经营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这些法律规章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0—1997：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的土地法制建设也逐步走向成熟，1997年9月，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更是明确要求，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1997—现在：1998年8月，在过去《土地管理法》基础上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管理法》(以下简称1998《土地管理法》)正式颁布实施。1998《土地管理法》对土地管理的方方面面做出了全面的规定，该法的制定实施成为我国土地管理立法工作的一个转折点，是我国土地管理制度的重大变革。

篇6：我对中国农地制度变革的主张

一我国现行农地制度的缺陷及带来的问题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作为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新的获利机会而引起，所以一般而言，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变革费用低，制度效率高的优势。然而诱致性制度变革的成功实施的前提条件是大多数的同意，即“无异议”，而如果新的变革将触及到某些群体或阶层的利益，特别是权力阶层的利益，则相关的制度变革就难以自发实现。所以诱致性制度变革在变革深度上难以深入，往往进行到触及相关者的利益的那一点就受到强烈抵制。为了不引起相关者的反对，诱致性制度变革的结果往往是一个新旧制度妥协、不彻底的产物，这构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根本局限。所以我国目前的农地制度很明显带着计划经济体系下特征，现行农村双重共经营体制的制度安排是在人民公社生产制度的基础上转变而来，其经济主体是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而集体经济组织现在很多地方已经不存在了，这就造成农地所有权主体不清。这就在给经济的运行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这几年比较火爆的土地流转。尽管中央一再强调稳定土地家庭承包制，但现在土地归集体所有，土地发包者是村民委员会，基层干部仗着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和行政权力，在利益驱动下，往往花样翻新，以“两田制”、“反租倒包”等方式，硬性进行调整。其借口主要有三：一是以结构调整为名，将承包地随意调整搞连片开发；二是以规模经营为名，将承包地人为集中到大户手中；三是以农业产业化为名，将承包地长时期、大面积转租给企业经营。承包地的合理流转是完善土地承包制的重要内容，农民作为土地流转和结构调整的主体，理应自己来当家。但不少地方为了追求政绩，树立形象工程，行政撮合，强迫流转，暗箱操作，从中渔利，严重损害了农民的权益,根本不考虑未来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造成诸多隐患。这方面“蓝田风暴”已给了我们深刻的警示。

二是“圈地运动”。这一轮“圈地运动”范围之广，圈地之多，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而且方兴未艾。现在谁都想打土地的主意，谁都可借“开发”之名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以地谋财，用地越多，政府手头越活，个人发得越快。近年来，不少地方城镇建设扩张无度，开发区、大学城遍地开花，城市不分大小，相互攀比建大广场、大市场、大马路；从县到乡，不顾条件争设各类开发区或工业园区，竞相压低地价招商引资，有钱有权的部门，抢着圈大院、盖大楼、建“中心”；开发商到处圈地盖豪华别墅，有的港台商人以投资为名、行圈地之实，甚至一个项目就占用上千亩好地，等等。这种“圈地”听任发展下去，后患无穷。特别是对农民来说，一直默默为国家作贡献，过去是为国家工业化贡献“剪刀差”，现在是为城市化贡献土地。从城市建设到各项基础设施，无不以牺牲土地、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用地都是低价征用，都以行政手段划拨。明明土地已价比黄金，而向农民征用时，却以稻谷、麦子价格来折算补偿。如高速公路，修建时是政府行为，低价征用土地，但修好后就转化为企业行为，有的成为上市公司。给农民每亩耕地的补偿金仅几千元，而公司老总的年薪达几十万元。土地是资源，征地后变成资产，上市后变成资本，价值呈几何级数上升，而失地“下岗”农民却生路无着。据了解，从1999年实施新的《土地管理法》以来，沿海地区“失地农民”已有上百万人。这些人多数是原来比较富裕的郊区农民，现在却大多成了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边缘群体。对越来越值钱的土地，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级差地租，农民没有从中得到应有的好处，反而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成了农村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一根导火索，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土地一动，农民就闹”的严重局面。不论是农民承包地流转的越俎代庖，还是耕地的乱占滥用，根子都在土地产权不到位,耕地保护缺乏真正的主体。农民本是耕地保护的主体，但由于土地是集体的，实质上在集体所有制下，“谁”真正拥有土地，实际上是不明晰的。农民集体所有实质上是一种所有权主体缺位的所有制。而且由谁行使所有权主体职能、所有权主体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上缺乏明确的规定，正是这种法规上的缺陷，造成了某些地方政府，包括村镇干部可以颐指气使，以土地所有者和管理者自居，根本不将集体农民和农民个人放在眼里。对集体土地想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农民个人没有土地的所有权，这使农民缺乏稳定的心理预期，缺乏维护自己土地权利的自信。这就是造成以上局面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对现行农村土地改革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责任。

二我国农地制度变革的主张

篇7：中国土地管理体制变革的路径选择

李国敏 卢珂

（1.湖北大学，湖北武汉430062；2.武汉科技大学，湖北武汉430081）［摘要］

在回顾土地管理体制演变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现行土地管理体制的运行效率低下，导致土地违法行为繁生和农地非农化严重，已危及到耕地与粮食安全。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土地垂直管理体制不完善。为此，在基于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变革土地垂直管理体制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

土地管理体制；变革；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314(2011)06-0089-05

在经济高速增长和房地产过热的推动下，我国土地（特别是耕地）被大量占用滥用，已严重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稳定。尽管中央政府在不断加强土地管理，遏制违法占用滥用土地现象，但并未根本扭转耕地日益减少的趋势。因此，无论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角度，还是从政府有效管理土地资源的角度，深入研究中国土地管理体制变革的合理路径，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实践意义。

一、土地管理体制的演变

自建国以来，我国土地管理体制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土地统一管理阶段

在建国初期，为适应土地改革、社会管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按1949年7月制定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规定，在政务院内务部下设地政局，负责全国各类土地统一管理，以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农民劳动者个人土地所有制度和国家所有制度，保证“耕者有其田”，为实现土地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基本条件，进而形成了土地的统一管理体制。然而，随着政府管理部门分工的细化，土地管理工作开始分散。1952年城市基建规划及考核移交给新成立的建筑工程部；1954年国家撤消了地政局，在农业部设立土地利用总局；1956年土地利用总局与有关部门的人员集中组合成立农垦部，主管全国荒地开发和供应农场建设工作，而城市房地产管理工作移交新成立的城市服务部[1]，从而结束了土地的全国统一管理体制。

2.土地分散管理阶段

在全国土地统一管理体制结束后的30年里，土地呈现出多头分散管理体制。自1956年土地的公有制制度建立后，人口众多和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土地管理必然是以满足粮食供给为核心，最大规模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产量成为工作重点。基于此，农牧渔业部主要管理农用地，通过大规模的复垦与开垦耕地、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及中低产田改造工作，尽可能地通过扩大耕地数量来保证对农产品特别是对粮食产量的需求，而国务院各职能部门，如民政部、林业部、铁道部、交通部、建设部、工业部等职能部门都分散管理各自的建设用地，从而形成了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的分散的土地管理体制。

3.土地垂直管理阶段

在分散的土地管理体制下，在1984年前后发生了第一次“圈地运动”，中央政府于1986年3月下发了《关于加强对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并组建国家土地管理局，统一管理土地，结束了土地的分散管理体制；1986年拟定《土地管理法》、1988年对《宪法》进行了修订，允许依照法律规定转让土地使用权，加强对土地市场化改革；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全国范围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但在1993年后依然爆发了第二次“圈地运动”；2004年4月下发《关于做好省级以下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明确省以下土地管理机构实行垂直管理，即省级以下土地管理部门的土地审批权和主要领导任免权上收至省级政府；2006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源部向全国派驻9个国家土地督察局，以切实加强土地管理，完善土地执法监察体系，基本形成为土地垂直管理体制。

二、现行土地管理体制下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土地垂直管理体制，在业务上，土地职能部门接受上级部门“条条”式的垂直管理；在行政上，土地职能部门接受本级政府“块块”式的分级管理；在人事和财政上，由各级地方政府负责（省级以下土地管理部门的主要领导任免权和土地审批权上收至省级政府）。这种土地管理体制实质是督办性的半垂直管理体制模式[3]，尽管在提高中央调控能力、加强土地统一管理等方面取到了重要作用，但其运行效率依然低下，导致土地违法行为繁生与农地非农化严重等诸多问题，已危及到耕地与粮食安全。

1.土地违法行为繁生

我国现行的土地垂直管理，意在加强中央政府的管理权限，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以便统筹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保障耕地与粮食安全。但这种垂直管理模式，在纵向上，由于过于强化中央政府管理土地的权限，而严重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尤其使市县政府处于“想管但无权管”、“不管”又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两难境地，造成地方政府无所适从而严重挫伤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造成了土地管理实践的“条块分割”而使中央与地方管理土地的矛盾凸现；在横向上，由于土地垂直管理的业务、人事、后勤保障等方面仍依赖于地方政府及其主管部门，造成垂直管理力度容易受地方左右，使土地垂直管理机构的执法活动常常得不到地方政府的配合，甚至在复杂的土地管理问题上，地方政府又常常以无权或不干涉为由而游离于问题之外，使土地垂直管理过程相当艰难。在这种垂直管理体制下，不仅使土地管理的力度不够、行为不规范，而且在土地的政府垄断、出让收益以及政绩驱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占用滥用土地现象依然大量存在，造成土地违法行为大量繁生。尽管中央政府在不断推出新的政策，加强土地垂直管理，但往往是在政策实施初期，违法用地案件有所下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会渐渐失效，违法占用耕地的案件又快速上升，造成土地违法多次反复、屡禁不止，并呈现“下移”倾向，导致土地管理领域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2001-2009年的全国土地违法案件的数据就是一个较好的佐证，见表1）。因此，现行的土地垂直管理体制，在实践中不仅使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土地资源的能力受损，而且使土地违法行为难以从根本上根除。

表12001-2009年全国土地违法案件查处状况（略）

注：数据来源于2009年中国国土资源部土地公报。

2.农地非农化严重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中，一方面，由于土地垂直管理的低效率和经济增长的“GDP”主义，地方政府为繁荣经济和增长业绩，不顾农业用地的资源成本和开发成本，不顾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平衡，低质量、低强度、低成本的重复建设，导致城市规模过度“扩胀”，致使农地大量非农化，使耕地数量大量减少。据国土资源公报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底，全国耕地面积为12171.6万hm2亿亩，年耕地面积净减1.93万hm2。这已是耕地面积第12年持续下降，与1996年的13003.92万hm2相比，12年间中国的耕地面积净减少了832.32万hm2，已逼近12000万hm2耕地的保障红线（见表2）；另一方面，在耕地数量快速锐减的同时，耕地质量也在持续下降：一是在城市建设向外扩张的同时，城郊大量的优质耕地被占用，即使运用“占补平衡”的方式，从后备耕地资源中整理回补同样数量的耕地，但其质量远不如已被占用的耕地，导致耕地的整体质量下降；二是在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从而挤占大量的农业灌溉用水，使耕地灌溉用水不足，也导致耕地盐碱化或沙化而使耕地整体质量下降；三是城市住房建设发展过程，在消耗大量能源资源的同时，排放了大量的污染性废物，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导致耕地的质量和数量整体下降。据相关研究表明：中国耕地的土壤环境质量与耕地的土壤健康质量下降，且农田污染物种类增多、污染呈现扩张化、复杂化与不断加剧的趋势，使受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近2000万hm2，其中工业“三废”污染耕地已近1000万hm2，尤其是局部区域耕地质量恶化问题突出，还有不少地区的城镇化是建立在占用交通方便、区位条件优越、集中连片的优质耕地上的，使得区内耕地向破碎化、零星化、劣质化。[4]

三、现有土地管理体制下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我国现行土地管理体制的低效率，导致土地违法行为繁生和农地非农化严重，使得其对土地管理的实际效果差强人意，难以实现保护耕地与粮食安全的基本目标。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是土地垂直管理体制设计的不完善。这是因为：

表2 1997-2004年我国耕地总量及变化状况（略）

第一，在府级关系上，该体制包含两层督办性半垂直管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土地管理机构的垂直管理与省级政府对其下级政府土地管理机构的管理。第一层垂直管理主要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和国家土地督察来制约和监督省级及以下地方政府的土地利用行为，但由于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且内容粗泛、违法责任及追惩不明，造成土地违法收益远远大于其成本与风险，法律法规体系对土地违法行为约束力不强，致使土地垂直管理作用较弱，土地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第二层土地垂直管理虽然提高省级政府的积极性、土地管理能力、促进综合配置全省土地资源能力，但忽视了省级政府也是地方利益的代表，它常常会在土地审批中重视保护地方经济，甚至出面为地方政府的违规操作进行解释或开脱，这必然

使土地垂直管理效率较低、土地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

第二，在制度设计上，除主要领导人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建议或任免、业务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外，土地垂直管理机构的业务工作、人事管理、机构编制和经费却留给了相应的地方政府。这种制度设计是中央政府在预期收益高于成本时所做出的强制性决策，实质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5]。由于该制度强化了国家利益而弱化了地方利益，使权力和利益在不同主体中将发生重新分配。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权力和利益受损的主体不会支持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甚至还会采取各种方式影响或抵制这种强制性制度的变迁，使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际运行成本高于其运行收益，影响土地垂直管理制度的有效供给，也会导致了上级国土部门对下级国土部门的监督权力的虚置、业务指导职能的弱化和国土政策执行过程的严重扭曲等问题，从而使土地垂直管理部门与其它政府职能部门协调与配合困难，造成行政效率低下，甚至损害政府权威。

第三，在管理形式上，土地管理采用两层委托代理机制，即全体人民委托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委托给了地方政府代为行使其管理职权。然而，由于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官员考核制度与分级管理制度不完善，在土地资产价值逐渐显化并快速上涨、利益驱动及土地外部性较强的作用下，该管理形式无疑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来源，也为地方政府官员利用现行土地法律的漏洞及其监管松散而进行“寻租”提供了方便。可见，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这种委托代理制的土地管理目标将难以真正实现，造成耕地与粮食安全难以保障。

第四，在管理实践中，一方面，在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的状况下，中央政府往往采取以扩大自己职能的方式——介入土地管理的具体事务，干预地方政府的执行权，这不仅分散了中央政府进行宏观管理的精力，也影响了中央政府权威；另一方面，现行的行政考核制度，忽视了官员的权责分配的对等性问题，忽视了政绩业绩考核的可比性问题，造成某些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或业绩，不顾其应对上级政府、全体人民负责的职责，专注寻找中央政策的漏洞，形成目前“上有政策、下游对策”的不良风气。所以，在中央政府手中没有直接掌握土地资源、也没有与地方政府之间达成一种土地收益分配契约机制的背景下，势必将造成中央政府无法有效调控土地市场、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造成中央政府将土地全权委托给地方政府管理的过程，实际上是在为地方政府“借地生财”提供了充分的便利，使土地垂直管理的实际效果较差。

四、变革土地管理体制的建议

土地是一种自然资源，对人类生存具有保障功能，政府有责任通过制度安排保证依附土地而生存的人实现土地保障的权利。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下，如何保证公民公平利用或分享土地资源带给人类的利益，则是政府的职责，所以政府有责任通过制定和执行积极而有效的公共政策，为公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6]这就要求作为全体人民代表的政府必须对土地行使政治控制权（即垄断管理权），并独占土地的所有权，以保证土地资源利用的效率与公平。然而，在现行土地垂直管理体制下，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既无效率又缺乏公平，也带来了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社会重大问题，甚至危及到人类生存。因此，在目前态势下，必须变革中国土地管理体制，其取向是：政府应更新土地管理观念，培养“以人为本”、“地为民用”、“以地养地”的意识[7]，制定有效利用土地资源的政策体系，基于公平与效率着力统筹利用城乡土地资源，并彻底退出土地利用的利益链，回归其管理职能，消除“土地财政”现象，并按照“中央部门决策、垂直机构辅助、地方政府执行、督察机构督办”的方式，建立中央督办性的土地垂直管理体制。为此，笔者建议，可从以下方面变革土地管理体制：

1.再造土地垂直管理的府级关系

在“省管县”公共权力重新分配的背景下,加强中央政府宏观控制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积极性与决策能力，适时再造土地垂直管理的府级关系。也就是说，在变革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应重在立法层面，完善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在统筹全国土地资源及其功能分布的基础上，科学规划主体功能区与土地发展权（特别是农地发展权），建立地方政府科学执行土地利用规划的“标杆”，变革区域政策，重构绩效评价与考核体系，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矛盾与冲突，坚决退出土地微观管理事务，切实赋予地方政府土地利用的执行权，充分发挥其智慧、调动其积极性；地方政府应坚持对中央政府负责的态度，以贯彻执行中央政策为主责，统筹全省土地资源利用规划，严格执行中央核定的指标以及主体功能区与土地发展权规划，落实中央制定的产业发展布局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积极弥补法律法规体系、产业与经济发展规划等方面的缺陷，彻底摒弃寻找“漏洞”、“跑要”优惠、注重政绩等狭隘主义。

2.建立健全土地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现行土地法律主要有《刑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城市规划法》、《城乡规划法》及一些土地使用暂行条例，中央政府还应该制定《土地法》、《住宅法》、《农地保护法》等基本法律，完善土地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界定土地违法行为及其责任，建立严格的追惩责任制，避免违法收益大于其成本与风险，消除土地违法动机，构建保护耕地、抵御地方政府土地违法的制度屏障，使土地管理的各项工作有法可依、依法追惩，使土地管理走上法制化道路。同时，政府应在统筹全国土地资源的基础上，合理进行主体功能区规划，严格制定土地发展权，特别是农地发展权，保障人们生活对土地的基本需求，控制不合理的土地需求，以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3.改革利益分配机制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30%上交中央财政，70%留给有关地方政府。这种分配格局是造成地方政府积极扩大建设用地规模、竞相压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或变相补贴形式）出让工业用地、擅自转用农用地为建设用地等的根本动力，也是地方政府不积极供应土地于保障住房建设、公用事业建设的根本原因，更是土地垂直管理体制中存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普遍博弈的根源。因此，中央政府应依据土地资源在社会生活、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考虑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管理权的利益，调整土地所有权出让收益分配，建立科学的利益分配机制，统一事权与财权，以加大中央所占比例、降低地方政府所占比例，切断利益驱动的根源，调整和完善土地垂直管理体制，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等各主体的权利、利益、责任关系，以减少实际工作中不必要的摩擦和不应有的博弈，建立健全土地管理的长效机制。

4.建立土地安全保障基金

为了保障土地的安全，特别是耕地安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政府应建立土地安全保障基

金，用于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对土地毁损的修复，用于非农建设用地的修复，用于非农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补偿（购买农地发展权）以及土地整理等。从目前来看，可将土地所有权出让收益全部纳入土地安全保障基金，分中央和地方两部分。中央掌管土地安全保障基金主要用于修复自然灾害毁损的土地，购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工业发展建设用地的农地发展权，购买国防、交通运输、教育、卫生、保障体系等公益事业建设用地的农地发展权；地方政府掌管的土地安全保障基金主要在中央和省级政府监督下，用于购买县域经济发展建设用地的农地发展权。当然，在目前体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掌管的土地安全保障基金由中央政府代管，监督使用。

［参考文献］

篇8：浅析中国画的变革底线

一、什么是中国画的底线

有人提出中国画的底线是其特有的艺术语言———中国画的笔墨。这无疑是极有道理的。但却说得不够本质。而本质当是这一艺术语言之所以产生的艺术语境———中国的传统文化基因及其审美价值取向, 即在绘画作品中经营诗的意象。诗与画的完美融合历经明清两代而不衰, 画上有无题诗以及题画诗的水平, 成为衡量画家有无艺术修养和学识水平高下的标准。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中国画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 也是中国画家和中国诗人的共同艺术追求, 诗人追求诗中画的意境, 画家追求画中诗的情感。因此, 画面充满诗意, 成为中国画的一大理想。北宋张舜民说:“诗是无形画, 画是有形诗。”诗与画在意境与形式上的完美融合是中华民族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也是中华民族美学高度发展的标志之一。这当是中国画变革的底线吧。

二、诗与画在意境与形式上的完美融合是中华民族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在绘画作品中经营诗的意象, 是中国画的共同特征和普适审美标准。但是正因为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下这一命题的普适性, 正因为其“理所当然”的地位, 反而使我们教绘画的教师和学绘画的学生对之熟视无睹了。而且, 凡论及“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的文论, 也多是从诗中有画的角度论诗者居多, 鲜有从画的角度探讨如何在画中营造诗意者。所以我们更有将其提出来加以认真研究, 并在教学及创作中加以强化的必要。

1.“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哲学形态所决定的。

我们的文学史和美术史都表明,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之说被一代代口传心授, 传承久远, 引响深广。诗画融合的内在同一性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 它同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文艺观念及文人画的产生等有着密切的联系。王维实践这样的创作方法和在画论中提出相应的审美标准, 虽然自有他既是诗人又是画家的个人因素, 但一经王维提出, 便能够被中国人所接受并推崇, 且从此代代相因地传承下来, 这便是由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哲学形态所决定的了。

2.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人在认识和感知现实世界之后所创造出的“第二自然”。

从哲学意义上讲, 任何文艺作品都是人在认识和感知现实世界之后所创造出的“第二自然”, 都总会或多或少地带有人的主观意向色彩, 都在个人认知主体之“心”和认知对象之客体的“实”之间的中间地带。即便是西洋绘画中最逼近写实的超写实主义绘画, 也依然只是一种人造的自然, 依然带着作者个人的认知局限、审美价值和道德标准等因素。但是, 正因为中国传统哲学体系和西方哲学相比, 是比较讲究心悟的, 总是从人对于自然的宏观把握中通过玄思去认识世界的, 所以在绘画中, 在同样是创造第二自然时, 比起西方绘画来便更接近主观, 更接近“心”这一极。按理说, 这应该是更接近艺术创作的本意, 也更符合艺术创作的自身的规律。后来西方现代绘画诸流派也大都在向这一极靠扰, 不也正是一个明证吗?

3. 中国人讲究思辨, 提倡心“悟”和“天人合一”。

西方艺术家们用科研式的方法去研究阳光照射下对象物的光与影以及色彩现象, 用几何学式的方法去研究远近不同的对象物间的透视变化关系, 用医学式的方法去研究艺用人体解剖。创作时也大多先要写生和收集素材, 创作过程中也不断地使用模特儿……而中国人讲究思辨, 提倡心“悟”和“天人合一”, 于是好宏观的冥想, 喜欢运用直觉、暗示、联想、顿悟、感应等手段来构思和创作, 眼光于是多投向大自然, 题材也便多是山水花鸟等自然物了。王维曾画过一幅《袁安卧雪图》, 其中雪中芭蕉的喻意得到后世的推崇, 这种超越于生活常理之外的艺术处理, 确立了“神情寄寓于物”的表现手段, 也进一步深化了他的《山水论》中“意在笔先”的思维方式。

三、笔墨和意蕴相因相成不可分割

1 立意为先, 意到笔随, 笔笔传神。

和坚持“诗中有画”的古代诗人一样, 中国画家们书写的对象物便主要是为了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和情绪的载体, 负载的是作者对人生的反思、认识和感触。于是, 中国绘画便在描绘对象时的心与物间、似与不似间这条路上发展着, 前进着, 经过历史的积累, 生长出与之相应的画论和画法, 使笔、墨、意蕴成为相因相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也成就了中国画与西洋画从文化气质到绘画技法、绘画材料都炯然相异的面貌。每画则要求做到立意为先, 意到笔随, 笔笔传神, 洋溢着浓郁的情感, 营造出让人能神思画外的意象。受中国文化习染的哪怕最无学识的中国人, 也决不会非议一幅墨竹没有颜色。而在谋篇布局上, 中国画的散点透视、计白当黑等, 也无不出自写心而不是出自写实的需要所产生的。今天, 之所以很多人把中国画的笔墨、在绘画中经营诗的韵味当作不能后退的底线, 就因为这些看似技法的东西其实是出自中国画之所以成为中国画的传统文化基因和哲学基础, 出自中国绘画的本源, 决定着中国画与西洋画的本质区别。舍此, 中国画就仅仅是用宣纸和国画颜料画成的西画了。

2.“画中有诗”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画面上提诗。

诗、书、画合一固然是中国绘画的重要艺朮形式, 但这一形式是流而不是源, 是枝叶而不是干, 更不是根。根是我们上面所论及的文化基因和哲学基础, 而从这根上生长的主干是通过描绘对象所要表达的诗一般的, 浓郁却又有一定程度模糊和多义的, 雾状般的氛围和意绪。这些, 我们在为学生讲课时似乎都不大涉及或不大深入地分析讲解。我们的国画教学多只是从笔墨技术层面的技巧与基本功, 以及谋篇布局“经营位置”等方面讲得多也练得多, 有的甚至只是照般了西画教学的一整套方式。为什么要留白?为什么要那么讲究意绪, 几乎可独立于象外的笔墨的韵味?这些其实都应该联系到作画的立意, 联系到那团“雾状般的氛围和意绪”上来, 联系到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与哲学体系上来, 才能讲得通透。

3. 作品的意绪营造取决于作者的学养。

作品的意绪营造取决于作者的创作角度和水平, 更取决于作者的学养。否则, 再好的手头功夫也难做到“画外有意”“意趣无穷”, 达到上品的境界, 因而也常常要露出媚俗的马脚来。所以, 在对学生进行中国画教学时, 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看来, 在美术院、系的教学中设置文化方面的课程, 特別是在国画教学的同时添设中国古典文学的课程, 讲古典诗词, 讲古代文论, 应该是十分必要的和紧迫的事情。

中国画受其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的制约, 不像其他画种那样去追求造形严瑾色彩逼真, 然而中国画大师手中的笔墨线条、追求画里画外的诗意韵味远高于其他画种, 他们以天才的独特的虚构和描摹, 在感性的物质空间里建构起通向心灵的艺术虚幻空间, 从而表现了中国画艺术自身特有的艺术原则和规律, 也显示了中国画独特的笔墨技巧与画中有诗这一表现形式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

摘要：中国画的变革究竞有没有底线?这条底线是什么?注重在绘画中经营诗的意象, 笔墨技法营造意蕴相因相成不可分割, 这是决定着中国画与西洋画的本质区别。中国画的审美价值体系以及技法体系也在极大程度上与其诗意化特征相关联。这应当是中国画的底线。因此, 在美术学院、系的国画教学中, 应该重视古典诗词和古代文论的教学, 设置相关的课程。

关键词：中国画,底线,传统文化,意蕴营造,笔墨技法

参考文献

[1]张锡坤, 等.禅与中国文学[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2.

[2]林任菁.论工笔花鸟画意境美感的持续性[J].东南学术, 1994,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