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与大陆的作文

台湾与大陆的作文（精选9篇）

篇1：台湾与大陆的作文

台湾本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却在战争中被敌人抢掠走了。本来，台湾是大陆之间是应该相亲相爱的。可是，在今天，台湾却和大陆展开了的PK……

第一回合：明星PK

“现在有多少人喜欢台湾的明星呀！想飞轮海、棒棒堂、黑Girl……这些组合那个不是红得发烫！”台湾说。“谁说的！我们大陆的周杰伦不时也很红吗？”大陆也不甘示弱。“可飞轮海、棒棒堂、黑Girl一共有18人，可周杰伦只有一人！”“哪有这个算法！”咳，算了，这回台湾占了数量优势，第一回合，台湾胜！

第二回合：“个头”PK：

要说到“个头”，大陆可最有发言权：“你知道吗？台湾是我的一部分，你能和我比吗？”“如果你觉得我那么小，没什么用，那你们为什么还天天盼我回归呢？”台湾这句话可击中了大陆的要害，“哼！怎么样？”“喂！我们是在比‘个头’，不是在说这个！”不用说，这一回合，大陆胜！

第三回合：风景PK

台湾说：“我身上的风景可多了！像什么阿里山、日月潭，都是鼎鼎有名的！”“哼！这算什么？我身上的风景更多！有西湖、桂林、大兴安岭、黄果树瀑布……数也数不清！”第三回合，还是大陆胜！

第四回合：电视剧PK

“哈哈！我赢定了！我台湾的电视剧数不胜数！像《黑糖玛奇朵》、《黑糖群侠传》、《终极一班》等，都是在很火的！”“我们的《夏日里的春天》、《奋斗》不是也很好看吗？“可这些也没有台湾偶像剧有名呀！”这一回合，台湾略胜了那么一点点，所以嘛——这一回合台湾胜！

经过了这几次的PK，我宣布——台湾和大陆打了平手。其实，不论台湾还是大陆，不都是一样重要的吗？少了哪一部分，都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中国！

篇2：台湾与大陆的作文

台湾与大陆相连，后来因地壳运动，相连接的部分沉入海中，形成海峡，出现台湾岛。

台湾早期住民中，大部分是从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移居而来的。1971年和1974年，两次在台南县左镇乡发现了迄今为止台湾最早的人类化石，被命名为“左镇人”。考古学家认为，“左镇人”是在3万年前从大陆到台湾的，与福建考古发现的“清流人”、“东山人”同属中国旧石器时代南部地区的晚期智人，有着共同的起源，都继承了中国直立人的一些特性。台湾早期住民中，还有少部属于尼格利陀人种的矮黑人和属于琉球人种的琅峤人。上述台湾早期住民是现今台湾少数民族的祖先。

台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30年。当时三国吴王孙权派1万官兵到达“夷洲”（台湾），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留下了世界上对台湾最早的记述。隋唐时期（公元589—6）称台湾为“流求”。隋王朝曾三次出师台湾。据史籍记载，6（隋大业六年）汉族人民开始移居澎湖地区。到宋元时期（公元960—1368年），汉族人民在澎湖地区已有相当数量。汉人开拓澎湖以后，开始向台湾发展，带去了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公元12世纪中叶，宋朝将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兵戌守。元朝也曾派兵前往台湾。元、明两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负责巡逻、查缉罪犯，并兼办盐课。明朝后期开拓的规模越来越大。在战乱和灾荒的年代，明朝政府的福建当局和郑芝龙集团曾经有组织地移民台湾。

16世纪，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势力迅速发展，开始把触角伸向东方。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乘明末农民起义和东北满族势力日益强大，明政府处境艰难之时，侵入台湾。不久，西班牙人侵占了台湾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后于1642年被荷兰人赶走，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荷兰殖民者实行强制统治，把土地据为已有，强迫人民缴纳各种租税，掠夺台湾的米、糖，把其收购到的中国生丝、糖和瓷器经台湾转口运往各国，牟取高额利润。荷兰殖民者的统治，激起了台湾人民的反抗。1652年9月，农民领袖郭怀一领导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这次武装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它表明荷兰的殖民统治已经出现危机。1644年，清军入关，在北京建立清朝政权。1661年4月，郑成功以南明王朝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2。5万将士及数百艘战舰，由金门进军台湾。郑成功在进军台湾时，向荷兰殖民者表示，台湾“一向属于中国”，台湾和澎湖这两个“岛屿的居民都是中国人，他们自古以来占有和耕种这一土地”，荷兰“自应把它归还原主。”经过激烈战斗和围困，1662年2月，郑成功迫使荷兰总督揆一签字投降。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中国领土台湾，成为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受到广大人民的敬仰。

1684年，清政府设置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至1811

年，台湾人口已达190万，其中多数是来自福建、广东的移民。移民大量开垦荒地，使台湾成为一个新兴的农业区域，并向大陆提供大量稻米和蔗糖，由大陆输入的日用消费品和建筑材料等，使台湾的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个时期，台湾与福建、广东的来往十分密切，中华文化更加全面地传入台湾。

由于西方列强向中国边疆侵逼，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法军进攻台湾，遭刘铭传率军重创，到1885年6月《中法新约》签定，法军被迫撤出台湾。

中法战争以后，清政府为了加强海防，于1885年将台湾划为单一行省，台湾成为中国第20个行省。首任台湾省巡抚刘铭传积极推行自强新政，清理田赋，增加财政收入，购买轮船，架设电报线，设立邮电总局，建造铁路；购买军舰，增设炮台，设立机器局自造武器；成立煤务局，安装新式采煤机器；设立兴市公司，建街造路；创立西学堂、电报学堂，培养建设人才。刘铭传把众多新式事业集中于一省，使台湾成为当时中国的先进省份之一。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翌年清政府战败，于4月17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出后，举国同愤，反对割台；台湾全省“哭声震天”，鸣锣罢市。协理台湾军务的清军将领刘永福等率军民反抗日本的侵占，坚持了5个多月的战斗，历经大小百余仗，使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终遭失败。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达50年之久。

台湾人民从未屈服日本的殖民统治，在日据初期，以农民为主体的抗日武装进行了长达的斗争。后来，文化协会、民众党、共产党等还组织领导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抵抗运动。

1937年7月日本制造“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在抗日战争时期，不少台湾同胞回到祖国参加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台湾的光复作出了贡献。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2月9日，中国政府发出《中国对日宣战布告》，明确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间关系者，一律废止。”

篇3：对比大陆与台湾广告法

一、大陆广告法

(一) 广告法的概念和内容

关于广告法的概念,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广告法是国家立法机关依照一定的法律程序所制定的专门调整广告活动的法律, 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这部法典。广义的广告法是指用来调整广告管理、广告活动的强制性行为规范的总称, 除了《广告法》以外, 还包括了国务院及有关主管部门制定和颁布的广告管理的行政法规和规章, 以及地方性法规、规章等。

中国广告法制体系是以《广告法》为核心和主干, 以《广告管理条例》为必要补充、以国家工商局单独或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和规定为具体操作依据、以地方行政规定为实际针对性措施、以行业自律规则为司法行政措施的重要补充的多层次法制体系。它包括一部法律——《广告法》、一部法规——《广告管理条例》、20多项部门行政规章和规定以及具此制定的一些地方性行政规定等等。

二、台湾广告法律

(一) 广告法律的发展历史

第二次大战后, 台湾经济起飞, 商业广告推销产品之风气随之大开。为维护交易公平及安全, 确保社会公义及安定, 并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规范不良广告方法、不良广告内容及不实广告之相关法规必然因应社会的需求而被创制。早期亦仅有制定于民国19年之出版法。现代之著作权法之形成系由文化及经济加上私有财产权之理念, 辅以出版自由与创意是智慧财产所形成。著作权观念的日渐成熟中, 台湾于民国17年制定公布40条著作权法, 同时于民国17年公布著作权法施行细则。台湾在民国六十年代二次能源危机后, 市场交易秩序及活动, 已因企业结合、联合、独占之绝大经济力量所控制, 产品价格及资源之供给与分配, 受到严重之破坏, 另受到美国要求台湾开放国内市场带来强大竞争压力。这导致政府决心建立一套公平合理市场交易秩序竞争之法律规范, 以维持公平竞争之秩序, 于民国八十年二月四日公布公平交易法。台湾又依据经济形势发展之需要, 陆续颁布其他关于关于规范广告活动的法律法规, 散见于以下法律之中:《公平交易法》、《消费者保护法》、《噪音污染管制法》、《商标法》、《刑法》、《民法》, 因内容庞杂, 在此不一一分析。

三、大陆与台湾广告的法律责任

虽然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 市场条件差异较大, 行政管理体制不同, 立法体系及处罚标准也不相同, 但是其最终的立法回归还是一样的, 违反广告法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以下几点:

(一) 民事责任

违反广告法承担的民事责任的形式主要是赔偿损失。根据《广告法》的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并给对方造成一定损失的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违反《广告法》规定, 发布虚假广告, 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的, 并且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的, 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①

台湾方面也同样规定, 因故意或过失不法违反法律规定之义务而损害他人权利, 应负赔偿他人损失之责任。民法上规定之赔偿责任填补损失之衡平原则为主, 但行政法上规定之赔偿责任, 如属故意行为则应负损失额三倍以下之惩罚性原则赔偿。而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依民法损权行为理论, 被害人必顸负有举证加害人是故意过失行为之义务, 否则损权之构成要件不符合即无法达到赔偿之法律效果。

(二) 刑事责任

违反《广告法》规定, 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 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关刑事法律规定, 如果利用虚假广告推销假药、劣药、违法食品、伪劣农药, 构成犯罪, 则应当依照有关刑事法律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台湾法律界认为, 刑事责任系指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 (特别规定损害他人权利) 违背法律规定, 应受法律追究其不法行为而负刑事处分之责任。有关广告行为违法所发生之法律效果者计有台刑法第235条232有规范不良广告猥亵内容, 第246条233规范侮辱宗教建筑物或纪念场所罪、第309条234规范公然侮辱罪、第310条235规范诽谤罪、第312条236规范侮辱诽谤死者罪等。②

(三) 行政责任

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之外, 由广告监督管理机关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并且公开更正、消除影响, 并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没收广告费用、非法所得, 处以广告费用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依法停止其广告业务:违反《广告法》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的;发布广告有《广告法》严格禁止的情形的;发布广告违反广告应当清楚、准确、明白, 应当具有可识别性以及广告不得贬低其他生产经营者的商品或者服务准则的。

台湾方面规定, 违反行政法规规定之义务所产生之法律效果, 即将受到行政主管机关行政制裁。而行政制裁包括秩序罚、惩戒罚与执行罚。秩序罚规定, 系指人民违背行政法上义务, 由行政主管机关依行政法规规定, 课予一定责任。至于行政罚之种类如停止违法行为, 或处一定额度之罚锾等等。依据台湾行政程序法第92条216规定及诉愿法第3条217规定行政机关尌公法上具体事件所为之决定或其他公权力措施而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果之单方行政行为。行政责任之法律, 目前以公平交易法规定之责任最重。事业有不实广告者,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得以主管机关立场, 依公平交易法第41条规定, 以行政处分, 限期其停止或改正该不实广告行为或采取必要之更正广告措施行为, 同时可科处新台币二千五百万元额度之罚锾, 如再违反时, 可处五千万元罚款以达行政目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行政罚法竞合处罚, 若一个行为违反数个行政法上义务规定而应处锾罚者以法定罚锾最高者裁处。同时触法之适用, 如一行为同时触犯刑事法律及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规定, 依刑事法律规定处罚之。

注释

1《中國廣告事業隨改革開放不斷發展》——日本《國際貿易週報》8月14日文章轉引自《參考消息》, 1990年9月10.

篇4：大陆与台湾的“茶叶蛋”

这让我想起第一次到台湾游日月潭的一个插曲。那天，我们一行乘坐竹筏，向着日月潭玄光寺进发。竹筏上，艄公十分风趣，从他嘴里蹦出的段子常让人忍俊不禁。他问：“吃过茶叶蛋吗？”我们有些不屑：“那有什么？到处都是。”他笑了：“日月潭茶叶蛋可不一样呀。男人吃了补体力，女人吃了补魅力。”段子讲完了，艄公正儿八经介绍起日月潭的“阿嫲茶叶蛋”。他说，上了码头通往玄光寺阶梯旁，有个凉亭，专卖“阿嬷古早味香菇茶叶蛋”。阿嬷卖茶叶蛋已有50余年。她的茶叶蛋是用红茶、盐将蛋煮熟后放凉，取出蛋将蛋壳轻敲出裂痕，再放入香菇及红茶慢煮六个小时，相当好吃。由于名气太大，生意太好，阿嬷想“公休”，还得先向当地“政府”“报备”。

很遗憾，我们到的那天，阿嬷不在，但阶梯旁有好几家卖茶叶蛋的店铺。既然阿嬷不在岗，加上雌雄难辨，我们也就信艄公一回，一人买了一个茶叶蛋。只是，放眼一看，几乎所有茶叶蛋摊位前都被围个水泄不通，且大多是大陆游客。见此，想起大陆景点卖茶叶蛋的，大多“门前冷落车马稀”，便不得不佩服台湾商业文化的包装。

今天想来，不知是不是大陆人到了台湾，被台湾商业文化氛围所裹挟，情不自禁大掏腰包，反而让台湾人深感诧异？

我不是台湾人，这完全是一种臆测。但是，如果你到了台湾中南部，还真有不少台湾人觉得大陆百姓仍是“家徒四壁”“一穷二白”。不能怪台湾同胞，因为台湾部分媒体，尤其是绿营的，成天报道的就是大陆黑暗面。而大多中南部的百姓又从未到过大陆，他们对大陆的了解仅凭媒体上的一鳞半爪。同样，改革开放前，我们不也成天渲染台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吗？

但是，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仍有这样的误读，实在让人匪夷所思。误读可谓无处不在，无奇不有。我们在误读世界，世界也在误读我们。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也在误读自己。

手头有个例子。山东孟良崮，处于蒙阴县和沂南县交界处，有两家企业分别在此建了两个“孟良崮公园”。几十年來，这两家企业都在给战死于孟良崮的国民党中将张灵甫刻碑、立亭，都坚称“此地”才是“张灵甫战死之处”，并收集各种资料，斗智斗勇，意在证明自己是“唯一”。结果，搞得张灵甫孙子到孟良崮祭扫时，都搞不清哪个“孟良崮”才是爷爷“战死之处”。

2014年3月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德国时强调，一些人对中国有偏见，主要是源于陌生、隔阂和不了解。了解中国，不能只看一个点、一个面，切忌盲人摸象。

我们要了解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

道理似乎大家都懂，但很多时候，却不是这样。为什么？还是毛泽东说得对，“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爱恨皆有缘，缘自利益。表面是误读，实质是利益。可见，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要解决茶叶蛋问题，就得抛弃唯利是图的价值观，秉承实事求是的世界观。

（作者系第十届福建省政协委员、《厦门日报》总编辑）

篇5：台湾与大陆关系现状与未来

自古以来台湾就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国际社会也普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然而由于国、共内战和美国的介入，1949年以后两岸一直处分离状态，实现祖国统一成为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一件大事。

一．当前台湾发展现状

经济方面，从台湾当局公布的相关数据看台湾经济发展表现出以下三大特点：一是内需增长强力拉动经济发展。与此前近年情况不同，台湾经济今年持续3个季度的恢复性增长呈现出“从外需复苏启动，以私人投资大幅扩张为支撑，由私人消费稳步跟进为保障”的增长动能传递特点。二是工业生产增长较快，岛内外需市场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大陆、东南亚市场日益重要，占台出口比重已经超过50%。过去因欧美市场以圣诞节及元旦新年为消费旺季而形成的季节特点日益淡化，相反，中国春节消费旺季等亚洲消费特点正改变着台湾全年生产的配置。另外岛内内需市场稳步复苏，对台湾生产也带来新的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及当地消费特点与欧美市场发展节奏也有很大的不同。三是经济增长动能仍有很大局限性，结构性失业问题成为拖累经济发展的一大羁绊，民众对马英九当局的施政信心有待补强。

政治方面，台湾的政治体制，在国民党去后仍沿用大陆时期的政治体制。其政权机构由“国民大会”、“总统府”及“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成。其政制采用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相互制衡形式。目前台湾政治结构的平衡与稳定十分脆弱，建立新的政党政治平衡尚待时日。一有风吹草动，或是执政党“总统”言行不当，或是执政党与在野党合作破裂，或是在野党结成政治联盟倒阁，都会引发岛内政治危机，都有可能诱导台湾的政治发展走上危机及岛内安定、引发台海危机，影响东亚和平与发展的道路。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现实。

二．两岸关系现状

现状由历史发展而来，解读现状必须从历史开始。胡锦涛是这样描述的：“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这是对两岸关系现状的客观解说，也是实行维持两岸关系现状政策的基础。

事实上，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一直是两岸人民的共识。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有关方面最近曾就两岸关系进行了108项民调，主张两岸维持现状的占64.9%，肯定两岸关系目前缓和趋向的占52.2%。两者，一是对两岸维持现状的肯定，一是对当前缓和趋向的认可。从目前看，各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至少表面上是比较一致的。中国政府是最坚定的，不会有任何

退让；美国政府也一再重申坚守“一个中国”政策；现台湾当局，既承认“九二共识”，也坚持说它是“一中宪法”，两者本质上都是认同“一个中国”的。但实质上要求确实不同的。

台湾方面要求的现状，是“不统、不独、不武”；美国方面要求的是“不统、不独、不战”； 两者基本上一致。而中国大陆方面要求的，则必须是 “一个中国”。因为，两岸虽然还未统一，但“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并无任何改变。还有，两岸实行的也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因而，“一国两制”实际上也是两岸的现状。尽管民进党千方百计把“一国两制”污名化、妖魔化，但就是无法驳倒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2010年6月29日，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将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在重庆进行第五次正式会谈，就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进行业务磋商，并将最终签署协议。ECFA的最终确定，将对台湾未来的经济造成决定性改变，使台湾经济走向“大陆依存时代”。

三．两岸关系未来展望

50多年的两岸关系有两大重要变化，一是两岸人民由老死不相往来发展到相对自由的交往，二是台湾当局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转变为否认“一个中国”原则。21世纪的今天，两岸人民往来十分频繁，两岸经济与文化趋向融合，虽突破了诸多政治僵局，但很多政治难题仍然存在，但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终将归于祖**亲的怀抱。

20多年来两岸各方面的交流不断增强，随着两岸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往来，两岸人民更加的相亲相爱，两岸关系趋向融合。

加强两岸关系发展应该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是从长远来看，鼓励交流，增加交流的机会，扩大交流的范围，提升交流的层次，在交流中传达善意，让更对的台湾同胞感受到交流对两岸都又好处，而非有压力，让越来越多的台湾人了解大陆，激起他们心中更多更强的中华民族意识，是保障双方关系稳定的最好方式，也是推动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主要途径。

二是搞好对台新思维接力赛，使大陆对台政策更富有灵活性、更具有主动性。“历史无法改变，未来却可掌握。”“门”已经打开，但是如何通过这个“门”走入一个新的愿景、新的未来，还需要我们作出更大的努力。

三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国的强大。只有我们发达了、强大了，我们从政治、经济等环境上给予台胞的吸引力才会更大，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政策才会更能有效，问题也才能最终解决。

篇6：台湾与大陆的作文

大陆与台湾国学教材交流尝试与反思

台湾与大陆同宗同源,台湾高中国学教育比大陆做得普及、系统.本着为大陆高中语文教改课改借鉴的目的,本文重点介绍了把台湾的.国学教材引入大陆的课堂教学,进行课改实验的过程和一些粗浅的看法.

作 者：林采凤  作者单位：厦门松柏中学,福建厦门,361012 刊 名：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英文刊名：CHINA EDUCATION INNOVATION HERALD 年，卷(期)：2009 “”(12) 分类号：G420 关键词：台湾   国学教材   实践   反思  

篇7：台湾与大陆的作文

一、两岸贸易

2014年1月，大陆与台湾贸易额为155.1亿美元，同比下降7.8%，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4.1%。其中，我对台湾出口为35.1亿美元，同比上升11%；自台湾进口为120亿美元，同比下降12.1%。台湾是我第七大贸易伙伴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

二、吸收台资

2014年1月，大陆共批准台商投资项目143个，同比下降10.6%，实际使用台资金额2.6亿美元，同比下降25%。

篇8：大陆与台湾反洗钱之比较与协作

1. 洗钱的概念及其构成

洗钱是指犯罪分子通过一系列金融账户转移非法资金, 以便掩盖资金的来源、拥有者的身份, 或是使用资金的最终目的。需要“清洗”的非法钱财一般都可能与恐怖主义、毒品交易或集团犯罪有关。

洗钱由英文“m oney laundering (m oney-washing) ”一词直译而来, 其形象的语言表述记载着洗钱一词的发端:20世纪初美国芝加哥以阿里·卡彭等为首的有组织犯罪团伙的一名财务总监购置了一台自动洗衣机, 为顾客洗衣物, 而后采取鱼目混珠的办法, 将洗衣物所得与犯罪所得混杂在一起向税务机关申报, 使非法收入和资产披上合法的外衣。

现代意义上的洗钱是指将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或者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 通过金融机构以各种手段掩饰、隐瞒资金的来源和性质, 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1]。这已成为犯罪集团生存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一方面, 通过洗钱, 有组织犯罪掩盖了其犯罪活动踪迹, 得以“正当地享受”犯罪所得;另一方面, 洗钱为犯罪集团介入合法企业提供了资金, 使其能够以“合法掩护非法”, 不断扩大犯罪势力。

狭义的洗钱是指为了掩盖犯罪收入的真实来源和存在, 通过各种手段使其合法化的过程。这些犯罪活动主要包括:贩毒、走私、诈骗、贪污、贿赂、逃税等。

广义的洗钱除了狭义的洗钱含义外, 还包括:把合法资金洗成黑钱用于非法用途, 即把白钱洗黑, 如把银行贷款通过洗钱而用于走私;把一种合法的资金洗成另一种表面也合法的资金, 以达到占用的目的, 即把白钱洗白, 如把国有资产通过洗钱转移到个人账户;把合法收入通过洗钱逃避监管, 如外资企业把合法收入通过洗钱转移到境外。

洗钱通常以隐藏资产来源为目的。典型的交易分三个过程:1.入账, 即通过存款、电汇或其它途径把不法钱财放入一个金融机构;2.分账, 也就是通过多层次复杂的转账交易, 使犯罪活动得来的钱财脱离其来源;3.融合, 以一项显示合法的转账交易为掩护, 隐瞒不法钱财。通过这些过程, 罪犯就可把非法所得转移并融合到有合法来源的资金中。

2. 洗钱罪

(1) 洗钱罪定义。洗钱罪, 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等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 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 通过存入金融机构、投资或者上市流通等手段使非法所得及其收益合法化的行为[2]。

此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行为又称洗钱, 其意是指犯罪分子为掩盖其不法行为, 将赃款通过金融活动将“黑钱变白”, 从而达到可以公开使用的目的。换言之, 即犯罪分子将犯罪所得的赃款, 通过另一种犯罪行为, 使其合法化。

(2) 洗钱罪在客观方面表现。提供资金帐户;协助将财产转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以及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来源和性质。

(3) 洗钱的危害。洗钱犯罪可以和绝大多数的犯罪共生, 是这些犯罪的下游犯罪。从司法角度看, 洗钱成为一种“犯罪屏障”, 既妨害了司法活动, 也助长犯罪分子有恃无恐的气焰, 促使他们不断实施犯罪。从金融管理秩序角度来看, 洗钱活动往往借助于合法的金融网络清洗大笔黑钱, 这不仅侵害了金融管理秩序而且也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规则, 破坏了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 从而对正常、稳定的经济秩序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洗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后果。洗钱为贩毒者、恐怖主义分子、非法武器交易商、腐败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罪犯的运作和发展提供了动力。洗钱已经变得越来越国际化, 而与犯罪活动有关的金融问题也由于科技的日新月异以及金融服务业的全球化而变得日益复杂化。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 全球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5%, 介于6000亿至1.8万亿美元之间, 且每年以1000亿美元的数额不断增加。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资本流动国际化的情况下, 洗钱活动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危害极大。

3. 反洗钱法

出台《反洗钱法》, 这是反洗钱斗争的势所必然。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对洗钱进行法律控制的国家。台湾地区“立法院”于1996年10月制订了亚洲第一部反洗钱专门法《洗钱防制法》。上世纪末, 台湾“黑金犯罪”成为重大社会问题, 而随之而来的还有“白金犯罪”问题。为此, 2003年台湾地区“立法院”通过了洗钱防制法部分条文修正案, 增加了反恐、打击跨国性组织犯罪与进行国际司法互助等规定。除了《洗钱防制法》外, 台湾地区涉及反洗钱的法律法规还有银行法、信用合作社法、证券交易法、期货交易法等, 在法规命令与行政规则方面还有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信用合作社、农 (渔) 会作用部、邮政储金汇业局、票券商、办理信用卡业务机构、产物保险业等反洗钱义务主体的反洗钱注意事项范本等。

目前我国大陆涉及反洗钱的法律法规主要是《刑法》、《反洗钱法》, 行政规章方面则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与《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 《金融机构报告涉嫌恐怖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办法》与《反洗钱现场检查管理办法 (试行) 》, 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联合颁布的《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等。

二、两地反洗钱比较

1. 两岸反洗钱法立法宗旨

《洗钱防制法》的立法宗旨是“为防制洗钱, 追查重大犯罪”;《反洗钱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预防洗钱活动, 维护金融秩序, 遏制洗钱犯罪及相关犯罪”, 可见, 两岸立法宗旨均很明确, 都是为了预防和监控洗钱活动, 以预防洗钱为主要立法目标。这是两部法律立法宗旨的共同点。但也有不同之处, 即《洗钱防制法》还要“追查重大犯罪”, 而《反洗钱法》则要“遏制洗钱犯罪及相关犯罪”。显然, 台湾地区的“重大犯罪”要比大陆“洗钱犯罪及相关犯罪”外延大得多, 台湾地区防制范围比大陆宽广, 打击洗钱活动的法网更严密, 所担负的反洗钱任务也更繁重;反观大陆的防制范围显然较为狭小, 不利于打击所有洗钱犯罪活动, 但大陆防制对象比台湾地区更具体更有针对性, 与立法目标紧密呼应, 更具可行性, 实践操作意义很强[4]。

2. 洗钱对象及其来源之比较

(1) 洗钱对象

台湾地区《洗钱防制法》第2条规定洗钱的对象是自己或他人重大犯罪所得财物或财产上之利益。而大陆《反洗钱法》第2条规定的洗钱对象为“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犯罪所得及其收益”[5]。

由此可知, 两岸都规定洗钱的对象均为犯罪所得, 此为两岸的共同之处。但是, 两岸在洗钱对象上依然存在着差别:大陆所规定洗钱对象不仅仅限于犯罪的直接所得, 即犯罪后的直接收益, 而且还包括间接收入, 亦即使赃款增值的部分, 在这方面, 大陆的规定优于台湾地区的规定, 因为这样规定才对于预防这类犯罪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2) 洗钱对象的来源

台湾地区所规定洗钱对象须源自重大犯罪, 所谓“重大犯罪”系指《洗钱防制法》第3条规定, 其中第一项第一款为所犯最轻本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刑之罪, 第一项第二款至第十一款则列举出危害社会治安及经济秩序较为严重之多种犯罪型态, 第二项规定下列各款之罪, 其犯罪所得在新台币二千万元以上者, 亦属重大犯罪。大陆洗钱对象来源于“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

从两岸的规定来看, 台湾地区采取概况与列举相结合的方式, 同时使用法定刑、具体犯罪、犯罪数额三种标准来限定“重大犯罪”, 相对来说周延性较好, 范围规定得比较大, 可操作性强, 对打击与预防洗钱活动较为有利。

但也存在不足, 正如台湾学者谢立功所言:“不仅新型态如利用高科技之计算机 (包括因特网) 犯罪或侵犯智慧财产权犯罪类型, 无法涵盖, 即便是漏税集团 (指长期、大额漏税) 等受害人众、影响财政收入甚大之传统型犯罪, 亦无法纳入。因上述犯罪类型最轻本刑不在五年以上, 又非该法条所列举者, 故均非本法所谓之重大犯罪。以当前国人最重视之扫黑、维护治安工作而言, 其主要扫黑法令组织犯罪防制条例, 亦因立法在后, 而不在洗钱防制法所列举之重大犯罪类型中。此外, 有关常业赌博罪本刑虽在二年以下, 但国外透过赌场洗钱案例甚多, 而我国以六合彩等方式赌博之现象, 亦极为普遍, 其流动的资金甚至逾千亿元, 故藉此洗钱恐不易发现, 而成为洗钱防制工作另一大漏洞。”

我国大陆立法则是采取单一的列举式限定洗钱对象的来源, 主要列举一些常态的严重的犯罪。如果仅仅采取列举的方式, 显然会漏洞百出, 但大陆立法技术非常巧妙, 在列举各种犯罪之后加上一个“等”字, 如此就可以涵盖各种新情况、新变化, 可以说以一个“等”字应万变, 法网可谓严密。但这样的规定缺陷也非常明显:一是缺乏明确性, 一个“等”字就是一个大口袋, 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违反了法的明确性和可预见性原理;二是, 一旦出现新的犯罪, 其能否成为洗钱对象的来源, 需要有权部门进行有效解释, 不利于及时打击洗钱活动。[6]

3. 反洗钱义务主体之比较 (1) 反洗钱义务主体之范围

台湾地区《洗钱防制法》第5条规定了反洗钱义务主体为金融机构。金融机构范围包括: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信用合作社、农会信用部、渔会信用部、办理储金汇兑之邮政机构、票券金融公司、信用卡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商、证券投资信托公司、证券金融事业、证券投资顾问事业、证券集中保管事业、期货商、其他经财政部指定之金融机构。第2款规定, 银楼业或其他有被利用进行洗钱之机构, 经法务部会同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指定后, 适用本法有关金融机构之规定。

大陆《反洗钱法》规定反洗钱义务主体为金融机构与特定非金融机构, 其第34条、35条解释了金融机构与特定非金融机构的范围:本法所称金融机构, 是指依法设立的从事金融业务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机构、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的从事金融业务的其他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的范围由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2) 反洗钱义务主体之义务

两岸在此方面规定基本上是相同的, 与国际规定一致。

反洗钱义务具体包括:建立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 设立反洗钱专门机构或指定专门负责人员, 并进行反洗钱培训工作;建立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建立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

在主体义务方面比较两岸的规定, 虽然义务基本上相同, 但在立法的表述上, 大陆显然比台湾地区要详尽得多。大陆《反洗钱法》专设一章, 内容非常详细周全, 反映了立法者对此高度重视的态度, 突出义务主体履行反洗钱义务的重要性, 同时强化义务主体的责任意识。而台湾地区《洗钱防制法》仅用几条规定反洗钱义务, 略显单薄。由此也可以看出, 大陆立法大而全、台湾地区立法短小精悍的特点。

(3) 反洗钱义务主体之权利

台湾地区《洗钱防制法》第8条规定:金融机构对疑似洗钱之交易, 应确认客户身份及留存交易纪录凭证, 并应向指定之机构申报。换言之, 当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与金融业务中对客户身份及资料保密的义务发生冲突时, 台湾对义务主体规定了免责条款或者豁免权, 即此时免除业务保密义务, 凸显反洗钱义务的重要性和优先性, 同时意味着金融机构等义务主体不用承担泄露客户秘密的责任, 此为金融机构等义务主体的特定权利。

大陆《反洗钱法》第6条仅规定“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提交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 受法律保护。”可以说, 大陆非常笼统地规定了反洗钱义务主体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但具体如何保护、保护哪些方面权利没有明确。

4. 法律责任之比较

(1) 台湾的规定。根据台湾地区《洗钱防制法》规定, 对于违反该法者, 分别处以行政罚或者刑罚。行政罚仅包括两个方面:1.违反该法第7条第1项规定者, 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2.违反该法第8条第1项规定者, 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但该金融机构如能证明其所属从业人员无故意或过失者, 不罚。刑事责任体现在定罪和量刑两个方面。具体而言, 台湾地区规定了三个罪名, 即洗钱罪、帮助洗钱罪、泄露秘密罪, 其中洗钱罪之刑责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新台币300万以下罚金;帮助洗钱罪之刑责为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 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罚金。为加重法人或自然人违反防制洗钱法之责任, 该法对法人或自然人采取双罚制, 即法人的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从业人员, 因执行业务犯前述洗钱罪、帮助洗钱罪者, 除处罚行为人外, 对“该法人或自然人并科以各该项所定之罚金”。如果法人的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对犯罪的发生, 已尽力监督或为防止行为者, 不在此限, 即不予处罚。另外, 该法还规定犯前两者之罪, 于犯罪后6个月内自首者, 免除其刑;超过6个月者, 减轻或免除其刑;在侦查或审判中自白者, 减轻其刑。对于直系血亲、配偶或同财共居亲属因重大犯罪所得财物或财产上利益犯帮助洗钱罪者, 得减轻其刑。该法第11条规定了泄露秘密罪, 并根据身份给予不同处罚;公务员犯该罪,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金融机构不具公务员身份之从业人员犯该罪, 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50万元以下罚金。根据此规定, 具有公务员身份的犯罪主体处罚较重。

(2) 中国大陆的规定。中国大陆《反洗钱法》所规定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7]。其中行政责任包括多种方式, 具体指行政处分、纪律处分、责令限期整改、罚款 (金融机构情节严重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建议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建议依法取消任职资格、禁止从事有关金融行业工作等措施。

在刑事责任方面, 《反洗钱法》第33条规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即意味着追究刑事责任需要专门的《刑法》予以配合, 而我国大陆《刑法》仅规定了洗钱罪一个罪名, 犯该罪者, 没收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 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5%以上20%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 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洗钱数额5%以上20%以下罚金;单位犯该罪的, 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综上比较, 可以看出:两岸均规定了反洗钱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在行政责任方面, 台湾地区处理的情形少, 形式也少, 只有罚款, 而且还有免责条款;反观大陆的规定, 追究行政责任的形式很多, 处罚相对较重, 究其原因在于大陆反洗钱机制还很不健全, 迫切需要完善、义务主体反洗钱意识还很低下, 需要通过立法明确其责任, 从而提高他们的责任意识。在刑事责任方面, 台湾地区规定了洗钱罪、帮助洗钱罪、泄露秘密罪, 而大陆只有洗钱罪;在量刑方面, 大陆法定刑重于台湾地区的法定刑, 大陆洗钱罪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 罚金为洗钱数额的5%~20%, 而台湾地区洗钱犯罪最高刑为7年有期徒刑, 罚金最高为新台币500万元 (即人民币25万元, 而且不管洗钱数额多少, 最高罚金不超过25万元人民币) ;台湾地区还规定了法人免责条款和减免刑责的情形, 可供大陆参考借鉴, 但其规定的关于亲属之间互为洗钱可减免刑罚规定缺乏法理依据, 与大陆现代法制社会所遵循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不符, 应予摒弃。

三、两地反洗钱的协作

由于两岸不仅各自存在严重之洗钱犯罪情形, 且两岸间已呈现跨境洗钱犯罪现象, 故对于共同打击此类犯罪应均具有相当之必要性、迫切性。因此, 了解防制洗钱相关规定, 善用追查资金之技巧, 实为两岸所有执法人员, 尤其是职司国境在线执法的国境警察, 更应具备的基本素养[8]。

大陆地区反洗钱工作起步虽较台湾地区为晚, 但前述法规已加重了金融机构反洗钱之义务, 并建立了金融机构认识你的客户、大额交易报告、可疑交易报告与保存交易纪录等四项反洗钱的制度。同时, 亦明确规范可疑表征, 使得金融机构能有所遵循。其对于中国大陆在打击经济金融、贪污或其它刑事犯罪, 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定与整体法秩序, 甚至其银行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 均将有所帮助。

由于洗钱犯罪可谓两岸当前共同面临的挑战, 两岸反洗钱法规范虽然存在若干差异, 但若能各退一步, 一切以打击犯罪为前途, 并非不能存异求同, 并非不能渐次修正[9]。大陆与台湾之间不存在国际合作问题, 只是区域合作问题, 两岸应在不断完善反洗钱法律体系的基础上, 共同协商制定《区际反洗钱协定》或签署《反洗钱合作备忘录》等。

但是, 我们必须意识到, 要达到全面深入的程度, 可以从以下几点加强协作:

第一, 积极组建两岸间的反洗钱组织。由于政治原因, 两岸间的反洗钱合作极为有限。大陆还应该牵头成立一些区域性的国际组织, 加强两地间的反腐败洗钱合作, 充分运用合作组织。同时, 还要积极参加非政府间国际组织 (N G O) 。

第二, 开展广泛的两地间交流。大陆应派出一批人员赴台湾进行反洗钱交流, 台湾反洗钱开张的比大陆早, 大陆的金融机构也应向台湾的同行学习。大陆的金融情报机构在开展国际合作方面还非常有限。

第三, 两地建立以情报信息为先导的腐败分子的洗钱预警机制。两地应该经常交换信息, 互通有无, 尤其是金融机构、纪监部门、海关等得到的腐败洗钱的信息是涉及两地间的, 应及时通知公安检察机关。尽快建立一个两地统一的金融情报机构, 它应与相关金融部门、监管部门和执法部门等单位联网, 收集、分析和提供有关信息, 及时了解洗钱手法的新变化对洗钱的特点、规律、趋势进行分析、研究、预测, 并提出对策, 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鉴于政治因素, 两岸可以先采取所谓刑事司法互助之作法, 例如交换洗钱犯罪情资、代为调阅金融机构账户资料、协助清查可疑资金流向、送达诉讼文书、逮捕移交罪犯、移转诉讼案件、冻结与扣押犯罪不法所得、没收与分享犯罪所得, 在实务操作中可以通过加强双方警务人员的交流开始, 由个案合作为起始, 直至建立双方均可接受的反洗钱合作模式。

摘要：洗钱犯罪己成为国际刑事司法领域的热点问题。全球范围内的洗钱活动己成为继贩毒、军火走私之后触目惊心的又一国际公害。海峡两岸目前各自存在着严重的洗钱犯罪问题, 且呈现出两岸跨境洗钱犯罪现象, 本文通过比较两岸反洗钱法, 改进不足, 加强协作。

关键词：洗钱,洗钱罪,反洗钱法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2002.9.1-7.

[2]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2003.3.1-3.

[4]谢立功.两岸洗钱现况与反洗钱法规范之探讨———兼论两岸刑事司法互助.2004.7.3-8.

[5]阮方民.洗钱罪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人学出版社, 2002.1.45-48.

[6]国家外汇管理局课题组.洗钱与反洗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5.

[7]田亦夫.反洗钱的国际经验及启示.北京人民检察学院学报.2005.2.

[8]甑进兴.洗钱犯罪与对策.东方出版社, 2000.12.10-20、56-80.

篇9：台湾出版的大陆因素:历史与现状

上述举例仅是从今年出版品中信手捻来的一小份书单。文学方面，王安忆、苏童、韩寒、蔡骏、贾平凹、王强、余华、莫言、影虹、郭妮等大陆知名作家的作品，更是老早就出现大批繁体字版。

从台湾每月出版的新书报可见，有大量由大陆写手撰稿，将版权卖断给台湾，直接出版繁体字版的书籍。此出版类型以励志、成功心法、言情小说与租书店小说为大宗，辨识这类书籍并不困难，只要是作者栏的姓名不符合台湾命名惯例，不注明出生地、求学经历全都不明确交代，仅说任职“某大公司”、“某大学毕业者”，该书有九成九是大陆写手供稿之作品，这些书稿未必会在大陆出版。

台湾的出版社前往大陆寻求各种合作，大型知名出版社，主要是购买大陆畅销作家或畅销书的繁体字版权在台出版；中小型出版社(专营租书店或大众书)则是在大陆成立文稿工作室，由专人负责征稿收件审核，通过者才签约购买版权，甚至有少部分出版社专门出版大陆简体书之繁体版。另外像翻译权的购买、排版、打字工作外包给大陆的专门工作室的情况也不少。

拿掉了大陆因素，台湾的出版依然会存在，只是模样将会大大不同。

无论喜不喜欢，主观情感上能不能接受，台湾的出版界与出版品，从来不曾摆脱过大陆而独自存在。

1949～1987——不能戳破，暗藏对岸的台湾出版界

1807年，台湾总兵官武隆阿曾刻印活字印《圣谕广训注》，是台湾最早的出版纪录。台湾第一家印刷机构则出现在清道光初年，台湾府的卢崇玉在台南设立的“松云轩刻印坊”。

邱炯友认为，台湾的中文出版史应从1949年算起，因为日本统治台湾期间，对中文书刊管制甚严、限制颇多，以学生作业本教科书为主，1937年开始推动皇民化运动后，中文出版完全禁止。

1945年8月29日，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辖下设有管理出版的“宣传委员会”、“编译馆”等组织。1945年12月，东方出版社在台分社成立，是国民政府接手台湾后所成立的第一家出版社，随后，大陆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正中书局、开明书局等陆续对台输入自家出版品或把其他大陆出版业者之书籍销往台湾。

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宣布戒严，加强对台湾出版品的管制，开始整肃出版，查禁《资本论》等宣扬社会主义思想之作品，以及所有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学者的作品。1951年颁布“管制匪报书刊入口办法”明定未经核准之大陆书报不准进口，且不准台湾出版业者出版大陆作者的作品。不过，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若因作者身份被查禁的书籍，台湾的出版社便悄悄地修改作者的名字，以躲过检查，像是费孝通就被改名为费通，他翻译的《文化论》才得以顺利出版，当时这样的例子还不在少数。

此后，国民政府还公布了一连串的新闻杂志图书管制办法，1950年代直到1987年台湾解严之前，因为政治上戒严，台湾的出版界，大抵为党公营色彩浓厚与大陆来台之出版社为主，出版宣扬“政令”及学术专刊(国民政府为了维系“道统”，大举奖励出版国学丛书，分赠海内外图书馆)。

另外，跟随国民政府来台的两百万军民中不乏文人思想家知识分子，这些读书人不甘寂寞，成立了一些专出语言学习与文学艺术作品为主的出版社，如张国兴的亚洲出版社、陈纪滢的重光文艺出版社、张道藩的文艺创作出版社，以及红蓝、明华、大叶、长城等出版社。

简言之，解严前的台湾，本土论述备受监控打压，出版界大抵由大陆来台人士主导，出版品也多由大陆来台人士撰写或编制，甚至不少出版品是出版社当年在大陆期间所编制，台湾的出版界其实深受“想象的大陆”影响。

解严之后——两岸交流，出版不落人后

如果说，解严前是政治力的干预，让“想象的大陆”影响台湾出版界的发展，那么，解严之后，政治力退出台湾出版界，思想界呼吁将焦点转向长年备受忽略的台湾本土，而台湾出版界也顺从社会舆论潮流，风风光光、热热闹闹地搞了十余年的台湾出版的本土化。不过，台湾本土化议题的崛起。顶多只让“想象的大陆”退烧，却没有削弱大陆的影响力，“真实的大陆”反而挟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与出版实力迅速崛起，以更为具体实际的市场经济的形式和台湾接轨。

1992年，两岸政策松绑，“新闻局”鼓励优良读物的金鼎奖中增列“大陆图书著作个人奖项”，正式宣告政府对大陆出版品的态度由查禁转向鼓励优质图书进口。

解严后的台湾出版界，一面研究台湾，出版台湾，另外一方面也积极引进大陆的出版品。台湾的阅读圈与出版界对大陆出版品的最先需求首先是学术的，而且是台湾长年缺乏第一手资料的马克思主义丛书。

早年台湾因政治因素，仅能出版批判马思思想之学术著作。解严后，马恩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原典纷纷渡海来台，像是马库色的《爱欲与文明》(南方，1988)、《单向度的人》(南方，1988)、《美学的面向》(南方，1987)、《当代社会的攻击性》(南方，1987)，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结构群，1989)、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谷风，1988)等。

前台大社会系教授叶启政说，“这些年来，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岛内颇为流行，尤其是年轻一辈的学子竞相学习，坊间也因此充斥形形色色带左的书籍，数量已经多到可以掏光一个学子口袋的买书预备金。”

此波马恩丛书出版热的高峰，当属1990年郝明义在时报策划的“近代思想图书馆”系列，推出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全译本，此后虽然陆续仍有马恩丛书出版，例如唐山的新马克思主义丛书、桂冠的新知系列、当代思潮丛书系列、远流的新马克思主义经典、新知丛书，但迟至1990年末，因着612大限降临，台湾加入版权公约协议，翻译书制作成本大幅上升，大陆简体字图书进口方便，价格低廉的第一手马恩研究书籍大量进口，直接冲击台湾早些年出版的马恩丛书的出版社与书籍销售，图书纷纷绝版。相关出版社也纷纷关门歇业，此后马恩丛书在台湾不复见解严后的热潮。

虽然马恩思想丛书在台湾虽然只流行了一段时间，但大陆出版品在进入2000年之后，对台湾出版界的影响却是有增无减，而且逐渐从高教学术领域转往一般社会书，从商管、理财、励志、文学、生活风格、童书，到字典、百科、历史、国学、哲学，无一不见大陆作家与出版品的身影，且合作模式更加多元，奠定了当前两岸出版合作的主要模式。

居安当思危——学术书开放进口的影响

都说出版反映社会，当前两岸关系从过去八年的疏离转为友好的同时，台湾的出版市场上出现更多来自大陆的出版品，出版的类型与数量都远远超过以往，自然不令人意外。不过，台湾一般图书市场的大陆出版品热潮是否能够延续，却还是个问号。

当年台湾的社科人文学术出版界因着两岸关系趋缓，着实热闹了好一阵，台湾的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大陆学者翻译、撰写的学术专书，且深受市场好评，桂冠图书的老板更是大手笔聘请学院教授前往大陆，商谈好几百册的超大型出版合作计划(后来部分落实于新知与当代思潮两个系列)，由大陆学者提供翻译初稿，台湾学者润饰后，在台出版繁体版。

只不过，社科人文学术出版的风光荣景却随着简体书的开放进口而迅速瓦解。未来，若政府决定全面开放大陆简体书进口，不再局限于学术研究领域的话，大陆简体书是否也会直接冲击台湾的一般图书市场?这个问题值得台湾出版业者深思。